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儒家和中国思想 -- 燕人

根据《中华文明史》第四卷第二章做的读书笔记，正文是根据该书摘录概括，括号中是我的个人意见和疑问。

明朝王阳明和其后泰州学派与李贽等人倡导个性解放，对程朱理学形成冲击。个性解放、反专制的民主与民权思想、历史进化论、政治理性和科学理性精神初步展现。（这里使用反专制等是惯常用语，但是总是模糊感到分析政治问题，不能简单套用这些话语体系，有哪些其他分析体系？）黄宗羲、顾炎武、方以智、王夫之、颜元行经世致用，其中方以智的初步科学理性有所萌芽。（与西方科学体系依然有较大本质差异，主要是在技术、工程和社会管理方面的运用层次有所发展，对于抽象和方法论不成熟。）

江南手工业和商业繁荣，西方传教士的影响，促成早期启蒙思想萌芽。（所谓启蒙更多地似乎是对于打压个性的纠偏，并没有摆脱隐含的一些更加深层的枷锁。这些枷锁包括缺少科学理性和方法论，孔孟等圣人的偶像化，善恶两分，对社会运行的内在力量的缺少了解，不重视实践而是从书本上寻找真相，等等）

明嘉靖十七年诏书“惟朱熹之学醇正可师”。元皇庆二年科举条制中，明经被置于科举首位，程朱的四书五经传注作为标准答案。（理学官学化，背后的政治逻辑是什么？理学后人做了哪些工作？推动各方得到了什么好处？坏处是形成了学术专制。官学化的理学成为谋取功名利禄的学术手段和表面文章，形成士人的装逼型伪善人格。）

陈献章“江门之学”走到程朱反面，改铸程朱，其后王阳明心学创立，形成思想革命：人人可以成圣人，为下层民众和新兴阶层打开通道；良知说提倡理性的自得与独断，打破教条主义束缚。王学要求道德的承担者不仅是士大夫和官僚，也要扩大到绅衿、农民、商人和市民。但是同时新兴阶层（未必是底层，更是因为生产力发展而新演变出来的新贵和新加入的旧权贵）要求政治权力、经济享受和利益保障。

王学后学中的泰州学派王艮出身底层但是志在成圣（难怪亲近王学）。将阳明心学导向早期启蒙。（但是王学后人所总结的致良知的途径—归寂、现成、修证、已发、体用、终始—都不完整，且缺少可大规模复制的可操作性）。王艮的“百姓日用即道”确立了人性（类似不完善但是内含佛性的人性）的合理性，每个人在自己的生活体验中可以求得良知（与六祖人人皆具智慧德性相通）。打破了士大夫对文化的垄断（非常重要！）

泰州学派经徐樾、颜钧、何心隐、罗汝芳、周汝登发扬光大，其中颜、何系衍生出狂禅者李贽（李贽书院位于河南商城明一法师住持的法眼寺旁，同一组建筑）为代表，挑战孔子权威，反对拘泥儒释道门户之见。他认为，道自始至终就在切实的生活实际中。PP51 “良知从抽象的本体变成个人感性的自然真实。”（实则是李贽没有陷入名相分别，回到了早在唐朝就已经明了的认知。宋儒对禅学习不精，没有抓住诸多禅学关键，徒增数百年踟蹰）。李贽对私心和对私利的追逐看作是人的自然权利，与“存天理，灭人欲”形成对立（本章作者对于这些名相的理解不够精纯，未必是这么对立，不能看名词。公允地说李贽和程朱有对私心私利认可的偏重程度差异而已，破除公私两分，行不二心，则是比较恰当的态度）。李贽认为私欲和个性不应受到压抑（但是合理的限度何在？这个限度的把握需要定量分析，对于资源、能源的分配与运用的度量和计算，否则尺度把握的可操作性依然成问题，这就是当时的科学理性没有发展出来的致命之处）。

王阳明江西部分学子形成的江右学派，还有东林党人提倡个性，解放思想。泰州学派和李贽为狂者（志在兼济，锐意进取），江右和东林为狷者（独善其身，有所不为）。狂者侧重主体表现的自由，如水上葫芦，无拘无束，触着便动，自由自在；狷者侧重主题表现的意志，如水上行舟，有舵在手，无线不破。（狂、狷分别有多大必要？是谁提出这个不太有意义的区分？本章作者还是当时的某些人？葫芦与行舟之比，是文人装叉，离道甚远）

东林党人顾宪成批判王学末流主要是泰州学派“无善无恶论”（顾对于善恶不二完全不通，耽于名相，对社会总体而言有小利而行大弊。）顾批评宋儒只在意仁忽视德义理智信，坚持人性问题上的“分别之性”，要全面重视仁、义、礼、智、信的各自独立的价值，并以此建立道德秩序。（顾的思想在全面重视各方面上有意义，在根本的实现路径上没有摆脱以注重个人修养达成了知天下事的路径，没有真正解放思想，更不可能望向了知世界的物理、化学和数学途径。他的分别心表明他的个人修养功夫和境界不够）

顾批评王艮的“断名根”会导向“无善无恶”，一定要立名从而能正道直行。东林学者激烈反对伪道学的乡愿，相信“与世为体”的儒家理想，但往往从“与世为敌”做起，坚持理义之真。（这表明东林学者具有强烈的二元对立善恶两分的观念，说明他们的学问和修养有根本缺陷，表现在党同伐异上的态度与这种观念直接相关。即便不批评他们的两分思维，由于他们并没有了知社会的手段和能力，凭什么确信他们坚持的理义就是真？这是东林党人基本的逻辑困境）顾所谓公是在一己之性和他人之性之间达成的，这是有道理的。也是他们争夺政治权利的基础理论。

东林党谓公平是在是非面前人人平等。（是非判定的依据何在？所以这在学问上并无意义。）

东林党具有强大的舆论动员能力，甚至高度怀疑他们的余脉至今仍在发挥作用。

顾炎武等人属于复社，继承东林政治倾向，号称小东林。顾炎武对宋明理学产生怀疑，抨击王学末流，对理学的僵化和空洞做出深刻批评。

方以智著《通雅》《物理小识》，后者对科学知识做类编，初步体现科学理性。对哲学与科学开始区分。

王夫之继承张载的气学思想，形成气本论，与程朱理本论和陆王新本论鼎立。发现了历史进化的初步规律，打破历史循环论为主的中国历史哲学传统。他认为理是历史规律所体现出来的合理性；势是历史事实所体现出来的现实性。理成势，历史合理性要体现在历史现实中；势成理，已经实现的历史现实总要体现出历史的合理性。对人重视，提出依人建极的人本主义思想。

颜元注重实践，主张经世致用，是颜李学派代表。其理论注重“事”。传统上儒生将理看作本质，将事看作现象。颜元将事理解为实践，是同时包含本质与现象的更基础的本体，以事本体论超越理学的理本体论。反对宋明理学割裂理与事，指责宋儒所明之理是事外之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