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萨评版】菊与刀 1.1 -- 萨苏

[《菊与刀》是美国人本尼迪克特的著名作品，也被称作西方了解日本的一扇窗，影响深远。最近，萨受一家出版公司委托为该书加些注解，聊以成篇。这个工作萨已经作了一个多月，结果对自己的水平是越来越不自信。因此，把完成的章节陆续放上来，一方面是整理，一方面也是希望得到大家的指正，以减少错误，使其中的注解更有价值。基本的速度应该是每天放一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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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部分 战争中的日本人 第二节 战争中的日本人（11）

日本政治结构，几乎没有一点不与美国大相径庭。在美国政府机构中，大选中胜出的人持有最高的行政、立法权，地方的管理则是由在地方指挥下的警察和法院来执行。然而，日本的政府机构在形式上和荷兰、比利时等西欧国家十分接近。例如，荷兰就和日本一样，一切法律都由女王的内阁负责起草，国会实际上从未制定过法律。甚至县、市长在法律上也规定由女王来任免，因此女王在形式上的权力之广泛，直达地方事务，超过1940年以前的日本。虽然女王实际上总是认可地方的提名，但必须女王任命则是事实[萨评：这里有一点需要注意，那就是形式上荷兰的政治比日本更接近专制，但是事实上正相反，日本的制度中专制一面由于其文化而得到充分的发育，荷兰则没有那样的土壤]。警察和法院直接对君主负责，这在荷兰也是如此。但是，在荷兰，任何宗派团体都可以自由创办学校。而日本的学校制度则几乎全部照抄法国。运河的开凿、围海造田及地方开发事业，在荷兰大体皆是地方自治体的任务，而不是选举产生的市长或官员们的任务。

日本政府机构和西欧各国之间的上述差异，还表现在更深刻的地方。日本人依靠古老的恭顺，让许多权力过程通过道德和礼仪来实现。国家可以指望，只要那些 “阁下”们身在其位，恪守职责，他们的特权就会得到尊重。人民没有理由在国事上自作主张，在日本，越过权限就是错误。在政府的最高层，“舆论”是完全没有地位的。政府只是要求“国民支持”[萨评：所以，在日本，战前的国家，战后的公司，个人永远是整个机器的一个零件，而不是机器的主人。这种观念为日本国家所要求，也为大多数日本人所接受，美国人就无法理解了。我一直推测，所谓我们提倡的螺丝钉精神，是不是有日本式思维的影响在里面]。当国家的权限越过自己的范围而干涉地方事务时，其裁决也会受到尊重。国家政府这种东西，美国人认为是一时还无法摆脱的孽障，日本人则不然，在他们眼里，国家近乎至善，完全在为他们的福泽而运作。

　　不但如此，政治家认为，舆论放弃干涉它不该干涉的事务后，也应该在它理应起作用的时候尽到职责。政府十分注意承认国民意志的“适得其所”。在合法的公众舆论领域，即使是为了国民自身的利益，日本政府还是努力恳求人民同意，这样说绝非过分。比如，负责振兴农业的官员在改良旧式农耕法时，恰如美国爱德华州[萨评：应该是爱达荷州之误，这个地处内陆的州如果耕作方法不佳，会因为自然条件而颗粒无收，不过，由于地广人稀，又是推行农业机械化的理想地方。美国没有爱德华州。说来，推行农业机械化，实际最大的作用在于解放人力，当年，在新闻上看到我国某地报道采用大型联合农用机械后，产量增加多少多少，颇为费解，精耕细作的单产量还是应该比机械化高的。大概，这一年的气候比前一年好吧。]的同行们一样，很少使用权力来硬性推广。在鼓励建立由国家担保的农民信用合作社、农民供销合作社时，政府官员总是要和地方名流多次交谈，并听从他们的决定。地方上的事必须由地方解决。日本人的生活方式是，分别分配适当的权力并规定其行使范围。与西方文化相比，日本人对“上级”更加尊重，使之有较大的行动自由[萨评：同时具有更多的特权]，但“上级”也必须严守自己的本分。

　　与政治相比，明治政治家在宗教领域中制定了更为离奇的制度。政府把国教置于管辖之下，奉之为民族统一与优越性的特殊象征，其他信仰则听凭个人自由。这种受到国家管理的宗教，就是国家神道[萨评：神道教，是日本独有的宗教，核心为信奉天照大神，天皇是天照大神的子孙，每个人如果对国家和天皇恪守本分方面有突出贡献也会成神这几个概念。其神物为一镜一剑。按照某些研究人士的看法，神道教很可能是中国秦代方士徐福{日本有看法认为徐福即日本开国的神武天皇}率军东渡征服日本以后，在当地原始多神教基础上建立的宗教，目的在于巩固自己和子孙的统治。由于日本历代天皇陵包括神武天皇陵禁止考古发掘，这个问题还有待进一步证实]。由于它被视为民族象征，就像在美国之尊敬国旗一样。因此，他们说国家神道不是宗教。所以，日本政府可以要求全体国民信奉国家神道，却并不认为违反西方的信仰自由原则。这就好像美国政府要求人们对星条旗敬礼一样。这只不过是忠诚的象征。因为“不是宗教”，日本可以在学校里教神道而无须担心西方的非难。在学校里，国家神道成了神话传说时代以来的日本历史。但要知道，这里面包含了对“万世一系的统治者”天皇的崇拜。国家神道受国家支持，国家管理。而对其他宗教信仰，佛教、基督教固不用说了，甚至其他教派的神道或祭祀神道，也都听任个人意愿，几乎和美国一样。这两种不同领域甚至在财政上都是分开的：国家神道的神官、祭祀、神社等费用均由国库开支；一般祭祀神道以及佛教、基督教各派的经费靠教徒自愿捐赠。[萨评：同时，由于神道教这种特殊的现实意义，日本人对于信奉它的同时信奉其他宗教报以非常宽容的态度，很多日本人在信奉神道教的同时也信奉佛教或者基督教，却心安理得。也正是因为这个原因，中国韩国等国家对靖国神社问题特别敏感。因为表面上靖国神社只是一个宗教设施，但是历史上，作为神道教的最高神社，它代表的却是日本政府的意志，这种观念，至今在日本人的心理中根深蒂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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靖国神社，日本人的圣地，亚洲其他国家的潘多拉盒子。

　　鉴于日本政府对宗教的上述立场，我们不能说国家神道是庞大的教会，但可以所它是庞大的政府机关。11万多座神社遍布各地，从祭祀天照大神的伊势大神宫里直到祭典时才进行清扫的地方小神社。神官系统也有等级，与政府官级并列，从最低层的神官到各郡、市和府、县和神官，直到最高层被尊为“阁下”的神祇官。这些神官，与其说他们是领导民众进行祭祀，不如说他们是替民众举行仪式。国家神道和我们平常到教堂去做礼拜完全不一样。因为它不是宗教，法律禁止神官宣讲教义，也就不可能有西方人所了解的那种礼拜仪式。他们的仪式是这样的：在频繁的祭祀日里，町、村代表参拜神社，立在神官面前。神官举起一根扎着麻绳和纸条的 “币帛”，在他们头上来回挥动，为他们驱邪。然后，神官再打开神龛的内门，扯开嗓子尖声呼叫，召唤众神降临，享用供品[萨评：外国人常常会对日本神社神龛中到底供奉的是什么感到困惑，据我的亲眼所见，神道教的神龛中并无偶像，而是牌位。有一个不无恶作剧的猜想 – 如果神道教真的是徐福所创，这里面最初供奉的，会不会是徐福的祖先牌位呢？]神官祈祷，参拜者们按身份排列，毕恭毕敬地供上自古至今视为神圣的小树枝，树枝上垂着几根细长的纸条。然后，神官再度尖声喊叫，送回众神，关闭神龛内门。在国家神道的大祭祀日里，天皇要亲自为国民致祭，政府各部门放假休息。但这种祭祀日和地方神社的祭祀日，以及佛教的祭祀日不一样，不是群众的祭祀节日。后者属于“自由”领域，不在国家神道范畴之内。[萨评：这段描写如果日本人看到会感到大不敬，因为此处神官的形象宛如遇到歹徒的修女。然而，在外国人眼里，神道教神官那些莫名其妙的举动确实与此相去不远。日本的神官不可能象基督教会的教士一样传教，因为他们的身份是神的世界的一部分，他们没有义务宣扬神的教义，而是为了满足人们崇拜神的愿望而提供服务。与基督教的神父相比，一个是卖方市场，一个是买方市场，地位是不一样的]

　　在这一自由领域，日本人进行各种符合自己心意的教派和祭祀活动。佛教非常流行，至今仍是绝大多数国民的宗教，各种宗派有不同的教义和开山祖师[萨评：日本佛教的教派繁多，最为流行的包括临济宗，曹洞宗，净土宗，而如果算起日本的教派来，总共竟有十几万种之多，最小的，只有十几个人。可说日本是宗教的天堂。当然，其中也不乏恶性发展的，比如奥姆真理教]。即便是神道，在国家神道之外，也有不少教派。其中有些教派早在20世纪30年代政府推行国家主义以前，已经成为纯国家主义的堡垒。另有一些教派是一种精神治疗，常被比作“基督教科学”。有的信奉儒家教义，有的则专门从事神灵显圣和参拜圣山神社活动。老百姓的祭祀节日多数不属于国家神道。在这种节日里，老百姓涌至神社，每个人都漱口驱邪，拽绳，打铃，击掌，召唤神灵降临。接着，他们恭恭敬敬地行礼，礼毕后再次拽绳，打铃，击掌，送回神灵。[萨评：日本的神社祈祷流程如下 – 先向布施箱内投入钱，一般是日本五日元的硬币，因为这种硬币带有孔，很象古代的铜钱，据说神是最熟悉这种钱的。而后拉一根神社大殿前垂下的麻绳，这麻绳上方有一个大铃铛，铃铛响后，击掌两次，表示唤醒神，而后默祷，完毕后击掌一次。据我所见，关西地区的日本神社并无祈祷完毕后再次拉绳振动铃声的程序。击掌也有先二后一的规矩，这种类似八路接头的做法，大约可以避免神误会你的自言自语也是某种祈祷吧。]然后，离开神社殿前，开始这一天的主要活动。这就是在神社院子里小摊贩上购买珍品玩物，看相扑、祓术以及有小丑插科打诨逗笑的神乐舞。除了少数献身宗教的人以外，宗教在日本绝不会使人感到严峻。日本人还喜欢长途跋涉地朝山拜庙，把它看作愉快的假日节目。

[《菊与刀》是美国人本尼迪克特的著名作品，也被称作西方了解日本的一扇窗，影响深远。最近，萨受一家出版公司委托为该书加些注解，聊以成篇。这个工作萨已经作了一个多月，结果对自己的水平是越来越不自信。因此，把完成的章节陆续放上来，一方面是整理，一方面也是希望得到大家的指正，以减少错误，使其中的注解更有价值。基本的速度应该是每天放一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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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部分 战争中的日本人 第二节 战争中的日本人（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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执掌日本国运的“阁下”们，他们是谁呢？如果您不认得（我也不认得）这不要紧，还有一张图说明他们的名字，您可以在里面找到不少熟悉的人名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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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上而下的改革产生的一个重要成果，就是1889年天皇赐予人民的《大日本帝国宪法》。它表述了人民在国家中的地位，设立了议会。这部宪法是阁下们对西方宪法进行了研究和批判之后精心拟订的。[萨评：自古以来，这种自上而下的改革，都是在下层强烈的要求下被迫出台的，比如沙皇亚历山大二世的土地改革，最初目的就是为了避免下层人民的革命。然而，日本这个宪法的出台，却有些与众不同，它基本是上层强行推进的一次改革。当时日本社会的矛盾尖锐不假，但假如询问下层的日本人到底想要怎样的改革，那结果肯定五花八门，而要求复古和闭国的，绝对不在少数。制订这部资本主义性质宪法的“维新志士”反而显得另类，因为他们提倡的那套资本主义观念，普通老百姓既没有经历过，也难以理解。所以，出台这样一部宪法，从直接意义上说，假如当时日本老百姓在酝酿一场起义，根本不会因为它的出现而停止。那么，日本人为何会做出这样一部宪法呢？理由在于，这些日本政府的高层人员已经对西方的文明心服口服，并且因为对西方的钦服而认为他们的道路就是自己唯一该选择的道路。在这种对强者钦仰的心理作用下，这些“维新志士”要做的就是不加选择地全盘照搬西方的一切（当然客观上有些搬不过来，象西方的桌椅到日本就必须改低，否则个子矮的日本人用不了，这上面他们倒还没有拘泥到失去理智的地步），以达到富国强兵的目的。宪法，作为西方文明的一个核心，无论日本是否急需，自然也在照搬之列了 – 有人的利益会受损失？这不在考虑之列，国家作为一个整体的利益被更优先地考虑。其他国家也有决心效仿西方的，但在接受上的毫无商量，不能不说是日本好走极端，并对强者五体投地性格的一个强烈体现]宪法起草者采取了必要的预防步骤，防止人民在这个关键阶段弄出乱子，或者通过舆论横加干扰[萨评：以“反动手段”行“革命之事”，可谓一大奇观，而且居然成功了，又可以称为一大奇迹。但此后直到二战日本对于言论自由和人权的藐视，就此种下根苗]。负责起草宪法的是隶属皇宫的一个局，因而是神圣不可侵犯的。这说明那些阁下们非常清楚自己的目的。1880年，宪法草拟者伊藤博文公爵派遣木户孝允侯爵前往英国[萨评：伊藤博文和木户孝允都是长州人，明治维新中属于坚定的倒幕派人士。伊藤博文在日本被视为名臣，但由于在甲午战争和此后对朝鲜的吞并中所实施的殖民主义，帝国主义政策，在亚洲其他国家则被视为恶魔。不过，这个大胡子的日本首相，在日本还有另一个类似浪人的形象。他在明治维新中留下的照片，是一个极似今天电影中忍者的形象，他的太太又是一个艺伎。关于日本宪法的形成，这里的记述可能有误，因为木户孝允在1877年已经死去，不可能在1880年前往英国。倒是伊藤博文自己，曾经在1882年前往普鲁士，为日本宪法寻求蓝本。事实上，普鲁士当时推进资本主义发展，同时以王室为国家中枢的体制，与日本颇为相似，日本明治时代的宪法也与当时的普鲁士宪法更为接近。而英国皇室徒有虚名，所以难以为重视天皇作用的日本人所仿效。斯潘塞，即赫伯特.斯潘塞，英国社会学家，《社会学的原理》一书的作者，被认为是“最高明的保守主义者”，确曾于1880年写信给伊藤博文，阐述关于他对日本宪法的看法]，就日本目前遇到的问题听取斯宾塞的意见。经过漫长的交谈，斯宾塞写了意见寄致伊藤。关于等级制，斯宾塞写道：日本在其传统习俗中有一个无以伦比的、国民福利的基础，应当加以维护、培育。他说，对长辈的传统义务，尤其是对天皇的传统义务，是日本的一大优点。日本将在“长辈”的领导下稳步前进，并可克服很多个人主义国家中无法避免的种种困难。此信支持阁下们心中的信念，明治的大政治家们十分满意。显然，他们力图维护等级制度的一切可能的优点，不打算在将来失去它的帮助。

　　在政治、经济和宗教领域，明治的政治家们明确规定了国家与人民之间的“各安其位”的义务[萨评：也就是说，没有“人人生来平等”这回事]。整个安排，无论从程序还是从具体内容来讲，都与美国、英国截然不同。面对如此众多的差异，我们经常会忽视最基本的要点。这一要点，在我们举了足够的例子后，会着重指出。

　　上面是有力的统治，公众舆论不能强迫它改变举措。政府掌握在上层人物手中，靠选举产生的人物也不能影响他们。在这一阶层中，人民没有发言权。在1940 年，政府最高层都是一些随时可以“谒见”天皇的重臣、顾问、阁僚、府县知事、法官、各局长官及其他高官。由选举产生的官员是无法达到这样高的地位的[萨评：这也有些偏颇，这种现象是日本在军国主义化以后的情况，经过对华战争，军部 – 相当于德国的总参谋部已经执掌了日本的国柄。在这之前，日本的首相，还是通过选举产生的 – 只不过选举的方式与美国有些不同，不是国民直接选举，而是先由国民选出执政团体，再由他们指定首相（还要天皇批准）。但九一八以后，日本的军人仗恃武力，已经不再服从选举产生的文官政府的领导，甚至发生了军官佐藤贤了在国会喝令议员“住口”的事件。日本在明治维新以后，的确采取过若干类似民主政治的制度，但是，日本的全套制度，使这种民主制度特别脆弱，所以很容易就被破坏掉了]由选举产生的议员，对遴选、任命内阁成员及大藏省[萨评：相当于财政部]或运输局长就更说不上有什么发言权。普选产生的众议院代表国民的意见，虽然有对政府高官提出质询或批评的特权，但对任命、决策或预算等无可奈何。日本也没有法律的创议制。众议院还受到由不经选举产生的贵族院的制约，贵族院议员中贵族占半数，另有四分之一由天皇敕选[萨评：贵族院的议员有很多本身就是军人或者预备役的军人。因此抗日战争中日本贵族院的议员比如高月保，乘兼悦郎多被我国军队打死打伤]贵族院对法律的批准权与众议院几乎相等。整个规则严密无情，颇有实效。

　　这能保证日本政府中的高级职位都掌握在“阁下”们手中。但是，这绝不意味着日本在“各安其位”的体制下没有自治。在所有亚洲国家中，不管在何种政治体制下，上面的权力总在向下伸展，而在中途与下面的地方自治权碰上，随时会擦出争议的火花[萨评：中国就是官员和乡绅们的对立了，以作者的背景，大概想到了美国政府和各州之间的关系 – 虽然都遵从一个宪法，但美国各州也有自己的法律，颇有独立性]。不同国家之间的差异则在于民主范围达到什么程度，地方的领导是否能对整个地方共同体负责，会不会被地方势力所垄断以致损害广泛的公众利益。德川时代的日本就像中国一样，最小的单位约5至10户，后来被称作“邻组”[萨评：所谓和中国一样，应该指的是和中国国民党政府当时实施的保甲制度类似，不过国民党的保甲制度实际贯彻得并不彻底，在很多地方只是停留在纸面上而已]，这是居民中最小的责任单位。“邻组”的组长，对组内事情有领导权，保证组内成员行为端正，遇有可疑行为必须报告，发现在逃犯则要交给政府。明治政治家们最初废除了这一套，后来又恢复。在市镇中，政府有时积极培植“邻组”，但在今日农村中则几乎已经不起什么作用，较之更为重要的单位是“部落”[萨评：在抗日战争中，日本军队经常将中国的村子称为“部落”，而中文中“部落”指的是不开化民族的聚居团体，所以仅仅这个名字就足以让中国人怒火中烧]。部落既没有被废除，也没有作为一个行政单位编入政府体系。它是国家权力尚未涉及的领域。这种由15户左右的人家组成的部落，直至今日，每年更换部落长，仍在发挥着组织的机能。部落长的任务是管理部落的财产；组织部落对遇丧或遭受火灾的家庭给予援助；安排耕作、盖房、修路等公共作业的适当日程，遇有火警则负责振铃；休息日则敲钟击梆，以示通告。日本的部落长，与其他亚洲国家不一样，不负责征收国家赋税。因此，他们所处的地位没有什么矛盾，是在民主责任范围内发挥作用。[萨评：这个“今天”指的是1944年的日本，到了二十一世纪，“部落”在日本已经渐渐成为历史名词，代替它的是“自治会”，性质倒是相似的。管理的财产也不过是大家一起打扫街道时使用的扫帚，推车等等，当然，组织居民巡夜防火之类的事情还是要作的]

　　近代日本的地方行政机构有市、町、村三个级别，由公选的“长者”们推选一位头头。在农村，这个头头常常是一位老人，一位拥有土地的农民家族中的长者。当了村长后，经济上不会有什么好处，却相当有权势。他与其他长者共同管理村里的财政、公共卫生、学校，特别是财产登记和了解每个人的情况。村公所是个相当繁忙的地方，它负责管理国家拨来的小学教育补助费，征集由本村负担、数额远比国家补助费要大的教育经费并监督其收支，管理村落共有财产及其租贷，土壤改良和植树造林，以及登记一切财产买卖；而财产买卖也必须在村公所正式登记后才算合法。村公所要求本村居民必须及时登记其住址、婚姻、子女出生、过继和收养、前科以及其他资料。对于每户家庭，也都要保管同样的材料。不管任何地方，此类材料都可以从该地提供给那个人的原籍村公所并记入他的册籍。一个人在申请就业或接受审判，或因需要证明其身份时，他必须给他的原籍市、町、村公所写信，或者自己亲自回去，取得一份本人材料的副本，交给有关方面。所以人们是绝不轻易给自己或家庭留下不好的记录的。[萨评：抗战期间，日军曾在占领地区试图照搬其行政模式，比如在中国的电影《粮食》中，就可以看到“村公所”这种机构，只不过在很多地方，这种机构同时既是日本侵略者的基层傀儡政权，也是抗日武装的地方组织，那就是日军想不到的了。同时，日本的个人档案制度类似中国，在美国如果没犯过法，是没有个人档案的，所以作者对这个现象颇感奇怪。]

　　因此，市、町、村负有巨大责任[上面还有两层 – 地区，和县。地区，相当于中国的大区，如华北，东北，华南，县，相当于中国的省，市，相当于中国的县，町，相当于中国的乡，村，和中国的村类似。不过因为日本国土狭窄，这些行政区划都是袖珍的]。1920年代，日本出现了全国性政党。这在任何国家都意味着会有“执政党”与“在野党”的交替。但即使在这种情况下，地方行政机构却丝毫不受影响，仍然由“长者”们领导，为政府服务。不过，地方行政机构在以下三个方面没有自治权。这就是：一切法官均由国家任命，警官和教员都是国家雇员。由于日本的民事诉讼几乎一直是通过调停或仲裁来解决的，所以法院在地方行政中几乎不起什么作用。倒是警官更重要一些，每逢有临时集会，他们必须到场。但是，这种任务是不常有的，多数时间用在记录有关居民身份和财产上。政府常常把警官从一处调到另一处，保持其局外人的地位，避免腐败[萨评：日本的警察确实是比较负责任的，态度也较好，但办案能力就难说了，前两天看到电视上播放有日本警察被歹徒追着跑的，当时的日本首相小泉为此大怒，要求整顿警察的作风]。学校的教员也常有调动。国家对学校的规定十分严密。日本和法国一样，每个学校在同一天都用同样的教科书，上同样的课，每个学校每天早晨都在同一时间，在同样的广播伴奏下，做着同样的早操。市、町、村共同体对学校、警察和法院，不能行使自治权。

[《菊与刀》是美国人本尼迪克特的著名作品，也被称作西方了解日本的一扇窗，影响深远。最近，萨受一家出版公司委托为该书加些注解，聊以成篇。这个工作萨已经作了一个多月，结果对自己的水平是越来越不自信。因此，把完成的章节陆续放上来，一方面是整理，一方面也是希望得到大家的指正，以减少错误，使其中的注解更有价值。基本的速度应该是每天放一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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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部分 战争中的日本人 第二节 战争中的日本人（9）

“尊王攘夷”的战斗口号回荡在列岛，宣告日本进入了近代历史。这一口号的意思非常明确，就是要让日本免受外国欺凌，打破天皇与将军的双重统治，恢复到公元十世纪的黄金时代[萨评：“尊王攘夷”的口号，也不是日本人的发明创造，而是春秋五霸第一霸齐桓公提出来的，意思是当时周室衰微，桓公要出来带领各诸侯重新恢复周天子的威信，并且击退当时入侵中国的少数民族 – 这本来是周天子的责任之一。结果可想而知，春秋五霸就这样一个一个地诞生了。日本的诸侯们采用这样一个口号，心里打的算盘可想而知。]。位于京都的天皇朝廷的所作所为，与这个口号的内涵基本相左。在天皇支持者心目中，“尊王攘夷”就是要把外国人打败，逐出日本。列岛没有一个外国人最好。他们还要恢复日本传统的生活方式，剥夺“改革派”在内外事务上的发言权。这群倒幕派拥有不俗的军事力量，其主力是强大的“外样大名”[萨评：具体说来，这些强大的大名就是萨摩，长州，土佐，肥前四强藩，它们的领土都在比较靠南的地方，所以位于江户的幕府对他们鞭长莫及。四强藩历史上就是出强悍武士的地方，同时利用地理优势大搞贸易工商，无论军事还是经济，都有实力和幕府对抗]。他们想通过王政复古取代德川家族统治日本，只要求换一下当权者。农民也参与了，他们盼望多保留一些自己收获的稻米，却也讨厌“改革”。武士阶层则希望保持俸禄，并能挥刀上阵建立功勋。在财政上支持王政复古的商人们，则希望推行重商主义，却从来不觉得封建制度有什么不对。

　　1868年，倒幕势力夺取了胜利[萨评：指的是1868年在伏见，鸟羽两地，四强藩大败德川幕府的军队，幕府从此失势]，宣告王政复古，幕府的统治结束。当时的西方人看日本，都认为即将推行的是岛国主义，一种极为保守的自我孤立政策。但新政府一开始就采取了相反的方针。它成立后不到一年，就取消了大名在各个领地的收税权。但这种剥夺不是无偿的，政府发给每个大名相当于正常收入一半的俸禄，同时，还免去他们豢养武士和兴建公共建筑的费用。武士和大名一样，从政府领取俸禄。在以后的五年中，又从法律上废除了等级间的不平等，措施十分认真，标志不同等级的服饰和装备被取消了，还颁布了著名的“散发令”[萨评：注意不要把散发令当成解放贱民的法令，这是明治政府对武士的法令，要求他们剃发，采用和平民一样的发式，有点儿象辛亥革命的割辫子。武士们曾经激烈反抗。爱德华.泽维克的电影《最后的武士》忠诚再现了这一过程。]使贱民得到解放，不再固守自己的传统职业。政府取消了禁止土地转让的法令，撤消了各地的关卡，废除了佛教的国教地位。到1876年，又把大名和武士的俸禄折成公债，一次性发还。该公债在5到10年内可兑现成现金。这笔巨款加上其原有财产，使他们有可能创办新式的工业企业。日本的工商业主与封建贵族一开始就合二为一，使未来本会发生的资产阶级革命消于无形之中。[萨评：明治维新表面上的“复古”，如同欧洲的文艺复兴一样，都是打着复古的旗号行改革之事。其实倒幕战争中最活跃的，并不是诸侯，而是所谓“维新志士”，典型的是阪本龙马，盛海舟，大久保利通和木户孝允等，他们从思想上都是接受并力图引进西方资本主义挽救日本危亡的，并在战争中获得了实力。由于他们代表的是新兴资产阶级的利益，在旧势力集团中又属于实力派，所以很快成为幕府倒台后的政府中坚力量。对大名们来说，这些维新志士活象阿富汗的塔利班，本来是大名和幕府将军的战争，胜利以后大名们却无法收获胜利果实，被这支与它们完全不同的新兴势力坐收渔利。通过废藩置县，改革藩制，大名们都被架空，日本的封建割据无可奈何花落去。这大概是战争之前大名和将军都没有想到的事情吧。看得太远会被鞋带绊倒，看得太近呢？]

　　新生的明治政府动作迅猛，发起了一系列重大改革，但这些政策很不得人心。当时的普通民众对征韩计划远比这些措施更有热情。明治政府则不仅没有动摇其彻底改革的方针，而且坚决地否决了侵略朝鲜的计划[萨评：1873年，由于警觉到日本借国书试图在朝鲜取得和清朝皇帝一样的地位，朝鲜方面拒绝了日本的国书。日本议会以此为主要借口讨论“征韩”，包括木户孝允等重臣都主张出兵朝鲜，表面上理由是朝鲜退还日本国书侮辱了日本，实际只要看一看当初幕府强盛时丰臣秀吉对朝鲜发动的战争，就很容易看出日本扩张的第一步，总是会选择语言结构与自己相近的朝鲜动手的。不过，尽管有人叫嚣“五十天就可以俘虏朝鲜国王”，毕竟当时的日本国力不足，又担心清军会入朝作战，“征韩”最终被否决]。绝大多数为建立明治政府而奋战的人深感失望。1877年，这些对立派团结在西乡隆盛的旗下，向政府发动了进攻。他的军队代表着“尊王攘夷”和维持封建制度的全部愿望，其叛乱的合法性，就是明治政府在王政复古的第一年就背叛了这种愿望。政府招募了一支由平民组成的义勇军，打败了西乡隆盛的武士和贵族的联军[萨评：西乡隆盛是倒幕战争的实际统帅，有百战百胜的称号，他的反叛的确令朝野震动，但他的兵力只有政府方面的五分之一，失败也是正常的。值得一提的是当时日本政府的军队不仅是“平民组成的义勇军”，还包括了大量拥护幕府的武士，在战争中起到了绝大的作用。拥护幕府的武士为何全力帮助打败幕府的政府军作战？既然幕府战败了，承认失败以后就要以120%的忠诚为胜利者服务，这其实是日本人典型的民族性格，他们认为这是做人应有的原则，不足为怪。可要放在其他国家，就难免让人侧目了]这次战争足以表明，明治政府的改革措施遇到多大阻力。

　　农民对政府也很不满意。明治的最初10年间，至少爆发了190次农民起义。直到1877年，新政府才开始采取措施，减轻压在农民身上的重税。也难怪，这么缓慢的步骤，农民认为政府肯定忘掉了他们应得的利益[萨评：明治政府这样做是有理由的 – 资本的原始积累，无论是革命还是改革，都是不可或缺的，不去剥削农民，哪儿来的钱呢？]。农民们还反对建立学校，反对征兵制，反对重新丈量土地，反对散发令，给贱民带来平等待遇[萨评：这儿可能是翻译错误，后面少了“反对”两字，应为“反对给贱民带来的平等待遇”]，反对官方限制佛教、改用公历。可以说凡是改变他们早已经习惯的生活的政策，他们都反对。

　　那么，大家都在跟改革唱反调，谁又在支持它呢？是谁最后撑住了局面呢？是那个允许等级间通婚的法令所造成的特殊阶层，是那些彼此结成亲戚朋友的商人和下层武士。这些人要么为大名打理产业，要么自己经商，经营过各种不同的事业，也磨练了不俗的政治手腕。他们熟悉各藩的垄断企业，如矿山、纺织、造纸等；普及了生产技术知识。这种武士和商人的联盟迅速把那些富于信心的干练人才推上前台，为明治政府出谋划策并组织实施。[萨评：值得玩味的是天皇在这一次剧变中的态度，他的做法不能不说非常明智而且机巧 – 尽管维新人士显然不是真的要复古，天皇却默认他们对传统的攻击。结果，天皇并没有成为多数立宪国家中象征性的元首，却成了权力的核心！这是因为，尽管新政府中的人员来自各个阶层，彼此之间矛盾重重，他们却有一个共同的特点 – 都忠于天皇。所以，如果不是天皇来做他们的真正领袖，日本此时就面临崩溃的危险了。天皇显然也是深深明白这一点，所以，成了这次巨变中最大的受益者。]不过，问题并不在于他们出身于哪个阶级，而在于他们为什么能如此精明能干并且敢于行动。19世纪后半叶刚刚脱离中世纪的日本，其国力之衰弱犹如今日之泰国，怎么产生了一批洞察形势的领导人，成功地推行了一个最需要政治手腕的大事业？[萨评：萨的看法是采用了变革而不是革命的手段，拥有一个共同效忠的对象天皇，加上日本人民族性中对规则的强烈服从心理，明治维新使日本社会的旧有精英能够团结在明治政府之中，共同实施变革，而不是全部重新选拔一批人才，是走了利用人才的捷径]要知道这次尝试超过任何民族所曾经历过的尝试。这些领导人的长处和短处都来源于传统的日本人的民族特性，本书的主题就是要探讨这种民族特性过去如何，现在又如何。这里，我们只能先了解一下明治时代的精锐是如何完成这一事业的。

　　他们根本没有考虑过采用哪个“主义”，从未把自己的任务看成是意识形态的革命，而是当作一项事业。他们心中的目标就是要使日本成为世界上一个举足轻重的强国[萨评：其实中国有很长时间也是这样，而且表现的心理更为强烈。在抗美援朝和抗日战争的胜利以前，中国饱经屈辱和入侵，这时，中国人或追求德先生，赛先生，或寻求法西斯，或追求共产主义，其时唯一的目的，都是为了造就一个强大的国家 –丘吉尔说：“为了消灭法西斯，我愿意和魔鬼合作。”这个时候，如果对建立一个强国有帮助，就是法西斯也会被中国人所接受的，这个时候，自由民主只是手段，并不是目的。这种略带扭曲的强烈心态，放在今天，有很多人已经难以理解了，所谓时过境迁。]他们并不是偶像破坏者，既没有把封建阶级骂得一无是处，也没有剥夺其财产，而是诱之以厚禄，使他们转而永远支持政府。他们终于改善了农民的境遇。之所以晚了十年，与其说是出于阶级立场拒绝农民的要求，还不如说国家当时穷得厉害，想照顾到却无法实行。

　　首先得说明，这些政治家没打算废除等级制度，只是觉得制度上有缺陷，需要调整。得给各类人群一个新的位置。“王政复古”使天皇位居顶峰，废除了将军，简化了等级制。王政复古后的政治家又废除了藩，消除了忠于藩主和忠于国家之间的矛盾。那些被称为“阁下”的新领导人为了向国民推行他们的卓越政纲，甚至加强了中央集权的统治。他们交替使用施加压力和给予恩惠的办法，以求贯彻改革方针。但是，在公共舆论不赞成改用太阳历、设立公共学校及废除对秽多贱民的不平等待遇等等时，他们根本不予理睬。[萨评：日本人一旦认准了什么事儿，有一种钻牛角尖的精神。当时日本的政治家多对资本主义，封建主义，社会主义等等理论并不明白，但认识到了学习西方是强盛的捷径，于是就一丝不苟地学习起来，其中虽有食古不化之嫌，可是对于反对意见，的确是给与了坚决的抗拒]

[《菊与刀》是美国人本尼迪克特的著名作品，也被称作西方了解日本的一扇窗，影响深远。最近，萨受一家出版公司委托为该书加些注解，聊以成篇。这个工作萨已经作了一个多月，结果对自己的水平是越来越不自信。因此，把完成的章节陆续放上来，一方面是整理，一方面也是希望得到大家的指正，以减少错误，使其中的注解更有价值。基本的速度应该是每天放一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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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部分 战争中的日本人 第二节 战争中的日本人（8）

日本政府在75年前宣告封建制度结束[萨评：日本从无一个公告宣布说“我现在不是封建社会了”，作者何以得出日本封建制结束的具体时间呢？原来，就在本书写成前75年的1871年，日本政府公布了一条重要的法令 – “废藩置县”，也就是说废除地方诸侯的权力，将其辖地改为郡县，此举解决了日本的封建割据问题，可说是明治维新的重要里程碑。然而，如果用这个标准看中国，中国的封建制是什么时候结束的呢? 说来吓人，竟然是秦朝！因为秦始皇废除了分封制，改设郡县。按照西方“正统”历史学家的看法，一旦封建割据被打破，必造成商品经济的极大繁荣，资本主义就自然而然地降临了。不幸的是这被证明只是西方欧洲国家的经验之谈。秦始皇废除了分封，而且修了遍布全国的驰道和五尺道，看起来完全是在按照西方观点进行资本主义发展的准备，却偏偏用这些适于发展资本主义的物质基础建立了一个大一统的封建帝国，而且，这样的帝国一直到1911年才轰然崩溃，持续的时间比整个欧洲的封建社会要长得多。在我们看来秦朝正是中国封建社会的巩固阶段呢。历史学家可以解释大多数的历史事实，但是历史从不按照专家们的理论而走。]但根深蒂固的民族风俗不是谁宣布结束就能结束的。我们在下一章会看到，日本的政治领袖是如何谨慎地构造现代日本，期望这个国家能保留大量的传统，以免丧失自身的特性的[萨评：日本有一个著名的理论，叫做“和魂洋才”，意思和中国的“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差不多。在明治维新中，日本人执行这个理论比洋务运动中的中国人更为坚决，所以他们在具体事务上以令人惊讶的程度完成了西化，而在文化上，却保留了相当多的日本传统。可惜，哪些是“和魂”，哪些是“洋才”，是自上而下规定下来的，而且这种分界在维新完成后就近乎神圣不可侵犯，于是“和魂”中保留的封建性落后性的东西就没有机会得到洗涤。人们说此后日本在资本主义国家中“封建性特别浓厚”，就是这个原因。比如日本的封建门阀制度，至今依然在它的政治中有着重要影响。]。尽管整个国家的目标发生了改变，但日本人不可能一下子变成西方人。他们在几百年里已经习惯了法律和秩序，习惯了维持法律和秩序的铁腕手段[萨评：法律和秩序，正是西方文明的一个组成部分，但习惯并且赞赏用暴力手段维持法律和秩序，则是日本的独特之处了。]他们在内心深处相信，细致繁琐的等级规则就意味着安全和稳定，只要他们停留在已知领域之内，认真履行精细分配的义务，那么他们是能够信赖这个世界的。盗贼无处躲藏，内战受到制止，人们只要能证明他人侵犯了自己的权利，他们可以申诉并期望得到补偿。[萨评：说起来仿佛太平盛世，实际幕府时代日本作为社会主体的农民在那个时代交租达到60%以上，连热的东西都难以吃上，婴儿死亡率惊人，普遍营养不良，他们却安之若素并认为这些苦是人生的正常组成部分。这种类似蚂蚁的精神固然有正面的成分，但到了侵华和太平洋战争，就成了日本兵可以满不在乎地放弃生命，并毫不留情地虐用其他民族的思想基础。不过，这并不是说日本当时很太平，本尼迪克特看到的太平是日本史书中的内容，实际上幕府后期的农民起义风起云涌，最大的纪伊一揆起义参加者达13万人。只是日本的农民起义多缺乏明确的政治纲领，虽然来势猛烈，却是后继乏力，难以在历史上留下深刻的痕迹 – 说到底，日本的农民敢于在行动上反抗暴政，在心理上却不敢反对根深蒂固的“规矩”。]历代德川将军中最开明者曾经设置过控诉箱，任何一个机构都可以把自己的抗议扔进箱子里，只有将军本人才有打开这个箱子的钥匙。在日本，粗鲁的侵犯能得到有力的制止，只要这种行为越出约定俗成的规则。人们非常相信这些规范，大家都知道，只要遵守它，就能得到安全。

　　人们衡量彼此的勇气和完美不是看他敢不敢反对或修改这些规范，而是看他是否与规范保持一致，是否奋力捍卫这些规则的尊严。[萨评：比如将军要一个武士自杀，这个武士奋起自卫会被视作怯懦，顺从地自杀才是勇敢的表现，特别是如果这武士是冤枉的，那他的自杀就更被视作英雄行为了。]要知道这些规则可不是摩西十诫中那些模糊抽象的道德原则，而是非常具体而详细的规定。这种场合该如何如何，那种场合又该如何如何。武士此时该怎么做，平民该怎么做，兄长该说什么，弟弟又该说什么，等等[萨评：您看到很少有美国人去尝试移民日本对吧？估计这种可以让人发疯的规矩圈套是他们望而却步的一个重要原因。]。

　　世界上不是只有日本人实行过等级制度，但日本没有像其他一些生活在强力控制之下的民族一样，变得温顺怯懦[萨评：或者奋起反抗]。这是因为日本的各个阶层的利益都被考虑到，都享受着某种保障[萨评：而这一点也让日本人在接受人与人生而平等的观念上困难重重 – 根据等级的传统观念，日本人很自然地认为人生来就是不平等的，而且尊崇和遵守这种不平等是一种人生的义务。这使日本人在外国人眼里看来有些异样，而当他们把这种观念推广到周边国家的时候，战争，就不可避免了]。甚至贱民阶层也得到保证，让他们垄断自己的特种职业，他们的自治团体也得到当局的承认。而作为合法团体，当贱民的利益受到侵犯的时候，他们有适当的通道进行申诉。虽然每个阶层都很不如意，都觉得自己受到了很大的限制，但大家又都信赖这一秩序，相信只有这样才能保证安全。而且日本的等级限制具有一种区别于印度种姓制度的弹性。他们有一整套明确合法的手段对制度进行微调，任何人都觉得这样做不会违反常规。一个人可以有好几种办法改变自己的等级身份。随着货币经济的逐渐发展，高利贷者和商人必然会富裕起来。这时候富人就使用各种合乎传统的办法使自己跻身上流社会。他们把还不起钱的农民的土地扣押下来，等待他还债，自己就变成了“地主”。农民继续耕种自己的土地，但在赎回土地之前，得向高利贷者按时交纳高昂的地租。这些富人的子女还与贫困的武士通婚，俨然成为武士的岳丈，顺利地把自己的家庭拉到贵族阶层。[萨评：日本的武士阶层一直让我感到困惑，它是一个类似八旗子弟的阶层，却没有象八旗一样腐朽，一直保持着强盛的战斗力。为什么同样是吃“铁杆庄稼”，八旗就迅速衰落而日本武士却没有呢？经过对比中日的历史，我的看法这是因为双方的国家构成不同。中国的国家在清代是由州县构成的，国家很大科技上又比周边国家要高，对外战争的压力不大 – 至少1840年以前没有亡国灭种的危险。吴三桂的叛乱充分显示了武将拥兵对帝国是何等的危险，所以清朝政府对保持一支强大的军队并不热心，相反，这样一支军队可能反而是对政府的威胁。特别是地方的官府更与军队被严格分割开来，如果哪个总督布政使之类的“私蓄武士”，只怕等待他的不是对尚武精神的鼓励，而是杀头抄家。所以，八旗在这种气氛下成为一支摆样子的“和平军”，迅速蜕变，就不仅仅是八旗子弟不争气的结果了。而日本的武士不同，他们都属于各藩，与中央相对独立。各藩是依靠武士的实力才能够立国的，如果某藩的武士都成了八旗子弟，江户的将军会毫不犹豫地收拾掉这个藩主。因此，日本的各藩武士与中央政府是既从属又对抗的关系，始终需要保持自己的战斗力，才有存在的价值。生于忧患，死于安乐，信然。]

　　还有一个办法是过继和收养。富人们把自己的儿子过继给武士当养子，结果亲生父母与高贵的养父母就结为亲戚；他们也让自己的孩子入赘到武士阶层，一样有效。虽然，日本人入赘的代价很大，他必须放弃生父家的身份，转入妻子家的户籍并随妻子的姓氏。但这样一来商人的后代成了武士，并获得武士的财产继承权。武士因为处于寄生地位，往往穷困拮据，给富人提升自己的身份提供了大量机会。

　　因为日本的等级制度没有限制不同阶层的人互相通婚，就为阶层之间的血缘流通提供了合法而宽阔的手段。在经济发展的年代，富人成批地渗入下层武士阶层。这种情况与欧洲很不一样。欧洲封建制度的崩溃是剧烈的，整个制度受到了一个逐渐发展的强大中产阶级的压力，这个阶级完整地统治了现代工业，悍然挑战城堡和重骑兵。日本却没有产生这样整齐的中产阶级，因为商人和高利贷者都以合法的手段进入了上层社会，他们与原来的上层社会结成了自然而然的联盟。结果欧洲在工厂主的重压下苟延残喘，而日本反而没有阶级之间血腥斗争的迹象。这一点，非常令人惊奇。[萨评：一个日本版的“和平演变”，有那样一句话 – 堡垒总是最容易从内部攻破的。要改造日本这样超级稳定的社会结构，大约也只有从内部发生的变革，特别是统治阶层自己的变质效率最高吧。]

　　因此，看起来非常细微的差别产生了重大的、迥然不同的结果，欧洲的阶级在大尺度上固定住了，像法国这样的大陆国家，就爆发了激烈冲突，贵族的财产乃至生命都会被剥夺；而日本，因为阶层之间关系较近，就没有产生壁垒分明的冲突。推翻老迈腐朽的幕府政权是谁？是商人、金融阶层和下级武士共同完成的。日本直到近代一直保留着贵族制度[萨评：日本的皇族至今存在，二战前，日本议会始终存在“贵族院”，由贵族，即华族的议员执掌。贵族被废为平民，是1947年麦克阿瑟担任日本总督期间，才做到的，将伏见宫等日本传统贵族统统废为了平民]，如果没有这种温和的阶级流通，那几乎是不可能的。

　　可见繁琐细致的行为规范和等级制度有一些值得信赖的理由，日本人喜欢这一套制度，而从历史的大范围来看，它确实保证了许多利益，减少了流血。说它给予安全，在许多地方是有理有据的。

　　在德川幕府于19世纪后半叶崩溃时[萨评：指的是作为明治维新前奏的“倒幕运动”，当时幕府的将军是德川庆喜，一个英俊的摄影家和弓箭运动爱好者，在几次战斗失败后，和平地交出了权力，此后一直过着平静的贵族生活]

日本没有任何集团主张废除这些规范。那里没有发生“法国大革命”，甚至连“1848年式的革命”也没有发生。然而，形势已无可挽回。在经济发展的过程中，整个森严的等级几乎同时受到了来自金钱的压力。从一般平民直到幕府将军，每个阶级都欠商人和高利贷者的债。人数众多的非生产阶级和巨额的财政支出已无法维持。财政窘迫的大名无力支付其武士侍从的定额俸禄，整个封建纽带的网络已只能供人嘲弄。[萨评：这一点，倒是反映了日本传统上对契约的尊重，契约精神正是西方文明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所以日本在明治维新全盘西化的过程中，倒也有和西方的共同语言。从这个角度说，日本当时的统治者和英法两国资产阶级革命爆发时同样债台高筑的国王比较相似。而中国的统治者就不同了，中国的皇帝从来不承认私人财产的合法性，更谈不上契约了，商人或者业主的钱，只是暂时寄存在他们口袋里，还是属于皇帝的，皇帝随时可以找个借口把他拿回来。这种事情在中国历史上反复发生，摧毁了中国资产阶级积蓄实力，从内部颠覆封建王朝的希望。]他们企图靠对农民增课已经很重的赋税来避免沦亡，还经常提前征收，使农民贫困到极点。幕府也濒临破产。当1853年佩里司令官率舰队前来之时[萨评：指的是美国海军将军马修.佩里那一年帅舰闯入横须贺，以武力威胁，迫使日本打开国门的历史事件，史称“黑船来航”。今天，在横须贺还有很大的佩里公园，表示对这位侵入日本的美国将军的纪念。有趣的是，日本人并不认为他是侵略者，而认为是他用大炮为日本指明了前进的方向，指导日本走向现代文明，是日本的恩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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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海军佩里将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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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日本下田仿照当年来访的佩里军舰Susquehanna所造游览船，每年，这里都要举行“黑船祭”，来纪念这位将军打开日本的国门

日本国内危机已很严重。在他强行闯入日本之后，于1858年签订了日美通商条约。当时日本恰好处于封建危机的顶峰，日本民众惊恐地发现，自己的国家面对外国的粗暴入侵，竟然无力抵抗。幕府成了全体指责的目标。

[《菊与刀》是美国人本尼迪克特的著名作品，也被称作西方了解日本的一扇窗，影响深远。最近，萨受一家出版公司委托为该书加些注解，聊以成篇。这个工作萨已经作了一个多月，结果对自己的水平是越来越不自信。因此，把完成的章节陆续放上来，一方面是整理，一方面也是希望得到大家的指正，以减少错误，使其中的注解更有价值。基本的速度应该是每天放一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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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部分 战争中的日本人 第二节 战争中的日本人（7）

具体一点儿，遇到大事的时候，家长会召集家族会议，无论地位如何，每个成员都会参与讨论。比如一个孩子要订婚了，家族成员会从老远的地方赶来发表意见。作出决定的过程中，不会因某个意见来自地位很低的成员就故意忽略。一个妻子或者弟弟的意见有可能变成最终的决定。家长如果无视众人的意见，独断专行，可能把自己弄得非常被动。当然，家庭会议也可能作出让当事人很难服从的决定，但此时家长会非常坚决，不容异议。[萨评：这里面带有对日本习惯的美化，估计是日本俘虏见到美国文明后为了表示日本有同样的文明而加以误导的，因为这种“日本的习惯”和美国人大家一起平等做出决定，然后所有人无条件执行的观念太相似了。在一个只有父亲和儿子的日本家庭里，也可能出现这样“民主集中制”的会议，但到了较大家族，或者到了社会上，这种大会其实只是用来宣布结果，而不是讨论的地方。在大会上出现针锋相对争吵的局面，被日本认为是对秩序的挑战而难以适应。日本人是典型的“会上不说，会下串通”。唯一的例外是日本的国会，甚至可以拳脚相加，互泼凉水，但那更多的是政治家在作秀吸引镜头罢了，真正关键的决议，还是在议会之外，就已经得出了结论，然后到议会走个形式。至于会下串联的巧妙，受东方的传统影响，日本历史上的合纵连横之巧妙，阴谋诡计之普及，连发明了“纵横家”一词的中国都要惊讶]，他们这种要求服从的权力与普鲁士那种专横的家长权力不太一样，虽然一样的有强制效果，因为过程由大家参与，其心理接受程度更大。日本人在家庭生活中并不故意教导孩子去尊重专制，也不轻易养成对权力屈服的习惯 [萨评：日本的这种教育用潜移默化来说更好，比如，在日本的幼儿园或者学校，传统上对强者称王称霸采取放任态度，自然让孩子养成尊敬强者的习惯 – 虽然，从我们外国人看来，拳头和公理相比，对后者的尊重更重要。]。在当事人看来，无论家长的决定多么苛刻，但那是以全体成员都关心的名义宣布的，是以最高价值来要求服从的。它的背后不是暴力，而是对家庭荣誉和利益的忠诚。[萨评：正因为日本人把对于权威和强者的服从视为理所当然，所以很少象中国人那样问：“他凭什么。。。”好的一面是这样互相扯皮的事情少了，坏的一面是如果这种决定是错的，日本人纠正它的机会也就非常有限]

　　日本人的等级观念都是幼儿时期在家中学习和养成的，然后他（她）带着这个观念进入社会，无论经商从政，都要把它表现出来。他早已习惯于向一个“适得其所”的人表示恰当的礼貌，不管他们在圈子里是否具有真正的影响力[萨评：罗马的独裁者苏拉曾经说：“这么多的奴隶啊，总会找到主子的。”对于一个传统的日本人来说，成为一个完全自由的人是件可怕的事情，他需要给自己找个上司，需要在社会的等级制度中找到自己的位置，否则就有被作为社会垃圾抛弃的危机。这一点和很多中国人习惯于“找组织”有相似之处，但是又有点儿不同。中国人找组织是因为相信组织可以庇护他，为他解决问题，日本人找组织是因为习惯，需要有个人管理他。]。一个妻管严的丈夫或者一个让弟弟拿大主意的哥哥，在正式场合照样受到妻子或弟弟的尊重。特权在表面上始终维持，不会因为背后另有操纵就被破坏，即使略有走样也很少见。这些习俗，有时候会给那些不在乎正式身份，乐于在背后享受实权的家伙带来进退自如的感觉。因为这样一来他不容易受人注意。日本人通过家庭生活真正弄明白了，一个决定作出以后，其最有力的支持就是全体人员都确信这个决定符合家庭利益，能维护家族声誉。每一个日本人都高度重视自己家庭共同的物质和精神财富，愿意把个人意志从属于这份财富之下；而年长者则被看作这份财富的委托管理者，因此无视他们的安排会被认为是对所有家庭成员的侵犯。日本人反对在家庭中用武力威胁，家中的年长者很少成为强有力的独裁者，但家中的等级制运转良好。[萨评：这应该说是日本人给外国人的印象而已。现在日本人的确很少在家庭中使用暴力，比如爸爸打儿子屁股这种事儿就不多见，但这不是因为日本人人情味重，溺爱孩子，而是因为他们认为这不合规矩（“脱亚入欧”以后的“文明人”规矩），破坏了家庭的和谐。日本传统中无论父对子还是师傅对徒弟的暴力行为都很常见，对暴力的不在意与对花道茶道的强烈爱好并存，这就是我所理解的“菊与刀”文化现象的本质。因此，日本对于世界的贡献和危险并存，怎样使日本这个民族保持正面行进而不走向负面，可说是其国内与国际共同的话题。在古代日本的家庭暴力在另一种情况下达到极端，他们会毫不犹豫地给子侄丢下一把刀令其自尽，来达到某个政治目的，或者维护家族的荣誉。而且这种家庭内不使用暴力不包括夫妻之间，因为日本俘虏提到的日本家庭情况，会有意无意忽视家庭中的女性成员，-- 她们并不具备和男性相等的地位。日本的女性地位，只是近年来随着女性出门工作才逐渐得到提高，本尼迪克特的时代，没有挨过丈夫耳光的日本太太可是不多的。而至今，日本的法律也没有婚内强奸这一类保护女性地位的条款。]

　　其实上述日本家庭等级制度的介绍并不很深入，要想理解日本一家人之间那种强有力的感情纽带，这一点解释远远不够。尤其美国人对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另有标准，理解起来更不容易。日本家庭中那种紧密的粘性本身就很奇怪，它是如何形成的，这是本书重点研究的课题之一。要知道，日本人在社会生活中依照阶层划分出来的等级制，与他们在家庭中依照辈分和性别划分的等级制有深刻的相通之处，日本的历史大部分就是等级制的历史，可以一直追溯到公元七世纪。当时日本从等级模糊的中国吸收生活方式，试图把它们融入自己的等级制文化。日本天皇和宫廷向中国派遣使节，让他们将令人惊叹的高度文明习俗带回来充实日本，这件事他们是用最大的热情去做的[萨评：指的是日本圣德太子执政时期开始的遣隋使，遣唐使。应该说，日本人这次学习的诚意是很高的，到中国来的也都是当时日本的精英之辈，但态度谦卑，因此得到了“东夷性柔顺”的评价]。在那之前，日本连正式的文字都没有；之后他们采用中国的象形文字来记述他们实际上与中国迥然不同的口头语言。古代日本有一种宗教，说的是四万个神仙镇守山林和村庄[萨评：美国人把日本的神仙裁剪了六分之一，美国是基督教国家，即便明白对方是多神教国家，也难以想象会有这样多的神。日本人的信仰中，神道教共有四万八千神仙，居住在高天原]，为居住各地的民众带来平安和幸福。这种民间宗教经过无数变迁，逐渐形成了现代日本的神道。到七世纪，日本从中国大举引进佛教，并逐渐把它当作国教。以前日本无论官方还是私人，都没有营造过巨大的永久性建筑，后来天皇仿照中国首都建造了新的奈良，同时兴建的还有许多壮丽的寺院[萨评：著名的唐招提寺，就是鉴真和尚到日本后在奈良修建的，其金堂至今犹存，结构完全为唐代式样，被日本尊为国宝。但是，中国的文明还有一条令人叹息的途径传到日本，那就是“无胡乱华”时代，无法等到晋朝政府保护的汉民族手工匠人和文化界人士，大批逃亡到日本，并为日本所接收，称为“渡来人”，此后融入日本民族。渡来人大大地提高了日本的文化水平，但因为他们的身份，在中国很少有人提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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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招提寺

使节们带来了中国的官阶品级和法律条文，陆续被日本宫廷采用。在世界历史上，日本是惟一的一个主动寻求外国文明，并按自己的计划予以高效率吸收的国家[萨评：如果从历史的角度说，这种提法不够贴切，比如欧洲的达契亚人，也曾主动学习罗马帝国的文明，并依此建立了自己的国家，就是今天的罗马尼亚]。

　　说日本按自己的计划来吸收中国文明，最大例子就是他们没有去模仿中国的考试制度。日本从一开始就没有复制中国那种等级模糊的社会组织，中国的政权岗位是授给那些科举考试合格的官员的；日本则交给世袭贵族和封建领主，构成社会等级制度的主体。[萨评：按说中国的考试制度应该比日本的封建世袭制度更为先进，但从选拔出的官员能力和清廉程度来看，古代日本的官员就算不优于中国的，至少也不比中国考试产生的大员们差（同理，民主选举必须伴随有效监督，否则和科举不会区别很大）。这充分显示了历史研究中道理和现实常常不能吻合的现象。同样的，宋文明肯定高于蒙古，最后却被蒙古灭亡了，也是这样的一个不能吻合的现象]日本不断被分割成许多半独立的藩国，领主们经常玩弄政治，试图削减对方的势力，许多社会习俗也与领主、家臣、侍从的特权有关。除了中国的官僚制度以外，另一个不同的地方就是日本的小家族与中国那种把各种职业都吸收进来的大宗族制度。还有，日本没有接受中国的世俗皇帝的观念，日语中把皇室称为“云端之人”[萨评：干脆说就是不承认天皇家族是人。所以，“人”，自然是不能取天皇而代之的]，除了这个家族以外，谁也不会梦想继承皇位；而中国经常改朝换代。可以这样认为，日本天皇及其宫内大臣引进中国文化的时候，根本没有想过世俗皇帝给人拉下马这回事，也不明白中国为什么会发生这样的事。[萨评：这不是绝对的，日本历史上也曾出过一个敢于取天皇而代之的人物，就是平将门。平将门自立为天皇，打破了天皇万世一系的传统，堪称日本的革命者。不过，平将门的“革命”不过是昙花一现，天皇很快又在诸侯拥戴下复辟，平将门在日本历史上，就象武则天在中国历史上的地位一样，只被认为是一个特例，却不被认为可以效仿。后世的日本人对平将门推翻天皇，只认为他是怪物，而不认为他这样作有合理的动机，于是，依然不能理解中国改朝换代的理由。]

　　不过，尽管日本从中国输入了各种文化，但这些新的文明为此后几百年间世袭领主与家臣之间的冲突开辟了道路。他们开始争夺统治权。8 世纪末叶，贵族藤原氏掌握了大权，把天皇赶到后宫。封建领主们反对藤原氏的统治，整个日本陷入内战。群雄之中，著名的源赖朝征服了所有的对手，以“将军” 这个古老的军事头衔成了全国的实际统治者。“将军”的全称是“征夷大将军”[萨评：这个名称很有意思，“夷”本是中国对东方少数民族的称呼，带有一定的蔑视含义。“征夷大将军”来镇压身在东方的日本诸侯无疑颇为贴切，用日本人的说法 – “代天讨伐不义”，可将军自己怎么算呢？也是“夷”么？估计这是当时日本没人敢问的禁忌问题]。日本人对高贵血缘的信任再次起作用，“将军”成为世袭，只要源赖朝的子孙就能够控制其他封建领主。天皇已徒具虚名，他的重要性仅在于将军必须接受他的象征性的封赐，实际权力掌握在幕府手中[萨评：天皇的权力复苏，要到明治维新。明治维新在日本被认为是资本主义变革，令人感到好笑的是日本的资本主义变革，第一个成果就是复辟资本主义的死对头 – 皇权]，它以武力征服不肯服从的各地领国，每个封建领主，即“大名”[萨评：相当于中国春秋时代的诸侯]，都有自己的武装家臣，即“武士”[萨评：相当于欧洲中世纪的骑士]。这些武士完全听从大名，在动乱的年代中，他们的任务是保护大名的生命，组成军队向敌对的大名进攻，或者组成联军向将军的统治发起挑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