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中国革命的道路--论解放后两条路线的斗争》读后感一 -- Ryansh
家园 《中国革命的道路--论解放后两条路线的斗争》读后感一 下载链接（均需翻墙）中国革命的道路
作者简介（激流网转发的一篇采访）
作者关于统独的看法
统一派和左派的区别是：统一派把中国放在第一位，而左派是把社会主义道路放在第一位，在海外的统一派把不赞成他们对中国台湾统一看法的人都看成是独派。我们认定自己是左派，是认同中国的社会主义，我不认为领土应该属于哪个国家是决定事情的最重要关键。如果说台湾独立是纯粹考虑到这块土地上的人民的利益，我不会反对，甚至可以说是赞成的，但是问题在于在现今的政治环境下，台湾不可能独立于中国、日本或美国。在统独问题上左派常常被人说成不表态，这里顺便提一下我如何回答有关统独的问题，那是后来的事了，1996年我们参加了菲律宾的一个另类国际经济的会议，我去发表一篇批判台湾用加工出口作为发展经济的模式的文章，我批评台湾加工出口的发展目的是针对中国大陆的“开革开放”。听众有人问我是否赞成台湾跟中国统一，我回答说：“台湾的资本家已经跟中国大陆的资本家统一了，那么工人阶级也应该统一。”另外一次，是2000年后的事了，一次在大陆的一个大学演讲时，也有人问我这个问题，我回答说：“在台湾工人有罢工权，工人生病有健康保险，大陆的工人没有健康保险，为了工资或工作条件组织罢工是非法，你说从工人立场来说，台湾工人有什么理由想要跟大陆统一？” 总的说来对统一或独立的问题，我并不是从民族或是领土的观念出发的。作者跟世界各地毛派的互动
希松看到了我和许登源在《每月评论》上的文章，因此邀请我们去参加，我本来对这个会议的期待很低，猜想在这个年代可能有五六十人参加吧。没想到到场的有一千人，与会者占大多数的是德国马列党的党员，他们都是工人。另外就是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国家毛派共产党的领导人。会后出了一本论文集《毛泽东思想永存──纪念毛泽东诞辰一百周年文集（第一集）》我和许登源合写的另外两篇文章也被收集在这本书里，另外还编入了一篇我在大会上的演讲。金：世界各地的毛派革命共产党最基本的共同点就是反对修正主义，他们跟中国共产党认同就是前面说到的从中国共产党公开批评苏联的修正主义开始到中国共产党在中国发起的文化大革命，就是在这个期间各国的毛派革命共产党纷纷从跟着苏联走的修正党独立出来，成立了毛派革命共产党。我的左派思想开始于对中国历史的了解到对中国的革命认同，之后随着中国的发展，特别是文化大革命时，中国共产党中的革命派跟随着毛泽东对资本主义的意识形态的彻底批判，和文化大革命期间的各种实际政策上的变革，像教育政策、卫生保健政策、工厂中工人治厂政策、服务工农的文艺政策和群众运动政策等等，对我都有极为深刻的影响，而且我对文化大革命的理解一步步加深是在中国的资本主义改革开放之后。所以我在思想上的成长和世界上其他各地的毛派是一致的。我跟各地的毛派共产党的联系还是在我参加了1993年在德国举行的“毛泽东百年诞辰－毛泽东思想研讨会”开始的。在那次会议之后我不断地写对中国社会主义的肯定和对资本主义改革批判的文章，这些文章的阅读对象也是我所遇到的各地的毛派。金： 世界各地的毛派共产党开始组织起来就是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反对苏联的修正主义，从50年代苏联与中国对共产运动的争论开始，到中国1966年的文化大革命。世界各地的毛派共产党组织了起来。它们反对修正主义所倡导的与帝国主义“和平共存” 。它们要在它们自己的国家内进行革命，推翻资产阶级政权，实行独立自主的社会主义。在发展中国家这些毛派共产党根据它们自己的客观条件作分析，因为许多发展中的国家还是属于半封建、半殖民的情况，因此革命最初的性质可能跟中国一样，是要在新民主主义革命下进行土地改革，取消地主阶级。之后，再进行社会主义改造。它们在革命策略上当然就是工农联盟，在我所到过的国家中，毛派共产党或毛派组织之下都有工人的群众组织、农民的群众组织、妇女群众组织等等劳动人民的群众组织。在各地的毛派共产党或毛派组织是跟随着中国共产党反对苏联修正主义起来的，但是在1979年中国共产党走上修正主义之后，这些革命组织和政党就起来反对中国共产党的修正主义。1993年的“毛泽东百年诞辰－毛泽东思想研讨会”就是各地的毛派共产党和毛派组织在对中国经过了十几年的观察后，确定了中国已经走向修正主义之后，把思想武装起来起来下决心反对中国的修正主义。从这一点来看，这些毛派政党和组织在反对苏联修正主义的过程中成长起来后，变成了有批判能力、有战斗能力的组织，在1979年之后他们可以站起来反对中国修正主义。
国内个别公众号也会翻译关于墙外毛派运动的文章，每每看到这些文章，与它们产生一定共鸣的同时，也会想到国内（马列）毛派任重道远，至于某几个网站受众里的绝大多数（非马列）毛派，离俄共那样的御用反对派也还差得远。
部分前言
更重要的是，我不认为中国的社会主义实践是失败的，当我们用心分析和认识中国解放后三十年社会主义的发展，我们的结论会是：30 年社会主义发展是非常成功的，完全不是像资产阶级所宣传的，说社会主义是失败的。中国社会主义发展的三十年（其实只有 20 年，因为前 10 年还是从战争恢复时期）不论从提高生产力（农业、工业、交通、通讯和生产技术）来说，或者是从普遍地提高大多数人民的生活水准和品质来说，包括对人民基本生活的保障和对健康、教育、文化各方面的提高，都是极为成功的。同样重要的是，在这 30 年里，中国坚持反抗帝国主义，争取到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政治、经济和文化。因此，我们可以得出一个结论，那就是毛主席告诉我们的，在二十世纪，国家的发展和人民的解放，只有在坚决反抗帝国主义的干涉才能完成，毛主席所说的，同样适用于 21 世纪的今天。另外的一个结论，就是中国的实践证实了，只有无产阶级有坚决反抗帝国主义的决心，而资产阶级总是贪图要从帝国主义那边拿到些什么，拿到资金？还是拿到技术？在由中国无产阶级领导的反帝斗争中，中国对世界上弱小国家做了各种协助和支持，包括对它们国家建设的支持和对他们不结盟运动的支持。中国的领导人反对帝国主义霸权，把解放全世界视为自己的责任，在 1956 年苏联走上修正主义之后，中国更领导了全世界反对修正主义的抗争。在那个让人兴奋和骄傲的年代，中国反帝的成绩，给全世界劳动人民的未来带来极大的希望，看到了终有一日，帝国主义会从这个地球上消失。个人更倾向于认为作者说的那些是成就，从整个二十多年或三十年运动的结果看，是失败了。通常也是从那段时期整个运动的角度谈成败，而不是指其中的诸多成就。
陈述了这些之后，我们也必须承认另一个历史事实，那就是苏联和中国在实行了一段社会主义后，就走不下去了。苏联在 1956 年变修了，中国在 1976 年走资派夺取了政权，变成新的资产阶级，把中国带上了资本主义的道路。这并不能说中国社会主义的实践失败了，我认为原因是无产阶级的政权被走资派夺走了。我得到这样的结论，是从分析解放以后两条路线斗争得来的。但是得到这个结论后，又必须让我们进一步问：社会主义时期两条路线斗争的原因，以及在两条路线斗争中，走资派如何在七十年代底取得胜利。我认为两条路线的斗争说明了在社会主义实践中，存在着资本主义的因素，这些资本主义的因素，又跟中国资本主义发展落后有关系。马克思说到从资本主义过渡到社会主义，商品生产要一步步地消灭，因为有商品生产就有资本主义因素。1956 到 1976 的 20 年中，在中国的经济快速发展中，商品生产不断地增加，商品生产在总量上和在生产的比例上都在增加，因此，资本主义因素不断地增长。虽然我们不能说资本主义发展落后国家不能进行社会主义革命，也不能说如果在生产力低的国家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就会失败，但是我们必须承认生产力发展的落后，会导致社会主义发展上的困难，给社会主义发展造成许多限制和很大的挑战。这篇文章中，我将尽我所能将这些加以分析和说明。但是我所能了解的有限，而且缺乏调查，所以我非常希望更多的人能够加入讨论。我不认为将当初革命者道德的堕落说成社会主义走不下去的唯一原因。这里涉及无产阶级究竟掌握了多少政权的问题（只有先掌握了以后才可能篡权）
其实，集体所有制的问题不出在生产力不能发展，而是来自生产力得到快速的发展。怎么说呢？一方面，集体所有制对中国农业和农村的发展有极大的贡献，普遍地提高了农业的生产力和农民的生活（这一点会在文章中作详细的说明）。但是集体所有制有它的限制，这个限制使得在集体所有制下，虽然在一个生产队内，每个农家的收入得到平均，在生产大队，和人民公社之内，农民的收入有所平均，但是集体所有制不能拉平公社与公社之间的生产水平和收入，更不能拉平地区与地区之间的农业生产和农民的收入。因此，在人民公社之下，虽然农业生产和农民收入普遍的提高，但是公社与公社之间的差别却是越来越大，也就是说富社更富，穷社却越跟不上。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富的公社和穷的公社之间的差距越来越大，这说明了在集体所有制下，产生了两
极分化。而农村的连极分化，非常不利于工农联盟。
读这部分时想到陈永贵不卖高价草（张怀英的陈永贵传记）
转眼 20 年过去了，批大寨开始后，昔阳对陈永贵不卖高价草产生了不同的看法，多数人认为陈永贵做得对，少数人却不赞成。说什么“那有什么可称道的？还不是陈永贵为了沽名钓誉吗？”这真是一种糊涂说法。1992 年 8 月，美国友人韩丁和他的妹妹韩春、韩春的儿子、儿媳、姑娘等到大寨故地重游。他们一家来我家作客时，我热情地接待了他们。韩春向他的儿子儿媳滔滔不绝地重谈
大寨精神，并要我谈一下对大寨、陈永贵的一些看法。
第二天晚上，韩春请我到大寨旅行社吃饭，在饭桌上，韩春的儿子和平对陈永贵在 1960年不卖 3 角钱一斤谷草，只卖 5 分钱一斤的事提出了不同看法。饭后，我有事回了家。第二
天上午，韩春要去参观西水东调工程，请我和他们一起去。我再次来到大寨旅行社，韩春和他的儿子和平对我说：
“昨天晚上我们一家人为卖谷草的事辩论到凌晨两点，谁也说服不了谁，请你给我们评评理。”
韩春首先说：“我认为陈永贵做得对，这是坚持了社会主义道路，发扬了共产主义风格。”
他的儿子和平说：“我认为应该卖 3 角钱的谷草，多卖下钱就有了资本，可以扩大再生产，生产发展了，社会财富增加了，这有什么不好？可是我母亲说我这个观点是修正主义的，我不能接受。”
我说：“你们的家庭辩论会开得好，这样坦诚相见，益人益智。我也没有什么高见，只提一点看法供你们参考。据我所知，陈永贵同志从办老少组起，所遵循的原则是靠自己诚实
的劳动带领大寨社员共同致富，不谋求一时一事的意外收入，跟兄弟大队共事，总是顾全大局，发扬风格，助人为乐。就是从现在来看，这种精神也不失时代的光辉。”
韩春当即表示赞成，和平也说：“您讲得有道理。”
陈永贵在这方面很有共产主义的觉悟（后来随着批大寨，有些人在这件事上也阴阳怪气）。在合作化的发展中（从低级社到高级社），必须始终坚持政治挂帅，培养队员的共产主义觉悟，在这个基础上才有可能由集体所有制最终发展为全民所有制，否则社队与社队之间、队员与队员之间的商品交易也会产生出资本主义。一平二调必须建立在一定的物质基础和觉悟基础上，否则会打击积极性。
若斯基是受世界银行在1977年聘请到中国作调查的，因为世界银行想了解当时中国政府的宣传是否属实，政府宣传说十年的文化大革命把中国的经济搞到崩溃的边缘。若斯基是研究中国专家，他把在中国的调查写了报告，后来出版成书。4这本书揭穿了资产阶级的谎言，书中说文化大革命的十年中，中国的经济取得极大的发展，特别是农村的发展。Thomas G. Rawski, Economic Growth and Employment in China, A World Bank Research Publication,, International Bank for Reconstruction and Development,1979
1975年，一支由十二位美国学术界专家组成的访问队来到中国，他们的目的是了解中国农村办的中小型工厂。访问队由哈佛大学经济学教授杜威．波克恩斯（Dwight Perkins）带领，十二位专家中有经济学家、社会学家、农业工程学家、化肥学专家和农业机械工程学专家等。十二个人中有七人会讲、会写中文，五人曾经在中国工作过。中国方面由外交部的科学技术部门接待，由当时统计局副局长李成瑞带领到农村各地参观访问。他们一共参观了十个人民公社，五十个工厂9。这个访问团的报告由波克恩斯负责编辑，并于当年出版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小型工业》10 一书。在书的导言中，波克恩斯对他们参观的工厂作了这样的介绍：这些工厂的工人至少50个人，多至600人，它们用的技术多半是本国的技术（不是最新的或是进口的技术），这些工厂都是人民公社或大队集体所有，它们的产品基本上是为农业服务的。 根据这个访问队的观察，这些工厂不断地更新技术、不断地发展新产品和扩大生产的规模。另外，参观队还注意到，这些工厂的重要事情，根据是否适合地方上的需要，都是由地方决定，不必通过中央审核，免去了来回几上、几下地浪费时间。在导言中，波克恩斯强调他们这些参观的人了解到他们看到的不是一般的工厂，而是特别选定的发展特别好的工厂，但是这些优良的工厂给全国农村起了模范的作用。
访问虽然只花了28天，相当匆忙地走了一圈，但是他们提出的报告却不是限于表面的，而是把他们观察和收集到的资料很详尽地报导出来，包括将非常技术性的材料用图表和照片加以说明，另外，在第九章“小型工业对中国社会的影响”中，这份报告作了非常有深度的全面分析，报告中说明五小工业增加了农村就业的机会，因为这些基层的工业为农业生产所提供的农用机械，减少了劳动强度。以水稻生产为例，农民省去了四种必须弯腰的工作，即播种、插秧、除草和收成。他们见证了，到了七十年代时，每年大量的农田基本建设和农村工业的生产，中国的农村已经达到充份就业。这可以从在农忙的时候工厂需要停工，以便工人可以帮忙播种或收割的现象看出来。这份报告中还说到因为工业可以在农村发展，纾解了对城市所造成的各种压力。报告的第十章“对知识的普及和对思想的改造”中，观察团总结了农村发展工业对知识普及和对思想（意识形态）改造所起的积极作用。报告指出，第一个思想的改变是铲除了农民宿命论的想法，受他们采访的人这样说：“以前我们是地主和机器的奴隶，今天我们是驾驭它们的主人。”第二个思想的改变是铲除了农民对技术的迷信，农民能够对他们曾经认为高深不可及的书本知识提出挑战。报告说他们在各地参观时常常听到农民用“从小到大”、 “从点到面”、 “从土到洋”来形容他们对农村工业发展的积极和乐观的态度。
10 The American Rural Small-scale Industry Delegation, Rural Small-scale Industry in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1977,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77
家园 读后感二 但是国有企业的存在并不代表一个制度的社会主义成份比较高，认为国有企业是有社会主义性质的企业的这种看法是错误的。在许多资本主义发达的国家里，按照当时的一定需要，它们还是会将企业收归国有。大部分左派要么是分不清这点，要么就是有意忽略这点，要么就是只讲比如利润分配/转移的次要方面，而不是从马列主义的角度分析这种托拉斯里的生产关系。
全民工厂里的工人在很短时期里获得工作和工资的保障，以及享受到上面提到的各种福利。在资本主义的制度下，这所有的一切都是经过工人几十年，甚至一百年不断地斗争才争取到的。因此，解放后中国的工人对共产党和国家会怀着无限的感恩，他们不认为他们得到的一切是他们应得的，而是来自共产党对他们的恩赐，因此，他们认为只有用努力工作建设国家来作为对国家的报答。如果确如作者所说（本人对抗战时期、解放战争时期的工会运动几乎没什么了解），那么是否跟ccp走的是农村包围城市的路线，而大部分城市、工人阶级是在kmt的治下有关（相较于欧美，起步晚得多、发展时间短得多也是影响很大的客观原因）？ccp的地下组织在大城市有搞过红色工会，kmt也有组织黄色工会。
激流网有几篇文章是关于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红色工会。
但是走资派对工人治厂则有完全不同的想法，他们指望着农村集体所有制解体，农民变成可以自由出卖劳动力的求职者；那么如果工厂能够解除工人的终身制，工厂就可以雇用到城市求职的农民，压低工人的工资。走资派永远都是从如何增加资本积累为考虑，他们认为只有能够增加资本积累才能发展生产力。在他们看来，工资是生产成本，工资高，生产成本就高，积累就会下降。资本主义认为加快资本积累是发展经济的唯一道路。释放农村的劳动力不但会对工人的工资造成压力，而且可以从基本上来打击全民所有制里对工人的终身制的保障，也就是削减工人力量的第一步。如果说前30年走资派有一个自发到自觉的过程，那么改开后拆散工农联盟、瓦解社会主义下的集体所有制和全民所有制，则完全是针对性、目的性很强的自觉行为。
中国社会主义的发展中，企业与企业之间是合作的关系，而不是竞争的关系。在40年资本主义意识的宣传下，不少人开始相信，只有竞争技术才能有进步的这个谎言，这种宣传是不符合社会主义实践所证明的。正好相反，中国社会主义时期的实践证明，企业和企业之间的合作才最能发挥生产效率，最能节省资源、促进技术进步，以便加速生产力的发展。深以为然
今天，一些左派强调中国在政治上是独立自主的，这样说应该是没错，因为中国有独立的军事武力和独立的政治路线，因此，和其它发展落后国家不同，中国并不依附在哪一个大国之下，但是在经济上，中国还保持了过去社会主义时代的独立自主吗？显然不是。社会主义时代在全民所有制下，中国在经济上独立自主，自力更生。在短短的二十年里，中国的生产力能够如此快速地发展，人民的生活可以得到如此大幅的改善，就是因为在毛主席的领导下，坚持了独立自主和自力更生的发展。毛主席对帝国主义有深刻的理解，知道只有在独立自主、自力更生下，中国才可以阻挡帝国主义的干涉、剥削和压迫。如果放弃了独立自主和自力更生的发展道路，帝国主义就会乘机而入。因此，独立自主的政策是中国最重要的反帝经济政策。社会主义时代，中国对内取消了剥削，没有地主从生产中抽取地租，没有资本家从生产中抽取利润，没有金融资本从生产中抽取利息；在独立自主、自力更生下，中国取消了外来的剥削，不再有利润和利息流向国外。因此，中国由生产所产生的剩余可以完全用来满足人民目前的需要和为满足人民未来需要的投资。
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意义尚不止于取消了帝国主义对中国的剥削，它在反帝上有更深的意义，这个更深的意义就是中国可以按照自己人民的需要，自主地决定发展的方向，在全民所有制下，每五年按照当时经济的客观状况，来制定经济计画，经济计画保证了人民目前的基本需要：衣、食、住、行、医疗和教育等，同时考虑为了未来需要的投资，如重工业、轻工业的投资，农业基本建设的投资，国防、交通及通讯的投资等等。经济计画是根据能够利用的资源，以全国各方面的目前和未来的需要作为全盘来考虑而制定的，也就是我们常听到的：社会主义有计画、按比例地发展。在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奋斗下，中国完成了粮食的自给自足。在人口众多、耕地不足、缺乏各种资源的限制下，这是个极为了不起的成就。在解放战争结束，新中国成立时，美国大使离开了中国，临走时他嘲笑道：看你们有没有办法喂饱中国人！这篇文章试图说明，在二十年的社会主义建设中，不但人民的生活水准大幅度提高，而且在工业、农业、基本建设、教育、健康各方面的投资奠定了中国未来发展的基础。中国在国防上的支出保卫了中国的领土主权不再受到外国的践踏。
反过来比较今天的中国，生产是扩大了很多，可以用来投资的资源也很多，多到多余的资本无处可去，在全国各地密密麻麻地建满了公路，有些地方在四条线的公路上看不到几辆车子。剩余的资本也投到了预期可以涨价的房地产，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为了货币保值，疯狂地购买房子，甚至有人买了几套房子，把房价吵得火热，但是一般工人没有能力买房，所以大量的空房就这样堆积了起来。一方面住房盖得太多，另一方面有人没房可住。资产阶级的经济学家们，你们鼓吹的自由市场神奇的调节机制，如何能说服人呢？过分的修公路和各种建筑把大量的土地用水泥覆盖，毁掉了自然环境，根据一项报导，中国在三年里（2011-2013）的水泥消费
超过了美国整个二十世纪水泥的消费。18但是剩余的资本仍然用不完，于是就往出走，沿着“一带一路”各地投资，但是在此同时，中国国内许多非常需要投资的地方，却被忽略，比如被忽略多年的农村基本建设：包括几十年来失修的灌溉系统，人民公社时代建立的如今已经倒塌了的学校，却得不到任何投资。这说明了什么？说明了资本主义把生产的目的从满足人民目前和未来的需要，变为谋求最大利润的商品生产，我们所见到的就是 40年资本主义发展的结果，是改革40年一步步走了过来不可争议的事实。我们必须了解今天中国各处投资，它所用的、所浪费的全部都来自劳动人民在生产中的剩余，这些剩余始于劳动人民，但却不用于劳动人民，这
是自新中国成立以来，对劳动人民最大的剥削、最大的抢劫。
这段可以看作是65年毛主席重上井冈山那段话的一个比较详细的解释。
一些人喜欢用二次分配、福利等方面的政策，有意无意掩盖主要矛盾、掩盖本质。
毛主席知道只有广大的群众清楚地了解两条路线斗争的内容和区别，社会主义路线才可能有最终胜利，也就是只有当人民群众了解了什么是社会主义路线，什么是资本主义路线，社会主义路线才能取得胜利。因此，除了发动人民群众之外，没有别的路可走；于是他才果断地、不犹豫地发动了gpcr。gpcr的10年里，人民在参与阶级斗争的过程中，认识了什么是社会主义路线，什么是资本主义路线。我们今天能够分辨什么是社会主义路线，什么是资本主义路线，也是我们从gpcr的路线斗争中学习到的。本人反对把gpcr里的这种发动群众说成“奉旨造反”，这种说法暗指毛独裁且忽视群众的主观能动性，走资派指挥、配合保守派群众，毛和中央某些人为什么不能在战略上指挥（不是说这里就没有缺点、错误、局限性，但即便是吸取了以前的经验和教训，谁又敢说自己现在在相关理论和实践结合的战略高度上超过毛）
作者对于gpcr里人民分辨资、社路线过于乐观了。
如果没有文化大革命，就没有工农群众和革命知识份子继续在各个领域中，与走资派作顽强的斗争。走资派把gpcr的10年说成是他们失去的十年，这是正确的。反过来说，这10年是无产阶级最珍贵的 10 年，如果没有gpcr，人民公社早在六十年代末就解散了。若果真如此，那么中国农村的农田基本建设就不可能完成；没有了人民公社和生产大队，农村办工厂也同样不可能。同样地，没有gpcr，农村的医疗和教育的普及也是不可能的；对全民所有制来说，如果没有gpcr，工厂里的合同工在六十年代中就会逐步建立起来，哪会还有什么《鞍钢宪法》和工人管理工厂的推广？如果没有gpcr，就没有教育上的新视野，还谈什么工、农、兵享有高等教育？统治阶级就会继续用劳动人民生产出来的剩余供他们获取知识，再反过来统治劳动人民，这是世界所有国家（除了占短的中国cr时期之外）自古至今
一贯的作法；如果没有gpcr，腐朽的封建文化就会在新社会里再度“发扬光大，开花结果”，找到新的扎根的土壤。总的来说，如果没有gpcr，我们今天就不可能谈什么两条
路线斗争，也就不可能在今天和未来继续两条路线斗争。因为没有具体的阶级斗争内容，“社会主义” 只能是脱离社会现实的空洞理想而已。
gpcr使走资派夺取政权推迟了 10 年，使我们认识到社会主义路线和资本主义路线的根本区别，给了我们多一点时间，也让我们对真实的阶级斗争有了一些经验。总的来说，gpcr使我们可以分析解放后中国社会各个领域的两条路线斗争，这样的分析是为了以后重新出发作好准备。
说得好！但同时也要看到gpcr的复杂性，吸取经验和教训。要在马列主义的立场上认识gpcr也很不容易，基于这个立场的gpcr史太少，其他各种立场的gpcr史及传记占据主流。
作者分析的走资派夺取无产阶级政权的几个明显的原因
这些发展和可以预料到的未来的发展，都说明在社会主义时期商品生产不仅仍然存在，而且在绝对量和相对量上都在增加。因此，商品价值规律必然会产生影响，这个影响就是在社会主义中存在着的资本主义因素。在中国社会主义时期，因为商品生产继续存在，而且在不断扩大，商品价值规律也就不会消失，只能通过国家加以限制。但是当商品生产不断地扩大，价值规律就会冲破这样的限制，这是一个非常大的困难。资本主义因素是在商品生产下客观存在的，在生产力发展仍然落后的社会，商品生产还有继续存在的必要。因此，它就会不断干扰社会主义的前进，这也就是走资派可以夺取政权的最重要的内因。
解放之后，所有无产阶级所参与的斗争，都属于政治斗争，而且是阶级的政治斗争。解放后，中国的无产阶级在政治斗争中极为快速地成长起来，但是我们也必须承认在1949 年到 1976 仅仅三十多年的时间里，不管无产阶级成长得多快，仍不能说已经形成了一个非常成熟的阶级。即使如此，在资本主义改革开放后，很大一部份的工人阶级在反对资本主义的改革中，还是作了顽强的抵抗，但是他们的力量确实太过薄弱，无法抵抗资产阶级用国家机器对他们的进攻。但是今天，中国无产阶级已经在不断的斗争和锻炼中成熟起来了，当更激烈的斗争开始时，他们将很快就进入阶级的政治斗争中。
我在这里提到的只是从观察一个例子里联想到的问题，因为没有机会可以调查，所以不知道集体所有制中还有多少同样的问题，但是应该可以联想到集体所有制在中国广大的农村的发展很不平均，富有的公社、大队和贫困的公社、大队面对的问题不同，需要不同的解决办法，这是一个极大的挑战。这样的发展说明了两种所有制不能长久并存。两种所有制并存所产生的矛盾，也就是国家与集体之间的矛盾，使得工农联盟在两种所有制并存的矛盾下，难以巩固。我们看到，一旦工农联盟发生了问题，劳动人民抵抗资本的力量就会减弱，代表资本的力量就得到了机会夺取政权。我们可以看出在资产阶级取得政权后，1985 年正式将农村集体解散，这时全民所有制下的工人失去了他们的同盟军，不管他们拿出多大的勇气和资本作顽强的斗争，最后还是被击败了。中国的革命和解放后的社会主义建设，是中国的劳动人民——工人和农民在紧密联盟下取得的成果。当工人和农民的联盟产生了困难时，代表资本的资产阶级就趁虚而入了。
在中国之外的资本主义世界是中国资本主义滋生的土壤，是走资派夺取政权的一个外因。这个原因虽然重要，但是内因是更基本的。新中国社会主义时期，无产阶级政权在坚决反对帝国主义下得到独立自主的发展，经历了40 年新自由主义发展的今天，我们应该很清楚地认识到，各个国家的资产阶级在新自由主义下得到太多的好处，因此，资产阶级不可能反对资本主义／帝国主义，各个国家的资产阶级之间会有各种形式的斗争，但是他们作为一个阶级总是要拥护资本主义／帝国主义的。因此，美国的资产阶级不会反帝，欧洲的资产阶级不会反帝，中国的资产阶级不会反帝，印度的、巴西的资产阶级也都不会反帝。今天世界上的反帝的力量，只能来自受帝国主义压迫的劳动人民，也就是无产阶级和他们的同盟农民，毛主义领导中国革命和革命后社会主义建设中的工农联盟策略，仍旧适用于今天。40 年的新自由主义的发展和在这 40 年里中国人民与世界人民所遭受的苦难使我们认识到：对劳动人民来说，只有社会主义是我们唯一可走的道路，别无其它选择。
中国如果实力强到能挑战美帝的霸权（在某些方面已经是了，且美帝也做出了回应），中国的资产阶级也会支持反美帝。那些认为中国不是帝的（我之前转的《中国新时代的阶级斗争》那篇文章，批判了在政策论、阶段论、体系论这几个视角得出的结论），会认为反美帝是有进步性的（帝是最反动最腐朽的阶段）。即便在这个观点上，中国战胜美帝必然成为新的帝（根本不同于新民主主义革命阶段战胜日帝），即从比较反动变为最反动，这也并不是马、列历史上支持的那些具有进步性的战争。
上面提到，这篇文章对沃勒斯坦的世界资本主义体系提出批评，是因为它对当今中国的左派产生一定的影响。这几年左派间发生了对今天中国是否是帝国主义的争论。作者寒流急认为中国已经是帝国主义，而远航一号则认为中国不是一个帝国主义国家。这样的争论应该是健康的，但是我认为不幸的是，远航一号在否定中国是帝国主义的同时，把当前的中国定位为一个“半外围”国家。“半外围”国家在沃勒斯坦的世界资本主义体系中有一定的定义，因此，如果要用“半外围”给中国定位，那么就必然要接受了沃勒斯坦对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分析。我认为沃勒斯坦的资本主义世界体系论跟马克思、列宁、毛泽东的理论是完全不同的。因此，如果接受沃勒斯坦的理论，就不可能同时是马、列、毛主义者。中国的马列毛革命者肯定中国的社会主义革命，他们肯定在解放之后，中国在共产党的领导下建立了一个崭新的社会，他们也肯定中国共产党在社会主义建设中的成绩，不仅如此，他们对未来的革命抱有乐观和积极的态度，这一切都是跟沃勒斯坦对世界体系的分析截然不同的。这一点使我感到很困惑，因为远航一号完全可以认为中国虽然已经不是像第三世界国家一样的未发展国家，但是中国还不能算另一个帝国主义。这样的看法有助于如何将中国在世界上定位的讨论，但是远航一号采用了沃勒斯坦的世界资本主义体系的语言，而且不仅如此，远航一号也接受了沃勒斯坦认为资本主义世界体系中，不可能同时有社会主义国家（社会）存在，这个看法使远航一号认为中国在 1949 年到 1976 年间虽然发展了生产力，但是中国这一段的发展仍然是资本主义的资本积累的一部份，而不是社会主义。
某些人用以论述中国不是帝的中心、半外围、外围理论原来是这么来的。现在西马里部分人否认帝国主义，部分人提出一些新的分析和判断（需要加以辨析）。
家园 共产党自我革命的方式不对 打开许多党员干部朋友圈大多热衷于祖国大好河山、旅游之类，这一点本身没太多异议。
现在搞改革需要换一批恨大苦深的党员干部来打拼，工人与城市白领群体。
我发觉现在最拼的群体是既得利益组织，攻守同盟。
不换人，政策推不动，或者变形。
家园 刀刃向内
家园 有点失望 因为我很懒，所以重点阅读了第三部分（也是我最感兴趣的部分），感觉作者在这一部分似乎自己也比较迷茫（极短的篇幅和情绪化的文字）。
左派我个人认为最重要的是拿出路线图，哪怕是空想的也好，总有个东西讨论，问题是连空想的路线图都没有。
- 复 有点失望
家园 作者是一位多年在美国教书的台湾老教授 已退休多年
- 复 有点失望
家园 如果是指国内左派，体制内改良、争取议会斗争、工运。 进入体制内这条路是相对最容易，争取议会斗争、工运的空间都很小。
关于工运，一篇文章里是这么说的
这些激进分子通常去一些因恶劣的工作条件而臭名昭著的小工厂中工作业。然后要求他们尽快鼓动工友采取某种形式的集体行动，这在某些情况下会让雇主在物质上做出重大让步。在这一过程中，激进主义者希望找到最热心于运动的工友，并招募他们加入激进主义者的行列，同时将这些新的工人激进主义者转变为毛派主义者。集体行动完成后，地下激进分子将离开工厂，并给这些工厂带来了工人激进主义者。然后，他们将寻找另一家工厂从事地下劳工活动家的工作，并在那里激起集体行动。因此，这个毛主义劳工激进主义者网络通过招募大学毕业生和农民工来发展。它是以列宁主义先锋队模式进行的：“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掌握革命理论，并把工人阶级中政治上最“先进”的元素结合在一起，形成一个有机的整体。理论上，出身工人阶级革命者，通过知识分子的政治教育，会精通革命理论（在这种情况下，是毛主义政治学）。的确，这些激进主义者将他们的网络视为准政党。通过逐渐增加这种形式的规模和他们煽动的集体行动的规模，活动家们希望他们的网络最终在珠三角新兴的工人运动中发挥领导作用，并引导其走向革命政治。同时，该网络中的一些积极分子会被派往官方工会工作或成立以社区为基础的非政府组织，以根据需要协助整个组织项目。
该策略取得了不同的结果。一方面，许多大学毕业生对工人和地下活动者的生活毫无准备。在车间进行的艰苦工作实际上是不堪重负的，几乎没有空间和精力来组织工作。在进入工厂之前，他们中的许多人还幻想着，由于他们具备“正确”的理论，因此工人自然会跟随他们的领导。很多时候，这种幻想很快就被打碎了。特别是，毛主义的话语-许多学生活动家唯一知道如何使用的话语-未能与普通工人建立联系。在迷茫、疲惫不堪且不知所措的情况下，许多人决定退出。因此，即使这个毛主义网络在招募大学毕业生方面取得了更大的成功，但人员流失率也很高。
另一方面，多年来，网络中的一些激进分子确实在他们工作的工厂中成功地组织了一些集体行动，并招募了工友加入了革命激进分子的行列。与珠三角地区许多专注于“协助”或“建议”工人以组织集体行动的劳工非政府组织相比，毛派地下活动家作为工人毫不犹豫地领导这场斗争，亲自承担着巨大的政治风险。 在“以身作则”中体现的勇敢和诚意使其中一些积极分子赢得了工友的信任，并成功招募了其中一些工友成为革命者。十多年来，这个毛派激进主义者网络拥有了了数十名这样的成员。
大约在2015年，该网络的发展陷入停滞。士气低落的情绪开始在蔓延，加之从当局对劳工行动主义的敌对情绪加剧，这一切对该组织的生存构成了威胁。正是在这种情况下，该网络的领导者发现有必要在更大的工厂采取更有影响力的集体行动，以使士气低落的骨干成员重新振作起来，并增强对这种组织模式的信心。北京大学的毕业生贺**成为该网络中最重要的领导人之一。他在认罪视频中说，在调查了几种选择之后，该网络决定在2016年将地下激进分子派往**工厂，并开始计划成规模的对抗性集体行动（**工人声援团官网，2019）。
实际上，2018年领导**工会运动的所有工人都是毛派网络派来煽动的地下激进分子，几乎没有其他**工人参加过激进分子组织的抗议活动。这些激进分子能够在几周内说服80名工友签署工会请愿书，这是一个非常了不起的成就，但是这种支持基础仍然不足以支持一场充满活力的工会运动，并抵抗来自雇主和当局的严厉镇压。不幸的是，在地下工人活动家仍然缺乏工友们广泛而有力的支持时，该运动就遭到了严厉且迅速的镇压。总体而言，工友的参与始终有限。令人沮丧的是，主要的工人活动者于2018年7月27日被拘留。与此同时，没有（其他的）**工人紧接着成为新的在工厂现场的领导者以推动建会活动，也没有（其他的）**的工人试图在当地组织抗议或采取行动声援被拘留的激进分子。
相反，随着以学生为主导的**工人声援团的成立，行动和关注的中心迅速转移到了左派学生身上。由于珠三角毛派激进主义者网络与各大学的马克思主义学生社团之间有着密切的联系，因此它迅速动员了左派学生大规模地加入了声援团。的确，毛派激进主义者网络或多或少地以此为契机来鼓动这些大学生，并呼吁他们成为工厂工人，并在毕业后献身于政治事业。
尽管**斗争以悲剧性结局告终，但在十多年来精心设计并实施这种复杂而多层的劳工组织策略本身就是一项非凡的成就。 首先，这一策略要求其参与者（无论是知识分子还是工人阶级的参与者）都紧密团结，密切协作。数十个人致力于这一策略的事例，获得了中国年轻一代左派的高度尊重。
中国的劳工活动者几乎一致地认为中国的劳工运动既分散又零星。虽然中国的工厂时不时发生工人的抗争，但很难想象如何将其引导到某种持久的组织项目中。因此，对于中国劳工激进主义者而言，他们很难不被单个案例所掩盖，只见树木而不见森林，或很难制定任何长期的战略前景。珠三角的毛派网络正是完成了这一艰巨的任务。毛派激进主义者能够将其直接组织的环境与工人阶级革命的长远眼光联系起来（无论它是多么的模糊）并且使人们认识到前者如何导致后者。尽管存在缺陷，但长期策略是在几乎没有其他策略认为其可行的情况下制定的，而且更令人印象深刻的是，该策略是在实地实施的。
为了发挥作用，该策略涉及的各个层次（包括招募大学毕业生，确定工厂以派遣激进分子，鼓动采取集体行动，教育和留住工人阶级的骨干等）必须进行高度协调。这些层之间的任何故障或断裂都可能破坏整个项目。这种模式的运作已经有十多年了，它在各个方面都取得了进步，在这些不同的方面体现了这些维权人士的组织敏锐度。 协调问题变得更加具有挑战性，出于安全原因，许多在实地工作中的激进分子都不知道其他人在做什么。因此，内部协调严重依赖于网络中的多个中央节点。但是，这也意味着网络内的决策结构在很大程度上是自上而下的。
在制定和实施这一策略时，毛派激进主义者吸收了大量马克思主义的经典著作中的理论，尤其是列宁的《怎么办？》（1961）。在为中国工人运动制定长期的革命策略时，激进主义者试图使列宁的观点适应于与列宁所处的政治环境截然不同的政治环境。正如这些激进主义者所理解的那样，列宁提供了一种思考革命政治与具体的工人阶级斗争之间关系的关键方式。尤其重要的是这样的观点：即先锋队应为工人运动提供政治领导，以确保工人运动不会被限制在对现状无法构成根本性挑战的改良主义倾向之内。在这种框架下，政党（先锋队）应领导工人阶级，但在组织上也应与工人阶级不同。该党的政治领导能力主要是通过将最具战斗精神和政治意识的工人发展成该党的革命干部，然后领导和鼓动其他工人来实现的。要将这种理论转化为在截然不同的环境中的实践，既需要非凡的创造力，又需要对中国劳工问题的特殊性进行深入的分析。 世界各地的左派学者和激进主义者长期以来一直在讨论将理论与实践相联系，但是在实际组织中进行认真尝试的实践很少见。因此，这些毛主义者为将经典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应用于实地组织而进行的真诚努力对后人是有启发的。
还应该指出的是，这种策略是在令人恐惧的压制状态下实施的。与列宁在沙皇俄国所设想的类似，珠三角毛主义者拥护的组织模式必须将一些公开活动与其他秘密行动结合起来。该组织架构的几层必须保留在地下，而该组织应达到的自称为长期革命目标也是如此。公开和地下工作的这种精密组合对活动家的组织技能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尽管如此，他们证明自己可以胜任这项任务。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这种劳工组织策略在组织工人的实际过程和技巧方面似乎最为薄弱—如何与工人进行组织对话、如何在车间建立工人领导团队、如何在工人之间建立信任、如何使冷漠而恐惧的工人走向集体等等。曾经是这个激进网络的成员的声称，在被送进工厂之前，他没有接受过实际组织工作的训练，包括如何与工友打交道的基本知识。作为经验不足的组织者，他们在没有指导的情况下进行确切的工厂操作，因此必须自己弄清楚事情。这部分地解释了来自大学毕业生的积极分子的高流失率。同样地，尽管他们接受了关于毛泽东思想的广泛政治教育，但他们付出了很少的努力来将新招募的工人转变为工人活动家，成为车间工人的领导人，使他们拥有使工友行动起来所必需的信心和技能。关于劳工组织具体技能的系统性积累和知识共享的缺乏，与该网络在如何在建立大学支持基地和招收大学生方面积累的广泛知识和材料形成鲜明对比。这并不是说这些毛派激进主义者中没有好的劳工组织者——其中有些是。但所缺少的是组织对发展好的劳工组织者的重视。
因此，珠三角这些毛派激进主义者的自我身份似乎是革命干部的身份，而不是劳工组织者。面对分散又零星的劳工运动，这个激进主义者网络并没有试图建立一个有机地嵌入他们各自工作场所的工人领导者队伍，然后他们可以通过某种相对持久的网络相互联系——这是一个可能克服中国工人运动碎片化的方法。相反，这些毛派激进主义者试图通过准党政治组织来协调分散的工人运动，准政治组织不仅会扩大规模，而且还会在工人阶级中传播毛派革命政治，因此，优先事项是建立党，而不是（提高）工人的组织能力。该策略的问题在于，由于缺乏与工人领袖的有机联系，这个先锋队很容易脱离广大工人阶级的基础。
这里的部分问题似乎源于这些激进分子试图采用的列宁主义先锋队模式。在这种模式中，革命先锋队与广大工人阶级之间在概念上和组织上有所区别，前者将领导和设定政治议程，而后者则应以相当被动的方式跟随前者的领导。其重点不是在为工人采取大规模行动而建立必要的组织能力上，而是在革命理论的指导下确保工人的斗争朝着正确的政治方向发展。换句话说，党的作用应该是政治性，而不是组织性。毛派激进主义者网络继承了这一观念，他们认为他们的任务从根本上说是招募工人参加革命政治，而在车间进行的组织活动只有在达到或接近这一基本的范围目标才有意义。他们不关心加强工人本身的能力和集体战斗能力。实际上，对于毛派激进主义者而言，工人具备的这种能力可能是具有威胁性的，因为该党随后会发现控制工人斗争的政治方向会是更加困难的。
在这里，历史背景的重要差异是至关重要的。在列宁撰写《怎么办？》时，俄国工人运动已经通过发展跨行业、跨地区和组织化的固定动力以朝着克服碎片化的方向已经走了很长一段路，这能够维持激进的集体传统。因此，一个迫在眉睫的问题是这种工人运动应该支持什么样的政治。而在当代中国，工人运动缺乏这种动力，因此首先要解决“如何组织”的基本问题。珠三角的毛派激进主义者网络忽视了这一问题，他们未能提供一条可行的途径来克服中国当代工人运动的支离破碎和零星的本质，尽管他们的尝试是令人钦佩的。
或许小部分河友能提供在其他国家地区工运的经验，但在某国这个活动空间异常狭小、很多方面只是刚刚起步，如何实践是一大难题。
家园 我的一点不成熟的想法 我倒是觉得共运低潮期不妨务虚一点，先搭好理论框架，等到机会合适的时候再奋发有为，不要头铁硬上，而且现在理论方面的缺陷确实很大，也确实需要修补。
- 复 有点失望
家园 现阶段的目标应该推动Profit sharing的普及化 美国很多蓝筹公司有Profit sharing program，规定一旦盈利到达一定指标，拿出多少钱和员工分享，有一个对应曲线。大部分人把这个看成是普通的奖金，或者工资的一部分。
我有一次和一个比我位置高的高级雇员出发去某大客户谈判的路上谈起，他说如果在什么价钱以上能够拿下来，今年的利润会到多少多少，然后全体员工可以拿多少钱， 计算得非常认真，让我非常吃惊。
后来我注意观察和发掘，发现高级雇员中兢兢业业做事情的，居然有不少是类似的想法，说明美国的这个政策深得劳动者的心， 至少大部分高级管理人员的心。其他雇员，可能有这个心思，级别太低，影响较小，没有好意思说出来。
回到中国传统的集体制度不说，典型的Profit sharing制度，华为也是假装成股份制的集体制度。
左派能够在现代企业制度内普及这个制度，可以看成是社会主义的一大进步。
通宝推：心有戚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