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儒家和中国思想 -- 燕人

这是余英时《从政治生态看朱熹学与王阳明学之间的异同》一文的读书笔记

理学（或道学）是宋朝复兴儒学的成果，包含了创造性的新发展。理学所讲的是以心、性、理、气等为中心观念的形而上学，被人称为“内圣之学”。但是内圣是儒学一半，另一半是外王，且两者是连续体，不能彼此孤立而隔绝。内圣之学仍然是为了外王的实现，北宋理学家开拓内圣之学，便是为外王的实现寻求更坚实、更可靠的形而上的根据。

“儒家的整体规划”是变“天下无道”为“天下有道”，但儒家自开始就另有一个预设：政治秩序是“天下有道”的起点。在政治上“行道”必须“得君”也是传统儒家共识。

宋明两代的政治生态差异影响了朱熹和王阳明的理学结构。政治生态是指王朝取向和皇权性质。宋朝因为黄袍加身导致对武人的防范，以文治取向，皇权与士大夫“共治天下”，如宋神宗在王安石变法期间，接受皇帝与士大夫“共定国是”（当代的两会一般是用“共商国是”）。“同治天下”取得制度性基础，士在宋代就不仅是文化主体，也具有高度政治主体（所谓主体自然是不依附，用皇权辩护士的称呼确实是委屈了士们）

宋代理学家朱陆张吕四宗师以政治主体自居，“得君行道”，以道学和政术合一作为秩序重建的起点。程朱的“求理于事物”目的在于“得君行道”。但是皇帝如何才能听儒生的话呢？那么就要让皇帝以为，他所学到的理并不是儒生讲出来的理，而是天之理，“不异乎上帝之降衷也”（《皇极辨》），也就是强调天理的不可违抗。那么皇帝如何做得穷理呢？朱熹说：“穷理之要必在于读书”。读书就需要解释，但是解释权在谁手里？朱熹老骗子玩得好！不过为了骗皇帝，也把天下人骗得把读书放到第一位，也确实是千年罪人了。

朱熹理想中的人君只要用好人作相、有一好台谏就足够了（什么叫好人？如何确定？谁来确定？好人是不会变化的吗？皇帝只要有相国就好，当皇帝是傻子？）。

明代则缺少这些机缘，明朝开国集团与儒生文士所代表的上层文化存在隔阂，虽然为了治理国家征集刘基、宋濂、章溢和叶琛，但是明太祖并无“共定国是”“共治天下”的心态，士在明代既可杀也可辱。

明初理学家曹端、薛瑄、吴与弼等更多从个人成圣成贤出发，对于外王保持沉默。到王阳明出世，民间社会士商互动，社会环境已经不同，因此王阳明语录中常出现“须做个愚夫愚妇，方可与人讲学”、“满街都是圣人”、“虽终日做买卖，不害其为圣为贤”等。即将“道”的重任从“士”的身上转到“四民”共同承担。“知行合一”破除朱熹以知行为二及“知先行后”的观点，同时“合一”既是“知行的本体”则“行道”观念也失去独立存在的依据。“知行之本体”即是后来所说的良知，“致良知”不必寄望于皇帝和士人，可以径自从社会和平民下手。王阳明的目光从人君移向一般人民，最终目的是在“使天下之人皆知自致其良知”，即“觉民行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