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整理】《竞争经济学》精义 -- 乾道学派
家园 韩老师目前在经济学界的认同度如何？ 韩老师是我党课的老师，呵呵
当时他还是学生处的副处长，不是经济学家和管理学研究者
他的观点很另类，听他讲课，也算是别开生面的党课。
他后来转行，副处长不干了，去管理学院搞经济学，管理学。肯定是一个很有理想的人，如果继续干着副处长，不说升官了，混吃混合，高高兴兴的日子还是有的过的。
去搞了管理学经济学，但是当时不被经济学界承认。他和乌有之乡走到一起，我也去乌有之乡听过课，但是乌有之乡讲的东西确实实践性不高。韩老师讲的党课，提出的观点我记得也是实践性不高的，要求人有很高的觉悟之类。
不过看了这个竞争经济学，感觉符合实际一些，不知道他有没有得到认同。
说起韩老师，想起他的方面茅于轼老先生。现在很多人对他已经很不尊重了，不过茅于轼老先生80多岁高龄，还在奔走演讲，也是个有理想的人，我想还是值得尊重的。茅于轼的观点目前看也是有点另类，比如说廉租房不应该有厕所。但是不得不说，茅于轼的方法实践性高，如果廉租房真的没有厕所，大家对77元的廉租房估计没有那么多非议，有钱人还真看不上廉租房了。
希望韩德强老师真的能拿出有实践性，能指导实践的理论出来，希望真的有理想的理想主义者都能得到尊重。
家园 茅于轼脑子有问题，而且是汉奸，不能跟韩老师相提并论。 为什么说茅于轼是大汉奸？
茅于轼比较赤裸裸的汉奸言论有：
一.应该放弃钓鱼岛
二.有一类汉奸是真英雄
三.中国应该纪念阵亡的侵华日军
四.卖国有理，爱国有罪
五.中国不应该加强国防
相对隐蔽的汉奸言论有：
一.把国家和人民对立起来
二.反对保护耕地，鼓吹靠进口粮食解决吃饭问题
三.疯狂污蔑攻击毛泽东和毛泽东时代
而且茅于轼不讳言拿了外国人的钱。
详情请见：http://www.talkcc.com/article/3440197
最后，我承认他正直、善良，只是脑子坏了，良心还是好的，应该算得上一个理想主义者吧，不过他现在需要的是隔离治疗，而不是被人当枪使，到处传播思想病毒。
家园 他把西方经济学的根都刨了，肯定不会被当下的经济学界认同。 不过我认为他在经济学和管理学上的造诣目前无人能比，他的学说今后必将成为经济学界的主流。
附：韩德强写《竞争经济学》的动机：
“看不见的手”是西方经济学的核心命题。然而，我对于这一命题的怀疑几乎从接触之日起就产生了。那时我还是一名大三学生，每周有五天时间都花在图书馆，看与我的工科课程不相干的历史和社科类书籍，其中就有走向未来丛书的《看不见的手》。每个人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能导致社会利益最大化吗？我一以名工科学生的逻辑思维习惯寻找生活中与此相对应的事实，结果显然是失望的。当时的经济学界在设计各种各样的经济机制，使“看不见的手”能够生效，但都没有成功。承包制本来希望承包者通过提高企业利润来提高自身收入，但在现实生活中却变成承包人与发包人相互勾结，压低承包标的，企业利益受损而个人收入增加；更进一步，承包者用偷工减料，以次充好，拼设备，拼消耗的方法增加利润，而且网罗党羽，任用亲信，将企业资产化作个人财产，使企业面临破产危险。毫无疑问，承包者的个人利益最大化并没有带来社会利益的最大化。接下来就是股份制。经济学家们说国有企业之所以没有搞好，是因为所有者缺位，产权不明晰。只要将国有企业股份化，每一个股东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就会考虑长远利益，就可能将国有企业搞好。但股份制的试验结果同样不能令人满意，一年绩优，二年绩平，三年绩差，大股东圈小股东的钱，总经理照样可以甩开董事会、监事会自行其是，自谋其利。本来用于相互制约的机制，成为相互合谋和欺骗的合法依据。
有人说，这是中国特色而不是斯密理论的问题。于是，我又将目光投向所谓成熟市场经济的美国、欧洲、日本，翻看这些国家的经济史，结果却发现了“看得见的手”对“看不见的手”的调节和制约。没有“看得见的手”，经济危机频仍，两极分化严重，市场欺诈盛行，社会治安混乱，生态环境恶化。没有“看得见的手”，后起的美国、德国、日本就不能成为工业强国。没有“看得见的手”，就没有二战以后资本主义国家经济发展的黄金时期。
事实上，由于推崇“看不见的手”的新自由主义日渐盛行，20世纪70年代以来，世界经济正在向野蛮资本主义（或野蛮市场经济）回归。世界经济增长放慢，经济危机加剧，各国政府、企业和居民都债台高筑。非洲、拉美、东南亚、俄罗斯、东欧、土耳其相继陷入债务危机，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趁机要求这些国家提高利率、削减政府赤字，削减社会福利，出售国家资源，实行国有企业私有化，放松外贸和货币管制，——这些措施被称为华盛顿共识，从而导致这些国家经济进一步衰退，失业率剧增，金融危机，政局动荡。
斯蒂格利茨最近强烈批判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贸易组织，认为这三大机构推行的新自由主义的结构调整计划是摧毁穷国经济的罪魁祸首。他描述了一个毁灭“四部曲”：
第一部，私有化，更准确地说，是腐败化。当地领导人往往用世行的要求去压制对他们的批评以推行私有化。削价出售国有资产的回扣率会达到10%，而这些资产动辄价值数亿美元。
第二部，资本市场自由化。不幸的是，有时(比如印度尼西亚和巴西)钱只是单方向地不断流出。一个国家的储备在几小时、几天内就流干了。进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就会要求这些国家把利率提至30%、50%，甚至80%，奇高的利率扭曲了资本的价值，打击了工业生产并耗光了国家财富。
第三部，价格市场化———一个粮食、水、燃气价格飞涨的时期。这又可预见地走到了第三步半：斯氏称之为骚乱。1998年印度尼西亚爆发了骚乱，2000年玻利维亚发生的水价的骚乱、2001年2月厄瓜多尔水、燃气价格的骚乱都是由世界银行引起的。不管怎样，你都能得到这样的印象，骚乱是计划好了的。让我们看一下对厄瓜多尔的“转轨型国家援助计划”。在秘密报告里，世界银行说他们希望他们的计划能激起“社会的不安定”。这并不奇怪。秘密报告显示：计划已经使厄瓜多尔51%的人口陷入了贫困。而世行只呼吁勇敢、坚定地直面国内的动荡，用“政治决心”来忍受高昂的物价。这些骚乱和动荡又引起了新的资本恐慌性出逃和政府的崩溃。当然，这种经济“纵火案”也有它光明的一面：对外国公司来说，他们可以以“跳楼价”买到那些价值连城的东西，比如矿山开采权或港口。斯蒂格利茨说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都不是市场经济的循规蹈矩的铁面无私的追随者。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在要求印度尼西亚停止对穷人的食品补贴的同时，筹措了数百亿美元去挽救印尼的银行家，实际上也就是挽救向印尼银行家贷款的美国和欧洲的银行。把这些图景综合起来，我们发现：在这个体系中有无数的人利益受到损害，而明确无误的赢家只有一个———西方发达国家的银行业和美国的财政部。
第四部：自由贸易。斯氏把这种自由贸易比作鸦片战争。“那也是关于开放市场的，”他说：“与19世纪一样，欧洲人和美国人在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到处冲破壁垒打开市场，却阻碍第三世界的农产品进入他们的市场。鸦片战争中，西方用战争来推行他们的不平等贸易。今天，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组织使用的金融和财政手段几乎一样有效。”
斯氏认为世界银行最大的症结在于它的计划的秘密化和教条化，从不向公众和持异议者公开。西方在第三世界到处推行“民主选举”，世界银行所谓的“消灭贫困计划”本身就破坏了“民主”。
自然地，这“四步曲”会失败，会引起危机。“可一旦他们(IMF)的市场自由化计划失败，他们就会要求更多的自由化政策。”当问及他既然作为首席经济学家，世界银行为什么不遵照他的意见行事时，他说：“你要挑战地主所有制？这首先要求统治者大换血。”
斯氏严厉批评世贸组织中的知识产权协定，认为这一新的全球规则是致人于死地的。“他们并不理会人们的死活。”他这样评价他曾共事过的公司和银行的董事经理们。
“这有点像中世纪，”斯蒂格利茨说“当一个病人死了，他们会说，‘唉，他死的太快了，他的血还没全榨出来呢’。”
最后，斯蒂格利茨说：“解决这个世界的贫困和危机的办法很简单：消灭剥削者。”
（引自《国外理论与动态》2001年第12期，张文海译）
然而，由于外围国家的经济萧条，世界经济需求螺旋下降，发达国家的经济增长率也不断调低。90年代日本经济陷入零增长局面，政府走马灯似地更换。日本政府为拉动经济，不断投入巨额国债，直至最近占GDP的近130%，但日本经济却反而进一步跌入了负增长。欧洲各国低增长、高失业率，右翼排外势力抬头。由于各国资金纷纷到美国避难，一度使美国经济在90年代“一枝独秀”，但随后纳斯达克股市崩溃，美国经济也步入衰退。和欧洲一样，美国的右翼排外力量也明显抬头，他们要求美国政府驱逐移民，提高关税，保护国内工作机会。受发达国家排外力量的影响，中国的出口产品越来越受到国外反倾销的制裁，外向型经济的潜力正受到重大威胁。与此同时，外国产品和投资涌入中国市场，造成本国企业利润萎缩，通货紧缩，企业纷纷破产倒闭，城乡失业人口剧增。这样下去，无论是世界还是中国，都将在新一轮世界经济大萧条中越陷越深，最终放出战争恶魔，使地球成为人类自相残杀的墓地。
有意思的是，这种全球性的弱肉强食的生存竞争，却被国际国内经济学界和舆论界冠以全球化的美名而大加赞颂。从利益上说，这场新自由主义的全球化是国际垄断资本发动的、以跨国资本利润最大化为目的的反人民的经济战争。从理论上说，则是亚当·斯密那只“看不见的手”导致世界利益最小化的明证。
怎么办？世界上无数爱好和平、正义和幸福的人们都在思考和行动。但是，似乎很少有人指出“看不见的手”的内在逻辑的根本缺陷，从而使各种制约市场的力量处于被动防守的地位，并在防守中节节败退。因此，扭转这一局面的逻辑关键在于彻底批判市场神学，重新倡导利他主义，占领社会舆论的制高点，从而为重建政府的合法性奠定道德基础，最终控制市场力量的肆虐，将地球建设成为人类的美好家园。
对于中国来说，这不仅是长远目标，甚至是迫在眉睫的任务。上个世纪80年代以来，由于革命理想破灭，由于“利己即利他”论的流行，中国社会各阶层的道德防线全面崩溃，腐败问题日益严重，政府的合法性越来越受到质疑，给新自由主义的流行提供了最佳土壤，最终形成了权力与资本相勾结，腐败与两极分化相互促进，社会是非和公德感消失，社会治安日恶益化的局面。更严重的是，跨国公司全面占领中国的高技术、高附加值产业，使本国资本投资失去出路，封死了中国经济的成长空间，从而使中国面临经济殖民地化的危险。
有鉴于此，我认为到了重新认识亚当·斯密的时候了。
家园 《竞争经济学》精义（续9）——什么是劳动？ 十.什么是劳动？
1.马克思对劳动的定义已不适用
按照马克思的说法，劳动是改变劳动对象使符合人的需要的活动，包括劳动对象，劳动工具，劳动者三要素。但这一定义主要适用于体力劳动，对于脑力劳动来说，其劳动对象是不明确的，其劳动工具可以是极其简单的（甚至是不需要的，因为思考是不需要工具的），其结果并不是改变了对象，而是表现为以各种方式输出符号。在计算机技术高度发达的今天，更有一些现象需要重新思考，例如，坐在自动化工厂中央控制室计算机屏幕前的操作工人，当设备无故障运行时，唯一需要做的是观察信号是否正常，而此时许多劳动对象正在被改变形态，符合需要的产品在源源不断地离开生产线。那么这位工人是否在从事劳动，在从事什么劳动？
事实上，不仅是自动化工厂出现这一类问题，早在一位工人看管4台、8台纺织机的时候，就已经有这类问题；甚至更早，当蒸汽机代替工人作动力牵引纺织机的时候，劳动的性质就已经发生了若干变化。
2.劳动在财富生产过程中所起作用的变化
其实，我们可以把财富的生产看作是一个物质能量变换过程，其要素也有三：物质、能量、信息。对于像锄地、搬运或者打铁这样的体力劳动来说，劳动者既是能量源，又是信息源。随着蒸汽机和电力的出现，劳动者作为能量源的作用下降了，其主要作用成为信息源，控制能量的作用方式。例如，当蒸汽锤代替打铁工人的臂膀成为新的能量来源时，打铁工人的主要工作就是翻动铁器，使蒸汽锤恰当地改变铁器的形状。当然，翻动铁器也需要能量，但与举起铁锤所需的能量相比就是辅助能量。随着技术的进步，铁器的形状主要地不再靠工人来控制，而是靠模锻或浇铸，这样工人作为信息源的作用也下降了（形状信息体现在模具中）。单件铁器的浇铸需要不断地翻砂、搬运，工作量也很大，但是渐渐地，这一过程也被自动化了。如果说在这一技术演进过程中，工人始终感到体力劳动量很大，那是因为单个工人所控制的生产量极大地增长了，而单位产出所需的工人体力则是极大地下降了。例如，在手工织机时代，一个工人管一台织机，每三天织一匹布，既作动力源，又作信息源，劳动强度很大；在自动织机时代，一个工人管24台织机，每天每台织机产三匹布，每天可生产72匹布，产量是手工织机时代的216倍。虽然工人只作部分信息源，一天8小时巡回于24台织机前，工作强度同样很大，但一匹布所需要的劳动量则下降到了原来的1/216。
这样，随着技术的进展，人越来越退出物质能量变换过程，而自然力则越来越深入这一过程。工业革命的本质是以自然力代替人力，而计算机技术革命的本质则是以电脑代替人脑。人力不再是生产过程的主要动力，人只是控制着生产体系的物质能量变换过程，改变着这一过程的结构，使这一结构能够越来越充分、越来越精巧地利用大自然。事实上，甚至对于古老的农业来说，农民也只是控制着物质能量变换过程，而不是“生产”粮食。我们知道，真正利用阳光将空气和土壤中的养分变成粮食的是叶绿素。一粒种子就是一个物质能量变换过程的转换器，其转换类型及效率首先取决于基因，其次才是阳光、水分、土壤等外部因素。农民的劳动只是为叶绿素工作创造条件，耕地、播种、施肥、灌溉、除草，并收获叶绿素工作的成果而己。至于机械化农业，无非是进一步以自然力来完成所有这些辅助性环节。生物工程则是要改变生物的基因，亦即改变生物转换物质和能量的类型及效率。有了生物工程，我们可以更清楚地看到，同等劳动量的收获之所以有高低是因为不同种子的转换效率不同。但是，以往各类种子都是由大自然进化提供的，无论产量高低大自然都不向人类收取专利费；现在种子的改进是由育种专家通过生物工程方式取得的，育种专家就要在农民的收获中分一杯羹了。
客观地说，现代农业的物质能量变换过程已经高度复杂化了。以往由自然提供的要素大部分纳入了人工调节的范围，例如植物基因（种子），土壤中的养份（化肥），水（灌溉沟渠及水库或喷灌、滴灌技术），温度（大棚），植物生态（农药），以往由人力完成的大部分环节也都被机械化了。因此，机械、化工、生物工程、电力等都成了现代农业的有机组成部分，而农民则从分散的、互不关联的、高度自主的控制主体，成为一个庞大而复杂的农业生产体系的神经末梢式的控制主体。
由此，我们可以认为，维持现代物质能量变换体系运转的工作可以叫劳动，但劳动性质已发生了实质性的变化：由以体力劳动为主变化为以脑力劳动为主，由以个体劳动为主变化为以社会化大生产为主。
3.劳动的不同主要在于复杂程度
维持或改进生产体系运转的劳动，其主要成份是脑力活动，只是类型和复杂程度不同而已。例如，卡车司机或是挖土机司机都是处于生产体系末端的工人，他们的工作虽然也需要体力，扳动操纵杆或把方向盘等，但主要成份则是脑力活动，判断方向，辨别障碍物，控制速度等，而不再是像人力车夫那样以体力活动为主。又如汽车装配线上的工人，主要功能也是判别工件的位置，而不是搬动工件（由传送带完成）。再如车床工人的主要工作是安装夹具、刀具、工件，确定切削尺寸和速度，然后按下开关，观察控制切削过程，其主要成份仍然是脑力活动。越接近生产技术体系的核心，其脑力活动的复杂程度越高。例如，处于技术核心地位的总工程师，与绘制零件工艺图的车间技术员相比，其脑力活动的复杂程度就高得多。总装厂的总工程师，与部件厂的总工程师相比，复杂程度一般也更高一些（但也有例外，如飞机总设计师与飞机发动机的总设计师工作的复杂程度就不容易比较）。
http://www.chinavalue.net/Article/Archive/2009/7/22/187957.html
（本节删改较多）
家园 《竞争经济学》精义（续8）——什么是资本？ 九.在经济和社会关系中，有助于争夺主导权的筹码都是资本
1.广义的资本
西方经济学把资本和土地、劳动并列为三大生产要素，事实上，土地也可以被称为资本，甚至劳动都可以称为资本。所谓土地入股，其实就是将土地当作资本来处理。所谓职工持股，按股分红，其实就是将劳动当作资本来处理。当然还有技术入股、权力入股。在一切都被经济化的时代，我们懂得，父母让孩子接受教育是长期投资，孩子刻苦学习则是自我投资，学成以后则是拥有了知识或文凭资本；对于女子来说，面容姣好是天生的资本，美容则是追加投资，因此美容店也可以被看作是使资本增值的加工工厂。某位公务员妥善地处理了一件令上司头疼的案子，得到普遍的赞扬，人们说此人增加了政治资本。和重权在握的领导人一起吃过饭，这就是资本，足以受到周围人的追捧，或高薪就聘于大公司；歌星成名之前，不计报酬地赶场唱，混个脸熟声熟，占据观众视听空间；等观众接受了，成名了，就可以一首歌要10万元出场费，即开始回收投资，享受红利。迈克尔·乔丹练就了一身投篮绝技，这绝技就成了乔丹的资本，他可以一年获得上亿美元的收入。还有广告明星，有的是凭一张大众情人式的脸蛋，有的是凭多年在电影电视上积累的公众形象，都可以获得丰厚的报酬。
因此，什么是资本呢？广义地说，资本是在复杂的经济和社会关系中，个人或企业拥有的货币、物品、技能、信息、特征、权力等力量，凭借这些力量可以占据相互关系中的支配或主导地位，拥有大部分财富。
2.资本依附于社会关系
这里特别需要强调的是“复杂的经济和社会关系”，因为离开社会关系，钱、土地、技能等等就都不是资本。对于鲁宾逊来说，无论是他的知识还是劳动技能，还是他盖的土房，种的水果疏菜，都不是资本。直到一无所有的“星期五”出现以后，所有这一切才成了资本，即成了鲁宾逊可以支配“星期五”的依据。“星期五”要吃饭，鲁宾逊说，可以，但是你得给我耕地施肥。“星期五”要挡风避雨，鲁宾逊说，可以，但是你得给我砍柴挑水。
土地成为资本，其资本量的大小，都取决于技术、经济和社会关系。众所周知，一块荒芜贫瘠的土地，本来一钱不值。但由于新规划的高速公路要经过，立刻身价百倍。因为土地主人获得了可以与公路建筑商讨价还价的权力。如果土地主人拥有绝对所有权，则原则上他可以要到公路改线费用一半的收入。但正如萨氏所说：“尽管我们的社会以私有财产为基础，但产权还是有限的。……即使你的家也不是你的堡垒：你必须遵守城市规划方面的法律，如果需要的话，你必须为建筑道路而拆迁你的房屋。”（第27页）也就是说，由于社会关系（法律就是社会关系的一种形式）的限制，土地主人没有不出卖土地的权力，从而丧失了谈判中的最大法码，不得不接受所谓“青苗费”一类极低的地价。相似的例子是地下资源的所有权问题。在地主拥有土地绝对所有权时，当地下发现石油，土地价格就会暴涨。但在许多国家都规定，地下资源不属于土地主人，而属于国家，这样政府就可以极低的代价获得资源开采权。石油资源具有流动性，在两国边境附近就经常发生石油争端。例如，伊拉克和科威特之间的石油战争。由于战争及其后果的不确定性，边境石油区的地价就会大起大落。
货币或机器厂房成为资本，其资本收益的大小，同样取决于技术、经济和社会关系。钱可以购物，以可以用来雇人，更可以组织起企业、公司。当钱用来购物时，例如家庭主妇买菜，这钱不是资本。但如果用来雇用保姆，则这钱就是资本。买菜的过程中，家庭主妇非常精明，主导了买卖，以低价买到了好货，这时家庭主妇所掌握的信息、讨价还价的技巧是资本，钱不是资本。但在雇用保姆时，讨价还价的技巧等仍然是资本，用以压低保姆的报酬。但主要的资本则是钱，这是雇主得以支配保姆的依据。
在一对多或多对多的关系中，例如企业中，情况无疑更复杂些，但也可以分为这两类。就投资人兼经营人的企业主而言，企业主往往强调利润是经营劳动所得，而工人往往强调利润是货币资本所得。其实是两类兼有。银行存款（或股票等）是货币作为单纯的资本，体现出存款人对银行的主导权。因为存款人可以存，也可以不存，可以存这家银行，也可以存那家银行。为了吸引存款人，银行常常各使绝招吸引客户，而最基本的招数则是提供较高的利率，或在利率相同的情况下提高服务质量（这同样压缩了银行的利润空间）。除此以外，投资者总是或多或少地监控（董事）或直接经营着企业。在企业内部，企业主无疑据有主导地位。但在企业与同行企业、供应商、销售渠道、税务机关、消费者、广告商打交道时，该企业主完全有可能缺乏足够的能力，在各个环节上被对手牵着走，即在各种关系中处于被动地位。也就是说，企业主有可能具有货币资本，却缺乏有效的信息、技能和理解力，从而被对手淘汰，赔光本钱。
“形象使者”的脸蛋之所以成为资本，其实是由于这张脸在电视广告信息传播过程中的重要性。广告信息的传播离不开高度发达的电视网和公众的收看电视习惯，离不开采编录播发送接收一整套技术设施，离不开一定的收视率，当然就离不开提高收视率的电视剧、电影、体育、新闻等节目。但是在这一切条件都具备时，一个广告的成功往往就取决于成功的策划和“形象使者”的选择。广告商选择“形象使者”时常常有一定的挑选余地，这就使脸蛋的价格不可能太高；但一旦选定了某一张脸作为“形象使者”，这张脸就会作为与所销售商品相联系的特征在一段时期内每天进入上千万上亿的观众视线，这样，“形象使者”就具有了对该商品的形象垄断权。凭着这个形象垄断权，“形象使者”就可以要求广告商或生产商提供高额回报。其额度取决于该广告所带来的销售额的增长，撤销该广告、更换“形象使者”所付出的代价，“形象使者”与媒体联系的程度——这是威胁广告商或生产商的实力，以及“形象使者”是否准备一次性消耗自己的形象。在特定的经济、技术、社会、文化的网络中，“形象使者”有一定的自由度，而这自由度又足以造成利益相关者的重大损益，这样“形象使者”就对利益相关者具备了主导权，正是这个主导权使“脸蛋”成为资本。广告商为了防止被“形象使者”所控制，在事先往往要订立协议限制“形象使者”的自由度，为此当然要支付远远超出拍广告所消耗的体力和表情的费用。对于广告商来说，这笔费用是值得的。因为一旦不支付这笔费用，不买断“形象使者”的自由度，则一旦“形象使者”按照个人利益最大化原则要挟广告商，损失就大了。
3.资本即主导地位
从上述分析中可以进一步得出结论，资本其实是各种经济、技术、社会关系中的主导地位。占有了主导性地位，有可以获得对方的劳动或财富。失去主导性地位，自己的劳动或财富就会落入他人之手。主导性地位越强，即资本越额大，可获得的“利润”就越多。民选总统的主导性往往不如独裁总统的主导性地位强，因此民选总统可获得的额外收入就少一些。苏哈托夫人被人印尼实业界戏称为“10%”夫人，即每一笔生意都要抽取“10%”的“税收”，靠的就是苏哈托军事政变起家独裁印尼长达三十多年的强力地位。根据独裁者是否利用其强主导地位谋取私人利益及其程度，我们也许可以将独裁分为私利独裁、公利独裁。苏哈托是私利独裁，而斯大林则是公利独裁。在强力私利独裁的政权中，政府官员按职位高低权力大小都可以获得程度不同的额外收入，政府往往成为社会财富的最大吸噬者，公利独裁中往往包含着各层官员的善意，他们在主导性地位转化为额外收入时受到意识形态、道德和制度的三重制约。但公利独裁包含着私利独裁的因子，如果各层官员放肆追逐个人利益，则公利独裁有可能向私利独裁转变。这是主导性地位强弱等价于资本额大小的典型例子。
反过来说，则是资本额大小等价于主导性地位的强弱。一个只拥有10万元的杂货铺主也许只能对一个伙计拥有主导性地位，对外则主要是受主导，所谓受气、受盘剥就是受主导的同义语；而拥有1亿资产的大企业主就能对几千人拥有主导性地位，对外可以主导很多关系，比如说让警察为自己服务，让政府制定对自己有利的政策等。在资本可以自由流动的前提下，那些拥有数百亿甚至上千亿资产的跨国公司事实上可以主导一国政府的重大经济政策。不仅如此，资本自由流动成为世界各国普遍采取的政策，正是跨国公司作用的结果。这意味着跨国公司拥有了巨大的自由空间，而各国政府的政策空间却被缩小了。
以技术、知识等的主导性地位来谋取额外利益的典型情境是知识产权。由于知识和技术在现代经济和社会生活中的重要性，靠这一类型的主导权谋取额外利益的可能性极大地增长了。比尔·盖茨之所以能够成为身价百亿美元的暴发户，靠的就是视窗软件的专利，即在微机操作系统上的技术和法律的主导地位。和一切法律一样，专利法的本质是一种社会关系的法律化，它所规定的是专利发明者、拥有者和使用者之间的社会关系。著作权、商标权的性质和社会意义与此完全类似。
4.资本与良心的对立
萨氏认为：“个人占有资本并能从中获取利润，是资本主义的实质所在。”但只有当我们将资本作广义理解时，萨氏此论才更加表达出资本主义的实质，也更符合每一个生活于其中的人的感受。这样，个人占有资本并从中获取利润，就等价于个人利用自身的一切有利条件谋取自己的利益，而这又进一步等价于亚当·斯密的“看不见的手”。这意味着，资本主义的实质就是每个人追求个人利益最大化。在这个意义上，资本主义等同于市场经济。反过来说，如果某人不利用可以有利条件谋取个人利益，比如有权不用，有身段不卖，不以学术为权贵阶层论证，在讨价还价中不欺骗对方，对年迈无能的父母不一脚踢开，不向有权有钱者讨好献媚，坦率真诚，一句话，还有良心，此人的某项特定行为就不符合资本主义实质，甚至是反资本主义的。从历史来看，欧美各资本主义国家之所以变得比较文明，恰恰是由于广泛地存在反对从而制约“看不见的手”的力量。本世纪七十年代以来，随着老的放任自由主义新装上市，随着市场重新被神圣化，“看不见的手”重新巩固并强化了主导地位，资本主义也就重新变得野蛮化。事实上，萨氏承认：“伴随对市场的重新强调而来的，是更多的无家可归者、更多的贫困儿童以及许多中心城市的贫困化。”
http://www.chinavalue.net/Article/Archive/2009/7/21/186822.html
家园 《竞争经济学》精义（续7）——力量格局与货币格局 八.力量格局、利益格局与货币格局
1.力量格局主导利益格局
由于生老病死、婚丧嫁娶，市场繁荣或萧条，企业兴旺或倒闭，个人就业或失业，继承遗产或被盗，买卖股票、期货输赢，精细到个人的利益格局随时都在变化。与此相比，个人的出身、地位、能力、学识、专业素质、社会关系网的变化就缓慢得多，由个人间互动所形成的社会政治结构的变化就更加缓慢。这些，我们可以笼而统之地称为力量格局。利益格局和力量格局间存在着相互影响，但力量格局更为根本。在微软公司被分解一案中我们可以看到，盖茨实际上是暴发户。虽然他原来也出身富贵家庭，但盖茨家族及其原有交往圈子的社会影响力远远不足以支撑盖茨成为世界首富。其次，在通用、波音、美钢联、花旗、柯达、美孚、惠普、IBM等老牌公司帝国面前，微软的成长速度完全可以用暴发来称呼。微软还来不及用其庞大的货币资源在华盛顿和学术界构筑为其利益服务的政治保护体系。因此，微软才成为反垄断法的实施对象。暴发户的典型特征就是在利益格局中迅速上升，而在力量格局中则没有相应的上升。如果暴发户不将部分利益分给力量格局中的有力者，则其利益很容易受到侵害。印尼华人在印尼的经济地位比较高，但政治上却受歧视，当社会出现动荡时，华人就成为社会主导力量的替罪羊和牺牲品，其财富受洗劫不说，连身家性命都难保。普通老百姓其实很懂得这一点，在娶媳妇或者嫁女儿的时候，人们常常更看重一个人的社会身份和地位而不是现金。因为他们在生活中已经反复体验到，光有钱没有权是不行的。最初那些靠养鸡、养鸭或卖羊肉串、茶叶蛋致富的小民们，常常发现周围各色人等都在打他们的主意，如果不进贡，不但他们的生意可能被毁，甚至可能会发生各种意外。实际上，“破财免灾”一语典型地表达了利益格局和力量格局之间的关系。
相反，如果某人在力量格局中地位上升，他的利益地位常常能得到相应的稳定上升，表现为货币收入的稳定增长。人们所习熟的“升官发财”，其实就表达了这一逻辑。从社会学意义上，如果某一集团在力量格局中的力量上升，则该集团的利益也会得到相应上升。比如，美国三十年代大萧条期间，强大的工人运动迫使罗斯福当局同意工人的组织权和罢工权合法化。此后，工人的讨价还价能力明显增强，整个集团的生存状况和货币收入得到改善。当然，工人地位的进一步改善遇到了资方的强烈抵制。在五、六十年代，一方面是工人名义工资的上涨，另一方面则是资方提高物价，形成所谓因工资刚性而导致的螺旋式通货膨胀。在螺旋式通货膨胀中，表面上全社会每个人的货币收入都增加了，实际上比价归复，工人和资方的利益格局保持不变。其背后的原因恰恰是工人和资方的力量斗争处于胶着、相持的相对平衡态。打破这一相对平衡的是允许资方自由投资境外。1971年布雷顿森林体系崩溃以后，美国（日本、欧洲各国也同样）各大公司纷纷关闭本国工厂，将制造业转移到第三世界国家，利用第三世界工人的低工资来提高利润。对于底特律的工人来说，这意味着长期被国境线拦在工厂外的第三世界的工人成为他们的竞争对手，罢工、谈判的结果将是老板搬走工厂，带走工作岗位。因此，从七十年代开始，美国工人的实际收入每况愈下，社会福利不断被削减。
2.恶性通胀是力量格局快速调整利益格局的机制
有时候，力量格局和利益格局会出现重大背离。例如，在俄罗斯实施休克疗法之初，俄罗斯政治精英获得了文化、经济、政治、军事的绝对主导权，但社会的利益格局还承袭着比较扁平的社会主义遗产。休克疗法实施后，通货膨胀高达几十倍，普通俄罗斯人立刻一贫如洗，而俄罗斯的政治精英们则将庞大的国家资产据为己有，形成七大财团，重新实现了力量格局和利益格局的一致。又如，在1948-1949年的中国，蒋介石集团仍然掌握着国统区的绝对统治权，但收税、国债等已常规筹资渠道已不足以支撑大规模的战争，即该集团在利益格局上已经陷入塔底。但是不要紧，可以靠滥发货币来聚敛点点滴滴的民间财富资源，使力量格局与利益格局一致起来。对于力量格局决定利益格局的奥秘，蒋介石和上海的投机商们早就心照不宣。蒋介石每年发行高额利息的国债，靠欠新债还旧债来支撑财政，政府债务越来越沉重。照常理说，债台高筑者不太可能继续借到新债的。但是，不然，由于蒋氏集团据力量格局的核心地位，实在不行甚至可以没收大批民间资产，或者搞恶性通货膨胀，故不用担心它还不了债。在恶性通货膨胀情况下，利益格局几乎完全按照力量格局来调整。比如，任职于军队、警察、法院、媒体等社会政治的力量核心的人可以优先得到与通货膨胀速度相近的薪水增长，而其他人则依据其在社会力量结构中的地位强弱，分别得到相应的货币收入。当然，物极必反。当现有力量结构中的强者过分剥夺弱者时，力量结构就可能重新组织，以实现强弱间的相对平衡。这就是各种形式的政变、造反、革命。所谓社会动荡，其实就是力量结构的根本动荡。每一次力量结构大动荡的结束，往往是货币的彻底更换，或者币值的重新确定。新的稳定的币值事实上意味着新的力量结构的确立。换句话说，现代社会的货币及其币值的变动，体现着政权的更替及强弱变化。
3.信用欺诈权与中央银行
这一特点其实也适应于私有银行或钱庄可以各自发行货币的时代。当一家私有银行实力雄厚，经营良好时，其货币币值就比较稳定，发行范围就比较广，就有很多人会以此货币作储藏。这样，该银行就可能吸纳大量社会资金，广泛地放贷，收取存贷差。但是，随之而来的往往是银行的官僚化，经营成本上升，银行各级职员利用职权谋取自己的利益，造成贷款质量下降，坏账率上升，银行渐渐资不抵债。也就是说，银行所有权和经营权之间将出现广泛冲突，这一冲突将使银行内部形成金字塔式的力量结构，这一结构有可能吸干存贷差。面临这种情况时，银行主不太可能调整内部力量结构，唯一可能采取的对策是将矛盾转嫁到客户身上，以更高的利率吸收存款，然后宣布银行破产，所发行的货币大幅度贬值。
正是为了避免私人银行进行信用欺诈，造成社会局部范围的动荡，这才有各国中央银行的成立。然而，这实际上只是把信用欺诈权从私人银行转移到中央银行而已。今天美国发行的货币成为国际贸易的主要结算货币，和各国外汇储备的主要构成。这意味着，美联储在一定程度上成了世界中央银行，拥有了对全世界的信用欺诈权。正是凭借这一优势，美国可以实行大规模长时间的赤字财政，可以用赤字来扩张军备，可以高息吸引各国所储备的美元外汇回流到美国国债市场。虽然其最终结果必然是美元狂跌，但世界各国的资源却在这一时期源源不断地流入美国。
美元狂跌必将造成世界范围内的力量结构和利益结构的巨大动荡，货币的本质由此也将更加为人们所认识。只有从这个角度看，美元暴跌才有其积极意义。
4.货币的币值是怎样确定的？
毫无疑问，货币极大地方便了交换。然而，货币之所以有这种功能，是“由于每个人都认可货币作为一种交换媒介”。这一点非常重要，因为并不是人们天然就认可某一种货币作为交换媒介的，普通人往往是在反复交换中认可一种货币的价值的，对于他们来说，货币的币值是很神秘的，币值的变动就像天气的变化一样，是上天的意志。对于经济学家来说，币值的变动取决于货币发行总量和商品总量的比例，也取决于用作储藏和用作直接流通的比例。对于货币发行当局来说，货币币值的稳定关系到货币当局的信用，即关系到人们对货币的认可程度，但是当失信的效用大于守信的效用时，货币当局就可能用滥发货币的方式将社会财富都聚敛到货币当局来。对于希望打开国外市场、守住国内市场的企业来说，货币适度贬值可以促进出口、抑制进口。对于货币投机商（外汇炒作者）来说，无论一国货币是贬是升，都有可能是赚钱的机会，也有可能成为赔钱的陷阱，关键在于怎样联手抬高一国的币值，然后悄悄出手（或者相反）。实际上，一种货币的币值体现了上述各种力量的互动，特别是体现了货币当局（在现代社会各国，货币当局实际上是政府）的权威、力量和信用。在现代社会，政府的权威、力量和信用取决于各种社会矛盾错综复杂的合作与斗争，因此，货币的币值也就更广泛地体现了全部政治、经济、文化、技术矛盾及其相互关系。又由于国际间贸易和投资的广泛存在，一国货币币值的变化又进一步综合地体现着国际、国内各种矛盾的运动。例如，当我们研究美元币值变动的原因时，两百多年来的世界史和当代的全部矛盾就会一层层地被展开（全部经济和货币史都说明了这一点，经历过币值变动的人更会有切身体验。
5.在现实社会中，货币格局是力量格局的数字表现
从本质上说，货币实际上是人与人在相互合作与冲突形成的思想、力量与利益格局的数字化表达。如果人人都是谋求个人利益最大化的经济人，则思想格局、力量格局和利益格局将基本一致，都呈现为金字塔式，其基本逻辑是弱肉强食。八十年代以来，美国社会在加速这三者的合一。如果并非人人都自私，则思想格局和力量格局可能仍然呈金字塔结构，而利益格局却会扁平化，传统社会主义社会基本如此。如果人人都不自私，则利益格局可能最大限度地扁平化，力量格局次之，而思想格局却仍然可能保持相当程度的金字塔式结构，理想社会可能如此。
我们先暂时把后两者撇在一边，单讨论第一种情形中的货币本质，因为这最接近现实社会。在这种情形中，货币首先是利益格局的数字化表达。每个人拥有货币的多少，这直接是一个利益格局。房子、土地或古董字画一类的东西，过去称作不动产，变现难度较大，现在由于市场高度发达，也可以直接变现（或抵押）为货币。这样，货币格局就大体上等同于利益格局。
鉴于利益格局被力量格局所主导，货币格局实际上是力量格局的数字表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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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园 《竞争经济学》精义（续6）——分工、技术、主导权的争夺 七.分工、贸易、技术进步和主导权的争夺
1.现代社会财富的爆炸性增长主要来自技术进步
亚当·斯密的真正贡献其实在于论证了分工合作会带来财富的增长。然而，现代社会财富的爆炸性增长并不简单是分工的产物。如果仅仅是斯密在《国富论》中所描述的大头针生产的分工，或者福特的汽车生产流水线上的分工，财富增长速度还是有限的。在秦始皇时代，制作兵马俑的工匠们就有细密的分工；唐宋以来，景德镇官窑烧制瓷器也有细致的分工；但是，这些分工都没能使兵马俑或瓷器有戏剧性增长。
真正使标志着现代社会开始的事件是蒸汽机的出现，而这意味着人类开始大规模利用自然力。如果用手工方法磨制金属平面，无论分工多么细密，都不能与一台磨床的效率相提并论。磨床的动力来自电力，电力则来自煤或石油或水能，手工磨制的动力则来自人的生物能，两者无论在力量还是速度上都不能相提并论。现代社会只所以有如此丰富的物品，其物理来源其实是大自然的能量和物质。当一幢幢高楼似乎在一夜之间拔地而起时，我们应该知道，是一台台挖土机、卡车、搅拌机、震动机、吊车在工作，是水泥厂、钢筋厂、预制构件厂在工作，是从根本上说，是电力、汽油、柴油、煤在工作，人只是操纵这些机械而己。
2.分工必然促进贸易，但并不必然促进财富增长
诚然，分工有利于科技的发展，但两者并不能划等号。分工和贸易间的关系远远比分工与科技间的关系密切。有分工必然有贸易，但不必然有现代科技。
早在几千年以前，人类社会已经开始有贸易。中国从秦汉直至明清的贸易甚至非常发达，以至国家必须“重农抑商”。历史研究表明，在历代王朝的前期，农户的土地充足，男耕女织，自给自足，国家的粮库也充足；但到王朝的后期，一方面是土地兼并日益加剧，大地主庄园里分工细密，另一方面是贸易高度发达，出现大宗农产品和手工业品的跨地区交换，中心城市百业兴旺，人口买卖也随之繁荣。但是，这一切不过是实现了财富的转移，而没有出现实质意义上的财富的增长。相反，随着小农的财富向地主集中，乡村的财富向城市集中，农业的财富向商业集中，各行各业的财富向官吏系统集中，大量农民流离失所，社会财富总量还可能下降。随贸易繁荣而来的常常是社会动荡和王朝更迭。因此，善于总结历史经验的学者们总是建议要“重农抑商”，以延缓社会矛盾的过早爆发。
中国如此，西欧其实也一样。在工业革命以前，尽管英、法等国已经有了市场经济，已经有了重商主义，但由于没有能开发出利用自然力的途径，财富的增长仍然很缓慢，而贸易却使社会矛盾加速尖锐化（十六世纪由于美洲金银的流入，欧洲的物价持续上涨，使农民加速贫困化），并演化为地区与地区、国与国之间的战争，演化为一次次革命浪潮。
3.分工和贸易在加速技术进步的同时，也在加速两极分化
虽然大自然和科学技术是丰裕的来源，但是分工和贸易的确也起了重要作用。如果说在没有工业革命的前提下，分工和贸易的发展反而导致社会贫困和动荡的话，那么有了工业革命，分工和贸易就起着加速科技和工业革命的作用，从而使社会的总产出量呈现爆炸性的增长，但与此同时，财富也更加集中在少数人手中。
为什么分工和贸易会导致社会两极分化？为什么财富的增长会集中到少数人手中？这个道理其实和分工带来财富增长一样简单，这就是分工和贸易的主导权日益掌握在少数人手中。我们不妨先以自给自足的小农与在大庄园里的雇农为例，大庄园里的雇农可以有分工，有的专门种疏菜，有的专门种水果，有的专门种小麦，有的专门种水稻，而小农则什么都得种一点。无论从理论还是实践来看，大庄园里的种植技术更容易积累提高，其单位面积的产量有可能更高。但是为什么小农不愿意成为雇农呢？这是因为小农是自己一亩三分地的主人，而雇农则是大庄园的奴隶。小农可以掌握自己的收入，而雇农则只能听凭庄园主的主宰。也就是说，仅仅讲分工和贸易会带来财富的增长是不够的，还要考虑谁主导分工和贸易，增长的财富落到谁手中。
4.技术进步进程加剧了主导权的争夺
亚当·斯密假定分工合作的动机是个人利益，很显然每个人都将争夺增长的财富，每个人都想主导分工合作。事实上，谁拥有资源、技术或组织才能，谁有可以主导分工，谁就能获得分工带来的最大利益，而被主导者则完全有可能连起码的基本生活条件都得不到保障，还不如退出分工，回到自给自足状态。例如，由于棉纺织业的机械化，工厂代替了手工作坊，细密的分工使操作简单化，童工、女工都可以成为工人，生产过程的主导权完全落入到工厂主手中，而熟练手工工人则失去了对生产过程的部分主导权，被迫与童工、女工竞争，生活处境反而恶化了，因此他们怀念没有机械、没有细致分工的手工业时代，他们要捣毁机器，捣毁工厂。并不是工人不知道分工会带来财富的增长，问题是增长的财富落入了谁的腰包。事情就是这样，由于机器生产的极大优越性，手工纺织已经无法在经济上生存，工人们再也无法退回到自给自足状态。也就是说，技术进步反而使工人面临着两难选择，或者放弃主导权，接受低技术、低收益的工作，或者退出工厂，无以为生。在某些学者看来，捣毁机器是一种反现代化的愚昧行为。但是，这实际上是工人争夺生产过程主导权及收益权的斗争。正是因为有捣毁机器的运动，掌握着分工和技术主导权的工厂主才不得不作出一些让步，适当增加工人所获份额。工人的收益虽然暂时有了改善，但由于他们生产过程的部分主导权已经永久性地失去，因此工人只能不断靠集体性或个体性的斗争（如怠工等）来争取工厂主的让步或者开恩。可见，以个人利益最大化为动力的分工、贸易甚至工业革命并不能“提高每个人的生活水平”。
5.自由贸易与主导权争夺
同样，国与国之间的自由贸易也不能使所有国家都富裕起来。按照自由贸易理论（绝对优势论），英国生产棉布，法国生产葡萄，双方发挥各自优势，就可使棉布和葡萄的总量最大化，使双方都受益。然而，如果一匹棉布可以换1000斤葡萄，而生产一匹棉布只需要一个工人，生产1000斤葡萄需要10个农民的话，这就意味着1个英国工人的劳动量可以换10个法国农民的劳动量。更进一步，由于棉布生产效率提高得快，而葡萄生产效率提高得慢，若干年以后，生产一匹棉布只需要1/10个工人，而生产1000斤葡萄则需要5个农民，那么1个英国工人的劳动量就可以换50个法国农民的劳动量。再进一步，由于棉布只有英国可以生产，棉布的价格可以由英国来决定，而葡萄却是全世界各国都可以生产，英国就能进口世界上最低价格的葡萄。如此下去，贸易和生产的主导权就越来越掌握在英国手中，而世界各国却只能葡伏在英国脚下。正是由于自由贸易理论内在的根本缺陷，所以十九世纪初期落后于英国的法、美、日、德等国家才纷纷采用贸易保护理论，发展本国的工业和技术，逐渐成长为世界工业强国。而听信了自由贸易理论的西班牙、葡萄牙等十七世纪的欧洲强国却沦落为欧洲的农业国。西、葡两国本是航海强国，拥有从美洲抢来的大量金银财宝，最有资本发展本国工业，但是这两个国家没有这样做，而是发挥自身优势，专业从事掠夺美洲黄金，然后用黄金购买英国的工业品。因此，无论从理论还是实践来说，自由贸易中都存在着主导权的争夺问题。夺得了主导权的国家可以富裕起来，而丧失了主导权的国家却只能日益贫穷下去。今天世界分为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一半人口处于贫困线以下，根本谈不上体验现代丰裕社会，其原因正是发展中国家丧失了贸易的主导权，资源性产品对工业制成品的比价越来越低，陷入了越开发资源越贫困，越贫困越开发资源的自由贸易陷阱。
自由贸易理论表面上是动人的，各国发挥自己的比较优势，全世界的财富总量就可以最大化，所有参与国都可以从中受益。然而，这一理论成立的前提却是贸易各方不是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的经济人。贸易各方“各尽所能，各取所需”，才可以实现全世界财富的最大化。但这不是成了共产主义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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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园 《竞争经济学》精义（续5）——供求关系是怎样调节价格的 六.供求关系是怎样调节价格的
1.均衡价格的前提是完全竞争
萨氏的“均衡价格”实际上是指供求双方力量对等时的价格。但是，怎样才算供求力量对等或平衡呢？我们可以说，当供不应求时，供方会扩大生产，并有其他供方进入市场；当供过于求时，供方会缩减生产，并有其他供方退出市场；因此，供方既不扩大，又不缩减，既不进入，又不退出的状况叫供求平衡，这时候的价格则是均衡价格。
由此可见，所谓“均衡价格”的存在是以完全竞争为前提的，甚至可以说“均衡价格”就是“完全竞争”的代名词。因为一旦存在行业进入壁垒，例如专利、学习曲线、规模经济、范围经济、品牌优势、转换成本、资本需求、资源等限制，其他供方无法顺利进入市场，则即使该行业利润及薪水水平远远高于其他行业，仍然扩大不了生产，仍然没有其他供货商对现有供货商的竞争。相反，如果存在行业退出壁垒，则虽然该行业利润及薪水水平远远低于其他行业，仍然不会有大量厂商退出该行业，使该行业持续保持过度竞争状态。
事实上，目前绝大多数行业都存在进入壁垒，甚至农业也不例外。即使在某一时刻某一行业存在完全竞争，它也将逐渐向不完全竞争直至寡头和垄断市场演化。与此相联系，则是价格越来越远离“均衡价格”，呈现“强者愈强、弱者愈弱”的正反馈。
2.高行业壁垒决定高价格
大型喷气客机的首创厂波音公司，大规模集成电路的首创厂英特尔公司就基本达到了阻止核心生产技术扩散，迫使潜在竞争对手考虑其报复性定价，从而持续垄断市场的目的。事实上，日本所倡导的所谓“雁形战略”正是如此。日本作为头雁掌握核心技术及相应的高附加价值，周围国家则吸收日本扩散出来的非核心技术。如果周围国家研究开发核心技术，则日本以低定价封杀其的市场成长空间。例如，当中国科研机构购买了日本的微波炉，研究其生产技术，并开始形成批量生产时，日本技术生产的质优价廉的微波炉即大量出现在市场上，使国内自主开发的微波炉陷入绝境。当然，仅就发达国家而言，大多数行业的情形介于彩电和喷气客机之间，经过数十年甚至上百年的竞争后，形成了若干资本集团相互默契，联合定价，共享垄断价格的局面。例如石油开采业，石油加工业、汽车工业、橡胶加工业，钢铁工业，化学工业，医药工业，甚至是百货业，酒店业。
在这样一个以垄断或寡头垄断为基调的市场结构下，价格往往取决于消费者的承受能力，取决于替代产业的存在，而不是取决于同行业竞争。也就是说与高价格相伴的是高行业壁垒，它有效地阻止了新竞争者的出现，也有效地阻止了价格向所谓“均衡价格”的回落。美国汽车工业长期以来就是通用、福特、克莱斯勒三家平分天下，洛克菲勒的石油工业被判分割为七个石油公司后，形成著名的所谓七姐妹，仍然长期垄断市场，直到产油国力量的崛起。最近国际石油巨头又在进行新一轮合并，例如美孚公司和埃克森公司最近宣布的合并。我们注意到，紧接着国际石油工业的大规模合并浪潮的，是最近一轮石油涨价。事实上，石油的生产成本并没有相应上涨，石油需求也没有相应幅度的上涨。造成油价如此大起大落的，是石油开采、加工、存储、运输、销售过程中各大垄断力量的结构的变化，石油大亨和投机商们的操纵。
3.供求力量的消长和较量决定价格
因此，与其说价格调节供求关系，不如说是供求力量的消长和较量决定价格。供求力量对比时时在变化，价格也就时时在波动。力量对比总是不平衡的，价格也总是不平衡的。用哲学语言说就是，价格是现象，供求力量的消长是本质。是本质决定现象，而不是现象决定本质。
4.均衡概念是静态世界观的产物
萨氏承认：“均衡概念是经济学中最难以掌握的概念之一。……均衡概念具有诡辩性。正如一位权威所论断：‘不要同我谈什么供给和需求的均衡。石油的供给总是等于石油的需求。你找不出二者的差异。’”取交易的瞬间来看，供求双方的确是平衡的，这正如“飞矢不动”一样。然而，飞矢毕竟在飞，供求的力量对比也毕竟在时时变动，变动的原因恰恰在于双方的力量的不平衡。如果真的平衡，供求力量对比就不再变化了，“飞矢”就变成“静矢”了。这就是均衡概念的诡辩性，然而在任何一位懂得动与静之间的辩证关系的人看来，所谓的诡辩性恰恰是辩证性。萨氏此论正好反映出其全部经济学的哲学基础是静态世界观，因此无法理解这个世界的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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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园 《竞争经济学》精义（续5）案例：彩电市场的风云变幻 以人们比较熟悉的彩电市场为例。决定彩电价格的因素主要应该看彩电生产商的实力及竞争态势构成（包括国内外彩电生产商），关税率如何，彩电生产成本，研究与开发成本，彩电技术进展，消费者的平均收入及构成。具体到某一地区的彩电价格，则还应该考虑在该特定市场上，有几家国际性、全国性的厂商或地方性的厂商，其售后服务的网络如何，地方当局是否对当地彩电有保护性措施等。
在彩电生产初期，掌握彩电生产技术的厂商很少，技术成熟程度和生产熟练程度还比较低，批生产的能力还不够，彩电质次而价高。但是由于彩电比黑白电视有重大突破，高收入群体又有足够的购买力，因此厂商完全有可能采用所谓“撇油战略”，把价格定在远远超过研制与生产成本的水平上，获取暴利。对于消费者来说，他并不是根据生产商的成本来购买彩电的，而是根据他的支付能力和彩电所能带来的感官享受与社会荣耀来决定是否购买的。正所谓“周瑜打黄盖，一个愿打，一个愿挨”，消费者得到了享受与荣耀，生产者得到了暴利，供求双方在高价格水平上达到了平衡。由于利润空间大，实际上这时候的供求平衡点由生产商决定。比如，设生产成本为2000美元，在10000美元的价格上，有2万人购买，生产商获利1.6亿；在8000美元的水平上，有10万人购买，获利6亿；在6000美元的水平上，有30万人购买，获利12亿；在4000美元的水平上，有100万人购买，获利20亿。但是由于初始生产能力只有2万台，生产商就可以定价10000美元，以实现其利润的最大化。如此高额的利润必然吸引其他生产商的觊觎。但是，如果有专利法保护其彩电核心技术的专有，则觊觎者只能望洋兴叹，或转入地下生产。这时候，专利法对于定价就起到了重大作用，它使生产商在一定时期内享有垄断定价权。
为了讨论方便，假设没有专利法保护彩电生产技术，谁都可以生产，则彩电市场将会如何演变呢？可以设想，最早跟进的将是其他黑白电视机生产商，其次可能是其他行业的投资商。然而，没有专利法保护并不等于彩电首创厂自己不保护技术。就在其他厂商试图进入该行业时，首创厂也将采取措施增加该行业的进入壁垒。如果首创厂给核心技术人员人高额薪水，或给技术人员以技术股份，则首创厂将能在一段较长的时间里保护核心技术。否则，核心技术人员或者被其他厂商吸引，或者自己带走技术，另设彩电厂，从而加速彩电核心技术的扩散。其次，由于学习曲线的存在，首创厂将有可能最早最快地降低生产成本，从而使跟进厂商处于竞争劣势地位。第三，由于首创厂初期的巨额利润存在，首创厂可能已经回收了研究与开发成本，有可能以单纯的生产成本作为定价底线，从而迫使跟进厂商无利可图。也就是说，如果首创厂初期采用“撇油定价”战略，然后随着生产成本的降低，使售价总是低于跟进厂商的售价，则首创厂完全有可能使跟进厂商破产，从而在不断获利的过程中取得垄断地位。当所有跟进厂商发现无法打入该行业而放弃努力时，首创厂的生产和技术水平已经达到后来者望尘莫及的地步，再度获得垄断定价权。熊彼特曾经认为，创新在短期内会产生超额利润，但是由于追随者蜂起，超额利润最终将被消除。然而，我们从上述分析中知道，熊彼特的观点没有考虑到创新者的市场策略，更没有考虑到从竞争向垄断的转变，因此是不符合竞争内在逻辑的。熊氏观点只有一种作用，即赞美市场竞争，赞美企业家。大概也是因此罢，熊彼特的其他观点并不为后人熟悉，而这一观点却频频出现在九十年代的国际主流媒体上。
当然，彩电首创厂商并没有采取如此高明的定价策略，而其竞争对手也并非完全在直接经济意义上与首创厂竞争，因此彩电技术才不断扩散开来。一般来说，首创厂在获取高额利润后，往往不注意自我保护。或者没能使定价低于跟进者，从而培养了竞争对手；或者不能使核心技术人员满意，造成技术流失，创新能力下降。当然，其竞争对手突破防线的意志和能力也非常重要。如果其竞争对手虽然技术上总落后一步，却拥有雄厚的资本，有能力打价格战，有能力持续亏损，则首创厂就会畏惧三分，与跟进者达成价格妥协，与跟进者分享市场分额。或者由于市场分割，其竞争对手拥有首创厂难以进入的市场，迫使首创厂以技术换市场，则首创厂也得承认竞争对手的存在。但是，如果首创厂定价策略高明，大量实力不够雄厚的跟进者是注定要退出竞争的。中国彩电市场一百多个厂商可以说都是外国彩电商的跟进者，然而经过十多年的竞争，今天已经缩减到十几家厂商。而且事情还没有结束，随着国内彩电市场保护的撤除，随着国外彩电厂商挟首创厂的全面技术优势（特别是数字电视技术）参与国内市场的竞争，十几家彩电生产厂中究竟有几家能迎接挑战，就成了一个问号。有的彩电厂商不明白他们为什么破产，他们常常以“市场风云莫测，价格变化无常”来解释破产，常常安慰自己不过是“没有料到价格会跌落得这么快”。其实，真正使他们破产的并不是市场，而是那有些具备雄厚资金和技术实力、战略策略得当、管理得法的强势企业。如果不明白这一点，那么他们的下一次投资还有可能继续失败。如果明白这一点，那么在进入某一行业市场前，他们就会懂得去了解这一行业的竞争格局，认清对手强弱，认清进入该行业的关键壁垒，认清己方力量的强弱，然后避实击虚，避强击弱，逐个击破行业壁垒，徐图成长，这才不至于“仓促进入，仓促退出”，一败涂地。
家园 请教，国内的彩电厂商怎么是一败涂地呢？ 要败也是败在面板上，由于国内厂商在面板投资上的缺失，所以导致大量利润被国外厂家拿走，但是即使是这样，整机组装厂仍然还活着，这是电视机行业；而国内零部件配套完善的白电行业（空调、冰箱、洗衣机）却是攻城拔寨，国外品牌基本被打得找不到东南西北。
所以，我认为定价策略只是竞争的一个方面，不能用来解释全部的后果，呵呵。
家园 原文并没有说国内彩电产商一败涂地啊。 原文是这样描述的：
“中国彩电市场一百多个厂商可以说都是外国彩电商的跟进者，然而经过十多年的竞争，今天已经缩减到十几家厂商。而且事情还没有结束，随着国内彩电市场保护的撤除，随着国外彩电厂商挟首创厂的全面技术优势（特别是数字电视技术）参与国内市场的竞争，十几家彩电生产厂中究竟有几家能迎接挑战，就成了一个问号。”
原文未对白色家电行业做任何描述。
“定价策略只是竞争的一个方面，不能用来解释全部的后果”
原文也没有说定价策略可以用来解释全部的后果。
“真正使他们破产的并不是市场，而是那有些具备雄厚资金和技术实力、战略策略得当、管理得法的强势企业。”
家园 对的，我头脑里只有国内外的比较了。 但国外白电厂商在技术、资金、战略和管理在以前都比国内企业强，怎么没有出现电视机行业的现状呢？
所以，我头脑里可能只有国内外家电企业对比了；如果单就行业来讲，每个行业都会出现大鱼吃小鱼的竞争兼并情况，那可能比较适合“真正使他们破产的并不是市场，而是那有些具备雄厚资金和技术实力、战略策略得当、管理得法的强势企业”结论，呵呵。
家园 《竞争经济学》精义（续4）——价格是如何形成的？ 五.价格是如何形成的？
1.力量不平衡造成的价格不公
价格的实质是双方力量较量的平衡点，而这个平衡点总是有利于强者一方的。正如杠杆，无论两端物体的轻重多么悬殊，从理论上来说，总可以找到一个使杠杆平衡的支点，尽管这个平衡点会非常靠近重物一端。
在斯蒂格利茨的《经济学》上册中讨论了一个故事。“弗兰克拿了一把旧式的摇椅到跳蚤市场去卖。他愿意以100美元的价格卖掉它——如果价格低于此他宁愿不卖——但是他希望卖到200美元。海伦到跳蚤市场来，计划买一把这样的椅子。她希望只付100美元，但是准备最多付到200美元。他们两人讲价、谈判后，最终以150美元成交。但是两个人在回家的路上都不高兴。弗兰克抱怨卖价太低了，海伦抱怨买价太高了。”对此，斯蒂格利茨评论道：“以经济学家的眼光来看。这种抱怨是自相矛盾的。……如果某人自愿地同意做一笔交易，这说明他认为：这笔交易即使不是完美无缺的，但做这笔交易至少也比不做这笔交易要好。”
问题在于，自愿背后有着不自愿的压力。例如弗兰克父亲可能正生病，家里急需钱，迫不得己卖掉这把椅子。相对来说，海伦不会因为买不到一把古董椅而面临饥饿或疾病的威胁。如果这样，则双方可能以较低的价格成交。但有可能海伦是个赌徒，昨天晚上刚刚输得一干二净，急于在古董生意上赚一笔，而弗兰克则闲极无聊，只是拿着椅子到旧货市场上探探价，如此则双方可能以较高的价格成交。在老舍的《茶馆》中，父亲也是自愿卖掉女儿的，不卖掉的话自己也养不活，做这笔交易的确比不做这笔交易要好。但交易的不公平性却一目了然。这是因交易双方力量不平衡产生的不公平。
2.信息不对称造成的价格不公
还有一种就是因信息不对称产生的不公平。斯蒂格利茨写道：“有一种反对意见认为，弗兰克或海伦可能并不真正了解他们同意的内容是什么。也许海伦知道这把椅子是稀有的古董，价值5000美元，但是她不告诉弗兰克，而以150美元的低价把它买了下来。也许弗兰克知道这把椅子坐上10分钟就会把人摔下来，但是他不告诉海伦，而把它高价卖了出去。”对此类不公平，斯蒂格利茨是承认的。然而，他居高临下地说：“经济学家并不过分考虑这类反对意见。”但是，问题并不在于经济学家是否过分考虑反对意见。按照科学规则，意见或观点的正确与否并不在于得到了谁的支持或反对，而在于是否更好地概括了实际。
接下去的评论就更有意思，斯蒂格利茨说：“和大多数人一样，他们主张把尽量多的信息公开，还主张应该使卖主和消费者都恪守信用。因此，许多经济学家支持反对出售伪劣产品的法律。”这就是说，只要把尽量多的信息公开，市场就仍然是公平的。问题在于，在交易过程中买卖双方都在争取个人利益的最大化，为此他们必然隐瞒己方的真实信息，刺探对方的真实信息。只要承认市场经济是以追求个人利益为动力的，信息公开化就是不可能的；而只要信息不公开，交易就是不公平的。也就是说，在信息不对称问题上，“看不见的手”遇到了逻辑悖论：或者承认交易的不公平，从而否认社会利益最大化；或者承认需要信息公开，从而根本上否认个人利益最大化假设。
3.道德在价格形成中的作用
由斯蒂格利茨的信息公开论，我们还可以发现一个奥秘，就是道德在价格形成中的作用。如果掌握信息的一方公开信息，比如海伦承认弗兰克的摇椅是价值连城的古董，那么椅子的价格就可能会扶摇直上；反之，如果椅子本身不是什么古董，而弗兰克坦承椅子榫头多处损坏，那么价格又会飞流直下。同样，对于力量不平衡的双方来说，例如靠卖椅子换药的弗兰克和职业古董商海伦，如果海伦乘人之危，就可以把价格压得很低。反之，如果海伦有同情心，就可能给弗兰克比较高的价钱。
因此，除了信息、智慧和力量的较量外，更完全的价格定义应该包括道德权衡。当然，由于现代社会道德基本丧失殆尽，也可以简化为：价格是交易双方信息、智慧和力量较量的平衡点。
4.道德对市场机制的抑制作用
如果剔除道德因素，假定交易双方都追求个人利益最大化，那么，由于每一笔交易都不平等，都有利于力量和信息的强势方，显而易见，即使有着起点的平等，无数不平等交易的积累结果必将是社会两极分化。加入道德因素后，交易的不平等性有可能削弱，两极分化的速度也可能减缓。中国历朝历代长期主张重农抑商，强调士农工商的社会序列，显然对商人形成了强大的道德压力，迫使他们讲道德，讲信誉，标榜“童叟无欺”。这一方面使资本积累的速度放慢，不利于社会分工的发展和技术的提高；另一方面则减缓了社会矛盾的积累，使王朝得以稳定长达数百年。相反，亚当·斯密把追求个人利益最大化论证成为社会利益的最大化，使无道德成为道德，使恶成为善，完全放纵交易双方的个人利益，使强者可以肆无忌惮地欺（信息不对称）压（力量不对称）弱者（却以自愿平等为假象）。这一方面使资本积累的速度加快，有利于社会分工的发展和技术的进步，但同时则加剧了社会的冲突、战争和两极分化。更何况，强者还可以制定保护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的法律，雇用士兵、警察、法官来执行法律，使不平等交易的结果向后代延伸。
在斯密时代，尽管市场经济开始已经表现出咄咄逼人的扩张态势，但是对自利行为的批判却一直存在。曼德威尔的《蜜蜂的寓言》实际上是“看不见的手”的思想来源，但是“私恶即公利”论一出笼即遭到了当时思想界主流的猛烈批判。斯密比较聪明，他在用“看不见的手”为自利正名时，还写下了《道德情操论》。道德行为的本质是利他。如果自利即公利，则恶就是善，也就不需要道德存在。今天中国的经济学家们主张经济学是不讲道德的，其根源即在于此。但是，更深层的问题是，在斯密时代，由于宗教的存在，普通人的道德感远远强于今天，人们的自利行为常常是受道德约束的。受道德约束的自利行为对社会的负面作用比较小，而其正面作用则比较大。因此，在当时的社会实践中，斯密理论的内在矛盾还没有得到充分显示。但是，二百多年后，随着道德感的不断崩解——“私恶即公利”论是对道德的最强烈冲击，随着自利可以无所拘束地发挥其能量，自利和公利间的矛盾就在社会生活的每一个角落展开，社会成了赤裸裸的生存竞争场所，而价格也就越来越变成纯粹的信息、智慧与力量较量的平衡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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