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G2的真义：中国与美国工人受到同一体系的压迫 -- 过来看井大
家园 G2的真义：中国与美国工人受到同一体系的压迫 这篇研究相当好，有一些非常值得回味，违反中国邓小平后常规定势的结论。
我总结出自己一些心得：
1）老毛把中国由一个千年农业国，工业规模不如比利时，一举带进世界6大工业国。
2）老毛时期的科技与世界先进落后没有那么夸张，至少落后的水平没有现在那么大。
3）邓小平的改革真正把中国由一个工业化国家变成第三世界国家。
4）凡是老毛生前没有关照过的行业，中国全面落后；凡是老毛关照过的行业，即使落后，但是底子不薄，追赶起来也把握较大，比如高铁。
我上两个月与国内芯片设计的龙头企业，海龟呢，哼哼，认真的谈了，呵呵，跌破眼镜啊。
我深深觉得，老毛时期很多事情要重新思考。
希望抛砖引玉。
比如：
“在这一时期，中国既实现了快速经济增长，也实现了工业化。莫里斯·迈斯纳解释说：“中国在20世纪50年代早期起步时，工业基础比比利时的还要小，……在毛时代的末期，中国成了世界上六个最大的工业生产国之一。”另外，由于中国在毛时代的大部分时间内都与国际贸易和投资隔绝开来，中国被迫（也真正地）发展了自己的技术能力。例如，安德鲁·罗斯（Andrew Ross）看到中国的计算机部门后，评论到：”
“在20世纪50年代，新生的共产主义国家模仿苏联体制，建立了一个科学技术研发网络，而且其电子部门连续生产了几代计算机，在许多情况下，这些生产与资本主义国家差距很小或者没有差距。中国的第一台计算机开发于1958年，只比日本的晚一年，中国的第一个集成电路生产于1964年，只比美国的第一个专利品晚五年。1977年开发了一台微机（甚至早于IBM公布它自己的PC），1980年开发了微处理器，1983年开发了一台超级计算机以及一台与IBM 兼容的PC。”
国经济危机根源：中国与美国工人受到同一体系的压迫 2010-05-29 10:26:24
作者：［美］马丁·哈特-兰兹伯格 著 希桐 译 来源：《国外理论动态》2010年第5期
摘要： 美刊《每月评论》2010年2月号刊登了美国学者马丁·哈特-兰兹伯格题为《美国经济和中国：资本主义、阶级和危机》的文章，认为美国经济失衡的根源不是中国，而是全球资本主义基本矛盾演化的必然结果。文章主要内容如下。
美国经济形势不妙，许多人受到主流媒体和政客们的煽动，认为中国的贸易政策要对我们经济体的结构性衰退承担主要责任，并认为，经济复苏首先就要求迫使中国政府实施使中美贸易关系实现平衡的“市场自由”的政策变革。
尽管这种观点的支持者很多，以这种民族国家方式来理解中美关系变迁却存在严重的错误。这种观点鼓动人们错误地相信，在中美之间存在一种竞争，在这种竞争中，中国政府通过“不公平的”做法，增进了其国民的福利，却让美国付出了代价，美国产业问题就是这种竞争的结果。这种观点的结果是导致了非建设性的政策建议。
本文将提出另一种理解中美贸易关系的方式；这种理解方式立足于以阶级为基础分析（全球）资本主义的变迁。这种理解方式导致的极为不同的经济学认识和政治挑战并不令人吃惊。例如，这种理解方式揭示出，对以美国为基地的制造活动的威胁，并非来自中国，而是源于一种跨国的、采取了企业形式的地区生产体系的运作，而在这一体系中，中国只不过是地区终端组装平台。
这种理解方式也揭示出，尽管中国的跨国资本和精英们从这种体系的运作中获益巨大，中国的工人们却付出了高昂的代价；事实上，中国工人也像美国工人一样，经受了这种体系运作所产生的许多相同的消极后果。
简言之，我的分析揭示出，我们经济问题的根源是资本主义，而不是中美之间的竞争。因此，我在结论中简要地陈述了我们面对的挑战，那就是，利用上面的认识来提出一种既能阐明资本主义的破坏性逻辑，又能打破这种逻辑的策略，这将使美国工人团结起来，而不是与中国工人竞争。
所谓“民族国家”观点
有些人认为，美国的问题很大程度上要归因于中国的经济增长，他们往往作如下推理：中国的国家政策使中国变成了一个强大的出口集团，而美国则是其主要目标。刚开始，中国出口的主要是劳动密集型的低技术产品，例如纺织品和鞋子。然而，从20世纪90年代中期开始，中国也成了高附加值的高科技产品的主要出口者，例如电脑、手机以及其他的消费类电子产品。《商业周刊》指出，这远非“正常的”发展：
“美国曾经成功应对了源于日本、韩国和墨西哥的进口浪潮。而且，美国已经与中国共存了20年。但是某些极为不同寻常的事情发生了。人们曾长时间认为，美国和其他工业化国家将在知识密集型产业中保持领先，而发展中国家则致力于低技能部门。这现在已经成为可以争论的事情。‘中国令人吃惊在于，我们第一次看到了一个能够在低工资和高科技两方面都进行竞争的庞大的、贫穷的国家，’哈佛大学经济学家理查德·B.弗里曼说，‘两个方面结合起来，美国就出问题了。’”
据说，这种连续猛击摧毁了美国的制造业部门，促使企业破产，既损害了制造业的就业，也损害了工资水平。家庭为了保持消费被迫负上越来越重的债务。而且，由于消费支出中用于购买中国（和其他国家）生产的物品的那一部分日益增长，政府促进就业和生产的努力变得越来越缺乏效果。
为了给因此导致的贸易逆差融资，也需要不断加大向外国的借贷，尤其是向中国的借贷，这种借贷加速了经济金融化，并给美国的财政和货币政策加上了额外的制约。这些趋势加到一起，导致经济增长过程更加虚弱、更加不平衡和不稳定，从而为当前危机奠定了基础。
因此从逻辑上说，扭转这些趋势是美国经济复兴的关键，而通过重建中美经济关系最容易实现美国经济复兴这样的结果。更准确地说，必须迫使中国重估其货币，更宽松地向美国商品开放市场，并在游戏中遵守公认的“以市场为基础的”资本主义竞争规则。人们期望这些措施能够推动美国向中国的出口，减少美国从中国的进口，并因此复兴美国的制造业，刺激“家庭工资”的工作机会创造，减少国内外的债务，重建国家政策的有效性。
这种观点有意无意地在提倡这样一种看法，即认为我们的任务是要强化中国的资本主义市场力量。我们接下去就会看到，这种看法对在中国发挥作用的力量以及那些力量对于美国（和中国）工人的后果认识不足。
中国采用出口推动的经济增长策略
中国确实成了一个强大的出口集团。1990—2008年间，中国在世界出口总量中的份额从1.8%上升到9.1%。照此速度，中国将在2009年超过德国，成为世界最大的出口国。
这种出口导向是中国过去的经济增长动力的一种重大改变。在毛泽东时期（1949—1976年），中国拥有的是高度中央计划的经济，在这种经济中，生产是由国有企业组织的，以满足国内需要为导向。出口很少且主要是为了支付必要的进口而进行的。
在这一时期，中国既实现了快速经济增长，也实现了工业化。莫里斯·迈斯纳解释说：“中国在20世纪50年代早期起步时，工业基础比比利时的还要小，…… 在毛时代的末期，中国成了世界上六个最大的工业生产国之一。”另外，由于中国在毛时代的大部分时间内都与国际贸易和投资隔绝开来，中国被迫（也真正地）发展了自己的技术能力。例如，安德鲁·罗斯（Andrew Ross）看到中国的计算机部门后，评论到：
“在20世纪50年代，新生的共产主义国家模仿苏联体制，建立了一个科学技术研发网络，而且其电子部门连续生产了几代计算机，在许多情况下，这些生产与资本主义国家差距很小或者没有差距。中国的第一台计算机开发于1958年，只比日本的晚一年，中国的第一个集成电路生产于1964年，只比美国的第一个专利品晚五年。1977年开发了一台微机（甚至早于IBM公布它自己的PC），1980年开发了微处理器，1983年开发了一台超级计算机以及一台与IBM 兼容的PC。”
毛死后不久，（邓小平领导的）共产党决定大幅增加经济对市场力量的利用。共产党宣称，这种措施对于克服国家正在增多的经济问题是必要的，据说，这些经济问题是毛的过分中央集权化的国家计划和生产体制造成的。然而，尽管政治和经济的变革肯定是大多数中国人所渴望的，但学者们却非常夸大地描述了当时存在的经济问题的严重性，更为重要的是，他们忽视了公众对探索其他非市场改革对策的呼吁。
无论其意图为何，共产党在1978年以后的改革计划的结果是，现在几乎所有的经济活动都是市场决定的。而且，虽然国家继续主导着许多战略性部门，例如金融、能源和运输，关键性制造业部门的绝大多数附加值现在是由营利性的私有企业生产的。
通宝推：唵啊吽,SkyWalkerJ,
本帖一共被 2 帖 引用 (帖内工具实现)家园 原文在哪里，能说得这么清楚地很少有 这年头绝大多数文章都是各种烟雾弹，往往饱受抨击的倒是可能说了点真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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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园 你的结论可能有点问题 毛主席发展的侧重保证国防的“重工业”。
根据“四三方案”中引进的四套大型化纤生产设备建立的天津石油化纤厂、辽阳石油化纤总厂、上海石油化工总厂、四川维尼伦厂（位于四川省长寿县）和十三套大型化肥生产设备，以及同期国内自建的十九座年产十万吨的中型化肥厂为例。四套化纤生产设备全部建成投产后，年产化纤二十四万吨，虽然只相当于五百万担棉花的纺织量，但是由于化纤织品的耐磨程度是棉织品的几倍，所以为解决中国人的穿衣问题做出了重要的贡献。到一九八一年，在这四套引进的化纤生产设备全部建成投产后不久，国家于一九八三年就取消了从一九五四年起开始实施的长达二十九年的发行布票，限量供应纺织品的制度，从而解决了长期困扰中国人的穿衣问题。而小平发展的侧重改善民生的轻工业。我们如今所拥有的制造业力量（完善的工业体系），两位伟人都功不可没。
家园 危机的根源就一个 资源稀缺，财富转移，不可复制。
家园 距离产生美 第二句是充满了革命的幻想主义
不过不能怪你，把你放到毛时代你也会受不了的
家园 全文的第二部分。 更为重要的是，外国资本现在在中国经济中、尤其是在制造业中发挥着主要作用。外国资本的活动使中国转化为一种出口推动的经济：出口占GDP的比重从 1990年的16%攀升到2006年的超过40%。而外资生产的出口份额从1985年的2%增长到2005年的58%（在高技术产品出口中是80%）。同样值得注意的是，外资全资企业生产的出口份额也飞速增加。这种变化不能仅从民族国家的角度来理解。相反，随着中国改革在20世纪90年代的继续，中国积累的动力日益依赖于跨国企业的投资和出口活动。结果是，中国经济越来越陷入更为广泛的东亚重组的过程中，这种重组过程是由跨国企业控制的、跨国界的生产网络的建立和加强所推动的，这种生产网络把所有涉及的经济体联系起来，并使它们集体地发生变化。换句话说，中国经验尤其是其出口动力，只能在更为广泛的全球资本主义变迁中得到解释。
中国和跨国重组的动力
跨国界网络的扩大，很大程度上是由跨国企业降低“机械及运输设备”的商品生产成本的欲望所推动的，这些商品中最为重要的是信息与通讯技术（ICT）产品（例如计算机和办公设备，以及电信、音频和视频设备）和电气产品。这两种生产线合起来“占［东亚］地区2006—2007年出口总额的将近四分之三”。
与这种网络的逻辑相一致，该地区不断增加的贸易活动中，越来越多的部分逐渐限于生产这些产品所用零部件的区域内进出口。亚洲发展银行指出：“制造业贸易被分解为一边生产终端产品，另一边生产零部件，这种分解表明……亚洲的区域内贸易主要集中在零部件部分。在过去的十年中，发展中亚洲地区的零部件贸易在区域内贸易中所占的份额，将近上升了20%，2005—2006年间达到62%，相比之下，同一时期制造业总贸易额上升了8个百分点。”
中国岂止是被拖入了这种地区重组过程，中国还成了这种重组运作的核心。用亚洲发展银行的话来说，“区域内贸易重要性的增长，主要归因于零部件贸易，中国（中华人民共和国）在亚洲生产网络中发挥了终端产品生产平台的作用”。中国从东亚进口的制造品中，零部件所占的份额从1994—1995年间的18%上升到2006—2007年间的44%以上。在机械和运输设备分类中，零部件进口所占的份额从46.1%急剧上升到73.3%。
在区域零部件贸易中，中国是产生逆差的唯一国家，而且中国出口的几乎全是终端产品，这一事实更加突出了中国作为区域终端产品生产平台的独特地位。正是这种独特地位，使得中国能够把它占世界ICT产品出口的份额从1992年的3%提高到2006年的24%，并且在同一时期，把它占世界电气商品出口的份额从 4%提高到21%。
中美双边贸易关系
上文重点论述的跨国生产的变迁，导致东亚国家（中国除外）把它们的出口活动从美国和欧盟转向东亚，尤其是转向中国。与此同时，这种变迁导致中国扩大其出口活动，并把出口从东亚转向美国和欧盟。1992—1993年间和2004—2005年间，东亚占中国终端产品出口的份额从49.5%跌落至26.5%，而经合组织（OECD）（去掉日本和韩国）所占的份额从29.3%上升到50.1%。
因此，并不奇怪，美国从中国进口产品的价值急剧上涨，从1990年的160亿美元上升到2007年的3400亿美元。2003年，中国成为第二大向美国的出口国，仅次于加拿大。从那时起，这两个国家的排名不断变换，中国在2007年成为最大出口国，接着于2009年卷土重来。美国对中国的出口也有增长，但增速慢得多：从1990年的50亿美元增长到2007年的650亿美元。结果是，美国对中国的贸易逆差大幅增长：从1990年的110亿增长到2007年的 2740亿美元。这是美国与所有国家之间的最大逆差。
虽然美国长期以来从中国进口的绝大部分都是制成品（大约9%），这些制成品的构成（如前文所述）却随着时间的过去而变化了。玩具、衣服和鞋类这样的“杂项”制成品所占的份额从1995— 1996年间的58.5%下降至2005—2006年间的37.7%。同一时期，机械和运输设备产品的进口份额从26.3%上升到44.1%。在这一大类中，ICT产品占据主导地位。2005—2006年间，ICT产品占据了美国从中国进口的制造业总额的37.6%。
中国不仅对美国的出口变得日益尖端化，中国还越来越成为这种产品的主要外国供应者。例如，1995—1996年间，中国只占美国ICT产品总进口的6.5%，2005—2006年间，中国占了总进口的33%。
这些趋势使得人们清楚看到中国出口在美国受到极大注意的原因。这些趋势还揭示出，与前文对东亚跨国积累动力的分析相吻合，这些“尖端的”中国出口品，只是在它们是在中国组装的意义上，才真正是中国的。这一点也为这样的事实所确证，那就是，美国贸易逆差中，与中国所占份额的增加相匹配的是东亚其他国家所占份额的减少。
从1999年到2007年，中国在美国贸易逆差中所占的份额从20.4%上升到32.1%。同一时期，日本的份额从21.1%下降到10.2%。而东亚其他国家的总份额也从16%下降到7.9%。简言之，对以美国为基地的制造业活动的威胁并非来自中国，而是来自跨国资本的利润最大化策略。
东亚企业在打造和扩大该区域的跨国生产网络中发挥了领导作用，同时，美国公司也从这一生产网络中受益，并推动了这一网络的扩张。有些最大的受益者是那些进口然后销售中国出口的产品的美国公司：就进口商品的美元面值而言，沃尔玛和戴尔居于最大的受益者之中。
以美国为基地的、生产机械和运输设备的制造业公司也参与了这种网络。例如，美国向中国出口的机械和运输设备中，零部件的份额从1995—1996年间的 36.1%增长到2005—2006年间的50.8%。同一时期，从中国进口的机械和运输设备中，零部件的份额实际上略有下降，从25%下降到 24.2%。
同样的趋势也存在于ICT产品中。美国向中国出口的ICT产品中，零部件的份额从51.2%上升到72.8%。在该类产品的进口中，零部件的份额稍有下降，从23.5%下降到20.7%。
因此，以美国为基地的制造业者不是在美国生产终端产品，而是越来越多地致力于提供那些以中国为基地的生产者生产那些终端产品所需的零部件。普雷马-昌德拉·阿图科罗拉（Premachandra Athukorala）和山下（Nobuaki Yamashita）对这种策略的微妙之处描述如下：“美国的［ICT］零部件出口中，向其他东亚经济，尤其是东盟国家出口的份额，要远高于向中国出口的份额。以案例研究为基础的探究表明，位于东亚国家和地区的美国公司参与以中国为中心的区域生产网络的一部分内容，就是从事进一步加工和组装原本在美国设计和生产的零部件的活动，上述模式和这种发现是相吻合的。”
对中国经济经验的批评性评价
许多分析家声称，中国劳动者从他们国家作为区域出口平台的枢纽地位中得到了好处；他们往往把中国的出口成就等同于国家发展中的进步。然而，更为直接地考察中国经济政策和重组对中国工人生活和国家技术能力产生的真实影响后，就会得到不同的回答。
家园 又一个争论的，都烦了。 争论有什么意义？我记得78年前吃个白面馍馍都指望不上，现在经常想吃杂粮馒头，虽然看不惯的事情多了，但是以前那是不敢看不惯，或者信息闭塞，像深山里的老农，顶多骂几句贼老天，埋怨一下命不好。
通宝推：☆☆☆,家园 共和国的领导一路下来,还是有传承的 把他们割裂开来看，不过是为了看到自己想看的东西罢了。一如前苏联那些人一样。
家园 邓小平是把老毛往死里整的；没有任何传承。
家园 请谈谈芯片设计的龙头企业如何跌破眼镜？ 家园 有一点不认同 3）邓小平的改革真正把中国由一个工业化国家变成第三世界国家。即使毛的时代的工业生产取得了很大的成就，78年之前的中国能否算得上工业化国家，这是有疑问的。而且“工业化国家”和“第三世界国家”不是对位概念：“工业化”是静态指标，“第三世界”是动态指标。随着生产力的发展，一个工业化国家也可能处在第三世界。不是自己没发展，而是别人发展得比你快。
邓的功绩不在改革而在开放。毛之所以另起炉灶不是自己很NB，而是没有办法，欧美对我们进行封锁，又因为中苏论战失去了苏联的技术支持，只能自己动手。其中走过多少弯路，萨苏这样的中科院子弟能说的更清楚。
中国是什么时候开始落后的？我们来看一下：
“在20世纪50年代，新生的共产主义国家模仿苏联体制，建立了一个科学技术研发网络，而且其电子部门连续生产了几代计算机，在许多情况下，这些生产与资本主义国家差距很小或者没有差距。中国的第一台计算机开发于1958年，只比日本的晚一年，中国的第一个集成电路生产于1964年，只比美国的第一个专利品晚五年。1977年开发了一台微机（甚至早于IBM公布它自己的PC），1980年开发了微处理器，1983年开发了一台超级计算机以及一台与IBM 兼容的PC。”64年到77年这13年间干了什么？而这段时间别人有多大的发展？交流对科学技术的发展非常重要，在看不到专业期刊杂志的情况下，可以想象那时候的科技人员工作起来是多么艰难，而要解决这种困难，就必须妥协，想办法融入国际社会，否则美国是不会无缘无故拉你一把的。
国家支持的科技研究必须算经济账，这是国家的性质决定的，所以没有什么“另起炉灶”一说。你强大，你就可以制定标准，让别人追随；你不强大，就必须追随别人的标准，并努力使自己变得强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