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原创】说文论武之民族主义（一） -- 井底望天
家园 也谈文璧和科举 从严格的道德标准来考量,文璧确实说不上完美.
先是降元,继而又做了元朝的临江路总管兼府尹.当时也有人写诗讽刺他,“江南见说好溪山，兄也难时弟也难。可惜梅花如心事，南枝向暖北枝寒。”溪山就是指文氏兄弟，文天祥号文山，文璧号文溪。南北枝的典故出自文天祥的诗“江上梅花各自好，莫分枝北与枝南。”连满族皇帝乾隆也说文璧地下难见其兄。
但是需要看到的一点是，文璧是什么时候降元的。
文璧降元是在1279年秋，而在宋朝廷灭亡是在1279年2月，之后的抵抗活动比如说李梓安守的南安也在3月中旬被攻破。至此宋的国土基本已被元占领，文璧在惠州可以选择抵抗，当然这抵抗注定是无望的。元取江南，虽然号称仿曹彬不杀，但屠城之事也常见，屠樊城，屠沙市，屠常州。而广东一地，广州，潮州在宋元的反复争夺中死伤无算，这在地方志中都有记载，即使惠州后来开城降元，也遭兵燓。只是情形稍微好一点。
顺便说一下，元取江南，一路上抵抗不断，而当地牧守多是读书人，所以兄台文中“当时的儒家知识分子在思维习惯上，不光是缺乏民族主义的概念，甚至连为自己的国家和社稷出点力，都不是太在乎的。”的结论似乎有些轻率，民族主义的观念自然是缺乏的，因为民族主义本身就是一个现代观念，求以古人，不免过苛。但为自己的国家社稷出力的读书人，在宋末是不绝于途。这个还是应该肯定的。
而文璧在宋亡前，说是忠臣孝子的典范也不为过。先说孝，文璧的孝悌估计是没什么争议的吧。当时人称文璧“孝悌无双”。比如说理宗时兄弟两人同时通过礼部试为奏名进士，在进京参加殿试前，父亲病危，文璧留侍，让文天祥安心赴考。后来文璧降元，保全宗族也是一个考虑因素，毕竟元到至正十八年（1284年）才停止对忠于前朝家属的捕杀。当然，如果问文璧为什么不像江万里那样，举家殉国。说实话，我回答不了。
再说忠，他为官恪尽职守，勤政廉明。国难期间政绩可观，不失为一个贤良的清官。他在积极参与抗元活动，在赣州勤王军中地位是仅次于文天祥的重要领导人物。他曾担任宋行朝都督府参议，为抗元出谋划策。后来行朝流亡海上，他“偪侧兵间，兼运筹给饷于危急存亡之秋”。
文璧一人当了元朝的官，但文氏一族都隐而不仕。文天祥在写给三弟文璋的信里说得很清楚，“我以忠死，仲以孝仕，季也其隐。”文璧在当临江路总管时也奔走于安置战后流民。
我写这些,倒不是想为文璧辩护什么,只是想说，一个人做出什么样的选择，除了一些变化不大的人情人性，以及个人的性格不同，或刚烈，或软弱，也有其社会历史文化背景。如果仅做道德评判，痛快固然很痛快，似也无助于对历史的深入认识。
再谈科举制度，以科举选官是有利于打破旧的门阀制度对国家政权的控制，当然这个过程也比较复杂。科举制度的弊端主要在于把儒家的价值体系通过科举制度和权力结构联系在一起，这样一来，使得大多数有知识的人，选择通过这条道路成为国家的官吏。反过来成为官吏的知识分子也维护这套制度，使得行政结构偏于文官化，难以适应变化的社会。而整个国家的征服欲和扩张欲都不是很强，在太平时代，维系统治是行之有效的，但在乱世就显得有些无力。同时对人文学科的重视，使得科学技术无法通过成形的制度和权力挂钩，也在一定程度上妨碍了中国科技的发展。
但从政权维护自身的角度来看，科举制度也有其可取之处，首先科举制度对几乎所有人开放，（除了个别家庭出身遭到禁止）。如果将中国古代社会进行简单的分层，第一层属于皇帝及官僚的政府统治阶层，第二层是士绅，贵族，地主等民间统治阶级，第三层是普通民众。科举制度相当于精英再产生机制，直接影响到中国的基层政治和社会结构，在对中国民间统治阶级产生影响的同时，也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皇权和职业官僚的关系。
科举制度作为一部有效而稳定的文官产生机器，以科举为“正途”而又以儒家学说为科举考试内容的做法把政权的世俗性与意识形态灌输自然地融合为一体，是我国传统政治的一大创造。中国传统社会的三大阶层之间的社会流动，正是以科举制度为枢纽，形成了周而复始的循环和对流，使传统社会的精英阶层始终处于不断的吐故纳新的过程之中，这样科举制度也就成为一种特殊的社会整合与社会凝聚机制。而以科举为核心的教育制度与精英选拔制度，既是维系社会精英与政治精英相互依存关系的纽带，也是维系社会各阶层对君主、儒家意识形态和国家权威效忠的基础。
儒家学说不行于当世，与其说是思想体系过时，不如说是因为它失去了和权力挂钩的通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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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园 毛主席说 中国人的家族观念太重，国家观念太轻。家天下，国家就是皇帝一家的，我们其他人自然就有理由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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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园 不排除有些读书人像文天祥那样 但大多数，尤其是地方士绅，是欢迎元军的。
我文中有一个数字，就是从仁宗开始，科举出身的比重越来越小。
家园 崖山蹈海不降的以十万计，比起明末还是有气节多了。 家园 崖山之后无汉族，阎吏之后无汉人
家园 什么时代都有投降者 但说大多数,这个结论还是要慎重一点.别的地方我比较缺少资料,但我帮助整理过广东的一些地方志.在诸如广州,潮州等地,所谓的地方士绅抗元是很积极的.
其它地方,史上明载的常州,沙市,长沙,潭州,及文天祥抗元的主要活动地江西,抵抗得非常激烈.
在宋,国家观念和前朝相比强化了不少,大奸臣贾似道误宋至深,但不是也没降元吗?
守不住最后底线的大有人在,但这个比例和结论,我个人意见,似乎还需慎重.
家园 有宋至明南方逐步开发 原来赣南、岭南、福建、西南没有读书的传统，慢慢推广出来的。结果这些本来教化后进的地方往往抵抗到最后，原来书香的地方反倒投降一片一片的。。。。。。
地理因素是一个，但是不是全部的原因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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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园 兄台所言甚是 死生之地，存亡之道。文人官僚厌弃兵事，妄以绥靖修万世之业，其前景已在宋时划上一个大大的句号。
世人常言：矫枉过直，过犹不及。可是凡事不过直，必不足以警醒后人。中庸之法，修修补补，可为万世基业，然导民于法，必以大奸大恶为标杆，越此标杆，则非万民共讨之必致国道沦丧。
- 复 兄台所言甚是
家园 说到道德标准 从历史上看,并不存在什么恒定不变的道德标准,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
以文璧的例子来看,这本身存在一个道德困境,就是忠孝难以两全,取谁弃谁的问题.
如果说从原始儒家理论出发,忠的产生是源于孝,没有孝也就谈不上忠.在孔子那里有个说法,就是父子相隐,直在其中.换句话说,父亲犯了罪,儿子不能揭发,反之,儿子做错了事,父亲也不能检举.而这在我们今天成了包庇罪,是要判刑的.换句话说,在今天,从主流道德观念上说,国家社会的利益是要高于家庭的.如果国难当头,毁家纾难成为一种受到赞誉的行为.
所谓国家观念,古人和今人是不同的,在家和国的冲突中,道德天平最早并不是偏向国这一端,而是存在一个发展过程,而宋正是传统家国观念改变较为激烈的一个时代.这从宋人对冯道的争议可窥见一斑.而文璧的降元以全家和江万里的举家以殉国也从某种侧面上反应了观念的变迁及历史的复杂面目.
最后道德还有个最高标准和最低标准的问题,比如说理学讲"存天理,灭人欲".其实和康德在<实践理性批判>里说的,"指导人们行为的普遍道德原则必须是理性的原则,而不能是感性的和欲望的原则"是一个道理,属于道德哲学的命题,但后世的统治者利用了对自己有利的一面,抹杀了普遍性原则,更重要的是抹杀了道德最高标准和最低标准,这本身是致圣贤的标准,而用来要求一般人,除了会造成一般人不必要的道德心理负担外还会造成大量的伪君子.而统治阶级通过将道德规范变成片面要求别人尽义务而不能谈权利.所谓"以理杀人"就是这个意思了.
而我们在评价古人时,是不是应该多点理解之同情,而并非一味以道德的最高标准来求全责备呢?
- 复 说到道德标准
家园 深刻 - 复 说到道德标准
家园 道德从来有两个层面 一个继往一个开来。理解古人，原谅古人，同时也是在宽恕今人，这都是在做一种为今人的存世价值做解释的行为。但是显然仅仅这样是不够的，我们今天的社会从西方那里学来了以人为本，但是百年的熏陶已经出现了某种征兆，惜命趋利已经成为我们今天社会的主流，甚至不太有人敢于去揭露这个“普世价值”的短来。好比那些悲天悯人的人权主义者和环保主义者，他们如果真的想要自己的事业做出实实际际的成果，那就应该去全世界政府那里去推广计划生育，而不是现在做些旁枝末条的眼球举动。物以稀为贵，从来不仅仅适用于物，也适用于人。
科技的发展会对人类社会带来巨大的挑战，甚至直接攸关人类的生存欲望，很多人不理解俄罗斯的酗酒自残和各种自杀行为，但是某一天科技的大发展却很可能造成全人类类似的后果。人类的生存欲望，远不象很多人想象的那么牢不可破。所以要想人类的未来掌握在自己手里，光靠科学技术的发展是不够的，还必须辅以人文社会学的发展，而道德就是这其中最重要的一环。而事实上道德必将高于人类世界一切律法，可以说是法律界的无冕之王。所以透过层层的迷雾，去审视我们的世界，怎么去评判道德，怎么去构筑道德，是会非常不一样的。
家园 宋朝衰落真是让人感到痛心疾首 而看到敌人杀到了城下，这些官员们个个想到是，如何保住自己的一亩三分地，国家和人民的利益，算个屁啊。自然是一片主和声大起。
[/COLOR[COLOR=blue]]（这种事情抗战的时候一些主和派也曾经做过，幸运的是在那个面临生死存亡的时刻中国人顶住了）
在中国古代，就是你皇帝死了，干俺屁事。你宋朝倒了，来的是啥子朝代，什么蛮夷，俺不在乎，只要你提供干粮，有薪水，有好处，俺一定向你提供优质服务。
在当代如果发生强敌入侵，我相信老百姓是会支持政府抵抗到底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