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文摘】知识分子“圣像”的倒掉――《往事并不如烟》批判 -- jlanu

知识分子“圣像”的倒掉

――《往事并不如烟》批判

蓝色飞鱼

　　章诒和女士新著《往事并不如烟》因事涉“反右”、“文化大革命”、自由

民主派等“敏感”问题，近来反响颇佳。虽说此类题材如今并不稀见，但作者仍

凭着她特殊的家庭身份（中国民主同盟领袖章伯钧女公子）、特殊的家庭交往和

凝炼婉致的才情，赢得了众多的读者。笔者对于此书所载储安平、聂绀弩两先生

自由独立的气概和张伯驹先生的散淡情怀，深怀敬重。斯人已逝，愿他们在天堂

安息！但就整体评价而言笔者并不太认同以孙郁先生为代表的一些评价，“（作

者）以亲历的笔触，讲述昨天；用血泪之迹，雕刻远逝的灵魂，既得史家之魂，

又多诗人情致；既有《史记》遗风，又带鲁迅的悲怆，读后令人回肠荡气：历史

的悲剧与人性的美质间的冲突，把近半个世纪以来中国的历史风云都烘托出来了”

（见原书封底），这段评论不太合于此书真精神。“真精神”者，未必就是作者

本意，而是作品离开作者之后所单独呈现的思想信息、精神谱系。《往事》意在

为一群特殊年代里的大知识分子绘制“圣像”，即“用血泪之迹，雕刻远逝的灵

魂”。当然，作者也表明自己无意画“圣像”而仅希望使他们免于“遭受藐视”，

但今日既非“反右”亦非“文革”，自由主义正冉冉升上神坛，甚至谈之、论之、

与之谬托知己都已成为知识界新时尚，何“藐视”之有？当然作者也写了不少知

识分子的“缺点”，但那只是“小事”，“小事一百条也不要紧”（罗隆基语），

关键是在大问题大原则上她是如何为他们画像的。书中有三个大原则：（1）反

抗专制之自由主义精神；（2）与革命标准?I格不入的旧式美德与情感；（3）真

正贵族绅士式的文化风度。依此三点，章女士虔敬地为他们绘制了一组亲切动人

的“圣像”。但读罢全书，我深感此书自相矛盾，感到有许多片断和细节出人意

料地溢出了作者的约束、规范和控制，逾出了此书所设置的边界。作者一心想塑

造“圣像”，但那些四处横溢的细节偏偏显示了自己的“真精神”，让我们目睹

了“圣像”的倒掉。故未读此书时是有不少的景仰，读过之后，感动仍存，但多

少多了一些失望与倦意，以及对作者和我们共同置身的某种话语方法的怀疑。

　　在此书中，知识分子的精神特质最要者在于反抗专制追求真理的自由精神，

“自由――这个概念的内涵对知识分子来说，是最最重要的，也是最最宝贵的。”

凸显知识分子的自由精神，是此书倾以浓墨重彩、写得也最为打动人心的部分。

比如她写著名报人、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储安平之死，“是最后的修炼”，“他用

死维持着一种精神于不坠，完成了一生的人格追求”，虽然储的死况至今未明，

但我很感动于作者对储临终状态缺乏实据的抒情，也愿意认可她的评价，“鲁迅

认为：‘真的知识阶级是不顾利害的’”，“鲁迅属于‘真的知识阶级’，储安

平也属于‘真的知识阶级’。”这样的知识分子和其他阶级中的优秀人物一样，

都是我们中华民族的“脊梁”。但读罢全书我是失望的，因为储独立之“气节”

可能仅有个案的意义，可以诗化却未必可以代替对知识分子群体的整体认识。正

如穷人并不天然地就具有道德上的优势一样，复杂的知识分子群体也并非天然地

就是反体制的自由斗士。这在另外两位更著名的民主人士罗隆基和史良的身上就

可以看出来。作者是将罗隆基看成一个有些个性“缺点”的西方现代民主政治的

信徒的，但考以罗之处世行事，我们可以看出他的“缺点”并非止于性格层面，

而与其知识结构、思想承传有莫大关系。罗非常迷恋权力，特别讲究等级和气派，

总爱和别人比级别、比待遇，碰到比自己级别高的他就不服气，比如他有一次找

体育馆要票不如意，大发脾气，“为什么党员部长可以坐主席台，而我这个四级

部长却不能？主席台的请柬都发到哪里去了？”对比自己级别低的他则要明确地

划开等级界限，比如一次入川视察，他大摆官谱，坚持单独坐一辆小轿车，拒绝

别人与他共乘。这些确是“小事、琐事”，但却是可以以小见大的点点滴滴。在

这一点上，和罗打了一辈子交道的章伯钧就比女儿看得透，他说，“也难怪努生

把坐车的事看得那么重，因为在缺车少油的中国，坐小汽车是个权力和地位的标

志。”罗如此重视权力并习惯于从权力中感受自己的人生价值，应该是中国封建

传统里的专制思想、权力崇拜在作祟，而与他师从的拉斯基自由主义没有太大关

系。在史良身上，权力欲来得也不弱。 63年民盟中央主席沈钧儒病逝，史良因

在57年反右中“反戈”有功，满以为自己会接任主席，谁知最后仍是花落别家，

“据说，自那以后史良的身体一直欠佳。民盟中央的政治学习，她常请假。”罗、

史皆是熟谙英美自由主义法学的大知识分子，但就是在他们身上，仍有强烈的与

现代民主理念并不相符的体制迷思。这不免让人对所谓“中国自由民主派知识分

子”的自由精神与批判立场产生根本的怀疑。笔者最近与作家韩少功先生做了一

个访谈，恰好说到了这个问题。韩先生对于现在不少知识分子把反专制作为一种

标签使用很是不满，“现在反专制的人，不是在原则上修改专制，只是因为在游

戏中我出局，我非常愤怒。愤怒情有可原，非常值得理解和同情。但是他那种批

判不是规则的批判，而是分配结果的批判。不是修改规则，因为他们表现出来的

地方有些也是那种规则。”罗、史不就是这样？！他们不满于专制政治，并不是

专制规则本身悖离了自由，而是专制形成以后的权力分配于己“不公”，自己被

权力冷落了，被弃诸“野”了。确实，在此书中无论是民盟内部的章罗斗争，还

是所谓“章罗联盟”的垮台，牵动历史轴心的，主要不是关于自由、民主概念的

理论探索上的分歧，而是围绕着人事斗争和权力分配的反复角逐，这些知识分子

斤斤计较的主要还是个人或小团体的利害得失。此书从反面表明，自由、平等、

民主等基本启蒙理念，在现代知识群体中并没有成为一种信仰基准和人生原则，

而更多地是一种可以运用、转换或抛弃的知识系统，甚至是一种可以在利益场域

运作的文化资本。如此作论并无苛求罗、史等前人之意，因为即使在今天，把知

识、思想作为利益场上的博弈资本也是非常的普遍。像罗隆基这样的知识分子，

即使有幸当政大概也很难推行真正的民主政治，因为盘坐在他内心的权力崇拜、

宗派习气本身就是民主的威胁。事实上在中国从自由到专制往往可能就是迈一个

门槛的问题，这样的教训实在不少见。所以，作者动辄将这些知识分子视作自由

精神之代表的做法，是有待商榷的。现代中国的大多数知识分子，即使在权力角

逐中成了失利者，遭受过不公正的待遇，也并不天然地就意味着他们是“真正的

知识阶级”。

　　章诒和女士把“自由”不假思索地当成了知识分子天然的标签，但她没想到

的是，恰恰也是她自己拆解了这一神话。《往事》还回忆了大量的知识分子的

“有德”“有情”之事，其中既有个人品德，也有朋友之间的君子之交和亲人之

间的相濡以沫。不少地方甚是感人，比如史良在丈夫不在的私人场合拒绝与男人

合影，以其“有容、有执和有敬”的大家闺秀风范赢得了苏联专家的极大尊敬，

比如张伯驹老夫妇步行从地安门到建国门去看望章伯钧去世之后的章家母女，仅

为看她们一眼，“放心”。当然，作者也如实地回忆了很多批判、反目、背叛之

事，比如史良对章伯钧的“反戈一击”、蒲熙修对有着“十年亲密的朋友关系”

的罗隆基的发难，但这些被特定的话语弥合了，因为这些不堪之事皆是专制高压

的结果，背叛者本人是痛苦的，他们后来也往往得到了谅解。这表明，旧式美德

与情感在这里，不但得到了最好的保存，甚至历经劫难还焕发了新的生机。不能

说这些不是事实，但另外一些细节的存在不能不动摇我们的向往与敬重。比如被

作者赞不绝口的史良的婚姻，就多少让人对这夫妇二人的品行产生一定的怀疑。

作者看到的是，小陆对史良“照料之周，体贴之细，令所有的男人自愧弗如”，

还“无比忠诚”，模范至极，但稍作深究，我们就可以看到作者观察的浮浅：其

实小陆很有可能根本不爱史良。小陆“年轻英俊”而史年老貌丑（据照片），小

陆在国外读书时还“和一个漂亮姑娘关系密切”以致不愿回国见史，但史有名、

有钱、有势，小陆出身低微，出国、读书包括后来的工作全是史良通过自己或朋

友（如宋庆龄、周恩来）一手包办的，史良一怒小陆前途就要化为泡影，所以，

这桩婚姻是一桩交易还是两情相许，实在不难看清楚。至于小陆后来对史良“比

保姆还保姆”，“在史良成为部长后，他一门心思都扑在妻子身上。人前人后，

常常是‘史部长’、‘史部长’地叫着”，是不是夹杂着被迫、无奈乃至虚伪呢，

而史良的大家闺秀风范，也有可能只是在公众场合的刻意表演。所以，读至书中

所写晚年史良挥动着白手帕“以忧伤表达出来的至爱”，不免多了几分疑心，难

以感动。与史良相比，康同璧更被作者视为老派美德稀有的见证，但就是这位知

书识礼的老人，表现出了极端的自私，比如她为了让女儿罗仪凤长期照顾自己，

竟“不愿意女儿和男人来往”，一次同仁堂的乐家大姑专门来说媒，“没几分钟，

康老就把乐大姑撵出了门”，这种变态的自私与《金锁记》中的曹七巧又有多少

不同呢？史、康对待亲人尚且如此虚伪、自私，她们对待朋友又能够真诚到哪里

去呢？这就不免叫人怀疑作者倾心不已的“有德”、“有情”恐怕大半也是她雾

里看花的结果。其实就书中所见，这些知识分子待人接物都重在“礼数”，而缺

乏“知心”之谊，表面上醇味悠长，实则疏远，各各心里树着一堵高墙，很少彼

此交流自己内心的情感。他们不愿将内心示之于人，也缺乏理解他人的兴趣与能

力。就以作者论，她交往过这么多的知识分子，但她对他们身世、情感和遭遇的

了解实在泛泛得很，书中那些动情描写，多半是写书之时揣测、臆度而成，人物

内心是否真是如彼，未必经得起推敲。

　　关于贵族绅士式的文化风度，是作者最津津乐道的。但她关于张伯驹夫妇、

康同璧母女讲得越多，就越显露出她对现代知识分子精神理解的南辕北辙。在现

代中国，一个真正的知识分子，他真正可贵的素质在于对正义与良知的承担，在

于对自由、平等理念的不懈探索及实践，在于对国家、社会现实责任的担当。而

书中的贵族气质是什么呢，一是品茶论诗（旧诗），再就是生活的考究了（作者

写得最细致的），比如一条毛巾顶多只用两周才算文明，比如要经常去名店吃西

餐（奇怪地是章家所结识的知识分子无一例外地热爱吃西餐，在自己吃过的无数

次餐宴中，作者也只愿把吃西餐的氛围与情调拿出来一次又一次地写），当然，

在店里吃西餐还未见品味，罗仪凤在家里招待客人的西餐才叫上等气派，吃一次

西餐要换两百只盘子！康家连装豆腐乳的盒子都是很讲究的，盒子要六只，分别

装什么致和豆腐乳，广东腐乳，绍兴腐乳，玫瑰腐乳，虾子腐乳，等等，每种腐

乳都要二十块，每二十块放在一个盒子里，绝不可相混……作者对此非常留恋，

反复称这是“艺术化”“审美化”的优雅生活方式。但这些回忆除了能激起今天

部分中产阶级的向往之外，并不能让人对所谓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增加丝毫敬意。

在那样的年代，有谁愿意相信一个热衷于饮食吃穿的群体会是真正社会良心的代

表！

　　反抗专制、旧派美德、绅士风度，是作者用以画制现代知识分子“圣像”的

三件法宝。然而恰在这三方面，我们可以看到知识分子精神的驳杂性，看到“圣

像”的倒掉。但为什么章怡和女士自己未能意识到“圣像”已经倒掉呢？这就在

于她对自由主义意识形态的趋附与迷恋。章女士理论水平有限，但她对目前流行

于知识界的自由主义的一套叙述方法还算是大体掌握了的。自由主义之核心在于

自由概念，而自由概念因为社会各阶层生存状态的不同而呈现为不同的内涵，比

如底层群体可能将它理解为“免于匮乏的自由”，知识群体则可能将它理解为

“思想的自由”、“表达的自由”，所以谈论自由是需要考虑具体的社会语境与

各社会利益群体之间的 “对话”现实的。但中国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从知识阶

层的片面立场出发，将自由理解为“思想的自由”，理解为为了思想之自由而反

专制、反体制。《往事》形散而神不散，其“神”就在于这种反专制的意识形态

迷思。全书有一句点睛的话，是康同璧说的，“右派都是好人，大右派就是大好

人”，这种完全经不起推敲的话，与反体制叙述的内在精神是一致的：凡受到体

制压制的人就是好人，凡压制好人的体制就是应该被憎恨的。这种反体制叙述被

作者努力灌装到所有的“片断往事”之上，在有的人物（如储安平、聂绀弩）身

上确实可以见出自由精神的光芒，在有的人物（如史良、罗隆基）身上则似是而

非，在有的人物（罗仪凤、康同璧）身上就不伦不类了。而且，作者本人对于反

体制的认识实在也是知表而不及里，事隔半个世纪，并没有比她当年的“罗伯伯”

（罗隆基）前进半步：即只反对与己有害的体制，而对与己有利的体制却向往有

之。这在《往事》中往往不被人注意，比如作者一边激愤批判极“左”体制，一

边却又很有兴致提到一个“林女士”。作者虽见过她多次，虽然她算卦奇准，但

因为她实际上只是一个依赖康家生活的女佣，身份很低，故作者对她的名字、身

世全无了解或写出来的兴趣，但是，对于她的“谦恭顺从”的姿态，作者兴致勃

勃，反复渲染，对她为忠心耿耿为康家守着各种遗物也大加描绘，欣赏之情，溢

于言词。这不就是一个旧戏曲里常见的“义仆”形象？在贵族（封建）体制下，

“义仆”是贵族对穷人的一厢情愿的一种设想：人的命，天注定，你们穷人要安

分守己，要做好仆人的本份（或曰“职业伦理”），贵贱有份，那是没有办法的。

对林女士形象的不自觉欣赏，充分表明作者对于体制的反思仅止于诅咒体制曾经

给自己或自己所属阶层带来的伤害，而不是对体制本身的挑战与反省。

　　说到底，《往事》缺乏真正的历史反思，它所做的，主要是鲁迅先生所批评

的那种以计较个人利害为原动力的控诉式表达。章诒和女士对于知识分子“圣像”

的塑造以及她所依附的自由主义反体制话语策略，都是需要深刻反省的。迄今为

止，中国并没有真正的自由主义思想，百年来西方的自由精义，不过如一颗被风

吹起的种子，并未在中国的权力文化土壤中找到落地生根之处。中国知识人若欲

成为“真正的知识阶级”，还有漫长的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