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原创】讀龍應臺，黃仁宇，與黃曉峰 -- 柠檬籽儿

张五常：邓家天下

两年多前，一位常到上海做生意的香港朋友到我在西雅图的家作客。饭后他到我的书房谈天，见墙上挂着一首毛润之的《清平乐》，一首辛弃疾的《满江红》，此外，文件及计算机数据堆积如山，但一本书也没有。正想发问，他突然见到在书房内堆得井井有条的全套贝多芬唱片之旁，竟然放着几张邓丽君的唱片。他冲口而出：「哈！邓家天下！」

我知道他的意思——邓小平、邓颖超、邓丽君在中国的声望，比之当年的宋家是有过之而无不及的。我于是指墙上的《清平乐》，打趣地说：「毛泽东这般豪情，却容不了贝多芬；邓小平不见有什么文采，竟然容得起邓丽君；看来中国真的是开放了。」那时是在一九八一年六月北京召开六中全会之后。该年初曾有过「压制走资」运动，而邓丽君的歌曲在中国竟能屹然不受影响。三年一度燕归来，最近的「反精神污染」运动，邓丽君就不能幸免了。

我一向认为在共产政制中，邓丽君这种人最刺眼。这种人不只包括红透半天的歌星或电影明星，也包括数一数二的钢琴家、小提琴家，网球或高尔夫球好手。这些「超级明星」给一般人的印象，就是表演者只须花几小时的劳力，就可满载而归。在私产制度里，娱乐事业中的表表者可成巨富是事实。在美国，球星如波格（Borg）、辛普森（Simpson）等人，在电视广告上喝一瓶汽水的收入，就足够普通人一家的终身享用。

在马克思的经济理论范畴内，这些现象是不可能发生的。也就是说，这些现象的发生是证明马克思的理论全盘错了。红透半边天的明星可不是马克思理论中的资本家，也未必是大地主，但劳力怎可以赚那么多钱？若非单靠劳力，那么这些明星的「剩余价值」为什么不被资本家剥削了呢？事实上，不单只资本家对这些明星的劳力要阿谀奉承，就是政府对他们也得礼让三分。例如美国政府要抽阿里的税，他就跑到非洲去赛拳；瑞典政府要抽波格的税，他就索性跑到蒙地卡罗去作市民。

马克思的理论错在两个基础上。第一，价值与劳力并没有一定的关系——所有的价值不是单从劳力得来的。第二，马克思的资本定义，因为缺乏了一般性的概念，矛盾甚多。正如费沙（Irving Fisher）指出，所有可以导致增加收入的东西都是资产。这当然包括相貌、天资及劳力。在这个广泛而正确的概念下，马克思的剩余价值就毫无剩余可言——因为他所指的只不过是劳力资产以外的其它资产的收入。在自由市场里，每一个人都是资产的拥有者——明星也不例外。

不要以为邓丽君的名成利就只靠她的天分及相貌就可不劳而获；也不要以为钢琴名家的收入较为合理，因为弹钢琴的技巧是要苦练而成。时代曲我听不懂，但单看邓丽君在台上的举手投足，又何尝不是千锤百炼的功夫？我们又怎能以自己所好或不好，而去否定市场的价值？邓丽君的收入可不是剥削听众而得来的。

这其中有一个极重要的含义。虽然我们每人的际遇不同，资质各异，但每人都有自己的特别天分。要追上大明星的收入当然不易，但要发掘自己的天资而增加收入是人人都希望的。在概念上，明星的成就与任何事业的成就无异。士农工商的知识投资，跟明星的勤修苦练没有什么不同。中国共产政制昔日容不得刘诗昆、容国团，今日容不了刘晓庆，又怎能容许知识投资去争取收入？要搞经济现代化，又要以剩余价值压住天资的收入，是一个永远解不开的死结。

最近中国禁止邓丽君的歌曲，当然还有其它含义。一般中国人所知的国际明星恐怕就只有邓丽君一人；这种人是马克思理论解释不了的怪物，但亦只有在所谓资本主义的社会中才可产生出来。在一个知识贫乏的国度里，以攻击或赞扬一个形象的方法来达到教育或改造群众的目的，可以减少宣传费用——这是中共惯用的手段。要扫除对革命励进有障碍的文化，孔夫子备受攻击；要留难知识分子，贝多芬和莫扎特都要受无妄之灾。要反资本主义的污染，邓丽君是一个很适当的人选！

但我以为，这次「反污染」对一般中国人民不会有多大影响。三十多年来，中国左反右反的政策不计其数；到如今，一般人对因政权斗争而大字标题的「反」，应早已缺乏兴趣。新年除夕，我驾车漫游。无意间我将收音机转到一个中国大陆的电台，歌声传来，唱者竟然是邓丽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