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Taylor Branch：劈波蹈海——MLK三部曲之一 -- 万年看客

士兵们一旦投入部署，那么想要让他们停下来远比一开始动员他们更加困难。校园当中嘲弄梅瑞狄斯的声音以及破坏行为销声匿迹后很久，新的部队还在逐渐抵达，最后总共来了差不多两万名士兵——相当于牛津镇人口的三倍。海军也来了，空军也来了。10月11日晚上至少有一万名士兵收到暴乱警报之后集结出动，将事发地点团团围住，结果却发现所谓的事发地点其实是密西西比大学某姐妹会总部，所谓的暴乱也只是即将订婚的男青年在姐妹会的门廊里为准未婚妻唱情歌而已。一般来说总要在男友面前维持端庄形象的女生们被搅局的士兵们气得破口大骂，忙着躲避石块的士兵们听到这些言辞都忍不住偷笑。士兵们都很擅长在沉闷的环境当中找乐子。他们把自己的帐篷命名为“安德森村”和“三K党总部”，还在营地厕所门口挂了一块很大的标志牌，上面写着“州长宅邸”。

这次事件的政治后果致使军队长期驻扎在了密西西比大学，因为无论是将军或政客都不想被别人认为巴内特州长的狂怒吓退了他们。密西西比州政府的全体官员都站在州长一边，谴责本次暴乱完全是“好战的士兵们”以及其他联邦入侵者引起的。伊斯特兰参议员控诉法警们“挑衅了学生们和其他人”。副州长约翰逊私下里向伯克.马歇尔抱怨道，催泪瓦斯“影响了我的肺和嗓子，医生还说我的肺部出现了血块。”密西西比州参议院通过了一项决议，表达了“针对肯尼迪政府及其傀儡法院完全、彻底、十足的蔑视”。拉法叶县大陪审团起诉法警总指挥麦克沙恩挑起暴乱。密西西比州立法机构的官方报告充斥着自哀自怜之情以及对于社会美德遭受践踏的愤慨，控诉法警们对密西西比大学的学生们施加了“有预谋的人身折磨”以及其他暴行。这份文件引起了肯尼迪总统的注意，总统感慨道，就算如此恬不知耻颠倒黑白的报告恐怕有朝一日也会得到历史学家们的认真对待。与密西西比大学打交道的第一手经验让总统不禁开始怀疑自己在哈佛念书时的教授们是否可信。教授们声称内战之后来自北方的狂徒践踏了南方的圣洁土地。“我很好奇，”肯尼迪私下里对索伦森说，“我所学过的战后重建时期的各种恶行是否真有其事。”

尽管肯尼迪总统对于种族情绪影响历史观念的力量有着深刻的见解，但他本人依然自觉营造了新一轮的历史神话。为了照顾密西西比州的种族情绪，他下令驻扎在密西西比大学的部队当中不得有黑人士兵。此外他与巴内特州长不约而同地极力回避了梅瑞狄斯是黑人的事实。总统与他弟弟无视了巴内特的大多数诽谤。实际上他们还要求司法部最优秀的律师们想方设法避免收取巴内特和约翰逊应当负担的蔑视法庭罚款。肯尼迪兄弟这样做可能有着很有说服力的策略原因，比如他们不想重蹈宪法危机的覆辙，但这样的小手段却一直在诱使政府弱化密西西比大学危机的重要性与种族背景。

肯尼迪总统对密西西比大学危机做出的最有力政治回应就是将注意力转移到其他事情上。日后他几乎从未在公开讲话当中提到这件事，也没在非正式访谈中显露出他在回顾并解释政治事件方面人尽皆知的天资。他定义新闻的能力让密西西比大学危机很快沦为了旧闻。士兵们一直低调地驻扎在密西西比大学，直到1963年夏末梅瑞狄斯拿到学位之后，最后五百位士兵才离开。时代的大气候帮忙掩盖了真相。如果暴乱发生得再晚一些，赶上“直播网络覆盖”的时代，假如密西西比大学的暴乱场景在肯尼迪总统发表全国讲话之前、期间以及之后同步登上电视屏幕，那么将必然会造成令人目瞪口呆的效果。人们要么会认为总统过分乐观，要么就会认为他能力不足。然而在现实当中，事件发生顺序的模糊不清成了总统的优势。总统看上去提出了理性的请求，暴乱则是摔在他脸上的野蛮回应。《纽约时代》甚至还报道说肯尼迪在演讲中“非常用心地表达了乐观主义，而且确实清楚表明政府正在焦急等待着密西西比官员与人民的表现。”

密西西比大学危机致使各方面的人们都感到自己遭受了伤害。密西西比人和其他南方各州领导人对于这次入侵自然非常不满。之前挂彩的法警们伤愈之后回到了平常在监狱或边境地区的岗位上。肯尼迪的政治顾问们意识到，自己所有迎合密西西比的努力最终换来了无数南方车辆后保险杠上粘贴的反肯尼迪标语贴纸，上面赫然写着“联邦政府占领了密西西比”以及“肯尼迪的匈牙利”。这一点让他们更加坚定地相信推进种族融合无异于政治自杀。黑人领导人们无一例外地公开称赞肯尼迪总统采取一切必要步骤让梅瑞狄斯注册入学的决策，但胜利的感觉却很空洞。协进会当中独立处理梅瑞狄斯案件将近两年的律师们觉得自己被司法部的律师们推到了一边，因为司法部的律师们不仅抢走了他们的案件，还对梅瑞狄斯实施了人身监护。

至于马丁.路德.金则在私下里抱怨说肯尼迪总统无非是在告诫全国要板着脸孔遵守法律。肯尼迪的全国演讲提到了政府的负担与已经结束的计划和行动，却对自由、新开始以及新希望只字未提。相比之下，金却认为这次事件已经超越了他对梅端狄斯的认同，触碰到了他的核心信念，即人类可以跨越敌对的思维。这次事件的处理方式与处理结果直接关系到了能否减轻邪恶的侵染以及能否向人们展示正义在人世间得到实现的可能性。对金来说，做到这两点就等于领悟了上帝的存在。在这方面，金的道德信念足以让肯尼迪总统显得狭隘沉闷。从另一方面来看，金已经听到了太多关于密西西比州橄榄球传统的热情讨论——也读了太多密西西比州政府与肯尼迪政府之间的争论——以至于陷入了极度消沉。尽管金非常欣赏肯尼迪总统在现代社会得心应手的做派，但他知道肯尼迪和巴内特在很多方面都很相似，可他们两个人在这些方面却与自己大相径庭。金写道，牛津镇的表现“让黑人觉得自己就是白人政治棋局上的棋子而已”。金把自己的痛惜写进了基调暗淡的1962年工作评估，认为这是民权运动在国家政治层面上丢城失地的一年。民权运动已经不再是国内辩论的“主要问题”了。自从自由乘车运动以及肯尼迪政府发誓“我们将要行动！”之后，民权运动的气势就减弱了。金本人的气势也衰落了，因为他在奥尔巴尼未能发挥作用。他对政府的批评无疑反映了他的恐惧——他害怕无论自己呼喊的声音多么大，无论自己做出多大的牺牲，他仍旧不过是肯尼迪的政治汪洋当中的一块浮木，只能听任波涛的摆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