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在北京举行 -- 斯特拉斯堡

信的作者对计划工作中缺点的批评占了大部分篇幅，我认为很中肯。十年来还没有一个愿意和敢于向中央中肯地有分析地系统地揭露我们计划工作的缺点，因而求得改正的同志。我就没有看见这样一个人。我知道这种人是有的，他们就是不敢越衙上告。

因此我建议，将此信在中央一级和地方一级（省、市、自治区）共两级的党组织中，特别是计划机关中，予以传阅并且展开辩论，将一九五八年、一九五九年两年自己所做的工作的长短，利害得失，加以正确的分析，以利统一认识，团结同志，改善工作，鼓足干劲，奋勇前进，争取经济工作及其他工作（政治工作、军事工作、文教卫生工作、党的各级组织的领导工作，工、青，妇工作）的新的伟大胜利。

“毛泽东为何决心搞刘少奇：‘大权旁落’之后不甘心？”

本文摘自《求索中国：文革前十年史》，萧冬连 谢春涛 朱地 乔继宁 著，中共党史出版社出版

“一线”与“二线”

国际反修、农村四清、城市五反、文化批判，这一系列的斗争，使气氛越来越紧张，反修斗争不仅使农村基层干部惶惶然，使文化界人人自危，而且使党本身乃至中央内部的关系极不正常起来。毛泽东对中央第一线，尤其是主持中央第一线工作的刘少奇的不满急剧地发展。

说到“一线、二线”体制，这其实是毛泽东本人的主意。1966年10月25日，毛泽东谈到“一线、二线”问题，他说：

想要使国家安全，鉴于斯大林一死，马林科夫挡不住，发生了问题，出了修正主义，就搞了一个一线、二线。现在看起来，不那么好。我处在第二线，别的同志处在第一线，结果很分散。一进城就不那么集中了。搞了一线、二线，出了相当多的独立王国。

这虽然是毛泽东后来的说法。但没有根据怀疑毛泽东的为了“国家安全”搞“一线、二线”的考虑。但50年代后期毛泽东力排众议，坚决辞去国家主席一职，还有一条理由，是要摆脱“杂事”，“以便集中精力研究一些重要问题。”毛泽东不满足当“政治领袖”，更希望当“精神领袖”。战争年代精力充沛，正如他年轻时所说，既有“圣贤传教”的一面，又有“豪杰办事”的一面。正是这“两面”奠定了他在中国革命中无人可以替代的地位。现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国内社会主义建设需要研究的重要问题很多，国家主席一职迎来送往的繁文缛节不胜其烦。毕竟年事渐高，体力不支，他想摆脱“杂务”，专注于研究，这符合毛泽东的性格。毛泽东退居二线，刘少奇、周恩来、陈云、邓小平、彭真等处于一线。而且毛泽东事实上指定刘少奇为自己的接班人，1959年4月刘少奇接任国家主席，1961年9月，毛泽东又讲，以后“两个主席都姓刘”。（官方主流典型说法，刘打彭，毛打彭刘，呵呵呵，这当然是瞎话）

然而，这种“一线、二线”体制和个人指定接班人的制度，最难处理的问题是“一线二线”的关系。什么需要呈报“二线”决断，什么可由“一线”处理，全凭信任。毛泽东退居二线，专注理论，但他决不是书斋理论家，他希望自己的理论付诸实践，指导实践。起初，他自信不当国家主席，“个人威信不会……有所减损”，“在必要时，我仍可以作主题报告。”然而，正是他退居二线之时，发生了庐山会议、三年困难这一连串的事变，他自感威信受到了减损，而且越来越感到自己被冷落、被架空。

尤其是当他认定1962年上半年的政策是“右倾”、“动摇”，“是压我的”以后，产生了对第一线尤其对刘少奇的不满。1962年召开北戴河会议和八届十中全会，把问题“抖出来”，是对第一线的一次严重警告。

（这个过渡可有点快）

1964年，从反修防修出发，毛泽东一再号召各级领导干部都要下去蹲点，却迟迟推不动，就是有些人不下去。为了落实毛的指示，刘少奇叫中央组织部长具体安排，并且说：“不下去的不能当中央委员，不能当省委书记、地委书记、县委书记，连公社书记也不能当。”这样一来，全党闻风而动。只北京中央机关和国务院机关，司局长以上干部就下去了一千多个。这给毛泽东深深的触动，大权旁落了。在这之后，又发生了赫鲁晓夫被赶下去，马利诺夫斯基挑衅事件，这不能不对毛泽东发生影响。在11月底的一次会议上，毛泽东说：“还是少奇挂帅，四清、五反、经济工作，统统由你管，我是主席，你是第一副主席，天有不测风云，不然一旦我死了你接不上。现在就交班，你就做主席，做秦始皇。我有我的弱点，我骂娘没有用，不灵了，你厉害，你就挂个骂娘的帅，你抓小平，总理。”

不知刘少奇是否听出了弦外之音，他只是就事论事回答说：“我搞不来这么多，‘四清’我管，‘五反’富治、彭真多管，经济工作由小平、总理管。”

毛泽东说：“还是你挂帅，小平做秘书长（毛主席意思是说邓小平是秘书长，这是实际职责，但是改开以来谁还知道党主席？只知道总书记了，这个时候邓小平不就是总书记常委吗，邓小平确实有执念，要求强调总书记，这也是周总理的学习苏联的布局，其实应该是毛主席防止邓小平冲击刘少奇国家主席），他们这些人很忙，否则哪个也统不起来。”

恰在这时，毛泽东与刘少奇之间，在社教运动问题上发生了严重分歧。关于运动的搞法，毛泽东实际上不赞成集中力量搞“大兵团作战”，不赞成运动主要依靠工作队扎根串连、而不是放手发动群众。从他多次批复刘少奇的做法的批示中，可以体会到，“同意”是很勉强的。1964年12月在北京召开三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会上各地代表反映了“四清”运动中“左”的做法，就连毛泽东赞扬的大寨的领头人陈永贵也受到了冲击，还是周恩来亲自发话，保陈过关的。这很容易引起毛泽东对刘少奇的不满。

不过，毛泽东并不认为刘少奇“左”，而认为他是“形左而实右”，即没有弄清主要矛盾和运动的性质。关于主要矛盾和运动性质，刘少奇认为是“四清”与“四不清”的矛盾，或者人民内部矛盾与敌我矛盾交织在一起。毛泽东对问题的性质看得严重得多。1964年12月12日，毛泽东看了薄一波转报的陈正人在洛阳拖拉机厂蹲点的报告，批示道：

我也同意这种意见，官僚主义者阶级与工人阶级和贫下中农是两个尖锐对立的阶级……这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领导人，是已经变成或者正在变成吸工人血的资产阶级分子，他们对社会主义革命的必要性怎么会认识足呢？这些人是斗争对象，革命对象，社教运动绝对不能依靠他们，我们能依靠的，只有那些同工人没有仇恨而又有革命精神的干部。同一天，毛泽东在中国驻罗马尼亚大使宴请罗代表团的报告上批示道：

他们看我们的干群关系不准确，我们国内严重的尖锐的阶级斗争，他们不感觉，我们的大批官僚资产阶级坏干部在他们看来正是好人。“官僚主义者阶级”、“走资本主义道路的领导人”、“官僚资产阶级坏干部”，从这些提法中，可以看出，毛泽东对党内特别是党的干部队伍中的“阶级斗争”看得十分严重了，已经不是少数“分子”，而是形成了一个“阶级”。他心目中的革命对象，也不是一般干部，主要是领导干部。事实上是要对党本身进行一次“革命”了，只不过这些批示还没有公开。但凡看到这两条批示的人，无不感到震动。

12月15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北京召开工作会议，原想乘三届人大会议期间，请各地与会的领导人讨论一下社教问题，带有工作性质。会议由刘少奇主持，邓小平认为一般工作汇报，不必惊动毛泽东。他在向毛泽东报告此事后说：如果工作忙，可以不必参加了。在一次会上，毛泽东在刘少奇讲话时插话，刘不知毛有很多话要讲，毛只讲了几句，就被刘打断了，这两件事使毛大为恼火。（这段写得太短了，呵呵呵）

会议没开几天，毛泽东没有出面就结束了。毛泽东忍无可忍，终于爆发了。会后，江青请陶铸、曾志夫妇在人民大会堂“小礼堂”看《红灯记》。毛泽东在休息室问陶铸：“你们的会开完了吗？我还没参加就散会啦？有人就是往我的头上拉屎！我虽退到二线，还是可以讲讲话的么！”

陶铸、曾志愕然，谁敢在主席“头上拉屎”？曾志回忆说：“我和陶铸，已隐约感觉到了，主席说的‘有人’二字，这个‘人’恐怕是指少奇，但是我们不敢相信，也不愿相信。”

毛泽东又问陶铸：“你们开会的人是不是都已经走了？”

“有的走了。”陶答。

“告诉他们走了的赶快回来！”毛泽东斩钉截铁地命令道。

参加中央工作会议的各省书记们，又都被召回来，继续开会。

两个主席当面冲撞起来

1964年12月20日，毛泽东来到中央政治局工作会议上。毛泽东与刘少奇的对话，使分歧公开了。这次公开冲突成了毛刘分歧的转折点。争论的焦点是社教运动的重点应当指向哪里。

毛泽东主张重点要整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他说：“地、富是后台老板，前台是四不清干部，四不清干部是当权派。你只搞地、富，贫下中农是通不过的，迫切的是干部。那些地富已经搞过一次分土地，他们臭了，至于当权派，没有搞过，没有搞臭。他是当权派，上面又听他的，他又给定工分，他又是共产党员。”

刘少奇这一次没有附和毛的话。他主张一切从实际出发，有什么矛盾解决什么矛盾。他说：“有三种人：漏划的地主、新生的资产阶级、烂掉了的干部。有的干部出身好，犯有四不清错误，同地富反坏勾结在一起。有的地富反坏操纵；也有漏划地富当了权的。”

毛泽东说：“不要管什么阶级、阶层，只管这些当权派，共产党当权派。发动群众就是整我们这个党。中心是整党。不然无法，不整党就没有希望。”

毛泽东说：“无非是左、中、右。利用矛盾争取多数，反对少数，各个击破，有打有拉，这套策略，我看现在还用得着，现在这个党内就是国共合作嘛！也有统一战线。”“还有少数烂掉了，省委也有烂掉了的，你安徽不是烂掉了！你青海不是烂掉了！贵州不是烂掉了！甘肃不是烂掉了！云南还是‘个别’的，不够。河南吴芝圃‘左’得很嘛！”毛泽东接着讲下去：

“先搞豺狼，后搞狐狸，这就抓到了问题，你不从当权派着手不行。”

李先念插话说：“不整当权派，最后就整到贫下中农头上。”

毛泽东肯定地说：“根本问题就在这里！”他念了杜甫的四句诗：挽弓当挽强，用箭当用长，射人先射马，擒贼先擒王。接着说：“大的搞了，其他狐狸慢慢地清嘛！我们对冶金部也是擒贼先擒王，擒王鹤寿嘛！”

刘少奇说：“恐怕不能太绝对了。现在是党内外矛盾，敌我矛盾，四清四不清的矛盾，名种矛盾交叉。”

毛泽东说：“首先抓敌我矛盾性质的问题，重点整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

刘少奇坚持说：“还是有什么问题解决什么问题。不是到处都有敌我矛盾。煤炭部、冶金部，哪个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

毛泽东脱口而出：“张霖之就是。”张霖之是煤炭部部长。这一句脱口而出的定性，“文革”初期被红卫兵奉为圣旨，把张霖之活活打死。

与会的常委们面面相觑。会场有些僵持不下。

毛泽东转换话题，批评社教运动中的做法。他说：“挤牙膏，挤那样干净？宽大处理嘛！退赔从严对，要合情合理，不必讲彻底。”毛泽东说：“有的地方只有18户，没有虱子，一定要捉虱？”“一不可太宽，不可打击面过宽，二不可泼冷水，不要下去泼！现在还在反右”。“要把那些几十块钱、一百块钱、一百几十块钱的大多数四不清干部先解放。”

毛泽东既强调“打击面不要太宽”，一方面又强调“不要泼冷水”，他这样解释自己的想法。他说：“我提这个问题有点‘右’。我就是怕搞得太多了，搞出那么多地主、富农、国民党、反革命、和平演变、划成百分之十几二十，如果二十，七亿人口就是一亿四，那恐怕会要发生一个‘左’的潮流。结果树敌太多，最后不利于人民。”

从这些话可以看出，毛泽东一则担心把运动搞到一般群众中去，二则担心纠缠一般干部的四不清问题忽视了重点：走资派。在他看来，危险就在这里。

20日的会议使常委们的心情格外沉重起来。

然而，毛泽东余愠未消。

https://m.haiwainet.cn/middle/345831/2017/0607/content_30954304_1.html?from=groupmessage

1964年刘少奇何讲话遭众怒干部边出会场边骂娘

2014年12月19日 07:14

来源：凤凰网历史 作者：李新

https://news.ifeng.com/a/20141219/42753145_0.shtml

这个会议，连头带尾，总共不过一个钟头。在这么大热天把这么多高级干部集中来“训话”，人们是非常不满的。退出会场时，我就听到有人议论说：这是干什么？这不是“听训”吗？走出大会堂，在下台阶的时候，我前面有两三个军队干部在骂娘。当我走近时，他们都回过头来看，原来都是熟人，彼此相视一笑。

https://www.gmw.cn/02sz/2008-07/01/content_829983.htm

经历了这次会议的许多人都为这种情况的出现而忧心忡忡。

会议期间，朱德、贺龙等人找到刘少奇，希望他顾全大局，要谨慎，要尊重毛泽东。

刘少奇也为此主动找毛泽东谈话，并作了自我批评。

他还在自己家里举行有部分中央领导人参加的党内生活会，听取他人的批评和帮助，并且让陈伯达将每天生活会的情况向毛泽东汇报。然而，刘少奇的这些努力，并非达到了他所期望的效果。

中央政治局在开会时，刘少奇检讨说：对主席不够尊重。

毛泽东说：这不是尊重不尊重的问题，而是马克思主义同修正主义的问题，在原则问题上，我是从来不让步的。事已至此，两位伟人之间的裂痕已是无法弥合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