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下半场开踢 -- 方平

我来反驳一下方平河友的论断。社会学科更需要顶层设计。然后再谈谈人士，习主席现在的用人改革总体在正确的大方向上。

实践确实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但是实践成本是非常重要的考虑因素。也许因为过去几十年计算机科学的发展，导致人们认为实践成本比较低，过于看重在实践中检验好坏，而缺乏严谨而详细的设计。但计算机科学是特例不是社会常态。计算机验证非常简单，甚至按个键等上几分钟就能知道结果。然后分析结局，通过不断debug来解决问题快速迭代。但是现实中实践成本会更好，越是实践成本高的领域，设计的要求越是高。比如航天航空，各种设计各种软件模拟，然后是地面模拟实验，最终再真实实践。而社会科学实践成本更加困难，一项政策可能是十几年甚至几十年才能看出好坏，而否定错误的政策，可能要死亡很多很多人，甚至经历朝代更替。本来么，软件迭代轻轻松松，而社会科学迭代可是代表了政权的生死朝代的更替。所以社会科学更需要设计。问题是如何设计。工程上的逻辑演算与旧数据模拟，在社会科学中表现就是哲学思辨，与史学讨论。而伟大的政治家其实都是精于顶层设计的。他们大多是哲学王与史学大家。

大家说说过去百年谁是中国的哲学第一人，史学第一人？

毛主席。毛主席是当之无愧的近现代哲学第一人，史学第一人。因为他拥有强大的顶层设计能力，基本在井冈山时期治国理政的思想就已经成型，之后是在实践中调整debug罢了。想想如果毛主席顶层设计错了，会如何？我党就不存在，共和国存不存在都不好说。

现在河友们抵制顶层设计，只是前人哲学能力太差，根本无法拿出令人信服的理论，只会政治化妆术，写锦绣文章。当然286，那是写文章都没有，就是摸着美帝过河。现在美帝溃败，谁学美帝谁傻，进而抵制顶层设计罢了。

要有好的理论，就必须现有领先的三观。对现代世界有跟清晰比常人更高的认知。选人用人也先得有三观才行。

选人怎么选，中国古人通过实践有这些观点，之前河友也提过。忠诚优先，道德次之，才干再次之。中国用人有几个前提，第一人才过剩，特别是施政人才。历史上的建国班底基本就一个县，最多一个省的人才。汉朝，唐朝，明朝，清朝都是这个情况，所谓五湖四海用人根本不是常态，只是为了制衡所做的策略。人才觉得是够用的。第二，经济发展根本在于科技，科技进步占经济发展的9成。科技培育人才优先于所谓地方建设人才。第三，财政充裕就能缓和社会矛盾，管理好社会。财政人才优先于地方建设人才。第四，用有才华的贪官还是用无才华的正义感清官。历史证明清官好。

这点要特别提到北周宰相苏绰。苏绰这人近二十年争议很大，用人是用贪官还是清官。有两个观点一是用贪官杀贪官，第二是坚决用清官。这个争议其实是改开人士故意捏造的。苏绰的用贪官杀贪官根本是现代人在2000左右杜撰的，而苏绰自己的六条国策是坚决用清官。以正治理国家。历史上北周用清官，而北齐用贪官，最终北周消灭北齐统一中国北方，为隋朝建立做出了贡献。

现在中国急需的工作有两条，一个是引领高科技研发，另一个是财政改革。背后的是路线之争，高科技路线还是金融地产路线。中央和地方也充斥着路线矛盾。地方上搞土地财政习惯了，向走金融地产路线，而中央需要废除土地财政，对财政进行大改。毕竟土地财政占总财富的4层。

如何用人。第一有路线矛盾的人不能用。显然地方上的官员是金融地产路线的主力军，在没有知根知底的排摸前能不用就不用。这些人很有可能是国家的主要敌人。况且现在地方官员被资本围猎太多了，都快成东林党了。老美那边的旋转门恶果已经体现。地方官员要升迁要作出政绩就要招商引资，商人到哪里，哪里的官员就升迁。这样地方官员与商人就成为利益共同体了。现在中国要税改，不改政府要跨，如何改，向资本端征税。现在地方官员与商人成为利益共同体了，自然会抵制税改，成为新时代的东林党抗税。

第二，人要有正义感要有德行。人的德行好，能抵御诱惑和危险，一个很重要的点就是有托底。明清两朝，以及国共内战的历史表明，搞供给制的军户勋贵，更能抵御诱惑和危险，反而底层人士不行。明朝最出名的大臣是张居正和海瑞。他们都是军户出身，有世袭官职。有托底有保障，自然能毅力做大事。你想海瑞为什么这么大胆，因为他是军户，皇上不会对他如何。他即使咬人载了，他的子女只要好好读书，在科举优待情况下，还能东山再起，即使没读好书，也有一官半职的托底保障。同样雍正改革时，八旗贵族是搞供给制，与地方经济区隔，所以税改改不到他们头上，只要稍加点播教育就能支持雍正改革。而国共内战里，我们的干部们出生入死，根本不计较自己的得失，因为知道背后有组织保障。伤了有人养死了有人埋，子女有人养。部队受损了，不会收回权力。所以供给制要尽快回复过来，新时代的延安供给制能恢复能托底，加上国企军队的后代他们的品格会好起来。

第三，经济建设转向科技，科技才能是才能的主体，而非地方事务。地方事务可以让辅助人员搞。现在中国搞高科技经济，地方政府的经济职能从经营城市转为培育高科技产业。那么主管至少是科技人，能识别高科技，然后选择培养科技企业做大做强产业才是主要政务。而城市的经营，社会秩序这些都是次要的。只要财政充足，能官僚城市维护社会秩序的人才很多。而能培养高科技产业的主管是少数。习主席最近的选人科技成分很高。当然科技人成为主管也要学习其他知识培养完善的能力。在不知道的领域闭嘴很正常。这需要实践，即使选人也是培养人的实践。

第四，腐败分子一律严打，不需要珍惜人才而不打。结合之前的人才过剩，以及经济转型的前提。对于用人，忠诚优先，德行优先。中国是大国，治国首先是纪律次之是德行，然后是才能。不需要过于惜才。科学家才是宝贵的人才，政治家不是，况且目前这些人都不是政治家。所以习主席发现腐败就换人非常正确。

至于全社会整体的反腐败问题，这要从社会文化做起，改变社会官场风气。要让科技主管长期工作于科技一线，充分证明后，跨越式选拔并进行充分的培训再到地方主管上。职位升迁规则可能要大改，现在几年一步的步步的升迁，反而不利于科技主管充分考验其科技管理能力。

另外，要设计通道给草根人事升迁。先德后才，可能演化成领导子女优先。因为领导子女有底气抵御贪腐的危险。那么就得设计通道给草根人员。现在河里对团派的同期其实是出自底层出路的感情映射。如果有新的草根路线，我想没人会同情团派。

说说我的担忧。现在中国高科技产业已经起来了，未来的发展动力问题已经不大。最关键的问题变成了财政改革。税改看起来容易，背后是深刻的政治斗争。向资本端征税，包括房地产税，资本外逃税，遗产税，资本利得税这些都是需要增加的税。之前我看到卢麒元教授的相关讨论。卢教授是财政专家，他一提出的一系列财税改革内容。现在不少地方争议很大，很多人反对税改。一些人说卢麒元税改是亡国之道。向资本端征税就是要祸乱国家。当然我认为这是非常错误的，是一种资产阶级的乱吼。税收改革必然是阶级性的。改开以来的阶级矛盾可能会因为税收改革而爆炸。但税收下滑又不得不改。

怎么让税改落地，会不会引发严重阶级冲突，但税改的必须性，需要我们直面阶级冲突。要不要戴剑议税？雍正改革财政可能以暴力开道。不肯税改的直接杀，敢对税改有危言的，直接文字狱伺候。而英国大宪章税改，可能贵族带兵杀到王宫。

大家都支持向资本端税改吗？如果税改不利，支持戴剑议税吗？如何暴力开道？要不要动员人民？

这可能是未来最关键的问题之一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