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6)邓公新话之六--上 -- 史文恭
家园 (6)邓公新话之六--上 一九五七年的转折，是新中国命运走向下行曲线的肇始。因为至此以后，作为执政党的TG和东哥本人都逐渐异化为不可批评的权威，一个不受批评的权威是必然要犯错误地，而这条原理应用到政治领域，错误会延伸为灾难。
但令人哭笑不得的是，导致后来万马齐喑的“反右”运动，其初衷恰恰是东哥以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为主题，为了反对官僚主义、宗派主义和主观主义为内容的在土共党内进行的整风运动。当然，理发师的头发不可能自己来理，土共的整风靠自己来执行，力度不够，于是，东哥将目光投向当时的民主党派，请他们来帮忙，给执政党提意见。接着，潘多拉大娘的盒子被打开了。
在说民主党派给土共提意见之前，我们先要确认一点，那就是当时作为执政党的土共里面，官僚主义，宗派主义，主观主义的问题是普遍存在地。-----因为很简单，经典的马克思主义里面，领导阶级应该是工人阶级，这个阶级来自城市，接触最先进的生产技术，又富有组织纪律性。----然则，土共，虽然在抗日战争里面，加入了一部分的知识分子，但是，就其成分的大部分而言，都是“连抽水马桶都不会用的农民”，（这是陈毅的话，不是俺说得。）但问题是进城以后，大部分的工作还是要依靠这些前农民们去做，---当然，在这部分“土共党员”里，有很多人都很努力地学习知识，使自己尽量满足工作的要求，比如，有名的“将军做大使”，红一方面军的名将，曾经和陈明仁同睡一床，后来的国防部长耿飚，就成了一个很牛的外交官。----但也有一大批“土共党员”在进城后依旧保留了他们先前的一些较为落后的缺点，习惯，-----举个例子：
聂荣臻元帅不仅在军中是红一军团，和华北野战军的旗帜，他同时也是晋察冀模范根据地的“特首”，这个人脉的深度和广度都不可不谓牛也，但聂帅搞两弹一星，把各部门头头叫过来，要求从他们处调出专家来搞这个绝密工作，却一时无人响应，个个都是推托本部门任务重，专家金贵，不能调出，-----只有哈军工之父，大将陈赓站出来，表态把他初创的哈军工最好的四个专家献了出来，（陈赓草创哈军工的时候，也是到处挖专家，曾经把周公堵在厕所要签字的，但他非常识大局，知道聂帅的任务有多重要。）---但纵然如此，陈赓作了表率，开会的其他单位还是没人吭声，---陈大将咬咬牙，又站了起来，提出再给聂帅两个专家，就这样，其他部门才开始哼哼唧唧，说回去商量，给聂帅调人，但后来会后有些单位还是很不痛快，好比打虎将李忠被鲁智深募捐似得，最后，负责项目的钱学森怒了，向聂帅撒娇，聂帅只好找党内疑难问题最终流向---周公那儿，通过行政手段，强行把人调来凑齐。------这是当时各部门只管自家一亩三分地的写照之一。
另一个例子，周公的办公时间之长，令人心酸。----他老人家常常是上床睡觉的时候都抱着一大堆文件的。有一次，来给他护理的护士看到周公带着老花镜，用计算尺一个一个校对下面报上的数据，甚为痛惜，不禁进言，：“总理啊，这种事儿您老人家就不用亲自查对吧，”，但周公不过是谢谢她的好意，然后依旧如此，-----做为当时的中国人民，当然为有这样细致，负责的总理而庆幸，但作为后来的历史评论者，我们未免要为周公所带领的队伍的职业素养而担心了。----事实上，当时即使是高层的中央干部，其职业素质的水准还远不能令人满意，周公主持的国务院会议，被罚站的部长是常有的事儿。-----中央如此，何况地方，下级部门乎？----尤其是这些前农村干部碰到职业素养较好地“小资产阶级分子”时，他们又如何能让那些被领导者心服口服呢？
因此当时的党内整风运动，无疑是必要的，套用一句时髦的话，这是执政党第一次有意识地要提高执政水平。-----但对于小媳妇和如夫人似的民主党派而言，他们并没有理解执政党的本意，把装潢理解为改建，把建议理解为质询。------所以，除了大部分仅仅是提意见的好心人士外，有一些野心勃勃的人物，开始了他们的表演。
后来著名的“章罗同盟”的两位首脑，就是一个代表。
举一个例子，1956年11月，彭真率全国人大代表团访问苏联，这是在中共刚刚于匈牙利事件里助苏共一臂之力之后，所以温迪叔叔们很高兴，也很隆重地接待了代表团。赫上官亮同志专门在部长会议的办公室会见了代表团，合影之后，赫鲁晓夫和彭真开始就刚刚结束的好多大事交谈，（比如苏共二十大，波匈事件等等），这时，突然有一个中国代表团的家伙站了起来，大声说：“见到赫鲁晓夫同志我很高兴，我想对赫鲁晓夫说几句心里话。”------是谁在这种外交场合说这样的话呢？------就是代表团副团长，章伯钧。他说到：“我想讲讲压在心底多年的一句话，过去没有机会，今天听了赫鲁晓夫讲话，我非常高兴，我要借这个机会讲讲。我过去是中国共产党的党员，因为对中国革命的看法和有些同志不一样，就遭到排斥。后来我离开了中国共产党，受到了不公正的对待，到现在还没有解决，是个悬案。。。”----所有的中国代表团成员都很吃惊，料不到章伯钧竟然在这个场合说出这样的话，-----而赫鲁晓夫对这个事儿既毫无所知也毫无准备，他扯个淡让在座的苏联外交部副部长费德林发表意见，费德林也不知道，所以章伯钧只好讪讪地坐下了。
回去后，中国代表团其他成员大怒，尤其是另一位副团长，程潜程颂公，专门跑来和彭真说：“章伯钧在这样的场合向北极熊发牢骚，太不像话了！”章的辩解是“我只是叙述心情，没别的意思。”-----后来，彭真也只好“严肃又适度”地批评了此时的交通部长章伯钧，就此处理了。---------（见李越然《中苏外交亲历记》）
这个事例很清楚地向我们表明，章伯钧的政治素质和智力水平。显而易见的，他这样在北极熊那儿发牢骚，既非常地不得体，又对他的抱怨不能带来任何好的后果。而这种表现更让我们质疑，章伯钧对当时执政党的感情。-----我们说，章伯钧后来提出“政治设计院”这个建议，从理论上讲，肯定没问题，但具体到章伯钧这个人，以他这样的政治智慧和能力，来提这个建议，就很有意思了。-----古人云：“齐家治国平天下”，章伯钧和罗隆基两个，连自己的组织里面的团结都搞不好，而两人落难的时候，批斗他们最厉害的，就是民盟的战友。所以简单地说，章伯钧连“齐家”都做不好，却妄想着“治国平天下”，因此，他的提议的实践可能性有多大呢？
罗隆基的小故事，更好玩：根据当时体委办公厅 (刘克己 刘丕辉 郭淑明)的揭发材料：
过去每逢体育馆有比较精彩的球赛时，罗隆基总来要票，一不如意，就发脾气。为了照顾也是为了减少麻烦，体委会常主动的给他送张票去。就这样，仍然得不到这位难伺候的部长的满意。去年６月间法国劳联篮球队与我国联队的一场比赛，罗隆基打电话来要票，体委就给他送去了一张北台前排的票。因为不是主席台的票，罗隆基就大发脾气说：“不叫我看就算了！给我北台的票，我的汽车放在那里，我的安全谁来负责！”其实，有许多外交官员和各部的首长，也都是坐在北台。
去年８月间，罗马尼亚的篮球队，来我国访问比赛时，为了照顾各部首长，体育馆特印发了优先购票的通知，当然也无例外的给罗隆基部长发去了一份。这位习惯等人家送票的部长，对于这个通知很不满意，马上给体委办公厅打来个电话，说：“我没有接到通知，部里是否接到了我不管”、“就是部里接到，他们怎么知道我要去看球赛呢？”“购票时间见报纸，我那有时间去注意报纸上那些小广告呢”、“就是我接到通知，又那有时间去买票呢”等等。总之，愈说愈明白：不买票，要赠票，最好给他发张主席台的请帖。
在罗隆基看来，象他这样一位鼎鼎大名的人物，不坐在主席台上，是丢面子的事；不发给他主席台的请帖，体委也是太不识时务。罗隆基的这点心事，除了通过秘书替他表达说，“他是四级部长，应当发张主席台的请帖”以外，他也直接的打电话透露过几次了。一次说什么他看到有个党员部长坐到主席台上了，为什么他不能坐；一次说什么他在飞机场上见到高崇民拿着一张请帖，为什么就不发给他；一次干脆直接了当的说他要一张主席台的请帖，还要给黄绍紘也要一张。其实，据我们临场所见，时常拿着普通票，死皮赖脸的硬到主席台上坐的，却只有他这样一位特殊的人物。
罗隆基的这种非坐主席台才舒服的欲望，由于主席台的坐位太少，不能给他解决，这便在他心里一次一次的积下了难以遏制的怒火。去年１０月１４日晚上举行的参加奥运会选拔赛的一场篮球比赛，报上登着明明白白，持优先购票证者于１３日中午十二时至下午五时，到体育馆购票，过时不候。这位罗部长偏在１４日下午票已售光的时候，才派人来买票，这当然是很难解决了。罗部长大怒，抓起电话质问体委：“我问你们，为什么不卖票给我！不给部长留票是谁的主张，是贺龙还是蔡树藩！你们把前排的票都卖给谁了，主席台的请贴发到那里去了！你们体育馆的工作人员简直是腐败作风，体委领导是严重的官僚主义！我以人民代表大会代表的资格，检查你们的工作，你们必须马上将全部情况向我报告。”（这时他问了一下接电话的人叫什么名子，以便于检查）“告诉你们今天我一定去看，没有票也要进去！”“光”的一声，摔下了电话。
所以，只看章伯钧家才女章诒和的回忆美文，我们无法知道章罗两位曾经的风采。
土鳖出现。。。
通宝推：说几句,尚儒,caoban,
本帖一共被 7 帖 引用 (帖内工具实现)家园 从罗隆基的表现看，整风应该先从民主党派开始才对 家园 周公计算尺的那个事好像是他的秘书赵炜所述 当时人也是赵炜，凤凰卫视又一次的口述历史里采访赵炜
家园 政治设计院这个是设计宪法吗？ 如果是设计国家根本大计，那就是对现有宪法的根本性冲击
至于说一些非根本性的改良，那也是人大等组织干的，你可以提建议，你民主党派也可以提建议
因此政治设计院这个主张确实是对现实主张的冲击，是一个右派的主张----当然言者无罪
他的观点可以反驳，但是打击他可能不太对
家园 楼主关于反右问题的责任还是比较客观的 至少并没有去否认。但是需要指出的是，邓作为主持者，是扩大化的主要责任者，也并不是简简单单的有责任可以带过的。
俺总有一个观点，那就是要追究反右扩大化，要追究三年灾害饿死人，要追究大跃进这些历史错误的责任，板子都要打在谁的屁股上，必须要和对改革开放错误的追究持的态度一样，这就是板子都既要打在一线直接领导人的屁股上，也要打在后台二线垂帘听政的人身上。
比如说，要批判老毛在反右大跃进上的错误，胡同志和希贤，甚至总理也难辞其咎；意识到改开以来少数民族政策的失误，也不能只打耀邦同志的屁股，希贤绝对要负主要责任。在这些事上，有没有把板子同时抡圆了打，打的力度是不是一样，才看得出是不是可观的说事。
上有好者，下必效焉。一线领导的错误离不开二线老板的鼓励默许。只要求老毛万方有罪，罪在朕躬，是说不过去的。
通宝推：宁静致远,家园 一线领导的错误离不开二线老板的鼓励默许，这句有点问题 应该说是二线老板的错误离不开一线大老板的鼓励默许。
ifuleu兄这个回复说得很深刻，周公邓公胡服都有责任，揭过去不过是为尊者讳罢了。
家园 邓这个反右急先锋的责任当然是跑不了的 但把反右扩大化的主要原因归结在邓身上，也还得商量。我觉得史文恭先生的说法更有道理一些。
双百时期，下面知识分子和我党干部之间冲突已经很剧烈。所谓“外行领导内行”“小知识分子领导大知识分子”之类的怨言也是由来已久，这类怨言和诉求不可能不与土共大多数基层干部产生矛盾和冲突。
土共的革命导致天翻地覆，一个主要由农民和部分小知识分子构成的政党掌握了政权。这样一个革命政党与旧的知识分子、专业人士之间的深刻矛盾应该是57年风波的背景。
与其说土共大多数基层干部只是被动的、被迫的完成中央的指标，毋宁说这些数量庞大的基层干部的对事情的反应和态度最终决定了中央的反应和态度。
另外，看到前面有同志说，章罗诸人的言论与民主无关，只是代表着旧的士大夫集团的利益与愿望。这个相当在点，中国旧政治的传统是与士大夫共治天下，这就是章罗们的愿望和诉求。哪一个帝王不是这样做的呢？共产党毛主席为什么就不能这样做呢？
他们后来说毛主席是封建帝王，其实当初他们热切希望的正是毛主席能做刘邦做朱元璋呢。
通宝推：caoban,家园 那就要看这个急先锋了 有的急先锋只是充当打手，主子指到那才打倒那，主子不发话他也不动手 - 那这个先锋不能算主要责任者；
要是不等主子指到那，急先锋就迫不及待的抽出小片刀，刷刷3刀横扫千军如卷席，收刀请功，拿如果杀错了，这个急先锋是要负主要责任的。
家园 这个当然没什么问题 从一开始，毛主席和刘邓对发动民主人士为党整风就有分歧，后面邓之所以表现如此积极，应该也是有这个原因在里边。邓的工作作风是常以粗暴迅猛为“魄力”，也是原因之一。
但不管是毛主席、还是刘少奇、邓小平。都是中央一级的领导，他们对这个事情的态度，包括对情况的估计，一是都要受到下面层层反馈上来的信息的影响，二是都要考虑党的大多数党政军基层干部的反应和想法。
所以我认为这个因素对反右扩大化的决定性要大一些。
我无法想象57年下面大多数党的干部和那些后来的右派处得很好、很和谐、没什么矛盾、甚至到转向之后还都是要保护右派的，而刘邓就非要搞个扩大化。
家园 民主自由的个人主义者 只看才女的回忆录，会认为章伯钧是完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