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原创】经济学读书心得 -- 科大胡不归

贴出来吧。

“中国现代性方案”求解

秦 晓（招商局集团董事长） [10-15 18:57] 　

上世纪70年代末，中国选择先经济后政治改革的政策，证明是正确的，它首先解决了人民基本生活的改善。在经济体制改革中，采用“摸着石头过河”的渐进方式，也证明是成功的。但如果由此认为中国可以在一个集权政体下实现现代性转型，则是错误的。

一、背景

　　在近三十年的时间里，中国在一个相对集权的政治体制下，成功地启动和实施了从计划向市场体制的转轨，保持了近10％的年经济增长率。人民的福祉得到了极大的改善，国家的经济实力也发生了根本的改变。在这一进程中也出现了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早期工业化过程中的弊端和现代资本主义社会的病态。前者如贫富、地区差距拉大，官商勾结、腐败滋生，道德失范、信用破坏，环境生态恶化、资源浪费等，后者主要表现为人的精神世界的孤独和异化、人与人关系的紧张、人与大自然关系的冲突等。中国经济增长的故事成为人类经济发展史上的一个奇迹，而对西方主流现代化理论却是一个难解的迷；中国在发展中所显现的问题又使人们对中国所走的道路、选择的模式产生了怀疑和担忧。

　　西方主流现代化理论①认为，以十八世纪启蒙运动思想家倡导的自由、理性为核心价值观，以自由主义思想和现代民主政体、自由市场经济和资本主义工业体系、民族国家(nation-state)为代表的欧洲、北美的现代文明秩序在全球具有普遍意义。以这个标准来判定，中国模式所创造的经济增长奇迹并非真正意义上的现代性社会转型。经济发展和社会变革必然诱发民众对自由、民主的诉求，这就需要一个对现代理念予以认同，对各种主张有较大包容性、对各种利益群体有较强协调能力的政体。这一政体的正当性 (legitimacy) 就是现代民主制度。在经济发展、社会变革过程中从传统的集权政体向现代民主政体的转型是不可避免的，其转型的路径无非是自上而下的改革或自下而上的解体。因此，在通向现代化的道路上不存在一个区别于欧洲、北美模式的所谓中国模式。中国现代化进程是否能够持续、社会转型是否能够实现，取决于现代核心价值观的建立和政治体制的改革。

　　与主流观点对立的是被称为“新左派”的思想主张。它们认为现代化并不意味着西方化，或者说世界上不存在一个唯一的现代化道路和模式。现代化道路和模式的选择首先要基于本土的文化、历史传统，同时还受到不同历史时期外部环境、人们的价值观、道德观的约束（比如在当代再重复西方殖民地掠夺、侵略战争的方式是不可能的）。Joshua Cooper Rama所著《北京共识》(The Beijing Consensus)是新左派观点的代表作。他们认为中国选择了不同于“华盛顿共识”的现代化模式是一个正确的选择，它不仅适用中国国情，而且可以避免西方现代化过程出现的种种弊端和病态。因而它不仅是“另类现代性”(alternative modernities)，而且表现出对“新的现代性”的追求。

　　在以上两种对立的观点之间，还有各种思想流派和主张，其中有一定影响的有：

　　1、后现代主义对西方现代性的解构和批判；

　　2、民族主义对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霸权扼制中国发展的反抗和对西方现代化思想和制度的排斥；

　　3、新儒家寻求传统文化现代价值的努力。

　　综上所述，对中国模式及其未来走向的认识，在中国和全球是一个未解的迷，是一个颇具争议的问题。因此，通过研究、沟通加深理解，形成共识对中国、对全球都具有重要的意义。

二、我的基本观点：

　　1、启蒙运动倡导的理性、自由是现代性的核心价值观，因而它具有普世(cosmopolitan)的意义。中国自晚清开始的现代性转向(modernity turn)，由于种种主观和客观原因（前者包括强大的封建传统思想和集权的制度、执政者为维系统治的利益驱动，后者包括西方列强对中国的侵略、扼制），未能经历一次较为彻底的思想启蒙运动。自由和理性作为核心的价值观，在中国从来就没有真正建立起来。现代性对中国来说就等同于民族独立、民富国强、现代化，这就是中国模式产生的历史、政治和文化背景②。

　　我们把自由、理性作为普世的核心价值观，并不意味着完全认同西方主流派对这两个概念的认识和理解。首先，自由与秩序是不可分离的，两者互为依存、互为约束。没有秩序的自由不仅自身难以存在，也不是人类所追求的理想状态。其次，个人自由也要与集体（家庭、组织、社会、民族）、与大自然相和谐，因为人不可能独立于集体、大自然而存在。西方文明中更加注重个人(individual)自由，东方文明则更加注重社会秩序、及人与集体、大自然的和谐。同理，理性与理想（信仰）、民主与法治、权利与义务、制衡与效率也同样是互为依存、互为约束，对上述概念的认识和理解上东西方也存在着差异。中国在建立现代性核心价值观时应充分吸取传统文化的养分。

　　2、西方建立的现代化模式或现代文明秩序为人类文明做出了贡献，它也属于全人类。尽管它存在种种弊端和病态，但把它冠以资本主义的属性并将其妖魔化是愚昧、落后、思想僵化的表现。邓小平说：“计划和市场都是配置资源的方式，不能说计划是社会主义的，市场是资本主义的，资本主义可以搞计划，社会主义也可以搞市场”。这句话为中国冲破意识形态束缚，走向市场经济产生了重要的作用。那么为什么我们不能说西方现代文明秩序，包括它的政体是人类文明的成果，资本主义国家可以采用，社会主义国家同样也可以采用。

　　当然，对西方政体的肯定，并不意味着这是唯一的模式，我赞同“另类现代性”或“多元现代性”(global modernities)、“现代性本土化”的观点。政体所要解决的问题是通过一系列制度安排，使民众能够最大限度地监督、约束执政者，以实现他们的诉求，保障他们的权益，这就是民主的含义。但是民众中不同群体、阶层的利益和诉求是不同的，有时甚至是对立、冲突的，民众的短期利益和长远利益也往往不一致，政府的角色就是依据法律和民主程序协调不同群体的利益，平衡民众的短期和长期利益。因此，政体模式的制衡和效率也是互为依存的，互为约束的，只能在两者中寻求平衡点。中国作为一个有十三亿人口的发展中国家，在工业化和社会转型过程中，各种矛盾凸显，需要一个比较强势的政府去协调、解决，在制衡和效率两者之间，应略侧重效率。当然，对目前集权政体的改革首先要解决的是制衡。

　　3、如果说在现代核心价值观、现代文明秩序两个问题上中国与西方是普遍性基础上的特殊性差异，那么在路径选择上西方现代化的道路并不具备普遍性，中国只有另辟蹊径。在上世纪70年代末中国选择先经济后政治改革的政策证明是正确的，它首先解决了人民基本生活的改善。在经济体制改革中采用“摸着石头过河”的渐进方式也证明是成功的。但如果由此认为中国可以在一个集权政体下实现现代性转型，则是错误的。

　　我以为中国的政体改革应考虑四个问题：一是要有一次比较彻底的思想启蒙运动，以解除意识形态的束缚，真正建立起现代核心价值观；二是克服利益集团的干扰，政治领袖和社会精英应承担起推动民族现代性转型的重任；三是中国已形成二元结构，即：内地贫穷、落后的9亿人与沿海有较高教育水平、有较高收入和国际联系的3亿多人，他们所面临的问题、诉求有较大差异，政体改革进程的推进要兼顾到这两个群体，进程过快会偏离9亿人的现实利益，过慢则会引发3亿人的不满；四是应充分吸取经济体制改革中“摸着石头过河”的经验，循序渐进、由易到难，尽可能地避免大的动荡，力求实现软着陆。

三、结束语

　　哈贝马斯(J. Habermas)把十八世纪启蒙思想家的主张称为“现代性方案”(project of modernity)，他认为这是一个未完成的方案，西方形成的现代文明秩序是一个需要医治和修补的制度③。对中国来说现代性转型已跨越了三个世纪，走过了一百多年的历程，回顾历史、展望未来，我们应当认识到中国的“现代性方案”④也是一个未完成的方案，是一个需要对现代核心价值观、对未来模式和路径重新认识、定位的历史使命，是一个决定中国未来走向的、不可逾越的现实问题，是一个可能对人类“现代性方案”做出贡献的愿景。■

注释：

① 现代化理论的开拓者T. Parsons认为：现代社会只有一个源头，即西欧的理性化(这与M. Weber“现代化就是理性化”的观点是一致的)。西欧经过以启蒙运动为标志的理性化洗礼出现了西欧的现代性，而这个理性化过程不是随意性的，是有方向性(directional)的，这个理性化且具有“普世性”的意义。他乐观地预示，西方的现代化会由西方向世界扩展，到下一个世纪(即21世纪)或更久远的时间，这会是世界的主要趋向，最终则是一个他称为现代型的社会的完成。(T. Parsons，The System of Modern Societies，Englewood Cliff, N.J; Prentice-Hall, 1971.PP138-43)

② 自晚清以来，随着西学东渐，在东西方文化的碰撞、交流中，中国曾有过几次具有较大影响的思想启蒙运动。由于文中所述的主客观原因，这几次思想启蒙运动都中途而止，转到了强国富民的道路上。如晚清严复对西学（价值观层面）的引入转向张之洞的“中学为体、西学为用”、曾国藩、李鸿章的“洋务运动”（器物层面）及康有为、梁启超的戊戍变法（制度层面）；20世纪初由陈独秀、胡适倡导的新文化运动转向以救亡为主调的“五四”运动；20世纪八十年代文革结束后中国知识分子在文化、思想领域兴起的“新启蒙”运动转向政府主导的，以批判文革、建立以“四个现代化”为中心的“思想解放”运动。金耀基认为：“中国的现代化，从根本的意义上说，绝不止是富强之追求，也不止是争国族之独立与自由，而实在是中国现代性的建构。中国的现代性的建构，千言万语，则不外乎是一个中国现代文明秩序的塑造”。（ 金耀基2003）

③ J. Habermas, The Theory of Communicative Action, 2 Vols, Translated by T. McCarthy (Boston: Beacon Press, 1981)

④中国的“现代性方案”可以理解为“现代性方案在中国”(project of modernity in China)，以体现它的普遍性，也可以理解为“具有中国特色的现代性方案”(project of modernity with Chinese characters), 以体现它的特殊性。

本文刊载于10月15日出版的2007年第21期《财经》杂志

作者为招商局集团董事长

注：作者原题为——关于“中国现代性方案”的讨论提纲

恳请老兄把这个帖子单独提上来发？让更多的人看到。老兄讲出了我一直想说又不太愿意说也可能说不清的话。

这点成就和前景并不意味着我们发明了特别的制度，掌握了特别的道理，获得了特别的成就。不需要什么意识形态，无论是“华盛顿共识”，还是“北京共识”。强调中国特色，任何制度和设想到了中国，实践中一定会有中国特色。就看这些特色是公正的，还是不公正的，是对大众有利的，还是只对权势者有利的，用邓的话说，是不是符合广大人民群众根本利益的。民智正开，人民群众心里明白得很。

中国的发展，冷静看待就好了。有起有落。我们的成就也好，挫折也好，其实用经济学和其他社会科学的一些基本道理都可以很好的解释，说到底，就是要尊重常识，尊重全球主要国家起落的历史经验，尊重讲求激励、约束和公正的自然法。说句不客气的话，要睁眼看世界，闲暇读历史。提出“北京共识”的Joshua Ramo Cooper我也私下谈过，这哥们骨子里并不相信这个，他对高盛在中国的生意感兴趣呢。一百多年前的巴西帝国高速增长（他们的农业矿业跟我们制造业在世界上的地位差不多）也提出“秩序与进步”，出处是19世纪的哲学家法国人孔德，这句话后来好像还作为motto of the nation？一百多年下来，巴西现在怎么样？

跟老兄想法类似，我把接下来二三十年看成一个break-or-make period。现在产业转型当然是一个关口，以后人口老龄化也是个关口，等等。我们是成为一再起落的新兴市场，还是走上文明富强和谐道路（我省了“民主”吧，免得被砸砖），还有待观察。全球现在三十多个emerging market，其实大部分都是emerge-submerge-remerge的，“毕业”成为公认的先进国家的并不多。我衷心希望中国毕业，虽然我不乐观。毕竟好多精英就算给老外打工，讲上几国语言飞来飞去，真正要事业和安身立命，都指望着中国呢。

河里的主要调子的确主要就是官办好，TG好，中国特色制度好等等，出发点可以理解。大家骨子里都是民族主义者，希望民富国强，文明复兴。其实类似的争论30年代在经济学界就有过了，市场机制好还是中央计划好？学术上答案其实很鼓舞胡兄陈总这些人的：如果信息完全，市场/计划执行都没有摩擦，不考虑得益的分配，一个以全社会福利最大化为目标的“仁慈的社会计划者/独裁者”(benevolent social planner/Dictator)搞出来的经济体系在微观交换的效率和宏观增长的绩效都跟自由市场经济一样好。后来好多数理经济学模型把这个论证得越来越严密。这都是几十年前的学术成果了，不过估计经济学原理课程不会教这个。

Well, welcome to the real world. Try hard not get screwed。真实世界里没有benevolent social planner/dictator。身怀利器，杀心自起。坐拥金山，不免贪心。另外，被dictate的人就甘心么？人生来自由而平等——需要你争取；中国民众的平权和公正意识可不弱。

说到底，中国有没有可能走出一条不一样的康庄大道？我这里推荐一下秦晓的文章，也单独贴在上面。他是马凯的同班同学，十七大代表，体制内的人，虽然仕途无望。身在其中，反而比河里的基调忧虑得多。

另外说两句多余的话，这种讨论正在开启民智，各派都功莫大焉。我身在香港，也经常见报章讨论机会平等，香港的社会结构，经济转型啊这些重大问题，一般受过教育的民众都知道这些关乎切身利益，虽然少有能力但很多关心，正拜有此环境。国内若有香港的环境，民智更甚于香港。河里有不少人的确心忧天下，也担心民众不明真相啊，不识长远啊。不客气地说，Social Planner落后的突出表现，就在于他们指责民众的落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