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原创】周秦引弓之族 -- 狂草舞茅

公刘登上豳（读Bin)地南岗，俯瞰这片广袤的土地。每一块山林、旷野、泉流、湿地，他都亲自考察过多次了。自后稷（Ji）为尧舜负责管理农业以来，公刘的祖辈世代充任充任稷官，故而也称为姬姓，直至他的祖父不窋从夏朝弃官潜逃回来。不窋逃回了老家邰，但邰地方太狭小了，所以公刘计划带领族人迁居。公刘对豳地的气候、土质无比满意，唯一的不安是北面的狄人部落和西面的戎族部落都距此不远。但此刻，温暖湿润的和风吹拂脸上，扈从族人兴奋的议论回响在耳边，令他忘掉了戎狄的威胁，更忘记了家族在夏朝的不快。

显赫一时的夏朝早已无以挽回的在走下坡路了。

天下诸侯的数量已经从大禹时代的5000多降到了3000多，但诸侯间的关系却更加错综复杂了。许多诸侯加入了善长贸易的商族势力圈。这个圈内，诸侯贡赋低不少，且可以获得优质的制成品和低价的物流服务。缺什么东西的话，打个招呼，商族就会派牛车源源不断地拉过来了，然后把本地出产运到别的诸侯部落交易。有了这种便利，谁还希望头上顶着一个吆三喝四、水利包工头出身的家族呢？毕竟，洪水数百年前就已消退了，土地因之更加肥沃，农牧产品产量增加了，自然而然，人们对青铜、织物等产品的需求更加迫切了，而后者恰恰是商族的强项。

夏王向越来越少的盟友征收越来越多的贡赋，以对付数量不断增长的敌人。然而，军事征伐越多，盟友负担越重，就会反过来促使越来越多的盟友加入竞争对手的阵营。如果夏王恭行仁义的话，凭着高贵的血统与传统的影响，完全还可以再维持一段时间。

不幸的是，夏桀比仁君们要聪明能干得多。他要走捷径，彻底扭转被动局面。夏桀喜欢用奢侈的排场和煊赫的武功，来威服他的敌人。可惜他的胜利越多，排场越宏大，他就对农牧工商越忽视，他的支持者因而负担越沉重，怨言就越多，敌人反而更强大。后来，夏桀征调属国九夷之师讨伐商族的时候，九夷都不愿出兵了。最后连夏桀自己的族人和朝臣都无法支持他了。有人甚至诅咒“时日曷丧，予及汝皆亡！”（这个太阳何时灭亡，我愿意和你同归于尽）。

夏桀的敌人有很多，商汤的对手却只有一个。商汤誓师，简选良车70乘，必死6000人，联合各部落盟军，采取战略大迂回，绕道至鸣条（山西安邑）从西侧攻击夏朝都城，桀仓促应战，被彻底击败。桀撤退归依于属国三朡；随之汤乘胜攻灭了三朡，桀率少数残部逃往南巢，不久病死。汤回师西亳召开了众多诸侯参加的“景亳之命”大会，得到3000诸侯的拥护，取得了天下共主地位，从此夏朝宣告灭亡。

公刘对这些并不关心。他的家族僻居西陲，是炎黄子孙从事农业开发的最西线：再往西和往北全是戎狄了。能够在这里坚持农业很不容易，游牧射猎反而更顺便些。事实上，公刘的不少亲戚，无论是父族的姬姓和还是母族的姜姓，都保留了戎狄的生活方式，称为姬姓戎和姜姓戎。所谓四夷，即‘东夷、西戎、南蛮、北狄’，本来就是个相对概念。没有‘华夏’、‘中国’、‘中原’，何来四夷？西到赐支，东到海滨，大地上本来活跃着成千上万个诸侯部落，大的上千人，小的百多人。这些部落或农或牧，或者农、牧都不懂，只懂采集射猎。分散在深山密林之中的部落，则完全接近蒙昧状态。直到黄帝，中原各部落才逐步固化以农为主、兼顾畜牧、工商的生活方式，规定了典章制度，发明历法、天文、阴阳五行、甲子纪年、文字、医药等，逐步和周边部落区分开来，才渐渐有了夷夏之别。

如果以生存方式区分夷夏，尚有几分可取之处的话，那么以血统区分夷夏则属于完全谬误了。夏桀之子带父亲群妾逃到北方，变夏为狄；后稷之子孙也多有混迹西戎者。投靠公刘的人群中，也多有戎狄。商汤景亳大会上，3000诸侯，几为华夏？几为夷狄？诸侯时常迁徙，又彼此通婚，他们的后代，又何以辨别华夏夷狄？

华夏之人，常常贬低戎狄贪而无信，无礼仪廉耻。其实草原之上本来就无须礼仪廉耻。如在华夏，村落之间数十、数百年彼此为邻，不守信、不遵礼仪则必遗子孙之累。草原之中，迁徙无常，弱势部落须臣服强者，然后随同掳掠，分一杯羹；如果强者衰落，则下属或叛逃，或反目为敌，反手杀戮抢掠之。草原的一切就是为了生存。故而草原之上，强者往往更强，然后忽而解体，神秘消失。唯有土地不变，淡淡地迎来下一批主人。

公刘既然以戎狄为邻，自然明白这些。但公刘的逻辑很简单：无论戎狄还是华夏，都需要吃饭。于是，这个20多岁的青年，精心为族人迁徙到豳筹备了充足的干粮，迅速建立了定居点，定居之后又迅速开展农业生产，储备了大批粮食。稳定的食品供应对周边居民产生了无以抗拒的吸引力，越来越多的人加入了公刘的豳邑。这个小小的城市，将会扩展到泾、渭流域十数个县，它的影响将会扩展到整个华夏区域，将改变东亚这片土地乃至整个世界的历史。

本文的特点是，每个历史阶段选出一位有代表性的当事人，以他的口吻讲述周秦之际的夷夏交往。

从最初蒙昧不清的华夷之别，到排斥四夷，再到周室衰弱，蛮夷戎狄入侵，随之五霸崛起，尊王攘夷。最后战国七雄崛起，彻底消灭渗透到华夏内部的戎狄，并向四周拓展，直至秦帝国建立。

本文资料主要来自于《史记》、《左传》、《战国策》、《诗经》、《尚书》、《后汉书》、《竹书纪年》、《管子》等。

以下地图可作为阅读本文的辅助工具。

1.夏商周地图

2西周早期地图

3春秋

4战国

5秦帝国

光阴似箭，自不窋、公刘之后，后稷的子孙已经在西陲生存了10代，薪火由庆节、皇仆、差弗、毁隃、公非、高圉、亚圉、公叔祖类传递到亶父（音dǎn fǔ）的手中。漫长的岁月中，殷商的事业曾如日中天，曾遭遇挫折，也曾多次迁都并中道振兴。可是，到了亶父的时代，后稷的子孙越来越兴旺发达，商汤的子孙却越来越难以维持局面了。

商朝的问题既来自内部，也来自外部。内部，商朝敬神而不亲亲.此特点与迦太基十分类似--不过这不奇怪，因为迦太基也是以商业立国的。商朝的继承制度也是个大问题，既可以传弟，也可以传子，还可以传给侄子。继承问题常常引起尖锐的内部对立。殷商的族人，短短数代之后，关系就相当疏远了，加上商业竞争因素，感觉更象对手而非支持者。殷商的君主必须兼备商人的敏锐、士兵的坚韧、高超的政治手腕才能维持诸侯间的关系。

外部，部落数量继续减少。不仅在华夏地盘出现了大的诸侯，连鬼方这样的北方野蛮人，也结成了大的部落联盟四处掳掠。商朝经过三年苦战，付出了无数的鲜血和财富做代价，才平定了鬼方。

随着知识的传播，商人的技术优势渐渐缩小；对外穷兵黩武，对内横征暴敛，道德优势也逐渐丧失。这使得商朝的制度缺陷越来越彰显了。殷商再也无力扭转这个颓局，只得频频先发制人，毫无理由地肆意打压潜在竞争对手。这样不仅无补大局，还制造了更多的敌人，不过延缓日月而已。

亶父对大局看得很清楚。如果上天已厌弃商朝，那么现在已到了培植西伯‘王气’的时刻了。可是，亶父面临两个大的挑战和抉择。

首先，西伯是个兼具戎狄风俗和农业技艺的国家。在当时，这两点并不矛盾，类似的部落还有许多。但随着部落的兼并融合，引弓之族和稼穑之族的分离趋势日渐明显了。

以游牧涉猎为主的引弓之族，假如不能投靠又不能战胜更强大的部族，唯有的前途就是被消灭。所以多数部族会选择投靠服从强者。强者就会更强大，汇聚成一股强大的势力共同劫掠，获得极大的利益。这个部族会继续膨胀，直到被强敌打败，或者因为抢不到更多东西，转向剥削内部，从而激起反抗。被削弱的大部族就马上会走向离心离德与分裂瓦解。此时，昔日的部民会忽然反目成仇，抢掠杀戮旧主人，取得财富与地盘。草原之上，一幕幕类似的戏剧在上演。人还是那些人，地盘还是那些地盘，风俗还是那些风俗，生存的规则还是那些老传统。所谓的改变不过首领换了姓氏，部民变了服饰发型，至多再换换方言。这些人群却被历史分别称作鬼方、薰育、戎狄、匈奴、鲜卑、柔然、突厥、回鹘.....

以血统而论，谁又能知道有多少匈奴部落投靠了鲜卑，多少突厥归顺了回鹘？而柔然、突厥、匈奴又包含了多少肤色？多少羼胡杂羌的种姓？而蒙古人又信奉了多少种宗教？直到这些引弓之族和土地的关系相对固定下来，才大致确定了他们的文化与传统，形成了近代意义上的民族。即便如此，许多民族仍是被人为规定的，比如苏联对中亚各个民族的划分，多有啼笑皆非者，而当前中亚的格局和民族区分，却因为这样啼笑皆非的划分而改变。

懂得稼穑的农业文明，自然无须服从草原之上的生存法则。既然人和土地结合在一起，人和人之间，家族和家族之间的关系就要稳固得多。仁义、信用以及礼仪就自然成了交往规则的一部分，象野兽那样顺性而为，自然会被摈弃。亶父以他的胸怀与才气，毫无愧色地继承了后稷、公刘的事业，数十年如一日积德行义，不仅受到了部民的爱戴，还吸引了越来越多的远方投奔者。不管这些人是投奔亶父是为了投奔一个部落酋长还是一个华夏诸侯君主，亶父都一如既往地热情接待安排好他们。

然而遵循草原风俗的邻居们却不领情。戎狄进攻周族，想要夺取财物，亶父就给了他们。后又来攻，要取得周族的土地和人口。民众非常愤怒，想要抵抗。亶父说道：“民众拥立君主，是为了让君主为民众谋利。如今戎狄来攻，是为了我的土地和臣民，而臣民归我还是归他，又有什么区别呢？你们要为我而战，要杀死很多人的父子，通过这种办法让我当国君，我不忍心做。”于是亶父带着家人和亲随离开了豳，渡过漆水和沮水，经过梁山，到岐山之下安顿了下来。

豳地的人，渐渐习惯了稼穑为业，看不惯戎狄，全都扶老携弱，追随亶父到岐下，加上新来的投奔者，反而人数比以前更多。于是，亶父意识到，终于到了彻底抛弃戎狄风俗的时候了。他让人们营造城郭房舍，分配居住，并设置五官，各司其责。西伯虽在戎狄之间，和诸夏相比，也无愧黄帝之教了。

亶父还有另外一个事情必须做抉择，那就是继承问题。亶父的妻子太姜，非常贤德，亶父和太姜感情非常好，所以亶父不娶其它妻妾，这个风气又被其他部民学习，故而在西伯“内无怨女，外无旷夫”，人口增长非常之快，甚受后代颂扬。亶父有三个儿子，长子太伯，次子仲雍，三子就是季历。季历的妻子也是出自姜族，同样非常贤德，生的儿子姬昌有“圣瑞”，潜力非凡。殷商渐衰，亶父希望姬昌能继承自己的王位，光大周族。但这样做，却势必违反周族传嫡长子的传统（即正妻的儿子优先，其后才轮到庶妻生的年长儿子）。

太伯和仲雍看到这些，为了让季历和昌能当上周伯的君主，便亡如荆蛮，纹身断发，两人的后代建立了吴国。

在亶父彻底与戎狄划清界限之后，季历决心讨伐戎狄，取得了许多胜利。这些胜利，却引起了殷商君主文丁的忧惧。按照先发制人，除去潜在竞争对手的传统，文丁于是先下令嘉奖季历的功劳，随后突然找借口监禁了季历，悄悄把他饿死了。

殷商虽然算计精明，却不知道在亶父的治理之下，西伯王气已成。就等姬昌发扬广大了。后来姬昌被追封为周文王，而亶父封为太王。

花之！就好像小时候听说书一样，只不过更加有意思，更接近真实！

不见首尾的纵队缓缓行进在伊、洛之间的原野上。

这是一支大获全胜的归师，却听不到嘹亮的凯歌，也见不到年轻武士们‘超乘’--从战车上敏捷地跳下跃上，以示勇武。征夫们的疲惫，映衬着卿士们掩饰不住的忧惧，几乎夺去了全部胜利喜悦。傍晚下起了细雨，队伍就在旷野上扎营，多数甲士没有帐篷，就蜷缩在战车下，裹紧早已朽烂褴褛的衣袍，在凄风冷雨中瑟瑟发抖。

不知何时，一位征夫抑制不住对家乡的思念，轻声吟唱：

我徂东山，慆慆不归。我来自东，零雨其蒙。

我东曰归，我心西悲。制彼裳衣，勿士行枚。

蜎蜎者蠋，烝在桑野。敦彼独宿，亦在车下…

宿营地中有许多拖家带口的俘虏，听到《东山》，也唱起了哀婉的《破斧》：

既破我斧，又缺我斨。周公东征，四国是惶。哀我人斯，亦孔之將…

不知不觉，这样艰苦的日子已经是第三年了。三年期间，周师平定了商纣的儿子武庚与文王的三个儿子管叔、蔡叔、霍叔的联合叛乱，又趁势东进，击败了奄、薄姑、徐戎、淮夷、熊等殷商盟友。周公姬旦在军中听到歌声，辗转反侧，想起了许多往事。

60多年前，周公的祖父季历讨伐余吾戎，向商王文丁献俘。文丁嘉封季历为“牧师”，即地方伯长，专征伐。季历后来又征始呼戎、翳徒戎，再次向文丁献捷。文丁却突然下命囚禁季历，季历死在狱中。

50多年前，季历之子姬昌接替王位。姬昌就是大名鼎鼎的周文王。商王文丁之位由帝乙继任，帝乙见江淮之间的夷族屡次反叛，为了避免东西两线作战，帝乙对西周采取了容忍政策。因而，姬昌得以一方面恭行仁义，招致贤才，另一方面继续以‘牧师’的名义专征伐，借口讨伐殷商叛国，拓展势力范围。帝乙去世后，帝辛（纣王）继承王位，深忌西周的强盛，于是囚姬昌于羑里（音yǒu）七年之久。此间，纣王持续用兵东南，讨平了夷族，使华夏势力拓展到江淮，但殷商自身也付出了沉重代价（《左传》称“纣克东夷而损其身”）。文王囚禁期间，写下《易》。传说文王长子伯邑考前去营救，反被纣王剁为肉馅，逼迫文王亲口吃下去，文王获释之后，张口吐出3只小兔子，分别是伯邑考的三魂。正史则记载，周臣闳夭、吕尚营救，贿赂权臣，献‘有莘氏美女’、‘骊戎文马’。纣王见文王无异志，又高兴东夷渐平，于是释放了姬昌。

但此时的姬昌，身负杀父害子之仇，已决心和殷商决裂。文王出狱后，在即位第43年改元‘受命’。文王共在位50年，他在最后7年中做了6件大事：第1年调解虞、芮边界纠纷。虞（今山西平陆）芮（今山西芮城）都是殷商在西方的属国；可是他们不找商王裁决，求文王审断。但到了周国，却看到“耕者让其畔，行者让路”，羞愧之下，两国自行化解了纷争。第2年伐犬戎，第3年攻密须（今甘肃灵台），迫使戎族或进贡、或中立，解除了北边和西边后顾之忧。第4年“西伯戡黎（今山西黎城）”，第5年伐邗（今河南沁阳）。讨伐黎、邗实际已构成了对商都朝歌直接威胁。第6年灭崇（今陕西户），将周都东迁至沣（今陕西长安县沣河西岸）。接着又向南扩展势力到汉水、汝水乃至长江流域，形成了“三分天下有其二”的形势，殷商已处于极端孤立的境地。

受命第7年，文王去世，临死前嘱咐次子姬发（武王）早图灭商。姬发既以灭商为志，乃不敢称王，而自称太子发，继行文王年号。

受命第9年，即姬发即位后2年，西周奉文王神位，进军孟津，不期而会者800诸侯。武王称天命未知，撤兵。

受命第11年，武王见纣王已杀死叔父比干，囚禁另外一个叔父箕子，认为时机已成熟，以太公望为师，四弟周公姬旦为保，联合庸、蜀、羌、髳、彭、濮等部族，率革车300乘，虎贲3000、甲士45000人，进攻朝歌。战于牧野，商军大败，纣王自焚于鹿台。武王封比干墓，释箕子，广散商朝积蓄于天下。根据‘灭国而不绝祀’的传统，封纣王之子武庚禄父于殷都，并封殷都以东为卫，殷都以西为鄘，殷都以北为邶，命管、蔡、霍三叔监管，以防止殷商遗民反叛。

小邦周征服了大邑商，带给武王的，却是巨大的思想压力。武王回到豳地，召来九州之牧，登上公刘多次登临的高地，眺望殷商的方向。回到镐京，武王白天黑夜都不睡觉了。四弟姬旦赶忙来见，问为何不睡觉。武王说，上天不眷顾商朝，也不过是近60年的事，现在殷郊已是麋鹿成群，害虫遍地了。上天不再眷顾商朝，我们才有今日。但殷商初建时，从有贤德的氏族中选用三百六十人，至今天殷商虽不再显赫，但也未可忽视。我们周朝国运尚未确定，我如何敢睡？

原文：武王至于周，白夜不寐。周公旦即王所，曰：“曷为不寐？”王曰：“告女：维天不飨殷，自发未生于今六十年，麋鹿在牧，蜚鸿满野。天不享殷，乃今有成。维天建殷，其登名民三百六十夫，不显亦不宾灭，以至今。我未定天保，何暇寐？”

武王找不到长治久安的办法，于是去问殷商三仁之一箕子。但武王开口便问殷商灭亡的原因。箕子则不愿说殷商坏话，只是泛泛谈了些国家兴亡的大道理。武王也意识到失言了，很后悔，就改问天道。语在《书.洪范》中。

武王不久带着遗憾病逝了。根据武王遗命，立嫡长子姬诵，周公辅佐摄政。周公抱成王在膝上朝见诸侯。

天下许多诸侯闻风而叛，为首的是周公的三哥管叔和商纣的儿子武庚。

文王姬昌的正妻太姒共生育了10个儿子。长子伯邑考，次子武王发，三子管叔鲜，四子周公旦，五子蔡叔度，六子曹叔振铎，七子成叔武，八子霍叔处，九子康叔封，十子季载。

当时天下初定，国赖长君，如按殷商兄终弟及的继承办法，则管叔应继位。管叔在殷商遗民中耳濡目染，很赞同殷商继承方式，对继承安排非常不满。

殷商遗民则分为两派。主流派拥护武庚寻求复国，温和派则不愿再和西周发生冲突。两派分歧日渐明显，最终温和派数千人追随箕子迁徙至朝鲜，定都平壤。箕子朝鲜存续约千年，传去了先进农耕、织作、青铜技术和礼乐文化，朝鲜服色至今尚殷商的白色。后来，汉武帝伐朝鲜，裂其地为四郡，发现当地居民吃饭用笾豆，方知‘中国失礼，求诸四夷’可也。近代的青铜器考古发现验证了箕子朝鲜的存在。

于是管、蔡、霍联合武庚，密谋反叛。在公开反叛前，先造谣周公姬旦将不利于成王。周公是行事不避责任的人，很高调，所以成王的确产生了疑心，周公辞职避难东国。成王派人搜查周公府邸，不仅未找到周公谋逆的证据，却发现了一个金匮，内有周公愿意以自己之命，换取武王病愈的祈祷册文。成王很感动，流涕请回逃亡的周公。周公随即‘内弭父兄，外抚诸侯’，率师东征三监和武庚之乱。第二年即战胜三监和武庚，诛武庚，杀管叔，流放蔡叔，贬霍叔。随即继续东进，征服多数殷商的旧盟国，直达江淮之间。这次远征耗时三年才完成。

注：有武庚北逃一说。顾颉刚等从《逸周书》中推断武庚反周失败后北奔。《左传》中记周初燕和肃慎（今辽东）之间有殷人的‘亳’。本文采《史记.周本纪》记载的周公诛武庚一说。不管采用北逃说、还是诛武庚说，还是箕子朝鲜说，都认可一个事实：即周公东征后，各族向东、向北大迁徙的历史。

本文开篇讲的，就是疲惫的东征军返乡的一幕。敌人虽然又战败了，但无人知道东方何时再叛，何时又须出征。所以上上下下都未感到轻松和喜悦。

周公同样夜不能寐，苦苦思考着曾困扰武王的问题，即如何‘定天保’？定天保，也就是巩固国运，不仅要以妥善措施统治庞大的国土，还要学会管理人口众多、文化先进的殷商遗族，更需要建立一种体系，把上述举措的效果固化下来，实现长治久安。

周公决定按以下步骤着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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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照顾颉刚的说法，历史是层层累积来的。中华民族的历史也同样是层层累积来的。所以华夷之辨不是从古就有的，是人为创造出来的。而民族性也和血统关系不大，是文明演进固化的结果。

既然是累积而来，则历史有Path-dependent一面，影响直达当世。这是一句名言‘任何历史都是当代史’的由来。

然而，深究其原因，文明的凝固却和地缘关系太大了。从这个意义说，一个国家的地理，决定一个国家的历史（拿破仑语）。

这些深刻的大道理，却不是草茅的水平能写出来的，所以此文更新很慢。原因：一则中古-上古史观点分歧太多，而资料实在有限，说实话草茅也看不出来谁对谁非，每到这个时候，就硬着头皮采用司马迁的说法；二则，本文是写引弓之族的，但只要参照中国史籍，就会不由自主地走向华夏中心论了。

文中处处暴露草茅史学知识的粗陋，但愚者千虑，必有一得，所以努力去思考历史演进的原因。

就像将军们总在准备打一场上一时代的战争；政治家们努力解决当代问题的成果，就是给下一代造成新问题。本文下面会写周公的制度，这个制度其实到成康之后就问题百出了，厉王时代算一个危机，宣王中兴反而差不多宣告了这个制度终结。

不过，这个制度铸造了我们的民族性。此后，华夏成为真正的华夏，所谓的天下也仅指华夏世界。华夏对待四夷的态度变得象希腊人对待非希腊人一样。孔子说，夷狄之有君，不若中国之无也，就是明证。

但可笑的是，四夷在历史中的重要性可一点也没降低。周秦之际尤其如此。

在周公之后，将着重讲四夷和华夏的关系了。能否克服华夏中心论，草茅可心里一点底都没有。无论犯什么样的错误，希望各位河友多加指正，草茅一定虚心改进。

考古证据还差一些，很多地点还不确切。大家都自己猜测吧。

写这段历史的时候可以考虑把让王位那哥俩个写写，很好玩。

“周公是行事不避责任的人，很高调，所以成王的确产生了疑心，周公辞职避难东国。”——这段老兄可能是误解了，不过责任不在老兄，是古人就没说清楚。这事的原文是《尚书·金縢》：“周公居东二年，则罪人斯得。”孔颖达疏：“郑玄以为武王崩，周公为冢宰三年，服终，将欲摄政，管蔡流言，即避居东都。”其实这完全了误解了“居东”的含义，把“居东”当成了避祸，错。

第一，武王去世后，周公摄政，面临武庚和三监之乱，一个负责的政治家根本不可能有闲情避祸，而是要抓紧时间镇压叛乱——周公不能避祸。

第二，周公摄政，实际上就是称王，而不仅仅是宰相。作为大权在握的摄政者，年幼君主的猜疑根本不会影响其决策（参考诸葛亮和刘禅的关系）——周公无需避祸。

其实对于第二点，先秦学者基本都有统一认识，只是汉朝以后，学者们都生活在君主集权制度下，不能或者不敢道出历史事实，只能把周公的位置从事实上的君主降格为宰相，即“冢宰”，才会将错就错认为“居东”是避祸。

其实，考证事实，“居东”很容易解释清楚：周公率军东征平叛，自然是“居东”；而且根据史料，周公东征“一年救乱，二年克殷”，就是说两年内，平定了武庚和三监之乱，把叛乱的祸首制服了，正好和“居东二年，则罪人斯得”的记载严丝合缝。

所以，历史真相应该是：武王逝世后，传言周公将不利于成王（我认为这未必是流言，可能确实有人认为面临艰难局面，年幼成王不足以执政，希望周公能称王），成王肯定听到了这种言论，但是此时年幼无权，无可奈何——这点可以从《尚书·金縢》中得到验证：“于后，公乃为诗以贻王。名之曰《鸱鸮》，王亦未敢诮公。”很快，周公率军东征，即“居东”。二年后，叛乱祸首伏诛，成王也发现了周公为武王祈祷的金縢，于是误会消除。

大秦兄论点。

隐五年《公羊传》云：“诸公者何？天子三公。天子三公者何？天子之相也。天子之相何以三？自陕而东者周公主之，自陕而西者召公主之，一相处乎内。”

这段话是说，天子三公，一公掌管西部，一公掌管东部，一公居内。东西两公称二伯。汉朝学者考证陕县--大概位于汉之弘农郡--是周公、召公分掌天下的地界。

周公就东国，大概是回自己工作岗位了。

不过我猜测周公还是有很大压力的。召公奭(音shi)对周公很怀疑，太公望的态度不清楚。史记记载周公专门向太公、召公告白。如果召公、太公不满，要比成王的怀疑严重得多。

任何制度之实施，必然是因应当时社会的生产力。中国的中央集权制度之所以越来越强，就是因为各地生产力水平越来越高，地方力量越来越强造成的。

汉朝对太守的充分授权是因为当时的经济中心就在中央政府所在地的关中和河南。这两个地方的财力、人口等各种资源都超过其它地区。汉朝在军事上也是实行强干弱枝政策，国家的武装力量主要地集中在京师，此外就是边军的力量也较强。州郡根本没有什么武装力量。

汉武帝迁天下豪强于长安，彻底根绝了地方势力的崛起。

唐朝不同，当时中国经济中心东移，关中衰落，已无法维持中央政府的运转。更无法和新兴地区抗衡。河北的崛起，江南的开发，地方拥有了对抗中央的资本。唐政府对全国的控制力已达不到汉朝的水平。中、晚唐藩镇割据，为祸最盛的是河北诸镇。原因就是河北经济实力的强大。

宋朝的办法就是为了增强中央的财力，控制天下财富。

明朝在南京搞了个副都，江苏被划为南直隶，直属于内阁。清朝的两江总督排名直督之后，是天下第二督。江苏省是全国唯一一个有两个布政使的省。其目的都是为了加强对这个全国最富庶地方的控制。

北宋在北方无立足之地，西晋不也没有？

在生产力普遍发展的同时，中国的教育普及度也越来越进步。

汉末豪强之所以能成事，除了经济实力，就是当时教育普及，人才鼎盛。东汉是中国儒学大发展时代，造纸术的发明大大推动了文化教育的普及和发展。生产力的进步也让更多的人可以脱离生产专于学问。中国知识分子就形成于东汉，并在东汉末年的天下大乱中作为一股新兴政治力量登上历史舞台。

隋朝开启的科举制度为知识分子开通一条通往中央政府的道路，这实际上是中央和地方豪强抢夺人才。因为不搞科举，知识分子没了上升通道，就只能投靠地方豪强。现在搞了科举，知识分子可以白衣卿相，天下人才尽入吾觳中。此消彼长下，地方势力就被削弱。

周朝亡于分封，故始皇代之以郡县。这是一个中央和地方博奕的轮回。而从汉朝到明清，又是一个轮回。

改革开放之后又是一轮新的博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