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原创】穿越小说与明清之辨 -- 尼伯龙根·蜗藤
家园 【原创】穿越小说与明清之辨 穿越小说与明清之辨
我从小对小说就不感兴趣，所以也很久不关心最近流行什么小说之类的问题。最近上了一个论坛，才知道现在流行所谓的穿越小说，就是那种现代人回到古代，然后用现代人的眼光和智慧影响历史进程的东西。我以前读过一下黄易的《寻秦记》，由于太长了，所以看了开头几卷就没有耐性看下去。不知现在的穿越小说是不是都是源于这部广为流传的武侠小说呢？这种穿越小说，如果写得好，反映了当代观念和古代环境的矛盾，无疑会是非常有趣的。但是现在的穿越小说有种趋势，就是把小说当作历史来写，比如有本在某论坛上争议甚广的关于明清之交的小说，就大篇大篇的在小说中进行了史料的考据，使人感觉与其说作者在写小说，不如说作者在写历史。我个人对这种做法非常不以为然。在我看来，小说的功用在于塑造人物和表达思想，而不在于对历史人物进行考据。正如易中天所说的，小说形象和历史真实是两个不同的东西。小说形象可以凭作者的喜好，而历史真实可是要实打实的论证。两者应该有一条的界限。三国演义，无疑对历史人物做了自己的诠释，但是在现在，没有人会当成了真实的历史，因为我们现在都明白学术上对历史人物历史事件的讨论要如何基于史料，要如何论证，而三国演义，它没有经过这样的论证，所以我们都知道那不过是讲故事。但是一旦小说也用上这种手段，就未免模糊了这样的界限。作者个人不成熟的、在学术上靠不住的一些见解，就会误导相当一部分人，把作者的小说当作历史真实。这种做法其实相当的取巧：如果把作品当作文学作品，它又有这种误导作者的能力；如果把它当作真正的史论，它们又不够水准，也没有同行的评议，而且当有人提出这些批评的时候，它们还可以用文学创作作为辩护。小说和真实的历史应当分开处理，至少应该能让读者明白小说中的人物仅仅是小说中的人物，我觉得这是对一部涉及历史的小说的基本要求。
回到我说的这本明末的穿越小说来说，它最大的卖点就是批评袁崇焕。对于袁崇焕的争议，在一些历史的论坛上成为最大的热点。袁崇焕是卖国贼还是爱国英雄，是罪有应得还是千古奇冤，各位票友为之争论不休。而当“满学家”阎崇年在中央台讲了明亡清兴以来，围绕这个问题的讨论进一步升温。在这个漩涡中，袁崇焕其实只是一个象征，其后更牵涉到如何看待明清交替的问题，而后面更牵涉到现实中的民族主义的命题。在中国大陆史学界的传统中，袁崇焕被看作一个正面人物，是含冤而死。而在近年来的历史普及大潮中，清朝在电视剧、百家讲坛和普及书籍中红得发紫，一改在80年代的教育中丧权辱国的刻板形象，变得高大而英明。明崇祯帝“怨杀”袁崇焕，在阎崇年的眼中更是明必亡清必兴的明证。而作为对这种清朝推崇的反动，出于钟摆效应，也自然有人开始推崇明朝，于是出现了最激烈的明清之辨，而袁崇焕不过是其中的一个战役而已。
具体到袁崇焕个人，作为一个真实的人，他自然有功有过，很难一概而论。袁崇焕有不可磨灭的战功，他领导的关宁锦防线直到明末还是是东北不可逾越的防线；他领导的宁远大捷和宁锦大捷击退了努尔哈赤和皇太极的进攻，扭转了明末对后金屡战屡败的羞辱历史；在长城被绕道的后金兵突破之后，他带领军马回师勤王，有力地阻击了后金对北京的进攻；从头到尾，从来没有能够证明袁崇焕卖国的证据。这些，即便是最死硬的反袁派也是无法否认的。另一方面，袁崇焕确实有大罪，他不合程序擅杀毛文龙；他夸口5年平辽但却无法在收复失地上取得实质性进展；长城被绕道突破他有不可推卸的间接责任，这些也是实情。总之，无论正方和反方，其实都有足够的理据。问题是，对于袁崇焕应不应该被凌迟处死，是应该从哪一个角度去分析呢？显然双方并没有找到共通点。明朝特别是晚明的政治结构，是皇帝权力巨大的年代。没错，皇帝不是拥有绝对的权力，比如万历就不能如愿让福王承继大统。但是皇帝对大臣的生死拥有绝对的权力，而在崇祯朝党争激烈，皇帝居中独断的情况下，更是如此。一个大臣的生和死，其实不过是皇帝的意志而已。崇祯帝刻薄寡恩，袁崇焕犯下的罪，包括莫须有的卖国，在“法理”也就是皇上的意旨中当然是可死的。这就是反袁派的观点，这可以说明袁崇焕死得不冤。但是皇上的意旨真的有正义性吗？真的符合中国的最大利益吗？这又不尽然。魏忠贤罪行滔天，最终也不过是个流放，袁崇焕立下种种战功，在国难当头的情况下，难道凌迟处死就是恰当的吗？有的人会以维护法治为辩，这个就好笑了，皇帝还有特赦的权力呢，在当时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的社会，还有什么法治可言？对“法治”破坏带来的负面影响，恐怕比清兵掳掠一次轻得多吧。从这个意义上来说，袁崇焕的凌迟处死实在太冤了。至于袁崇焕是好是坏的争辩就历史本身而言更加无趣，我们能够根据历史清楚地列出袁崇焕的成绩和不足就足够了，又何必耿耿于怀到底是供大于过还是过大于功呢？
而作为袁崇焕争议的明清之辨的主角清朝，也很明显地有着和袁崇焕类似的双重特征。清朝在中国历史上是一个很独特的朝代，一方面，它是一个少数民族作为统治集团的朝代，在征服中国的过程中犯下累累罪行；另一方面，它一统中国，给中国带来广大的领土，即便后期割地不少，但是也得远大于失。作为异族入侵者，它不同于日本，满族一直是处于中国文化圈内，在建国之前都是受中央政府羁縻的，是在中国传统中的“天下”的圈子里；而日本，却被中国传统视为化外之民，是绝对的外族。作为异族统治者，它不同于元朝，元朝一直以异族的身份统治中国，而清朝却怀抱中国文化（除了剃头），满族全面汉化，到最后，连自己的语言都要消失。晚期清朝还面对前所未有的变局和危机，还从史上规模最大的农民起义（或者叛乱，视乎立场）存活下来。谁能肯定地说，一个汉人统治的皇朝就一定比它做的好。清朝尽管受尽欺凌，但是总算没有沦为殖民地，也没有被列强瓜分。这至少比印度和奥斯曼等其他“老大帝国”做得更好一些。清朝是那样的复杂，很难用一个优和劣去定性。同样，另外一个主角明朝当然也是如此。
这些，从历史本身的角度来看，都是争议不大的事，但是中国历史界，无论是专家还是爱好者，大部分都有两个习惯，一个是喜欢硬要评个好坏，另外一个就是喜欢用历史映射现实。在我看来，这两个都不是好习惯。就第一点而言，其实和评价者的立场有很大关系，不但因人而异，还是因时代而异，根本连一个貌似客观的标准都没有。而第二点，更是直接和现实政治关联在一起，为政治目的服务。到头来，争论者争论的都不是历史，而是争论者背后的意识形态。意识形态的争论当然也很有趣，但打着历史旗号来争论就不是这么讨人喜欢了。这两个习惯带来的另一个毛病就是由于争论者偏执于自己背后的意识形态，所以争论都带有很大的极端性。比如反袁派就要宣称袁崇焕是卖国贼，而拥袁派就不得不为袁崇焕每一个错误辩护，无论哪一边，都不能做到客观的评价。所以这种争论其实并不能使我们真正认识历史，仅仅会让我们对历史的认识更加茫然。
家园 毫无新意 这几年那麽多翻案的你们都不关注，比如：吴三桂、洪承畴等，对一个被吹上了天的的人的质疑竟然引出这么多大佬的不爽
家园 疯狂的无间穿越：整死袁崇焕，拯救老战神！ 借老大的帖子发一篇文章，谢谢！
疯狂的无间穿越：整死袁崇焕，拯救老战神！凤凰网历史栏目最近一个月来开办了一个所谓《袁崇焕是不是“含冤而死”？》的专栏，连篇累牍地炮制拼凑了大批所谓来自“草根”的文字来“论证”袁崇焕是个汉奸！
凤凰网历史栏目的行为，引来了大量的点击，在其每一篇文章的后面，人们都纷纷表示对这种乱搞历史的行为的愤慨！那么凤凰网历史栏目究竟为什么要冒天下之大不韪，向一个死去了很多世纪，又受到中国人民尊敬的历史人物来开涮呢？
其实，在袁崇焕这件事上，那些所谓的“草根”们不过是收了满独极端组织及其后台金主CIA的黑钱的文痞而已！没有良心的屎尿罐们拿着一批所谓的“史料”唬人！
袁崇焕是汉民族的铁骨良心，是中国的铁骨良心！他的事迹数百年来激动着人心，这一点连拥清的阎崇年也不能否认！何况，自建国后的历史书、教科书当中，袁崇焕就一直被当成正面楷模！那时候，阎崇年还不知在哪个窝棚趴着呢！可是阎崇年名声实在太坏，已经成为众矢之的！所以这次满独极端组织借挑战阎崇年之际来发动大型宣传，抹黑袁崇焕。这是满独极端势力配合其后台金主CIA扰乱中国年轻人历史观，并挑起和激化民族矛盾的罪恶行为！
满独极端势力通过金钱诱惑把持某些网站的历史频道很久了！诋毁明朝，炮制中国历史名人种种骇人听闻的秘史...；而在炮轰袁崇焕这件事上，它们是在玩三重，乃至四重无间道！而且是有政治野心和图谋的！今天的满独极端势力，真是“极端”狡猾，“极端”卑鄙！伪身为汉人，站在所谓拥护明朝崇祯皇帝的立场上，鼓吹“阎崇年挺袁，乾隆挺袁崇焕，所以袁崇焕是汉奸、坏人！”简直是血口喷人，其心可诛！
他们唯一的目的是扰乱中国历史，搞黑搞臭袁崇焕！把袁崇焕批得一无是处，把其战功全部抹杀。这样努尔哈赤就摇身一变成为不败战神，满独极端势力可是为这事运作筹划了十多年了！满独们在所谓的复国道路上实在拿不出可骄傲的东西，为了用足够的臭气把“志同道合”的苍蝇们都聚拢，他们需要将所谓的“战神”努尔哈次作为图腾！可惜老努是被袁崇焕的红衣大炮给轰死的！！！历史上铁板钉钉！满独们相信，通过网络等新媒体渠道谎言重复一万遍，就会成为现实！再用所谓的穿越小说《窃明》，大量的辫子戏加以宣传！他们以为，这样中国80后，90后的年青人们会从一开始就信以为真！
到时候，努尔哈赤就是“完美”的不败真神，能在他们编造的历史当中寿终正寝，好象一个真正的战神一样！就会激励他们20万人打败上亿人！他们可是将以色列的大卫之星搬作自己的“徽记”——想着光复满洲国呢！
满独极端势力以为自己机关算尽，机智无比，化身反清反满人士，来行这种刨别人祖坟的事儿，还忽悠得别人叫好！可惜它们忘了兵家之主孙武就是中国人！
袁崇焕一介书生，投笔从戎，战无不胜，保家卫国，死而后已，以其伟大的人格征服了全军将士，被捕时全军痛哭，弃城东走，袁崇焕自狱中信命他们回来继续抗敌，遇害前面对千刀万剐仍念念不忘民族存亡，临刑口占云：“死后不愁无勇将，忠魂依旧保辽东。”其行为受到了人民敬仰，竟有数代为其护陵直至今世者！
当年乾隆帝认为大清已定鼎可传万世之基业，为安抚汉人民心，褒奖岳飞、袁崇焕为忠臣！以显示其大度！（这可是杀祖之仇！没有人会为了诋毁崇祯是昏君，就给袁崇焕安一个炮毙努尔哈次的战功！）
但是，今天时移世易，清风已逝，万古不复！满独极端势力为了其蚍蜉撼树的疯狂梦想，竟然又覆手为雨，采用“无间道”对袁崇焕进行污蔑！他们把“反间计”再用了一次！其分裂中华的行为应该是连乾隆皇帝也忤逆的吧！
满独极端势力投靠异国，干这种乱我中华历史的勾当，其行为受到包括满族人民在内的全体中国人的谴责，必将受到最严厉的惩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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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园 高第小传Capo(不存在所谓尽撤关外,和抗命独守.) http://sonicbbs.eastday.com/topicdisplay.asp?BoardID=16&Page=1&TopicID=2425570
高第小传
文/Capo
明清史上名叫高第的人不少，光进士出身的就有四位。其中比较有名的如明正德年间的高第，字公次，官一直做到云南副使。又有清乾隆年间的高第，字云士，善书画。又有明朝末年山海关总兵高第，榆林人，当甲申鼎革之际随吴三桂降清，在山海关击败李自成大军，后清朝授为河南总兵，也算是此段历史中的一个重要人物。本文所关注的则是明朝末年曾任兵部尚书，蓟辽经略的高第，因为此前各种著述中对此人的叙述颇有错漏之处，故略考其生平以求争鸣。
高第，字登之，滦州人（即今河北滦县），具体出生年月现已无考。从各种方志中看，他至少在己卯年，即崇祯十二年（1639）还在人世，最后一共活了82岁。又，所有的史料中都未找到他在明亡之际的任何活动记录，似乎去世之日应在1644清兵入关之前。这样的话，可以推断他大约生于嘉靖三十七年至四十二年间，也就是1558－1563期间。
万历十七年（1589），高第考中了己丑科进士，当时他大约三十岁左右，算是比较正常的登科年龄。当年这一科共取347人，高第排在三甲208名，即总排名278，算是比较靠后的。这一科进士中人材甚多：状元焦竑是史上有名的大学者，古文大师；榜眼吴道南后来一直做到礼部尚书、大学士，入阁为相。另外一位朱国桢也在天启年间曾经入阁。此外，高第、董汉儒做到兵部尚书，杨文岳做到保定总督，而高攀龙、冯从吾是东林党中的赫赫巨头，董其昌乃人人皆知的书画大师，都是明史中数得上的人物。
考中进士后，朝廷派高第去做临颖县令。临颖县在河南，当年属开封府，《说岳全传》里面杨再兴战死小商河，即在其附近。各方志中的高第传记都说，他到了临颖之后，赈灾救荒，“医活数万人”。而且比较廉洁，缴上来的赋税根本不拆封，就直接送到开封府上，由此杜绝了耗羡的弊端。这样，可能由于征税方面的政绩比较突出，高第“转户曹，榷浒墅关”，也就是派去了苏州钞关收商税。旧例，在主钞关之外的支流水道上都设绳拦截，以防商船从中私自开走以避税，高第认为只需封锁主河道附近的水域即可，不用一切都斤斤计较。这样又过了一段时间，高第最终升到了大同知府，是正四品之官了。这大约是万历中的事情，当时明朝已经财政吃紧，各地王府宗室俸禄难以支付，于是高第从自己的官俸中捐出三千两银子来补助（其主要对象当然是在当地就藩的代王等）。由以上记录似乎可以看出，其应是家底殷实之人，对钱财等事项至少表面上并不贪婪，是以廉洁奉公，慷慨捐资为升官之道的。
当然，关于其早年的宦迹，史料中大约也就是这寥寥几笔，不可能太过详细。万历三十八年（1610）二月，高第从大同知府转为山东按察副使（《实录》作按察使，但从后文来看应为副使），此时他已经在官场中打熬了21年，年纪大约在五十岁上下了。不过，以府台转臬司，品级虽不变，通常被视为升迁，从此他的仕途开始进入了比较顺利的阶段。
万历四十一年（1613）三月，高第考满，再从山东副使升为湖广右参政（从三品）。关于他此段期间的事迹，《湖广通志》说：“高第……分守荆西，修学宫及魁星楼、尊经阁。捐资区画，不烦民力”，也就是说他在当地捐款建了文庙学宫等建筑，似乎此人比较喜欢捐钱以求名。不久后，高第升山东按察使（正三品），万历四十六年（1618）五月再升为陕西右布政使（从二品），很快又升山西左布政使，可谓节节高升。后来，大同巡抚文球到蓟镇赴任，朝廷原本打算让董可威补缺，但董可威因为有病，再三辞免。于是，天启元年（1621）三月，吏部以高第兼都察院右佥都御史，令其巡抚大同。他终于进入了明朝顶级文官，封疆大吏的行列。在任上，据《永平府志》，《滦州志》等记载，他又私人出资七千两银子，助给边将的抚赏，想必在军中朝中口碑也必然不错。高第曾著有《抚云疏稿》一书，当为此时的奏疏集子，可惜今天早已散轶，无从得见。
不过，高第在地方上只呆了一年多，便又得到了新的机会。当时辽事已经大坏，后金连续攻克抚顺、辽沈、广宁等地。兵部的官有的调，有的辞，几乎成了走马灯。天启二年十一月，原任兵部右侍郎吴仁度引疾辞官，升李瑾补缺，但随即又升其为添设左侍郎。这样一来兵部出缺，便于当年十二月召高第入京，为兵部右侍郎，进入明朝的枢画中心。而当时的兵部尚书，正是高第的同年董汉儒，两人应有一番叙旧交情不提。
此时，正是辽东形势最坏的时候。关外已经被熊廷弼、王化贞二人全部放弃，大学士孙承宗出关，与经略王在晋发生了守关门还是守宁远的争论。高第到任之时，孙承宗已胜出，王在晋被调往南京，因此高第进入兵部之后，主要任务应当就是协助和支援孙等人在关外的军事计划。从后来的情况来看，高第应该对孙进取的策略有所异议，不过天启二、三年间，也找不到什么资料表明他对孙进行了任何掣制，因其在兵部也不过三、四号人物而已。三年三月，高第再次升迁，为兵部添设左侍郎，次年正月又成为正牌左侍郎，成了兵部中地位仅次于尚书赵彦的第二把手。
然而到了天启四年（1624）二月，高第却突然致仕，也就是退休了。原因现在无从查考，不过当时他至少也已经62岁，很可能在65左右，因年龄已大自然退休也毫不奇怪。只不过高第肯定没有想到，他刚下野不久，朝廷上就突然爆发了一场你死我活的政治斗争：东林党正式向魏忠贤开战。
事情开始于天启四年六月。杨涟上疏，声称魏忠贤有24条大罪，从而吹响了东林党总攻的号角。一时间，弹劾魏忠贤的奏章满天飞，大有将其一脚踩死之势。然而，由于天启皇帝的包庇，魏忠贤毫发无伤，倒反过来对东林党人进行了残酷的镇压。以汪文言案为切入口，魏忠贤将杨涟、左光斗、魏大中等人逮入诏狱，一网打尽，并开始从朝堂上大肆清洗东林党人。到了次年正月，据苗棣《魏忠贤专权研究》一书统计，已有近40位高官被逐去。不过，就兵部来说，当时受到的冲击并不太大，除了侍郎孙居相回籍以外，大致没有什么变动。但不管怎样，缺官总得填补。天启五年正月，大学士魏广微上疏，推荐两位原任兵部侍郎李瑾与高第，请皇帝再次起用两人，以加强京城的防守。二月，起高第为兵部左侍郎管工部右侍郎事，从任用来看主要是负责守城器械等事务。高第退休一年后再次复出了。
但实事求是地说，虽然高第是由阉党的魏广微推荐复用的，却没有什么证据表明高第本人与阉党有什么关系。天启四年他致仕之前，魏忠贤虽然在宫中把握了一定的权力，但是与外廷冲突还并不太多，基本上不相往来，朝廷上大多还是东林党所号称的“正人君子”在位。当然，高第肯定不是东林党的人，但与其也没什么瓜葛，天启三年东林诸人搞癸亥京察，打击异己的时候，也没牵涉到高第什么事。从他的仕宦生涯来看，几十年一步步升上来，总体也还算正常，没有类似坐电梯突飞猛进的情况。阉党赶走了那么一大批人，总得找人补上这些官缺，这些候补的中间固然有一些是阉党中人，但也有相当部分没有什么利害关系，并没有牵涉到党争之中，甚至还有很多人是反对阉党的。即如与高第同时被荐起用的李瑾，就是反对魏忠贤的。《崇祯长编》中记录后来四川道御史吴彦芳的奏折，称李瑾当年“付身家于度外，直犯逆魏凶锋而九死一生”，便是明证。
高第起复三个月后，兵部尚书赵彦致仕回籍，于是廷推新尚书。高第作为兵部二把手，本来属于最有资格的，一开始却没有上廷推名单。但前后推了好几次，上面都不满意，最后还是点中了高第升任兵部尚书。《两朝剥复录》对此说：“内意属第，故履推得之”。那么，这个“内意”究竟是谁的意思？一种可能是皇帝本人的意思，因为天启也不完全是个傀儡，有时候还是发挥主意的。或许他看了前面推荐的名单觉得都不满意，而高第资格老，在兵部经验又多，升任尚书无可非议。第二种可能，实乃魏忠贤之意，但从前后推举了多次才选上高第来看，他也不是什么众人皆知的阉党，或许是魏忠贤想要拉拢他，特意升迁。
然而，高第上任后，并没有附和魏党。康熙二年的《永平府志》记载说，当时魏忠贤、崔呈秀势力炙手可热，想要升其同党郭钦为都督同知头衔，又想让参将梁甫升任总兵，矫中旨特授，不料高第“皆不应”。而且高第看到杨左被逮，榜掠甚惨，在经筵上力陈“党锢宜释”，使得魏忠贤异常恼怒，唆使天启召见高第，“切责之”。自此之后，魏忠贤千方百计想把高第赶走，而机会正好马上就到来了。
天启五年夏，蓟辽督师孙承宗决意发兵填实锦州、右屯、大凌河等地，于是发四车营出关，与原来的前锋三营共同驻扎其地。孙的意图是把兵力逐渐往锦右一带集中，为下一步收复金、复、海、盖四卫作准备。但是万万没有想到，刚过了没多久，八月间，便遭到了所谓的“柳河之败”。总兵马世龙听说耀州等地空虚，便遣将领鲁之甲、李承先等率兵过河，打算袭击该地。约定与水兵会合，乘船前去。但不料到了指定的日子，水兵不见踪影，于是鲁、李二人用小渔船渡兵过河，结果到了耀州城下，后金早已发觉，打得明军大败，逃到河边又无法全部渡回。最后过河的明军覆灭数百人，鲁李二将死难。
败报传来，朝廷震惊，因为传闻纷纷，“有言丧官兵好几万，好马数千者”，以为是一场异常严重的失利。兵部（即高第所执掌）立刻作出反应，认为“万一奴骑乘此长驱，则宁锦等处能保其无虞？”当此时刻，以山海关最为要紧，而“前闻在关兵马甚少，又何恃以守乎？”因此，兵部建议采取紧急措施，立即让马世龙挑选在关外的部分精兵，回防山海关，以期万全（《三朝辽事实录》）。对于柳河之役，高第等显然很不以为然，因此在兵部的各题稿中对孙承宗、马世龙多有攻击，这当然大大得罪了关外辽军诸将。当时作为孙承宗手下军务赞画的茅元仪，即对高第大为不满。后来到了崇祯年间，茅撰写了《（前）督师纪略》一书，回忆当年情事，又对高进行了诸多不实的描写。因为茅元仪名气相当大，因此许多说法后来流传甚广，不得不加以考辨，以见本来面目。
首先，高第与孙承宗的矛盾究竟因何而起？《督师纪略》说，高第当年巡抚大同之时，所调兵马羸弱，为孙承宗所持，因此深恨孙，“以杀公为己任”。此乃一面之词，事实如何今天无从得知，但如前所述，高第在兵部多年，未见有参劾阻挠孙承宗之处，茅之前的其他文章中，从未提及此人，只是柳河之后才有此一说。然后，《督师纪略》又说魏忠贤因为看中了高第想杀孙承宗，因此特意中旨命其为兵部尚书，“履推不用而特拜焉”，此又与《两朝剥复录》“履推得之”的说法矛盾。如前所述，高第当时是兵部左侍郎，为该部的第二号人物，按资历地位，接掌尚书一职并无出奇之处，反倒是前面履次推举都未有其名显得可怪，更不用说只能“特拜”了。若说魏忠贤一心想让高第出任，当时朝廷各大臣皆仰其鼻息，又怎会屡次推荐都无其名？《剥复录》为东林党一众所编，意在昭示天启末年，“奸党”如何排斥正人，把握朝政，因此书中凡涉及阉党人物，多有点评，但并未言及高第为魏忠贤所属。
《督师纪略》又说，高第为兵部尚书之后，“日请减兵”。此当指天启五年关宁清汰冗兵一事，然而此事之缘起与高第完全无关。四月，户部尚书李起元上奏，其中即提到诸臣有谓关门之兵“虚冒宜清，老弱宜汰”，旨意回复：让孙承宗清点裁剪。此时高第尚未上任，与其何干？后来经过查点，关宁一共汰去冗兵1万7千多人，可见水分还是可以挤出不少。但总体而言，汰兵之举实乃明朝军饷支付不敷而采取的措施，基本上是户部的意思，茅元仪把这个也怪到高第的头上，只能是出于意气之见。
接下来的两条则更加不可不辨。《督师纪略》说，柳河之败后，高第自己下檄给马世龙，让他全数撤掉锦右、宁前之兵回山海关，也就是“弃关外四百里”。多亏了袁崇焕和茅元仪自己力争，高第无可奈何才没有实现，仅仅撤了锦右的军队，而高第还不许将当地的屯粮运走，后来都为后金所得。这一段记述，后来被另一位关宁将领周文郁几乎原封不动地照搬到了其著作《边事小记》中的《辽西复守纪事》篇中，又被钱谦益照抄至《牧斋初学集》中的《孙公行状》篇，而最后竟被部分编入了《明史•袁崇焕传》，因此流传甚广。我们来看一下当时之情事究竟如何。
如前所述，朝廷刚刚得知柳河败绩的消息之后，兵部马上作出了紧急应对，让马世龙急选关外各兵精壮者，回防山海关，以关门为紧要。这是建立在之前孙承宗等把兵马多集中到锦右一带，山海关本身兵力甚少的前提上的。因为兵部即高第掌管，那么看作高第本人的意思也相差不远。他担心新败之后，万一后金大军长驱直入，而关门之兵又都在关外，山海关本身恐怕有很大的危险。这一举措高明与否，各人大可以事后眼光加以评判，但若站在当时情况不明，以北京安危为首要考虑的立场上看，似也无可厚非。不管怎样，此乃一临时紧急举措，并未涉及到全撤锦右或宁前之事。
九月初八，兵部（高第）又上奏，称关门久有兵饷虚糜之事，还不绸缪山海以为根本，保护宁锦以固藩篱，反而为求虚名，过河轻进。他之前已经致书孙承宗，并札谕马世龙赶快回到锦州，不料尚未有回音，败报已至。请求御史同司道等人速速查明现存兵马之实数。
这之后，九月十四，巡关御史洪如钟也报告了柳河失事的情况。旨意：“宁远前屯系关门外薮，满桂赵率教务严加防御，以保无虞”。此时朝廷明确表示宁前一带乃要紧之处，为守护关门的屏障，饬令满赵等人严防，决无放弃之意。
九月二十二，高第上疏，全文见于实录。他首先强调了山海关在国防中的地位，然后重申了之前的对策，即“近闻渡河取败，宜速挑选精兵，谨防山海”。然后，高第称：“……查关上原设三部总兵，各有所营地方，分布驻防。不意今春夏间，三部兵马尽驱之关外”，而如今与后金兵衅已开，蒙古部落也蠢蠢欲动，当此时刻，“犹不思护内而防外乎？”换句话说，孙承宗之前将兵力向前线集中，但高第认为此时刚打了败仗，事关紧急，应该首先保证关门的安危。因此，他的提议是，严谕孙承宗并责成各将官，“各率重兵驻关，共图防守之策”。但是，这道奏疏的意思，无非是将春夏之间发到关外的兵马照旧撤回关门，将局面恢复到天启五年初的样子，却毫无提及要撤掉宁远前屯一带的驻防。按《督师纪略》的说法，高第“弃关外四百里”的决定，是他还在兵部尚书任上之时作出的，但自此之后，高第于十月初五即被授命辽东经略，其间不过十数日，哪有可能他再下命令，而袁崇焕等人不从，而高第又无可奈何等一连串事件的发生？
综上所述，事情应该是这样的：高第在刚得知柳河败绩之后，曾紧急给马世龙发去谕令，让其挑选关外一部分精兵回防山海关，以策万全。这其中可能牵涉到一部分宁前之兵力，但实乃刚打败仗之后的临时措施，并非要撤消宁前之驻防。这之后，一方面因为高第的战略思想本身和孙承宗不同，以保全山海关为重点，一方面他认为新败之后，加之蒙古又有不测之举动，形势变化，因此应该保守为上，把之前从关门发到锦右等地的兵力撤回来，让锦州、右屯、大凌河三城重新成为可以灵活处理的“哨探之地”，从而使整个局面恢复到本年年初的样子。当然，这一做法未必正确高明，可以加以分析批评，但硬说他要连宁前一并放弃，全部缩回山海关，实乃谬误。这从当时各人的反应中可以得到充分验证。
比如说，袁崇焕反对高第的做法，认为锦右一带既然已经发兵出关填实，安插了百姓，那么兵法有进无退，若又无谓撤兵，则一来示敌以弱，二来将使得锦右本身摇动，而又使得宁前震惊，关门失去保障，因此他不敢苟同（《三朝辽事实录》）。但是，虽然袁崇焕是持有反对态度，从其文意可以明显看出当时并无撤销宁前兵力的说法，他只是怕削弱锦右之后，会使得宁远等地“震惊”而已。当时袁崇焕说得相当激烈，甚至声明如果真的这样做的话，“本道说一声明白便去也”，以撂挑子不干相要挟。《督师纪略》中所谓宁前道与宁远共存亡之语，可能即是从此疏而来，只不过歪曲了事情的本来面目，变成袁崇焕坚决反对撤兵宁前。
家园 送花，不过小小地提醒一下 西西河貌似不欢迎全文文摘。
家园 不让断刀文摘那可要了命了 
家园 高第小传Capo(不存在所谓尽撤关外,和抗命独守.) 2 有趣的是，从茅元仪自己的文集中也找不到所谓放弃宁前的说法。《石民四十集》有《上冯涿鹿相公书（一）》一文，乃茅元仪致书当时的内阁大学士冯铨以求再议撤兵的去信。但通观全篇，也仅仅提及“锦右断不宜撤”，而丝毫没有说到任何与宁前相关之事。总体来说，除了《督师纪略》这个源头之外，找不到其他证据证明高第曾经想放弃宁前，乃至整个关外。很有可能是茅元仪后来所加的不实之词。
孙承宗因柳河之败，不断被人弹劾，于是请辞。朝廷于是又会推新的经略，第一次举荐王之臣、王之采、阎鸣泰、刘遵宪，结果俱不用，命令另推。第二次举荐高第、王在晋、张鹤鸣、文球，最后点中了高第，以本兵出边。刚做了五个月的兵部尚书，即被赶出了北京。茅元仪对此论述说，高第天天向魏忠贤自吹自擂，并攻击孙承宗贪而不胜任，结果连魏忠贤也对高第十分讨厌。到了推新经略的时候，他认为高第既然曾经夸口，就干脆让他出边领军。高第很害怕，叩头向魏忠贤求免，无济于事，日夜忧心哭泣，只好上任。那么，不管真实情况如何，至少连茅元仪也承认高第此人“即忠贤亦厌之”，换句话说，很有可能是因为魏忠贤看着他不顺眼而被赶到边关外去的。明朝以本兵督师的并不太多，之前是孙承宗自己请愿，而高第之后，也只有张凤翼、杨嗣昌二人，都有一定的主动成分，而没有被群臣会推选上的。因此，假设高第并非心甘情愿，那很有可能是被特意挑出来给撵走的。
至于康熙二年、五十年、乾隆、光绪四种《永平府志》，光绪《滦州志》等，则都说是魏忠贤因为高第之前在经筵上力陈党锢宜释，对其衔恨，正好宁远有警，因此让其经略出关。
不管怎样，天启五年十月，皇帝将高第召到文华殿，赐其蟒衣玉带，令以兵部尚书经略蓟辽。高第请求申明节制，天启温言慰谕。他随即题请职方司主事徐日久随其出关担任赞画，茅元仪说这是因为高第对其有所怨恨，特地把他带去辽东陷害之。到任之后，徐日久随即上疏，攻击马世龙庸才误事，结果朝廷震怒，将其削籍为民。对此，茅元仪又硬说是徐日久害怕在关外任事，不惜以参劾马世龙为手段，故意激起皇帝之怒，求削籍以自免。而王在晋在《三朝辽事实录》中则说这是马世龙权势滔天，箝制言官之口，以致连新任经略刚举荐的官员，只要一触其怒，便遭削夺。总之，各人因立场不同，都按照自己心意有一番言说。徐日久被撤职之后，高第无奈，又提请田吉为新任赞画。田吉此人，日后固然为阉党中坚，但当时不过一小小主事，何关大局？即使孙承宗，也曾荐用过阎鸣泰、刘诏，莫非也和魏忠贤有联系？但茅元仪又抓住这一点，说田吉和田尔耕同姓，冒充其宗族求荐于高第。高第于是倚借其人，内通阉党。对于此种种言论，有必要加以分析辩证。
高第此人，究竟是否属于阉党？上面已经有过种种分析。但最有力的证据就是，后来崇祯清算魏忠贤，定逆案，高第根本就不在其中。逆案名单由于崇祯本人的坚持，一再扩大，波及了甚多无辜之人，若高第日日求见魏忠贤，向其叩头求免，求媚于魏广微，以手下暗通阉党，种种劣迹，连茅元仪一个在外的赞画副总兵都如此一清二楚，那么焉有不列入逆案名单之理？但正相反，高第被视为天启间被阉党迫害削夺之人，崇祯时曾经复起，只是种种原因没有出任职务而已。加之更有许多资料说他其实与魏忠贤不合，合理的推测是他实与所谓阉党无关。最近出版的一些著作，如王丰明《正说明朝十六臣》等已经注意到了这个问题，改正了传统的说法。
《督师纪略》作于崇祯年间，正是逆案已定，对魏党清算惟恐不狠之时。凡涉及门派攻讦的时候，各人无不将其对手扣上“通阉”的帽子以求占据道德优势。如王在晋也曾攻击马世龙，说他“结连崔、魏，多方扼臣之进……乃阴使多财多智之茅元仪，潜入长安辇金三万，多方媒孽”（《三朝辽事实录》）。据此，则连茅元仪自己也可说成阉党了。因此，对于此类言论，若无实据当不可轻信。高第实乃一反孙承宗等之策划，以柳河之事否定当年战略，而为茅元仪等记恨，因此编造了颇多不实之词。而茅身为孙承宗之亲信手下，《督师纪略》一文中反复为其讳辩，比如把柳河之败时，水兵不到的责任推到当时的巡抚喻安性头上，说就是他特意关照水将金冠等，令其不听调度，以致误事。而喻安性本人的说法是，他身为巡抚，根本不知道有过河袭击这一计划，茅元仪则硬说已经通知了他，但也勉强承认“不告以得便则深入耳”。总之，喻安性对前方究竟想干什么并不了解，而茅元仪却把责任全都归咎于他，其偏颇可见一斑。连后来另一位与孙承宗关系很深的关辽将领周文郁也在《边事小纪》中对此有不同看法，认为船只既然不到，那你别过河退回来就是了，乃以七只渔舟渡河，“尤为儿戏”。又，茅元仪反复强调柳河之败不算什么，只是“巡河”失利。而且吹嘘说有一部从上流打到了船城，“杀一孤山”，令努尔哈赤得报后吓得惶恐欲遁。袁崇焕都看不过去，说“成则曰袭虏，不成则曰巡河，天下人可欺，此心终是欺不得”（《三朝辽事实录》）。因此，对茅元仪的说法，要加以细心辨析。
回到天启五年底，高第至关门上任。此时孙承宗、喻安性等都已去职，因此他得以独力推行之前的策略，把锦州、右屯等地的大部分兵力撤回关门，仅留少许游兵作为哨探之地。袁崇焕虽然不满这一做法，以丁忧上疏乞归，但朝廷驳回，最后还是留了下来。总体来说，高第的想法是先保证山海关的安全，因当时关内外究竟有多少兵马还是一笔糊涂帐，而关内又二月无饷，士民都“惊惧思逃”，因此必须当作第一优先的要务加以整饬。这一认识的基础在他后来的一篇奏折中曾详加阐述：高第认为，前屯城“可称要地”，而宁远城“足壮金汤”、“为第一扼要”，但两城之守已先有议定规划，因此不是当务之急。除此之外，他认为锦州“大而朽坏”，松山、杏山、右屯等地“城小而低薄”，只能当作“前锋游哨之地”，而不宜驻以大军。因此，他首先将一切重心都放在关门防务之上。但是，说高第只知道退缩在关上，胆小如鼠，不敢出关一步，也是不正确的。他并非是要简单地放弃锦右等地，而只是认为事有缓急，锦州等地城垣颓坏，怎能令主力驻防？天启六年正月，高第上疏，认为山海关一带有不少工程急需进行，而前屯、锦州两城也必须修缮。前屯不修则“防御何恃”？锦州不修则“保障何依”？并力请将原议调往蓟昌的班军调一半赴辽（《两朝从信录》）。由此可见，他也十分重视锦州的地位，只是尚未动工，后金即来，此又是不能控制，无可奈何的事了。
不过，当孙承宗把兵力往锦州大凌河集中的时候，为了保证军需供应，在右屯建立了粮储基地，堆积了大量粮草。锦右的主力一撤，这些粮草如何运回便成了问题。高第十月上任，到次年正月后金前来攻打，期间大约两三个月的时间，最终却仍有近30万石米留在当地，被后金缴获。为何不搬走，史料中仅有蛛丝马迹，据《三朝辽事实录》兵科罗尚忠题稿：“右屯之积尚多，向欲移就近地，而悍军畅言抢粮，遂寝其说”。似乎是说，一直有计划要搬运这批粮食，但是有乱军扬言要在途中抢劫，最后没有搬成。总之，高第的计划有其道理，但是战略的匆忙改变也带来了许多损失，这批粮食便是其中之一。
明末之际，辽东各位领兵统帅其战略想法各自不同。孙承宗、袁崇焕等为进取一派，希望尽量将战线前移，把兵力集中到关外各城。而王在晋、高第、王之臣、阎鸣泰等为保守派，有的认为必须把大部分注意力先集中到山海关，以保证它的安全为第一优先，有的认为宁前固然应该重视，但不宜把太多兵力派到锦州一带。因为锦州地形不佳，又离开后金本土过近，将大军布置到锦右以外，会随时开启兵衅，导致过早决战，并不有利。这两种看法孰优孰劣，历史无法重来，各人自可得出自己的看法结论，但笔者以为不宜简单地以黑白两色划分之，把一方捧上天，另一方则说得一无是处。根本上来说，冒险进取的战略和稳健保守的战略，各有其利弊，不能一概而论。但明朝的失败之处在于，它不能选择其中的一种并一以贯之地执行下去，而导致了两派人士轮流上台。于是有时保守，有时进取，锦州城后来修了又放弃，放弃了又修，前前后后，资源全都耗费在战略决策的朝令夕改之中。此亦为一个例子。
天启六年正月，努尔哈赤带兵五六万前来。高第探知情况，于一月初六报告说，奴贼看中了右屯的粮食，约于十五号左右过河。当时关内外的布置，据茅元仪的记录，战后的情况是这样的：杂兵守兵暂不计，各战兵营中，各镇自有镇守内丁。神武火营在关门。龙武水营有约2千在关门，其余在觉华岛。前锋后劲营共1万7千余人，前锋三营在宁远，后劲五营战后有4千出关，但战前应全数在关内。另有车营5万余人，其在宁前二镇者五营，在关门六营（《石民四十集》）。由此，当时在关外之兵还是为数不少，大约为总兵力的40％左右，总数可能在4万余，主要分布在宁远、前屯、中后等城及觉华岛。锦州、右屯等地主力已撤，但是留有一些机动的游兵哨骑，高第说，这些部队“夏秋无事防护屯种，入冬遇大敌则归并宁远以便保守”。因此，当后金到来之时，这些机动部队应该受袁崇焕指挥，撤回到了宁远附近。袁八月的奏折说：“至兵过锦右一带，彼不知臣之先行撤入……”（《两朝从信录》），可证锦右之兵确是奉了袁的命令回缩。但撤回之前，即使无法运走右屯的粮食，也当尽数烧毁以防资敌，为何没有采取行动不得而知，或许是一个失误。
此时，朝廷调兵遣将，令蓟辽总督王之臣与高第同守关门，以关外付袁崇焕。后金驻扎山海关大道，截断了关门与宁远的联系，并于二十四、二十五两日围攻宁远城，却未得手。二十六日后金转攻觉华岛，将岛上明军全数歼灭，随即撤军。在此期间，高第曾派遣山海总兵杨麒领兵救援觉华岛，但是杨麒畏缩不前，后为高第所劾。
宁远之战后，朝中多有认为高第不发援兵救宁远，是为怯懦。而高第本人则提出一个说法，即关内外兵力不足，理论上的开册兵额应有11万7千多，但实际上只有5万8千。其中关外有3万，关内只有2万8千人。对此茅元仪曾予以反驳，因此有上面之统计。按茅之说法，总额本来确实有11万7千人，但其中有1万4千为“杂兵”，1万3千余为“守兵”，而“战兵”为8万9千余。而在这其中，曾汰去6千多水兵，柳河之败又损失了数百将士，又有原来抚院（喻安性）之屯兵，听说已经四散，自然是没影了（《与京师当事者书三》，《石民四十集》），其他的则历历皆在。但是，哪怕按照茅元仪的说法，战时的实际兵数当然也已经没有11万多了，而其中所谓“杂兵”，据茅所说，实乃运役、匠人、班军等，但此等名色向来不应列入正饷之中，如匠役怎能与正规募军按同一标准发饷？至于班军，应有原籍军户之饷额，记入关宁之数似也很有问题。总之，哪怕完全认同茅之所说，这个数字肯定也大有水分。
据钱谦益《孙公行状》，孙承宗得知此事后采取了一个相当绝的做法，他说：“户部发饷，止给五万人，则尚书窘矣。”也就是说，你高第认为只有5万余人，那么户部就按5万余人发饷，看看如何？据钱之记载，高第只好具疏认罪曰：“前止据见在五万，今核有某兵某兵合十一万有奇。”又按茅之《督师纪略》，亦有说高第再核兵，始报实数并认罪。但是，笔者对这一说法又有疑问，因为钱谦益的依据似乎来自《熹宗实录》六年二月乙未条，现抄录如下：
“先是，奴酋突犯。经臣高第疏奏：兵马不敷调兵应援，诏诘责之。兵部覆称：关外各兵不过三万，关内又止二万八千，而粮饷未闻报减，宜听经臣从实核奏。后以关饷诎乏，复有旨：前减汰兵饷，以八月初一日为始。是时报额兵十一万七千，今见在止五万八千，实少一半，其饷安在？便着巡按御史从公将五年分逐月查筭。经臣乃复疏言：关内兵三万五千五百余员名，关外兵九万九千五十余员名，关内外兵数原不止五万八千。营伍众多，每月皆有逃亡事故，应补未补者，数目参差不齐。仍候道镇详细查明核实再奏，报闻。”
按此疏，似乎高第并没有认为现在关内外的实际兵数就是11万7千。他的意思是，关内有额兵3万5千多，关外有额兵9万9千多，总兵数“原不止”5万8千（按，两者相加已有13万余）。但是每月皆有逃亡，以及应补未补的，所以数目参差不齐，无法确认。要等到道臣、镇臣等详细查明了以后再回奏。按常理，就算战前11万7千兵一个不少，那么宁远一战至少损失了7千多觉华水兵，如何会战后反而变成13万多？因此，纵然高第的5万8千只是一个借口，并非实情，但说他被迫承认确实有11万余兵力，并认罪道歉，似乎是钱谦益，茅元仪等一厢情愿的记录。
高第三月初便上疏乞休，被批准。但是当时关宁究竟有多少兵，很长时间里仍然是一笔糊涂帐。三月，督饷御史刘述祖说，官兵尚有9万3千余名（《三朝辽事实录》），五月，袁崇焕则报称有8万8千余名（《实录》）。而刑部尚书徐兆魁，御史宋祯汉等仍然在纷纷引用之前“不到6万”的说法，后者之奏疏已在六月间。试想，如果高第早就承认实有11万余兵而认罪，那么岂会过了4个多月还有人引用5万8千的数字？显然，高第只不过承认原额确实不止此数，但逃亡未补的，必须要详细查明，实际数目仍然不清。到了六月，关门司道向兵部提交了兵马册数目，九月，王之臣，袁崇焕又分别上报数目，有趣的是，互相之间却又相差悬殊。王之臣所开兵数比道册少了14850余人，道册之兵又少于司册2617人。关内的兵数，袁崇焕报称不到2万，王之臣却疏称5万有余（《三朝辽事实录》）。最后，到了十二月，天津巡抚黄运泰报称，关内外共有官兵12万余人，不过其中显然包括了数万赴援之军。按之前兵部尚书王永光之言，援兵以“马步兵五万为额”，据此则原来之军数当为7万余。总之，关宁兵数原先纵然不止5万8千，也大概就在8万左右。
不管怎么样，宁远之战时，高第在关门的兵力充其量也就是5万多。而山海关又不象宁远只是一座四面方城，而是数十里的长城，自顾尚恐不暇。正如后来宁锦之战时，袁崇焕守宁远，亦是不敢出城一步，一味怪责高第胆小不救，似乎过于简单化。更何况，不要发兵救援宁远，乃是袁崇焕主动“力争”的。按其在八月之奏疏，袁曾于年初到关门叩见，“面恳于经臣高第，无发援兵”（《两朝从信录》），以为破釜沉舟之计。而后来众人竟以为是高第之罪，袁崇焕自己也感到不安，说：“顾以为经臣尤，臣罪大矣”。当然，也不能完全排除确有胆小怯懦之因素在内，不过换个角度亦可说是保守稳重，各人看法或异，不必强求。
按《永平府志》，宁远之战高第传檄道镇，坚壁清野固守。而崔呈秀因为此前想提拔亲信，高第没有同意，衔恨在心，于是以此为由，弹劾其不发兵为怯。这一攻击首先是从山海总兵杨麒开始的，他奉命领2千兵救觉华岛，但是犹豫不前，即高第本人也曾参劾之。不过设身处地考虑，区区2千兵未必能有何作用，不过飞蛾扑火而已。三月，崔呈秀上疏，责问“宁远解围而觉华屠焚……此非杨麒事哉？”很快有旨意下，杨麒削籍为民。这次攻击，背后显然是针对高第的。压力之下，他屡疏乞罢，三月批准“着回籍调理”。
高第此时处境，和一年后袁崇焕在宁锦之战后类似，亦是战胜之后，被人诟病不发救兵。四月，论宁前战功，高第为辽东经略，指挥全局，原本是该论功的。兵部尚书王永光题称：“乞将……高第……重加优异”。不料旨下，各人都有赏赐升级，唯独高第“革去玉带闲住”。从此，他基本从政治舞台上消失了。
崇祯登极，清算魏党之后，便决定重新起复以前被其迫害、削夺的诸官员，高第在其名单之中。崇祯元年四月，“复逆珰削夺尚书……高第……等九十二人官，补给诰命。品望、年力可用者，仍令酌起”（《崇祯长编》）。不过，高第虽然被起复，但是当时他年纪已近70，一时并未安排具体职务。第二年，便发生了己巳之变。
崇祯二年，后金绕道蒙古，打进长城，在北京转了一圈后又往东去。崇祯三年一月，后金打下永平，滦州知州杨燫知不能守城，作诗一首自缢，州同率众降清。高第为滦州人，又曾做过兵部尚书，因此后金对其相当重视。大臣多璧致书皇太极，问道“高尚书在安家寨，可否取之为我办事？”，皇太极回信，令“兵二百人，大臣一员，每旗官一员，往彼地取之”（《满文老档》）。高第听闻之后，仓惶举家逃走。事情过后，有人以此为罪名攻击他，于是崇祯三年十一月，明朝以其逃跑以致郡城沦陷为由，逮捕高第。后令其谪居山东省无棣县，之前起复的事自然也就作罢了。
毫无疑问，相比后来孙承宗、鹿善继等与县城共存亡，高第在勇敢精神上自然是等而下之。不过当时他一个七旬老翁，面对后金的抓捕，若不想投降，那么除了壮烈殉国以外也只有逃跑一途了。朝廷对此似又太苛。当时另一位原兵部侍郎郭巩，也是面临后金抓捕，只身逃入北京，并呈上自己拒绝后金聘用的书信。不料其中有“大金”字样，梁廷栋据此参劾之，居然下狱论死，后来才减为遣戍广西。
高第在无棣住了将近十年，崇祯十二年总算被放回故里——滦州。在最后的日子里，他“建白云楼，为东山之墅”，不久去世，享年82岁。后来被祀为乡贤。据县志说，他平生湛于理学，著有《太极良知》等说，此亦可参考其奏折中所称“臣素讲太乙理数”，看来似乎对风水命学也相当精通。
家园 窃明是满族同学们最爱看得明末穿越了 看八旗虐关宁军就好了，至于stone，哪个是穿越，作弊的无所谓了。
其实袁的问题还是很大的，具体不说了，不然……
家园 其实窃明作者是 八旗精英对历史的反穿越来抹黑袁的，呵呵，开个玩笑，有一天突然这么邪恶地想。
家园 没想到当初在河里为这个小说争得那么厉害 打耳光事件之前，满遗/皇清/皇汉这些词我从未听过，具体意思更是一头雾水。
坛子里为窃明笔战的时候，比较爱看争论的俺也没多大兴趣----总觉得为一本穿越小说，至于嘛？特别是比起坛子上常炒的中美/台湾/国共/抗战/文革/庐山......；明清之争，和现实的关系，太小太小了。
不过既然都发展到打耳光了，俺也去补了补课---主要是挖坟，把任爱杰，老马丁，黑岛人，等等的帖子都看了......触目惊心啊，偶真没想到围绕这本虚构小说，双方都上升到“那个”高度了。
偶也去了趟“汉网”，里面有些内容是挺可笑的；可是电视剧里大谈“宁可死在贝勒爷刀下，也不骨肉分离”（大致是这话吧，施琅里面）也让我浑身起鸡皮疙瘩，更不用提前些年“再活五百年”的康熙和“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雍正了。
明清之辩或许有些“空对空”不好说，袁崇焕的事早几年也注意过：碧血汉青/疯行烈/capo1234 ...... 这些id的主要帖子都看了，只是越看越糊涂：经常是我看了一个人的觉得蛮有道理，看完下一个人的就整个颠倒过来......他们的东东都看完以后，虽然身居海外没有机会核对他们提到的所有原始史料，还是对其中一方的观点更认同，对一位id的帖子更佩服，但完全谈不上多笃定-----换句话说，另一方的得分也不是太低，特别是在他们不把命题搞得那么“强”的情况下。
我们能够根据历史清楚地列出袁崇焕的成绩和不足就足够了，又何必耿耿于怀到底是供大于过还是过大于功呢？----问题是，现在俺看到的情况，就算双方对某一事件的“硬”事实有一定共识，借用统计语言----其评价和解读还是有个（信心%）下的“区间”，袁蜜袁黑，大可各执区间的一端；如此一来，各个事件的“信心区间”加起来，会大的不得了----从罪不容诛到千古奇冤都能撑下。
人物功过，棘手得很，以前也写过一点：
http://www.ccthere.com/article/560346
呵呵，有时候真觉得，抛开所有这些，就按最现实的利益/情绪需要去解读和评价，反而是最方便也是最舒服的。
家园 民间好像还是反袁的占优势。可能因为对中央台反感吧？ 这个网页做得比较精美。
家园 基本上就是断刀 国宝他们那一套 都是sb 天涯上吵剩下的 没啥新鲜玩意 居然还都当宝
也不动脑子想一想
再怎么说 努尔哈赤 皇太极那可是乾隆的祖宗爷爷 难道弘历对袁崇焕还能比这些人更亲
袁崇焕可是和太祖太宗为难的人物
不顾事实的捧袁崇焕 连老祖宗的面子都不要了
这样的事 也就是青春期逆反症候群的阉党众干得出来
丁卯战役的历史背景：当时阿敏、济尔哈朗、阿济格、杜度、岳托、硕托等多位旗主、贝勒率八万满军大举侵朝，一度占领铁山，杀害了毛文龙100多口族人，毛文龙不顾满军势大，毅然率军反攻，五战连捷，粉碎了满军占领朝鲜的计划，收复铁山、瓶山、昌城、宣州等大片领土，史称"瓶山大捷"，《熹宗实录》第4022页的记载，就是关于此战的，当时战役还没结束，所以称"三战三捷，困奴与银杏江"。
同时在这一页上，还有一则有趣的记载是关于袁崇焕的，当毛文龙在前线与满军浴血奋战的时候，袁崇焕在做什么呢？原来是"巡抚袁崇焕疏颂魏忠贤功德请于宁前建祠"，哈哈，这可是白纸黑字，赖不掉的。
丁卯之役，满清派出八万大军，可见其对东江镇的重视程度。当时朝廷严令袁崇焕支援，袁崇焕都找各种借口不去，派9000人到三岔河做了做样子。若非毛帅浴血奋战，朝鲜已非为大明所属，而袁崇焕这时候忙着写文章歌颂魏忠贤并申请在宁远给魏修生祠堂，这种对比实在是太鲜明了。
我靠 实在是太强暴了
几乎能赶上果脯歼敌过亿 胜利转进台湾了
原来 人真的是能无耻或者说 愚蠢到如此地步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