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长篇翻译]缉凶分部 -- 马伯庸

不过他恐怕不算世界上最大的连环杀手，那个美国还是加拿大的小伙杀的比他多，而且先奸后杀。

电影里一个片段，凶手一次作案以后逃离现场，被一个探员拦住询问。该探员已经连续执勤30多个小时，可能丧失了判断力，把凶手给放了。结果就在附近发现了被杀害的女孩尸体。该探员当即悔恨得以头撞树，额头撞出了血，原来被害女孩是他兄弟的女儿。

粗略的看了一遍，不是很适应这种形式的文字的说――偶看到第二章的时候才知道“罗斯托夫”不是人名。。。

感觉就像一个单机RPG一样，除了主角“鲍洛科夫”以外，其他的都是NPC，跑龙套的――完全没有感情，冷冰冰的，和偶想象中的苏联相去甚远。。。

1984年3月24日晚，一对焦虑的夫妇来到新沙克提斯科民警局，报告说他们十岁的儿子德米崔•帕塔什尼科夫失踪了。他们的报告得到了重视，这一次民警局不再象对待奥拉•斯托马奇诺科的父母那样漫不经心。这名男孩子失踪的地点恰好就是十五个月前奥拉•斯托马奇诺科在前往她的钢琴课时失踪的那一条街道。当地民警局的探员连夜询问了失踪者的父母。他们了解到迪马――那个男孩子的昵称――喜欢搜集邮票。他存了点钱，正打算去位于列宁街――新沙克提斯科市的中心大道――的小摊子那里买几张邮票，但是他出去以后就再也没有回来。

民警局立刻组织了一次搜查，并向罗斯托夫总部报告说有另外一名孩子失踪。但是他们的搜查没什么结果，和寻找奥拉•斯托马奇诺科时一样一无所获。三天以后，一群在树林里玩耍的孩子们发现了一具尸体，那片树林距离奥的陈尸地点只有一公里。

鲍洛科夫立刻离开罗斯托夫赶往现场指导勘查工作。尸体是躺在一个小丘陵的低处，从那片丘陵可以看到一条满是尘土的乡间小路和一个属于第六集体农场的排水池。

帕塔什尼科夫身体侧卧，身上胡乱盖着他自己的衣服。从他手臂的姿势和手腕的伤痕可以看出，他的双手曾经被绑到了后背。他的尸体上面有着很多刀伤，凶手还割掉了他的阴茎和舌头。他的肛门有被强行插入的迹象，T恤上还有数点精斑。调查人员把这件T恤送到了罗斯托夫法医实验室。结果显示精液为AB型。

鲍洛科夫将搜查范围扩展到那条小路的另外一侧，在那里他的人发现了那个孩子的一只鞋。 他们还发现了一个足印，和在奥拉尸体附近发现的那个足印差不多同样尺寸。但是那片地太过泥泞，除了足印他们没发现其他东西。

鲍洛科夫命令民警们对沙克提斯科市市中心区和帕塔什尼科夫陈尸地点附近的居民挨家挨户进行访问，他对这一次调查的期望很高。这一次距离受害者失踪只有三天――而不是象上次一样是三个月，而且和奥拉不同，帕塔什尼科夫就住在列宁街旁边，大家都认识他。

这一次调查找出了几名目击者。有四个人回想起他们在那天晚上确实看到过帕塔什尼科夫。他们都说他看起来似乎是跟着前面一个男子走，但是两个人并没有交谈。他们都注意到那个男人的步态：他的步伐僵直，几乎象是在走正步。有几个人说他们记得那个人的脚步是一般的大。不过对这个男人衣着的描述却不尽相同。一位目击者说他有一顶棕色的旧皮帽子；另外一个目击者则说那男人戴着棉帽；一个人说他戴着黑色墨镜，还有人说他戴的是透明眼镜。没有人认识他，也没有人很清楚地看到过他。当时天色已晚，而且他们只能看到他的侧面。

民警在第六集体农场也找到了目击者。他们报告说曾经看到一辆白色伏尔加•赛达――苏联政府中级公务员所经常使用的车辆――在3月24日晚停在了那条小路附近。他们记得那辆车的收音机一直开着。 他们对此没想太多，经常有来自新沙克提斯科市的夫妇来到这个偏远的地方并在车里过夜，毕竟这附近没有旅馆。目击者没有注意到那辆车的牌子。 他们只记得司机在汽车挡风镜上盖了一条半透明的蓝色塑料布，但很多司机都这么做，因为苏联车上并不装淡色玻璃。

对帕塔什尼科夫父母的询问产生了第三条线索。在他失踪前，迪马去曾经拜访过一个叫马林谢夫的中年单身汉，他也是个集邮爱好者，和他妈妈住在一起。不过马林谢夫说他对帕塔什尼科夫的失踪一无所知，而且他也没有车。

鲍洛科夫试图从这些无用的情报中解析出有价值的信息。看起来凶手是有一辆车的，而且很可能是罩着蓝色塑料布的白色伏尔加•赛达。否则凶手是如何把受害者带到偏远地区才加以杀害？又是如何避免被其他人看到？

他并不确定那个走在帕塔什尼科夫前头的人就是凶手。那个人的脚的尺寸显示他可能就是凶手；然而没有人看见他和那孩子说话，或者强行拉拽那孩子跟着他。他可能只是一个偶然路过的路人。如果他有车的话，干嘛还要步行？尽管如此，鲍洛科夫还是命令民警局的画家根据目击者证词对凶手进行模拟画像：眉毛紧皱，面颊凹陷，下颌尖削，戴眼镜，还有一顶帽子。民警们带着这画像逐一询问居民，没有人能认出来。他们无法确知究竟是哪一辆白色伏尔加在3月24日晚停在了第六集体农场附近，这个地区有几千辆类似的汽车。

在调查人员完成对帕塔什尼科夫的第一轮调查之前，六月份又有另外一名受害者出现，这一次是在罗斯托夫西北工业区的铁路沿线，陈尸地点靠近阿斯凯地区。这是一名女性，尸体全裸。有人把她捅了二十几刀――主要分布在背部、脖颈和生殖器附近――并把她抛在了一丛芦苇中。

罗斯托夫的调查人员花了一个星期才识别出死者身份。她的名字叫塔提娅娜•鲍莉娅科娃，十七岁；她与奥拉•库普瑞娜和娜塔娅•沙罗比尼娜一样，是个过着“不正当性生活”的女孩。不过她和另外两个女孩有一个很重要的不同点。她们酗酒，塔提娅娜则是一个吸毒小圈子里的成员。

在1984年的苏联，毒品的使用显然处于地下状态。媒体从来不会承认在国家境内存在过这些东西，那是西方大资本家腐朽堕落的产物。事实上，这说的没错。苏联卢布在这个国家以外是全无价值的，对于国外毒源来说，冒险通过封锁严密的苏联边境向其国内贩毒无利可图，因此在苏联境内的毒品几乎都是私人种植。在苏联，公民并没有私人财产，所以种植罂粟或者鸦片就必须选择集体农场或者森林地带，那意味着很容易就会被路过的人轻易发现。尽管如此，还是有一定数量的毒品在社会上秘密流通。吸毒者中有人挖苦说民警局与克格勃对这一现象睁只眼闭只眼是基于政治原因：如果他们抓到一个吸毒者或者毒贩，往往更喜欢让他们当卧底和密探。

一旦鲍洛科夫和调查人员发现塔提娅娜有吸食大麻的习惯，他们很容易就能建立起一份名单，名单里包括了她在阿斯凯地区吸毒圈子里的朋友和联系，然而这些人中没人立刻就被查出有杀人嫌疑。接着调查组又得到了一条新线索。

考虑到塔提娅娜和凶手很可能是搭乘电气火车前往乡下的，费提索夫派人去了距离她家最近的火车站，挨个盘查在站台上的每一个人。他们见过她没有？什么时候？和谁？

几天之后，他们找到了一个年轻人。他比塔提娅娜年轻那么一两岁，和她曾经就读同一所初中。在她失踪那一天，他看到塔提娅娜和一个据她介绍说名字叫阿特的男人在一起。他们聊了一会，然后登上了不同的车厢。他不知道那个阿特姓什么，也不知道他们要去哪里，为什么要去。

不过阿特并不是一个常见的俄国名字，所以探员们很快就在他们搜集的吸毒者名单上找到这个人。阿特•科申克，二十三岁，已婚，有一个孩子，是当地农用机械厂的一名工人。他有一双蓝眼睛，亮棕色的头发，看起来很英俊。他还嗜好练习空手道。

民警局派了人盯了他一星期的梢，看是否他会做出一些能联系到窄林谋杀的举动。他并没有，于是他们决定把他带过去盘问。

民警们悄悄地包围了阿特在阿斯凯的住所――他和他父母、老婆孩子住在一起。几名民警敲了敲门，当阿特•科申克听到敲门声和“警察，快开门”时，他试图从后窗跳出去，结果被埋伏在那里的警察抓了个正着。

阿特•科申克的被捕让鲍洛科夫很兴奋：他们第一次抓到一名符合他心里凶手形象的嫌疑犯。他吸食毒品的习惯，鲍洛科夫想，也许能解释为什么凶手要对尸体狂暴地施以蹂躏；阿特•科申克的空手道则可以解释为什么他可以安静而迅速地压制住受害人。而他试图逃跑的举动则证明他做贼心虚。

民警们将阿特•科申克带到了鲍洛科夫位于恩格斯街的民警局大楼24号的新办公室，以便进行初步审讯。这一个嫌疑人太炙手可热了，不可能让民警局独享，负责“窄林谋杀案”的检察官亚历山大•亚伯文从他的办公室赶到民警局，参与到审讯中来。十五分钟后，科申克开口了。

是我干的，他说，我谋杀了塔提娅娜•鲍莉娅科娃。他们曾经在一所学校读书，中间曾经分开了几年，他们彼此相识超过十年。他知道她嗜好毒品，于是就建议说带她去郊外某一处种植大麻的秘密场所。阿特•科申克知道大麻的种植方法和处理工序、并且能够在家里手工提纯毒品。他带了几瓶伏特加，和她一起呆在一丛隐蔽的芦苇里，干掉了两瓶酒。喝的醉醺醺的他试图拉拢她交媾，她没那个心情，把他推开。于是两人发生了争吵，他一时恼羞成怒，她揍了他，然后要逃跑。他从背后冲过去，把手里的刀插入她的后心。然后把她翻过来，继续用刀子捅她的脖子、腹部和性器官。被拒绝了的科申克用这种狂暴的方式来发泄自己的性欲，当这一切结束后，他把她的尸体扔在芦苇里，然后带着酒瓶子回了家。

不过科申克坚持说他只杀了塔提娅娜•鲍莉娅科娃一个人而已。另外，血型检测显示，他是A型。

即使法医鉴定是这么说，鲍洛科夫还是不能就这么轻易放弃阿特•科申克。然而，就在民警局忙于调查在前几起谋杀案发生时科申克的不在场证明时，另外一具尸体又被发现。

在沙克提市南部的凯皮查那雅村，一名农场工人在给树林喷洒杀虫剂的时候发现了一具女孩的尸体，尸体位于一处茂盛的林区，距离铁路很近。当时是七月，温度很高，这加速了尸体的腐烂速度。尸体俯卧在地面，全裸。当调查人员把她翻过身来时，立刻就判断出这毫无疑问是窄林谋杀的凶手的杰作。受害者大约有十岁，失踪人口列表上没有与之符合的人。不过鲍洛科夫已经习惯于凶手的这种行事风格，他总是找一些没人会关心的受害者并把他们带进树林。

不过这一次鲍洛科夫感觉到了一些其他的东西。他觉得他闻到有什么东西在树林里。他和他的手下花了几天时间对整片林区进行了细致的搜查，他们找到了被刀子划破的女孩衣服，位置就在距离陈尸地点四分之一里的铁路旁边。他们还找到了一些动物的尸体。三星期后，他们在距离陈尸半里以外的地方发现了另外一具尸体。

这是一具发育期女性的尸体。凶手用钝状物敲击了她的头部，可能是一把刀的刀柄。不过法医鉴定报告指出，受害者的伤口和在七月五日发现的那名死者不同，凶手并没有用刀刺她。

鲍洛科夫一直试图让自己要想的现实一点。通常情况下，他丝毫不会怀疑这两起凶杀案是彼此相关的。如果这两起凶杀案是不相关的，那就意味着两名凶手分别将两名不相干受害者带入同一片树林――而且是几乎相同的时间，这几乎是不可能的。不过现在的情况很明显并不“通常”，尸体出现的频率太不寻常了，这已经是第十六个和第十七个窄林谋杀案的受害者。不过他始终无法想象那名凶手――或者是两名――能够把两名不相关的受害者在同一时间带入同一片树林。他做出一个假设，也许那两名受害者是彼此认识的，也许她们是一对姐妹，或者是一位母亲和她的女儿。

他能够想象出这起犯罪的一些细节。可能其中一名受害者――年幼的那一个？――被凶手和年长的受害者吓到了。凶手拿刀柄砸晕了年长的受害者，然后穿越树林去追赶年幼的那个。鲍洛科夫几乎可以感觉到那女孩子在奔跑时感觉到的那种恐惧。这种恐惧似乎就飘散于树林的树叶之间。

也或者是这样，这名凶手把两个人同时引诱进树林？他是否让那名女孩子在一旁看着他和那名女性做爱？他究竟有什么样的本事，可以让受害者们跟着他？

…………

1984年的夏季对于苏联来说是一个混乱的时期，在莫斯科，似乎没有一个人控制的了大局。年迈体衰的领导人尤里•安德罗波夫在承受了长期病痛后终于撒手归西，继任者是康斯坦丁•契里年科，一个老态龙钟的老头子，连念报告的力气都没有，却还能稳坐高位。政治局宣布苏联和它的社会主义联盟抵制洛杉矶奥运会。北约在西德又配置了新一级的核弹头，在苏联的每一个人都被告知这种导弹会令对核攻击的预警反应时间缩减到一半，十分钟或者更短。苏联科学家撰文说战争很可能由计算机而引发，全面核战争的爆发完全不需要人的干预。整个世界看起来很快就要陷入混乱之中了。

在罗斯托夫，窄林谋杀案的杀手在这个夏季仍旧保持着狂热的步调。尸体的出现速度远比民警们鉴别它们身份的速度快。在七月二十五日，沙克提附近的铁路工人发现一名全裸女尸，俯面在地，陈尸地点距离火车站只有一点五公里。她已经死了一星期，她的尸体上留下的伤痕显示是窄林谋杀案的凶手所为。他割掉了她的乳头、阴部和性器官。他还捣烂了她的眼睛。这名死者的身份被鉴别出是安娜•莱蒙舍娃，二十岁，是一名学生，她是在六天前前往牙医诊所的路上失踪的。

在八月三日，警察在罗斯托夫的飞行员公园的树洞里发现了一个十六岁女孩，娜塔丽娅•古罗索夫斯科娃，地点距离玛塔•瑞雅班科和其他的尸体不远。凶手象对安娜•莱蒙舍娃一样对这名女孩施暴，她仰卧在地面，嘴里塞满了树叶。

一周后，八月十日，民警在罗斯托夫城市沙滩附近的顿河左岸一处树洞里发现了一具尸体，她的名字是柳德米拉•亚列克斯耶娃，十七岁。她和其他受害者不同，是一名认真、谨慎的学生，没有不良习惯。

两天以后，在罗斯托夫-顿河地区以外一个叫尼娃的集体农场的玉米地里，农场工人发现了一具男孩尸体――后来被认出是德米崔•艾瑞诺夫，十三岁。他是在七月十日失踪的，当时他前往学校去取得健康证明，以便能参加夏令营。他的头被凶手用刀柄或者锤子敲裂，而且凶手还割去了他的睾丸。

八月二十六日，在罗斯托夫以东三十里的一个露营地里，一名采蘑菇的妇女发现了一具已经腐烂的女尸，尸体被树叶和垃圾半掩。她死了已经有两个月，民警无法识别其身份。不过胸口的伤痕显示凶手一直拿刀猛刺她的胸口直至她死亡。

八月二十八日，一名叫亚利克山卓•彻佩尔的十一岁男孩在罗斯托夫中部失踪。在九月二日，一个在顿河左岸锄草的男子发现这名男孩被蹂躏过的尸体，地点距离柳德米拉•亚列克斯耶娃的尸体不远。

五天以后，九月七日，民警在罗斯托夫机场的飞行员公园发现了另外一具尸体。这一名受害者是一名女性，仅仅死了一天，尸体被暴力蹂躏过，特征显著，明显是窄林谋杀案的杀手的杰作。这具尸体被鉴识是以瑞娜•鲁奇斯卡娅，二十四岁，在一个看护中心工作。她有精神病史和酗酒史，也是过着不正当性生活的女性。鲍洛科夫算了一下，这已经是窄林连环谋杀的第二十四名受害者。

凶手，或者凶手们几乎没留下什么证据。在五具尸体上――莱蒙舍娃、古罗索夫斯科娃、亚列克斯耶娃、彻佩尔、鲁奇斯卡娅――法医都发现了精液的痕迹。这五具尸体上的精液全部都是AB型。 在彻佩尔的尸体上调查人员还发现了一根灰白色的头发，可能是来自于一名男子。彻佩尔的尸体上还有些灼伤，凶手可能是用烟头烫过他。在尸体周围，调查人员还发现了一些与他的衣服并不匹配的衣物碎片。

但是调查人员找不到目击证人，他们始终只能是想象凶手可能是什么样的人。一个令人恐惧的事实是，在1982年凶手已经夺去了五条人命；在1983年，在鲍洛科夫的名单上死者有十三人；在德米崔•帕塔什尼科夫死后的五个月内，杀手或者杀手们平均每两个星期就出动一次。无论促使他或者他们寻找猎物并加以蹂躏的动机是什么，这已经变的愈加难以控制了。

在1984年的夏季，调查窄林谋杀案子所需要的资源已经大大超越了罗斯托夫民警局和检察院的能力。二十四具尸体中的11具尸体还没有得到鉴别，调查和排除嫌疑人需要几百个工作小时，积压未办的事情如山堆积。比如说，当探员们刚刚完成对弗拉基米尔•巴巴科夫的调查的时候，他们还得完成对尤里•卡列尼科、米克黑尔•却普金、尼古拉•拜斯科斯基和阿特•科申克的审讯。

调查人员内部的争执就好象受害者人数一样快速增长。检察官亚历山大•亚伯文开始逐渐倾向于赞同鲍洛科夫的观点：那些低智嫌疑犯与窄林谋杀案是无关的。四月份的时候，他终于决定放弃对米克黑尔•却普金的谋杀起诉。

民警局仍旧有一批人，主导者是副部长帕威尔•切尼谢夫，坚持却普金和卡列尼科与窄林谋杀案有关，至少与早期的几起谋杀有关。虽然在卡列尼科被捕后先后又出现了二十几名受害者，但他们认为卡列尼科是属于一个特别寄宿学校的前学生们组成的犯罪团伙，这个团伙的其他成员在却普金和卡列尼科被捕后继续在干他们的勾当。

持这种观点的人说，只要检察院能提供足够的检察官，他们就可以彻底清查卡列尼科和却普金身边的每一个朋友，这宗案子将得到解决。虽然实际上检察官们往往将拟订计划和提审犯人的工作交给民警们去做，但要求结案的压力让检察官们很不愿意面对指责他们工作懒散的批评。于是他们开始更加频繁地亲自提审嫌疑人，然而检察官的数量却不足以来应付全部盘问工作。

更加麻烦的是，一名来自莫斯科中俄罗斯地区检察院的资深检察官，名字叫做弗拉基米尔•I•卡扎科夫，在1984年6月前往罗斯托夫视察调查进展。他的到来让本案相关的所有疑点――包括那个来自古科夫的嫌疑犯――都必须要重新审视，所有的事情都要重头再来一遍。

争执日益表面化，两边各执一词，都宣称是对方的错误观点导致此案迟迟悬而未解。每一次协调会议上的不友好气氛与敌意越来越浓厚。无视鲍洛科夫的意见，民警局写了封信给内务部部长维特利•费德楚夫，要求他从苏联其他地区调拨一批有经验的检察官来支援罗斯托夫。几个月后，几十名检察官抵达罗斯托夫，并开始着手工作。

费提索夫和切尼谢夫已经在这起案件里投入了将近两百人。他们在费提索夫的重案组里设立了一个下属分部，从事连续性侵犯犯罪的调查。这个部门实际上就是专门为了缉拿窄林谋杀案的凶手而成立，费提索夫说服切尼谢夫让鲍洛科夫来领导这一个团队。虽然鲍洛科夫仍旧要听命于上级，但他现在将直接负责整个窄林谋杀案的诸项事务：所有的线索都要首先由他来评估，他还要分析各种矛盾的情报信息，以及拟订可以将凶手绳之以法的行动计划。

费提索夫和鲍洛科夫派遣了一批新警员在火车和汽车站卧底，随时注意看是否有男性总是试图接近年轻女孩、男孩或者妇女。他们还安排了一批人穿着运动衫，骑着自行车穿越罗斯托夫的飞行员公园，以期能目击到凶手。另外还有一支数量庞大的团队被派去调查整个罗斯托夫地区每一个符合凶手大致形象的人。

但是他们也仅仅是有一个“大致形象”而已。鲍洛科夫和一名新来的检察官尤里•莫瑟耶夫起草了一份尽可能详尽的凶手形象描述报告。他是，他们写道，一名二十五到三十岁的男子，在这一年龄的人最有可能将女性引诱到树林里去。他的血型是AB。他很高，身材结实，可能还是个运动员。凶手不会是个低智商的傻子，他最起码有着平均智力水平，而且精明谨慎，说话很有魅力。他的工作可能是司机或者其他要求他经常出差的职业。他也许住在新彻卡斯科，罗斯托夫―顿河地区以北三十公里处的一个城市，看起来凶手对某一地区有着偏好。他也许结婚了，也许没有；如果他还是单身的话，也许是同他母亲住在一起，因为单身汉生活的家务很麻烦。

鲍洛科夫知道，这份报告只能把调查范围缩小到五千到一万人，他必须尽量进一步缩小嫌疑人的范围。他指示调查人员侧重调查一切有精神病史、性犯罪前科和吸毒劣迹的人，他觉得毒品可能是导致凶手如此狂暴的根源。他也派人去调查前任和现任民警，因为凶手可能穿着制服以获取受害者的信任；医学工作者也被重点排查，因为凶手很擅长用刀，而且熟悉人体结构。一旦调查结束，鲍洛科夫首先要做的就是清查名单上所有嫌疑人的血型。

到了1984年9月，民警局无法再忽略公众的因素。在起初，报纸和电视台根据民警局的要求，没有在显著位置报道这一消息。他们只是刊登了民警局让他们刊登的东西：一条简短、含糊的短讯，说民警局正在寻找某一位受害者失踪那天的目击证人。这些消息只在当地报纸上公布。

但是随着受害者人数和被盘问人数的增加，公众逐渐也了解到了连环杀手的存在；和官方的沉默相比，私下里的谣言四起。其中一条流言说一群食人者潜入到这一地区，并把飞行员公园当做他们的老巢，他们追杀受害者，肢解掉尸体并吃掉。另外一条流言说罗斯托夫黑帮跟另外一个城市的黑帮玩牌的时候输掉了，赌注是十五名当地少年的生命；还有一则谣言说有一群犯罪分子化装成摄影师来到罗斯托夫的各处学校，用各种证件取得孩子们的信任并把他们带到某一处摄影室，没人能再回来。还有一些流言说凶手是一群受过医学训练的人，他们用精湛的外科技术杀死受害者。另一些流言说那些凶手是来自高加索地区的阿塞拜疆。很多苏联人将加盟共和国的人视做天生的犯罪分子，所以这些流言对他们很有吸引力。让政府头疼的是，这条流言后来演变成：一群携带着政府特殊执照的杀手在整个乌拉尔-色当地区横行，那份执照的开头三个字母是DSC――苏联儿童之死（DEATH TO SOVIET CHILDREN）

一种沉寂的恐惧慢慢侵蚀了整个罗斯托夫地区。一些母亲开始尽量让孩子呆在家里，或者护送他们上学，但并不是每一个人都了解这件事，也不是每一个人都会提高警惕。始终还是有些人对连环杀手一无所知；妓女们还是在火车站工作，孩子们还是去搭乘火车或汽车去上学。

亚利克山卓•彻佩尔的被杀让整个局势变的更加严重。和其他受害者不同，彻佩尔是来自于一个苏联政府乐于大肆宣传的样板式社会主义家庭。他的父亲尼古拉是一名工程师，是少数能够被苏联政府信任并委派出国工作的人。彻佩尔失踪的时候，他正在德黑兰的一个煤矿加工厂指导工作；这是苏联政府为了使伊朗革命政府摆脱美国全球影响而采取的措施之一。彻佩尔的妈妈也是一名工程师，她在一所矿井技术研究所工作。彻佩尔本人是一名足球队员，也是个好学生。通常他都会呆在家里和祖母在一起。在他失踪那天，他一个人前往市区探望他的母亲。他被允许一个人出行，因为他有时候要去参加足球训练。

彻佩尔的父母有很多朋友，他的失踪――稍后是他的死亡和他身上可怕伤痕的消息迅速流传开来。官方对此的回应粗鲁而拙劣，罗斯托夫民警局的负责人A•N•库诺瓦诺夫将军与尼古拉见了一面，并指责这名漫不经心的父亲应该对他孩子的死负全责。为什么，库诺瓦洛夫将军问，让那个孩子一个人乘坐公共交通工具。当地政治领袖召集住在彻佩尔家附近的焦虑父母们开了一个会，会上他们说了同样的话；他们其中一个说：那孩子并没有得到良好的监管。

这是彻头彻尾的诽谤！尼古拉•彻佩尔想。又不是他让学校超负荷运转，以至孩子们必须轮流上学，令他们有了半日空闲！又不是他制订的这该死的双职工制，让父母两个人都必须工作！又不是他要求他儿子参加足球队，必须坐车穿过半个城镇去训练！尼古拉的朋友们都赞同他的观点。

当地党支部领导层试图安抚民众的不安情绪。库诺瓦诺夫将军决定在当地电视台做一次公开演说，当地新闻报纸也发表了一则对他的“访谈”。库诺瓦诺夫将军让鲍洛科夫来写一份关于“窄林谋杀案”的报告，要尽量简明扼要。不过库诺瓦诺夫将军在访谈中却没按照这份报告去说。

“最近社会上都在谈论那起非比寻常的事件，请问您对此有何评论？”

“那些谣言都是毫无根据的。”将军回答，“这些东西是不健康的，甚至是反动的。”

“我知道大家都因为那个十一岁男孩沙沙（根据苏联的习惯，库诺瓦诺夫将军没有公开那男孩子的真名）的死而感到震惊，但这只是一起孤立案件。”他撒了谎。

“我们有充分的理由保证这一起凶杀案件将会被很快解决。”将军说。

这也是一个谎言，但至少是鲍洛科夫所关心的。“公开化”这个词刚刚滑过苏联领导人的嘴唇，然而鲍洛科夫关注的并不是“公众知情权”。他是以一种功利化的眼光来看待这个新闻。如果向公众传达信息有助于破获案子，那么很好；如果这么做没帮助，这些信息就该被保密。他的上司必须对此做出抉择。

民警们开始去学校和工厂开设安全讲座，教导他们要随意保持警惕，别让孩子们跟陌生人走。这对于那些有责任心的父母来说应该足够了，鲍洛科夫想。

与此同时，他自己也忙的不可开交。除了忙于调查新的案件，他还必须把卡列尼科的案子收尾，另外针对尼古拉•拜斯科斯基和阿特•科申克两名嫌疑人的工作更多。几乎每星期，在火车站和汽车站卧底的警员都会带来新的嫌疑人。

到了1984年8月末，一名叫亚力山大•泽纳索夫斯基的少校被分配到卧底任务里担任便衣工作。他曾经是一名侦察兵，有着一个狮子鼻和一头卷发。他带领四名便衣分散在公共汽车站，监视工作每天从早上八点持续到晚上十一点――这是窄林谋杀案的受害者通常失踪的时间。他们的工作基本上就是在宽阔昏暗的候车大厅内转悠。

在一天晚上八点左右，站在候车大厅里的泽纳索夫斯基少校注意到有一个男人和一名十七、八岁的少女在交谈。这个男人可能是她的父亲，他的头发灰白，戴眼镜，打着一条领带，还带着一个公文包。泽纳索夫斯基的少校觉得这人很有教养。但是那女孩子微笑着站了起来，转身上了一辆公共汽车。这男人没有跟着她，而是站起身来，在候车大厅里慢慢转悠，然后坐到附近的一个年轻女人旁边，并开始搭讪。

这家伙是谁？泽纳索夫斯基少校想。

他走向那个男人，出示证件表明自己的身份，并把那个人带到旁边一间民警办公室里。

这个人的证件是正当的。他的名字是安德烈•杰克迪劳，在罗斯托夫一个机械企业担任供应科的科长。他的身份证件显示他是一名有两个孩子的父亲；他带着一封介绍信，证明他是来罗斯托夫出差的，而且即将返回他居住的沙克提市。杰克迪劳解释说他曾经是一名教师，因此他喜欢跟人交谈；他在等车的时候觉得无聊，于是就找年轻人说说话。

泽纳索夫斯基少校耸耸肩，就让他走了。然后少校询问了那个女孩子，问她杰克迪劳是否曾经暗示让她跟他走之类。她回答说没有，他只是问她在哪里上学，都学些什么，就这些而已。

几星期后，9月3日晚。泽纳索夫斯基少校在汽车站看到了同一个人。他还是八月份的那一身打扮，扎着领带，带着公文包。杰克迪劳可能不会忘记这名少校，不过泽纳索夫斯基很为自己的卧底技巧自豪，他相信自己能够做到监视对方而不会被其觉察。

杰克迪劳上了汽车，泽纳索夫斯基和另外一名叫阿卡梅耶诺夫的便衣尾随其后，也登上了同一辆汽车。他们坐了两个半小时，完全随机地在市区里上下车。他看到大概有八次或者十次杰克迪劳试图接近年轻女性交谈，不过什么也没发生。

然后杰克迪劳在市中心下了车，进了一家饭店，跟一个喝醉了酒的女人交谈。接着他离开饭店，去了街对面的一家咖啡店，在那里他与更多的女人搭讪。然后他一个人来到马克西姆•高尔基公园，独自坐了一会。泽纳索夫斯基和阿卡梅耶诺夫跟踪他从恩格斯路一直回到火车站。

一直到了午夜，杰克迪劳仍旧在四处游荡。他后来回到了汽车站，跟所有的年轻女性挨个说话。大约到了三点左右，杰克迪劳看到一个大约十九岁的少女坐在候车室里。于是他走过去，坐在了她的身边。

泽纳索夫斯基能够看到他，但距离太远，听不清楚他们在说些什么。杰克迪劳伸出手，慢慢地在她头发上摩挲。突然，泽纳索夫斯基看到那女孩子站了起来，他以为她会大声指责杰克迪劳解她的纽扣，但她没有，脸上反而露出轻浮的表情，然后坐回到座位上。这一次，杰克迪劳脱下外套夹克套出她的头，泽纳索夫斯基可以看到她的头在夹克里上下运动着，他估计她是在为杰克迪劳做口交。

接下来杰克迪劳和那个女人起身，分别进了厕所。杰克迪劳首先走出来，他先在大厅里焦急地转了几圈，然后突然走出汽车站去，登上一辆电车匆匆离去。根据泽纳索夫斯基的经验，当一名被盯梢者发现自己被跟踪的时候，通常都会是这样的反应。

泽纳索夫斯基暗自咒骂了一声。阿卡梅耶诺夫今天穿的是一件黄色的外套，他觉得这就是便装了。但泽纳索夫斯基认为这对于跟踪来说并不是合适的穿着，盯梢者无论何时都不该穿亮色调的衣服。他让阿卡梅耶诺夫继续盯着那女人，自己则跑出大厅去登上电车，紧跟着杰克迪劳。

电车走了大约一公里多一点，杰克迪劳在中央百货大楼站下了车，那里空无一人。泽纳索夫斯基决定把他拘捕，罪名是在公众场合做变态行为。

泽纳索夫斯基走到了杰克迪劳背后，对他说：“你到底知道不知道你要去哪里？”

杰克迪劳转过身来，认出了他。此时已近黎明，就着微微的曙光，泽纳索夫斯基可以看到这个人的额头全都是汗水。杰克迪劳解释说他错过了去沙克提的最后一班车，所以就在市区里闲逛，以等待下一班的到来。泽纳索夫斯基说他必须跟他去最近的警察局，杰克迪劳没表现出任何抗拒。

在泽纳索夫斯基回家之前，他打开了杰克迪劳的公文包检查。包里面有一瓶凡士林、一条肮脏的毛巾，还有一把大约十英寸长的厨刀。泽纳索夫斯基离开警察局的时候相信自己已经抓到了窄林谋杀案的凶手，否则还有谁会带着一把利刀到处去找女人搭讪呢。

从外地调来的检察官尤里•莫瑟耶夫对杰克迪劳进行了审讯，次日他说嫌疑人只是一再重复他对泽纳索夫斯基说的故事：他误了车，于是闲逛以打发时间；他带着刀是因为在旅行途中可以切东西――比如说切香肠。

稍后法医实验室报告说杰克迪劳的血型经检验为A型，而凶手在窄林谋杀现场留下来的精液表明他是AB型。

他们调查了杰克迪劳的背景，发现他是一名优秀党员。他所在单位的党支部为他出具了一份很标准的鉴定书――在他的档案里并无任何劣迹。虽然党员身份并不能让他免于被调查或者被起诉，但无疑这是一枚很重的砝码。所以莫瑟耶夫打算把他放走。

不过针对杰克迪劳的背景调查又披露出一些别的东西。在他被捕两个月前，他是在沙克提市一家叫罗斯托维纳鲁德的企业担任“托卡奇”。“托卡奇”的意思是“催办者”，这在俄国工业里是一个关键性的角色。苏联的国营物资供应系统十分糟糕，所以每一个工厂都会有一名催办者。催办者的工作和推销员恰好相反，他们在工厂需要原料进行生产的时候去找物资供应者，通过贿赂或者走后门让他们保证物资供给充分。在几个月前，杰克迪劳曾被派去购买了十六个汽车电池，据说他自己私藏了一个。

以苏联偷窃盛行的程度，这种小偷小摸实在不算什么。事实上这起盗窃根本没有提起诉讼，他们只是在7月的时候把杰克迪劳调去沙克提市另外一家企业。如果有人熟知内情，就能看出来他是自愿离开，做为交换，罗斯托维纳鲁德不会起诉他的偷窃行为。

仍旧在忙于调查德米崔•帕塔什尼失踪案的新沙克提斯科民警部要求让他们对杰克迪劳提出盗窃诉讼，以便把他关到监狱里一段时间。他们相信收监的压力能对这个嫌疑人起作用，借助安插在监狱里的卧底，他们也许能挖出一些杰克迪劳没告诉莫瑟耶夫的事情。莫瑟耶夫同意了。

一旦盗窃指控成立，民警们就有了权力对杰克迪劳的寓所进行搜查，鲍洛科夫被指派监督整个搜查过程。鲍洛科夫模模糊糊知道杰克迪劳是在火车站被拘捕的，也大概知道他血型是A，不过鲍洛科夫并没有亲自审问这个嫌疑人。他正在忙于结束卡列尼科的案子，这个搜查任务打断了鲍洛科夫的日常工作，这叫他很不高兴。莫瑟耶夫已经决定不起诉杰克迪劳了。

但鲍洛科夫还是去了沙克提市。杰克迪劳居住在共青团街的一间学生宿舍的底楼，他曾经是一名教师。这次搜查什么有价值的东西也没找到：一挺皮帽子，一件大衣，鲍洛科夫还在火炉下面找出一双大胶皮靴子。他把这些东西交给莫瑟耶夫，然后回去继续忙卡列尼科的案子。

杰克迪劳在狱中仍旧拒绝承认他与窄林谋杀案有任何牵连。他以偷窃电池的罪名被判了六个月监禁，同时党员身份也被缛夺。

鲍洛科夫发现自己现在整天都在思考这个他一直想抓到的杀手。真要感谢官方审查制度，他在犯罪学的书里根本找不到有关连环杀手的介绍。到了九月份，鲍洛科夫决定冒一个很大的险，他没告诉上司，自己擅自去找精神病学专家咨询意见。他向莫斯科的精神病学专家发去了一份关于窄林谋杀的详细资料，然后让罗斯托夫医学研究院的院长把所有精神病学和性心理专家都聚集起来以便听取他关于窄林谋杀的报告。

鲍洛科夫给了他们一份简明扼要的案情简介，告诉他们说现在有一名连环杀手，这名杀手猎取的目标包括妇女，女孩和男孩。他还大致描述了一下受害者的伤口类型。然后他提出了自己的问题：有没有可能同一个凶手会对男性和女性都兴趣？有没有可能是一群人犯下的罪行？究竟是什么样的病态驱使凶手做出这种行为？这种病态是否还对凶手的其他方面行为产生影响？

听众的回应让他很失望。大部分精神病专家都对此漠不关心，他愤怒地想。（不过联想到苏联的历次清洗，他们对一个跑来问了很多“反动”问题的民警存有戒心也是可以理解的。）有一些专家表现出了有限的兴趣，但是他们的意见自相矛盾。其中一些人认为凶手只有一个人，另外一些则认为凶手有一群人。

但当报告结束后，一名叫亚历山卓•布坎诺夫斯基的精神病专家走近鲍洛科夫，邀请他去他的办公室详谈。鲍洛科夫早就听说过布坎诺夫斯基其人。这个人是个胖子，皮肤黝黑，有着一头篷皮杜波浪式的黑发，还留着两个长长的鬓角。俄国精神病专家一向不为人所重视，但他的崛起却很迅速。

所有的学科里面，精神病学和遗传学是被共产主义打击最深的两门。在斯大林时代，遗传学被视为是资产阶级学说，因为那与党宣传的“一个社会主义新社会环境可以改变人的本性”不符。精神病学也因为同样的理由而被打压。精神病学指出一个人会把个人需求和利益放在第一位，在社会上一个人的性格是由童年的人际关系而非经济阶层来决定，这都是党所无法容忍的观点。于是苏联政府禁绝了弗洛伊德学说，从此苏联精神病学家与他们的西方同行便彼此隔绝，他们研究的课题一般都是局限在如何改善工作效率以达到最佳状况能够。

无论从血统上还是性情上来说，亚历山卓•布坎诺夫斯基都显得与众不同。他生于1944年，母亲是一名美国人，父亲是在苏联抵抗德国的波兰犹太人，两个人在战地结婚，然后生下了他。战争结束后，他父亲回到了波兰，后来去了美国；可是在他和他母亲前往美国之前，铁幕就落了下来。出于无奈，他的母亲改嫁，并成为一名苏联公民。

布坎诺夫斯基在罗斯托夫的学校拿的是红色文凭，红色意味着他的成绩是全A。接着他进了罗斯托夫医学院，学习精神病学。布坎诺夫斯基之所以选择这个学科，一是因为不喜欢血，二是因为他喜欢跟人交谈。

布坎诺夫斯基接受的是标准的苏式精神病学教育，不过他自己又将其拓展开来。在六十年代晚期，他在靠近北极圈的摩尔曼斯克服了两年义务兵役。那个地方极端无聊，没什么事情好做。尤其是到了极夜的漫长冬季，太阳永远不会从地平线上升起，水银柱也永远不会升到零度以上。做为补偿，军队允许那些有阅读兴趣的士兵从最好的莫斯科图书馆里借书来看。

布坎诺夫斯基散乱地读了很多书。他找到很多遗传学的书――党中央已经将其解禁了；他还看了很多二十年代的俄国精神病学著作，那时候的精神病学研究还没有被斯大林的统治毁掉。他发现那些著作不仅仅只是与他的教科书相矛盾，它们还有更深刻的涵义。

回到罗斯托夫医学院后，布坎诺夫斯基选择专攻精神分裂症和性心理学，这个领域经常与传统的苏联观念发生碰撞。接着性转变理论――就是一个男性希望能变成女性――引起了布坎诺夫斯基的兴趣，到了八十年代初，他转而针对同性恋进行研究。等到鲍洛科夫见到他的时候，四十岁的布坎诺夫斯基已经是一名特立独行的专业研究学者了。

鲍洛科夫跟着布坎诺夫斯基和他的几个同事进了他的办公室，鲍洛科夫一进门，就厉声斥责那些专家的漠不关心。他拿出一张受害者尸体的照片，让他们亲眼看看――而不是用耳朵听――凶手留在那孩子身上的刀伤。如果他们不帮他阻止这个凶手，鲍洛科夫警告说，他不保证凶手的下一个目标不会是他们其中一个的子女。布坎诺夫斯基有一个女儿，十五岁，名字叫奥拉。他决定帮这个忙。

两星期以后，布坎诺夫斯基拿出了一份报告。这份报告推翻了一些调查人员坚信的假设。报告指出，窄林谋杀案几乎可以肯定是源自于性方面的人格失控。凶手是一个性虐待狂，他只有通过让被害人承受痛苦才能达到满足。在这里布坎诺夫斯基给鲍洛科夫举了一个例子，有些性虐待狂就喜欢用刀或者针头弄出无数细微的伤口出来。

凶手很难控制自己的冲动，布坎诺夫斯基写道，当杀戮的欲望涌现出来的时候，他最多只能象普通人饥渴时强迫自己不吃不喝一样控制自己的这种冲动。他会制订一个计划去寻找自己的目标，即使那计划十分粗浅。他会变的沮丧、易怒，还有可能头疼或者失眠，这种状态将持续到他采用杀戮的方式把自己的欲望释放出来为止。他的杀戮冲动有可能是受周期性事件的影响，比如说月象或者天气状况。

布坎诺夫斯基继续写道，凶手也许在过普通性生活时是难以勃起的，他需要看别人痛苦以让自己兴奋。他无法与异性保持性关系，尽管他可能曾经跟女性交媾过。凶手也许去找医生咨询过自己在性上的问题，也许他还去图书馆查阅过相关资料。

尽管凶手很大程度上可能患有精神上的疾病，比如精神分裂症，但他并不迟钝，也不疯癫。他有足够的智力来拟订计划，并尽量避免自己被捕；他总是生活在自己的世界里，很少与外界接触；即使他曾经有过亲密朋友，也早已经失去了。布坎诺夫斯基强调说，窄林谋杀几乎不可能是复数的凶手所为。两个或更多这种人格的人找到对方并且合作犯罪，这种可能性十分的小。

根据鲍洛科夫提供的信息，莫斯科国家性心理学研究所也拿出了一份报告，他们得出的结论有些不一样。G•S•瓦席兰科与I•L•鲍涅瓦合写的这份报告说凶手可能存在周期性的荷尔蒙失调，大约一个月发作一次到两次。他开始的时候可能只是被动地寻找受害者，后来逐渐凶手慢慢学会在汽车站、火车站及公园出没，女孩子、男孩子或者女性都能吸引他的注意。凶手跟他们一起的时候会变的健谈。

报告说凶手对付不同的人会有不同的手法。对于成年人，他可能会去引诱那些需要食物、需要钱或者需要找一个地方呆着的人，他会邀请这样的人去喝一杯或者一起过夜。对于孩子，他会变的更加冲动。有时候一个孩子的特定外貌就会刺激到他的这种冲动。如果是这样，他就会编造一个故事把孩子诱走。

一旦他把受害者骗到树林里，凶手的人格就开始变化，他的疯狂会一下子爆发出来。和布坎诺夫斯基观点一样，莫斯科的专家认为凶手无法在正常交媾时勃起，他必须要借助杀戮或者见血才能兴奋，然后通过手淫或者自然地射精。这就能够解释为什么精液会出现在受害者的身体表面而不是体内。报告还表示，凶手通过这种方式得到的满足是极为愉悦的，以至于他甚至可能不知道受害者是什么时候死亡的。

报告指出，凶手也许逐渐养成了一个凌虐的习惯，这可能发生在受害者死亡后，也可能发生在他得到高潮后。如果他在杀死受害者时还没得到一个性高潮的话，他就会切割受害者的性器官来刺激自己，让自己兴奋。

最后，报告说，他会冷静地站起身来，把自己弄干净，清除掉自己衣服上所有的血迹，并确保在犯罪现场没有留下任何指纹或者其他证据。他也许把割下来的受害者器官丢掉，或者随身带着。当他从树林里走出来的时候，凶手会表现的十分冷静，他能自然地与路过的人交谈，也能平稳地驾驶汽车。

和布坎诺夫斯基一样，这份报告也认为窄林谋杀不大可能会是一个团伙所为。他们相信同一个人会同时袭击男性和女性。

但是鲍洛科夫还得到了与前两种意见相左的第三种观点。莫斯科瑟伯斯基研究院的一位研究专家V•E•派利帕斯表示，也许存在着两名凶手。第一个凶手是男性，大约三十五到四十岁，专杀男孩子。这个人，派利帕斯写到，可能在学校或者低智儿童寄宿学校工作；他有和孩子相处的经验，独居或者跟亲戚住在一起；他没什么女人缘，也没什么朋友。他暗地里对于色情照片和虐待有着兴趣，包括将生殖器从受害者的身体上切掉；第二个凶手则专门瞄准女人和女孩子；他大约二十到三十岁，比第一个凶手年轻。而且毫无疑问他要比第一个凶手强壮，而且富有魅力；他还可能是一名司机。

看完这些报告，鲍洛科夫想，他们确认了他的一些看法。他们认为卡列尼科和却普金是无辜的；他们排除了一个团伙犯罪的可能；他们还解释了凶手为什么蹂躏受害者尸体。他觉得关于凶手性无能以及虐待狂倾向的描述是可信的。

但是从实际角度出发，他们是否让他更加接近凶手了呢？那些精神病学家甚至无法统一意见，凶手到底是一个还是两个。他们凶手人格写真太过含糊，在罗斯托夫可以找到数千个对得上号的人。如果凶手是一个人的话，鲍洛科夫可以想象的出，他一定躲藏在暗处对着调查人员窃笑，并等待着下一次荷尔蒙的发作。

在1984年，尸体仍旧不断出现，仿佛象是在嘲弄那些以为已经把整个案子解决了的人。在1月10日，一个在罗斯托夫机场附近溜狗的人发现了一具女孩子的尸体：尸体全身赤裸，半藏在灌木丛中，被白雪和腐烂的叶子所覆盖，她陈尸的地点距离六个月前发现以瑞娜•顿恩科娃尸体的地点只有一百五十五英尺远。

当米克黑尔•费提索夫从当地民警局那里收到报告后，立刻命令他们保护现场，直接他的调查组赶到。当他到达那里后，他可以看到这一名受害者仅仅死去一天――在那期间无论是卡列尼科还是切普金都还被羁押在监狱里。仅仅24小时，时间和自然风化并不足以抹掉凶手暴怒的痕迹。一把刀切掉了她的鼻子和上嘴唇，然后从脖颈开始割开了她的衣服和她的身体。她的胸部、脖子和小腹至少有三十处刀伤，一些很浅，一些很深。但是她的伤口和以前在罗斯托夫树林中发现的尸体有两点不同：她的眼睛完好无损，而且她左手戴着戒指的手指被切掉了。搜寻人员在现场距离尸体不远处找到一枚廉价的金属戒指。 在现场附近的泥地里，他们还发现了一个大足印。无论这脚印是谁的，他至少有双十三号的鞋子。

调查者还在受害者的衣服上发现了精液和血迹。他们把这些东西送到了罗斯托夫法医实验室接受检验。

费提索夫带来了几只警犬。它们先闻遍了整个现场，然后扭头将民警们带着一路朝北跑去，一直来到一个叫莱斯尼切夫的林中小村。这个村子只有六、七所房子，里面住的是负责在国家林场采伐的工人。探员们挨家挨户搜查，一些居民说昨天下午他们听到来自森林里很模糊的呼喊。 没人想过要去报警。 森林里到处都是小流氓和闲人，经常发出奇怪的声音。

费提索夫的调查人员很幸运，如果受害者带着身份证，那已经没有了；但他们在她的口袋里找到一张罗斯托夫公共汽车站的行李寄存凭条，公共汽车站距离凶案现场有三公里远。很快她的行李就提供了关于她的准确信息：娜塔娅•沙罗比尼娜，十八岁，来自于罗斯托夫乡下的兹洛塔亚乌卡村。

在公共汽车站，他们取得了另外一个突破。在这个车站，民警局有常驻人员；他们拥有一间小办公室，里面有椅子、电话和沙发，办公室的位置就在候车室旁边。民警在这里的其中一项职责就是驱赶那些企图在候车室里过夜的人。在她死之前的几个晚上――警方已经确认是娜塔娅•沙罗比尼娜――曾经三次被警方驱逐。在其中一次，娜塔娅是和一个小伙子在一起；他是附近罗斯贴麦什拖拉机厂的一名工人。

得到这些资料后，民警局立刻用他们特有的“填空式”语言风格总结出了一份受害者档案：“工作：无；学历：无；酗酒；居无定所；患有淋病；不正当性生活。” 报告所用的“不正当”是一个苏联通用的负面词汇。一个违反了交通规则的司机是“不正当”的；一个未达到预期产量的工厂是“不正当”的；一个随便与人上床的女性是性生活“不正当”。与之相反的，一些正确的事情则被称为是“正当”的。

罗斯贴麦什拖拉机厂的那名工人已经被调查清楚了，他和娜塔娅在上学时候就认识，到现在已经有七年了。他们的学校是在塞米卡拉科斯基市，位于罗斯托夫市东北六十公里的地方。他说他与娜塔娅在2月6日、7日和八日连续三天时间都在公共汽车站碰面。但是他住在工厂宿舍里，他没地方带她去过夜。不过这对娜塔娅来说没什么，他们就躲在小巷道和门廊里做爱；她就这么在户外――差不多是在街上――满足了他的性要求。

但是他在2月9日那晚有不在场证明。从娜塔娅最后一次被警察驱逐出公共汽车站到她的尸体被发现期间，都有目击者证明他在工厂或者宿舍里。

法医检验报告提供了三条新线索：她被通过性途径传播的寄生虫感染过；她的胃里有没消化过的食物；她的体内没有精液。费提索夫的手下猜想娜塔娅可能在车站与凶手碰面，然后被他骗去享受一顿免费的东西吃；他的精液残留在她的衣物上。他很可能曾经找过医生或者药剂师去治疗寄生虫或者淋病。他们开始检查当地诊所与药店的记录。他们也将她的照片贴在公共汽车站。但是没人见过她和什么人在一起过，也没有药剂师曾经在2月9日卖过抗寄生虫药膏给任何人。所有在罗斯托夫诊所接受过性病治疗的人都拥有不在场证明。

初步调查还得出了另外一条线索。娜塔娅曾经有一位女性密友，奥拉•库普瑞娜。在1982年8月，奥拉与娜塔娅曾经一同前往塞米卡拉科斯基市，娜塔娅打算在那里的一所音乐学校注册。但是在返程的时候，奥拉再没出现。娜塔娅跟别人说她估计奥拉是去了别的什么地方，不过她不清楚。自从1982年后，她的家乡就再没人看到过奥拉。

根本不需要多想就能知道，奥拉很可能就是那几具身体未定的尸体之一。民警局已经让一位艺术家基于那些头骨轮廓来绘制了死者画像。他们重新比照着奥拉的照片来检查那些画像，立刻有一幅画像被挑了出来。然后他们又调查了奥拉的牙医记录，也完全与在1982年10月在卡扎奇•拉格雅发现的第二具“窄林谋杀”尸体吻合。

奥拉•库普瑞娜的经历和娜塔娅差不多一样悲惨。自从她辍学以后，邻居回忆说，来拜访她的男孩子和男人川流不息。她与她母亲的关系很不好，那个老妇人才不会去向民警局报告她女儿的失踪。奥拉的家人没有一个知道她是怎么跑到卡扎奇•拉格雅附近的。他们猜测也许她是和那里的士兵有什么交易。

奥拉•库普瑞娜和娜塔娅•沙罗比尼娜之间的关系让“窄林谋杀案” 里的受害者之间第一次有了关联。但是悬而未决的疑问仍旧在增加。是否是同时认识她们两个的人杀害了她们俩？吕波芙•比尤卡和其他受害者是否也是他杀的？为什么在后来发现的几具尸体上开始有精液被发现？是否是因为尸体被发现的太快了，而且又是在冬季，所以没有象以前的受害者尸体一样因为腐烂或者大雨而令精斑消失；还是说，这是一个新杀手的特点？当娜塔娅被杀的时候，卡列尼科与切普金全都在监狱里，这是否意味着存在着第三个杀手？或者，他们两个是无辜的么？有没有可能全部这些窄林谋杀是同一个人所为？

仍旧在处理卡列尼科案的维克多•鲍洛科夫仔细研究了关于娜塔娅的案情报告，他注意到一些事情：在窄林谋杀的早期模式中，受害者基本都是女孩子或者男孩子，比如吕波芙•比尤卡、奥拉•斯托马奇诺科、伊万•古德科夫；每一个人都有至少一个负责监护的成人；他们都是在执行一些无辜的任务途中失踪的。但维拉•沙伍昆和娜塔娅•沙罗比尼娜却不同，在法律上她们都已经算是青年人了。库普瑞娜虽然北害时只有十六岁，但体形相当成熟。她们都差不多算是准卖淫女。所以，至少从理论上说应该还有未被鉴识出的受害者存在。鲍洛科夫了解她们的种类。

所有在警察局工作过的民警都了解象她们一样的女人类型。俄国的火车和汽车站对她们最有吸引力。在一个只有极少数特权阶层才拥有自己汽车的国度，绝大多数普通老百姓每天使用的是火车和公共汽车等交通工具。大部分人通过车站上下班、去城市市场购物，或者去度假。这些俄国人有两个共同点：一，他们口袋里都有钱；二，他们都来去匆匆；还有一些人把车站当作容身之地，那是俄国境内唯一可以凭含糊借口就能日夜闲逛的暖和地方；第三种人则是小偷、拉皮条的和骗子，专门瞄准前两种人。他们就好像是鲨鱼，在茫茫人海里选择自己的目标，捕食，然后很快溜走。

在夏季的周六，象罗斯托夫这样的大型火车站里，可能有几十个不同的犯罪团伙在搞诈骗活动。通常来说，会有一个小男孩――如果是个可爱的女孩子则更好――支起一张折叠式的小桌子，上面摆着一叠编好号的票，还有一枚六面骰子。她先是卖票，几卢布一张，然后邀请周围围观的人去扔骰子。 开始的几轮赌注并不大，但随后当一个参与者脸开始涨红的时候，骗局就开始了：两个人首先会投出相同的点数，不得不继续下赌注以求赢得最后胜利。当然，第二个人其实是骗子集团的一员，他装作是围观者之一来参加赌博；他穿着很破落，也许样子看上去对自己过高估计的傻气年轻人。他的“妻子”会出现并恳求他不要继续赌了，因为他没有足够的钱。在这个游戏里，如果一个人出的赌注无法和对手一样多，那么他就算输了。但这个看起来很穷的参与者却总能从口袋里奇迹般地掏出比另外一个参与者赌注要多的钞票来。很快，女孩子就会收起小桌子，离开车站，和她的同伙见面并分钱。至于那个被骗的人，如果他意识到自己被骗

了的话，他有两个选择：一是去设法找到这伙在火车站徘徊的骗子，并交来民警逮捕他们送交法庭审判；二是赶他自己那班前往伏尔加格勒的火车，希望没有人发现他是多么的愚蠢。而受害人总是选择后者。

俄国的妓女们也在车站活动，但是这些妓女级别很低，不象她们在莫斯科或斯大林格勒的年轻漂亮的同行们一样可以贿赂门房进入旅行宾馆，去找那些可以赚到美元、西德马克或者日元的顾客。车站里的女人们有着干枯的头发，瘦弱身躯以及疲惫的双眼。她们每晚要接五或者十个客人，只有几个卢布的酬劳；如果她们的客人有车，那将是很幸运的事，因为车子可以给他们提供暂时性的容身之处。

在车站里的社会最底层是无家可归的流浪汉。理论上来说，苏联没有流浪者也没有失业。法律要求政府给每一个公民一份工作和一个居住场所――虽然可能很差劲。它要求每一位公民都随身携带着身份证和单位介绍信，上面列着他的家庭住址和工作地点。如果一名民警发现一个人

没有携带这两份证件，按照标准程序这个人将会被送往收容所。事实上，这些收容所和监狱毫无二致，完全由民警局的人作守卫。他们在收容所被羁押三十日后，会被分配到一份在集体农场的田间工作。有些人不断在这个系统里循环，离开农场，回到车站。他们中的男性靠捡酒瓶子卖给酒摊儿为生；而他们中的女性，比如象娜塔娅•沙罗比尼娜这样的，则可能会为了半瓶伏特加、一顿热饭或者一个暖和的栖身之地而和男人们勾搭。有些时候，她们会成为一些骗子手下的牺牲品，因为那些人往往比她们更强壮，更聪明或者更残酷。鲍洛科夫很同情他们。最近他经常发现，这些人的家庭背景和他并不同，他们的双亲酗酒、争吵或者两者兼有。不过鲍洛科夫还觉得有点嫌恶，因为根据他的想法，这些家伙是引发犯罪的诱因之一。

通过调查奥拉•库普瑞娜和娜塔娅•沙罗比尼娜的案子，鲍洛科夫越发怀疑那个来自古科夫低智儿童寄宿学校的男孩与窄林谋杀之间能有什么关系。他不认为尤里•卡列尼科，还有米克黑尔•切普金，能够胜任骗子这个角色。无论那两个孩子是什么样的人，至少他们并不狡诈。另外，鲍洛科夫还在其他探员的谋杀现场报告中发现了一条重要线索。他们假设娜塔娅•沙罗比尼娜曾经在指头上戴了一枚戒指，然后凶手为了获取戒指而将她那根指头砍下来；这枚戒指是在尸体旁边发现的，金属质地，黄色，只值一两个卢布。 鲍洛科夫怀疑凶手是否会为了这么一个不值钱的东西而去砍掉受害者的手指。他想可能还有第二枚戒指，并且因为某种原因而变得很有价值。也许这戒指是凶手给她的，也许这戒指上刻着他的姓名首字母。

在1984年早些时候，基于这一想法，鲍洛科夫有了一些时间来调查他的这一怀疑。尤里•卡列尼科刚刚被送往位于莫斯科的瑟伯斯基研究所去做一个精神检查，以便确认他是否有合法资格出庭受审，以及是否能够被判刑。这让鲍洛科夫一个休息的机会，一直以来他对卡列尼科展开一轮又一轮的反复盘问，试图确定当前几名受害者死亡之时卡列尼科身在何处，试图找出他的朋友里可能属于黑帮成员的证据――很多探员相信自从卡列尼科被捕后，就是这些家伙仍旧持续在犯罪。

鲍洛科夫调来了一辆车和一个司机，然后亲自前往位于祖洛塔耶维卡东北部的一个小村子。这个村子坐落在一个饲养家畜的集体农场旁边，到处都是歪歪斜斜的房屋，还有一条泥泞肮脏的小路贯穿其间，鹅和鸡在草丛里啄食。在这里，女性极易衰老，从女孩子变成母亲，再由母亲变成祖母，完成这一转变的时候她们往往只有四十岁。她们变的又粗又壮，牙齿上套着牙籀，灰白色的头发上裹着方头巾，肥胖的腿上套着沾满了泥泞的胶皮靴。当鲍洛科夫的车子进入村子的时候，他可以看到许多这样的妇女站在战争纪念碑旁，等候着运送面包的卡车抵达面包店。当卡车抵达后，她们就簇拥过去站成一排，一边等待一边大声闲聊，就好像村子里的那些鸡与鹅一样吵闹。

娜塔娅•沙罗比尼娜的妈妈戈理娜•邦德任科和她的邻居差不多，矮小粗壮，有一张干枯褪色的圆脸；她头戴方头巾，穿的袜子很厚，指甲里全是泥土，走起路来速度很慢。娜塔娅是她的第一个孩子，那时候她才十九岁。戈理娜和娜塔娅的父亲的婚姻生活并不愉快，他们在娜塔娅三岁那年就离婚了。

当被问起为什么婚姻失败时，她轻蔑地哼了一声。 在俄国农村，有着一个非常普遍的原因导致离婚：戈理娜用她的食指在脖子上弹了弹――这是俄国人表示“酗酒”的手势。他酗酒无度，他们经常吵架；然后他就殴打她，接着继续喝。

在娜塔娅五岁那年，戈理娜再婚。但是她的第一个丈夫仍旧不时出现，喝的酩酊大醉，恳求她带他回来。戈理娜说他对他的女儿娜塔娅特别的好，从来舍不得打她。后来他就去了罗斯托夫，也再度结婚。

戈理娜的第二个丈夫一直努力想做个好继父，于是那段时间娜塔娅过的生活和普通孩子一样。她在学校里学习不错，而且还学了手风琴。但当她到了青春期的时候，便开始变的反叛。 有可能这是因为她童年时后的记忆，也有可能是因为她不能忍受自己将会变成那些在面包店前排队的农妇中的一员。

她开始随心所欲，母亲和女儿开始吵架。娜塔娅十三岁那年就和男孩子一起出去，有时候甚至在外面过夜。当她刚从七年级毕业的时候，她怀孕了。她母亲说服她去堕了胎。她别无选择，她必须完成八年级的课程。从那以后，娜塔娅很少再跟她母亲说话，她拒绝说出是哪一个男孩导致她怀孕的。“如果我告诉你，他们就会杀了我。”她告诉她母亲。

一年之后，当娜塔娅十五岁的时候，一个刚刚离婚的男子迷上了她。据戈理娜回忆，那时候娜塔娅很有吸引力，她的脸很平，不过却有着十足女性的身材。她还不到结婚的法定年龄，但她还是辍学并搬到她情人的家里去住，然后再度怀孕。她又一次堕了胎。她的情人和她父亲一样，嗜好酗酒。很快他们就分手了，她去了塞米卡拉科斯基投奔她的阿姨，在那里她偶尔会去一个罐头工厂工作。 她也试过和如今在罗斯托夫的父亲一起生活，但她父亲现在的妻子不喜欢她，每隔几天就会把她赶出家门去一次。

在1982年，娜塔娅十六岁，她宣布要去一所塞米卡拉科斯基市的音乐学校注册，去学习专业手风琴演奏。她和奥拉•库普瑞娜一起去塞米卡拉科斯基市就是在那时候。但是音乐学校的校长不在市里，于是她没有注册，她也没再去试第二次。1982年底，她决定去罗斯托夫的一间无轨电车驾驶学校。这就是她失踪前打算要去的地方――或者说是她妈妈以为她打算要去的地方。

她的左手上是否戴着戒指？鲍洛科夫问。

是的，戈理娜回答，她在新年时候就注意到了。不过她不知道是谁给娜塔娅的，她猜想也许是罗斯托夫的某一个人。

谁是她的男朋友？鲍洛科夫问。

她男朋友太多了。戈理娜回答。

这一点为随后的调查所证实。当鲍洛科夫和当地民警开始检查祖洛塔耶维卡及其附近村落的男性时，他们发现很难找到一个没跟奥拉•库普瑞娜、娜塔娅•沙罗比尼娜或者她们两个发生过性关系的男子。最值得怀疑的娜塔娅的前爱人在二月九日那天有不在场证明，没有人承认曾经给过娜塔娅一枚她妈妈曾经看到过的戒指。

鲍洛科夫让当地民警继续完成对娜塔娅那些爱人们的调查，自己则失望地返回了罗斯托夫。这案子里的线索太多了，以致警方日以继夜地调查却仍旧徒劳无功。在新沙克提斯科市的笔迹鉴定专家仍旧在地区人事档案中寻找与“黑猫”明信片匹配的笔迹。其他人则继续在完成对老色鬼弗拉基米尔•巴巴科夫的调查。 现在更多人的人正在辛苦解析这个为了好处而与无数人睡过觉的十八岁忧郁女孩的性生活。而鲍洛科夫自己则还有一大堆工作摆在眼前，他得弄清楚一群低智男孩的行为。 他觉得这一切工作都无法让他们哪怕接近凶手一步。他另有想法：一个带着刀子的狂暴男子。

3月11日，铁路工人在靠近沙克提市的轨道附近树林中发现了另外一具尸体，这具尸体刚刚从融化的冬雪中显露出来，已经彻底腐烂了。它很可能从去年夏季就一直躺在这里，民警无法识别其身份。但法医在尸体眼窝和肋骨处都发现了刀伤痕迹。这是自1982年夏季以外在树林中发现的第十三具尸体。

费提索夫下令动用警犬对曾经发现过尸体的每一处公园、灌木丛进行彻查。在4月22日，警犬在罗斯托夫飞行员公园发现了一具尸体，这是一名十四岁的女性；发现尸体的地点是在一处米格21战斗机纪念碑附近的稠密灌木丛中，距离娜塔娅•沙罗比尼娜和瑞娜•顿恩科娃被害的现场只有一公里远。冬季的严寒与积雪让尸体保存完好，尸体的伤口准确无误地显示出了凶手的作为。他用刀子撕扯下了被害者的阴道大部、子宫和膀胱。不过，他却没碰她的眼睛。

尸体半裸，民警通过衣服口袋里的纸片确定了其身份: 玛塔•瑞雅班科，四十四岁，有时候是一名卡拉塞•阿斯凯工厂的一名工人；有时候是一名经常在罗斯托夫被收容的酒精中毒者。 她的出身很好，她祖父曾经是一名将军。但自从他死后，整个家庭就陷入困境。 人们最后一次看到她去工厂上班是在2月22日。

基于她的作风，调查员在表上填入：“不正当性生活。”

她的外套上留有精液痕迹，费提索夫命令他们送去实验室去做鉴定。

根据凶手可能会回到犯罪现场的理论，费提索夫还安排了一名便衣在米格21附近监视这一区域。很快，这名便衣就带回来一名叫尼古拉•拜斯科斯基的嫌疑人。

拜斯科斯基就住在飞机场附近，工作是包裹搬运工。他喝得醉醺醺地去上班，然后他碰到一名妇女并叫她一起到公园里去喝一杯。

这就是拜斯科斯基被捕时他正在做的事。他带了一个女人来到瑞雅班科尸体被发现的区域，还与她开怀畅饮。当她喝的酩酊大醉，他就把她剥光放到冰冷的地面上，接着和她交媾。当这一切结束后，那名女子神情呆滞地躺在地上，拜斯科斯基则站起来去商店买了另外一瓶酒回来。当他返回的时候，便衣认为他并不打算拔出刀子。但为了安全起见，他们还是将两个人都带回了警局。那名女子被投入专门关押醉酒者的箱槽里，而拜斯科斯基则被带去一间拘役室。令守卫尴尬的是，那个女人到了以后，穿好衣服接着就消失了。费提索夫的副手弗拉基米尔•克列尼科夫参与了对拜斯科斯基的审讯，几乎立刻就得到了重大进展。拜斯科斯基承认玛塔•瑞雅班科和娜塔娅•沙罗比尼娜是他杀害的。

对于维克多•鲍洛科夫来说，他立刻就觉得这很可能又是一起因恐惧和迷惑而被迫作出的错误招供。他很确定拜斯科斯基不会是“窄林谋杀”的凶手。拜斯科斯基的工作让他没办法在这一地区四处活动；凶手应该是有一份经常需要出差的工作，或者说他的工作允许他经常缺席。鲍洛科夫相信，凶手不会跟他的受害者一起喝酒，也不会和她们进行正常的交媾；他也肯定不会干掉另外一瓶酒后把受害者留到树林里匆忙离去。

但是鲍洛科夫的疑问只是助长了罗斯托夫民警的怨恨。有好几名部门领导，包括费提索夫的上司帕维•车涅谢夫副部长已经把兴趣投诸于“卡列尼科-切普金团伙”的案子。车涅谢夫本人并没有参与对卡列尼科、切普金和拜斯科斯基的审讯，也没有看过他们的现场重现试验。他阅读了报告，报告指出越来越棘手的窄林谋杀案可以很快被解决了。对于坚持认为卡列尼科和切普金是凶手的车涅谢夫和其他持相同观点的人来说，拜斯科斯基的招供是件好事。如果他确实是杀害•瑞雅班科和娜塔娅•沙罗比尼娜的凶手，那么对于“卡列尼科-切普金团伙”案是没有影响的。就在玛塔•瑞雅班科的尸体被发现后不久，切普金就以谋杀马克夫的罪名被正式起诉。现在如果撤销起诉，那等于自承其短，让人颜面无光。在苏联官僚系统里，那还不如避免承认错误的好。

车涅谢夫与克列尼科夫最初是以强奸的罪名将拜斯科斯基关押起来，因为他在和他的女性朋友交媾前用酒精令其神智不清。但是他们的真正目的是给调查部门更多时间。以便于去寻找他杀害玛塔•瑞雅班科和娜塔娅•沙罗比尼娜的证据。

鲍洛科夫觉得自己不能继续保持沉默。在民警局的“窄林谋杀案”例行会议上，他直言不讳地说他坚信卡列尼科和却普金与窄林谋杀无关。他说，凶手仍旧逍遥法外，证据就是沙罗比尼亚和瑞雅班科的被杀；那个古科夫男孩的案子和拜斯科斯基案的缺陷亦说明了这一点。

对于鲍洛科夫的这番话，车涅谢夫的回应极其冷淡。鲍洛科夫暗自想，他也许只是单纯不想听到与之相左的意见罢了。鲍洛科夫愤愤地离开了房间，估计自己很快就会从这个案子里调走。但是那并没有发生，鲍洛科夫想也许是费提索夫从中斡旋的关系。

然而民警局调查人员的分歧却是无法挽回的。一部分人相信早期的一系列谋杀是卡列尼科与切普金所为；另一部分人则坚信这只是个不幸的错误。

罗斯托夫医学研究院的法医实验室对玛塔•瑞雅班科和娜塔娅•沙罗比尼娜身上残留的精液进行了细致分析。精液种类的分析既是门科学，也是门艺术，很大程度上是取决于样本状况。象窄林谋杀这样的案件，精液有可能遗留在树林里一个月或者更久。因此还是要靠分析者的技术。在只拥有一种显微镜和几个试管――这些东西可以在随便一所普通美国高中化学实验室里找到――的技术装备下，分析者必须做出判断：那些抗原细胞对于抗体的反应气泡是否明确无误地聚拢在镜头之下。而这判断将会用于最终的分析报告。

蕾迪雅•亚麦琳娜博士，罗斯托夫医学研究院法医实验室的主管，发现民警局送来的精液样本很难予以精确分析，这让她感觉到很大压力。在调查会议上，她表示她无法确定精液样本究竟是属于A型还是AB型。检测显示出了A型抗体反应，但是也有微弱的B型抗体反应。针对精液型号的可能性，她递交了一份让人灰心丧气的冗长报告：有可能受害者的汗水或者唾液被混入了精液样本；也有可能有不止一名罪犯，他们的分泌物混合到了一起。

亚麦琳娜博士模棱两可的报告让调查人员们觉得沮丧。莫斯科的官员已经失去了耐心，他们开始插手这件案子的调查。根据他们的建议，罗斯托夫的调查人员向一位罗斯托夫地区以外的专家寻求帮助：斯威特拉娜•古图瓦雅博士，莫斯科卫生部法医局生化试验室的主管。

古图瓦雅博士飞往罗斯托夫采集样本，并停留了足够长的时间，以便于对罗斯托夫保管精液样本的措施进行评估。她是位温和端庄的女性，戴一副眼睛，亮棕色的头发修剪得很短。她在莫斯科河畔的一间破旧建筑里工作。她的实验室工作范围很广，从法医业务到亲子血缘鉴定，甚至包括鉴定在斯维尔德洛夫斯克发现的遗骸是否属于末代沙皇尼古拉斯二世的亲属。古图瓦雅博士提交意见的时候显得非常确定， 她在分析精液样本的时候后表示，他们属于AB型。而尼克来•拜斯科斯基则是O型血，所以针对他的怀疑完全地崩溃了。

凶手仍旧逍遥法外。

瓦莱里•拜克莱米切夫所抓到的嫌疑犯是个年轻人，他有一头棕色的卷发，短髭，嘴里缺了一颗门牙。尤里•卡列尼科看起来就象是一个惯于恶作剧的人。从他十二岁起，他就住在罗斯托夫以北八公里远的古科夫市低智儿童寄宿学校。在1981年，他十七岁，已经不适宜继续居住在学校宿舍。于是尤里就给罗斯托夫当地党报写了一封信，要求多学点东西，因为寄宿学校只教些最为基本的手艺。政府接受了他的请求，把他送到了古科夫第四十三职业技校。在那里他成了一名地板工，到了1983年的夏季，他已经开始进行实习。不过他大部分空闲时间都在跟他在寄宿学校的那些老朋友厮混，他们是他唯一的朋友。

1983年9月初，尤里的一个朋友瓦莱里•沙布罗夫找他去坐电气列车玩。罗斯托夫铁路的电气列车每天往返于古科夫和罗斯托夫之间四到五次。这是俄国铁路最低档次的服务，列车会在每一个路过的村庄停车，如果没延误的话，全程一百二十公里得跑上四到五个小时。这种列车的座位是硬木做成的，车厢冬季里会非常冷，而夏季则异常闷热。农民经常搭乘它去城里的农贸市场，而城里人则在周末搭乘这种列车去顿河某一处河畔呼吸新鲜空气，或者找个地方钓鱼。对于瓦莱里•沙布罗夫和尤里•卡列尼科这样的男孩子来说，电气列车最大的好处是：列车员很少去检查乘客的车票。如果够运气的话，他们可以免费在车上欣赏风景来打发时间。

出于这个目的，他们在火车终点站罗斯托夫下了车，花上一天时间在城里闲逛。当夜幕降临时，他们决定在一节电车空车厢里过夜，那种电车的动力来自于街道上空的电线，靠车顶有一个很长的金属臂连接其上。第二天早上瓦莱里•沙布罗夫醒来，出于好玩，他坐到司机的位置上打开车灯，转动方向盘并打开了车门。这引起了刚刚上班的电车司机的注意，她爬上电车，抓住沙布罗夫，大声叫其他人去报警。司机并没注意到尤里•卡列尼科，于是他趁机逃走，当天就坐电气列车回到了古科夫。

民警拖着吓的魂不附体的沙布罗夫到了民警局，告诉他他很可能会以企图盗窃电车财物的罪名被起诉。因为“窄林谋杀”的其中一具尸体就在那附近被发现，于是民警们就顺便问他是否知道谁杀了伊万•古德科夫和以瑞娜•顿恩科娃。

“不，不是我。” 沙布罗夫说，“是尤里干的。”

当天下午，古科夫的警察拘捕了尤里•卡列尼科，并且将其监禁，以便等罗斯托夫的探员赶到。这是他头一次进监狱。夜间九点，从罗斯托夫来了人，把他铐着带进车里。

“为什么你们要抓我？”尤里问他周围的每一个人，不过他们全都如此回答：“你早就知道了。”

第二天，瓦莱里•拜克莱米切夫亲自对尤里进行审问。如果他们有了确凿的证据，那么就会由检察院的监察员进行盘问工作。不过在这件案子仍旧处于探员对嫌疑人进行调查的阶段。尤里•卡列尼科没有律师，也没人向他宣读他应有的权利。根据苏联标准程序，如果关于他的调查结束并且决定要将其起诉，那么国家应该为其提供一名律师。最初一天尤里•卡列尼科拒绝承认任何罪行，但过了几天，瓦莱里•拜克莱米切夫得到了他的供认。尤里不仅承认了自己做了那七起“窄林谋杀”，并且还有其他另外四起发生在罗斯托夫和周边地区的谋杀。

接下来，民警局开始很认真地搜集尤里犯罪的其他相关证据。就西方人的观念而言，正常的程序应该是首先搜集证据，然后再用它去套取嫌疑人的供词，或者拿来证明嫌疑人所否认的罪行。

但是在俄国，无论是共产党还是之前的政府，在任何调查中审讯才是属于关键性阶段。俄国人一直认为有罪的人必然会招供，因此一些俄国人，现在也是，一直抱持着这样的错误观点：未招供的被告就应该是无罪的。这就是为什么托斯贴耶夫斯基在《罪与罚》里花了很大篇幅渲染华斯考尼科夫忍不住要承认自己罪行的冲动。这就是为什么斯大林坚持要强迫大清洗中的牺牲者们在法庭上去承认那些不曾存在的阴谋。

九月份维克多•鲍洛科夫被指派去加强证据调查，在他眼里，尤里的嫌疑实在太明显了。鲍洛科夫一直认为这是一起因心理失控而导致的犯罪，他的所有猜想都是源自这一认识。在俄国，精神低智被认为不光是仅仅表现在学习能力障碍上，也会以精神狂噪的形式来表达。用专业术语来说，一名精神低智的俄国人会被描述成是身罹心智不全症的患者。鲍洛科夫对于这样的人没什么经验，但是据他所知，这样的人在青年时代是非常危险的。当他们的欲望达到最旺盛时，恰是他们够年纪离开寄宿学校自己过日子的时间。鲍洛科夫可不相信这些人会控制住自己的欲念。他没理由去怀疑尤里•卡列尼夫的招供。但是，当他开始调查这案子的时候，怀疑逐渐产生了。

在嫌犯招供以后，接下来一名探员或一名监察员将会调查嫌犯是否能证实他的供词。比如说，他是否能够为警察指出犯罪现场？当鲍洛科夫加入卡列尼科工作组的时候，嫌犯已经被领到了发现尸体的凶案现场。在那里他需要证明他知道伊万•古德科夫是在哪里被杀的。

大约有十二名探员、穿着制服的民警和其他来自附近村子的围观群众到了现场，看是否卡列尼科能指认出来。鲍洛科夫就呆在行动组里。根据尤里•卡列尼科的证词，他曾经在罗斯托夫市中心碰到过古德科夫，然后说服他一起坐火车来到凶案现场奥德综尼基德泽村。鲍洛科夫觉得调查人员应该让这个测试从城里开始，然后要求卡列尼科确切地指出从他见到古德科夫时都做了什么。但实际上，这个测试却是从距离现场四分之一公里的地方开始的。不过这是瓦莱里•拜克莱米切夫所主持的，所以鲍洛科夫保持着沉默。

即使是在奥德综尼基德泽村，鲍洛科夫也没看出来卡列尼科表现出明确的方向感。以鲍洛科夫的经验，一个承认了罪行的凶手通常会直接走到凶案现场，而卡列尼科却围着村子转了好几个小时，在最后抵达现场之前还一直在与拜克莱米切夫谈话。

然后，整个团队来到了新沙克提斯科市，以检测看卡列尼科是否能够找到抛弃奥拉•斯托马奇诺科尸体的地方。卡列尼科指出了位于城市中心的艺术学校，接着他带着他们去了第六集体农场。但是在那里他漫无目标地在田野里走了几个小时。其他人爬到附近小山的山顶，从那里鲍洛科夫可以俯瞰到拖拉机司机发现尸体的现场。令他不快的是，那些对测试好奇的当地民警在现场附近几码外停了一辆警车。他冲下山告诉他们立刻把车挪开，但就在这时，卡列尼科和调查组的其他人已经被引导到了正确方向。卡列尼科指出了靠近警车的一个地点，那里距离发现奥拉尸体的地方足够近了。

拜克莱米切夫随后被调到另外的任务中去，费提索夫指派鲍洛科夫负责把这件卡列尼科的案子调查收尾。

鲍洛科夫调查的越多，他的疑问就越大。于是他开始试图多了解一些卡列尼科的过去。

卡列尼科是一名在沙克提市煤矿工作的女人的私生子。当他两岁的时候，她把他放到火炉边上然后去找些煤来，结果他的衣服被火点燃，背上被多处烧伤。

她妈妈把他送给了别人领养，接下来的十年里他就在领养家庭度过的。但是他在学校表现很差劲，而且经常和他的养父母吵架，有时候吵架会演变成暴力冲突。当卡列尼科12岁的时候，他的养母就把他送到了古科夫为低智儿童开设的寄宿学校去。

古科夫是个了无生气的小镇，和它周围的矿区一样衰败。寄宿学校就坐落在一道蓝色铁篱笆后的肮脏小路尽头。一到夏季这里就充满了屎尿的味道。孩子们赤裸着身子，经常一边在屋子里到处乱跑一边在他们自己的天地里胡闹嬉戏。只要见到陌生人，他们就挥舞着手大声喊“爸爸”。

他们睡的是房间很阴暗，通常里面塞满了十张、十二张或者更多的床铺，它们紧紧靠在一起。有时候，两个孩子会安排在同一张床上，稍微大的那个会把小的那个当宠物戏弄。他们的厕所只是地板上的一条窄缝；洗澡间经常全是发黄的脏水，上面漂浮着一层死苍蝇。在这种房间里的大多数低智儿童他们每天就是躺在床上，或者肮脏的地板上发呆。他们的四肢骨瘦如柴，飞虫就萦绕在他们空洞的眼睛和脑袋周围；他们有的呻吟，有的啜泣，但大部分连说话都不能。

偶然会有穿着灰白罩衫的厨娘会从椅子上起来，稍微打扫一下卫生，好让那些孩子舒服一下。但一天之中的大部分时间，他们得自己照料自己。曾经有一名寄宿学校的校长因贪污提供给孩子们的食物与金钱而被提起公诉。

一些古科夫寄宿学校的孩子可以住在任何社区的专门机构里，但大部分孩子都是被父母或者受不了他们的某个“系统”遗弃到这里的。卡列尼科的一个朋友叫沙沙，是个有点瘸、警觉心强而且好管闲事的男孩子。当沙沙还在童年的时候，有一次他父亲喝醉了酒，于是就把他顺着阳台丢了出去。结果他父亲进了监狱，他也被送到寄宿学校了，并且被诊断出有细致学习能力不足，或叫行为问题。这不是因为低智。他谈论有如正常俄国蓝领工人的平均水准，句子中的语法程度还算凑合。他能读，他也回答问题，他也爱下棋。

当鲍洛科夫参观寄宿学校的时候，他对卡列尼科感到同情。但是寄宿学校中的大孩子们的滥交行为早就不是什么秘密，在鲍洛科夫看来那里充斥着鸡奸、强奸甚至于暴行。他相信一个从寄宿学校出来的人，很可能会去刺杀女孩子并把她们的生殖器官切掉。这样的人，鲍洛科夫认为，也许会同时攻击女性和男性。

但是鲍洛科夫不相信卡列尼科向拜克莱米切夫招供的口供，那份口供里充满了疑点和错误。十月份的时候，费提索夫让鲍洛科夫正式接管这个调查，于是后者对卡列尼科加强了审问。吕波芙•比尤卡遇害时穿的裙子是什么颜色？奥拉•斯托马奇诺科被切掉了哪一部位？他和伊万•古德科夫乘坐的是哪一路公共汽车？卡列尼科回答不上来。

逐渐地，鲍洛科夫最初的疑问变成了一个确实的看法：卡列尼科与这七起窄林谋杀案无关。他认为虽然卡列尼科被打上了“低智”的标签，但他的智力其实与大部分普通青年是一样的。拜克莱米切夫和其他人把他当做一个什么都不懂的傻瓜，因此卡列尼科很容易就能在接受拜克莱米切夫盘问的时候了解到不少东西。他能了解到被害者的姓名，他们长的什么样子，以及被害的方式。然后如果他打算招供的话，就能让自己的话听起来合情合理。

但是为什么他会招供？

对于被拘捕和被关在监狱的经历如何影响卡列尼科这样的年轻人，鲍洛科夫有着亲身的体会，他很清楚。

在1965年，鲍洛科夫离开了中亚大草原处女地的开发工作，在被军队征召之前，他得到一段假期。11月7日，十月革命胜利四十八周年，他带着他的狗和猎枪出去，把一整天时间都花在猎兔上面。

当他步行回自己住处的时候，他路过一个老校友尼古拉•库茨米的房子。尼古拉•库茨米一家正杀了头猪，准备做顿假日的大餐，鲍洛科夫于是就停下来，和他们一起吃饭，并送了主人一只他自己猎到的野兔。库茨米家的孩子在苹果树上挂了一个脸盆当靶子，并射光了鲍洛科夫剩余的子弹。饭后，尼古拉•库茨米邀请他去参加当晚举办的一场舞会。

鲍洛科夫谢绝了这个邀请，他在晚上还有另外一项社交活动：去拜访一位住在同一个村子里的姑娘，名字叫塔雅纳。鲍洛科夫从晚上九点到凌晨两点都和她在一起，然后他返回了自己的住处。

第二天早上他醒来的时候，发现一辆民警的车停到了屋子外面。两名民警走进屋子并逮捕了他。其中一个还将猎枪从墙上取下来，打开它，闻了闻，并要求鲍洛科夫出示登记证件。鲍洛科夫怀疑是尼古拉•库茨米家的小孩子在练习射击的时候射中了邻居家的牛。

但是民警没告诉他为什么他会被逮捕。他们把他带去了圣乌斯科市的民警局，投进一个拘禁室里，里面有三个比鲍洛科夫年纪大的犯人。其中一个对他说他必须睡在地板上，虽然本来还有一张空床。鲍洛科夫拒绝了，理所当然，引发了一场斗殴，最后被警卫阻止。鲍洛科夫在夜里没有睡觉，因为他害怕自己的室友会对他做出什么事来。第二天早上，一名探员提审他，问他在11月7号那天晚上在哪里，做了什么。鲍洛科夫告诉他自己和一名女孩呆在一起，但是他拒绝说出她的姓名，免得令她尴尬。然后鲍洛科夫回到了拘禁室。

这样的日子过了三天。鲍洛科夫对睡眠感到恐惧，开始变的容易受惊吓，情绪也开始不稳定。最后，圣乌斯科市民警局的负责人――一名上校告诉鲍洛科夫为什么他会被抓进监狱。他的朋友，尼古拉•库茨米在11月7号那天舞会后被人杀死，尸体掉在一口井的井底。证人说曾看到鲍洛科夫在舞会前和他在一起，而且鲍洛科夫的格斗能力颇有名气。所以警察就把他抓了起来，和其他嫌疑人关到一起，看看是否他会招供。鲍洛科夫知道那名上校是想帮他，于是他就说出了探员们想知道的事情――塔纳雅的名字。几天后，圣乌斯科市民警局将他释放，接着他就参军了。

他并没有招供过任何他没犯过的罪行，但是他明白有些人可能会，十八年后，他要求卡列尼科告诉他。

1983年10月，卡列尼科仍旧拒绝开口，他自始至终都在被恫吓，他自始至终都不信任任何的民警。

造成这样结果的部分原因是：在调查的初期阶段，民警局决定要确保卡列尼科在他们的掌握之中，让他呆在监狱里。根据苏联法律，一名嫌疑犯可以被拘禁三天，这期间民警将搜集相关的证据。三天之后，如果民警认为证据已经很充分了，就可以再拘禁嫌疑犯七天，以便继续深入调查案件。但是在拘禁十天后，在大多数案子里，检察官就必须决定究竟是起诉嫌犯，还是放他走。

民警和探员们很不喜欢放嫌疑犯离开，他们害怕嫌犯会在大街上了解到更多关于案件的情报；嫌犯也可以去说服证人不去指证他，或者制造伪证。民警们宁可让嫌犯呆在监狱里，叫他们与世隔绝，惊恐不已。 他们还经常安插一名“斯托卡奇”在嫌犯的牢房之中。一些“斯托卡奇”是擅长与别人攀谈的诈骗犯，他们会在牢房里扮演可靠的“同志”角色，常常能从嫌疑犯口中套到很多在审讯室里问不到的情报。

因此，在卡列尼科的案子里，罗斯托夫民警局以“车辆盗窃”罪起诉了他。根据这个罪名，他和沙布罗夫盗窃了一辆“莫斯科人”牌的汽车开出去玩，并最后撞到了一根电线杆上。卡列尼科完全否认了这项指控。但是在1983年晚些时候，法庭宣读了他的罪名并判了他两年半的监禁。当然，在这期间，他将会被负责窄林谋杀案件的民警继续调查。

对于卡列尼科案件的疑问让鲍洛科夫处于一种很尴尬的境地。他不相信拜克莱米切夫和其他人会蓄意捏造一项谋杀罪名给卡列尼科。在苏联司法系统里，一件进入审判阶段的案子基本上就意味着罪行已经被确认――对于大多数案子来说的确如此。而民警和探员的职责则到此为止。鲍洛科夫认为就这样认定一名无辜的人为连环杀手并将其案子带入审判阶段，实在是太冒险了。如果谋杀仍旧在继续怎么办？鲍洛科夫认为拜克莱米切夫和其他人是误会了卡列尼科的精神状况与智力水平。他们认为他是个低智，所以只把他当个六岁的小孩子一样。

1983年秋季，整个地区的民警都被投入到卡列尼科的案子中来。他们从来没有处理过有如此之多受害者的连环凶杀案。他们年复一年的徒劳无功逐渐开始引起当地党支部与莫斯科内务部的关注。因此鲍洛科夫的上司们都要求尽快结束这起案件，每一个人都相信卡列尼科就是凶手。如果鲍洛科夫反对这个结论，他就必须证明卡列尼科是无辜的，否则他可能会被贬回法医实验室，或者更糟，回到在咖啡厅里跟小混混们打斗的小探员生活。

复查卡列尼科供词的最好办法，就是寻找他在案发当天的不在场证明。在1982到1983年之间，卡列尼科是一名古科夫职业技术学校的学生，专业是地板工。鲍洛科夫检查了出席记录，发现卡列尼科确实一直呆在学校。但是当鲍洛科夫继续深入调查时，他发现了一个很经典的苏联现象。第四十五职业技术学校的老师们习惯于在每节课上把所有学生的名字都勾起来，不管他们到底出席与否。将一名学生标明缺席，老师就必须得向学校高层解释为什么自己没有尽责，所以他们干脆就将点名册全部标明出席，更加省事。同样的道理可以拿来解释：为什么每年党都宣称国家产量创了新高，与此同时商店前的队伍却越来越长。

当他调查了卡列尼科的老师时，卡列尼科的老师说这个男孩子确实缺席过很多次课，但因为点名册上的全勤记录，具体哪一天缺席已经不可考。如果卡列尼科过的是有规律的生活，鲍洛科夫就可以找到他究竟花了多少时间在什么地方。但是就象沙布罗夫说的那样，卡列尼科和他的朋友终日游荡，整晚都跟狐朋狗友们呆在无轨电车后面。鲍洛科夫知道，要想找出卡列尼科在特定日子里的不在场证明，可以得花上几个月或者几年去访问那些坏记性的目击者。

而且可能他做了一切调查后，仍旧发现卡列尼科脱不了干系。不过就在这个时候，更多的尸体被发现了。

第一具尸体被正式发现于新沙克提斯科斯卡地区附近的森林地带，时间在是10月8日。事实上，在9月份就有人向当地民警报告他们在森林里发现了一具尸体。民警搜查了森林但是什么都没找到。10月民警局又接到另外一次报告，于是他们搜了第二次，这一次尸体被发现了。

这是一名年轻女性的遗骨，十八岁到二十几岁之间。她仰面躺倒，全身赤裸。她的尸体自胸骨向下被切开；杀手切掉了她的一对乳房和整个胸部。他也挖掉了她的左眼。

这具遗骨与任何新沙克提斯科斯卡市地区的失踪人口档案都不吻合。民警没办法确认其身份，而无法确认其身份就无法展开调查。但是法医检验说这具尸体是在七月或八月被抛在森林里的，尤里•卡列尼科在这几个月里正在被拘禁中。

10月30日，在沙克提市附近，民警发现一具尸体，其状况与卡列尼科是窄林谋杀案凶手的假设不符。这是另外一名年轻女性，半埋在尘土之中。她只死了三天，而卡里尼科在她死去的前六周就已经被民警监管了。她的伤口与窄林谋杀模式吻合，颅骨遭受到凶手重击，据推测是使用了刀子。凶手勒死了她，然后用已经为民警和法医所熟悉的方式狂暴地她的所有女性特征器官。他打开了她的腹腔，割掉了她的子宫、她的阴蒂、和她的阴道末端；他还切开了她的乳房。搜寻者在森林里既没发现那些被切掉的器官，也没发现被害者的衣服。

不过唯一一点与窄林谋杀不同的是，这名受害者的眼睛不曾受到伤害。

三星期后，通过指纹鉴定，调查者终于弄清楚受害者的身份。她是维拉•沙伍昆，十九岁，辍学生，与她的阿姨住在沙克提市――至少形式上如此。她没有工作，经常坐着电气火车闲逛。她喜欢酗酒，被民警局描述为是“过着放荡无序的性生活”。

沙克提市的调查者调查了市里所有已经知的“普瑞冬”。“普瑞冬”是一种公寓，里面的住户经常窝藏罪犯；甚至有时候那些住户本身就是罪犯，他们会负责为一台偷来的电视机销赃，贩卖一些非法药品或者女人。

沙伍昆被证实在她死亡的前一天曾经在沙克提市的“普瑞冬”公寓出现过。根据调查，她在那里和数名男子同居了很久。 一名目击者说在她死前的晚上，一名穿着平常，自称是民警的男子访问了“普瑞冬尼”，但是调查员们没办法知道目击者看到的是哪名民警，如果他真是警察的话。

鲍洛科夫，这个时候他仍旧在负责处理卡列尼科的案子，监督了对这个新调查的报告。他很想知道窄林谋杀的凶手把那些受害者从火车上和汽车诱走，并且让他们毫无戒心。一个可能的解释是，凶手是一个外表很可靠的人、一个穿着制服的人。鲍洛科夫想也许凶手很可能就是一名民警，或者更可能是被民警局开除的人。也许他就是在维拉•沙伍昆死之前那天晚上被人在“普瑞冬”看到的那名民警。但是这件案子引发了其他疑问。 他想知道，凶手是从哪里得到的解剖知识来切除女性的子宫？会不会凶手是一名医生，或者曾经在太平间工作过？到底是什么样的病态心理驱使他这么做？他是否就是窄林谋杀的凶手？如果他是的话，为什么他要捣烂受害者的眼睛？

11月27日，在沙克提市南部林区，距离一个叫基若毕赤纳亚的小火车站不远，另外一副骨架被发现。 这一名受害者看起来已经死去数个月。野生动物已经把骨头从骨架上咬了下来，但是头骨左眼窝处有一个明显的伤痕。调查人员在附近发现了一些衣服，但是口袋里只有两张沙克提市电影院的电影票。 探员们无法鉴别出尸体的身份。

更多的问题持续出现。尸体死于数月之前的事实，说明存在卡列尼科杀害了她的可能性。但是如果是卡列尼科杀了她，为什么在供认里他却只字不提？如果这并不是卡列尼科下的手，那为什么受害者的左眼会有伤痕？

当时间进入到1984年，罗斯托夫地区一共有至少九起未能解决的“窄林谋杀”记录在案。然后，在1月4日，一个猎人在罗斯托夫-沙克提铁路沿线散步时候发现了一具男孩的尸体，身上盖着几片布和积雪。费提索夫指示民警局立刻从罗斯托夫出发，前去检查尸体和现场。案发现场距离卡扎奇•拉格雅火车站与当地民警局们不远，1982年秋季发现的不明女性尸体就是在那里被发现。

费提索夫对于新受害者的身份已经有了概念。一个星期前，12月28日，民警局收到一份关于一名叫瑟盖•马克夫的男孩的失踪报告。马克夫十四岁，与他的祖父一起住在古科夫，学校记录良好。根据苏联的习惯，他曾经在学期间前往一个位于罗斯托夫附近的农用机械厂进行社会实践。在12月27日，他离开了家，打算乘坐电气火车前往工厂去取他忘记在那里的东西。他再也没回来。 那具男性尸体符合马克夫的特征。

在新切卡斯科附近，费提索夫和其他民警离开大路，转上一条满是尘土的小路，一直走到猎人发现尸体的山脊。这具尸体的腐烂程度不象其他“窄林谋杀”尸体那么大，寒冷的天气与雪就象是停尸房巨大的冰箱，让其保存完好。凶手在这名男孩子的脖子上穿了很多孔；经尸检官后来清查，一共有七十处伤痕，由此可见凶手是多么享受刀子进入受害者身体的感觉。瑟盖•马克夫承受了与维拉•沙伍昆类似的酷刑：凶手切掉了他的睾丸、阴茎以及大部分阴囊。将尸体翻过身后，他们可以看到他的肛门括约肌已经被割断。费提索夫打了个寒战，希望这孩子在凶手施暴之前就已经死去了。在尸体旁边，他们找到了这个男孩子的衣服以及他被撕开的器官。

在下面的山谷，大约一公里远，一列电气火车隆隆地驶过一个叫伯斯扬诺夫卡的乡村车站。费提索夫觉得，凶手――或者凶手们――很可能是在火车上碰到这孩子，用了什么手段把他骗来了伯斯扬诺夫卡，然后就在山脊杀害了他并且施暴。凶手是怎样把受害者骗下火车而不引起别人注意？为什么他杀人的时候如此暴虐？他是怎么在案发后离开现场时没让任何目击者看到？同一个人，会同时袭击男性和女性吗？这是否是一个新的凶手？费提索夫想起十八个月前，也许是十几起凶杀发生前，当他在顿斯科市检查吕波芙时所想到的那些疑问。他感觉到一种沉重的沮丧，他开始怀疑自己根本不曾接近真实的答案，尽管卡列倪科已经被逮捕了。

费提索夫开始在古科夫市针对马克夫凶杀案做调查。他觉得说不定马克夫在搭乘火车的时候，碰到了一群寄宿学校的低智少年。于是他去了古科夫的寄宿学校，那里的景象就和几个月前鲍洛科夫看到的一样。费提索夫在那里找到校长，问他在12月27日是否组织过任何学生乘坐火车。

结果他们发现一名前寄宿学校学生米克黑尔•切普金曾经在27日那天与马克夫搭乘同一班次的火车。米克尔二十三岁，低智，体格健壮。他大约六英尺三英寸高，体重两百磅。他在寄宿学校呆了很久以便学习交谈。当他长的太大以至于不适合呆在寄宿学校的时候，校长说，他就被分配到了沙克提市的一个成人之家去。但是他终日都在寄宿学校附近游荡，除非校长把他赶开。

费提索夫命令他的人去找到切普金。他并不在沙克提市的成人之家。但是他的亲戚建议民警去调查一下切普金的朋友，另一个低智者，名字叫亚历山大•帕诺马耶夫，现在另一所寄宿学校，距离成人之家不远。亚历山大•帕诺马耶夫被描述为是一个瘦小的家伙，他十七岁。当天夜里，费提索夫在旅馆里接到一个电话，当地警察很兴奋地报告说他们已经找了亚历山大•帕诺马耶夫并且进行了盘问。他已经承认是他和切普金杀害了马克夫。

费提索夫命令他们停止盘问，直到他赶到那里。第二天清晨，费提索夫亲自对帕诺马耶夫进行了侦讯。 帕诺马耶夫讲了一个听起来很合理的故事。他和切普金原本打算一起去伯斯雅诺夫科看卡扎奇•拉格雅附近的坦克训练。在冬季，坦克经常会使用当地的土地来做模拟实战演习。 在车站他们碰到了马可夫。 他们在车站小卖店里买了一些酒和面包，切普金邀请马克夫一起出去走走。当他们看不到火车站之后，切普金就立刻杀了他。

费提索夫试图去证实他所交代的情况。在车站，小卖店的女售货员部分证实了帕诺马耶夫的供词。她在27日看到的帕诺马耶夫，当时候他想买点酒，但是因为不满十八岁，所以她拒绝了。后来帕诺马耶夫离开，找了一个更壮更高的人回来买。是的，她说，看着一张照片点点头。那是切普金。

“你能告诉我们你们在哪里杀掉的马克夫吗”？

“是的。” 帕诺马耶夫回答。

这个男孩带着一组民警和四名公证人沿着铁轨走，过了一会，费提索夫觉得他走错了方向。然后他越过铁轨，领着他们穿过泥泞的地面，朝着凶案现场走去。但是他走过了案发现场，开始围着圈子打转，好象他在寻找什么。

“你在找什么？”费提索夫问他。

“我们在这里拉的屎。” 帕诺马耶夫回答。

这让费提索夫很满意，他知道那三堆大便其实已经被调查人员移开了。他将这些都写进了现场检验报告中去。如果帕诺马耶夫没参与犯罪的话，那么他怎么会知道这些事情？

很快调查人员找到了切普金。他并不象帕诺马耶夫那么聪明，没什么用处。在车站他连方向都找不到。

但是，是的，切普金说他杀了一个人。而且他还供认说维拉•沙伍昆也是他杀的。她与一名精神病专家住在一起，他想去要驾驶拖拉机的许可，但是她拒绝了。于是他想强奸她，再切掉她的胸部。他已经杀掉了另外一个女孩子，他说，并且把她的尸体藏到了一个加油站附近的坑里，并在尸体上放了杂物遮掩。

费提索夫下令搜查那个加油站。他们什么也没找到。但是两周后，民警再次前去搜查，这一次他们发现了尸体。

与此同时，又有两具尸体在罗斯托夫的不同地区被发现，一个接近沙斯克，一个接近罗斯托夫市。帕诺马耶夫承认这两起案件都是他与切普金做的。

很快当地民警又找到了其他嫌疑人，他们也全都招供了。其中一人还持有受害者的首饰。

现在调查陷入了奇妙的僵局。如果帕诺马耶夫和切普金承认的是两起他们不曾犯做的罪行，他们对于马可夫案的供认是否有效？如果他们没有，帕诺马耶夫又是怎么知道关于凶杀现场的细节和犯罪地点的？切普金又是怎么知道藏在加油站附近的尸体？

大部分罗斯托夫民警打算忽视这些矛盾之处，直接起诉他们称之为“卡列尼科-切普金团伙”的凶手集团。帕威尔•切尼谢夫，地区武装力量副负责人，和费提索夫的上司就持这种观点；伊万•扎克谢尔，费提索夫的副手，重案组的负责人也这么认为。费提索夫和检察院监察员亚历山大•亚伯文则在中间立场左右摇摆。

维克多•鲍洛科夫则站在另外一面，或多或少有些孤立。他阅读了关于这个团伙的报告，但那并不能说服他相信。从犯罪现场的情况来看，一系列“窄林谋杀”几乎不可能存在一个以上的罪犯。鲍洛科夫认为，帕诺马耶夫可以在他接受第一次盘问的时候就能听到很多细节，比如凶杀发生在靠近铁路的山脊，调查员在尸体附近发现了几堆大便。切普金，在他走动的时候，可能曾经跌倒在女尸的旁边。 另外两起帕诺马耶夫所承认的谋杀已经被证实是其他人做的，这更坚定了鲍洛科夫的疑问：帕诺马耶夫和切普金谁也不曾杀过人。

1984年初，从法医部门出来的检验报告改变了整个调查行动。法医从马克夫的肛门处发现了少量的精液。

精液的存在证明了几件事：第一，这证明马克夫在被杀之前曾经遭遇强暴。之前所发现的那些尸体因为腐烂的过于彻底而无法找到被强暴的痕迹。

但是谁会强暴一个男孩子？凶手难道是一个同性恋？一个同性恋者是否会既攻击男孩也攻击女孩子？

同样重要的是，精液是凶手第一次留下的直接物理证据。

首要任务就是要鉴定精液的类型。在那个时代，美国FBI已经发展出了针对精液及其他人体分泌物比如汗液和唾液的基因鉴识技术，以便于警察在凶案现场可以提取更多证据。通过对基因中的DNA检测，并将之与嫌疑犯的DNA相比较，FBI就可以判断出两者是否一致。

但是这样的检测技术超出了罗斯托夫法医实验室的能力范围。在俄国，法医实验室检测基因仅仅是为了寻找血液中的抗原。人类中有百分之八十的人拥有与自己血型相匹配的抗体。比如说，一个人拥有A型血，那么在他的基因之中就有A型抗原。（其他百分之二十的人没有抗原）在俄国的实验室，技术人员会将标准实验抗体加入血液或者精液样本中，然后通过显微镜进行观察。他们会检测样本细胞――看起来就好象是香槟酒中的泡沫――是否会聚合或者分开。一个对A型与B型抗体都没反应的样本，就是O型；如果它对两种抗体都有反应，那么就是AB型，这种血型非常稀少，只有百分之六的人会是这个血型。

实验室对马克夫体内残留精液检验的最初报告证实了鲍洛科夫的疑问：无论卡列尼科、切普金还是任何其他被卷入此案的古科夫孩子们都是无辜的。精液的类型是O，而他们之中没一个是O型血。

但是几天后，实验室修正了他们的报告。从马可夫身上提取的精液样本和另外一个样本弄混了，实验室的人说，实际上精液样本显示出应该是AB型，只有百分之六的人拥有这样的血型。

那正是米克黑尔•切普金的血型。

对于这三起凶杀案，费提索夫感觉到漫无头绪，仅仅是觉得它们之间是有所关联的而已。既然案情发展到了这一步，他和他的副手弗拉基米尔•克列尼科夫决定为调查组引入一些比较精干的人手。

在一月份的一个寒冷日子里，克列尼科夫在民警局的走廊等候着，他在等一名从犯罪科学实验室前来的中尉维克多•鲍洛科夫。鲍洛科夫是那个部门最出色的人之一，精通指纹学、弹道学、足印分析和其他刑事学科。 这正是克列尼科夫要找的人。

在克列尼科夫的左边墙上，悬挂着上个月民警局的杰出工作者照片，他们穿着灰色制服，看上起一个个面色冷酷，在右边的墙壁上，雕刻着罗斯托夫地区殉职民警的名字。民警局的临街走廊和外面的街道之间安装着一道特殊玻璃，里面的人可以看到外面，但外面的人无法看到里面。所以当鲍洛科夫出现的时候，在他看到克列尼斯科夫之前，克列尼斯科夫就能看到他。

鲍洛科夫走进来，为了抵御俄国的严寒他穿了很多，看上去就好象是两个人混到了一起。他有五英尺八英寸高，但他的体格健硕，肩膀宽阔，前胸后背都很结实。 双腿有点细长弯曲，这让他看上去有点头重脚轻，尤其当他快步行走的时候，这个特点就更加明显。他有一头纯黑稀薄的头发，大鬓角，左脸有几点粉红色的小点。整个给人的印象是粗犷多过英俊。克列尼科夫知道，他在格斗方面也相当活跃，虽然他已经三十七岁了――大部分俄国人到了这年纪，就会懒得动弹了。

两个人握了手。鲍洛科夫和平常一样，穿过走廊，走出院子，来到位于民警局后原的民警实验室。克列尼科夫尾随着他出去，两个人停在一个在冬季干枯的喷泉旁，进行私下里的交谈。

“离开实验室，来做一名探员，怎么样？”克列尼科夫问他。

对这个邀请，鲍洛科夫并不感到惊讶。他知道克列尼科夫对他的工作很赞赏。鲍洛科夫恐怕是整个罗斯托夫民警局拥有最完备学历的人。他在伏尔加格勒的内务部犯罪科学学院完成了六个专业的犯罪学专家资格认证。 大部分罗斯托夫探员仅仅只拥有一个专业的资格认证而已。

离开实验室，鲍洛科夫对这个很感兴趣。作为一名犯罪学家，他经常和探员们一起调查现场，但当他分析完弹道或者足印后，他的工作就结束了，探员们将继续去追查犯人。鲍洛科夫已经很久不曾看到什么新鲜的弹道或者足印，他需要新的挑战。

他告诉克列尼科夫，只有一件事比较为难：他和她的妻子等候了七年，终于排到了住房轮候名单的最优先位置。他需要知道他的职务变动是否会影响到这次分房。斯维拉娜•鲍洛科夫是个耐心和蔼的女人，但她已经饱受旧房之苦，他不确定她是否能够容忍损失一套新房子。

鲍洛科夫夫妇和他们的两个儿子，安德烈与马克西姆，住在罗斯托夫“新区”的半座平房里。他们有三个小房间，一个煤炉子。打水要去隔壁房子旁边的井里。厕所在屋子后面，去那里要穿越晾衣服的空地和一片泥泞的番茄菜园。

这片地区有个外号叫“纳卡哈洛维卡”，翻译过来勉强可以叫做“无用的农奴”。这里到处都是坑洼的路面，破裂的下水管道、隆隆做响的电车，还有歪歪斜斜的平房――那是斯大林第一个五年计划时期都市快速工业化的成果。过去几年里，罗斯托夫的其他新区相继用国家的房屋投资建起了一批十二层的家属楼，这些建筑很难看，建筑质量低劣，但至少有中央供暖和室内厕所。 大量流入罗斯托夫市的人口令住房非常紧缺，几乎每一居住平米都有好几个人申请。

罗斯托夫是沙皇俄国时期向无冰暖海扩张的产物。在十八世纪，这意味着要从奥斯曼帝国手中夺取土地。俄国为了控制黑海的北方海岸，先后发动了四次战争。在1747年，土耳其仍旧控制着整个黑海。俄国就在顿河右侧，内陆25公里处的地方兴建了罗斯托夫。 那时候这是俄国最靠近暖海港口的据点。在接下来的一个半世纪里，罗斯托夫逐渐发展成一个声名狼籍的国际性河港，里面充斥着犹太人、亚美尼亚人和希腊人。据统计，那时候城里有十九家妓院。

俄国革命和斯大林当政后，罗斯托夫以往的特色就全部消失了，变成了一个俄国南部大草原上的拖拉机生产基地，一个标准的苏唯埃城市，拥有一条主街，近一百万住民，纪念碑多过饭店。 列宁的巨大雕像矗立在恩格斯街的尽头，马克思则在另一侧占领了个小广场。 在拖拉机厂外面，一个大基座上放着该厂生产线出产的第一百万台拖拉机。

维克多•鲍洛科夫并不是生于这个城市。他来自俄罗斯中部的一个叫做“鲍什维克”的集体农场。 他生于二战后，那是个食物缺乏的艰苦时期。他到现在还记得土豆面包的味道，因为在冬季，政府将农民的收获全部征收走去喂养城市里的工人，他的家庭只能靠家里的那一小片菜园维持生活。他还记得他父亲在田里拿着镰刀收割麦子，推着梨耕地，因为既没有什么畜力也没什么机械。他至今还记忆犹新，有一次农场弄到一台摩托车，他父亲让他骑了一次，这是他童年最大的亮点。他的两个妹妹在幼年就夭折了，一个是因为猩红色，还有一个是因为哮喘。这两种病他都患过，不过他活了下来。

当他六岁的时候，他爸爸瓦西里带着全家搬到了西伯利亚，住在库页岛的一个媒矿小镇里。矿工是非常危险而且极有害健康的职业。 煤尘充斥整个空间，安全防护经常因为要赶当月业绩而被忽略。但是矿工的工资在斯大林时期要比农民要出很多。 鲍洛科夫一家在西伯利亚居住了近十年，扬卡特瑞娜•鲍洛科夫，他的母亲，被分配到当地学校烧锅炉，从早忙到晚。做为一个男孩子，鲍洛科夫必须去砍柴，挑水，照顾他的妹妹们。他要给她们喂饭，帮她们梳头， 熨好她们的裙子。 只有在他把这一切都弄好并等他妈妈回到家里说：“好孩子，谢谢你”，他才有时间玩耍。多年以后，他仍旧深深怀念着自己母亲表扬自己的那段记忆，每念及此，他的嗓音就会变的低沉。

潮湿寒冷的西伯利亚气候损害了他母亲的健康，于是他们又回到了中俄罗斯，那时候鲍洛科夫十五岁。他从当地初中毕业，进入塞维斯克市的高中就读。塞维斯克市距离他家的村子有十五公里远。在冬雪和泥泞让道路不堪使用之前的夏秋之际，他就骑着自行车往返。到了冬季，他就住在学校的宿舍里，他父亲会送着一些土豆去学校做为学费。他在学校里学习如何驾驶拖拉机和联合收割机， 这令他逐渐成长起来。

他也学习如何打架。那个时代那个地方的俄国男孩子必须知道如何照顾自己。在四旬斋前日，当地中海的传统是以嘉年华形式庆祝的时候，俄国人――尽管他们坚持无神论――自有他们自己传统的饼宴节。这种饼宴叫做“布里尼”，而在这期间的群架则被叫做“斯坦卡•纳•斯坦库”，翻译过来就是“针锋相对”。 一个村子里的所有男孩子和男人会集合在田野里，和另外一个村子来的人互相打斗，直到其中一方投降为止。，接下来两边的人会聚到一起大喝伏特加酒。传统上这种打斗不允许用武器，所以不会有人受伤。而当地民警对这种风俗也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不过在这种打斗中，乌青眼圈和流鼻血是很正常的。有时候当邻村来的小伙子和本村的姑娘跳舞并偷走了她的心，也会引发这样的大规模打斗。长年的田野劳作和西伯利亚严苛气候把鲍洛科夫淬炼的相当强壮，他擅长几乎所有类型的格斗，甚至他邻村的朋友经常会请他去代表那个村子去打架。一直到现在，鲍洛科夫仍旧对这种“针锋相对”的群架很留恋

残酷的现实迫使他继续为生活而抗争。在1964年，当鲍洛科夫十八岁的时候，做为对他提供教育的回报，政府要求他响应尼基塔•赫鲁晓夫的计划，去中亚大草原进行为期两年的拓荒工作，那片地方对俄罗斯来说还是块处女地。几百年里，这里的中亚游牧民族以捕猎为生，靠天吃饭。赫鲁晓夫决定要让这片草原出产更多的东西，这片土地将成为苏联农业自给的关键。党派遣了数千名年轻人来这片草原，鲍洛科夫和其他十六名比他年长的人一起被分配到了一个营地，距离营地最近的食物饮水补给点是在一百公里以外。如果补给系统稍有差池，他们就得忍饥挨饿。鲍洛科夫在炎热干燥的夏季开垦荒地，到了狂风呼啸的寒冬时候，他就修理装备。

在营地里，年长者总会要求年少的人做杂务：比如清洁、担水，作饭。鲍洛科夫会做好自己份内的事，但是他的自尊拒绝他象一个仆役一样为另外一个人服务。他不得不用拳头捍卫自己的尊严。

两年后，苏联军队立刻招募他入伍。其实在军队里的日子也没什么不同，懂得驾驶拖拉机和联合收割机的士兵在丰收时节会被派去集体农场协助收割。军队也有年长者差使年少者的传统，他们强迫年少的士兵擦他们的靴子，替他们在厨房和厕所站岗。当然，鲍洛科夫的尊严迫使他去为之抗争。

当他从军队退役的时候，已经22岁了。他发现鲍什维克的集体农场并不需要驾驶员，而他也没打算在农地里继续工作。于是，鲍洛科夫去了布延斯科，找到一份为钢铁厂开卡车和推土机的工作。接着他在一次舞会上认识斯维特拉娜，很快两个人就结婚了。婚后鲍洛科夫和他的妻子搬去了一间很小的租屋里，那种小屋被人称为“三三室”，因为屋子的长宽都只有三码。屋子里的供暖设备很差，在寒冷的冬季里，当他们起床的时候甚至会发现地板上结了白霜。

党很快就注意到了鲍洛科夫的勤奋，他被授予了最佳劳动模范的称号。他成了一名工头。接着鲍洛科夫又被邀请加入苏共，于是他在1971年入党。鲍洛科夫还一直在工厂技术夜校接受学习，总之他就象是党一直在报纸、书刊、电影和电视里宣传的那种理想工人形象一样――是一个楷模：在国家的帮助下不断成长为一名无产阶级者，深受同志尊敬，为共产主义做出了很大贡献。

1972年，各地党支部从莫斯科中央收到一个指示，政治局决定加强民警局的素质。每一个工厂和集体农场的党组织都要选拔他们最优秀的年轻人，并说服他们加入民警局。

在布延斯科，钢铁厂党支部选择了鲍洛科夫。他们把他叫去办公室，告诉说组织信任他，相信他可以能够胜任新的工作。

鲍洛科夫拒绝了，他并不想当警察，每月平均工资只有95卢布；而在苏联，一个熟练的蓝领工人可以拿到最多的工资，比医生、教师，甚至官员们都要高。（当然，做为官员，他们并不需要太高的工资，比如他们的坐车和房子都是免费的）。做为一个工厂的工头，鲍洛科夫最多的时候能挣四百卢布一个月。 如果他去做警察，他甚至连现在的四分之一工资都拿不到。

但是鲍洛科夫很快发现自己别无选择。党支部每天都把他叫过去，提醒他是一名党员，而一个共产党员应该去党最需要他的地方。他感受到了威胁，如果他拒绝了党的这个要求，那么就不再会有什么褒奖和荣誉，相反，党会对他的行为表示不满，然后鲍洛科夫就别想继续工作了。结果他妥协了。

他接受了几个月民警的基本训练。最开始他以为人们会对制服表示尊敬，但他很快就在一次饭店的打斗中了解到了人们的态度。鲍洛科夫试图逮捕一名挑起事端的人，但是他一下子就被揍到了地板上，周围的人们对此既不同情也不帮忙。后来他才知道，他的对手是一名苏联的散打高手。

鲍洛科夫没有手枪，也没有警棍，他觉得被犯罪分子摔到地板上真是一种耻辱。他爬了起来，几秒后，又被狠狠摔到地板上。他第三次爬起来，他的制服被扯裂。鲍洛科夫继续扑了上去，四十分钟后，总算是将他的对手制服。

在这之后，鲍洛科夫被分配到了伏尔加格勒的犯罪科学学院， 一个苏联政府试图令民警职业化专业化的明证。在这个学院里受训的学生除了苏联人以外，有来自古巴、东欧和其他苏唯埃加盟共和国的学员。 鲍洛科夫把业余时间都放在散打训练上面。他已经二十八岁了，对于国际性散打比赛和头衔战来说这个年纪已经太老了。但是他一直坚持一天练习两次，大家都知道他这种绝不服输的执著精神。在一次比赛中，鲍洛科夫的膝盖被对手打伤，急需治疗，但他还是咬紧牙关忍着剧痛坚持完了整场比赛。

当他从学院毕业后，就被分配到了罗斯托夫。他的成长经历培养出了一个标准的俄国男子汉，一个为其强健体格而自豪的人、一个和大家打成一片的人、一个性格刚柔并济的人。鲍洛科夫比他同辈的人优秀的地方在于：他有父母遗传给他的勤奋、坚忍不拔的个性、以及不达目标誓不罢休的决心。

在1983年3月，鲍洛科夫得到了委员会的保证，保证他会得到下一批分配给民警局的新居，不会因为这次职务调动而损失什么。接着鲍洛科夫就从法医实验室升到了民警局主楼第三层的一间昏暗的办公室内。它被称为“希腊神庙”，因为这是整栋楼里最宽敞的地方。八名探员在“神庙”里工作，悬挂在墙壁上的列宁头像居高临下地俯视着这些劳动者。按照官僚机构的说法，这里被称做特别重案科。 鲍洛科夫就在这里开始接触到那几起谋杀案，探员们已经开始把这一系列案子称为“窄林凶杀”。

在“神庙”里，鲍洛科夫先查看了关于吕波芙的档案记录以及仍旧未曾辨明身份的尸体。3月的时候，只有一具尸体得以查明身份，就是吕波芙，其他三具都是身份不明的尸体。最新的一个受害者是被发现于一月份，距离沙克提市火车站不远的地方。和前面几具尸体一样，它的眼窝处也有刀痕。根据验尸报告，这具尸体在树林中躺了足足六个月无人发觉，身体没有任何软组织留下来，鉴定工作主要是根据周围环境提供的线索来判断出其为女性。在案发现场发现了一些女性的衣物，而且骷髅的身高很短，只有五英尺出头，所以受害者很可能是一名少女，死时年龄在十五到十六岁之间。

名义上民警局视这四起凶杀案之间可能有联系，也可能没联系。但对于鲍洛科夫和其他人来说，这四起案件几乎可以断定是一个人干的，凶手极可能是男性。在鲍洛科夫的经验里，很少有杀手会找被害者眼睛的麻烦，他们更多会针对更致命的要害。这四具同一年在同一大地区发现的尸体，伤口全部都在眼窝处， 说明凶手是一个人。鲍洛科夫知道一个古老的俄罗斯民间说法：受害者临死前，眼睛会将凶手的面貌记在瞳孔里。如果凶手相信这个说法，那么他就会去把眼睛捣烂以毁灭证据。更大的可能性是，鲍洛科夫想，凶手无法承受受害者的直视。这证明凶手在杀死被害者前，还跟她们呆过一段时间。吕波芙的伤口表明，凶手花了足够的时间捅了二十几刀。鲍洛科夫觉得凶手可能只有十几岁，还没冷血到直视被害者视线的程度；也可能是个邪恶的老家伙，以欣赏被害人因被刺而产生的痛苦和流血为乐。

这四具尸体令民警局对失踪女孩的报告投入了足够的关注。费提索夫和克列尼科夫手头有这么一份报告：失踪女孩叫做奥拉•斯托马奇诺科，十岁，1982年12月11日在上完钢琴课后就失踪了。新沙克提斯科当地民警找不到她或者目击者。做为鲍洛科夫的第一件工作，费提索夫和克列尼科夫决定派他去领导当地民警的搜寻工作，让行动组的其他人继续关注吕波芙和其他三具尸体的案子。

新沙克提斯科市（意思就是新煤矿城）位于罗斯托夫以南四十公里处的矿区。鲍洛科夫一路上看到很多被大雪覆盖着的集体农场，等着种上玉米和向日葵。在靠近市区的地方，很多有如巨大金字塔一样硕大的肮脏矿渣堆矗立在那里，好象站岗的哨兵。有时候，其中的一个会忽然着火，然后把充满粉尘的黑烟送到城市上空。虽然有超过一百万人居住在这里，但新沙克提斯科市始终还是个集体农庄，每一个聚集点都围绕着一处矿井。人们住在鲍洛科夫以前住着的那种小屋子里或者新的家属楼。 所有的居民在回家路上都得经过空地和好几个矿渣山。

鲍洛科夫下榻在新沙克提斯科市唯一的一家旅馆，地址是列宁街52号，正好在当地民警局临近的拐角处。他住在21号房，旁边就是充满着恶臭的公用厕所，想冲凉就必须去楼下。这条街走下去有一家矿工的咖啡馆。

第二天，有一名当地民警司机开车带他来到城市北区斯托马奇诺科家，他的家位于一条叫“真理报”的肮脏小街，这是苏共机关报的名字。失踪女孩的父母都在矿区工作，娜塔丽是个机械师，而安东则是调试员。他们有一间自己盖的小房子。 这是个很普通的地方，有一间厨房，一个卧室，还有一个小客厅，里面放着这家里唯一的奢侈品：一架钢琴。

娜塔丽是个健壮的女性，一头黑发，身上穿的裙子已经褪色，光着脚，满是尘土。她的眼角早早有了皱纹，鲍洛科夫估计她大概有三十五岁，她的外表比实际年龄起码要衰老七年。她十八岁和安农结婚，同年就有了奥拉，他们的第一个女儿。当鲍洛科夫拜访她时，她对所有的民警都表示轻蔑。在她回答问题时，声音里含着疲惫和鄙视。

她告诉他，奥拉是个普通女孩，不很聪明，也没有特别的爱好。她和她父母住在一起，在学校表现中规中矩；她喜欢阅读，想当个音乐老师。她的父母鼓励她走出这片矿区的雄心。为此他们买了一架钢琴，虽然他们谁都不懂弹。从奥拉六岁开始，奥拉开始在市中心学习钢琴，每周两次。在头几年，她父母会接送她往返市中心的艺校。这趟路程单程就得花上一个多小时，还要转公共汽车。后来斯托马奇诺科家有了第二个孩子，于是从1982年起，他们就让奥拉自己去上她的钢琴课，不过安东经常在车站等她下车，然后骑摩托车把她带回去。

他们从来没告诉过她要提防陌生人。这是可以理解的，在苏联，新闻报纸和电视从来不会报道对于个人，尤其是对孩子的犯罪活动。这种犯罪，根据官方的说法，是资本主义国家的象征，而非社会主义国家的。那些关于犯罪活动的新闻，绝大部分是关于被资本主义腐蚀了的人犯下的经济罪行，他们的被捕和判刑被描述为是罪有应得。

象娜塔丽一样，很多人不知道心理失控可能会强迫患者去攻击一个年轻女孩子。自从斯大林以来，党一直象清教徒一样严格管制着媒体、书籍和其他面行大众的出版物，绝不允许提到性。电影里最多只能表现亲吻镜头，在大众媒体上对一个堕落的性杀人犯做明确描述是不可想象的。就从媒体学习这方面而言，苏联的孩子们只会看到爱和来自长辈的贤明指导。每次苏联宣传部门在报道新学校或者游泳池落成的时候，总是会附上一条标语：孩子是我们唯一的特权阶级。

苏联传统上鼓励孩子们把他们的长辈当成家庭成员一样看待。一般孩子们被告知称呼那些不认识的成人为叔叔阿姨爷爷奶奶。娜塔丽就是这样教导奥拉的。

在奥拉失踪的那天晚上，娜塔丽告诉鲍洛科夫，他们以为她会在七点到家，但是她没有。他们并没着急，公共汽车经常晚点，奥拉偶尔也会九点多到家的。他爸爸想她也可能去看朋友了。虽然夜里又冷又潮，他还是骑上摩托车出去，挨个到她的学校同学家里去找。

到了十一点，他们开始惊慌起来。安东继续去他们的邻居那里寻找，娜塔丽则坐车赶到城里，去位于列宁街的那间赭色音乐学校。在音乐学校前的公共汽车站，她看到了两名民警。

“我告诉他们两个我女儿失踪了。”她说，“他们只是大笑，然后告诉我去警察局填一份文件。于是我就去了警察局，他们告诉我说我女儿可能只是去朋友家玩了。”娜塔丽永远不能接受在她女儿失踪第一天时那些民警的态度。

她对鲍洛科夫的问题回答的敷衍了事，这令他很失望。他来这里本来是希望能让她回忆起更多细节，以便于帮助搜寻她的女儿。不过鲍洛科夫觉得她的反应并非是因为对民警态度的怨恨，而是出于一个失去自己骨肉的普通母亲的悲伤。如果是自己的儿子失踪，他想，他会把自己脑子掏空，找出任何可能对搜寻有帮助的细节。他从娜塔丽那里得不到什么当地民警还没掌握的新情报。他一无所获。

他没有告诉娜塔丽，但是他确信那个女孩子已经死了。在她失踪三天后，当地民警将寻人启示贴满了整个城市，寻人启示上有她的学校照片，上面是一个穿着围裙的可爱女孩，头发用一条白丝带扎成一束，甩在后面。当地电台和报纸也报道了她的失踪，并且说民警局正在寻找任何在12月11日晚间在列宁街曾经见到失踪女孩的目击者。虽然那时候的街上拥挤着很多下班或者出来购物的人，但是却没有目击者。 民警调查了音乐学校附近的每一户住民和经常路过那里的人，他们什么也没看见。他们甚至用了警犬来追踪， 但是始终毫无进展。

他们有一个不很明确的线索。奥拉失踪后数星期，她的父母收到了一封来自城里的明信片。明信片上用一种抖动幼稚的笔迹写着：如果他们想找到失踪的女儿，就应该去城西南边上的达叶斯基树林寻找。更可怕的是，这封明信片的作者警告说：“我们”明年打算干掉十个女孩，奥拉不过是个开始。作者自称自己为“施虐狂-黑猫”

当鲍洛科夫到达新沙克提斯科市的时候，当地民警已经搜查了达叶斯基树林，但是什么也没找到。鲍洛科夫怀疑“黑猫”并非就是那个杀了四个、也许五个女孩并且没留下一点线索的凶手。“黑猫”的文字语法很不规范，语无伦次。这和他印象里那个狡猾的凶手印象差太远了。沙克提市的几乎所有人都知道了奥拉的失踪，黑猫用不着对这起犯罪有多了解。他也许是个与案情完全无关的精神病患者，或者一个爱搞恶作剧的家伙。但不管怎么说，这张明信片是他们如今唯一的线索，于是鉴定笔迹工作开始了。

最后奥拉•斯托马奇诺科被找到了，不是被民警或者他们的狗，也不是被发现于达叶斯基树林。四月14日，在新沙克提斯科市东北，距离那间音乐学校三公里以外的第六集体农场里，一名在为玉米春种耕地的拖拉机手干活时忽然感觉到自己的车被什么东西颠了一下，那东西在潮湿的黑土里显得苍白。

维克多•鲍洛科夫回到罗斯托夫，继续在“希腊神庙”里进行他的工作。新沙克提斯科市的民警一发现了女孩的尸体，就立刻打电话通知他。于是他又赶去了该市。

在新沙克提斯科市，鲍洛科夫对第六集体农场和音乐学校之间的距离产生了兴趣。如果凶手是直接从音乐学校前往玉米地的话，那么首先他得在列宁街上走上一两公里，然后到达城市边缘，那里杂草丛生。接下来，他右转，离开列宁街，穿越几块被拖拉机专用路一分为二的空地；接下来，他走上一条沿着玉米地伸向远方的土路，尸体就是在那里被发现的。他在阴冷的夜里沿着这条路走了四分之一公里，并在高压电线杆附近转左，越过护路林。然后，他可能穿越一百五十码的泥泞来到一个接近小山山顶的地点，在这里可以看到农场房屋的东侧，还有北边的一架运煤电梯；每一处都将近半公里远。在那里，他扔下了尸体。 鲍洛科夫也如此走了一遍，结果他的鞋子沾满了沉重的泥巴。（这里尸体的位置前后有矛盾，疑是作者笔误）

鲍洛科夫在他十一年的民警生涯里看过数百具尸体，但是他很少看到年轻女孩的尸体，尤其没见过象奥拉•斯托马奇诺科这样子的尸体。冬季的雪让这具尸体保存的很好，没有和其他尸体一样腐烂掉。

她和其他尸体一样，全裸。她的皮肤苍白，有淡淡的黑色斑点，部分是因为发黑的血液，部分是沾上了地面上的煤渣。她的头，胸还有腹部被一把锋利的单刃刀刺了二十几刀。凶手出于一些狂暴的原因，切开了她的胸，割裂了她的心脏和肺； 她的心脏留在左胸腔内，而肺则被推到了原来放置心脏的位置。凶手反复刺捅她的性器官，并将其阴部切开。更可怕的是凶手几乎将她的大肠和子宫全扯了出来。鲍洛科夫强迫自己去检查这女孩的头，在那里眼球已经腐烂的差不多了，但是他看到了在眼窝处有数道刀痕。

毫无疑问，鲍洛科夫现在要面对的是一个连环杀手。

鲍洛科夫对于他在工作中碰到的尸体总有些私人的感受。那些尸体对他来说是专业的挑战，而他渴望挑战。虽然他在大多数人面前并不承认，但面对一件凶杀案确实让他感觉到一种内敛的喜悦。这总令鲍洛科夫心情转好，精神集中，早晨走进办公室的时候能感觉到有一个目标在等着他。当然，如果尸体是属于他认识的人，或者是他的家人，那则会令他觉得伤心难过。这一次，这两种心情同时出现在他心里，这女孩子可能曾经是他儿子马克西姆的同班同学。

发现尸体的农夫也找到了其他能够证明其身份的证据。在五十码以外，他发现了一双苏联孩子冬季校鞋，一套裙子和一本写着奥拉•斯托马奇诺科名字的音乐书。凶手在离开玉米地前把这些东西都掩埋起来了。

苏联执法部门对连环杀手没什么经验。 关于这方面的知识是被严格管制的机密，甚至对民警局的其他分部也不例外。鲍洛科夫知道一个在乌克兰的泽泼鲁泽地区的凶残连环杀手。他们把这些谋杀归为一类――――乌克兰杀手同样切开他的受害者并且割掉她们的性器官。但是那名凶手在1964年和1977年十三年间一共杀害了四名受害者，然后就莫名其妙地销声匿迹了。而这个新杀手，如果他不是乌克兰的那个凶手的话，在六个月内就杀害了五个人。

他在犯罪现场很少留下有用的证据。他把两名普通女孩从人潮拥挤的地方引诱到僻静之处，然后在那里杀了她们。更奇怪的是，他在做这些事的时候，完全没引起过任何人的注意。很可能这个凶手对另外三具身份仍旧未得确认的尸体做了同样的事情。他是怎么做的？鲍洛科夫只能猜测：凶手也许是个很有魅力的人；他也可能是个外表看起来很可靠的人，说不定还穿着制服，说不定就是个民警。

凶手很可能有一辆车，也许是他私人的，也许是属于政府部门的。一辆车可以让他很容易带着奥拉从音乐学校来到第六集体农场，也可以让他前往顿斯科、沙克提和卡扎其拉格雅。

很明显，凶手迷人或者可靠的外表下隐藏的是狂暴的人格。 鲍洛科夫没学过心理学，他不太清楚社会病态者和精神病态者之间的区别。不过一般来说，在奥拉尸体上的那些刀伤表明凶手很有严重的精神失控疾病。

调查需要清查所有新沙克提斯科地区有强奸或猥亵前科、曾经在精神病院被监禁过，甚至接受过心理治疗的男子在12月11日的不在场证明。他们还需要复查一遍所有住在音乐学校附近或者在附近工作的男子。另外对于拥有车辆的人，也要格外注意。鲍洛科夫知道这一切将会花费很长时间，比前五名死者之间间隔的时间还要长，除非他们足够幸运。

在清查完新沙克提斯科市民警第一次报告后，有一个人引起了鲍洛科夫的注意。民警局的人在调查音乐学校附近居民的时候，发现了一些关于弗拉基米尔•巴巴科夫的有趣线索，这人有一辆白色的轿车。

巴巴科夫七十二岁，不过外表看上去年轻的多。当探员向他的亲戚询问关于他的情况时，他姐姐说巴巴科夫一直以来都承受着所谓的“性问题”。他对女人永远觉得不满足。法律上他保持着单身，但一直和一名三十五岁的女人同居，同时还和其他很多女性有瓜葛。更值得注意的是，邻居们都说他对年轻女性有着特别的爱好。他有一个车库，根据邻居证言，巴巴科夫经常把八九岁的小姑娘带到车库里来，在那里劝诱她们脱下衣服，然后抚摩她们的性器官。不过没人说他有暴力倾向。

鲍洛科夫和当地民警都同意应该对巴巴科夫进行更加深入的调查。不过随着调查的继续，出现了越来越多的矛盾之处。他和新沙克提斯科市的很多女性都发生过性关系，那些女性对他的最坏评价，也只不过是“阳痿”。老人喜欢女性的身体，喜欢亲吻她们，喜欢抚摩她们――以前这种抚摩更加激烈――令他的情人们达到高潮。他的大部分女人都记得他的这种爱好。虽然他确实曾经带未成年少女去过几次车库，但是并没有暴力倾向。另外，也没有任何证据表明他认识奥拉•斯托马奇诺科。

而且，巴巴科夫说12月11日晚间他一直在家里呆着，车就放在车库里。他的情人和邻居均证实了他的说法。探员们将车子的座位拆下来送去实验室，看是否有任何失踪女孩掉落的毛发、布头或者其他线索。

同时，他们别无选择，只能对“黑猫”明信片进行笔迹鉴定。理论上全罗斯托夫地区三百万居民的笔迹样本是可以全部取得的，每一名苏联公民都有一份档案，因为他们都必须填写一份个人文件，存放在罗斯托夫的各个单位。但是罗斯托夫市有几百万份档案，上千个工作单位。于是费提索夫调来了所有民警局和克格勃的笔迹鉴定专家来进行这项工作。不过他和鲍洛科夫都清楚，这和检查所有该地区精神病患者资料的工作一样，恐怕得花上几年工夫才能产生一条线索。

凶手给了他们四个月的时间，8月8日，一群男孩子穿过靠近罗斯托夫-顿河地区飞机场的一片窄林，打算到他们的足球场去。这片窄林和顿斯科市吕波芙遇害的那片窄林一样，被一条小路贯穿。这片窄林靠近罗斯托夫市通往沙克提市和莫斯科的铁路，几百码以外就是一个住着几十个人的小村落。那季节里整天下雨，这条小路被冲刷的就好象一条干涸的河沟。在沟底，那些男孩子看到了一些被垃圾和树叶覆盖着的骨头。

这一次，维克多•鲍洛科夫加入了前往调查的小组，他们都知道将会看到什么。苏联的案发现场调查组一般会包括六、七名工作人员。 当地民警在接到报案后立刻赶到现场并守在那里，一名到两名法医专家――取决于凶杀案的严重程度――会赶到现场。如果案子和尸体有关，那么还会有一名来自罗斯托夫医学部门法医实验室的验尸官，

接着，地方检察院――类似于美国的地区公诉人律师办公室――会派遣一名监察员监督整个搜查过程，并起草一份关于搜查结果的报告。和苏联的其他部门一样，执法部门的结构也是叠屋架床：民警局负责街道巡逻，拘捕罪犯；而检察院则负责监督整个案件，并盘问民警局拘留的嫌疑人。理论上看起来分配的很合理，但是实际上运作起来却是含糊不清的。民警局需要盘问嫌疑人以便能抓到罪犯，在一般的案子里，确实是这样。但是在不寻常的案子中，两个部门却经常互相干扰。整个系统只有在两个部门合作的情况下才能运作。

按照教科书的说法，现场检查应该从建立尸体一段距离的地方开始，调查员组成一个不断缩小的圈子，靠近尸体，寻找可能的证据，比如被害者或者凶手的衣服。在这种窄林里，调查员们捡到大量完全无关的垃圾，碎布头、纸片，瓶子――人们在旅行中随手扔掉的。调查员们经常发现很难，或者说根本不可能鉴别出和罪犯、受害人相关的证据。在这起案子里，他们找出了一大堆垃圾，而且根本没办法确认哪些是属于被害者，哪些是属于凶手的。

这具尸体几乎只残留下一副骨架。夏季的高温和暴雨加速了尸体腐烂的过程。这尸体在树林里恐怕呆了有两周到一个月的时间。 它看起来象是个女孩子，但是罗斯托夫民警的失踪人口报告中并没有符合这个尺寸的。解剖会对其进行进一步分析。

几天之后，解剖报告出来了，认为它与“窄林谋杀”有关联。和其他受害者一样，它的眼窝处也有刀伤痕迹。解剖还发现了其他一些东西。受害者的脸和牙齿显示患有唐氏综合症畸形（译者注：唐氏综合症(Down's Syndrome)也称先天愚型或21三体综合症是由于染色体畸变所致的先天性疾病。）不管他或者她是谁，受害者很明显是一名弱智。

大部分患有唐氏综合症的孩子，鲍洛科夫知道，都会被送去特别寄宿学校，在苏联社会――这一点比西方更甚――很少有父母有能力应付患有唐氏综合症的孩子，他们也不适合放在公共学校里与普通孩子一起接受教育。于是鲍洛科夫指示当地民警检查一下该地区的特别寄宿学校。

九月的早些时候，他得到了他想要的结果。沙克提市一名叫以瑞娜•顿恩科娃的十三岁少女在九月一后学校开学时并没有返回班级。鲍洛科夫将她的照片、牙医记录连同头骨和牙齿照片一起送到莫斯科内务部的实验室，鉴定结果很快就出来了，森林中的尸体就是以瑞娜没错。

她名义上是和她姐姐一起住在沙克提市，但是这个家庭名存实亡。以瑞娜的姐姐一直有轻微的精神障碍，靠社会福利为生；她和很多人睡过觉，那些男人把她从火车站、商店或者街头带走，并与其发生性关系。另外一个姐姐因违反禁止传播性病的法规而被送进了监狱。无所依靠的以瑞娜在假期里就整天乘坐着火车和公共汽车四处游荡。当她失踪后，她姐姐并没有报警。

只有杀害她的凶手对她给予了足够的关注。以瑞娜是这一系列凶杀中的第六名受害者。

但当以瑞娜的尸体身份被确认的时候，鲍洛科夫和他的同事已经发现了第七具尸体。在8月28日，一名倒垃圾的人在位于罗斯托夫机场不远的奥德综尼基德泽村附近发现了这一具尸体。他从村子走出来，路过一个喝啤酒的凉亭，转下一条土路，朝着树林走去。在一处靠近荆棘丛的小浅沟里，他看到了尸体。尸体面朝黄土，身上大部分软组织已经腐烂，只剩下一点点残留在背部和大腿上的。解剖发现，尸体的胸口被刺了九刀，而左眼窝处则有两处刀痕。案发现场距离发现以瑞娜尸体的地方只有两公里远。

但是，这一具骨架是个男孩子。人口失踪报告里有一名名字叫伊万•古德科夫的八岁男孩，来自罗斯托夫顿河对岸的巴坦斯科地区，失踪于9月9日。其特征符合尸体尺寸。

当尸体被发现时，鲍洛科夫正在新沙克提斯科市忙于调查以瑞娜的身份鉴定。古德科夫家人的讲述令鲍洛科夫想起了娜塔丽•斯托马奇诺科。伊万在暑假时离开了学校，整天都在他祖母的监护下。有时候他会在午饭的时候去看在罗斯托夫的恩格斯街一个商店里当售货员的妈妈。在9月9日，这个男孩子坐公共汽车前往罗斯托夫，他再没出现过。

古德科夫是八月份以来在罗斯托夫地区发现的第二具孩子的尸体，于是检察院和民警局成立了一个新的、更大规模的特别调查组，调查组包括十六名成员，总部设在罗斯托夫，主管为监察员亚里山大•瑞雅波科和探员瓦来里•拜克莱米切夫。这迫使他们重新检讨以往的调查理论。一方面，伊万•古德科夫的案子和以前几起凶杀确实有联系，他们的身上都有很广泛的伤口，而且眼窝处都留有刀痕，尸体全都被遗弃在林中。

另一方面，凶手会把男孩和女孩都当做目标吗？据鲍洛科夫所知，连环杀手一般只针对男性或者女性，很少针对两者。是否可能是两名杀手？同样用刀，同样是虐待狂，同样在这一区域活动。

在鲍洛科夫能回答这个问题之前，案子取得了出乎意料的进展。九月中旬，当他还在沙克提市忙碌的时候，忽然被召回了罗斯托夫。瓦莱里•拜克莱米切夫――新调查组的副主管――对这个案子有了重大突破。一名叫尤里•卡列尼科的年轻人承认所有的凶杀案都是他干的。

第一章 林中女尸

在一九八二年六月一个阳光明媚的周六，泽普拉夫斯卡亚村一名叫吕波芙•比尤卡的俄国女孩离开了她的家去买香烟、面包还有糖。她再也没有回来。

吕波芙刚满十三岁，但她仍旧只是个瘦小的孩子。她有一头亮棕头发，剪的又直很短，丰满的脸颊，狮子鼻，还有一双分的很开的可爱灰眼睛。她很健谈，对人友好。她的一个叔叔说她有点单纯，但是她在学校的成绩是中等。不管怎么说，她将来注定是要跟她妈妈一样，在当地集体农场里和一群肥硕疲惫的妇女一起照料葡萄、牛、鹅和猪的。

一些在泽普拉夫斯卡亚的农民住在平房里，这种平房有木制百叶窗、漆成橘色或者蓝色的壁炉、尖桩篱笆、整洁的菜园，可能还有些肥母鸡在路旁啄食。也有几个人拥有一辆摩托车或汽车。但是吕波芙的家庭可没这些东西。他们住在一所归集体农场所有的混凝土房子里，房子坐落在一条尘土飞扬的小路尽头，被杂草和灌木丛包围着。当吕波芙被差使出去办事的时候，她就沿着这条路走上七十五码，转上一条主路，驱开偶尔碰到的农场鹅群；如果她听从她母亲的警告不去搭乘便车的话，那她就会在路边等那种开起来浑身乱颤的肮脏小巴士，它会沿着这条路一直开到顿斯科城。

顿斯科城以流经城边向东而去的辽阔顿河而得名，城里有距离泽普拉夫斯卡亚村最近的购物商店。顿斯科城有五千左右的人口，主要为苏联第十五发电厂工作，城市南端矗立着三根电厂的大烟囱。从泽普拉夫斯卡亚村过来的巴士会停在距离电厂约一公里远的转盘处车站，转盘前立着巨大的红色牌子，上面画着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的肖像。从这里开始，有一条人行道通向城里一栋五层的宿舍楼，再过去则是一尊列宁雕像和文化中心，后者画满了歌颂苏军在二战中英勇事迹的壁画。雕像的对面是一间没有标识的小商店，里面卖些伏特加、便宜的酒和香烟。这条路再走下去一点，是一个家名字叫“黎明”的杂货店，里面通常会卖一些鱼罐头、长面包、几只鸡还有大量手工制作的捕蝇纸。夏天的时候，店门口经常坐着半打裹着头巾的农妇，她们坐在小板凳上，番茄、青椒和胡萝卜就摊在她们前面的报纸上，用来诱惑那些在商店里买不到东西的人。顿斯科城的初中就在街道转角处，一个杂草丛生的足球场后面。

当吕波芙的妈妈派拉吉晚上从牛舍回来的时候，发现吕波芙仍旧没回到家里。她以为她的女儿也许去走亲戚了，很可能是去看她住在科瑞维扬卡的外婆，那个村子沿着路走过去要五公里远。派拉吉，一个粗壮结实的妇女，有很多兄弟姐妹或者表亲住在邻近的村子里。她的父母在有了两个孩子以后就离婚了，她父亲再婚并又有了三个孩子，她得照顾最小的那个。后来她也有了自己的三个孩子，一个叫娜德达，另一个叫瓦娅，后者在幼儿园时因感染细菌而死；最后一个则是吕波芙。她小女儿的消失带给她的烦恼多过警觉。当吕波芙去走亲戚时，她应该让她妈妈知道才对。因为吕波芙的外婆家没有电话，派拉吉需要亲自去一趟科瑞维扬卡村去确认。她决定等到天亮再说。

到了周日，她坐着巴士来到她妈妈的住处。吕波芙并不在那里，而且不在派拉吉的继母家，也不在住在塞米卡拉考斯科的她姐姐那里。派拉吉整个周日都在徒劳地给亲戚打电话。到了周一，更加担心起来，她走到吕波芙的学校，希望她在学校的朋友也许曾经见到过她。但是孩子们都在谈论他们的期末考试，校长不让她找他们谈话。最后，她万般无奈，就打了电话给她同父异母的兄弟尼古拉。

做为一个科瑞维扬卡农夫的孩子，尼古拉•派却夫做的相当不错。他是一名大尉，任职于新切格斯市民警局的侦探班，该市是距离顿斯科城最近的城市。以苏联的说法，警察就应是民警，他们是一群暂时充任治安工作直到国家灭亡的公民罢了，只有资本主义社会才有“警察”那种东西。尼古拉三十一岁，比派拉吉小九岁，她对他来说与其说是姐姐倒更象是母亲。在他年轻的时候，他练习拳击、减肥，象一个建筑工人一样工作。他是个强壮英俊的小伙子，兴趣广泛。他的手臂和手上都刺着纹身：右手指关节上刺的是“瓦拉”，那是他的妻子；左手指关节上刺着扑克牌的四种花色。他有着修剪的很整齐的茂密胡子，已经有点发灰，自从前几年他的皮肤状况不允许再剃须，他就一直蓄胡须到现在。于是新切格斯市的人送了他一个外号，管他叫“胡子”。

当他听到他的侄女失踪，他得到许可后立刻开着一辆民警局的车前往二十公里以外的顿斯科市去帮助他姐姐。派拉吉所知也不多，她回想起来吕波芙出去时候穿的是白凉鞋，薄绿色夏装，她最近的一次照片已经是四年前拍的了，那时候她才九岁。

派却夫拿着照片和衣着描述，开始在顿斯科市四处打听。一名吕波芙的同学，叫尤利•波波夫的男生，告诉派却夫他周六中午的时候和吕波芙一起坐车来的顿斯科市。他们从那个大红宣传牌旁下了车，一起朝市区走了大约一百码，接着他们就分开了。波波夫一直直走了下去，去一家诊所看医生。而吕波芙则转向右边，朝商店方向而去。但是在酒类商店和那个叫“黎明”的杂货店里，没人对照片里的她有印象。那时候是夏季，很多孩子经常被差遣来买东西，他们在商店内外跑来跑去，没人对吕波芙有印象一点也不奇怪，何况那照片是四年前的，她也不住在顿斯科市里。派却夫了解到了一点，经过顿斯科市向泽普拉夫斯卡亚方向去的午后班车，周六是不开的。那里是铁路的尽头。

派却夫有一个怀疑：它们并不是什么好事，所以他没告诉他姐姐。他想象，当吕波芙知道周六下午没有班车回去的时候，她决定不顾派拉吉的警告，搭便车回去。在阳光明媚的六月周六下午，路上的车辆会很多，它们多是从新切格斯或者沙克提之类的地方开过来，顺着这条路一直开到顿河边的某个小地方。她也许搭上了谁的车，然后被邀请去野餐或者游泳什么的，接下来，就不知道什么事会发生在她身上了。民警局在顿斯科市与顿河之间的公路与野地进行集中搜索，他们什么也没找到。

两星期后，六月二十七日，一个叫S•A•帕鲁卡哈的顿斯科市中年男子出来寻找合适的篱笆材料，他走进位于一片玉米地和“顿斯科―泽普拉夫斯卡亚”路之间的一片狭长树林中。俄国有上千片类似这样没名字的森林区。苏维埃城镇的规划者们让这些树林自然生长；他们认为在一个工人阶级的国度，人们不应该象帝制时期一样挤在城市贫民窟或者村庄。他们管这种森林叫“窄林”，一个混合了“森林”与“狭长”两个单词的说法。但是就象是很多布尔什维克的实验一样，“窄林”并没象规划者们预期的那样成长。这种狭长地段成了所有人的地方，不属于任何一个人。人们总在这里倾倒垃圾。那个夏季，在顿斯科市车站马克斯-恩格斯-列宁巨大的宣传牌后，就有一大堆垃圾。就算没有垃圾，这种窄林也是脏乱不堪无人照料，从单位去商店或者回家的疲惫人们经常横穿窄林，踩出一条小道，将窄林一分而二。这片“顿斯科―泽普拉夫斯卡亚”路边上的窄林有五十五码长，一条同等长度的肮脏小路贯穿林区，就好象是一条脊椎一样。

在一棵细高橡树附近的矮树从中，帕鲁卡哈看到了被一堆散乱的垃圾掩盖着的白骨与肌肤。 他立刻变的警惕起来，并走的更近一点。这是一具人类尸体，几乎完全腐烂了，一束黑湿的头发从头盖骨上挂下来。他离开树林然后立刻赶到只有四分之一公里远的顿斯科市民警局，并且报告了他的发现。

尸体全裸，俯卧，头转向左边。手被抬到肩膀高度，暗示被害人很可能临死前拼命抵抗什么人。膝关节半伸，大部分肌肉已经消失了，但还有部分棕黑色的皮肤留在大腿、头盖骨和手上。 头发的长度和耳垂的耳洞表明了被害人的性别。

尸体的情况明白无误地表明这是一起谋杀。两根肋骨被刀子切开，近一步的解剖还发现身体上起码有22处刀伤，其中包括几条在眼窝处的伤痕，表明受害人的双眼曾被凿挖过。凶手的刀子还在骨盆部位留下了痕迹，看起来他、或她，将受害者的生殖器官切掉了。

当地民警局立刻想到了吕波芙•比尤卡，他们叫来在顿斯科的尼古拉•派却夫。他在尸体被移走前赶到了。这次他认为这具尸体不是她姐姐的孩子。头骨上的头发比他侄女的要黑， 非常黑，就好象是染发一样。这具尸体的腐烂程度是如此之严重，它在森林中至少已经躺了六星期。而吕波芙•比尤卡则是两周前失踪的。

顿斯科市民警局在现场多呆了一两个小时，以便让另外一个到访者，米克黑尔•费提索夫少校，进行勘察。他刚刚被任命为罗斯托夫地区的刑事部门主管，是这个拥有三百万人口地区的侦查最高长官。

一般来说，在森林里的一具尸体并不值得惊动罗斯托夫-顿河流域民警总部中象费提索夫少校这种级别的人赶到。凶杀在罗斯托夫几乎是属于日常事件。虽然统计数据都被封存以证明凶杀是资本主义社会才有的现象，罗斯托夫地区每年仍旧有四百余起凶杀案件。侦查主管不可能关注每一件具体的案子。但是费提索夫新官上任，他打算走访尽可能多的地区部门，来评估那些将与他一起工作的人，并确立一个勤奋的榜样。在特殊情况下，他也可以花上一周时间在凶杀现场，睡在当地民警局的桌子上，跟那些当地的探员一起分享食物和香烟，并对调查的第一阶段进行监督指导。政治上来说，费提索夫对于训练和指令有着比较常规的看法，但他身为执法部门的长官，又是一个变革者，他是那种将职业作风带入侦查领域的一代人中的典型代表。

他对于俄国民警的平均能力究竟如何知根知底。他出生的地方距离顿斯科市不远，就在沙克提市，他是个矿工的儿子（沙克提的意思就是煤矿）。在那些日子里，赫鲁晓夫命令苏联所有的孩子，无论多么地天赋异禀，都要参加一些工人的培训。于是费提索夫高中毕业后就去做卡车司机和推土机手。他后来又在工厂做了一段时间，直到他参加苏联军队。费提索夫粗矮结实，身强力壮，双手灵巧。他成为了一名军队中的拳击手，而且得过查卡苏斯军区的中量级的冠军。他在军中的一个伙伴的姐姐在刑事调查部门工作，她总在信里描述那些最有意思的刑事案件。费提索夫于是开始考虑是不是当一名探员。

当他在1967年从军队退役后，费提索夫发现地区民警局是个很适合实现他理想的地方。在勃烈日涅夫时代，内务部和民警局互相监察对方，两边名声都不怎么样。民警局部长施霍科夫的廉洁程度声名狼藉。当1982年勃烈日涅夫死的时候，他宁愿选择自杀也不愿面对针对自己财产的审查。在勃烈日涅夫活着的时候，施霍科夫则是无所顾忌，部分原因是由于他的副手就是勃烈日涅夫的女婿由利•楚巴诺夫；后者也热中于中饱私囊。结果上行下效，几乎每一个俄国司机在开车时携带着一瓶伏特加，以便在超速被抓时可以贿赂民警局的警察。那些抗议在大城市里农民商店的产品价格太过昂贵的人们怀疑，乔治亚州的垄断商或者阿塞拜疆黑手党和民警局的人私下有交易，以确保当他们干掉那些潜在竞争者以确保自己垄断地位的时候，民警局能够睁一只眼闭一只眼。民警的所作所为确实配得上这份工作的“声誉”。

结果，民警局不得不从集体农场找人手来填补高中程度的民警离职留下的空白。即使是费提索夫的亲属，也认为在家族里出现一名民警实在是一件丢人的事。他们觉得他去煤矿会更好一点。

做为一名拥有高中教育程度、拳击冠军头衔和驾驶执照的人，他有足够的资本对民警局要求些什么。他要求他们立刻将他升到探员级别，并着便服工作。民警局勉强同意了。

在这群没受过什么教育的“正直”人们中，费提索夫一直平步青云。到1982年，他已经通过了两项高级学院培训课程，其中包括相当著名的内务部莫斯科训练学院。他还在沙克提市大学进修过经济课程，以便能更好地调查白领阶层的罪犯。他曾经做过沙克提市的地方民警局部长，还入了党。如果他能顺利完成他的新任务，将会是前程似锦。

费提索夫和派却夫想的一样，他也觉得这尸体在树林里起码已经有一个月了。他下令查阅一下失踪人口档案，看是否有其他失踪者和这具尸体的尺寸与性别相吻合。他召来在沙克提民警学院的学员，一起协助当地民警对这一地区进行一次彻底的搜查。

第二天，负责搜索的民警学员在灌木丛中发现了一只白色凉鞋和一个装着一包“纳沙马卡”香烟的黄色手提袋――这牌子正是吕波芙打算去买的香烟牌子。于是一切关于尸体的疑问都烟消云散了。三天后，尸体进行了一次正式鉴定，其指纹与从采集自吕波芙课本上的指纹完全吻合。法医说顿斯科六月份的大雨与高温可能加速了尸体腐烂的程度。毫无疑问，大雨将一切可能的证据都冲走了，凶手可能已经离开。他们找不到指纹，找不到线索，也找不到那女孩的裙子。

尼古拉•派却夫试图控制自己对杀害侄女的凶手的愤怒，他太容易冲动。派却夫的上司让他离开调查组，免得做出什么冲动的事来。于是他去泽普拉夫斯卡亚村将这个发现告诉了他姐姐，并建议她最好别去亲自看看，她同意了。

尸体和其发现地点带给了费提索夫、派却夫和其他探员好几个疑问。他们能提出一个合理的解释来重现这个女孩是如何被带到案发现场。那里距离通往泽普拉夫斯卡亚村的小路只有十码远，距离卖酒的店铺只有五百码远――那包香烟证实她确实去过那家店了。因为当天没有巴士，于是她决定沿着路步行回村子，然后在路上遭到了攻击。

但是谁攻击了她？为什么？俄国凶手一般分为两种类型。几乎一半的凶杀都是因为凶手饮酒过度，进而针对自己的亲戚和朋友发狂并施以暴行。

在吕波芙的案子里，就象任何针对年轻女孩的谋杀案一样，她的父亲是首先被怀疑的对象。但是她并不认识她父亲，维克多•马可西姆维奇•比尤卡。在她出生的时候，她父亲终日酗酒，并与她母亲争吵，还第十五次刺伤了她。结果他被关到了罗斯托夫-顿河地区的监狱，被判将近十五年的徒刑。

派拉吉和他离了婚，并重新使用她的娘家姓：派却娃。 她1982年和一名在苏沃克兹仓库工作的男子尼古拉•扬瑞米同居。 吕波芙管扬瑞米叫继父。他爱吸的香烟品牌就是“纳沙马卡”。于是他也顺理成章地被列入嫌疑名单。不过吕波芙失踪那天，他呆在苏沃克兹，并有证人证明这一点。

另外一种俄国凶手，30%到40%左右，是预谋杀人。很有可能凶手为了偷什么东西，才有预谋地将被害者杀死。但是这也不合乎常理，那个女孩身上只有一点钱，并不值得凶手为了偷取而杀人。凶手把香烟留在凶案现场，可能是打算混淆警方的视线。他也许并不吸烟。

还有，他是如何在无人注意的情况下杀死她的？很多人每天都走这条路；即使是主路，距离这里也不过七十五码远，路上的人很容易就可以听到林子里的声响。为什么会没有目击证人？为什么凶手会如此卤莽大胆，为什么尸体上会有这么多伤？

她被强奸过了吗？尸体的姿势和失踪的裙子证明这确实发生过。但是本可以做为直接证据的精液已经被大雨洗刷的一干二净。

一个月以后，法医鉴定书做出了回答。尸体的腐烂程度使得无法对死因进行精密的鉴别，但头骨上的伤证明凶手在她身后用刀锋和刀柄进行攻击。很有可能，凶手在她毫无防范的情况下先以刀背将其击晕在地，然后再刺杀了她。这就可以解释为什么民警连一个听到求救声的路人都找不到。对凶器的描述并没什么意义，那是一柄未知尺寸的单刃刀。

这件案子被列入了档案，奥卡德亚伯斯基地区--罗斯托夫--编号6181。在费提索夫回罗斯托夫之前，他对派却夫和其他当地民警进行指导，以便叫他们知道如何应对此类既无目击证人也无实际证据证明凶手身份的案子。他们拟定了一份侦察方向列表。基本上列表猜想是一名凶手尾行或引诱一名十三岁女孩在白天进入树林，并用刀捅了她二十二次。

在列表的顶端，他们把受害者的亲戚放到那里。虽然女孩的父亲和继父都已经被排除涉案，但侦讯亲属是标准程序。即使它不能查出凶手，也可提供关于受害者朋友或者其他联系的情报。在列表的下一部分，则是顿斯科市有性犯罪前科者的名单。接下来，是女孩的朋友，以及这个地区所有性异常者名单。最后，他们决定清查一下少年犯。

关于死者的交往调查发现了一条线索。吕波芙的大姐娜德达有一个名叫V•I•古本克的朋友，曾因偷窃而入狱。他跟吕波芙很熟，在监狱里还给她写过信，说当他出来以后想见见她。他自己没可能会犯罪，但也许他把她的名字告诉了另外一个狱友，也许那个人是个对年轻女孩有兴趣，并且有暴力倾向的家伙。

另外一条线索则也产生了一名嫌疑。维拉迪米亚•佩切提萨，三十四岁，曾强奸过一名女政治老师。他也曾被指控试图侵犯她妻子的母亲。他现在就居住在顿斯科市附近。在凶杀案发那天，他去了顿斯科市的诊所，因为他犯了肺结核。当探员们对他进行了深入调查后，发现他有给自己做刀子的习惯。

正式的调查报告中对民警针对佩切提萨调查时所使用的方法和办案风格轻描淡写。一则报告说，尼古拉•派却夫独自进行了盘问。但后来他拒绝承认自己如此做过。但自从斯大林时代以来，苏联的盘问风格就没怎么变过。民警知道如何施加肉体上的压力，知道如何殴打一个人而且不留下伤痕。嫌疑人通常还得不到律师的协助。

佩切提萨在他早年犯罪的时候，已经领教了这种盘问方式， 因此他似乎是无法承受在吕波芙案中审讯带来的压力。根据罗斯托夫民警总部的报道，当他知道他是一名嫌疑犯后就上吊了。

“也许那只是因为他病了；也许那只是因为他没办法和他妻子生活在一起。”派却夫会说。

俄国的每一次大事件，都会产生很多附带的牺牲者。彼得大帝在靠近芬兰海湾的冻土地上建起了他的首都圣彼得堡，并因此死了成千上万的人；斯大林为了建设共产主义付出了几百万人的代价。 追捕杀害吕波芙凶手――虽然费提索夫和派却夫当时并不知道――后来也变成了很大规模的事件――而佩切提萨则是第一名附带的牺牲者。

佩切提萨死后，整个调查缓慢下来。这在苏联社会并不罕见。 在工厂，在政府机构，或者集体农场， 一切行动都被计划好。很少有人会对此产生异议，当然也不会有人主动去干。在10月，刑事探员A•P•卡拉普诺夫向罗斯托夫市费提索夫办公室提交了一份关于吕波芙案的报告，其中指出――勃烈日涅夫时代的官僚措辞相当有个性――“目前关于本案侦破方面的实质工作并无进展，民警局的领导能力所起到的作用似有不足。”

没有什么外部压力让民警局工作多卖些力气。当地报纸和广播仅仅报道了他们被告知的信息，一则简短的声明被发布，说官方正在寻找在六月十二日下午曾看到过吕波芙的目击证人。她的邻居和亲属当然知道她被谋杀了，但是他们没什么影响力，这件案子并没传到顿斯科以外的地方去。

到了秋季，新的压力出现了。在九月二十日，一名铁路工人在靠近沙克提市火车站、顿斯科西北二十二公里左右的地方步行，他发现在铁路旁的树林中有一具骨架。解剖表明说这具尸体被弃在树林中至少六星期或者更长时间。尸体全裸，俯卧，双手放在头的两侧，双腿分开。骨头显示有很多刀伤，包括在眼窝处的几处痕迹。但是尸体已经无法辨认，只知道是一名未成年女性。它的尺寸和性别在该地区的失踪人口档案中找不到相匹配的对象。

十月二十七日，在沙克提市以南十公里远、顿斯科市以西十五公里的一个军营附近，一名士兵进入树林伐木，他被一具女性骨架绊倒。尸体俯卧，全身被垃圾覆盖着。这具尸体也显示有刀伤的痕迹，尤其是胸部。和沙克提市附近的那一具一样，这具尸体没有在失踪人口记录里找到匹配的人，它的身份也无法确认。

而且，这具尸体的眼窝也有刀伤痕迹，和吕波芙与沙克提市附近发现的尸体一样。

三具女性骨架，都被发现于林中，都在眼窝处有刀伤，这要求民警局更加积极的应对。十一月份的早些时候，费提索夫少校组织了一个特别工作组，包括十名探员，以罗斯托夫民警局为基地，负责侦查这三起案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