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中国革命的道路--论解放后两条路线的斗争》读后感一 -- Ryansh

这些激进分子通常去一些因恶劣的工作条件而臭名昭著的小工厂中工作业。然后要求他们尽快鼓动工友采取某种形式的集体行动，这在某些情况下会让雇主在物质上做出重大让步。在这一过程中，激进主义者希望找到最热心于运动的工友，并招募他们加入激进主义者的行列，同时将这些新的工人激进主义者转变为毛派主义者。集体行动完成后，地下激进分子将离开工厂，并给这些工厂带来了工人激进主义者。然后，他们将寻找另一家工厂从事地下劳工活动家的工作，并在那里激起集体行动。

因此，这个毛主义劳工激进主义者网络通过招募大学毕业生和农民工来发展。它是以列宁主义先锋队模式进行的：“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掌握革命理论，并把工人阶级中政治上最“先进”的元素结合在一起，形成一个有机的整体。理论上，出身工人阶级革命者，通过知识分子的政治教育，会精通革命理论（在这种情况下，是毛主义政治学）。的确，这些激进主义者将他们的网络视为准政党。通过逐渐增加这种形式的规模和他们煽动的集体行动的规模，活动家们希望他们的网络最终在珠三角新兴的工人运动中发挥领导作用，并引导其走向革命政治。同时，该网络中的一些积极分子会被派往官方工会工作或成立以社区为基础的非政府组织，以根据需要协助整个组织项目。

该策略取得了不同的结果。一方面，许多大学毕业生对工人和地下活动者的生活毫无准备。在车间进行的艰苦工作实际上是不堪重负的，几乎没有空间和精力来组织工作。在进入工厂之前，他们中的许多人还幻想着，由于他们具备“正确”的理论，因此工人自然会跟随他们的领导。很多时候，这种幻想很快就被打碎了。特别是，毛主义的话语-许多学生活动家唯一知道如何使用的话语-未能与普通工人建立联系。在迷茫、疲惫不堪且不知所措的情况下，许多人决定退出。因此，即使这个毛主义网络在招募大学毕业生方面取得了更大的成功，但人员流失率也很高。

另一方面，多年来，网络中的一些激进分子确实在他们工作的工厂中成功地组织了一些集体行动，并招募了工友加入了革命激进分子的行列。与珠三角地区许多专注于“协助”或“建议”工人以组织集体行动的劳工非政府组织相比，毛派地下活动家作为工人毫不犹豫地领导这场斗争，亲自承担着巨大的政治风险。 在“以身作则”中体现的勇敢和诚意使其中一些积极分子赢得了工友的信任，并成功招募了其中一些工友成为革命者。十多年来，这个毛派激进主义者网络拥有了了数十名这样的成员。

大约在2015年，该网络的发展陷入停滞。士气低落的情绪开始在蔓延，加之从当局对劳工行动主义的敌对情绪加剧，这一切对该组织的生存构成了威胁。正是在这种情况下，该网络的领导者发现有必要在更大的工厂采取更有影响力的集体行动，以使士气低落的骨干成员重新振作起来，并增强对这种组织模式的信心。北京大学的毕业生贺**成为该网络中最重要的领导人之一。他在认罪视频中说，在调查了几种选择之后，该网络决定在2016年将地下激进分子派往**工厂，并开始计划成规模的对抗性集体行动（**工人声援团官网，2019）。

实际上，2018年领导**工会运动的所有工人都是毛派网络派来煽动的地下激进分子，几乎没有其他**工人参加过激进分子组织的抗议活动。这些激进分子能够在几周内说服80名工友签署工会请愿书，这是一个非常了不起的成就，但是这种支持基础仍然不足以支持一场充满活力的工会运动，并抵抗来自雇主和当局的严厉镇压。不幸的是，在地下工人活动家仍然缺乏工友们广泛而有力的支持时，该运动就遭到了严厉且迅速的镇压。总体而言，工友的参与始终有限。令人沮丧的是，主要的工人活动者于2018年7月27日被拘留。与此同时，没有（其他的）**工人紧接着成为新的在工厂现场的领导者以推动建会活动，也没有（其他的）**的工人试图在当地组织抗议或采取行动声援被拘留的激进分子。

相反，随着以学生为主导的**工人声援团的成立，行动和关注的中心迅速转移到了左派学生身上。由于珠三角毛派激进主义者网络与各大学的马克思主义学生社团之间有着密切的联系，因此它迅速动员了左派学生大规模地加入了声援团。的确，毛派激进主义者网络或多或少地以此为契机来鼓动这些大学生，并呼吁他们成为工厂工人，并在毕业后献身于政治事业。

尽管**斗争以悲剧性结局告终，但在十多年来精心设计并实施这种复杂而多层的劳工组织策略本身就是一项非凡的成就。 首先，这一策略要求其参与者（无论是知识分子还是工人阶级的参与者）都紧密团结，密切协作。数十个人致力于这一策略的事例，获得了中国年轻一代左派的高度尊重。

中国的劳工活动者几乎一致地认为中国的劳工运动既分散又零星。虽然中国的工厂时不时发生工人的抗争，但很难想象如何将其引导到某种持久的组织项目中。因此，对于中国劳工激进主义者而言，他们很难不被单个案例所掩盖，只见树木而不见森林，或很难制定任何长期的战略前景。珠三角的毛派网络正是完成了这一艰巨的任务。毛派激进主义者能够将其直接组织的环境与工人阶级革命的长远眼光联系起来（无论它是多么的模糊）并且使人们认识到前者如何导致后者。尽管存在缺陷，但长期策略是在几乎没有其他策略认为其可行的情况下制定的，而且更令人印象深刻的是，该策略是在实地实施的。

为了发挥作用，该策略涉及的各个层次（包括招募大学毕业生，确定工厂以派遣激进分子，鼓动采取集体行动，教育和留住工人阶级的骨干等）必须进行高度协调。这些层之间的任何故障或断裂都可能破坏整个项目。这种模式的运作已经有十多年了，它在各个方面都取得了进步，在这些不同的方面体现了这些维权人士的组织敏锐度。 协调问题变得更加具有挑战性，出于安全原因，许多在实地工作中的激进分子都不知道其他人在做什么。因此，内部协调严重依赖于网络中的多个中央节点。但是，这也意味着网络内的决策结构在很大程度上是自上而下的。

在制定和实施这一策略时，毛派激进主义者吸收了大量马克思主义的经典著作中的理论，尤其是列宁的《怎么办？》（1961）。在为中国工人运动制定长期的革命策略时，激进主义者试图使列宁的观点适应于与列宁所处的政治环境截然不同的政治环境。正如这些激进主义者所理解的那样，列宁提供了一种思考革命政治与具体的工人阶级斗争之间关系的关键方式。尤其重要的是这样的观点：即先锋队应为工人运动提供政治领导，以确保工人运动不会被限制在对现状无法构成根本性挑战的改良主义倾向之内。在这种框架下，政党（先锋队）应领导工人阶级，但在组织上也应与工人阶级不同。该党的政治领导能力主要是通过将最具战斗精神和政治意识的工人发展成该党的革命干部，然后领导和鼓动其他工人来实现的。要将这种理论转化为在截然不同的环境中的实践，既需要非凡的创造力，又需要对中国劳工问题的特殊性进行深入的分析。 世界各地的左派学者和激进主义者长期以来一直在讨论将理论与实践相联系，但是在实际组织中进行认真尝试的实践很少见。因此，这些毛主义者为将经典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应用于实地组织而进行的真诚努力对后人是有启发的。

还应该指出的是，这种策略是在令人恐惧的压制状态下实施的。与列宁在沙皇俄国所设想的类似，珠三角毛主义者拥护的组织模式必须将一些公开活动与其他秘密行动结合起来。该组织架构的几层必须保留在地下，而该组织应达到的自称为长期革命目标也是如此。公开和地下工作的这种精密组合对活动家的组织技能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尽管如此，他们证明自己可以胜任这项任务。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这种劳工组织策略在组织工人的实际过程和技巧方面似乎最为薄弱—如何与工人进行组织对话、如何在车间建立工人领导团队、如何在工人之间建立信任、如何使冷漠而恐惧的工人走向集体等等。曾经是这个激进网络的成员的声称，在被送进工厂之前，他没有接受过实际组织工作的训练，包括如何与工友打交道的基本知识。作为经验不足的组织者，他们在没有指导的情况下进行确切的工厂操作，因此必须自己弄清楚事情。这部分地解释了来自大学毕业生的积极分子的高流失率。同样地，尽管他们接受了关于毛泽东思想的广泛政治教育，但他们付出了很少的努力来将新招募的工人转变为工人活动家，成为车间工人的领导人，使他们拥有使工友行动起来所必需的信心和技能。关于劳工组织具体技能的系统性积累和知识共享的缺乏，与该网络在如何在建立大学支持基地和招收大学生方面积累的广泛知识和材料形成鲜明对比。这并不是说这些毛派激进主义者中没有好的劳工组织者——其中有些是。但所缺少的是组织对发展好的劳工组织者的重视。

因此，珠三角这些毛派激进主义者的自我身份似乎是革命干部的身份，而不是劳工组织者。面对分散又零星的劳工运动，这个激进主义者网络并没有试图建立一个有机地嵌入他们各自工作场所的工人领导者队伍，然后他们可以通过某种相对持久的网络相互联系——这是一个可能克服中国工人运动碎片化的方法。相反，这些毛派激进主义者试图通过准党政治组织来协调分散的工人运动，准政治组织不仅会扩大规模，而且还会在工人阶级中传播毛派革命政治，因此，优先事项是建立党，而不是（提高）工人的组织能力。该策略的问题在于，由于缺乏与工人领袖的有机联系，这个先锋队很容易脱离广大工人阶级的基础。

这里的部分问题似乎源于这些激进分子试图采用的列宁主义先锋队模式。在这种模式中，革命先锋队与广大工人阶级之间在概念上和组织上有所区别，前者将领导和设定政治议程，而后者则应以相当被动的方式跟随前者的领导。其重点不是在为工人采取大规模行动而建立必要的组织能力上，而是在革命理论的指导下确保工人的斗争朝着正确的政治方向发展。换句话说，党的作用应该是政治性，而不是组织性。毛派激进主义者网络继承了这一观念，他们认为他们的任务从根本上说是招募工人参加革命政治，而在车间进行的组织活动只有在达到或接近这一基本的范围目标才有意义。他们不关心加强工人本身的能力和集体战斗能力。实际上，对于毛派激进主义者而言，工人具备的这种能力可能是具有威胁性的，因为该党随后会发现控制工人斗争的政治方向会是更加困难的。

在这里，历史背景的重要差异是至关重要的。在列宁撰写《怎么办？》时，俄国工人运动已经通过发展跨行业、跨地区和组织化的固定动力以朝着克服碎片化的方向已经走了很长一段路，这能够维持激进的集体传统。因此，一个迫在眉睫的问题是这种工人运动应该支持什么样的政治。而在当代中国，工人运动缺乏这种动力，因此首先要解决“如何组织”的基本问题。珠三角的毛派激进主义者网络忽视了这一问题，他们未能提供一条可行的途径来克服中国当代工人运动的支离破碎和零星的本质，尽管他们的尝试是令人钦佩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