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往事并不如烟 -- 不会飞的鱼儿

父亲从城里回来了

83、84年春节前的几天，父亲从城里回来了。也是骑了二百多里路的车。这样一是因为坐车并不能直接回到家中，路上要倒一次汽车，下了车还要步行十几里路；二是带了不少过年的东西，自己骑车反倒方便些，也省了些花销。

这条路，在父亲79年进城后的第二年暑假，我曾坐在父亲自行车后座上走过。中间要过一条河，是要下了车，父亲先淌水扛了车子过去，然后再回来背了我。还有一段是很长很长的上坡路，骑不了多久，我们就下了车，父亲推着车，而我好似很用力地在后面推，其实起不了多大作用。

说起走路，跑下题，又想起了四五岁时曾跟父亲一起走过的一段路。

那天从外婆家出发的时候，天色已经有些晚了，而这回去十五六里的路是靠两脚来丈量的。后来自己大一些，这路常是自己一个人在假期丈量来，丈量去的。

这乡间的路，高高低低，中间又满是大车（其实就是牛车、架子车）压出来的痕迹，有的地方车辙很深，不小心的时候，是要崴脚的。路旁多是庄稼，在黑暗中，随着风儿“沙沙，沙沙”作响。沿路的几个村子隔了老远相望着，远看去时也只是黑黑的一团团影子。

牵着父亲的大手，走一阵，便嚷嚷着累了，不愿再走。其实心里更多的是恐惧，尤其是想到路上要经过一片坟地，而这片坟地在乡间有着各种各样的传说，大白天调皮的孩子也是不会到这里胡闹的。更何况，前不久还亲眼见过一个不知谁家夭折了的孩子，草草地埋在路北的沟里。

父亲于是蹲了下来，让我骑在肩膀上，双手攥紧了我的两只小脚，而我的一双小手就紧紧地搂着父亲的脖子。父亲就这样把我扛在肩膀上，那天我没有再走路。

然后父亲开始不停地故事，间或讲一些埋在那片坟地里先辈们的往事。只觉得在父亲的肩膀上很开心，竟在回忆中没有那种漫长的感觉。路过坟地的时候，还特意看了几眼那个埋小孩儿的地方，心里也不再似往日里那般恐惧。

将思绪拉回来。

父亲在1979年前，是地地道道的农民。父亲的最高学历是初中。这倒不是父亲不爱读书，只是无缘继续罢了。因为家里出身不好，父亲读到初中毕业，在县里考了全县第二名，也还是没能继续读下去。这是父亲心里永远的痛。

我爷爷常常挂在嘴边的一句话就是：耕读传家。在我们这个靠耕田种地已经连温饱都保障不了、饱受着冷眼的家庭中，那些岁月，读书成了这个家每个人心里的渴望，这种渴望是那样地强烈，那样地怦然心动。读书，那是这个家庭的光荣与梦想。

父亲未能继续读书，就不安分地种了地。能借到、能买到的有限的那些书都被他翻了不知多少遍。母亲那时宁可自己下地一个人干了两个人的活，也要尽可能让父亲能在家中读他的书。时至今日，年近七十的老父亲，一只眼睛已经几乎视力为零，每天还要搬一个小凳子，或是靠在阳台的沙发上，怡然自得地读上几个小时的书。

因为实在是可读的书有限，爷爷便对父亲说，你就读些医书吧。家中那时最多的就是些中医书籍，还是因为了当年开药铺的缘故，后来一直留下来的。父亲考虑了不久，就认认真真地去拜了周遭几位先生，开始把医当作自己的兼职了。没想到这个兼职最后成了他老人家正儿八经的职业。

曾经问过父亲，当初为什么要选择了学医，父亲说是有两个缘故：一是觉得读书学医，大了去说可以给乡里乡亲解决点实际问题，小了去说，起码能在家人生病时不至于手足无措；二是当时实在是想不出第二条路可走。

小的时候，父亲的医术已经在方圆小有名气。父亲忙完了活儿回到家里，时不时总有些四邻八乡的人跑来看病，家里人忙着招呼了，还要搭上一点粗茶，一壶热水，一张粗糙的最后写了药方子的纸。那时候父亲给人看病是没有报酬这一说的，至多是乡亲们过后送一点地里的东西过来，放下了就走，那已经是无言中对父亲最高的奖励了。

1979年我家里发生了两件大事，一时间轰动了十里八乡。

一是父亲进城吃商品粮了。

79年国家有了一个举措，就是通过考试在乡村医生中选拔人员，补充到百废待兴的城市医院中去（主要是新成立的一些中医院）。知道有这样的事，还是县城里一位远亲－－黄姑姑让人捎信告知的。赶去报了名，离考试却只剩下短短的三个来月。

于是，母亲不再让父亲干一点儿农活，家务活儿也全是她扛了，连所有的病人都被母亲婉拒了。父亲每晚点了油灯，昏黄的灯光总是到深夜才熄灭。我们也都从母亲那里知道了父亲有要紧的事情，回到家也变得安安静静。

父亲在全县几百名老老少少（上至耄耋老人，下至青头小伙儿，那盛况，估摸着后来再没有了）的考生中名列第一。消息还是先从别人那里传来，家里人后来才知道确切的。

爷爷在听到消息的第二天，动身去了县里，核实了消息，回来的路上还买了酒。晚上一家人象过年似的，开心极了。那天爷爷喝了很多，一直乐，甚至要倒了一小盅，喊着我的名字：“来，来，来，尝尝”，终还是被母亲拦住了。^_^ 记忆中没见过爷爷喝醉。父亲说，爷爷早年间白酒一个人能整两斤。尤其是家里开了酒坊的年月，凡是来了亲朋，要有人喝得大醉了方才罢休。而这个请客的“优良”传统现在却是我偶尔回到家乡后的必修课了，每次吐得昏天黑地的基本上是我。晚年间，爷爷还好这一口，不过爷爷说过两条“纪律”：但凡喝酒一定不要空腹，哪怕是先吃个馒头垫一下；再就是天冷时不要喝冷酒，要温一温再喝。这第一条纪律，我坚持得尚可，第二条就几无机会再去实践了，也因而每次喝酒总让我时时怀念家中原来那个锡做的用来温酒的壶，因为这个锡壶是爷爷最爱用的。

当父亲正式拿到迁户口、办手续的那个通知，母亲东挪西借，置办了些日用的东西，把父亲送上了去城里的汽车。从此，我的父亲也是城里人了，再不用面朝黄土背朝天、汗珠儿砸了八瓣儿，从地里抠出吃用的东西。对于那个时代的人来说，“吃商品粮”无疑是一件不得了的大事。而对于我家来说，这更是一件大得不得了的事情，因为从此，不再有了冷眼，一家人挺直了腰，开始了有尊严的生活；从此，我们姊妹几个，心里有了一个榜样。那年父亲已是三十九岁。

爷爷的笑容就是从那时候经常挂在了脸上，而我被人称呼为“**的小孙子、**的小儿子”时的窃窃的喜悦也是从那开始的。

“三十年前看父敬子，三十年后看子敬父”，不自觉又想起了爷爷常说的这句话。

二是大哥在不久后考上中专，也要吃“商品粮”了

大哥的高考经历颇为周折。公社因为家庭出身，不让大哥报名参加考试。那时候父亲也正在准备考试。在得知了这个消息后，母亲几乎要崩溃了。上一辈人的苦难，难道还要继续下去？这几个孩子，将来可怎么办。

母亲不甘心，寝食难安。

先是去公社找干部反复说情，甚至买了礼物，却被一次次堵了回来。

母亲依旧不甘心。终于在找遍了能找的所有亲朋好友后，传来了好消息。邻县一个镇子，父亲的一个好友刘伯当时在那里是公社书记。刘伯在母亲去找他不久，做了当地中学的工作，说哥哥可以转学到那里报名参加考试。能参加考试，哥哥也是兴奋不已，就遂后去了几十里外的那个中学。

大哥那年发挥得不好，平时成绩名列前茅的他，最后只是上了中专。但就是这中专，也是了不得的大事。

土鳖，扛铁牛 ^_^

本来想主要说一说1983、84年的家庭往事，但啰啰嗦嗦码了不少字，扯得越来越多，也越来越远。索性就这么扯下去了。到哪里算哪里吧，也不再理会什么条理。

还是继续说我爷爷的故事。

划成分那年，毫无悬念，爷爷戴上了“地主”的帽子。幸运的是，爷爷说在这之前，他遇上了一个贵人。正是这个贵人，加上爷爷一贯为人热心肠、宽厚，并没有做过什么对不起乡里乡亲的坏事，使得爷爷仅仅只是成了地主，却没有作为阶 级敌人而消耗了政 府的子弹。

父亲还依稀记得这位贵人的模样，一位高度近视却不戴眼镜儿，看书时几乎总要贴到书上去，满肚子学问，从外地来的算命先生。父亲儿时每每见到先生贴近了本子看书，总要笑着说“赵先生的鼻子会闻字儿”。赵先生是47年开春不久住到家里来的。一方面是因为爷爷的好客和先生的学识（那时候爷爷总爱和先生彻夜长谈），另一方面据父亲后来分析，可能还是因为了爷爷商会会长，镇长兼民团团长表弟的身份，以及爷爷平时与政治的疏远（他老人家一直不肯入了国民党）。

赵先生经常早出晚归，东游西逛，不知所踪。每逢镇子上有了会就摆上一个卦摊儿，给张家李家的大爷大叔们指点着什么。先生在我家住了大半年，然后便去了南方。走之前，特意又和爷爷郑重地长谈了一次。爷爷晚年还时常提起那些话：

“别看你现在家里有地，有生意，你将来的日子还不如街头要饭的”

“要想消了灾，趁着现在，就把家业散了，能分、能送的就都给了那些穷人吧”

爷爷在赵先生走后不久，已经看到了解放军攻打邻近县城的情景，虽然满心不忍看着祖辈辛苦经营积攒下来的那点家当就这么去了，但终还是狠了心，依了先生的话，慢慢将大多数的家财散了。爷爷后来说，悔不该当初心疼一家人衣食着落最终留了那百来亩地，“要是那时候只留个十几亩地够个肚子就好了”。但爷爷更庆幸因为赵先生的指点，留下了一条命。后来爷爷推测，赵先生应该是个地下党。

49年全国解放前夕，赵先生从南京来了信，信中极力邀请爷爷过去和他一起做事，并明言这样他日后就可免了磨难。但爷爷当时已经明了了形势，他不愿把苦难留给家中的父兄。爷爷说他要一个人来扛，他说他不能一走了之。

于是，我的爷爷是地主。

于是爷爷脖子上挂了牌子，被游街、被批斗。爷爷后来说，尽管很辛酸，但他知足。因为后村一个也只是有二十几亩地、为人刻薄的富农，因了一件往事，被吊了打，最后呜呼哀哉了。而那时，尽管被批斗，爷爷并没有挨过多少拳脚、也没有人来揭批什么苦大仇深的往事。

再往后，爷爷就被劳动改造了。先是去几千里外的辽宁修了两年水库，然后再回到家乡附近又修了两年水库后才终于回了家。我看过爷爷在辽宁和一好友的照片，粗朴的上衣，清瘦的面容，还有紧紧皱着的眉头。前年有一次家人去一座老水库游玩，原本心情尚好的父亲，看着用一块一块石头砌起的大坝，突然哽咽，眼中竟有着些许的泪光：当年，这大坝，是你爷爷他们背着石头建起来的。

1983年的爷爷，心情是愉悦的。

秋天的时候，爷爷叫了远房的一个伯父，将自留地里收获的酒谷，放在一口大锅中，熬成了糊糊，然后拌了酒曲（那砖头一样的东西是他夏天的时候就做好了一直挂在堂屋正中的房梁上），装进了大大的缸里。春节到了，爷爷从那缸里舀了些出来，放了纱布在下面，加了水，反复过滤。最后，将这滤出来的深黄色的液体，装了满满几个小坛子。然后，逢了亲朋好友，每次倒一些出来，拿去煮了，再放上一点点红糖，热气腾腾地端了上来，总是说"尝尝，尝尝，自己家做的"。然后每次喝了去，少不了还要加上一句：还是没有白的好。

这是我家自酿的黄酒。

之所以在前面粘了又贴，整了一堆七七八八的事儿，是因为那些事儿已是记忆中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并且那些日子深深地影响着我今后的生活。我远比我的兄长们和姐姐幸运，在一个动乱时代的尾声中长大，并没有经历沧桑和磨难。

1983、84年的假期是我人生的第一个重要转折点。前面说过，春节过后不久，我就在憧憬和不安中进城了。从此，我将告别亲切、熟悉的乡下生活，并将在一个陌生而又新鲜的地方开始新生活。在这之前，还是先回过头来，说一说在这片土地上生长的我的祖辈，我的家庭。

爷爷是地主

我的老家，就在平原一个普普通通的村子上。村落不大，四四方方，一条小河沟环绕着村子并连着村前村后一片池塘，我们称它“家河沟”。家河沟很窄，顶上也就六、七米的样子，但是比较陡峭，儿时如果不小心掉了下去，一个人是很难爬上来的。小河沟在村后通过池塘连着北方另一条不知道源头的河沟，而在村前东南、西南两个角落穿过了小桥，分别向南流去。儿时小河沟里常年都是有水的，只不过冬天水浅得很，不似夏天那样下上几天雨，水就几乎要漫上旁边的路面去。这条河沟是这个小村落的一道屏障，据说是先人们为了防土匪而挖掘的。

村子正南方和正西方的中间，各有着1个出口。老人说，民国那些年，这2个出口处都还有着木栅门。村子这几十户人家、几百口人，还有那些牛儿羊儿，日常就是从这两个地方出入的。

村前小河沟旁的小道，向东西延伸了去，连接着十几里外的集镇。我家就在村里这条小道中间靠近出口的地方。前后左右就是“四爷五奶六叔七婶”们的家。村子里百分之九十都是一个姓氏，只有村东头几家姓张。

爷爷是家里的绝对权威，也是我们这个家族的权威。村子里一个家族几十家里头大大小小的事儿，大都是爷爷和十三爷他们商量着来决断的。爷爷在村子里被人用不同的方式称呼着：在家里，被称呼的是“爹”，或者是“爷爷”；出了家门，大爷家的后辈们叫他“二叔、二爷”（爷爷弟兄三人，我三爷没有子息）；在家族中，爷爷行七，那些血缘稍远些的后辈们就称呼他“七爷、七叔”，而他的同辈们“老七、七哥”的喊着，抑或是背后称呼为“老财”。而爷爷的大名，只有在当年的批斗大会上才被人大声地喊过。

爷爷被称呼为“老财”，还是本地解放前那阵子流传下来的。在那以前，家里前院有一个小酒作坊，如同《红高粱》里的场景，每年做了酒，担挑车拉了卖到远处的集镇、更远处的城市。后面几进院落是家里人和“掌鞭儿”、长工、短工们的住所。我的老爷、老奶每天天不亮就起床，然后安排着一天的物事，其中主要是村外那几百亩地上的事儿。然后就是张罗这一大家子人的吃喝。而每次最后一拨儿吃饭的，往往都是他们两人。

那时候，这些事情，爷爷是不用太操心去张罗的，因为有大爷在家。而三爷的生活除了眠花宿柳，就是抽大烟，年纪并不算大就在很远的城市里得了花柳病而去了。爷爷的精力大都花在了村子西去的集镇上，并常年在家里和镇子之间奔走着。

镇子西边有一条河，北面远处山里的东东西西顺河而下，从这里再前往汉口，而各种各样的洋货也从汉口逆流而上在这里下船。父亲说，那时候河面上经常停泊着几百艘大大小小的船只，很是壮观，而这个镇热闹非凡。

在镇上，离“陕西会馆”不远处，有一处院落，前面临街是两层的砖木结构小楼，二楼是仓库，一楼是门店，后面是几间平房，平房里大多时候是奶奶带着一家人来这里住。这小楼在我小的时候去外婆家时经常路过，不过当时自己并不大清楚其中的缘故，只知道以前曾经和我家有过一点点关联。爷爷说，当时这个门店是个药铺。这还是79年以后爷爷开口讲一些往事的时候，我才慢慢知道的。此外，在这个镇子上，爷爷还打理着1间粮行，1间五金铺。而这些成了爷爷和家人日后那段苦难日子的根源。

爷爷是个风风火火的人。83年的那个寒假，我跟在爷爷后面去外婆家，几乎是一路小跑着才能跟上他老人家的步伐，而爷爷当时已经是70开外的人了，而他在83年的秋天刚刚完成了骑着自行车到二百多里外去看父亲、然后被一家人抱怨着他的固执的壮举。

爷爷认定了的事情，不到南墙是不回头的。这一点，母亲和他很相似。爷爷对这一点很是欣赏，而且对母亲也是非常尊重的。他晚年时节家里大事小事，都要和母亲商量了来。

爷爷对母亲的尊重，有着特别的缘故。爷爷在五十几岁的时候，奶奶便去世了。父亲后来回忆说，应该是由于高血压引起的脑溢血之类的疾病，因为奶奶那时候总说自己头晕头疼。而母亲就是在奶奶去世后的那年，不顾了很多反对的声音，毅然决然地嫁给了一个已经家徒四壁的“地主家的”。而这个家庭在那个年代，很多以前的熟人见了面都是要躲着走的，生怕因为和你多讲了几句话，惹来说不清的麻烦。母亲的到来，让爷爷看到了这个家庭的希望。

可能现在会有很多人不会理解母亲当时的举动需要多么大的勇气和决心。那就说一个我自己的故事吧。已经是文 革后期，我也上小学了，我打了到目前为止仅有的两次记录中的第一架。那是在中午放学回家的路上，邻村李姓一个高我一头的同学，拉着几个同学在身后可着劲儿冲着喊“地主娃儿、地主娃儿”。我停下来，走到跟前：“你再喊？！”“就喊了，地主娃儿，地主娃儿”。突然间，我再也无法忍受，于是一头把他撞进了路边的沟里，两个人厮打在一起......母亲那天后来问我怎么回事，我只说是自己不小心摔跤了。

爷爷对母亲的尊重还源于母亲在这个家庭的吃苦耐劳、无怨无悔。一大家子，吃喝拉撒，全是母亲起早贪黑操持的。而这是建立在家中空空如也，食不果腹，债台高筑的基础上。连因为家庭的缘故，没人肯将姑娘嫁过来，因而迟迟成不了家，几乎要精神崩溃了的叔叔的婚事，也都是母亲一手操办的。这是后话了。

在我心里，爷爷是完美的，是一座神。爷爷小的时候读过几天私塾，虽然识字不是很多，却于世道、事理看得极为透彻，为人直爽，正直。到了晚年，一方面是因为成了村里的长者，更因为他一贯的为人，赢得了村里老老少少的一致尊重。79年后，作为孙子的我，经常因为被人恭敬地介绍着“这就是**家的小孙子”而心里有着无比的快乐。尽管在小时候他会冲我喊“不听话看我怎么打你”，但我知道爷爷向来只打皮糙肉厚的屁股，而且喊的声音很大，手落下来却是很轻很轻的。尽管爷爷有着一个爱吐唾沫的坏习惯，但我知道那是由于被劳动改造那几年留下的脾胃不好。尽管爷爷有时候会把我听了几百遍的故事一次一次拿出来讲，但我的“三字经”、“百家姓”、《颜氏家训》和无数个象“融四岁，能让梨”、“凿壁借光”、“司马光砸缸”这样的故事，都是这样在他温暖的怀抱中学会的。

痛心的是，爷爷86年终因食管癌而去了。当他感觉吞咽有点困难的时候，父亲就忙着带他去做检查，等结果出来，已经是晚期了。父亲把他接到在城里的医院，用尽了手段，终于还是未能将爷爷的生命多延续一些。半年后，在爷爷的坚持下，父亲用救护车，一家人陪着回了老家。爷爷对父亲说了，我要老在家里，把我埋在你爷爷奶奶身边，我不要火化。

当知道了自己的病情后，爷爷仍然是乐呵呵地。他说他有生之年，终于能看到了这个家族光明的未来，他说他很知足。去世前几天，父亲把院子里刚刚打好的上好棺木给他看，爷爷高兴得流泪了：“你爷和你奶去时都没能有这么好的老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