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借着《芳华》说点想法 -- 绝对不是白领

分别与马克思主义哲学，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和科学共产主义相对应，我的思想分为载体能动的哲学理论，人本主义政治经济学，和健全主义。

层次极元是载体的基本形式，因此，世界是多次元的，人生也是多次元的。

抑制激发是能动的根本形态，抑制激发的闭弦与开弦，构成了各种次元，原子分子就是典型的次元结构，因此，相对于以力为基础的规律逻辑，以能为基础的节奏，即是物质的属性，更是世界的本源。

多次元的世界，即使世界毁灭，肢体残缺，人也能找到可以寄存的次元，因此，健全在无论何种情况下，都是可以实现的，只不过是空间的范围，时间的长短不同罢了。

这种哲学基础，以及引申出来的健全主义，是我乐观的理论基础。

在社会方面，马克思根据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不同，将人类历史分为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共产主义社会。

我则以人为基础，将社会分为神本主义社会，资本主义社会，客体性人本主义社会，主体性人本主义。

中国的封建时代的外儒内法，秦始皇加孔子，就是一种客体性人本主义社会状态。

马克思的历史划分方法，是以时间为轴的，而我的划分方法，则是超越时空的，是彼此重叠的。

一个社会，既有神本主义，又有资本主义，客体性人本主义，和主体性人本主义，只是各自的比重不同。

人类的希望，在于增加主体性人本主义的比重，减少神本主义，和客体性人本主义的比重。

主体性人本主义，在经济领域的主要表现，就是有效需求，和消费能力。

在生产与消费，供给与需求的经济关系，更强调消费和需求。

例如生产成本，可以归结为地租，利息，原材料成本，工资，税费等等。

同样消费需求的支出，也可归结为地租，房租，利息，抚养成本，教育进修成本，税费等等。

要提高生产效率，就要降低生产成本，同样，要提高消费能力，则要降低不公平的支出。

无论生产，还是消费，能不能尽可能地降低地租和房租，以及其他各种成本支出，是经济活动良性运行的根本。

改开的成功，根本的原因就是中国的生产成本更低，那么，中国经济的持续增长，必然要从偏重出口，转型为偏重内需，那就必须要尽可能地降低不公平，不必要的消费需求支出。

近三十多年，中国人在日常的吃饭，穿衣，甚至出行方面并不是大头，而房子，抚养成本，医疗成本，教育进修成本等，则上涨的厉害。

因为房子，中国产生了严重的贫富分化，因此，不解决房子的问题，不能安居，不但会严重影响经济的发展，也可能造成社会动荡。

而过度的城市化，必然导致抚养成本过高，例如城市里的三代之家，如果只是男人上班，至少要抚养父母，妻子，儿子或女儿等四个人。即使不工作的家人有社会保障，政府的福利支出，最终还是会转嫁给实际工作的那个人。

在我看来，过度高等教育，过度城市化，过度消费信贷，过度社会福利，是西方社会陷入困局的主要原因。

中国要避免西方的四种困局，就必须基于公有制和中央集权，找到一种既然完善，又低廉的社会保障体制，这便是我经常讲到的新型保障公社，和流动的城乡一体化。

总体而言，人类社会发展到了今天，科学技术已经很发达了，生产与供给已经不是主要问题，需求与消费才更重要。

在这方面，也就是主体性人本主义经济，以色列的集体农业，新加坡的国有投资，都是很值得学习借鉴的。

人类的希望在哪里？中国的希望在哪里？

都在主体性的人本主义，更低廉，更完善的保障体制，更公平，更充足的就业机会，不再依附于神灵，不再依附于资本，权力，更多的人实现了自由而全面的发展，既有集中统一，又有个人心情舒畅。

在生产力发达的今天，无论是个人，民族，还是人类，最大的敌人都是自身，人不能扯着自己的头发，将自己提起来。就如当时的国民党，孙中山早就提出了平均地权，但分自己的地就是不行，到了台湾分别人的地，就做的很不错。文革前，毛主席说我们可以革别人的命，为什么就不能革我们自己的命，但革别人的命难，革自己的命更难，甚至不可能。

各种既得利益集团，以及盲目守旧的民众，不愿改变，不能改变，才是人类发展的最大桎梏。

希望永远是有的，健全无论在空间方面，还是时间方面，都是无极限的，人类永远在路上，感觉无路可走了，只是因为我们不肯走下去，或不肯一起走了。

在我看来，达萨兄的悲观，主要是太强调科技，太强调物质了，而我更强调人的主观能动性，和主体能动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