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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题:【原创】小徐同志去蒙古(一) -- 鸥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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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家园 【原创】小徐同志去蒙古(一)

    07年时读《北洋军阀史话》,读到小徐去蒙古“公干”那一段,当场被“雷”,海鸟我为此特意找了几本相关的书很是充了一回“电”,结果竟被彻底“雷”倒,激动之余,便改写了下面这段文字。

    小徐同志全名叫徐树铮,字又铮,安徽萧县人(注1),在北京的中央政府里作公务员,上面有领导一位半——老段和老徐。老段同志是老同志了,资历深、功劳大,他曾经公开表示过“老段就是小徐,小徐就是老段”,对小徐同志的工作是十二分的支持;至于老徐同志,也是老同志了,虽说天下姓徐人五百年前是一家,但老徐同志每次看见小本家的时候,他的头疼病都会发作,因为这小徐只把他当作半个领导来看待,听他的是给他面子——这种事情极少发生,不听他的是理所当然——这事天天发生,之所以小徐还把老徐当作半个领导,是因为老徐同志使用的印章颇与众不同,全中国仅此一份,绝无雷同,上面所刻的字样为“中华民国大总统印”。(这里顺便罗嗦几句,著名有争议之反对派人士、拿外国免煮柿油津贴的“民运分子”孙某(注2)曾私刻过一方类似的印章,不知出于何种心理,最终没敢刻个一模一样的,而是加了“非常”二字以示仿造并非伪造之理念,所以确实不存在雷同)

    小徐同志去外蒙完全属于工作性质,不是旅游,所以很有必要交待一下此项工作的前因。在辛亥年阴历十二月二十八那个寒冷的日子里,外蒙的活佛哲布尊丹巴吃过 “老毛子牌定心丸”后于库伦(今乌兰巴托)登基,号称“大蒙古国”,年号“共戴”。近来被“精英人士”们推举为“伟大民族英雄”的老袁同志作出决定——发表中俄联合声明,正式承认外蒙古的自治权,并允许不派军队进驻外蒙古及安置文武官员,且不办殖民。一年半后为了避免“友邦”莫名惊诧,又签署了中、俄、蒙 “恰克图协定”,重申中俄声明文件中的一切条款。仅此两项就足以保证“民族英雄”被全国人民“夸奖”的口水淹死,怎么办?好办!所谓文武之道,一张一弛,于是文招出完后自然就要有武招——对外蒙采取“军事威慑”。不是声明说不派一兵一卒了吗?为何还有“军事威慑”?——其实不一定非得动枪动炮、派兵进驻才叫威慑,此乃米国布希同志的伊拉克政策,老袁同志对此招学习的兴趣不大,他采用的招数相对而言非常有“创意”,那就是修建兵营“威慑”外蒙——在库伦修建了一座足以驻扎五个师的庞大兵营,至于兵营里的兵嘛——一个没派。也许是因为蒙古人智力偏低、对“威慑精神”领会不足,或者是此招太过超越时代潮流,最终的结果用两个字就可以形容——无效。

    好不容易熬到了阿芙乐尔号的一声炮响,哲布尊丹巴老佛爷的俄国爸爸在叶卡捷琳堡被杀了个全家死光光,未来的新爸爸伊里奇同志当时正忙的晕死,连星期天、五一黄金周这样的节假日都要亲自跑到广场上去扛木头,实在是没空顾的上他,这就给了小日本鬼子以可乘之机。

    1919年春天,日本利用白俄头子谢苗诺夫和蒙匪富升阿来策划组成一个包括白俄控制区,内、外蒙古及呼伦贝尔的大蒙古国,在日本控制之下(有小道消息称还考虑过给波西米娅来的那帮捷克人在西伯利亚划一块地也包括进来,您瞧这多么热闹)。主持这项工作的,是日本驻库伦武官松井中佐。袁世凯开中国近代特务横行之先河,虽然因此遭到很多人骂,但谁料在他死后竟也能起一些意想不到的作用,比如松井和白俄分子的会议及宴会的情况都被中国特务偷拍成了照片送到了参谋本部,北洋政府始知外蒙政局的危急与机遇并存的形势。这时,外蒙古的许多王公鉴于独立的失算,又怕日本乘机侵占,所以酝酿重新归属中国,于是一位北洋大员被派赴库伦就任库伦都护使,与外蒙王公们协商撤销自治事宜。

    外蒙古原先的政治制度是王公管政,喇嘛管教,界限分明;但是自从那个劳什子自治运动后喇嘛们就傍上了俄国大款,活佛哲布尊丹巴成为政教领袖,于是喇嘛专权,王公受排斥,只因喇嘛有俄人为靠山,可以为所欲为。等到此番俄国内乱,无力东顾,王公们乃乘势发起撤销自治运动,当然其真实目的并不是在归附中央政府、回归祖国,而是在恢复前清的旧制,借以重掌政权。代表蒙古王公集团来和库伦都护使接洽的,是外蒙古自治政府中的外务总长车林多尔济。

    现在再来说说北京派来的库伦都护使大人,这位老兄除了大名听起来让人有如雷贯耳之感外,其他方面基本上就无甚可说了,能力是没有的,魄力更是不具备的,谈判从一月一直持续到八月,愣是没有谈出一条可以往纸上写的条款来,倒是特务同志们不断向参谋本部递报告,说小鬼子那边进展很快。

    到了8月4日,形势开始发生一些变化,库伦大会召开,王公喇嘛之争在此次会议上被激化了,王公们为了重掌政权,决心牺牲自治,故授权车林多尔济与库伦都护使具体磋商,双方决定了两项原则:(一)恢复前清旧制,五部直属驻库大员(以代替活佛)。(二)设置地方自治议会,由王公组织之(以排斥喇嘛)。以上的协商和条款,全系秘密进行,小鬼子、老毛子及喇嘛均毫不知情。

    双方既然有了一个共同的目标,那么谈判就好谈多了。不过我们这位都护使大人做事好走极端,前面是八个月未谈出一个字来,现在倒好,两个月时间就整出了一个《关于外蒙地位之六十三条》来,他也不嫌多。这六十三条内容确确实实是太多了,列出来的话殊不方便,还是借用一个后世名词来形容吧,那就是“一国两制”。有朋友可能会说,呀,连一国两制都搞出来了,那么这个什么《六十三条》一定可以算作彪炳史册的“外蒙基本法”了,这位都护使很有水平嘛,鸥居然说他能力很差,是何道理?

    其实道理是有的,关键之处在于选错了代入的对象。大家可能一听到“一国两制”,自然而然的就想到了香港和澳门,感觉还挺不错。其实错了,真正的代入对象应该选择某伟人曾经提出的“一国两制台湾版”——就是那个“一切都可以谈”的版本,这样说应该都能想明白了吧。

    当时北洋政府外交部对这个六十三条的评价是:“如就条件全文加以研究,则名义上政府虽收回统治之权,仍属有限制。外蒙虽有取消自治之呈请,而按之条件,自治之精神与基础仍属照旧存在。……至于对俄国各条……则俄国在外蒙一切利益,并未因之受有损失。”甚至有人讽刺说简直就是在帮忙蒙古王公向中国“争取”自治,而不是“撤消”蒙古自治。

    如果您通过以上内容想明白了,下面这一段可以略过不看;如果还是没能想明白,那就请随我一起代入一番吧。

    话说台湾(外蒙古)事实上已经处于独立的状态,其内部的政治势力分为两派,一派是独派,代表是民进党(喇嘛),推进的政策方针就是闹正式的法理上的独立,有美日(俄日)两国作其靠山,目前正掌握着台湾(外蒙古)的政权;另一派是“统”派,代表是国民党(蒙古王公),他们的想法是维持现状,其实跟统一什么的不沾边,那面“统”字大旗只是作为一个政治工具使用而已,他们曾经是执政派,但如今已沦落为在野一方。中央政府觉得那个独派就是美日(俄日)走狗,基本无药可救,还是“统”派可以沟通,于是连战(车林多尔济)就来谈一谈了,然后就有了跟“统”派“什么都可以谈”(六十三条的出笼),鸥个人的观点认为这要是能成功才怪。历史的经验表明,国家是否能够统一,国民党(蒙古王公)说了不算。谁说了算?中国人民解放军(北洋军)说了算。(关于国民党到底是统派还是 “统”派,不妨参考一下岩里正男同志最近骂国民党的话,虽说动机不纯,但这老鬼子这次说的倒是蛮准的)

    最后还是提一下与蒙古王公谈了十个月也没谈出个所以然来的库伦都护使的大名吧,他叫陈毅。托自己的这个鼎鼎大名的福,几乎每一本谈及此段历史的书中在轻描淡写的叙述了陈都护使的“事迹”或者干脆只提一下姓名之后,一定都会庄重的加上一个注——非陈毅元帅。能在史书中于姓名后专门加注释的人是少之又少的,此份殊荣,足够陈都护使在历史长路上留下一个专属于自己的坑了。

    通过十个月时间的虚耗,陈毅同志看来是无法完成这项光荣而又艰巨的任务了,于是收复外蒙这副重担最终落在了小徐同志的肩上。

    (忍不住啰嗦几句,陈都护使没能完成任务,除了对不起他那响当当的大名外,还十分的对不起他那极有特色的官名,要不然与“都护在燕然”这句诗那是多么的般配)

    注1:网上有文章称小徐同志是江苏萧县人,鸥却说他是安徽萧县人,到底谁说得对呢?应该说二者都对,总之小徐就是萧县人,只不过在他出生之时,萧县尚属于江苏,而且小徐也能说一口流利的徐州方言(萧县离徐州很近)。但是从1955年开始,萧县就被划至安徽了。我个人更倾向于认为小徐是个安徽人,毕竟他是皖系嘛,而且是皖系的绝对核心,同时他与当时江苏出身的政治人物区别极大,一般来说苏南的多是南方派,苏北的主要跟着直系混,小徐的政治风格则属于皖中那一路的。

    注2:关于孙中山先生的那一小段,我纯粹只是在开玩笑,绝无半点不敬。一般来说孙国父通过一些政治手段募来的海外款项中(指外国人提供的钱,不是指华侨捐献的)英美法方面的多为有政府背景的组织或个人提供,政治目的比较长远,操作手法上也比较含蓄,不直接要求做什么,而是起到逐渐影响的作用;而德日俄(指苏联)则一般是由外交部直接开支票,大多附有现实的政治条件,比如这么一段掌故——德国外交部在段祺瑞酝酿对德绝交前曾给孙二百万马克(孙实际只收到了一百万,另外的一百万被中间人吃回扣了),这二百万的条件就是阻止北洋政府对德绝交。

    下面加了个传送门:

    小徐同志去蒙古(二)

    小徐同志去蒙古(三)

    小徐同志去蒙古(四)

    小徐同志去蒙古(五)

    小徐同志去蒙古(六,完)

    关键词(Tags): #徐树铮#收复外蒙元宝推荐:禅人,宁子, 通宝推:来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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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家园 因为老兄的文章,

      在网上找了本台湾人写的《北洋军阀史话》电子书,不错,多谢。

    • 家园 我谈几点看法

      我觉得徐树铮太冒进了,有点牺牲长远利益为自己博名头的意思。

      从战术上讲,循环入城,实行战术欺诈,可以给蒙古各方心理上造成一时的恐惧,但也使自己必须在短时间内达成目标,否则效果会大打折扣。这实际上是削弱了自己在时间上的自由度。而且这样就必须使得自己的部队和蒙古人绝对隔绝,以北洋兵的素质,这是要冒风险的。

      从战略上讲,蒙古两派共存才是符合中国利益的事情。不管哪一派倒向苏俄或日本,如同一战之前那样,我们都有插手的着力点。所以徐抛弃王公派的做法无疑是短视的。还有就是他分化黄教的手段,着实下作了些。我觉得作为封疆大吏,应该以拉拢实力派,许给他们政治利益为主,而不是用主要精力公关可以给活佛施加影响的小人。再者他的手段不外乎军事威胁和经济行贿,这都是短期有效的手段,事实证明他的做法把蒙古推到对立面,不管是活佛系还是王公系都把中国看做是比苏俄更坏的一方。

      当然,徐这么做可能也是国内形势所迫——国内政治不允许他以一个长期的方法消化掉蒙古,他也需要快速解决蒙古问题为自己在国内赢得政治资本。

      至于大炮的谬赞,我觉得是过了。一件事能不能称得上功业是要经过历史检验的,但小徐同学显然没有通过历史的大考。

      • 家园 俺有不同意见。班定远,甚至拿破仑,打下过的地盘

        最后都没有保住,这照样不能影响他们二位的历史地位。这种评价主要要从当时的情形来看,不能从事后来看,因为决定中国能否保住外蒙古的因素太多了,后来的蒋雄奇和太祖都无能为力,小徐的资源非常有限,能办成那样已经很了不起了。

        老袁在朝鲜也是这样,已经对得起他的俸禄了。至于中国最后没打赢甲午海战,那实在不是他的问题。

        好比一场足球赛,最后是中国队大败,但我们不能说开赛十分钟后为中国队首开纪录的那个球或者那个得分队员的努力毫无意义。比如中国的国力再上升一段,俺保证小徐的事迹就会写入中学历史课本。外蒙独立可是很晚的。

        • 家园 我觉得即使徐全做对了,蒙古独立也是不可避免的

          因为之后苏俄变得越来越强大,中国是没有办法和它争的。

          所以我只是站在马后炮的角度发几句批评。也许把我们摆在当时徐的位置会做的更糟。

          不过,我觉得如果徐不犯这些错的话,我们后人或许会更有机会。

          蒙古在元明时期和中国有说不清的恩恩怨怨,清代时划入中国达两百多年,直至现在在宗教上也和中国西藏有密切的联系。但是我们现在和蒙古的关系远没有地球另一边的国家亲切。为什么?

          一战后苏俄势力一削弱,我们马上就有机会收复蒙古,但是二十年前苏联解体的时候为什么我们没有这个机会了?

          我觉得这一百年来两国渐行渐远的趋势就是民国之初若干人士不具备长远的战略目光所造成的。

          徐在蒙古的战略我认为是有问题的,他名义上征服了蒙古但是两国的关系,两国高层以及民间的关系实质上是倒退的。徐完全没看到这一点,后来也没有采取什么补救的措施。等到此消彼长,想亡羊补牢也晚了。

      • 家园 有道理

        徐树铮进入库伦后,各种行事手段都以“快”为准则,看来可能是有“必须在短时间内达成目标”的压力;

        恩琴的哥萨克杀入蒙古的时候,活佛系和王公系确实都意见统一的把他当成了赶走中国兵的救星。

        不过徐做事好走极端,未必是在牺牲长远利益为自己博名头,只是他做事一贯如此。毕竟皖系不战败的话,北洋军会继续在蒙古保持较强的军事存在的,徐也会在那儿长驻一段时间巩固统治的。

    • 家园 小徐的功绩不为人知还有另外一个原因,小徐好像是

      反白话文运动的著名实力人物,得罪了一大批五四前后北大的名教授们,他们后来是彻底掌握了话语权的,当然不会去说小徐的好话。小徐在他们看来有点象后来的周扬邓力群一样的角色。

      再就是太祖之类的人不想用小徐的功绩去惹恼苏联。

    • 家园 小徐同学是林作家的梦中偶像吧
    • 家园 老萨写过这段历史

      西西河里的一时找不着了,Google到这篇萨苏:一战后中国出兵外蒙及西伯利亚纪实

    • 家园 【原创】小徐同志去蒙古(六,完)

      12月27日,小徐同志作为西北筹边使兼册封专使抵达库伦。这一次来和上一次的摩托化大进军可不相同,这次来蒙肩负着册封的重任,当然最重要的职责是在未来的时间里给哲布尊丹巴当“太上皇”。参考一下老麦同志给裕仁当“太上皇”当得那叫一个爽,小徐这一次的地位其实也差不多——外蒙官府喇嘛以及军商绅庶都郊迎十里,库伦百姓夹道相迎,街肆一律悬旗致庆——瞧这气派,搞得跟解放军的进城式大有一拼了。

      小徐之前读过四书五经、考过秀才,留学东洋、做过“海龟”,当兵一直当到陆军部次长,混公务员一直混到国务院秘书长,人生阅历不可谓不丰富,但有一种官职小徐在此之前一直没有担任过,那就是担当一方封疆大吏。这一次是小徐的政治生涯中第一次主政地方,做的嘛,居然又是相当的不错——他下令设立边蒙银行,发行钞票,同时采取措施打击奸商,想方设法的促进外蒙的经济发展。并且还在可以种菜的地方组织种植天津大白菜,在此以前,外蒙根本没有蔬菜吃。为了开发外蒙的地下资源,他特意从德国聘请来一位化学教授巴尔台从事长期的勘探调查,以拟就开发计划。

      上面说到小徐同志采取措施打击奸商,这个可就跟山西商人有一些关系了。原来那时外蒙的贸易,多是掌握在山西人手中,山西商人做生意讲究一个稳准狠,认定利字当头,其他的都不重要,钱在大家的眼里是货币、是一般等价物,可是在山西商人的眼中那只是商品的一种,而商品是用来买卖的,通过买卖商品才能转化为利润,所以晋商们最成功的买卖就是开钱庄,而且曾经玩得相当不错,据说汇票就是山西钱庄发明的,后来被约翰牛们偷学去了。此说真假本人不知,待考,但是山西商人在对付别人兜里的钱的问题上确实是能够出一些奇招、大搞创新之举——比如今天您要买房、买车,可现在房价那么贵,除非您富的可以拿钞票砸死开发商,否则在这些大宗不动产的购置过程中,您肯定会贷款,即所谓花明天的钱、办今天的事。这可是从上世纪末才逐渐普及的一种消费方式,即使在号称最早出现的美国也没有早过八十年代,称之为“新颖”当没有多少人反对。其实这种招数一点也不新,如果你有幸能回到1920年初的外蒙,你就会发现山西商人早已经在外蒙全面推广了一种“借记消费”的消费方式,即采用允许赊账的方式来引诱蒙人购物,就是不要现款交易而把他们喜欢的东西先买去(借记消费),规定一个时间归还(借记消费一般都是有还款期的,到时银行的帐单就会寄给你),蒙古人因为可以不用现款即可取到其喜欢的东西,于是需要的也买,不需要的也买,山西商人因此生意鼎盛(借记方式对消费的刺激)。蒙人交易都是用羊代替货币,如果价格议定了是100头羊,到了年底偿还期届。山西商人就到蒙人那里去牵走140头羊,蒙古人问为什么要多牵走40头羊呢?山西商人说:“羊是要生小羊呀!当时的100头羊,现在多生40头不是很公道吗?”蒙人老实,给晋商随便绕几下就彻底的绕进去了,想一想也觉得好像很有道理,就任由他们把羊牵去。——虽说四成利是高了点,但借记消费肯定是要付利息的,这在今天是天经地义、人尽皆知的道理,您如果把这些晋商的做法和今天任何一位“合法商人”比上一比就会发现,这他XX的也叫奸商?实在是没有天理了。问题是小徐他不懂啊,那时也不比现在,有“经济学家”跳出来给他启发——比如扩大内需啊什么的,因此小徐虽然读过很多书,但经济方面的知识却是没有学过的,所以这个由晋商创造的人类商业史上的“创举”在仅仅得到了小范围的推广后就被小徐同志以“暴政”的形式给中止了,并且在后来又被扬基们给偷学去了。

      小徐对此给出的理由是,一百头羊需要喂养,在赊账期间内蒙古人已经替晋商承担了喂养费用,现在还要再增加四十头羊的利息,实在是太欺负蒙古人。因此小徐下令严禁蒙古人在购物时赊账,同时对山西商人的“借记消费”的方式进行打击,即使蒙古人因急需且当时确实无法支付,不得不赊账,在偿还期到期时也不许贸易的双方支付或索取额外的羊作为利息。商人们纵然十分的不满,但估摸着小徐这个家伙杀北洋大员陆建章就跟玩儿似的,(陆的内侄女婿就是冯玉祥,冯后来就是以为陆报仇作借口杀掉了小徐的)自己的脑壳没道理比陆建章的更硬,也就只好认栽了,一个好端端的“市场经济”体制就这样被小徐给毁掉了。

      小徐同志第二次去蒙古,原本是准备常住的,好好的大干一番。但国内的形势发展对皖系越来越不利,原先的盟友奉系的态度已经改变,转而支持直系,新交的盟友孙中山在当时比一个空壳强不了多少,实力、尤其是军事实力相当的弱小,根本帮不上忙,吴佩孚率领着以北洋第三师为主的直军战斗力最强的五个旅开始从两湖北返,准备和老段摊牌了,虽然老段同志下令各部拦截,但皖系部署在两湖的兵马就和后世的汤司令抗日有一拼,纷纷“胜利转进”,给老吴让道。面对如此严峻的局势,小徐作为皖系的第一干将、老段同志最“亲”的亲信,肯定不能在外蒙继续待下去了,于是小徐同志第二次离开了蒙古,并且再也没能够回去。(亲如兄弟、亲如父子等词语常被用来形容一些人之间的亲密关系,但这些词用在小徐和老段的身上却并不合适,他们俩是亲如一人——小徐就是老段、老段就是小徐)

      小徐同志回到北京以后没有多久,直皖战争就开打了。貌似强大的皖系,就像一堵腐朽的高墙,被轻轻一推即轰然倒塌(皖系虽然开战没几天就战败了,但小徐本身打的不错,东线直军一度被他指挥的西北边防军打得溃不成军)。小徐在战后遭到了通缉,直系给他列出的诸多罪名中竟然有一条是卖国求荣,可见这个世界真是十分的有意思。所谓卖国其实就是骂小徐跟日本人有勾搭,是小鬼子的汉奸走狗。小徐到底是不是日本走狗,我不多说了,仅举一个事例——1914年,日本对德宣战,正式加入到第一次世界大战的行列中来,德国在亚洲有两块领地——青岛和俾斯麦群岛,就在日本即将进攻青岛前,北洋政府的特务探听到了这个消息,时任陆军部次长的小徐同志立刻调集了几十车皮的军火秘密供应处于劣势一方的德军,具体操办此事的人对于一贯“亲日”的小徐居然会使出这么一招来十分不解,问道于小徐,小徐就此事谈了两点:一、对中国野心最大的国家是日本;二、中日将来必战。看来小徐的脑袋瓜子清醒着呢,呵呵。

      西北边防军除第二旅以外在战后全部被裁撤,这支皖系孤军在很长一段时间里独守塞外,日子过的非常艰苦。当时掌握北洋政权的直系正是从皖系手中夺来的权力,他们对皖系残兵的态度是巴不得其早点玩完,所以第二旅是要饷没饷、要粮缺粮,已经处于自生自灭的状态。于是逃亡行为也就无可避免的在队伍中蔓延开来,没办法,自古就有皇帝不差饿兵的说法,当兵吃粮、天经地义,如今却让大家在外蒙苦寒之地喝西北风,绝大多数人都是受不了的。等到1921年白俄下级军官恩琴率领他直属的哥萨克骑兵兵临库伦城下时,第二旅的实际人数已不足三千,这支曾经的摩托化雄师未战即溃,但是他们并没有就此放弃,而是一边退守买卖城、一边向北京求救,至于远戍乌里雅苏台和唐鲁乌梁海等地的小部队和派驻的汉族地方官员,能活着回来的百中无一。有朋友可能会问了,恩琴不是下级军官吗?他攻库伦能带多少人呢?多着呢,离二百不远了。

      西北边防军就在这区区数百哥萨克的面前不战而逃,可以看出士气、斗志等等一切都已经与这支饥饿的军队无关了。恩琴部随后扩编为“亚洲骑兵师”,当时北京城内甚至谣传他要攻入长城,灭亡中国,这基本属于一帮吃饱了撑的家伙在没事胡扯。“亚洲骑兵师”虽号称有一万人马,实际上什么人都有(什么鸟都有似乎更准确些,据说有十几个国家,二十几个民族的人在其中),并没有什么战斗力,他们连买卖城都没能力拿下。但是他们却非常残暴,驻扎在北疆的汉族官吏及北洋军,因为力量薄弱,且返回的道路被堵塞,基本被屠戮殆尽。

      恩琴的力量弱,蒙混不了多久就被张作霖发现了,奉军对这么一大片土地的兴趣一下就上来了,问题是伟大的革命导师也发现了这块地方,恩琴入蒙给了苏俄一个天赐良机,紧跟着哥萨克们的步伐,伊里奇同志的苏联红军远东第五集团军以剿灭白俄的名义也大举侵入了外蒙,恩琴的力量连苏军的一个营都未必能挡得住,何况是整整一个集团军,后来苏联和蒙古编的历史书中,此战被称为“蒙古人民解放战争”,内容描写的当真是惊天地、泣鬼神,其实看看恩琴手中的兵力就能知道,比乌龙山剿匪记的规模还要小些呢。蒙古王公们的门槛一向都是很精的,先前看恩琴光靠吓就能把西北边防军给吓跑,立刻就有一个王公把自己的女儿送到了恩琴的床上,可惜恩琴新郎官还没能做几天,他的小部队就被红军吃掉了,“余部”也被刚混熟的岳父大人全歼,恩琴本人被执送第五集团军司令部,蒙古人此战所动用兵力为——壮汉若干。(还有一说是苏军在战场上将恩琴俘获的——苏俄红军远东第五集团军开始向蒙古开进,号称有一万人的“亚洲骑兵师”被红军先遣师先遣团的先遣侦查队的几百人击溃,恩琴被俘)

      此处绕个小弯说点趣事,恩琴这人其实是德裔,他的姓也是德国味的,据说赫鲁晓夫时期,联邦德国派了个姓恩琴的大使赴莫斯科上任,赫胖子听说后勃然大怒——起这鸟名的家伙也能派到我们这来,绝对不行,结果恩琴大使最终未能成行。

      恩琴打完了,伟大的苏联红军是不是应该撤了?不,您没看见已经改成“蒙古人民解放战争”了吗?买卖城还驻扎着中国兵呢,革命导师是学唯物主义出身的,这种地缘政治方面的现实问题他能看不清吗?于是“蒙古人民解放战争”中的最后一仗开打了,西北边防军再次向北京求援,直系的曹琨、吴佩孚没有向外蒙派出一个救兵,他们只是发了一份“抗议”,潜台词就是外蒙你要割去就割去吧,但让我签条约同意被割则坚决不干(这一壮举后来被蒋委员长实现了),随后又“建议”张作霖出兵收复外蒙。张作霖自然不会把自己的部队派出去和老毛子死磕,让直系借刀杀人,所以奉军只是对内蒙古部分地区的王公们加强了管束,防止他们倒向外蒙,并没有采取什么大规模军事行动。孤立无援的西北边防军最终没有守住买卖城,终致全军覆没,从此以后,再无一支中国军队踏足外蒙的土地,那片超过一百五十万平方公里的辽阔土地不再属于中国。但是今天如果你登录联合国网站,可以找到一段关于蒙古历史的介绍,是由蒙古政府提供的,其中有这么一句——1919年,中国将军徐树铮入侵,蒙古取消自治。小徐同志的贡献是他让外蒙独立的过程出现了反复,这种反复将是国际关系中最好用的借口,他给我们留下了那么一点点地希望。(注5)(全文完)

      注5:买卖城失守后,城内的守军与汉族民众大约有万余人被俘,这些人被羁押了很长时间,直到1924年后才陆续释放,但是在1924年,蒙古政府宣布闭关,切断了与内地的联系,这些汉族人再也回不了家乡,就变成华侨,绝大部分与蒙古妇女结婚,生儿育女。其中有一些西北边防军的士兵由于贫困,娶不起妻子,只有几个人与一个女子同居,大部分人住在色楞格河谷地靠种植当年小徐引进的天津大白菜为生。由于民族隔阂和蒙古政府排华的政策,他们无法融入蒙古社会,生活虽可维持,但政治地位低下。二十余年的闭关,他们与内地音讯隔绝,对祖国的变化很少了解。新中国成立,中蒙建交,我国驻蒙使馆人员乘汽车沿着小徐当年走过的路穿越大漠,因为长期闭关,导致道路荒废,到乌兰巴托足足走了一个多礼拜,比小徐30年前7天到达的速度要慢上许多;建馆后通知华侨来办理护照,这些前西北边防军的官兵们还以为国内依旧是北洋掌权,见到大使,打千行礼,口称领事。由于外蒙地广人稀,交通、通讯都十分不方便,所以批量办理护照的工作一直持续到了60年代,来办理护照的人依然是打千行礼,向“长官”和“领事大人”问好。至于“伟大”的苏联红军,他们则留了下来,住进了西北边防军曾经驻扎过的乌兰花(红城军营),并且一住就是六十多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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