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原创】周秦引弓之族 -- 狂草舞茅
家园 为啥我明明看到周公下了，进来后却发现没有了呢？ 难道我眼花啦？还是出现幻觉了？谁告诉我怎么回事啊？
家园 花 家园 讨论 任何制度之实施，必然是因应当时社会的生产力。中国的中央集权制度之所以越来越强，就是因为各地生产力水平越来越高，地方力量越来越强造成的。
汉朝对太守的充分授权是因为当时的经济中心就在中央政府所在地的关中和河南。这两个地方的财力、人口等各种资源都超过其它地区。汉朝在军事上也是实行强干弱枝政策，国家的武装力量主要地集中在京师，此外就是边军的力量也较强。州郡根本没有什么武装力量。
汉武帝迁天下豪强于长安，彻底根绝了地方势力的崛起。
唐朝不同，当时中国经济中心东移，关中衰落，已无法维持中央政府的运转。更无法和新兴地区抗衡。河北的崛起，江南的开发，地方拥有了对抗中央的资本。唐政府对全国的控制力已达不到汉朝的水平。中、晚唐藩镇割据，为祸最盛的是河北诸镇。原因就是河北经济实力的强大。
宋朝的办法就是为了增强中央的财力，控制天下财富。
明朝在南京搞了个副都，江苏被划为南直隶，直属于内阁。清朝的两江总督排名直督之后，是天下第二督。江苏省是全国唯一一个有两个布政使的省。其目的都是为了加强对这个全国最富庶地方的控制。
北宋在北方无立足之地，西晋不也没有？
在生产力普遍发展的同时，中国的教育普及度也越来越进步。
汉末豪强之所以能成事，除了经济实力，就是当时教育普及，人才鼎盛。东汉是中国儒学大发展时代，造纸术的发明大大推动了文化教育的普及和发展。生产力的进步也让更多的人可以脱离生产专于学问。中国知识分子就形成于东汉，并在东汉末年的天下大乱中作为一股新兴政治力量登上历史舞台。
隋朝开启的科举制度为知识分子开通一条通往中央政府的道路，这实际上是中央和地方豪强抢夺人才。因为不搞科举，知识分子没了上升通道，就只能投靠地方豪强。现在搞了科举，知识分子可以白衣卿相，天下人才尽入吾觳中。此消彼长下，地方势力就被削弱。
周朝亡于分封，故始皇代之以郡县。这是一个中央和地方博奕的轮回。而从汉朝到明清，又是一个轮回。
改革开放之后又是一轮新的博奕。
通宝推：铁手,慧诚,- 复 讨论
家园 有个小错误 汉代的边兵实力相对来说是不强的。汉政府不仅避免了地方军事力量的强大，也避免了边兵的强大，汉军几乎所有的精锐部分都部署在京师周边，这就使得每一次汉军对匈奴的反击都要经过一番国民动员，调动中央的精锐部队和相关战线地区的边民，战争大了，就要全国动员。战争完了，就会兵权收回。可惜的是，这一措施仍然不能阻止汉政权落到军人之手，掌握京师重兵的大将军往往成了实际的摄政王。
国家与地方争权的确是中国数千年来的大问题，每朝每代形成的原因各有不同，但每朝每代总会出一个败家皇帝就会把皇权巩固的大好局面打掉，在汉是汉武帝是废长立幼开始，权力开始有外戚把握，乃至于外戚做大，最终至于新莽代汉。在东汉从光武开始就把权力分给了众重臣，从那时候开始就没收拾掉地方能做大的基础，以至于汉末地方豪强并起。在唐是从唐明皇开始，把以往皇权独大的局面亲手打碎，以至于安史之乱，军阀割据，后世子孙想改发现中央太弱，无力回天了。在宋，从杯酒释兵权开始，地方是没威胁了，可惜做的太早，天下还未定就开始废兵，结果就是大门被人掌握，最后失于外患。元明清解决的不错，终于承平日久，抵不住农民的暴动和革命者的革命。
说地方和中央的关系，我的看法是中央集权是有必要的，但是不能统的太死，要留给地方一点回旋的余地，同时也要警惕中央内部的野心派。地方权力不能过大，尤其财权不能过大，大到能控制整个地方独立的时候，问题必然出现。我有个想法就是中央作计划，做统筹，然后派员到地方去执行，一级级的派，执行好中央的政策就高走，执行不好就走人。但这个方案有个前提是，中央要做大量的实地调查，做的每一个计划都能符合实地情况，能让去的官员做事不遭当地人恨，而不是一刀切，不顾当地人的感受。问题是这些合格的调查者哪找去？所以这方案只能是搁浅。
至于你说到的人才问题，以其说是中央和地方再争夺，不如说是各个地方家族在争在中央和地方的话语权，中国的实权在很多的时候是掌握在地方大族的手中的。
- 复 有个小错误
家园 有些异议 大将军并非军人，窦武陈蕃政变根本动员不了几个兵，最后被宦官翻盘，便是明证。
卫青之后，这个职位，就变成了皇帝的代理人，而非军职。
或者说，此时已经代替皇帝执掌朝政了。这个职位，开始在武帝朝只是架空了丞相，然后武帝去世后，便成为了年幼君主的监护人兼代理人，此时已经是“假皇帝”了，王莽的这个职位实在是名至实归。
另外，老兄说光武帝把重权分给了大臣，实在是不明白，史书评论都在讲光武帝架空三公，最讨厌的是功臣参政和三公握权。不知老兄的观点和依据从何而来？能否具体讲讲？
- 复 有个小错误
家园 是相对于州郡而言 如李广长年在北方抵御匈奴，其手下军队的战斗力应该是不错的。
中央和地方争权，历朝历代的表现形式虽然不同，但其根本原因是相同的。即中央和地方实力对比发生变化。当中央力量强大的时候，皇权自然稳固，当地方实力崛起，中央衰落的时候，国家自然不稳定，动乱只是在等一个机会。
外戚实际上是皇帝有意识扶植，作为皇帝在外廷的代理人和百官对抗。百官代表的是地方大族的利益，外戚代表的是皇帝的利益。皇帝以外戚压制百官，就可以保证皇帝的意志能被贯彻下去，保证皇帝能控制朝堂，保证大权不旁落于异性。这是因为外戚的权力完全来自于皇帝，在理论上皇帝死了，外戚也完了。从血亲上讲，外戚是皇帝的母族或是妻族，是仅次于宗室的血缘最近的人。宗室会威胁皇位，不能使用，那么只有用外戚了。所以虽然发生了新莽代汉的事情，但东汉政府仍然重用外戚，其道理就在于此。
其实就两汉而言，祸国殃民的外戚还是少数，大多数外戚是很称职的。
唐朝就算没有安史之乱，也会有其他人作乱。
明清的稳固主要得益于朱元璋的制度设计，以及自宋以来建立的财、兵、民、文、武分离的制度。其次是大运河。前者实现各种权力的相互直衡，后者确保中央政府能牢牢控制住天下财富的中心。还有就是科举制度的完善，在帝国建立其一支职业文官队伍。最后就是门阀士族彻底灭亡，中国成为一个由无数自耕农、中小地主组成的国家。
隋文帝创建科举制度的初衷当然是搜罗人才为朝廷所用，防止人才遗漏于野。但一项制度建立后，自然是上有政策、下有对策。地方大族不甘心丧失权力，肯定会琢磨如何使这项制度有利于我。这就是博奕的结果。
但科举制毕竟打破了大族的权力垄断，寒士得以登上庙堂。建立了一支只效忠于皇帝的职业文官队伍（至少在理论上，且实际效果也令人满意）
通宝推：落木千山,铁手,
家园 3、周公（上） 不见首尾的纵队缓缓行进在伊、洛之间的原野上。
这是一支大获全胜的归师，却听不到嘹亮的凯歌，也见不到年轻武士们‘超乘’--从战车上敏捷地跳下跃上，以示勇武。征夫们的疲惫，映衬着卿士们掩饰不住的忧惧，几乎夺去了全部胜利喜悦。傍晚下起了细雨，队伍就在旷野上扎营，多数甲士没有帐篷，就蜷缩在战车下，裹紧早已朽烂褴褛的衣袍，在凄风冷雨中瑟瑟发抖。
不知何时，一位征夫抑制不住对家乡的思念，轻声吟唱：
我徂东山，慆慆不归。我来自东，零雨其蒙。
我东曰归，我心西悲。制彼裳衣，勿士行枚。
蜎蜎者蠋，烝在桑野。敦彼独宿，亦在车下…
宿营地中有许多拖家带口的俘虏，听到《东山》，也唱起了哀婉的《破斧》：
既破我斧，又缺我斨。周公东征，四国是惶。哀我人斯，亦孔之將…
不知不觉，这样艰苦的日子已经是第三年了。三年期间，周师平定了商纣的儿子武庚与文王的三个儿子管叔、蔡叔、霍叔的联合叛乱，又趁势东进，击败了奄、薄姑、徐戎、淮夷、熊等殷商盟友。周公姬旦在军中听到歌声，辗转反侧，想起了许多往事。
60多年前，周公的祖父季历讨伐余吾戎，向商王文丁献俘。文丁嘉封季历为“牧师”，即地方伯长，专征伐。季历后来又征始呼戎、翳徒戎，再次向文丁献捷。文丁却突然下命囚禁季历，季历死在狱中。
50多年前，季历之子姬昌接替王位。姬昌就是大名鼎鼎的周文王。商王文丁之位由帝乙继任，帝乙见江淮之间的夷族屡次反叛，为了避免东西两线作战，帝乙对西周采取了容忍政策。因而，姬昌得以一方面恭行仁义，招致贤才，另一方面继续以‘牧师’的名义专征伐，借口讨伐殷商叛国，拓展势力范围。帝乙去世后，帝辛（纣王）继承王位，深忌西周的强盛，于是囚姬昌于羑里（音yǒu）七年之久。此间，纣王持续用兵东南，讨平了夷族，使华夏势力拓展到江淮，但殷商自身也付出了沉重代价（《左传》称“纣克东夷而损其身”）。文王囚禁期间，写下《易》。传说文王长子伯邑考前去营救，反被纣王剁为肉馅，逼迫文王亲口吃下去，文王获释之后，张口吐出3只小兔子，分别是伯邑考的三魂。正史则记载，周臣闳夭、吕尚营救，贿赂权臣，献‘有莘氏美女’、‘骊戎文马’。纣王见文王无异志，又高兴东夷渐平，于是释放了姬昌。
但此时的姬昌，身负杀父害子之仇，已决心和殷商决裂。文王出狱后，在即位第43年改元‘受命’。文王共在位50年，他在最后7年中做了6件大事：第1年调解虞、芮边界纠纷。虞（今山西平陆）芮（今山西芮城）都是殷商在西方的属国；可是他们不找商王裁决，求文王审断。但到了周国，却看到“耕者让其畔，行者让路”，羞愧之下，两国自行化解了纷争。第2年伐犬戎，第3年攻密须（今甘肃灵台），迫使戎族或进贡、或中立，解除了北边和西边后顾之忧。第4年“西伯戡黎（今山西黎城）”，第5年伐邗（今河南沁阳）。讨伐黎、邗实际已构成了对商都朝歌直接威胁。第6年灭崇（今陕西户），将周都东迁至沣（今陕西长安县沣河西岸）。接着又向南扩展势力到汉水、汝水乃至长江流域，形成了“三分天下有其二”的形势，殷商已处于极端孤立的境地。
受命第7年，文王去世，临死前嘱咐次子姬发（武王）早图灭商。姬发既以灭商为志，乃不敢称王，而自称太子发，继行文王年号。
受命第9年，即姬发即位后2年，西周奉文王神位，进军孟津，不期而会者800诸侯。武王称天命未知，撤兵。
受命第11年，武王见纣王已杀死叔父比干，囚禁另外一个叔父箕子，认为时机已成熟，以太公望为师，四弟周公姬旦为保，联合庸、蜀、羌、髳、彭、濮等部族，率革车300乘，虎贲3000、甲士45000人，进攻朝歌。战于牧野，商军大败，纣王自焚于鹿台。武王封比干墓，释箕子，广散商朝积蓄于天下。根据‘灭国而不绝祀’的传统，封纣王之子武庚禄父于殷都，并封殷都以东为卫，殷都以西为鄘，殷都以北为邶，命管、蔡、霍三叔监管，以防止殷商遗民反叛。
小邦周征服了大邑商，带给武王的，却是巨大的思想压力。武王回到豳地，召来九州之牧，登上公刘多次登临的高地，眺望殷商的方向。回到镐京，武王白天黑夜都不睡觉了。四弟姬旦赶忙来见，问为何不睡觉。武王说，上天不眷顾商朝，也不过是近60年的事，现在殷郊已是麋鹿成群，害虫遍地了。上天不再眷顾商朝，我们才有今日。但殷商初建时，从有贤德的氏族中选用三百六十人，至今天殷商虽不再显赫，但也未可忽视。我们周朝国运尚未确定，我如何敢睡？
原文：武王至于周，白夜不寐。周公旦即王所，曰：“曷为不寐？”王曰：“告女：维天不飨殷，自发未生于今六十年，麋鹿在牧，蜚鸿满野。天不享殷，乃今有成。维天建殷，其登名民三百六十夫，不显亦不宾灭，以至今。我未定天保，何暇寐？”
武王找不到长治久安的办法，于是去问殷商三仁之一箕子。但武王开口便问殷商灭亡的原因。箕子则不愿说殷商坏话，只是泛泛谈了些国家兴亡的大道理。武王也意识到失言了，很后悔，就改问天道。语在《书.洪范》中。
武王不久带着遗憾病逝了。根据武王遗命，立嫡长子姬诵，周公辅佐摄政。周公抱成王在膝上朝见诸侯。
天下许多诸侯闻风而叛，为首的是周公的三哥管叔和商纣的儿子武庚。
文王姬昌的正妻太姒共生育了10个儿子。长子伯邑考，次子武王发，三子管叔鲜，四子周公旦，五子蔡叔度，六子曹叔振铎，七子成叔武，八子霍叔处，九子康叔封，十子季载。
当时天下初定，国赖长君，如按殷商兄终弟及的继承办法，则管叔应继位。管叔在殷商遗民中耳濡目染，很赞同殷商继承方式，对继承安排非常不满。
殷商遗民则分为两派。主流派拥护武庚寻求复国，温和派则不愿再和西周发生冲突。两派分歧日渐明显，最终温和派数千人追随箕子迁徙至朝鲜，定都平壤。箕子朝鲜存续约千年，传去了先进农耕、织作、青铜技术和礼乐文化，朝鲜服色至今尚殷商的白色。后来，汉武帝伐朝鲜，裂其地为四郡，发现当地居民吃饭用笾豆，方知‘中国失礼，求诸四夷’可也。近代的青铜器考古发现验证了箕子朝鲜的存在。
于是管、蔡、霍联合武庚，密谋反叛。在公开反叛前，先造谣周公姬旦将不利于成王。周公是行事不避责任的人，很高调，所以成王的确产生了疑心，周公辞职避难东国。成王派人搜查周公府邸，不仅未找到周公谋逆的证据，却发现了一个金匮，内有周公愿意以自己之命，换取武王病愈的祈祷册文。成王很感动，流涕请回逃亡的周公。周公随即‘内弭父兄，外抚诸侯’，率师东征三监和武庚之乱。第二年即战胜三监和武庚，诛武庚，杀管叔，流放蔡叔，贬霍叔。随即继续东进，征服多数殷商的旧盟国，直达江淮之间。这次远征耗时三年才完成。
注：有武庚北逃一说。顾颉刚等从《逸周书》中推断武庚反周失败后北奔。《左传》中记周初燕和肃慎（今辽东）之间有殷人的‘亳’。本文采《史记.周本纪》记载的周公诛武庚一说。不管采用北逃说、还是诛武庚说，还是箕子朝鲜说，都认可一个事实：即周公东征后，各族向东、向北大迁徙的历史。
本文开篇讲的，就是疲惫的东征军返乡的一幕。敌人虽然又战败了，但无人知道东方何时再叛，何时又须出征。所以上上下下都未感到轻松和喜悦。
周公同样夜不能寐，苦苦思考着曾困扰武王的问题，即如何‘定天保’？定天保，也就是巩固国运，不仅要以妥善措施统治庞大的国土，还要学会管理人口众多、文化先进的殷商遗族，更需要建立一种体系，把上述举措的效果固化下来，实现长治久安。
周公决定按以下步骤着手。
通宝推：种植园土,strain2,- 复 3、周公（上）
家园 内容上的商榷 “周公是行事不避责任的人，很高调，所以成王的确产生了疑心，周公辞职避难东国。”——这段老兄可能是误解了，不过责任不在老兄，是古人就没说清楚。这事的原文是《尚书·金縢》：“周公居东二年，则罪人斯得。”孔颖达疏：“郑玄以为武王崩，周公为冢宰三年，服终，将欲摄政，管蔡流言，即避居东都。”其实这完全了误解了“居东”的含义，把“居东”当成了避祸，错。
第一，武王去世后，周公摄政，面临武庚和三监之乱，一个负责的政治家根本不可能有闲情避祸，而是要抓紧时间镇压叛乱——周公不能避祸。
第二，周公摄政，实际上就是称王，而不仅仅是宰相。作为大权在握的摄政者，年幼君主的猜疑根本不会影响其决策（参考诸葛亮和刘禅的关系）——周公无需避祸。
其实对于第二点，先秦学者基本都有统一认识，只是汉朝以后，学者们都生活在君主集权制度下，不能或者不敢道出历史事实，只能把周公的位置从事实上的君主降格为宰相，即“冢宰”，才会将错就错认为“居东”是避祸。
其实，考证事实，“居东”很容易解释清楚：周公率军东征平叛，自然是“居东”；而且根据史料，周公东征“一年救乱，二年克殷”，就是说两年内，平定了武庚和三监之乱，把叛乱的祸首制服了，正好和“居东二年，则罪人斯得”的记载严丝合缝。
所以，历史真相应该是：武王逝世后，传言周公将不利于成王（我认为这未必是流言，可能确实有人认为面临艰难局面，年幼成王不足以执政，希望周公能称王），成王肯定听到了这种言论，但是此时年幼无权，无可奈何——这点可以从《尚书·金縢》中得到验证：“于后，公乃为诗以贻王。名之曰《鸱鸮》，王亦未敢诮公。”很快，周公率军东征，即“居东”。二年后，叛乱祸首伏诛，成王也发现了周公为武王祈祷的金縢，于是误会消除。
通宝推：铁手,- 复 内容上的商榷
家园 这个分析有很有道理。我补充一句支持 大秦兄论点。
隐五年《公羊传》云：“诸公者何？天子三公。天子三公者何？天子之相也。天子之相何以三？自陕而东者周公主之，自陕而西者召公主之，一相处乎内。”
这段话是说，天子三公，一公掌管西部，一公掌管东部，一公居内。东西两公称二伯。汉朝学者考证陕县--大概位于汉之弘农郡--是周公、召公分掌天下的地界。
周公就东国，大概是回自己工作岗位了。
不过我猜测周公还是有很大压力的。召公奭(音shi)对周公很怀疑，太公望的态度不清楚。史记记载周公专门向太公、召公告白。如果召公、太公不满，要比成王的怀疑严重得多。
周公乃告太公望、召公奭曰：“我之所以弗辟而摄行政者，恐天下畔周，无以告我先王太王、王季、文王。三王之忧劳天下久矣，於今而后成。武王蚤终，成王少，将以成周，我所以为之若此。”通宝推：种植园土,家园 周公应该取得了召公、太公的认可 如果召公对周公怀有疑虑，后方不稳，周公很难东征。最大可能是周公东征时候，召公署理内政，因为无论资历、威望，当时能让周公安心东出的后方总管，应该只有召公了。
太公后来被封在齐国，得专征伐东方诸侯。可以合理推测，作为周朝当时最杰出的军事统帅，应该是协助周公东征，特别是征服奄、薄姑等东方部族，功绩卓著，正好封在当地，借助其威势以安定东方。
家园 史书记载周公东征前“内弭父兄、外抚诸侯” 关系没有裂缝，为何要去‘弭’？参见《君奭》篇。
召公为保，周公为师，相成王为左右。召公不说，周公作《君奭》。周公若曰：“君奭！弗吊天降丧于殷，殷既坠厥命，我有周既受。我不敢知曰厥基永孚于休。若天棐忱，我亦不敢知曰其终出于不祥。
呜呼！君已曰时我，我亦不敢宁于上帝命，弗永远念天威越我民；罔尤违，惟人。在我后嗣子孙，大弗克恭上下，遏佚前人光在家，不知天命不易，天难谌，乃其坠命，弗克经历。嗣前人，恭明德，在今予小子旦非克有正，迪惟前人光施于我冲子。”又曰：“天不可信，我道惟宁王德延，天不庸释于文王受命。”
公曰：“君奭！我闻在昔成汤既受命，时则有若伊尹，格于皇天。在太甲，时则有若保衡。在太戊，时则有若伊陟、臣扈，格于上帝；巫咸乂王家。在祖乙，时则有若巫贤。在武丁，时则有若甘盘。率惟兹有陈，保乂有殷，故殷礼陟配天，多历年所。天维纯佑命，则商实百姓王人。罔不秉德明恤，小臣屏侯甸，矧咸奔走。惟兹惟德称，用乂厥辟，故一人有事于四方，若卜筮罔不是孚。”
公曰：“君奭！天寿平格，保乂有殷，有殷嗣，天灭威。今汝永念，则有固命，厥乱明我新造邦。”
公曰：“君奭！在昔上帝割申劝宁王之德，其集大命于厥躬？惟文王尚克修和我有夏；亦惟有若虢叔，有若闳夭，有若散宜生，有若泰颠，有若南宫括。”又曰：“无能往来，兹迪彝教，文王蔑德降于国人。亦惟纯佑秉德，迪知天威，乃惟时昭文王迪见冒，闻于上帝。惟时受有殷命哉。武王惟兹四人尚迪有禄。后暨武王诞将天威，咸刘厥敌。惟兹四人昭武王惟冒，丕单称德。
今在予小子旦，若游大川，予往暨汝奭其济。小子同未在位，诞无我责收，罔勖不及。耇造德不降我则，鸣鸟不闻，矧曰其有能格？”
公曰：“呜呼！君肆其监于兹！我受命于疆惟休，亦大惟艰。告君，乃猷裕我，不以后人迷。”
公曰：“前人敷乃心，乃悉命汝，作汝民极。曰：‘汝明勖偶王，在亶乘兹大命，惟文王德丕承，无疆之恤！’”
公曰：“君！告汝，朕允保奭。其汝克敬以予监于殷丧大否，肆念我天威。予不允惟若兹诰，予惟曰：‘襄我二人，汝有合哉？’言曰：‘在时二人。’天休兹至，惟时二人弗戡。其汝克敬德，明我俊民，在让后人于丕时。
呜呼！笃棐时二人，我式克至于今日休？我咸成文王功于！不怠丕冒，海隅出日，罔不率俾。”
公曰：“君！予不惠若兹多诰，予惟用闵于天越民。”
公曰：“呜呼！君！惟乃知民德亦罔不能厥初，惟其终。祗若兹，往敬用治！”
通宝推：种植园土,家园 我意思是指周公解释后的成果 最初的怀疑很可能是有的，不过最终消除疑虑估计要到周公归政成王之后了。
家园 最喜欢看大大们说历史！！ 花之！就好像小时候听说书一样，只不过更加有意思，更接近真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