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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题:GA系统的反腐打黑,终于有点求死不能的味道了 -- 方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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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园 再回方兄:我看的资料,李昌平在80年代做乡书记时成绩斐然

李昌平的问题,昨晚没有时间展开,现在详细说一下。

声明一点:我看的都是第二手、乃至第n手的资料,方兄是湖北人,如果有第一手的资料的话,万望指正、分享,不胜感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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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李昌平大约是84年开始做乡党委书记的。按现在能看到的资料,他那段时间干得很好、很开心(当然,那段时间的农村政策也的确好)。

为了更好的工作,他于87年出去脱产学习(感觉经济学硕士就是那段时间拿的,不过不能确定)。然而他脱产学习的那段时间,中央连续出台不利于内地农村的政策,把农村一步步打入深渊。此后做落后地区的乡党委书记,最大的考验就不是行政能力,而是对农民下不下得去手(这个我回头细说)。

因此,方兄质疑李昌平的行政能力,我是不认同的。而七常委批示的改革的失败,恰恰证明李昌平的失败不是行政能力问题(这个下面我会引用温铁军的话证明)。

2. 关于方兄所说的,“李昌平最终也算是找到了适合自己的位置:《中国改革》的农村版主编(正处级、北京)”,温铁军是这么说的:

李昌平辞职了以后就离家出走,南下打工。。。湖北的一个大企业,就是现在出了问题的蓝田,找到李昌平说,你与其给别人打工,不如给我们打工,我们可以利用一点你的知名度。蓝田把他招到公司,地方的领导干部就找到蓝田老总,说怎么回事,听说李昌平到了你们蓝田了。蓝田老总就没办法,找李昌平谈话,说还是很抱歉。最后李昌平变成在广州没有正式职业,给报纸临时写点小文章,变成了这么一个没有正式职业的人

我当时正是一个中央的一家媒体的负责人,是《中国改革》杂志的社长总编、法人代表。李昌平找到我,我说我是搞农村调研出身,你是一个农村基层干部,经验还是很丰富的,那你就到我这儿来吧。这样才算给他安排了一份工作。。。老百姓只是觉得,他到了北京工作了,还安排了个处级干部,大家可能觉得这还是个好事。但其实要我说,他已经到了走投无路的地步了。

李昌平辞官以后,地方领导还跟着追杀,非让他做无业游民不可。所以方兄论述的起点:

李昌平上书后,得到了从中央到地方的绝对支持

并不是事实。地方恨死他了,肯定是嘴上支持、暗地下绊子。

中央的支持呢?在我看来也不是真心实意的。

为什么这样说?我们看李昌平是怎么失败的。方兄的帖子引用了温铁军的说法,但是没有引全

棋盘乡历年累积下来的乡村公共负债,在乡这级累积三千万。李昌平就说你们这些各个部门,什么七所八站,你们停摆一年,你们的费用我照给,你们说你们多人头,多少行政费,多少开支,我照样给,但是你们不要再下去,不到到村,不要上街,不要扰民

第二件事情,清债。。。计生罚款有钱,派出所罚款有钱,工商在集上收费有钱。。。他们有了钱,对政府放贷,这个债呢,利息都比银行要高很多。。。那就清债,按照银行利息。干了一年不到,就导致了所有部门都反对这个乡党委书记。。。组织部长只好跟他谈了,说你已经成了监利县最不安定的因素,你得调离了,你不能在这干了

方兄引用前一段说明李昌平得到的支持力度大,然而不到一年(我的印象中是半年)就让他走,这算什么支持?

李昌平干的两件事:一是不准下级部门扰民(钱照给),二是清理下级部门借给乡政府的债(利息照给),招致了下级部门反对,不到一年(我记得只有半年),县委就一定要把他调离----中央如果真心实意支持他,会是这个效果吗?

如果真如方兄所说,李昌平得到了从中央到地方的绝对支持,却连乡政府下属部门的这么一丁点利益都动不了的话,这笑话就大了

所以我说:从中央到省地县,对李昌平的支持都是假的。中央是做做样子;省市县则是口头支持、实际下绊子。越朝下,下绊子的力度越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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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澄清一下:我之所以强调李昌平的经济学硕士学位,不是因为我认为学历即能力----我还没有那么浅薄。我强调李昌平的学历,是基于两个原因:

1、李昌平在80年代是一位成功的乡党委书记;

2、80年代末90年代初的干部提拔,学历因素非常重要。尤其是在基层,有学历的干部比较少。即使抛开能力不谈,以李昌平的年龄、资历、学历,不提拔也是非常不正常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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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转回头说一下80年代末90年代初把农村打入深渊的一连串政策。

有关这个话题,我发过一个主贴:七天:浅谈内地集体所有制乡镇企业的兴衰和政策背景

这个帖子内容比较多,我大致总结一下:

1)分地给了农村用地自主权;这个自主权导致了乡镇企业的蓬勃发展----这些集体所有制企业是基层政府的钱袋子。

2)84年取消公社、设立乡镇,基层组织形式发生根本变化,政府规模大大膨胀(比如说以前公社只有一个财税员,设立乡镇后发展成财务所、国税所、地税所三个所)

3)87年财政包干,财权上收、事权下沉;

4)88年开始反思大包干。但是在调整过程中,8x8发生了,分地成了改开的牌坊,再也动不得,这导致调整做了一半、成了夹生饭。具体是:88年《土地法》收走了基层用地权,89年银行退出农村。这两个政策直接导致了集体所有制乡镇企业的衰亡----基层政府逐渐失去了这个钱袋子,但是降低基层负担的那半套调整没有做。

5)88年《土地法》导致了更加严重的土地浪费和污染问题;

6)92年南巡后,东南沿海获得了廉价的土地使用权、优惠的财税、金融政策,而内地农村则承担了“守住土地红线”的“光荣任务”,于是1亿民工东南飞。

7)94年分税制,财权进一步上收、事权进一步下沉。连军烈属的费用都不拨钱了。

8)失去用地权和银行支持的乡镇企业的负担不断增长;

9)农民的负担也不断增长。农民负担增加导致购买力下降,农民购买力下降导致乡镇企业没有市场,乡镇企业困难进一步加剧乡镇财政困难。乡镇财政越困难,农民和企业的负担就越重,这就形成了恶性循环;直到集体所有制乡镇企业完蛋。

10)最后基层政府的负担完全压在农民的头上,就是臭名昭著的“三提五统”。

11)负担加重导致种田赔钱,种田赔钱导致土地抛荒,土地抛荒导致公粮难收,于是基层政府开始收旧社会才有的“人头费”。从刚出生的婴儿到80岁失去劳动能力的老人,每年都要交几百块钱的“人头费”。

12)三农问题日益严重后,中央下文件要求减轻农民负担,要求农民负担不得超过产值的x%(个位数)。这又催生了产值注水问题(中央规定负担比例,只有虚报产值才能收够钱)。

13)然后呢,产值成了政绩,政绩出官。于是注水越来越严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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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的印象里,90年代是内地农村最黑暗的时代。那个时候的乡党委书记,说难干难干,说好干也好干:

只要你能按上边的要求注水、然后不择手段地把钱从农民手里榨出来,你就能做好这个乡党委书记;

但是,如果心肠不够硬、血不够冷,作为直接面对农民的官,下那样的狠手对付原本就很可怜的农民老百姓,也不那么容易。

所以,我开始才说:方兄质疑李昌平的行政能力,我不能认同。李昌平的问题不是行政能力,而是心肠不够硬。

那段时间的农村有很多悲惨的故事。我高中的同桌就是我大二那年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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