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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与文革大起底（352）/红卫兵登场（35）

【接前】这是毛泽东在新中国成立后第一次穿上军装，出现在公众面前。关于毛泽东为什么要穿军装，有各种各样的解释，其中一个原因，就是表示他要拿出井冈山时代的勇气，重新投入一场新的革命，

张辉灿还回忆说：【毛主席看到沸腾的红卫兵，又走下天安门城楼，走进人群如海、红旗如林的天安门广场的群众队伍之中，不断地向群众招手致意。很快，主席被紧紧地围在人海之中，也就出现了被挤伤、压伤的险情！中央警卫团和北京卫戍区的部队，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才在人海中开辟出一条人墙通道，护卫着主席安全地返回了天安门城楼。】

另据参加这次会见的卜大华回忆说：【我们的人分成两部分，一部分参加游行，一部分上观礼台。过了不久，就听金水桥那边一阵骚动，毛主席下来了，但走到下边就走不动了，人们都把他围住了。毛主席就地坐下来，警卫也很麻烦，就劝他回去了。

过了一会儿，北京卫戍区一个姓白的副政委，把我和彭小蒙找去说：“刚才主席出来，要到群众中间去，但是很不方便。于是，主席改变主意，邀请红卫兵上天安门。”

等了一会儿，总理来了，他说：“等会儿主席要来和大家见面，但有一条纪律，不要和主席握手，主席的手已经握肿了。主席73岁了，我也68岁了，主席一夜没睡觉，我希望大家能够体谅，不要和主席握手。”

我见到主席的第一眼，感觉主席太老了，他的头发茬子全是白的，虽然神采奕奕，脸很红，但是头部都是白的，这跟我想象的不一样，比我想象的要老得多，而且还显得很疲惫。那天在天安门上，我站在主席和总理中间，林彪、康生、陈伯达都在旁边。我站在跟主席最近的地方，也没有跟主席握手，我们是很守纪律的。有人说我们和主席握了手，一个星期都不洗，根本没有那种事，根本就没跟主席握手。

没有和主席握手，的确很遗憾，这也说明我们是守纪律的。但也有很多人不遵守纪律，和主席握手了，还有三个人冲到主席的休息室里去了。我们从天安门下来后，还对着站在天安门城楼上的毛主席，喊了好几句口号。大家回去以后都很高兴，是喜出望外，有个同学说：“我们见了毛主席了，再也不能有私心杂念了！”】【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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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与文革大起底（353）/红卫兵登场（36）

【接前】参加这次会见的红卫兵宋彬彬（开国上将宋任穷之女）也回忆说：【8月18日那天，学校的队伍很早就到达了天安门广场，听到广播中说让一些学校派人到天安门城楼下集合，到了天安门前，我们才知道是要上城楼。那时，毛泽东等多位国家领导人已在天安门城楼上，被邀请登上城楼的中学生有千人之多，学生中胆子大的都去给中央领导人戴红卫兵袖章。当时，我旁边站着公安部长谢富治，他原来跟我父亲在一起工作，也认识我。我问他：“我能不能去给毛主席献袖章？”初二年级的一个同学也说要去献红领巾，谢富治同意后我俩就过去了。

毛主席并不认识我们，他问我：“你叫什么名字啊?”我说叫宋彬彬。

毛主席问说：“是文质彬彬的彬吗?”我说：“是。”毛主席又说：“要武嘛。”】

后来有人把毛泽东说“要武嘛”，解释为毛泽东要挑起武斗，这是断章取义的说法。因为毛泽东在早年的《湖南农民运动的考察报告》中说过这样一段话：“革命不是请客吃饭，不是做文章，不能那样雅致，那样从容不迫，文质彬彬。”另外，毛泽东又给女民兵题诗说“不爱红装爱武装”。因此宋彬彬的名字，让毛泽东觉得她这样的红卫兵小将，名字太缺乏革命的气魄，所以说“要武嘛”。这与毛泽东提倡武斗，并没有直接的联系。

其实毛泽东多次明确作出过反对武斗的指示，1966年12月27日，毛泽东给周恩来写信说：

【恩来同志：最近，不少来京革命师生和革命群众来信问我，给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和牛鬼蛇神戴高帽子、打花脸、游街是否算武斗？我认为：这种作法应该算是武斗的一种形式，这种作法不好，达不到教育人民的目的。

这里我强调一下，在斗争中一定要坚持文斗，不用武斗，因为武斗只能触及人的身体，不能触及人的灵魂。只有坚持文斗，不用武斗，摆事实，讲道理，以理服人，才能斗出水平来，才能真正达到教育人民的目的。

应该分析，武斗绝大多数是少数别有用心的资产阶级反动分子挑动起来的，他们有意破坏党的政策，破坏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降低党的威信。凡是动手打人的，应该依法处之。请转告来京革命师生和革命群众。】

毛泽东后来还说：【斗争要文明些，我们是无产阶级专政，要高姿态，要高风格。北京街头上标语水平不高，到处都打倒，砸烂狗头。那有那么多的狗头，都是人头，这样搞群众很难理解。搞喷气式飞机照相片，登报贴在大街上，被外国记者搞走了。要将斗争水平提高，现在的水平太低。

斗倒斗臭要在政治上斗臭，要对后代进行教育。不然他们将来掌权了，也这样干，这就太简单化了。他们认为这样斗臭了，还有把别人生活上的问题摆出来，也叫斗臭了，我看不合适，主要是政治上斗臭。】【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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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与文革大起底（354）/红卫兵登场（37）

【接前】1966年8月12日，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闭幕，刘少奇由第二位跌落到了第八位，中共第二把手换上了毛泽东最为信任的林彪。当时很多中共高官认为，毛泽东发动文革，目的就是要拿掉刘少奇，换上林彪。这些高官想：现在刘少奇拿掉了，林彪上来了，毛泽东应该心满意足了，文革也就应该结束了。

可是事情与众高官的想法相反，刘少奇拿下来之后，毛泽东仍没有结束文革的意思。那么毛泽东继续搞文革究竟想干什么？目的又是什么呢？众高官都搞不清楚毛泽东的意图，只得纷纷猜测。当时任国家建委主任的谷牧回忆说：“在文化大革命运动初期，党内绝大多数高级领导干部都处于一种‘很不理解’的状态，我们这些人都是如此。”

周恩来当初也是这么想，认为刘少奇下台之后，文革这场运动就算是结束了，中共又重新团结起来了。这也是周恩来同意毛泽东拿掉刘少奇的最大原因。可是在刘少奇拿掉之后，毛泽东对文革的热情不但没有收敛，反而更高涨了。那么毛泽东究竟想要干什么呢？周恩来只好费尽心思去猜测。当时周恩来认为，毛泽东继续搞文革的目的，可能是想搞一次思想教育性质的“灵魂深处”闹革命，以为文革的重点是“思想教育”，完全没想到毛泽东搞文革的目的是“夺权”。

1966年8月14日，周恩来会见波兰大使，对方问起中国搞文革的目的，周恩来解释说：【这次文化大革命是社会主义教育运动自然发展的结果，把旧社会遗留下来的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破除掉，建立新思想、新文化、新风俗、新习惯。过去我们在农村进行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现在由农村发展到城市。】

周恩来这里说的“过去我们在农村进行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指的是1964年开始在农村搞的“四清运动”。“四清运动”的正式名称是“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所以周恩来认为，毛泽东这次搞的文革，就是把农村的四清运动延伸到城市，就是“城市社会主义教育运动”。

因此，周恩来把这次文革的目的，理解为“破除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和“建立新思想、新文化、新风俗、新习惯”，这也就是所谓的“破四旧”和“立四新”。在稍后的8月18日，也就是毛泽东第一次接见红卫兵的天安门大会上，周恩来发表讲话说：

【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我们要大破资产阶级思想，大立无产阶级思想，也就是大立毛泽东思想。我们一定要高举毛泽东思想的伟大红旗，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把社会主义的中国建设成为无产阶级的铁打江山。】

林彪当初也认为刘少奇下台之后，文革就可以结束了。林彪在刘少奇自我批评后，还主动跟他握了手。然而毛泽东在拿掉刘少奇之后，还继续大搞文革。这时，林彪也把毛泽东继续搞文革的意图，理解为“破四旧”和“立四新”。在8月18日的毛泽东接见红卫兵大会上，林彪发表讲话时也说：

【我们要大破一切剥削阶级的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要大立无产阶级的新思想，新文化，新风俗，新习惯，一句话，就是要大立毛泽东思想。我们要让亿万人民掌握毛泽东思想，让毛泽东思想占领一切思想阵地，用毛泽东思想来改变整个社会的精神面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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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与文革大起底（355）/红卫兵登场（38）

【接前】后来有人说，林彪在1966年8月18日的红卫兵大会上，讲话中提出要“破四旧”，于是红卫兵就响应林彪的号召，到处搞砸文物的“破四旧”，这有点“冤枉”林彪了。其实在林彪讲话之前，包括周恩来在内的不少中央领导人，都讲过文革要大搞“破四旧”。因为很多高官是“英雄所见略同”，都误以为毛泽东搞的文革，是要搞一场思想教育运动，就是“破四旧”和“立四新”。他们当时大多认为，文化大革命就是“破四旧”，等“破四旧”搞完了，文革也就结束了。

不过当时中央领导人提出的“破四旧”，也就是旧的“思想、文化、风俗、习惯”，这些都是精神上的东西，并不是物质上的东西，“破四旧”的本意是进行思想上的革命。可是思想上的革命，谁也看不见，于是红卫兵就要把这场思想革命，进行“可视化”，变成人们看得见的革命。

能够看得见的“四旧”，第一就是街道商店的名字，这都是旧中国遗留下来的东西。于是王府井改成“东风路”，长安街改为“东方红大街”，瑞福祥绸布庄改为“立新绸布店”，协和医院改为“反帝医院”，颐和园改为“首都人民公园”，天桥剧场改为“红卫兵剧场”等等。甚至连生活用品也改名，洋火改为火柴，洋白菜改为圆白菜，西红柿改为鲜红柿，黄瓜改为青瓜（“黄”有黄色下流的嫌疑）。

第二种看得见的“四旧”，是人们穿的服装，发型等。细腿裤、尖皮鞋、连衣裙之类，统统被认为是“旧风俗”，烫发，大背头也是“旧风俗”，于是红卫兵拿剪子上大街，看到细腿裤就剪开裤口，尖皮鞋剁掉尖头，烫发的当街改发型。还有口红、香水等，也都是资产阶级的四旧，不许卖了。

红卫兵这么搞了几天下来，大街上的“四旧”都破完了，什么细腿裤、尖皮鞋也都藏到家里不敢穿出来了。于是红卫兵想到抄家，掏“四旧”老窝。红卫兵一抄家，还真的抄出来很多“四旧”。有些“四旧”，甚至可以作为反革命的物证。比如抄出来的旧房契、旧地契，不就是当时宣传中的“变天账”吗？抄出来的国民党发的委任状、国民党时代的钞票，不就是盼着国民党杀回来吗？红卫兵看来，这些人就是传说中的“阶级敌人”。

本来红卫兵抄家，是为了“破四旧”，到家里去抄封资修的“四旧”，没想到抄家还发现了很多“阶级敌人”，这就更鼓励红卫兵们去抄家了。一时间全国抄家成风，成为后来红卫兵最被人诟病的事情之一。

第三种看得见的“四旧”，是庙宇等旧建筑、旧文物。可是这些东西都是国家财产，有专人看护，红卫兵刚开始还不敢动手。不过很快红卫兵就对抄家这样的小打小闹感到不过瘾了，他们要干大的，于是大规模地打砸古建筑、古雕塑等事情发生了。

周恩来特别关注破坏文物和古建筑的事情，特别下令军队出面，保护了故宫等著名古建筑。但一些不太著名的古建筑，就损毁非常大了。周恩来在保护古文物的同时，又怕有人给他扣上一个保护“四旧”帽子，于是周恩来把自己在中南海居住的西花厅，改名为“向阳厅”，以此来表示他也是支持“破四旧”的。【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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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与文革大起底（356）/红卫兵登场（39）

【接前】毛泽东要发动平民红卫兵，更需要一种谦虚和平易近人的态度。因为毛泽东知道，平民最反感那种高高在上的官架子，要赢得平民的心，就不能摆官架子。

1966年8月18日，毛泽东第一次接见红卫兵的大会，本来预定上午7点30分召开，可是毛泽东事先谁也没告诉，早晨五点钟就来到天安门上了观礼台，独自接见红卫兵。按照官场的惯例，毛泽东的地位最高，应该最后出场的，可是毛泽东却打破了这个显示官场地位和身份的惯例，大大早于其他领导人，第一个来到现场接见红卫兵，表现出他的谦虚和平易近人的态度。而且这天中，毛泽东始终坚持在天安门城楼上整整6个小时，而不是象征性地向大家招招手就走了，这样更加赢得了平民们对他的亲近感。

在八次接见红卫兵中，毛泽东都没有讲话。有些人误以为毛泽东对红卫兵讲过这么一段话：【世界是你们的，也是我们的，但是归根结底是你们的。你们青年人朝气蓬勃，正在兴旺时期，好像早晨八、九点钟的太阳，希望寄托在你们身上。】毛泽东的这段话，其实是在1957年11月17日，他访问苏联的时候，对莫斯科大学的中国留学生们讲的，文革中只是把毛泽东的这段话再次拿出来而已。

毛泽东不对红卫兵讲话，也是一种策略。因为那时毛泽东的话，已经被林彪捧为“一句顶一万句”，如果毛泽东对红卫兵讲了话，万一其中有一句不太恰当的话，也会马上成为“一句顶一万句”的最高指示，想修改都无法修改了。所以毛泽东不讲话，就可以避免万一讲出不恰当的话，给自己留下大麻烦。

据参加8月18日接见红卫兵大会的解放军总参谋部参谋张辉灿回忆说：【天安门楼上楼下，两种气氛反差很大。尽管广场上红卫兵不时地沸腾起来，都不能改变在城楼上的党政军高级领导人的愁容。就我所见，这天情绪最忧闷的是刘少奇、陈云和贺龙元帅等。刘少奇远远地站在毛主席东边，不言不语，红卫兵给他戴“红卫兵”袖章时，他什么也没有说，只是用右手往下扒拉，红卫兵只好作罢。刘少奇站累了进城楼正厅歇息时，这时毛主席已先他进入正厅歇息，坐在靠东墙的沙发上看报。刘少奇从毛主席的面前进入正厅，坐在靠北墙的沙发上，两人相距不到2米，可是谁也未开口说话，彼此也未打招呼，未点头示意。】

不少人会感到意外，刘少奇不是毛泽东要打倒的对象吗？他怎么也跟毛泽东一起上天安门接见红卫兵呢？其实刘少奇上天安门，并不是毛泽东的本意，而是周恩来安排的。【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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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与文革大起底（357）/红卫兵登场（40）

【接前】八届十一中全会后，毛泽东本意是让林彪主持中央政治局的日常工作，但林彪仅主持了几次会议之后，就借口身体原因，不再管事了。这样一来，中央日常工作就落到了周恩来身上。此后周恩来开始主持召集“中央碰头会”，这实际上就是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

林彪是主动放权给周恩来的，毛泽东虽说不满意，但也拿林彪没办法。这样一来，中共的体制，又回到了1949年以前的情况，毛泽东是第一把手，周恩来是实际上的第二把手。但不同的是，在1949年以前，毛泽东和周恩来两个人的奋斗目标是一致的，所以两人可以团结合作。而这次，他们两个人的奋斗目标不一致了，自然也就无法团结合作，必然发生矛盾冲突。以前有刘少奇夹在中间，周恩来还可以避免与毛泽东的直接冲突，而现在，周恩来就必须直接面对毛泽东了。

前面说过，文革的第一个阶段是1966年5月到7月，这个阶段是刘少奇的工作组控制局势；文革的第二个阶段是1966年8月到10月，这个阶段是高干子弟的老红卫兵控制局势；文革的第三个阶段是1966年11月到12月，这个阶段平民红卫兵和群众团体开始主导了局势；到1967年1月以后，文革才真正进入夺权阶段。

在文革的前三个阶段，毛泽东与周恩来的关系还是比较良好的，直到进入1967年1月的夺权阶段以后，两人的关系才开始恶化。但即使是在前三个阶段，毛泽东与周恩来依然存在不小的分歧。在这段时间，毛泽东要对文革“升温点火”，而周恩来要“降温灭火”，所以在这段时间内，毛泽东与周恩来的分歧，就是围绕着“点火”与“灭火”展开的。

毛泽东八次接见红卫兵，周恩来都是总指挥。毛泽东要在利用接见红卫兵大会来点火，而周恩来却要给毛泽东点的这把火上，泼上一些冷水。周恩来的泼冷水方式之一，就是让刘少奇这个毛泽东要打倒的人，和毛泽东一起登上天安门接见红卫兵，向红卫兵显示刘少奇仍旧是党的领导人，以增加打倒刘少奇的难度。

毛泽东亲自向周恩来明明白白地交过底，要拿掉刘少奇，可是周恩来装糊涂，违背毛泽东的意愿，安排刘少奇出席所有公开的重大活动。在毛泽东八次接见红卫兵中，周恩来每次都安排刘少奇出席接见，报纸上也刊登刘少奇参加接见的照片。当刘少奇一个人出现在天安门城楼上时，下面的红卫兵不明真相，曾经高喊：“刘主席，我们要见毛泽东。”【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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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与文革大起底（358）/红卫兵登场（41）

【接前】周恩来主持中央日常工作之后，马上开始给毛泽东泼冷水。8月24日，周恩来组织人制定出一个国务院搞文革的《十条意见》。周恩来在《十条意见》中，提出“加强党对运动的领导”，“注意保护国家机密”，“对一部分干部‘烧’到一定程度后要注意保护”等等，这些都是给运动泼冷水的东西。周恩来把《十条意见》转给中央文革小组组长陈伯达，并亲笔批示说：“这件很好，我注了几条意见，如蒙同意，请送主席、林彪同志核阅，并请主席批示。”

毛泽东马上否决了周恩来的《十条意见》，说：“一条也不要，何必十条。已经有《十六条》嘛！”《十六条》是不久前的八届十一中全会上发出的文革实施办法。

周恩来对毛泽东的战略是“以柔克刚”，毛泽东否决了他的意见，他并不生气，也不气馁，而是在妥协中继续坚持。8月28日，周恩来又向毛泽东谈困难，说外地学生来北京已有十几万人，住房很紧张，建议暂缓红卫兵到北京来串联。

毛泽东又把周恩来的建议驳回去，说：“让他们统统来。有人说没有房子住，哪里没有房子住，房子多得很，这是借口。文化大革命的时间，看来到年底还不行，先搞到春节再说。”

毛泽东的脾气就是这样，你越说不行，他偏要这么干。周恩来只得使用战争动员的紧急手段，动员中央国务院各机关部门，以及北京的工厂都来搞接待，安排各地来北京串联的红卫兵的吃住问题。连中南海也成立了接待站，一度接待了1万多名红卫兵入住中南海。

8月31日，周恩来又起草一份中央通知，准备下发到县团级。《通知》主要强调：“在运动中，对于党和国家的要害、机密部门和单位，必须坚决进行保护”。周恩来在《通知》上亲笔批示：“提议照发，请主席、林彪、康生、富春、江青核阅。”

《通知》送到毛泽东那里，毛泽东却做出了相反的批示：“此件不发。”因为毛泽东明白周恩来是在借着“要害部门”的借口，来给这场运动泼冷水。一旦开了这个口子，很多单位都可以借口是“要害部门”，来躲过文化大革命。

9月2日，周恩来再次起草《有关红卫兵的几点意见》，主要精神是：“红卫兵要学习解放军，把红卫兵建设成为一支具有社会主义觉悟和严格组织性、纪律性的战斗队伍。”

周恩来的《有关红卫兵的几点意见》，仍然被否决了。因为毛泽东知道，如果把红卫兵建成解放军那样有组织有纪律的队伍，坚决服从党的领导和命令，那么红卫兵就不可能造反了。

尽管屡屡遭到毛泽东否决，周恩来却以顽强的韧劲，屡败屡战，继续坚持提出意见。9月4日，周恩来又根据新疆的告急情况，提出建议：“劝阻外地学生不要进入新疆边界地区串连，已去的外地学生应离开。”这次毛泽东终于同意了周恩来的建议，批示：“照发。”【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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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与文革大起底（359）/红卫兵登场（42）

【接前】在中共党内，周恩来与毛泽东是老对手了，他们两人的历史可以说是“一边合作，一边斗争”。从1966年8月拿掉刘少奇之后，周恩来与毛泽东的关系中，“合作”的成分越来越少，而“斗争”的成分越来越多。周恩来是很精明的政治家，他与毛泽东的斗争，不是采用“硬顶”，而是采用“软挡”。

刘少奇与毛泽东的斗争，基本上是“硬顶”，毛泽东要发动红卫兵，刘少奇就要压制红卫兵，所以与毛泽东发生正面的冲突。而周恩来的策略不同，他为了避免与毛泽东发生正面冲突，周恩来并没有“硬顶”，而是采取两个“软”策略来对抗毛泽东。一方面，周恩来利用一切机会给红卫兵运动泼冷水，试图使红卫兵运动降温；另一方面，周恩来也与毛泽东“争”红卫兵，争取人心，试图把红卫兵争取到自己这一边来，成为支持自己的力量。

在争取人心方面，周恩来是高手，一点不比毛泽东逊色。1966年8月22日，周恩来到清华大学参加万人大会，在周恩来讲话的时候，天开始下大雨，但周恩来仍在雨中坚持讲话。在场的群众高呼“给总理打伞！”

周恩来推开给他打伞的学生，继续淋着雨说：“今天风大雨大，毛主席教导我们，要在大风大浪中锻炼！你们给了我一个红卫兵的臂章，我就要和你们一样，在大风大浪中锻炼。”

周恩来的这句话，马上引起长时间的热烈鼓掌，大家高呼“毛主席万岁！”。这里的“毛主席万岁”，实际上是对周恩来喊“万岁”的。

周恩来继续说：“我很想早一点来到你们这里，但工作不能让我常常到你们这里，这不是我不愿意来。因为我来到你们中间，你们这样的热情，这样的勇敢，这样的敢闯、敢干，誓死保卫我们伟大的毛主席，这样的精神使我感动，我愿意到你们这里来学习。因为到你们中间来，不仅使我年青了，而且使我的革命干劲更大了！”

周恩来的话，马上又引起一阵热烈鼓掌，众人又高呼“毛主席万岁！”。这些“万岁”也都是向周恩来喊的。

周恩来很清楚，一个政治家演讲的好坏，不仅要看演讲的内容，同时也要看演讲时的表演。在这方面，周恩来可以说是中共高官中最出色的演讲家。在清华大学的这次演讲后，大家对周恩来讲了些什么话，可能很快就忘记了，可是周恩来在大雨中的“表演”，说“我要和你们一样在大风大浪中锻炼”，却让每个人成为难以忘怀的记忆。【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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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与文革大起底（360）/红卫兵登场（43）

【接前】1966年8月25日，北京市西城区的中学生红卫兵，发起成立了第一个跨校的联合性红卫兵组织：“首都红卫兵西城区纠察队”，简称“西纠”。“西纠”的主要成员都是高干子弟。周恩来很快表示对这个跨校的红卫兵组织“西纠”予以支持，并通过当时的国务院办公厅主任周荣鑫，为“西纠”提供房屋、电话、交通工具和印刷设施等，试图使“西纠”在一定程度上听从周恩来的指示，成为周恩来的力量。

据“西纠”成员刘辉宣回忆说：【当我们西城区红卫兵的核心力量出现在文革舞台上的时候，我们与海淀区红卫兵的背景有一个很重要的不同。如果说毛主席的光辉强烈地照射着海淀区红卫兵，那么在西城区红卫兵，则一直有一个人的身影在浮动，这个人就是周总理。”

“周总理的办公室主任周荣鑫与西纠建立了联系，拨了一个办公地点，作为纠察队的总部。在这一段时间里，纠察队处理了不少保护老干部和维护秩序的事情。在所有这一切的事情中，都可以看出周总理的影响。纠察队的头头们，眼睛盯着总理，耳朵听着总理，猜测着，揣摩着，分析着，力图跟上总理的思路，只要总理有一点意思就直接出手，处心积虑想要帮助总理去做一些什么。当时手边有这样一支可以直接影响文革运动的力量，对于四面楚歌的总理又是多么宝贵！】

1966年8月27日，北京大学生红卫兵，也发起成立一个跨校的联合性红卫兵组织：“首都大专院校红卫兵司令部”。因为它是第一个跨校的大学生红卫兵联合组织，也称“第一司令部”，简称“一司”。“一司”的主要成员也都是高干子弟，总指挥汪延群是汪东兴的女儿。

8月27日，“一司”在北京体育馆召开成立大会，3000多人参会。谁都明白，这个跨校的红卫兵联合组织，将成为一支巨大的力量。因此，江青亲自出席了“一司”成立大会，并发表讲话，她说：

【红卫兵同学们，你们好！我们今天几个人正在开会，听说你们成立了红卫兵司令部，我们就停止会议，前来庆祝你们！】

会场马上响起一片热烈鼓掌，众人高呼“毛主席万岁！”。这个“万岁”也是喊给江青的，可见文革初期，江青还是很会“收买人心”的，当然后面离不开毛泽东的指导。

江青接着说：【我是个人参加你们这个大会的，我没有来得及征求文革小组的意见，但我相信我们文革小组是支持你们的。最近，你们干了许多好事，干得好！对不对？】【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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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与文革大起底（361）/红卫兵登场（44）

【接前】会场上众人高喊：“对！”，然后又是一阵热烈鼓掌。江青继续说：【目前你们组织起来，联合起来，还要把中学的红卫兵也组织起来，联合起来，这样才能成为一个战斗的部队。我们一块来的都是军队的同志，这是杨成武同志、刘志坚同志、谢富治同志，都是军队的。我们建议杨成武同志、刘志坚同志做你们的辅导员。作为一个建议，你们讨论讨论好不好？】

江青讲话的关键，是试图给“一司”塞进两个辅导员，以使“一司”可以能够听从中央文革小组的指示。

江青拉拢“一司”的红卫兵，周恩来当然也不能放过。当晚，周恩来在劳动人民文化宫接见1000多名“一司”的红卫兵代表，周恩来讲话说：

【红卫兵同志们：党中央非常关心你们，林彪同志关心你们，毛主席关心你们。我们有责任帮助你们，所以想在劳动人民文化宫建立红卫兵联络站，我们来就是帮助你们建立联络站。不光成立总站，还要成立分站，给你们干革命的方便。给你们架专用的电话线，准备交通工具和吃住。】

周恩来说到“党中央”、“林彪”、“毛主席”关心你们，但没有提到中央文革小组，因为这时他与文革小组是在“竞争”拉拢红卫兵组织。周恩来利用自己掌握财物的权力，拨给红卫兵组织办公场所，提供电话，吃住等物质支持。这个物质上的支持，比江青的口头支持，显得更有吸引力。

周恩来又说：【红卫兵，中学也好，大学也好，都是解放军的后备军嘛！我虽然退伍了，一旦打起仗来，我还要穿上军装，毛主席是最高统帅，他要我到哪里去，我就到哪里去。我搞政治工作，不是兵啦，但你们叫我当老红卫兵，我就有发言权了，还得听我的。】

周恩来讲话的关键，是说“我也是老红卫兵，你们还得听我的”，这样就试图使“一司”这个红卫兵组织，听从周恩来的指示。周恩来与中央文革小组“竞争”拉拢红卫兵组织的情况，一直在文革期间持续。

1966年9月5日，在毛泽东的主张下，中共中央发出《大串联的通知》，特别指出：“免费乘坐火车”、“在北京期间的伙食、住宿由北京市免费提供”。这样的“优惠条件”，势必引起全国的红卫兵纷纷涌入北京大串联，这样就有可能引发不可预测的大骚乱。为此，周恩来是非常反对大串联的，可是周恩来也无法阻止毛泽东发出大串联的通知，他能够做的，只是给大串联“泼冷水”。【待续】

*****下接《毛泽东与文革大起底（36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