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中国革命的道路--论解放后两条路线的斗争》读后感一 -- Ryansh

统一派和左派的区别是：统一派把中国放在第一位，而左派是把社会主义道路放在第一位，在海外的统一派把不赞成他们对中国台湾统一看法的人都看成是独派。我们认定自己是左派，是认同中国的社会主义，我不认为领土应该属于哪个国家是决定事情的最重要关键。如果说台湾独立是纯粹考虑到这块土地上的人民的利益，我不会反对，甚至可以说是赞成的，但是问题在于在现今的政治环境下，台湾不可能独立于中国、日本或美国。在统独问题上左派常常被人说成不表态，这里顺便提一下我如何回答有关统独的问题，那是后来的事了，1996年我们参加了菲律宾的一个另类国际经济的会议，我去发表一篇批判台湾用加工出口作为发展经济的模式的文章，我批评台湾加工出口的发展目的是针对中国大陆的“开革开放”。听众有人问我是否赞成台湾跟中国统一，我回答说：“台湾的资本家已经跟中国大陆的资本家统一了，那么工人阶级也应该统一。”另外一次，是2000年后的事了，一次在大陆的一个大学演讲时，也有人问我这个问题，我回答说：“在台湾工人有罢工权，工人生病有健康保险，大陆的工人没有健康保险，为了工资或工作条件组织罢工是非法，你说从工人立场来说，台湾工人有什么理由想要跟大陆统一？” 总的说来对统一或独立的问题，我并不是从民族或是领土的观念出发的。

希松看到了我和许登源在《每月评论》上的文章，因此邀请我们去参加，我本来对这个会议的期待很低，猜想在这个年代可能有五六十人参加吧。没想到到场的有一千人，与会者占大多数的是德国马列党的党员，他们都是工人。另外就是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国家毛派共产党的领导人。会后出了一本论文集《毛泽东思想永存──纪念毛泽东诞辰一百周年文集（第一集）》我和许登源合写的另外两篇文章也被收集在这本书里，另外还编入了一篇我在大会上的演讲。

金：世界各地的毛派革命共产党最基本的共同点就是反对修正主义，他们跟中国共产党认同就是前面说到的从中国共产党公开批评苏联的修正主义开始到中国共产党在中国发起的文化大革命，就是在这个期间各国的毛派革命共产党纷纷从跟着苏联走的修正党独立出来，成立了毛派革命共产党。我的左派思想开始于对中国历史的了解到对中国的革命认同，之后随着中国的发展，特别是文化大革命时，中国共产党中的革命派跟随着毛泽东对资本主义的意识形态的彻底批判，和文化大革命期间的各种实际政策上的变革，像教育政策、卫生保健政策、工厂中工人治厂政策、服务工农的文艺政策和群众运动政策等等，对我都有极为深刻的影响，而且我对文化大革命的理解一步步加深是在中国的资本主义改革开放之后。所以我在思想上的成长和世界上其他各地的毛派是一致的。我跟各地的毛派共产党的联系还是在我参加了1993年在德国举行的“毛泽东百年诞辰－毛泽东思想研讨会”开始的。在那次会议之后我不断地写对中国社会主义的肯定和对资本主义改革批判的文章，这些文章的阅读对象也是我所遇到的各地的毛派。

金： 世界各地的毛派共产党开始组织起来就是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反对苏联的修正主义，从50年代苏联与中国对共产运动的争论开始，到中国1966年的文化大革命。世界各地的毛派共产党组织了起来。它们反对修正主义所倡导的与帝国主义“和平共存” 。它们要在它们自己的国家内进行革命，推翻资产阶级政权，实行独立自主的社会主义。在发展中国家这些毛派共产党根据它们自己的客观条件作分析，因为许多发展中的国家还是属于半封建、半殖民的情况，因此革命最初的性质可能跟中国一样，是要在新民主主义革命下进行土地改革，取消地主阶级。之后，再进行社会主义改造。它们在革命策略上当然就是工农联盟，在我所到过的国家中，毛派共产党或毛派组织之下都有工人的群众组织、农民的群众组织、妇女群众组织等等劳动人民的群众组织。

在各地的毛派共产党或毛派组织是跟随着中国共产党反对苏联修正主义起来的，但是在1979年中国共产党走上修正主义之后，这些革命组织和政党就起来反对中国共产党的修正主义。1993年的“毛泽东百年诞辰－毛泽东思想研讨会”就是各地的毛派共产党和毛派组织在对中国经过了十几年的观察后，确定了中国已经走向修正主义之后，把思想武装起来起来下决心反对中国的修正主义。从这一点来看，这些毛派政党和组织在反对苏联修正主义的过程中成长起来后，变成了有批判能力、有战斗能力的组织，在1979年之后他们可以站起来反对中国修正主义。

更重要的是，我不认为中国的社会主义实践是失败的，当我们用心分析和认识中国解放后三十年社会主义的发展，我们的结论会是：30 年社会主义发展是非常成功的，完全不是像资产阶级所宣传的，说社会主义是失败的。中国社会主义发展的三十年（其实只有 20 年，因为前 10 年还是从战争恢复时期）不论从提高生产力（农业、工业、交通、通讯和生产技术）来说，或者是从普遍地提高大多数人民的生活水准和品质来说，包括对人民基本生活的保障和对健康、教育、文化各方面的提高，都是极为成功的。同样重要的是，在这 30 年里，中国坚持反抗帝国主义，争取到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政治、经济和文化。因此，我们可以得出一个结论，那就是毛主席告诉我们的，在二十世纪，国家的发展和人民的解放，只有在坚决反抗帝国主义的干涉才能完成，毛主席所说的，同样适用于 21 世纪的今天。另外的一个结论，就是中国的实践证实了，只有无产阶级有坚决反抗帝国主义的决心，而资产阶级总是贪图要从帝国主义那边拿到些什么，拿到资金？还是拿到技术？在由中国无产阶级领导的反帝斗争中，中国对世界上弱小国家做了各种协助和支持，包括对它们国家建设的支持和对他们不结盟运动的支持。中国的领导人反对帝国主义霸权，把解放全世界视为自己的责任，在 1956 年苏联走上修正主义之后，中国更领导了全世界反对修正主义的抗争。在那个让人兴奋和骄傲的年代，中国反帝的成绩，给全世界劳动人民的未来带来极大的希望，看到了终有一日，帝国主义会从这个地球上消失。

陈述了这些之后，我们也必须承认另一个历史事实，那就是苏联和中国在实行了一段社会主义后，就走不下去了。苏联在 1956 年变修了，中国在 1976 年走资派夺取了政权，变成新的资产阶级，把中国带上了资本主义的道路。这并不能说中国社会主义的实践失败了，我认为原因是无产阶级的政权被走资派夺走了。我得到这样的结论，是从分析解放以后两条路线斗争得来的。但是得到这个结论后，又必须让我们进一步问：社会主义时期两条路线斗争的原因，以及在两条路线斗争中，走资派如何在七十年代底取得胜利。我认为两条路线的斗争说明了在社会主义实践中，存在着资本主义的因素，这些资本主义的因素，又跟中国资本主义发展落后有关系。马克思说到从资本主义过渡到社会主义，商品生产要一步步地消灭，因为有商品生产就有资本主义因素。1956 到 1976 的 20 年中，在中国的经济快速发展中，商品生产不断地增加，商品生产在总量上和在生产的比例上都在增加，因此，资本主义因素不断地增长。虽然我们不能说资本主义发展落后国家不能进行社会主义革命，也不能说如果在生产力低的国家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就会失败，但是我们必须承认生产力发展的落后，会导致社会主义发展上的困难，给社会主义发展造成许多限制和很大的挑战。这篇文章中，我将尽我所能将这些加以分析和说明。但是我所能了解的有限，而且缺乏调查，所以我非常希望更多的人能够加入讨论。我不认为将当初革命者道德的堕落说成社会主义走不下去的唯一原因。

其实，集体所有制的问题不出在生产力不能发展，而是来自生产力得到快速的发展。怎么说呢？一方面，集体

所有制对中国农业和农村的发展有极大的贡献，普遍地提高了农业的生产力和农民的生活（这一点会在文章中作详细的说明）。但是集体所有制有它的限制，这个限制使得在集体所有制下，虽然在一个生产队内，每个农家的收入得到平均，在生产大队，和人民公社之内，农民的收入有所平均，但是集体所有制不能拉平公社与公社之间的生产水平和收入，更不能拉平地区与地区之间的农业生产和农民的收入。因此，在人民公社之下，虽然农业生产和农民收入普遍的提高，但是公社与公社之间的差别却是越来越大，也就是说富社更富，穷社却越跟不上。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富的公社和穷的公社之间的差距越来越大，这说明了在集体所有制下，产生了两

极分化。而农村的连极分化，非常不利于工农联盟。

转眼 20 年过去了，批大寨开始后，昔阳对陈永贵不卖高价草产生了不同的看法，多数人认为陈永贵做得对，少数人却不赞成。说什么“那有什么可称道的？还不是陈永贵为了沽名钓誉吗？”这真是一种糊涂说法。

1992 年 8 月，美国友人韩丁和他的妹妹韩春、韩春的儿子、儿媳、姑娘等到大寨故地重游。他们一家来我家作客时，我热情地接待了他们。韩春向他的儿子儿媳滔滔不绝地重谈

大寨精神，并要我谈一下对大寨、陈永贵的一些看法。

第二天晚上，韩春请我到大寨旅行社吃饭，在饭桌上，韩春的儿子和平对陈永贵在 1960年不卖 3 角钱一斤谷草，只卖 5 分钱一斤的事提出了不同看法。饭后，我有事回了家。第二

天上午，韩春要去参观西水东调工程，请我和他们一起去。我再次来到大寨旅行社，韩春和他的儿子和平对我说：

“昨天晚上我们一家人为卖谷草的事辩论到凌晨两点，谁也说服不了谁，请你给我们评评理。”

韩春首先说：“我认为陈永贵做得对，这是坚持了社会主义道路，发扬了共产主义风格。”

他的儿子和平说：“我认为应该卖 3 角钱的谷草，多卖下钱就有了资本，可以扩大再生产，生产发展了，社会财富增加了，这有什么不好？可是我母亲说我这个观点是修正主义的，我不能接受。”

我说：“你们的家庭辩论会开得好，这样坦诚相见，益人益智。我也没有什么高见，只提一点看法供你们参考。据我所知，陈永贵同志从办老少组起，所遵循的原则是靠自己诚实

的劳动带领大寨社员共同致富，不谋求一时一事的意外收入，跟兄弟大队共事，总是顾全大局，发扬风格，助人为乐。就是从现在来看，这种精神也不失时代的光辉。”

韩春当即表示赞成，和平也说：“您讲得有道理。”

若斯基是受世界银行在1977年聘请到中国作调查的，因为世界银行想了解当时中国政府的宣传是否属实，政府宣传说十年的文化大革命把中国的经济搞到崩溃的边缘。若斯基是研究中国专家，他把在中国的调查写了报告，后来出版成书。4这本书揭穿了资产阶级的谎言，书中说文化大革命的十年中，中国的经济取得极大的发展，特别是农村的发展。

Thomas G. Rawski, Economic Growth and Employment in China, A World Bank Research Publication,, International Bank for Reconstruction and Development,1979

1975年，一支由十二位美国学术界专家组成的访问队来到中国，他们的目的是了解中国农村办的中小型工厂。访问队由哈佛大学经济学教授杜威．波克恩斯（Dwight Perkins）带领，十二位专家中有经济学家、社会学家、农业工程学家、化肥学专家和农业机械工程学专家等。十二个人中有七人会讲、会写中文，五人曾经在中国工作过。中国方面由外交部的科学技术部门接待，由当时统计局副局长李

成瑞带领到农村各地参观访问。他们一共参观了十个人民公社，五十个工厂9。这个访问团的报告由波克恩斯负责编辑，并于当年出版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小型工业》10 一书。在书的导言中，波克恩斯对他们参观的工厂作了这样的介绍：这些工厂的工人至少50个人，多至600人，它们用的技术多半是本国的技术（不是最新的或是进口的技术），这些工厂都是人民公社或大队集体所有，它们的产品基本上是为农业服务的。 根据这个访问队的观察，这些工厂不断地更新技术、不断地发展新产品和扩大生产的规模。另外，参观队还注意到，这些工厂的重要事情，根据是否适合地方上的需要，都是由地方决定，不必通过中央审核，免去了来回几上、几下地浪费时间。在导言中，波克恩斯强调他们这些参观的人了解到他们看到的不是一般的工厂，而是特别选定的发展特别好的工厂，但是这些优良的工厂给全国农村起了模范的作用。

访问虽然只花了28天，相当匆忙地走了一圈，但是他们提出的报告却不是限于表面的，而是把他们观察和收集到的资料很详尽地报导出来，包括将非常技术性的材料用图表和照片加以说明，另外，在第九章“小型工业对中国社会的影响”中，这份报告作了非常有深度的全面分析，报告中说明五小工业增加了农村就业的机会，因为这些基层的工业为农业生产所提供的农用机械，减少了劳动强度。以水稻生产为例，农民省去了四种必须弯腰的工作，即播种、插秧、除草和收成。他们见证了，到了七十年代时，每年大量的农田基本建设和农村工业的生产，中国的农村已经达到充份就业。这可以从在农忙的时候工厂需要停工，以便工人可以帮忙播种或收割的现象看出来。这份报告中还说到因为工业可以在农村发展，纾解了对城市所造成的各种压力。报告的第十章“对知识的普及和对思想的改造”中，观察团总结了农村发展工业对知识普及和对思想（意识形态）改造所起的积极作用。报告指出，第一个思想的改变是铲除了农民宿命论的想法，受他们采访的人这样说：“以前我们是地主和机器的奴隶，今天我们是驾驭它们的主人。”第二个思想的改变是铲除了农民对技术的迷信，农民能够对他们曾经认为高深不可及的书本知识提出挑战。报告说他们在各地参观时常常听到农民用“从小到大”、 “从点到面”、 “从土到洋”来形容他们对农村工业发展的积极和乐观的态度。

10 The American Rural Small-scale Industry Delegation, Rural Small-scale Industry in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1977,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7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