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整理】《竞争经济学》精义 -- 乾道学派

十六.企业是以实现所有者目标为中心组织起来的矛盾综合体

1.企业的性质与本质

从概念上说，企业的性质是指其本质，是支配各种企业现象的。企业的性质应该能解释：都是企业，为什么有的企业至今仍然是手工作坊，有的企业却规模大到难以想象；为什么有的企业制造伪劣产品，而有的企业则生产价廉物美的产品；为什么有的企业筹资无门，而有的企业却有银行主动上门；为什么有的企业生产井井有条，有的企业却一片混乱；为什么有的企业会罢工停产，有的企业却能顺利运行；为什么有的企业产权清晰却管理混乱？为什么有的企业产权不明却管理得当？为什么有的企业会破产倒闭，而有的企业则兴旺发达；为什么有的企业可以破产重组，而有的企业却只能破产清算？为什么有的企业是别的企业的子企业，而有的企业却可以控制别的企业？为什么两个人的合伙制企业难以为继，而上百万人的股份制企业却可以不断发展？都是企业内部的人，为什么有的人工资高，有的人工资低，有的人可以支配别人，有的人却只能被别人支配，有的人可以占有利润，有的人却会被随时解雇？

其实，躲在这些纷繁复杂的现象背后的本质很简单：企业是所有者实现其目的的组织工具，是雇主与雇员利益既合作又冲突的场所。至于生产什么，如何生产，多大规模，如何筹资，质量好坏，如何确定工资，则取决于所有者在一定社会环境下实现目标的意愿和能力。对于绝大多数私有企业来说，所有者的目的是最大限度地谋取个人利益。当然，也不排除有的所有者目的比较复杂，例如欧文，就是要借企业这种组织形式来达到其救世济民的目的。也就是说，私有企业的目标及实现目标的手段实际上体现着所有者的生活目的和道德水准，并受着社会客观条件的制约。工业革命两百多年来，随着所有者目的逐渐单一化为个人利益最大化，随着所有者道德水准的不断下降，企业的目的才越来越单一化为利润最大化。

2.企业目标的多样性

有人可能认为，企业必然追求利润最大化，这与所有者的生活目标和道德水平无关。凡不是寻求利润最大化，设法降低成本，压低工资，提高质量的企业都生存不下去，而这就要求企业主尽可能地把非经济因素排除出去。在市场竞争上将是无道德的企业驱逐有道德的企业，正如劣币驱逐良币一样。然而，事情没有这么简单。欧文的实验结果是，虽然提高工人工资，缩短工作时间，企业办小社会（幼儿园，小学，商业合作社等）增加了成本，但工人生产效率和产品质量均大大提高，企业具备足够的对外竞争力。河南南街村王宏斌的成功之道与此类似，由于道德因素介入企业生产经营的各个环节，干部和工人都接受低工资加供给制，使南街村的生产和管理成本均远远低于国内各类企业。在跨国公司追逐最低成本和最低税收的全球化浪潮下，北欧国家仍然保持极高的税收和福利，以北欧国家为基地的跨国公司却没有迁出本国，其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率仍居欧洲乃至全球的中上水平。这些都足以说明企业目标的复杂性，也证明存在有德企业击败缺德企业的可能性。其实，私有企业单一化的追求利润最大化的原因是多重的。固然有自然的劣币驱逐良币现象，却有也劣币们组织起来使劣币逻辑合法化的政治和文化原因。其中，亚当·斯密的经济学功不可没，它起着使劣币逻辑合法化、唯一化的意识形态作用。在斯密经济学的教导下，利己等同于利他，作恶等同于为善。于是企业目标渐渐单一化为利润最大化，而且企业行为越来越不择手段。

3.多个所有者组成的企业

对于有多个所有者组成的企业来说，所有者之间的目标冲突，所有者与经营者之间的目标冲突，常常成为企业各种现象的本质。从分工与竞争的角度看，合伙制或合作制企业应该比单一业主制更有竞争力。同是经营街头零售店，合伙制的资金会更加充裕，货物品种会更加多样。但是，合伙者之间的冲突空间很大。合伙制企业所有者往往同时参与企业的实际工作，必然需要有不同分工，不同分工的苦乐必然有差别，不同分工在企业运行中的实际地位和自由度也有差别，这些差别又在不断变化之中，故难以找到恰如其分的权利和义务平衡点。合伙者之间利益冲突的结果则是陷入囚徒困境，企业经营难以为继。合伙制企业的存在需要合作者之间的相互信任和克制，什么时候信任资源耗竭，什么时候企业就会陷入困境。“合伙制在经济活动总量中仅占相当小的一部分”，其主要原因恐怕不是萨缪尔森讲的“无限责任”——夫妻店也是无限责任却大量存在，而是社会信任资源稀缺。在信任资源稀缺的条件下，无限责任才会成为双方相互争夺利益、推卸责任的重要渠道之一。

有人可能会想，照此推理，则股权分散的现代公司岂不是更加难以存在吗？这个问题的关键在于这些分散的股东（所有者）的实际关系如何。在经济人假设下，如果这些分散的股东都掌握信息，参与决策，参与决策的执行——例如职工股份合作制，则股权越分散，目标冲突越复杂和强烈，企业越难以存在。中国目前有一些企业改制为股份合作制，而且改制以后还有一定程度的发展，原因是合作者行为不完全符合经济人假设，不在每一个环节上寻求个人利益最大化。当然，那些借股份合作制之名，强迫职工入股，职工又无民主管理权利的企业，也可在一段时间内存在。因为在这类企业里，普通职工无论是作为所有者还是作为工人都不掌握信息，不参与决策。

同样的道理也适用于上市企业。由于股票市场追涨杀跌的股民既不掌握企业信息，又不参与决策，也不是企业职工，信息和权力实际上集中在少数大股东手中，则构成企业本质的矛盾可进一步简化为少数大股东之间的目标和利益冲突。然而，这些大股东并不亲自经营，更不直接参与生产分工，其相互间利益冲突被极大地简化了，简化为对企业重大问题和重要人事任免的决策，在这些问题上大股东间的利益一致性常常大于利益冲突性。这是股份制得以相对稳定的深层原因。事实上，大公司本质层的冲突主要并不发生在大股东之间，而是发生在董事会与总经理之间。因为总经理掌握着企业内外的全部信息，并以具体的决策落实着董事会的战略方针，有足够的自由度巧妙地运用董事会赋予的权力来谋取薪酬以外的个人利益，使企业经营出现所有者不愿意见到、短期内也难以察觉的问题。随着这一冲突的发展，近二十年来，欧美大企业高级管理人员的薪水直线上升。如果这些冲突继续发展，则这些庞然大物也照样有可能崩溃解体。1980年代中后期，美国金融界巨擘利用垃圾债券购并大企业时，大股东见钱眼开，高级经理人员成为内应，百年老店一夜之间易主，随之企业各利润中心被拆分出售，企业员工被大规模裁减，货品价格变相提升，消费者和企业员工都受到损害，企业长远利益也受到损害，得益的则是企业的原股东、高级经理和华尔街的金融大盗。为防止此类现象的蔓延，“从1980年代末至今，美国已有二十九个州（即超过半数的州）修改了公司法。新的公司法要求公司经理为公司的“利益相关者”（Stakeholders）服务，而不仅为股东（Stockholders）服务。”但是，我怀疑此类立法的可操作性。在恶性购并案中，我们看到，公司经理不但没有考虑利益相关者，甚至没有为股东服务。而大股东之所以能接受购并方案，也是追求短期利益最大化。这里，亚当·斯密的“利己即利他论”再次破产。这就是说，当一切经济人因素被完全释放后，股份制企业恐怕也难以兴旺发达，长治久安。

4.企业是矛盾综合体

企业是一个小社会。社会是人与人斗争与妥协、冲突与合作的场所，企业也如此。居于企业权力结构中心的所有者的目标固然构成企业的本质，但该本质并不是直接体现到企业的每一个现象上，而是通过一层层的矛盾体现为现象的。这一层层矛盾即是企业内部的利益冲突与合作。所有者聘用一些人为副经理，副经理可以不断按照经理的意志被撤换，则副经理相对于所有者成为企业的现象；副经理任用一些人为部门经理，则部门经理相对于副经理成为现象，副经理在部门经理前成为企业的本质；这样，本质经过一层层的现象向外传递，到工人那里就成为每天工作的内容、数量、工艺规范的指令。现象对本质构成制约，副经理的意愿和能力对贯彻经理的意志构成制约；工人的工作意愿和能力对贯彻车间主任的意志构成制约；工资水平对工人的工作意愿构成制约；工具、原材料对工人工作的效率和质量构成制约；市场行情对销售员的业绩构成制约；技术创新的可行性对研发人员的进度构成制约。但本质却决定着现象，通过撤换、评价、激励、命令、钻研、攻关，使企业的生产进度得以保证，市场得以打开，技术得以创新。本质和现象间的合作与冲突，正是企业内部人与人之间和人与物之间的矛盾。

因此，更进一步说，企业是一个以实现所有者目标为中心组织起来的矛盾综合体。当所有者是全民或国家时，经营者是以社会利益最大化为目标时，该企业就是社会主义企业，如六十年代的鞍钢、大庆；当所有者是私人，但其目标也是社会利益最大化时，该企业就是理想主义者的企业，如欧文；当所有者是全民或国家，而其目标却是经营者利益最大化时，该企业就会成为贪官污吏企业，如我们今天的部分国有企业；当所有者是私人，其目标是私人利益最大化时，该企业就是市场经济的典型企业。依据所有者构成，所有权与经营权分离的实际状况，所有者与经营者与实际目标构成，我们还可以进一步列出更多类型的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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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释的确实比稀缺经济更具合理性。稀缺经济学是对现有秩序的粉饰，而竞争经济学是本质。

韩德强对社会的定义趋近于毛主席的以阶级斗争为纲，更看重分配，对生产重视不够，如果推广到整个自然界是合理的，零和游戏，在人类社会中由于可以奴役动植物，掠夺自然，妥协获得的收益可能会比斗争大，过于偏重分配导致效率不够。

一个企业或团体内部有可能实现压缩个人换取整体利益的最大化，团体与团体之间的谁做牺牲，整个社会的各个行业之间，哪些行业做出牺牲？要构建一个整体最大利益的社会模型有难度。

实际矛盾或者不合理是必然存在的，追求改变的过程就是进化的动力。改变后转化为新的矛盾或不合理。

十五.生产的边际效用是递减还是递增？

1.生产的二重性

诚如萨缪尔森所述：“当更多的投入，例如劳动，被追加于固定的数量的土地、机械和其他投入要素上时，单位劳动所能作用的要素越来越少。土地越来越拥挤，机械被过度使用，劳动的边际产量下降。”

然而，与边际效用递减规律类似，边际收益递减规律也没有考虑到生产的二重性。不错，在生产中存在大量边际收益递减的情况，但同时也存在大量（而不是例外）边际收益递增的情况。其实，斯密在《国富论》中所描述的分工生产扣针，正是边际收益递增的典型情境之一。

“一个工人，……纵使竭力工作，也许一天也制造不出一枚扣针，要做二十枚，当然是决不可能了。”但分工以后，“这十个工人每日就可制成四万八千枚针，即一人一日可制成四千八百枚针。如果他们各自独立工作，不专习一种特殊业务，那末，他们不论是谁，绝对不能一日制成二十枚针，说不定一天连一枚针也制造不出来。”[1]

为什么劳动力投入的增加会产生边际效益递增现象呢？因为劳动力越多，分工越细密，工作效率越高。其实，在一定土地上追加劳动力，在一定限度内，也可以产生边际效益递增现象。例如有的研究种子，有的研究肥料，有的研究杀虫，有的制造农业机械，有的修缮水库沟渠，就可以使边际效益递增。也就是说，生产也有二重性。就生产的自然性而言，边际收益的确是递减的。就生产的社会性而言，边际收益既可能是递增的（分工合作，三个和轮流挑水吃），也可以是负的（相互博弈对抗，三个和尚没水吃），当然也可以是递减的。

2.生产的社会性使边际效用递增成为可能

生产的社会性还表现在经验的积累，即所谓学习曲线上。一个人连续几小时学习，其收益固然是递减的，这是由人的生理特点决定的。但一个人连续若干年学习，其收益就可能是递增的。从文盲到小学毕业，只能认个路牌；高中毕业，可以当个营业员、电工、驾驶员什么的；大学毕业，才有资格进入管理层，在机关或研究机构工作，但却只能做硕士生的下级和助手，如此等等。因为持续学习意味着知识的积累，逻辑推理能力的训练，认识和处理复杂问题的能力的增强，从而意味着在复杂的社会关系中于处较高的等级。我们知道，现代社会学习时间越来越长，这其实正是学习边际收益递增的结果。我们看到画家一挥而就，羡慕其十分钟赚了一万元钱，这不是长期磨练，边际收益递增的表现吗？个人如此，一个企业或组织也一样。如制造飞机，第一架时需要购置厂房、设备、人员，需要经历一次次地失败，成本最高，收益最小；第二架有了初步经验，成本降低，收益上升；第三架飞机可能开始改进工装设备，建立工艺规范，边际收益进一步增加。

生产的社会性还表现在竞争的赢家通吃上。仍以飞机制造为例，当波音生产了数百架飞机，生产成本不断降低，设计制造技术不断提高后，别的厂商就无法通过正常利润积累的方式来打入飞机市场。自工业革命时代以来的二百多年间，赢家通吃的竞争法则不断发挥作用，使得各地的自由竞争渐渐被地区性或全国性垄断取代，直到今天形成全球数百家跨国公司垄断全球主要行业的局面。在信息时代，由于信息产品复制可实现无成本复制和无成本传播，又依仗专利法保护可以随意定价，赢家通吃的速度大大加快。比尔.盖茨从名不见经传到成为全球首富不到十年时间，把几个世纪积累起来的传统工业巨头抛在身后，靠的就是赢家通吃。赢家通吃是极端的边际效益递增，它意味着只有不断地高强度地投入才最终成为赢家，一旦屈居第二，则全部投入都将化为乌有。也就是说，只有超出对手的最后那部分投入才产生全部的效益。

由此不难得出结论，生产的自然性使投入要素的边际效益递减，而生产的社会性却使要素的边际效益递增（当然也可能为负或递减，取决于社会性矛盾的解决方式）。由于现实的生产活动都是自然性与社会性的结合，而且社会性主导着自然性（市场主导着生产，利润主导着生产），因此边际效益递增才是主导性规律。具体到某一项投入的边际效益究竟是递增还是递减，取决于该项活动的自然性成份和社会性成份的关系，以及社会性成份的具体内容，并不能一概而论。

3.规模收益的增减同样取决于生产的社会性

这一结论同样适用于规模收益的增减。所谓规模收益是指同比例增加各投入要素时总产量的变化，而规模收益递增即意味着总产量的增长超过要素投入的增长。“例如，一位正在设计一个小规模化工厂的工程师发现，把劳动、资本和原料投入增加10%，会引起总产出超过10%的增长。”我们耳熟能详的所谓规模经济，就是规模收益递增的典型情境。实际上，在相同技术路线下增加厂房、设备和人员并不能带来收益的递增，只有随着投入的增加，采用了新的技术、设备和生产组织形式，亦即实现了要素的复杂重组，才能使收益递增。对扩大了的要素进行复杂重组，这正是生产的社会性的体现。

还有一种情况是规模收益递减。我们知道规模收益递减一般与生产的自然性相联系，但萨缪尔森谈论的规模收益递减并非源于生产的自然性，而恰恰源于生产的社会性。他说：“尽管在许多部门中规模经济潜力很大，但是，在某一点上，也可能出现规模收益递减。当企业的规模变得越来越大时，管理和协调的问题也就日益难以处理。在无休止的追逐高利润的过程中，企业可能发现它的市场地理区域或生产线已经扩张到能够有效管理的范围之外。”其实，当管理问题出现时，企业效益可能不仅会递减，有时还会骤减，甚至是坠入破产深渊。刚刚发生的韩国大宇公司破产案就是典型。这正是生产的社会性成份中的对抗性因素占上风时出现的现象。由于各企业在哪一点上出现管理失控，以及是否会出现管理失控并非直接与规模相关，故此类规模效益递减并非必然。尽管多数企业遇到了规模扩张后的管理失控，但有一些企业却闯过了这一关，成为全球性的企业，享受着最大限度的规模经济递增收益。

由此可以得出更进一步的结论，企业的边际或规模收益究竟是递增还是递减，是骤增还是骤减，根本上取决于企业内部管理的完善和对外竞争的胜利，亦即取决于生产的社会性。洛克菲勒的石油企业从小到大，无论是边际收益还是规模收益都不断递增，而且顺利地渡过了管理极限，正是出色的经营管理的结果。反之，那些按照规模收益递增论进行的企业扩张决策，却常常遭到市场的无情淘汰。

4.中国农民收入低的社会原因

中国农民的生活水平低主要不是由于自然原因，而是由于社会原因。中国是国际经济竞争中的弱者，是发达国家的原材料产地和初级产品加工地；农村又是中国经济竞争中的弱者，唯一的优势是无限供给的廉价劳动力；在农村社会内部，普通农民是基层权力结构中的弱者。这就使中国农民遭受着世界、城市和农村强者的三重剥削。不错，中国农民在经济激励面前动起来了，但其收益（为跨国公司、城市打工，向国际国内市场出售农产品等）却被搜刮得所剩无几。实际上，在不受或少受三重盘剥的前提下，中国农村的劳动力如能恰当组织起来，一部分就地建设乡村道路住房，一部分生产相应的建筑材料和生活用品，一部分兴修水利，一部分搞生态农业和多种经营，一部分用以教育和发展，完全有可能成为比目前的生活水平提高十几倍甚至更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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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四.消费行为的边际效用是递减还是递增？

1.消费行为的边际效用是递减的吗？

所谓边际效用，是指消费一新增单位商品所带来的新增的效用。在萨缪尔森经济学中，消费行为的边际效用是递减的：“随着个人消费越来越多的某种物品，他从中得到的新增或边际的效用量是下降的。”举例说，吃第一口面包时最饿，因此效用最大，吃最后一口面包时仍然有正效用，但效用最小。这就是所谓边际效用递减，即每一口的效用都小于前一口。

看上去，这一理论符合每一个人最基本的消费感受，似乎无可质疑。但也有一些消费行为不符合这一理论。例如，一位多年不见患难朋友远道而来，你请他去上最好的饭店吃饭，点最贵的菜，似乎非此不足以表达曾经生死与共的感情。也许这一顿饭让你半年省吃俭用，但你觉得值。这时，花钱的边际效用是递增的。钱花得越多，自己心里就越舒坦。再如，10万元一辆夏利车与30万元一辆奥迪车，都可以满足一个人交通的需要。按照边际效用理论，夏利车满足雪中送炭的需要，就象吃第一口饭一样，边际效用最大，而奥迪满足的则是锦上添花的需要，其超出夏利部分花费的边际效用最小。但是，人们却愿意用20万元去购买不值10万的边际效用，这是为什么？又如，贪官首先是官，一般而言，虽然未见得有高薪，但其基本需要是已经得到了满足的，谋取薪俸之外的利益是要满足那递减的边际效用，然而薪俸外利益的风险和成本却很高，为什么贪官会如飞蛾扑火般贪污？泛而言之，在追求权力和金钱的金字塔上，越往上路越窄，被人踩入万丈深渊的机会越多，而新增金钱所能满足的新增效用却最小，但为什么很少有人停下争名夺利的脚步？

2.消费行为服从社会地位最大化原则

人们日常消费行为从根本上并不服从边际效用递减原则，而服从社会地位最大化原则。中国农村的普通农民，一辈子咸菜窝头，却要攒钱盖房子，给儿子取媳妇，哪怕媳妇进门，自己住进草棚。为什么？因为只有这样，才能得到村里人的承认和称赞。城市里的居民也一样，含辛茹苦地抚养孩子，有好吃的舍不得吃，有好穿的舍不得穿，有发展升迁的机会还得首先看是否影响孩子的教育。中国如此，发达国家也不例外，只是表现方式有所不同罢了。美国人保罗·福塞尔写的《格调——社会等级与生活品味》，全面描述了美国人如何在衣食住行的每一个细节上花钱，仅仅或主要是为了在别人的心目中提高自身的社会地位。提高社会地位的比赛在生活的一切方面都进行着，通俗地说，这社会地位就是面子。中国人爱面子，美国人也爱面子，只不过面子的形式不同罢了。中国有句俗话，树活一张皮，人活一口气。这其实是对生活本质的深刻揭示。在以金钱来衡量人生价值和地位的社会，多一点钱就意味着高人一等，这点钱就有着极大的边际效用。但是山外有山，天外有天，富外有富，因此权力和金钱的竞争就越来越残酷。

3.人的消费行为是社会性和动物性的复合

边际效用递减规律并非一点作用都不起，在不需要考虑面子的时候，边际效用才会递减。事实上，完全符合边际效用递减规律的消费主体不是人，而是兔子、山羊、猴子、老虎、豹子，是动物。老虎吃山羊的感受绝对符合边际效用递减规律。在现实生活中，作为动物性消费的边际效用递减与作为人消费的边际效用递增常常是复合在一起的。仍以请朋友吃饭的故事为例，为了要表示友好或富有，最后一元钱的边际效用最大；为了吃饱饭，第一元钱的边际效用最大。按照面子原则，恨不得倾囊而出；按照胃口原则，经济实惠最好。最后的菜单是这两种原则的混合，既有面子，又能省钱；既服从边际效用递增原则，又服从边际效用递减原则。当然，面子原则是第一位的，视面子的等级不同，所点的菜的档次也不同；实用原则是第二位的，即在设定档次的菜中选择酸甜苦辣各种风味、鸡鸭鱼肉各种原料。

由此，我们可以进一步总结出一个新的消费行为理论。人的消费行为是社会性和动物性的复合，并且社会性主导着动物性。动物性消费服从边际效用递减规律，社会性消费则服从边际效用递增规律。究竟一个具体的消费行为中有多少成份属于社会性，多少成份属于动物性，这要视不同人在不同情境购买不同商品而论。富人消费中的社会性成份多于穷人，衣服的社会性成份多于食品，在公共场合消费品的社会性多于私人场合消费品，礼物的社会性多于日常用品，高档商品的社会性多于动物性。像首饰一类的物品则只有社会性而没有动物性，像窝头一类的食品则只有动物性而没有社会性，绝大部分商品介于两者之间。社会性强的物品的价格取决于该物品能够给消费者带来社会地位满足的程度，而不取决其实际功效。一些商家深谙其中道理，刻意制造或渲染物品的社会属性，例如毁版限量制作的手表，包装精美独特的小点心，巴黎时装节的时装，古董字画，或者麦当娜的内衣，乔丹的球鞋，从而获取高昂的价格。广告更是赋平常商品以高贵的社会性联想的典型，一瓶白酒配以富丽堂皇的大饭店，一种化装品配以一群靓丽少女的艳羡目光，甚至一块地板配以拥抱跳跃的青春男女。消费者往往就在广告的社会性暗示中高价购买了成本很低、用处不大的商品。

4.需求曲线向下的原因是受制于收入水平

当然这里产生一个问题，由于边际效用递增，岂不是会产生价格越高购买得越多的现象吗？需求曲线不是会向上吗？是的，一定程度上的确有这种现象。在超市中你可以发现，有的人专门挑同类商品中的最高价格购买。但是，由于人们的总购买力有限，需要购买的物品又很多，则价格必然会受到一定限制。以公式表示有：

P1Q1+P2Q2+……PnQn≤Income

在一定收入条件下，第n种商品的价格是受什么限制呢？这就取决于该商品在购买清单中的相对重要性（或称购买权重）。事实上，随着一个人的成长，慢慢就形成了与其生活方式相适应的不同物品的购买权重，PnQn/Income，这一数值既有可变性，又有稳定性。随着收入的上升，权重会相应作调整，例如低收入时食品类权重较大，高收入时食品类权重较低。当生活方式和收入都相对稳定时，其购买权重也相对稳定。收入通过权重决定着其购买行为，即选择什么档次的商品。这样，通过观察一个人在什么商场购买什么品牌的手纸、洗涤剂、衣服，我们就可以知道这个人处于什么阶层，收入水平在什么位置。都是屁股，高收入者用高档手纸，低收入者用低档手纸，所满足的基本需要是一样的，但社会性则迥然相异。低收入者在手纸上都自惭形秽，而高收入者则从手纸的柔软度、洁白度上体验到了自身的高贵。

因此，需求曲线向下的原因并非是边际效用递减，而是受制于收入水平。即使某种商品边际效用递增，由于该商品的购买权重和购买者的收入水平所限，购买者也不会无限购买。当我们认同向下的需求曲线时，实际上我们是在既定的收入水平上考虑问题，这样价格越高，势必就只能买得越少。如果社会收入结构呈金字塔形，则不同价格的同类商品的数量呈金字塔形，最高档的商品购买量最少，最低档的商品购买量最大；如果社会结构呈枣核形，则不同价格的同类商品的数量也呈枣核形，最高档与最低档的商品购买量都较小，中档商品的购买量最大。不懂得商品档次随收入分布这一道理，必然会在商战中失算。在某大学附近的一家超市曾将其价格定位在中高档上，结果门可罗雀。后来该超市下调半档价位，很快又顾客盈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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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了，我觉得最重要的是这两部分：

十三.如影随形的竞争和垄断

1.相对垄断

实际上，竞争和垄断是一对孪生兄弟。有竞争的地方，必然有垄断。有垄断的地方，也必然有竞争。既没有绝对的竞争（完全竞争），也没有绝对的垄断（完全垄断），但是却有着竞争程度和垄断程度的差别。

萨缪尔森承袭斯密的衣钵认为，完全竞争“意味着没有一家企业或消费者足以影响整个市场的价格。例如，小麦市场是完全竞争的，因为即使最大的小麦农场也只能生产世界小麦产量的一小部分，从而无法对小麦价格产生重大影响。”（第28页）的确，如果把整个市场定义为世界市场的话，不要说小麦，就是被公认为已经达到高度垄断的汽车市场上，单独一家企业对整个市场价格的影响力也是很有限的。然而，世界市场其实是被无数种有形、无形的力量分割成无数个局部市场，企业只要在某个局部市场上取得相对垄断地位就可以获取相对垄断利润，人们所抱怨的垄断都是这类相对垄断。

2.垄断的来源

垄断的第一个来源是空间。在斯密时代，由于交通运输不发达，市场竞争常常是在一个城镇或一个地区的范围内展开，该地区以外的市场价格虽然对本地区有影响，但往往不足以打破本地区形成的相对垄断格局。至少，该地区厂商的定价可以高于其他地区市场价格加上运输费的水平上，运输成本成为该地区厂商的垄断利润来源。即使在今天，例如百货业和旅馆业，都明显享受着由于距离产生的相对垄断利润。显然，在北京出差的人不可能由于天津同档次旅馆便宜而跑到天津去住宿，甚至在北京西单地区出差的人不会到东单去住宿。在繁华的都市，如果一家宾馆周围2公里没有竞争对手，则该宾馆就可获得明显的相对垄断利润。

垄断的第二个来源是时间。由于商品生产需要一个从投资到产品出厂的自然周期，当某种商品供不应求利润丰厚时，其竞争对手需要有一定时间才能提供同类产品，这就使厂商获得了由时间而产生的相对垄断利润。那些二十四小时经营店也都懂得时间垄断的重要性。

第三个来源是商品性能、品质、规格以及品牌等的差异。小麦似乎都一样，但在细分化的小麦市场上，加州小麦和德州小麦是两种商品，加州小麦贵不等于德州小麦也能卖到同样价钱，因为这是两种可替代却不同的商品，就像桑塔纳和奥迪是两种不同商品一样。在中国大米市场上，东北大米比南方大米贵，盘锦大米比高碑店大米贵，同样是因为这个道理。

第四个来源是种种由于历史和社会原因造成的市场分割，比如国界的分割，语言文化的分割（对于音像市场来说，这种分割是至关重要的）等。

3.追求垄断是企业的本能

事实上，成功的企业都是靠着善于构造并利用局部市场垄断而成长起来的。洛克菲勒的标准石油公司就是利用了宾夕法尼亚州油井区炼油设施的相对紧缺而发展起来的。当别人看到炼油业有利可图，想参与竞争时，洛克菲勒已经把炼油成本降低下来，构筑起了行业壁垒了。不仅如此，洛克菲勒利用自己作为铁路运输大客户的消费者垄断地位，威胁运输公司不让他们承运别的炼油商的煤油。这样，洛克菲勒的垄断范围逐渐从宾州扩展到全国，又从炼油业向后扩展到石油开采业，向前扩展到石油运输业和分销业，成为美国乃至世界的石油垄断巨头。但是，竞争仍然存在。在洛克菲勒的视线以外，还有俄国高加索地区的石油，有中东地区的石油，有南亚地区的石油。在标准石油公司内部，则存在着对各级权力的竞争和角逐。由此，标准石油公司的成本开始上升，而技术和组织模式开始外流，新的石油公司就在标准石油公司的大树底下成长起来。对外，标准石油公司继续凭借其在美国的垄断地位，参与世界其他地区的石油业竞争。在标准石油公司被肢解成七个地区性公司后，这些地区性公司形成紧密的业务联系，共同制定油价，被称为七姐妹。但七姐妹之间也不是没有竞争，只是受到共同规则的限制而己。

不仅是洛克菲勒懂得构造并利用垄断来获取利润，凡是有竞争存在的地方，厂商都在努力构筑各种形式的垄断。甚至在市场崇拜者津津乐道的农贸市场上，也普遍存在着价格垄断。同是卖白菜的十几家摊位，报出的价格常常惊人的一致，虽然各摊位在态度、称量、是否允许剥去老叶等细节上会有竞争。世界白菜市场非常大，但在特定地点、特定时刻却只有十几家竞争者，每家都足以影响白菜价格，因此并不是完全竞争市场。联合垄断的成本较低，而收益较大。在十几家白菜商的联合垄断行为中，又有一些人实力较强，心眼较多，是价格制定者，而另一些人则是价格追随者。价格制定者常常自己违反定价，以较低的价格大批量向买主销售，却不允许别人违反定价，他们是市场上的霸主。根据价格制定者利用公权谋私的程度不同，霸气也有强有弱。霸气弱的常常被称颂为公平、仗义。实际上，由于白菜市场利润微薄，头脑精明、兄弟多的霸主们不屑一顾，所以我们较少在白菜市场上看到霸主的存在，但在利润和风险都较高的水产市场上，这种欺行霸市的现象就非常普遍。一些有实力的水产商正是从这里开始起步的。

4.垄断是竞争战略的必然要求

为什么竞争和垄断总是如影随形呢？这是“竞争即战争”逻辑的自然延伸。我们知道，要在战争中获胜，需要凭借天时、地利，构筑工事、碉堡，需要穿上盔甲，带上盾牌。有些地形是“一夫当关，万夫莫开”，这就如同专利在市场竞争中的作用；有些时机好比诸葛亮借东风，转瞬即逝，例如奥运会开幕式四年一次，就构成一种垄断，电视台凭借这种时间垄断，可以获得巨额广告收入，而奥运会组委会则凭借垄断权的授予，也可以从中分红；工事和碉堡可以躲过敌人的狂轰烂炸，比如日本株式会社与大公司间的内在默契，就能抵挡美国商品的倾销压力；盔甲可以防身护胸，就如同关税可以保护本国企业的成长。这里，专利、奥运会、默契、关税都可成为厂商在竞争中获胜的垄断地位。事实上，竞争决不比战争简单，竞争地形图也不比作战地图简单，竞争各方都会力图“知己知彼”，攻击对方的弱点，利用己方的优势，以取得竞争的胜利。己方的优势则常常是各种各样的垄断性因素，对方弱势是各种各样的非垄断性因素。正如军队之间有结盟作战一样，商战同样可以形成价格联盟。正如军队的结盟不稳定一样，商战的结盟也不稳定。但无论是结盟还是重组，无非是垄断或谋求垄断的方式发生了变化。事实上，当我们说每一次交易都是不平等时，也就是说每一次交易（竞争）都存在垄断因素。交易双方的信息不对称、力量不平等，等价于交易一方垄断信息，垄断力量。

学过迈克·波特的竞争理论的人都知道，所谓竞争优势正是一个企业具有的全部垄断性因素，无论这种垄断性因素是资本规模、技术、品牌、学习曲线、规模经济或范围经济、产品歧异、转换成本、分销渠道或与政府权力的关系。这些垄断因素使得企业可以获得高额利润而无法被效仿。经过十多年的市场经济的磨练后，我们已经懂得，如果一个企业没有独特的垄断性因素，那么其利润是没有保障的。八十年代时，市场存在很多空白点，企业瞄准空白点就能赚大钱，因为空白点就意味着暂时没有竞争对手，可以享受时间垄断。如果先行者不利用时间优势，加速降低成本，形成行业进入壁垒，则追随者很快蜂拥而至，市场竞争白热化，变得无利可图。在白热化的竞争中，有的企业拥有资本优势，可以承受较长时间的零利润或亏损；有的企业拥有技术优势，性能价格比好，也可以生存；有的企业则凭借权力或其他因素拥有地域性市场优势；那些毫无性垄断因素支撑的企业只好接受淘汰。在一轮轮的淘汰中，垄断性因素逐渐积累，形成由于地方、国家直到世界的垄断。

5.绝对垄断是不可能实现的

当然，即使在某一行业形成世界性垄断，这种垄断也仍然不是绝对垄断，因为行业之间存在着替代关系。石油、煤炭、水力、风力、核电存在着替代关系，棉织品、丝织品、毛纺织品、化纤织品间存在着替代关系，汽车、摩托车、自行车、火车、飞机、轮船之间存在着替代关系，小麦、水稻、大豆、高粱之间存在着替代关系。有替代关系的行业相互构成竞争，而目前仍然没有那一个跨国公司可以同时垄断多个替代行业。在垄断某行业的跨国公司内部，则存在着对分包合同的竞争，存在着对各级各类权力的竞争。这些竞争的存在有时候会使公司发生大规模分裂或重组。但这种竞争已经与经济学教科书的竞争完全不同了，实际上成了人与人的竞争。从这个意义上，竞争的确并没有从生活中消失，而且不可能消失，因为人与人的矛盾不可能消失，而我们又假定每个人都追逐个人利益。现在有些经济学家强调，竞争是我们时代的特点，恐怕就是从这个意义上说的。但是，任何一个对完全竞争概念有准确理解的人恐怕都应该承认，今天的世界经济已经达到高度垄断的程度了。

6.反垄断的悖论

由以上分析可以得出一个结论，反垄断其实是不可能的，因为垄断不但是竞争的内生变量，而且竞争的结果必然是垄断程度越来越高。反垄断法最多只能是减轻垄断的程度，而不可能反对广泛存在的垄断因素。由于大垄断者往往是社会经济和政治结构的核心力量，反垄断的过程常常会被最大限度地扭曲，以至徒有虚名。美国反托拉斯法制定以来，虽然有几桩著名的反垄断公案，如标准石油公司案，美国电话电报公司案，以及目前正在进展中的微软案，但二十世纪的美国经济垄断程度仍然越来越高，有时甚至美国政府加速国内产业的垄断，例如波音兼并麦道。跨入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后，一国垄断加速走向世界垄断，跨国兼并以每年40%以上的速度递增，近年兼并案值高达6000亿美元以上。只是与上个世纪之交的舆论不同，目前的国际舆论不是反垄断，而是将跨国兼并、跨国垄断当作不可阻挡的全球化潮流来赞美。在这样一个跨国垄断时代谈论自由竞争，常常是自觉不自觉地为大垄断者剪除小垄断者，为跨国垄断剪除国内垄断作了舆论准备。

当我指出垄断是市场经济的内生变量，而反垄断并不可能时，我只是在做一个事实判断。这个事实判断的前提是“经济人”假设。这里实际上是亚当·斯密逻辑又一个悖论：或者每个人都是最大限度地追逐个人利益的“经济人”，从而导致每一交易中自身优势（垄断性力量）的运用，导致相对自由竞争向高度垄断演变；或者每个人在每一交易中不运用自身优势，公平交易和自由竞争得以存在，但却违背“经济人”假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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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二.工资是怎样确定和变动的？

1.工资与利润的差别不再重要

工资是劳动的报酬。如果劳动的含义不能确定，则工资的含义同样不能确定。如果劳动是争夺主导权，则工资便是主导权所带来的收益，其额度取决于主权导的高低强弱。如果劳动是精巧地利用自然，则工资便是自然提供财富的一个份额，其额度取决于该物质能量变换过程所带来财富的数量和质量。如果工资和利润的实质是不同层次主导权的收益，则工资和利润的差别就不再那么重要，重要的是收益的多少。而从根本上说，在不存在道德约束的情况下，某人收益的多少取决于他在全球错综复杂的物质能量变换和争夺体系中的所拥有的主导权的层次高低和力量强弱。

2.总体工资水平是怎样确定的？

我们先来看普通体力劳动者的收入是怎样形成的。普通体力劳动者今天仍然存在，特别是在服装、制鞋等行业，中国的农业也仍然以体力劳动为主。虽然这些行业的主要生产环节已经机械化甚至自动化了，但仍然有一些环节需要用体力型劳动。

案例：珠江三角洲打工仔的处境。

珠江三角洲打工仔的处境令人想起十九世纪上半叶英国曼彻斯特纺织工厂里的工人。时隔近两个世纪，那残酷的一幕居然在中国南方以及其他许多地方重演，给我们思考工人工资的形成以极好的例证。一言以蔽之，工资是工人与老板进行力量、勇气与智慧较量的产物。而在这场较量中，老板实现了赢家通吃。由于生存所迫，工人的选择余地小，了解信息不充分、不真实（这需要支付信息搜索和比较成本），不太可能货比三家，挑挑拣拣，并且抱着“工厂总比农村好”、“有工作总比没工作好”的念头，常常是随机地、自愿（但被肚子所迫）地接受一份工作。相反，老板却有可能有足够的信息、经验和时间来挑选工人（人事部负责）。工人多，岗位少，工人急，老板不急，工人信息不充分，老板信息充分，这就使老板在与单个工人的力量对比中处于强主导的地位。老板完全可凭借这一强主导地位充分压低工资，延长劳动时间，加大工作强度，减少或干脆不提供劳动保护。这一图景是放任自由市场经济的逻辑必然，只要是双方自愿，一切都悉听尊便。由于强弱力量对比的悬殊，弱者的自由就是自愿当奴隶，弱者的生命或者是饿死，或者在当奴隶过程中被摧残、枯萎直至死亡。相应于工人低工资的，则是老板的高利润，这利润的来源就是老板的强主导地位。这是赤裸裸的弱肉强食。

曼彻斯特的工人们后来组织起来了，他们捣毁机器，因为机器是老板强主导地位的来源；他们罢工，弱者联合起来削弱强者的主导地位；他们禽兽不如的处境得到了像马克思、欧文这样有道德感和正义感的知识分子的同情；他们的暴动威胁到了强者的生存。因此，强者作了让步，议会立法限制最高劳动时间，停止雇用童工，要求老板提供劳动保护，改善工作环境，限定最低工资，允许工人成立工会组织。这样，强者有所忌惮，弱者有所保护，弱肉强食的法则得到一定程度的抑制，工人得以点滴地分享大自然提供的财富，社会也有了一点文明可言。也就是说，如果存在财富增长所带来的点滴下流效应的话，这种效应也不是放任自由市场经济的产物，而是工人运动和国家干预的产物。可见无论是工资，还是利润，都是双方力量对比与较量的产物。

但是为什么珠江三角洲的工人们连法律赋予的权利都得不到落实呢？为什么那里的老板得以重享最充分的压迫工人的自由呢？老板不让工人组织工会，打击热心于组织工会的工人，这是意料之中的事，因为这与老板的利润有密切关系。意料之外的是，在号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国度里，工人组织工会的合法权利居然形同虚设。政府有关部门完全站在资方立场上，怕保护工人权益会影响外商投资的积极性，向外商屈服或干脆成为外商欺压工人的后台老板。由此可见，政治及意识形态（发展外向型经济）直接影响着工人与老板的利益冲突，成为调节工资与利润比例的重要因素。

此外，还必须考虑外商以金钱、美女结交有关官员的因素。外商之所以心甘情愿地将部分收益转给官员，则是因为官员依照法律享有解决外商侵权事件的主导权，该主导权的行使将导致外商利益的更大损失。但是，如果该官员不徇私利，秉公执法，则外商将无机可乘，工人的合法利益就能受到保护。就这样，官员的道德因素也介入了利益冲突。

不仅官员的道德因素影响着工资和利润的分配比例，工人的反抗精神、组织水平、道义勇气更是直接影响因素。如果说工人多一些反抗精神，少一些“好死不如赖活”的奴才相——即“经济人”相；多一些团结意识，少一些自私自利，我很难想象老板们能如此肆无忌惮地欺压工人。遗憾的是，二十多年来，那些不择手段发财致富的人成为社会各层次学习的榜样，“人不为己，天诛地灭”的哲学重新深入人心，连偏远的农村和山区都深受其害，这就使跑到城里来打工的农民孩子们缺乏足够的团结精神。

这就是工资的本质，它是工人和老板力量、勇气和智慧较量的平衡点，也是相关的政治、文化和军事力量较量的平衡点。这一平衡点常常很不利于工人，但通过斗争也是可以变化的。例如这一平衡点在欧洲就比美国更有利于工人，在北欧又比欧洲其他国家有利于工人。变化的极致是工人掌握企业领导权。

3.单个‘打工者’的工资水平是怎样确定的？

不仅工人的总体工资水平是较量的结果，而且单个工人的工资也是各种因素和力量角逐的结果。我们知道，同是受雇于人，熟练工的工资高于非熟练工，工长的工资高于普通工人，车间主任的工资又高于工长，会计的工资可能高于车间主任。熟练工工作的数量和质量可能都高于非熟练工，这意味着熟练工对于工作对象诸要素的把握更准确，从而有更强的末端主导性；工长在直接把握工作对象的同时，还要把握本工段的设备、材料、工艺、质量、进度以及掌握工人的动态等，这样，工长凭其工段内的主导性增加了讨价还价的资本。主导权的层次进一步上升，则需协调的因素越多，自由度就越多，损害老板利益而不被发现的空间就越大，谈判的地位就越强，工资就越高。反过来，为了降低雇员的谈判地位，作为老板就必须以各种各样的规章制度尽可能缩小雇员的自由度，使雇员不容易损害老板利益而不受惩罚，即没有空子可钻。在推行“科学管理”的工厂里，一线工人受到严格的训练，每一个动作的姿态、幅度、频率都可能被规定了。这样的工人就成了标准化的工人，最容易被替代，因此讨价还价的余地也最小，工资也最低。

但是，总有一些工作是有灵活性的、非标准化的工作，特别是各级管理人员，而且管理人员的层次越高，所需要协调的因素越多，自由度就越大。在不可能进一步缩小雇员自由度的情况下，视自由度的大小及其影响的程度确定报酬支付方式及多少。一般来说，小企业、新企业，规章制度不健全，员工的自由度较大，老板经常为如何缩减员工自由度而苦恼。中国乡镇企业中推销员的自由度最典型。销售人员常常是单独行动，无论是住宿、交通、就餐花销，还是价格、回扣、贿赂的金额，只有推销员自己知道。因此，在许多企业，推销员的报酬就不是固定的工资，而是按比例提成，或者规定基本价格，超过基本价格部分归推销员。因此，推销员的实际收入常常比车间主任还高。特别是那些形成了一定客户群的推销员，更是轻轻松松日进斗金。对于这些推销员，连老板都惧怕三分，因为他们手里掌握着大批产品订单，离开了他们产品就失去了销路。有时候甚至倒过来，个别推销员对市场的主导性强到了这种地步，以致老板成了推销员的打工仔。其基本标志就是推销员的收入高于老板，而且其工作就是每天打几个电话，有时候出差巩固一下与客户的感情。而老板却要处理企业内部的诸多事务，要应付工商、税务、公安等部门的关照。事实上，这种情况不仅是中国特有。就谁掌握更高层的主导权谁就是更大的老板而言，这具有普遍意义。像美国沃尔—马特百货公司，年营业收入1400亿美元，占美国零售业的1/3。它以OEM方式向中国厂商下西服生产订单，每套10美元，然后贴上沃尔—马特规定的商标以50-100美元的价格在美国市场上出售。这不是中国西服厂给沃尔—马特这个特大推销商打工吗？

有一些工作并不是因为有较大自由度而拥有较大的讨价还价余地，而是因为其所掌握的特殊信息。典型的如会计，小企业的会计和大企业的总会计师都掌握着企业财务的核心机密，哪些不该列入成本的列入了成本，哪些应该缴纳的税款没有缴纳，对下欺骗雇员，上对欺骗工商税务，全靠总会计师一本账。正因为如此，总会计师就具有很强的谈判地位，他完全可以使老板受到控告或遭受巨额损失，也可以为老板调度好资金节约大笔开支。老板懂得其间的利害关系，也总是给总会计师（现在又有个新词叫首席财务官）以高额报酬。严格地说，不仅总会计师是靠特殊信息获得高收入，而且掌握核心技术的总工程师也是靠信息吃饭。过去师傅带徒弟，总是要留一手。这一手就是师傅得以控制徒弟，继续保持作为师傅的高收入的关键。用经济学术语来讲，这一手就是技术垄断。现代大企业里的总工程师同样是凭着技术垄断地位，享受着高额收入。由于各自利益不同，企业内部有着各种各样的核心机密，不同的人凭借着不同的核心机密拥有较高收入。不仅如此，竞争即战争，要在竞争中获胜不仅要练好内功，还要“知己知彼”，即需要获取竞争对手的经济情报。有需求，就有供给。这意味着，企业内部信息具有重大价值，而掌握这些关键信息的内部人也因此获得了一份额外的讨价还价资本。

对于世界500强跨国公司业的高级经理人员来说，他往往既拥有巨大的自由度，又掌握内部关键信息，其决策和行动常常涉及到上千万、乃至上亿美元的赢利或损失，影响着企业长远的生存和发展，因此他们就获得了极强的讨价还价能力，他们的年薪可以高达上千万甚至上亿美元。以前，这些高级经理多多少少不敢以巨大的权力（巨大的自由度）要求巨额薪水，多多少少受到服务社会的价值观的影响。新自由主义哲学流行的近二、三十年来，高级经理们放手追逐个人利益，其薪水直线上升。在美国，1980年时，经理人员薪水与工人工资的比率是42：1；到1990年，已加倍至85：1；到1997年，这一比率翻了两番，达到326：1；到1999年，更达到475倍。而在日本，这一比率虽然也急剧上升，但同一量级的高级经理的收入总是远远赶上不美国，因为日本企业比较讲求人情味、家族感，其高级经理一般来自企业内部，与企业有着感情联系。这意味着，社会哲学和价值观对于收入的形成和变动起着重要的作用。

4.全球生产体系食物链中的工资和利润

从珠江三角洲服装厂的苦力劳工到沃尔—马特的高级经理，构成了全球生产体系食物链的两极。在这个食物链上，服装厂的老板收入（利润）可能还不如沃尔—马特属下任何一位超市经理的工资高，也不如沃尔—马特地区配售中心配售员的收入高，而服装厂的老板却承担了剥削苦力的资本家的全部罪恶名声。事实上，服装厂老板有点像屠夫，鲜血淋漓地宰杀着打工仔，而那些超市经理和配售员则是厨师，真正享用鸡鸭鱼肉的是沃尔—马特的高级经理和大股东们。当然，屠夫总比鱼肉强，厨师总比屠夫强。

在这条食物链主链旁，还衍生出来一系列辅链。例如，给屠夫提供砧板和操作间的房东，在一旁协助屠夫按住牛羊不让其反抗的维持秩序者，在一旁安慰牛羊让他们安静地上砧板的麻醉师，运送牛羊进厨房的卡车、船队和相应的司机、船长，在厨房里作进一步整理（比如褪毛，贴上商标什么的）帮厨，以及准备燃料、调料、油、锅、勺等用具的仆人，然后才有掌勺的厨师出场。这些厨师、帮厨、仆人、司机、屠夫、房东、维持秩序者、麻醉师们在喂饱了主人的同时，自己也按功劳大小、能力强弱吃得满嘴流油，然后就要求洗澡、按摩、性交和其他声色刺激——当然按优质优价原则，形成了庞大的服务行业。当然，还有庞大的牛羊群在屠宰场外等待宰制，因为已经没有草场可供他们栖息繁衍了，只有屠宰场里还有点草料。

这就是所谓在全球物质能量变换及争夺体系中主导权高低强弱和收入多少的关系，而这正是各国工资水平存在巨大差距的根本原因。萨缪尔森列出了如下工资国际比较表：

地区 制造业的工资和福利（美元/小时，1995）

西德 31.88

日本 23.66

美国 17.20

意大利 16.48

英国 13.77

韩国 5.25

墨西哥 1.51

印度 0.71

为什么墨西哥的工资这么低呢？他解释说，这是因为“墨西哥这样的国家可以使用的资本比较少：很多道路没有修养，很少使用计算机和传真机，很多设备陈旧而且缺少保养，并且墨西哥平均的教育水平与美国相差很远，很大一部分人口仍然不识字，所有这些因素都造成了边际生产率比较低。”（第186-187页）然而，在通用汽车公司墨西哥装配线上工作的墨西哥人和底特律装配线上工作的美国人干同样的活，有同样的边际生产率，为什么墨西哥工人工资只有美国工人的1/10呢？事实上，正是由于分工的细密化，工作变得越来越简单，甚至没受过教育的人都可以充分胜任，这才使跨国公司可以在全世界各地寻找最廉价的劳动力。

墨西哥工人和底特律工人的工资差距说到底是田奴和家奴的差距。田奴并不比家奴笨，工作还比家奴更艰苦，但田奴的处境则远不如家奴。家奴离主人近，反抗主人的机会多，能给主人造成更大损失，或者，如果家奴踏踏实实为主人工作，给主人带来的服务更直接、更周到，因此主人要用较好的待遇笼络家奴，使家奴在田奴面前感到自豪，从而更安心为主人服务。美国工人虽然经济地位与墨西哥工人一样，但政治地位却较墨西哥工人高。他们与老板有着同样的一张选票，如果老板对工人太狠，工人有可能选举主张累进所得税和高福利的政党上台，削弱老板的经济力量。工人如果罢工，老板还不敢过分严厉地镇压，因为这样就激化了社会矛盾，撕破了“一家人”的脸面，使老板的人身安全得不到保证。虽然通用汽车公司也不断威胁并且实际上大量地将工厂外迁到墨西哥或印度，使底特律失业工人不断增加，工资不断下降，但是毕竟这有一个过程，不可能一步到位，使美国工资水平下降到墨西哥水平。美国国内还有强烈地反对全球化的社会运动，牵制着美国投资的完全自由化。更值得注意的是，在美国工人工资下降的同时，墨西哥工人的工资也在下降。因为随着美国工厂迁移到墨西哥，墨西哥本国企业被纷纷挤垮，被挤掉的岗位远远超过新增的岗位，失业大量增加，使墨西哥工人可以接受更低的工资。当然，这里并不排除少数墨西哥人成为美国老板的国外家奴，从而工资大幅度上升的可能。因为美国公司来到墨西哥要保持一个友善的、非殖民的形式，需要雇用墨西哥人做管理人员，这部分人的地位就可以上升。

5.工资的本质

概括地说，工资其实是价格的一种，和其他的价格一样，工资是雇主和雇员之间的复杂的力量较量的平衡点，该平衡点有利于掌握较量主导权的强势方。由于人与人之间不可避免地要形成庞大的错综复杂的金字塔式的主导与被主导关系，在每个人都利用主导地位谋取利益的情况下，工资必然呈金字塔分布。

萨缪尔森说：“非常有趣的是，最有价值的经济资源，即劳动，不能像私人财产那样成为可以买卖的商品。你并不能自由地卖出你自己；你必须在某个工资价位上将自己租借出去。”其实这是一种简单化的理解。如果说房子、土地、设备等其租金可以事先一次性地谈判确定的话，雇员“租金”的确定绝不是一次性的，而是每时每刻会发生变化，因为雇员和老板的力量对比在不断发生变化。如果雇员进入了像珠江三角洲那样的血汗工厂，老板用没收（“代为保管”）身份证、铁丝网、严厉的规章制度使雇员的谈判力量削弱，则原先承诺的“租金”就可以大大削减。反之，如果雇员进入企业，掌握了专业技能，或者掌握了老板的核心机密，则该雇员的“租金”就可以上升。但如果“租金”时时都发生变化的话，那么它就不再可以被称为租金。因为租金的特点之一是在一段时间内的稳定性。其实，不仅雇员的工资随着力量对比而发生变化，奴隶的处境也同样随着力量对比而会发生变化。雇员和奴隶的区别在于雇员可以有选择老板的自由，因此雇员的被主导强度有极限，超过这一极限，雇员有就可能另选雇主。而奴隶由于没有选择奴隶主的自由，其被主导性就没有极限，直至奴隶可以被任意贩卖、杀害。但是雇员和奴隶也有其相同点，他们都处于被主导地位。在改善自身地位的斗争上，雇员和奴隶的斗争又有相同特点。奴隶的弱势不仅表现在法律和社会的束缚，更体现为奴隶对自身弱势的确认上，觉得自己生来是当奴隶的，生来就是低人一等的。这正如雇员觉得自己受剥削是应该的，没有受剥削的机会，连工资都没有一样。一旦奴隶们被“人生而平等”的思想所激动，奴隶们的反抗性就增强了，其地位就会有所改善；一旦雇员觉得光看自己的钱包还不够，还得看看老板的钱包时（这就是平等意识），雇员的地位就会有所改善。这才是劳动力“租金”的本质。当萨缪尔森用“租金”将工资的冲突本质掩盖起来时，一个“和谐的、有秩序的”市场经济意识形态就形成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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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了，我觉得最重要的是这两部分：

十一.争夺分配主导权的脑力活动是劳动吗？

1.财富分配主导权的金字塔结构

上一节主要讨论了不同的人在生产过程中所起的不同作用，这一节主要讨论人与人关系对人与物关系的作用。

这里，我们必须再一次面对庞大而复杂的技术、经济、社会体系，再一次思考复杂网络中的主导与被主导关系。就农作物生长收获这一物质能量变换过程而言，尽管被变换的物质来自空气、土壤和水，变换的能量来自太阳，变换的自然主体是叶绿素或植株整体，但是农民居于这一过程的主导位置，他播种、管理、收获，而作物则被动地生长或枯萎。更重要的是，农民可以任意处置农作物，既不会遭到农作物的反抗，也不会遭到大自然的反抗。

虽然农民在与农作物的关系上居主导地位，但在与其他人的关系上则不一定居于主导地位。例如，当农民与种子公司、化肥公司、农药公司、粮食公司、集贸市场管理人员等打交道时，农民就很可能居于被主导地位，农民拥有的部分财富就可能落入他人之手。良种可以提高产量，因此，农民愿意将增产粮食的一部分交给种子公司换得良种。但是以什么样的比例（即价格）来交换呢？在大量的、分散的农民面前，少量的种子公司常常拥有主导权。种子公司具有充分的市场和技术信息，联合成本低，又有媒体优势，有能力将增产的大部分都划为己有。即使有时购买良种的费用超过增产所获，种子公司也可以把它解释成为个别农民的耕作管理不当。这相当于种子公司凭借技术优势向农民收技术税。有了这笔技术税，种子公司可以盖起漂亮的大厦，育种专家们可以享有丰厚的收入。化肥、农药等公司的情形与此类似。客观地说，现代农业的物质能量变换过程已经高度复杂化了,机械、化工、生物工程、电力等都成了现代农业的有机组成部分，而农民则从分散的、互不关联的、高度自主的控制主体，成为一个庞大而复杂的农业生产体系的神经末梢式的控制主体。相对于农作物而言，农民依然掌握着主导权；相对于种子、化肥、农药、农机、电力各公司而言，农民只能被主导，而主导者则往往充分利用其主导地位获取产出份额。这意味着，那些从各环节上改变着物质能量变换过程，提高着利用自然效率的技术并没有给农民带来太多收益。例如，过去每亩产量只有200斤，但除农民体力劳动强度比较大以外，市场成本很低，200斤粮食基本上都是劳动收获。现在每亩产量增加到1000斤，但是各项开支如种子、水、电、化肥、农药、柴油、农机折旧及维修等费用很高，可能折合粮食800斤。现在农村有些地撂荒，就是因为农民发现粮食收成折现后还抵不过上述开支。就美国的情况而言，随着技术的不断提高，部分有实力的大农场率先采用新技术，而新技术在推广之初，也将增产的大部分比例留给农场，使大农场的生产成本迅速降低，小农场主则纷纷破产，被大农场兼并收购。也就是说，物质能量变换效率的提高，伴随着一部分农民失去对作物的主导权。在农业物质能量变换体系中失去末端主导权的部分农民，流入城市成为开机床或拧螺丝的工人，在工业物质能量变换体系中拥有了末端主导权。另一部分农民则找不到工作机会，过上流离失所“不得食”的生活。

由此可见，与生产体系在生产和技术上的金字塔结构相应，形成了财富分配主导权的金字塔结构，在利用主导权谋取个人利益的价值观指导下，主导权的层次越高，所获得的财富份额越大。因此，争夺并保持高级主导权是该体系中人的主要活动。

2.组织内部主导权的争夺

组织内部的高级主导权有两种来源，一种是技术来源，以技术和信息的处理能力掌握高级主导权。目前所谓知识经济，就是强调高级主导权的技术来源，有知识就有高级主导权，就有高收入。另一种是所有权来源，以产权掌握高级主导权。这是传统的主导权来源。在大多数场合，源自所有权的主导权都是最高主导权，而源自技术的主导权则处于从属地位。当我们讲所有权和经营权之间的委托代理关系时，所有权是最高主导权，经营权则处于从属地位。经营者凭借其对市场、技术、组织信息的处理能力获得经营权，经营权以下各层权力原则上都与所有权无关，而源自技术。实际上，经营者也完全有可能任用亲信，因为经营者要借经营权最大限度地谋取私利。

相应于这两种来源，组织内部争夺高级主导权也就有两种途径，一条是学习掌握更复杂的信息处理能力，另一条是取得所有权或获得所有者（或高级主导权的掌握者）的青睐，分享直至掌握高级主导权。人们从经验中认识到，这两条途径是相辅相成的。这就是所谓“往上爬”。

3.组织之间主导权的争夺

组织与组织之间也存在高级主导权的争夺问题，市场竞争就是不同物质能量变换体系争夺市场上的高级主导权。为了夺取市场主导权，厂商综合运用资金、技术、广告、营销网络的优势，发动技术战，价格战，广告战，直至使对手或者破产，或者接受兼并、收购，或者交出产品定价权、品牌权、收益权，成为本企业的一个部分。

4.资本家和打工仔区别已经弱化

对于个人来说，争取组织内部的高级主导权，或者拥有组织周旋于商场，其意义是相似的。王府井百货大楼某一柜台经理，与街头夫妻店的老板相比，虽然前者只是个打工的，在组织中享有低层主导权，但其社会地位、收入和工作的舒适程度都远高于夫妻店老板。柜台经理在领导面前唯唯诺诺，正如夫妻店老板在工商、税务、卫生检疫甚至居委会大妈面前唯唯诺诺一样。柜台经理会被解雇，正如夫妻店会破产一样。而柜台经理安排本柜台人员时的那份洋洋自得，却是夫妻店老板享受不到的。这意味着，在社会技术生产体系高度复杂化的情况下，资本家和打工仔的两分法已经失去其批判锋芒。真正有意义的是判断其在该体系中的位置，是核心，还是边缘？甚至是被排斥在体系之外？

5.争夺分配主导权的脑力活动能算作劳动吗？

在现实生活中我们可以观察到，主导权的层次越高，越居于体系核心，所拥有的社会地位和物质财富就越多，争夺主导权的斗争越激烈，为此所进行的脑力活动也越复杂、越紧张。正如两军对垒时绞尽脑汁的主帅一样，双方都在力图把握对方的战略意图，识破对方的骗局，同时给对方布设迷魂阵，综合运用一切可以运用的力量，包括地理、气象、对方将帅的矛盾等，声东击西，借刀杀人，无所不用其极。

这种脑力活动以往被称为脑力劳动，但这一用语实际上掩盖了社会生活的冲突本质。改进或维持技术生产体系运转的脑力活动，其本质是人与自然的关系，是人对自然的征服和利用。争夺主导权的脑力活动，其本质是人与人的冲突，正是由于这种脑力活动，贫富差距才会悬殊，阶级冲突才会形成，战争和毁灭才会成为现实。

人与人之间必然存在矛盾。但是矛盾并非一定只有一种解决办法——冲突与战争，而是可以有信任、友爱与合作。增进人与人友爱与合作的脑力活动，与增进人与人竞争与冲突的脑力活动，在表面上看来并有什么区别，都需要心脏供血，肺部供氧，都需要健全的中枢神经系统，但其本质和结果却有着天壤之别。把这两种类型的脑力活动笼统地称为脑力劳动，都给予正面评价，其意义究竟在哪里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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