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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头脑要冷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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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同新华通讯社社长、《人民日报》总编辑吴冷西谈话的要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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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头脑要冷静》是毛泽东同新华通讯社社长、《人民日报》总编辑吴冷西谈话的要点。 [1]

中文名记者头脑要冷静

外文名The reporter to calm mind

谈话时间1958年11月21日

作    者毛泽东

原文内容

记者头脑要冷静

(一九五八年十一月二十一日)

做报纸工作的，做记者工作的，对遇到的问题要有分析，要有正确的看法、正确的态度。

矛盾有正面，有侧面。看问题一定要看到矛盾的各个方面。群众运动有主流，有支流。到下面去看，对运动的成绩和缺点要有辩证的观点，不要把任何一件事情绝对化。好事情不要全信，坏事情也不要只看到它的消极一面。比方瞒产，我对隐瞒产量是寄予同情的。当然，不说实话，是不好的。但是为什么瞒产？有很多原因，最主要的原因是想多吃一点，值得同情。瞒产，除了不老实这一点以外，没有什么不好。隐瞒了产量，粮食依然还在。瞒产的思想要批判，但是对发展生产没有大不了的坏处。（恰恰毛主席支持瞒产，认为当时的农民还是可以隐藏一些粮食的）

虚报不好，比瞒产有危险性。报多了，拿不出来。如果根据多报的数字作生产计划，有危险性，作供应计划，更危险。（反对浮夸）

记者到下面去，不能人家说什么，你就反映什么，要有冷静的头脑，要作比较。

强迫命令，不好。一定的命令还是需要的。如果什么事情都命令，就不好了。有些事情也并非强迫命令，例如党委的决议，一定要照办。总要有集中。集中的过程要有民主。要提倡民主作风，反对强迫命令。

记者要善于比较。唐朝有一个太守，他问官司，先去了解原告被告周围的人和周围的情况，然后再审原告被告。这叫作“勾推法”。这就是比较，同周围的环境比较。记者要善于运用这种方法。不要看到好的就认为全好，看到坏的就认为全坏。如果别人说全好，那你就问一问:是不是全好？如果别人说全坏，那你就问一问:一点好处没有吗？

记者的头脑要冷静，要独立思考，不要人云亦云。这种思想方法，首先是各新华分社和《人民日报》的记者、北京的编辑部要有。不要人家讲什么，就宣传什么，要经过考虑。

记者，特别是记者头子，头脑要清楚，要冷静。

根据新华出版社一九八三年出版的《毛泽东新闻工作文选》刊印。

“要把办报看成大事”

——老一辈革命家的报纸宣传思想

李自强

2018年09月25日08:17    来源：中国纪检监察报

1958年1月15日，毛泽东与新华社社长、人民日报总编辑吴冷西谈话时再次指出，“报社的人应该经常到下边去，呼吸新鲜空气”“下去又做工作，又当记者。不要长住北京，要活动一些。要经常到外边跑一跑”。

毛泽东钦佩司马迁坚韧不拔 提出共产党员要五不怕

作者：shc 浏览数： 11542 来源：盐城镜鉴网 发布：2012-06-19 分享到：

毛泽东钦佩司马迁坚韧不拔 提出共产党员要五不怕

　　一个共产党员要经得起受到错误的处分，可能这样对自己反而有益处。屈原流放而后有《离骚》，司马迁受腐刑乃发愤著《史记》。

　　——引自吴冷西著《忆毛主席——我亲自经历的若干重大历史事件片断》第158页，新华出版社1995年2月版

1957年毛主席调吴冷西去《人民日报》前，有过一次谈话。

他严肃地告诫说：“你到《人民日报》工作，要有充分思想准备，要准备遇到最坏情况，要有‘五不怕'的精神准备。这‘五不怕'就是：一不怕撤职，二不怕开除党籍，三不怕老婆离婚，四不怕坐牢，五不怕杀头。有了这五不怕的准备，就敢于实事求是，敢于坚持真理了。 [7]

毛泽东说：“撤职和开除党籍并不罕见，要准备着。杀头在正确路线领导下大概不至于，现在的中央不同于王明‘左'倾路线领导，也不同于张国焘。但对坐牢得有精神准备。共产党内一时受冤屈的事还是有的，不过在正确路线领导下终究会平反纠正的。一个共产党员要经得起受到错误的处分，可能这样对自己反而有益处。” [7]

但在大跃进期间，吴冷西到底还是没有顶住，以至于浮夸风盛行，终于造成灾难。吴冷西一直为此忏悔说，他在主政《人民日报》时，为浮夸风推波助澜，没有听毛主席的话，辜负了毛主席。

后来，毛泽东为了接班人的威信，还主动承担责任，为他们开脱。 [1]

根据吴冷西晚年回忆：毛主席说，现在报纸宣传报道上要调整一下，不要尽唱高调，要压缩空气，这不是泼冷水、而是不要鼓吹不切实际的高指标，要大家按实际条件办事，提口号、订指标要留有余地。

毛主席这些话我（指吴冷西）虽然听到了，但是被前面所说的关于解放思想、提高风格、敢于创新等等大量的议论压倒了，因而没有足够的重视。

随着大跃进高潮的到来，也冲昏了头脑。

南宁会议是一个劲反“右倾”的，成都会议和武昌会议的主旋律是鼓足干劲，其间虽然也谈到留有余地或压缩空气，但声音微弱，到了5月间的八大二次会议，解放思想、敢想敢做的呼声压倒一切。

人民日报和新华社的宣传也随大流，但因有毛主席的再三叮咛，开始还是比较谨慎，但到了6月份，农业上的生产“卫星”开始放了，接着是钢铁“卫星”、煤炭“卫星”也陆续出现了，大跃进形成高潮，浮夸风到处泛滥。

对人民公社，开始还只限于典型报道，后来从河南全省公社化起，就刮起一股共产风。

虽然不能说人民日报和新华社应对1958年的浮夸风和共产风负有主要责任，但我（指吴冷西）主持这两个单位的宣传工作在这期间所造成的恶劣影响，至今仍深感内疚。 [1] [4]

　　我这次犯这样严重的路线错误，当然不是偶然的，这是有思想的根源，也有作风的根源。在思想方面，最根本的一条是，长期以来，不但没有高举，简直可以说没有举起毛泽东思想的伟大红旗。

按理说，我的工作岗位是接近毛主席的，可以经常地道毛主席的教诲和指示，但我却对毛泽东思想学得最差，宣传最少，用得也最不活。

毛泽东思想是我们一切工作的灵魂，掌握毛泽东思想多少，是鉴别我们究竟有多少马列主义、多少无产阶级思想的标准。不进则退，既然学得很差，非无产阶级的东西就会多起来，就必然在这个问题那个问题上，脱离毛泽东思想的轨道，犯这样那样的错误，一直发展到这次犯右倾机会主义路线的错误，这是必然的。

回想起来，这些年来，我的思想和工作，都是退步的，由于学习不力，没有跟好主席思想，犯了不少错误。

我主持的中央书记处的工作，是做得很不好的，书记处直接管辖的中央各部门，问题也最多。

在对待阶级斗争问题上，在对待党内斗争问题上，我的思想是偏右的。

在毛主席炮轰司令部的大字报中所说的一九六二年的右倾错误，我是有份的，对于一九六四年的形左实右的错误，我虽然有些不同的意见，但也不是完全符合毛泽东思想的，不是完全站在毛主席的正确路线方面的。

至于一九六二年以前，还有不少错误，应该利用这次机会，严肃地加以检讨和清理。没有跟好主席，学习毛泽东思想很差，是与我的严重脱离群众、脱离实际的作风，密切相连。

长期高高在上，做官当老爷，下去的少，同群众接触少，同干部接触少，同负责同志之间接触也少，对待工作不够勤谨，没有认真地向群众做过调查研究，日常解决问题的方法又很简单，有时还很生硬，这就只能把自己置于非常闭塞的地位，发展了主观主义和官僚主义，这样，在我的思想和工作中，不可避免得常常犯严重的错误，常常脱离毛泽东思想的轨道，必然要发展到同毛泽东思想相抵触的地步。而我自己，有长期不自觉，产生并发展了骄傲自满、自以为是的情绪，结果处理事情往往不够认真，向同志、向群众请教很少，特别是向主席的请示报告很少，这不但是错误的重要原因，在组织纪律上也是不容许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