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原创】《工人反对派》（李星改译） -- 包子1971

论官僚制度和群众的首创精神

官僚制度还是群众的首创精神？这是党高层和工人反对派的第二点分歧。第八次苏维埃大会上，官僚制度一事被提出但仅极肤浅地有所讨论。正如工会角色及任务的问题，官僚问题的讨论引向虚假渠道。此事的争论，比乍看起来更深刻。问题的实质是：为共产主义创造经济基础期间，怎样一个劳动国家管理系统能为阶级创造力保证更大空间：官僚-国家机构体系或工人群众的广泛实践首创精神体系？管理体系问题，是关于两类互相排斥之原则的争论：官僚制度或首创精神?但有人想把问题塞进关于「活跃苏维埃机构」的方法问题框架。争执的对象被偷换，就象工会问题辩论时一样。

必须明确清楚地说明：半截子措施、总局与地方管理机构相互关系的更改，以及其它非实质琐屑新举措，不会给苏维埃机构带来任何「民主化」或活力。那些新举措包括负责官员调换或把党组织力量输入苏维埃机构，后者的党员不自觉地屈服于「官僚化」总体体系，并于精神异己的有产出身者中间溶解无踪。

问题不在于此。苏俄每个儿童都懂得，任务在于把最广泛工农劳动群众和全体劳动小人物吸引到经济、劳动国家和生活本身的建设。清晰的任务。换句话说：唤醒群众的首创精神和倡议。而作了什么以鼓舞和便利首创精神？啥也没作。确实，每次集会上，我们都号召男女工人们「创造新生活，建设吧！帮助苏维埃政权！」 但只要群众或一群男女工人把我们的号召当真，并试图落实于实践中，官僚机构的什么人自感权利受损了，就赶紧制止过分伶俐活泼的倡议者……每个同志很容易想起数十件事例，工人如何打算自己组织食堂、日间托儿所、供应木材，诸如此类。而对事业的活生生直接兴趣，又如何每次被扯皮、被无休止文件的一团死气、跑机关、拒绝和新申请等等，搞得奄奄一息。当有的地方一鼓作气得以自力更生办食堂、安排供应木材或组织托儿所，由于中央机构缺乏食堂用具、运木材的马匹或适于托儿所的场所，而总是「不行」…… 当男女工人看到并明白要是自己有权并可能行动，他们本可料理好事情。当他们预先得到许可，又被拒绝发放已觅到的物品材料，该有多气愤。

倡议在低落，做事的意愿在消逝：「既然这样，就让当官的替我们操心吧！」 出现了最有害的分野：我们是劳动人民，他们是苏维埃官员，万事决于后者。全部邪恶皆在于此。

而我党高层在做什么？他们是否试图找出邪恶之根并公开承认，我们推行的系统，通过苏维埃付诸实施的系统，不仅不鼓励群众的首创精神，而让它消沉乃至戕害它？没有，党高层没干这种事。相反，我党高层突然成了官僚制度的捍卫者和骑士，而非寻求与鼓励群众的首创精神，一定条件下，这种精神会极好地注入我们的灵活苏维埃机构。许多同志跟着托洛茨基，重复他的话：「我们并非苦于学会了官僚制度的糟糕一面，而苦于没掌握它好的一面」(托洛茨基《论统一经济计划》)。

官僚主义——群众首创精神的直接否定。谁接受以下原则：通过鼓励首创精神吸引群众参加劳动共和国的管理，并视本原则为管理体系之基础，就不能认为官僚制度有好坏方面，而应简单、清晰地否定这种不中用的制度。

并非我们的赤贫招致了官僚制度（如季诺维也夫同志想让我们确信的那样），也不是从军事部门夹带来的盲目「隶属」上级的反映（如其他人所说）。这种现象更深刻。它来自产生着我们对工会之不稳固双重政策的同一源头：精神上不仅对共产主义，也对无产阶级的起码渴望和任务感到隔膜的社会居民群体，在苏维埃机构中日益增长的影响。官僚制度——渗透到我党最深处并彻底腐蚀苏维埃机构的祸害，不仅本派强调这一事实，本派之外许多更善思考的同志，也承认这一点。

不仅非党群众的倡议被窄化 (这尚可理解，是内战紧张氛围合乎逻辑的结果)，但党员的倡议也被削减到最小程度。每种自主创举甚至新思想，只要未能通过党内领导中心的审查，就被认为是「异端」，是违反党纪，是试图侵犯——据说该「预见」与「指令」一切的——中央之权利。而命令未至，就等着好了。

中央腾出功夫，发布命令。那时，在严格指明框架内，才可以显露自己的「倡议」……

如果某些俄共党员——鸟类爱好者——打算组织一个「鸟类保护」协会，会怎样呢?事情似乎有益、有趣，无论如何对「国家计划」没威胁。但仅仅似乎如此。官僚机构会立即盘旋打转，亮出料理此事的权利，把协会「并入」苏维埃机器，从而扼杀了直接倡议。作为替代，会炮制一大堆通令和细则，这些通令和细则将让其它数百官员有事做，并叨扰了邮递和运输。

官僚制度的本质与危害，并不仅在于办公扯皮。把争论转移到「活跃苏维埃机构」立足点上的某些同志，恰恰要如此说服我们。官僚制度的本质与危害，在于全部问题的解决不是通过交换意见，不是通过有关者的直接活生生倡议，而通过独断或极端窄化的集体「自上而下」的形式许可。在这种场合，当事者往往根本不在场。某个第三者决定你们的命运：是为官僚制度的全部实质。

面对过渡时期的混乱带给工人阶级的增长中苦难，官僚制度特别无力与无助。唯有有关工人群众的活生生倡议，能完成提高生产力和改善工人生活的热情奇迹。只要他们不是每一步都受到等级体系「批准和命令」的限制压迫。马克思主义者——特别是布尔什维克——之所以一直有力，在于他们与其说追求运动的最近和直接成就(机会主义者、阶级妥协者遵循这条路线)，不如说向无产阶级提供如此条件，以便创造锤炼它的革命意志或发展它的创造能力。工人的倡议对我们必不可少。而我们恰好不给它发展空间。

对批评和思想自由的惧怕，它与官僚制度体系相缠绕，有时达到可笑地步。

同时，无思想自由和意见自由，谈何首创精神？首创精神不仅表现为一定的倡议、工作和行动上，而更表现为思维的独立工作。我们害怕群众的首创精神，害怕给阶级创造以空间，我们害怕批评，我们已停止信赖群众——这是我党全部官僚制度从何而来的原因。这就是为何本派认为官僚制度——我们的敌人、我们的祸患，是共产党生命力的最大危险。

为了根除盘踞在苏维埃机构的官僚制度，首先必须根除党内官僚制度。是为「与系统」的搏斗。只要党——不在理论，不在口头上——一承认群众的首创精神是我们管理的基础，由于情势使然，苏维埃机构将再度演变为落实革命共产主义任务的活生生机构，而不再仅是「登记」处、文件储存库或毫无用场指令的实验室。这类场所里，苏维埃机构正日益退化。

那末为了在党内消灭官僚制度，并落实党内「工人民主」，我们需要怎样作?

首先必须明白，我党高层说：「暂时前线并无威胁我们的尖锐危险，所以目前我们同意多少‘放松党的缰绳’，但只要感到危险，我们就重返党内的‘军事体系’」。我党高层错了。他们错了，难道需要回忆英雄主义解救了彼得格勒，不止一次地保卫了卢冈斯克、其它城市以及整个州？仅仅是红军吗？不，还有广泛工人群众的英勇首创精神与倡议。每个同志都会记得，在危险时刻，党总是号召群众的首创精神，在这种精神中看到了救亡之锚。当然，在危险一刻要求强化党和阶级的纪律、执行度、准确性和自我牺牲。但在阶级精神和党最近发展的「盲目隶属性」之两种表现之间，差别巨大。

以党的整顿和消灭党内有害官僚制度的名义，本派与莫斯科的一批负责干部要求：不仅在喘息时期，而且在内外形势紧张的时候，实现民主原则。这是党的整顿和重返本党纲领原则的首要和基本条件，在异己分子的压力下，党在实践中日益偏离这一纲领。

工人反对派以全部决心支持的第二个条件，是把所有非无产阶级分子驱逐出党。苏维埃权力越巩固，越多异己分子、钻营之徒、小市民、有时干脆敌对分子混进党内。必须彻底清洗。必须从下面的事实出发：非工人出身的最革命分子，早在十月革命初期就入了党。党应成为工人党，只有那样，党才能坚定反击小资产阶级分子、农民或资本家的忠实奴仆——专家——对党施加的外部作用。

本派提议：重新登记非工人出身且于十月革命后入党者，开除全部1919年后入党的非工人，给予后者三个月内申请再入党的权利。

同时，必须对所有争取回到党内或入党的非工人规定「工龄」，即建议每个人在工人的生活和劳动条件下，作一定时期的体力劳动。

党的民主化的第三个决定性步骤是「全部中央机构的工人化」。换句话说，中央、省、县各级党委的组成，必须确保与群众直接连接的工人之影响占优势。

与本派这一点要求紧密联系的另一点，即把全部我党中心——由中央到县委——从领导苏维埃政策日常琐事并干涉任命、以纯粹行政角度调拨力量的机构，演变成苏维埃机构之政策的监督机构。

我们指出过，党内危机产生于成分各异社会群体之三种倾向的交叉：工人阶级，农民与市民阶层，最后是旧资产阶级的残余——专家、技术人员和小生意人。

国家整体特征的任务，迫使地方和中央苏维埃机构、委员部、甚至人民委员会和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听取和适应劳动共和国的这三类居民集团，由此丧失着阶级路线的稳定和纯正。我党本应为了革命利益而成为这一路线的载体。「国家总体」考虑开始重于工人利益。

如何使中央和党委能站在我党阶级政策的纯正方面，每逢苏维埃政策偏离纲领(例如工会角色与任务的问题)，便谴责苏维埃机构？必须使苏维埃机构和党核心的领导干部个人兼职现象缩减到可能的最低。必须记住：按经济利益来说，苏俄暂非同类之物，相反，它代表着不同种类的社会群众。国家政权只得选择中间路线以保持平衡，把这些有时互相矛盾的利益联合起来。

有必要——特别在中央——把党中央与苏维埃政权最高机构的人员兼职现象，缩减至最低，以便使我党中央成为阶级政策的最高思想中心，成为思考与监督苏维埃实践政策的机构，成为我党纲领基础的精神体现。

为此目的，本派提议：建立将确实充当苏维埃机构之思想监督机关的党中心，并以经受磨练的阶级精神领导苏维埃机构，以及为了强化党内工作，全面贯彻下列措施：党中心现有成员至少三分之一禁止个人兼任党政工作。

本派的第四点基本要求：党必须回到选举原则。

只有作为特别例外，才可容许委派制。而它变成了「规矩」。委派制是官僚制度的突出征兆，成了普遍、合法和公认现象。委派制在党内制造了不健康的气氛，破坏了平等和同志关系。委派制滋生钻营习气，为徇私行为及我方党政实践的其他有害现象提供土壤。委派制降低自上而下安排的负责人员对基层的责任感，并深化着「高层」和「基层」之间的深渊。

受委派者事实上不受监督，因为高层无法监视他的行动，而基层被剥夺了谴责并撤换不合格工作人员的可能。受委派者通常被官气、奴颜卑膝以及阿谀讨好的氛围环绕，它们感染着机关干部并丑化党。委派制是对集体工作制的充分否定；它滋生负责任现象。必须废除上级委派制，代以全党选举制。只有党代会和代表会议选入领导中心的同志（比如中央、省委和县委成员），可以充任「特派员」。

最后，党的整顿以及根除党内官僚制度的必要条件，在于照老样子办事：党内生活与苏维埃政策的全部基本问题由群众讨论，然后由上层概括总结。地下活动时期，甚至签订布列斯特和约时，便是如此。

而现在不同了。尽管全俄共产党九月代表会议作了种种大吹大擂的许诺，企业租让这样的重大问题，对群众来说如同晴天霹雳。

仅由于党高层内部对工会任务问题的尖锐争执，才使这一问题被置于广泛的辩论舞台。

广泛的公开性，意见自由和辩论自由，党内和工会会员之间的批评权——这就是消除官僚制度体系的决定性步骤。

批评自由、确保党会议上个派别的自由发言权、论战自由——已不再是工人反对派的一家要求。增长的群众压力下，全俄代表会议召开前，群众指出的系列措施，已成官方承认的真理。只要读读莫斯科市委致大会的党建纲领，就可说：反对派大可为自己的增长中影响感到自豪。无本派，难道能期待莫斯科市委的类似「左转」？但只要它还仅是对代表大会的一个声明，就终归不应过高评价这一「左转」。这些年我党高层的决定屡出状况，莫斯科市委的纲领或也难逃此劫：党大会和代表会议上，基层的生气冲劲迫使高层通过最激进的决定；大会一过，生活复归旧轨，决定也成了被遗忘的祝福。

难道党的八大不曾决定清洗「趋炎附势」之徒？不曾决定更严格处理非工人入党问题？难道1920年党代表会议不曾决定以推荐制代替委派制？但这些决定成了被遗忘的祝福。尽管就党内不平等现象反复通过决议，党内不平等依然存在。对上级指示抱有不合拍「特殊意见」之同志，对他们的迫害基本如故。很多这类事例。如果上述决议未能执行，就意味着必须消除妨碍落实它们的根本原因：亦即把害怕公开性、对基层的严格责任与批评自由的人清洗出党。清洗对谁没好处？非工人党员，带有资产阶级化心理并受到前者影响的党内工人。以重新登记和强化入党监督清洗非工人党员，还不够。需要善于给工人打开通向党的广泛通道，需要减轻工人入党的难度。需要在党内创造更加同志式的气氛，以便工人感到如在家中，以便工人不视党的负责人为领导，而是更有经验的同志，是准备与工人分享知识、经验，并准备认真对待工人的需求和质询的同志。我们从党的身边排斥了多少同志，特别是青年工人？正因为我们显露了不耐烦、苛求和严厉，而非深思熟虑引导他们，逐步以共产主义精神改造他们。

除了官僚制度的特性，因循敷衍、官腔官调也弥漫党内。同志关系只存在于基层。

党代表大会的任务是，考虑这一不良事实，并理解本派为何强调更多的平等、取消党内特权、面对选派自己的基层，巩固每个工作人员的责任。

就这样，巩固党内民主，和消灭官僚制度的斗争中，本派推行三项基本原则：

(一) 全面落实选举原则，取消「委派制」和特派员，同时强化对基层的负责

(二)在党内确立公开性（从公共问题到[党员]个人鉴定）；听取基层呼声 (由基层广泛讨论问题，随后由高层总结；任何党员可列席党核心会议，特别机密事务除外)；确保意见和批评自由(自由辩论的权利，以及物质补助出版党内各流派文字的权利)。

(三)使全党「工人化」，并缩减党政机关的兼职现象。

最末一项要求特别重要且具实质性，还因为不可忘记：我党不仅应建设共产主义，并且有责任训练群众，教育他们应对与世界资本主义的——或许——漫长斗争阶段，这一阶段可能采取最意外与新颖的形式。如果想象在红军战线上击退了白卫军和帝国主义的攻击，就不必担心世界资本的进攻，不必担心它以迂回路线占据苏俄的希冀、不必担心它渗透我方生活并利用劳动共和国为资本主义利益服务，末免幼稚。「打起十二万分精神」的作用正在于此，我党的任务正在于此：准备停当以迎敌，围绕鲜明的阶级任务招集无产阶级力量(居民中的其它集团将依附资本主义)。我方领导核心的义务：为我们革命史的新篇章做好准备。

当我们沿着整条（组织）路线让党不仅同苏维埃机关，而且也同工会紧密联结，问题才会得到最正确的解决。个人兼职不仅不会害得我党政策偏离党内路线的纯正，相反，会赋予党阶级稳固性，以便在即将到来的时代抗击世界资本主义的影响（通过租让企业和贸易协定）。让中央委员会「工人化」，意味着创建这样一个中央：在它内部，与群众融为一体的基层代表不再充当门面和陪衬1，而真正与工会里的广大非党工人群众不可分离地联在一起，善于顾及阶级的希冀与渴求而总结为适时的口号，并沿着阶级路线指引党的政策。

这就是工人反对派的路线。这就是它的历史任务。无论我党高层如何对它藐视地置之不理，党只得重视——并将继续重视——唯一有生命力的行动力量：工人反对派。

反对派的历史需要

尚待回答的问题：是否需要反对派?为了工人阶级从资本枷锁下的世界解放利益，是否有必要欢迎它的组建?又或者它是一个降低我党战斗力、瓦解队伍的不良现象？

每个对反对派不持成见的同志，希望不带偏见探讨问题，以自身头脑弄清问题而非附和公认权威的同志，从上述匆促的文字中会确信，工人反对派是有益与必要的。它的有益，首先在于打断了思想的冬眠。革命的年头，我们被实践事务如此吸引，以致完全停止了从理论原则观点评价我方步伐。我们忘了，无产阶级不仅在夺权的斗争阶段可能犯大错，而滑向机会主义与妥协调和的泥淖。无产专政时期，特别当四周资本主义恶浪滔天之时，当苏维埃共和国只得在资本主义围困下活动之时，这类错误也有可能。不仅必须成为睿智的「国务」政治家，而且要善于引导党——顺理成章——与整个工人阶级沿着阶级不妥协和阶级创造的路线前进。要以全部时间使阶级学会长期斗争，与世界资本主义以有产影响占领苏维埃共和国的新形式而战。「提高警惕!」「保持阶级清晰！」——应比任何时候更加成为我党的口号。

工人反对派把上述问题提交议事日程，是它的历史贡献。思想活泛了。对既已局面的分析，启动了。批评启动了。哪里有批评、分析，哪里的思想在运转、活泛与寻觅，哪里就有生活和创造，也就意味着向未来的前进运动。没有比思想陈腐和墨守陈规旧套更可怕有害…… 我党在堕入墨守成规，如果本派没挺身而出（露头之时，它远未成熟），我党可能不自觉中偏离通往共产主义的直接阶级道路，还无知无觉。而敌人会高兴得直搓手并嘿嘿坏笑，孟什维克也会连滚带爬跳到我们面前，对我党增长中的「偏向」幸灾乐祸指指点点。现在这已不可能。代表大会——亦即党——不得不顾及工人反对派的观点，即使不与它妥协，至少会在它的影响和压力下作出系列本质让步。

工人反对派的第二贡献，是提出讨论下列问题：究竟应该号召谁来创造经济的新形式呢？全部心理与过往有产史相联的技术人员与生意人？搀杂了少量忠贞共产主义者的苏维埃官员群？还是阶级性的工人集体，亦即工会?

工人反对派说出了写于马恩《共产党宣言》——并是我党纲领之基础——的话：共产主义建设只能——并将——是工人大众自己的事业。共产主义的创造属于工人。

最后，工人反对派断然反对官僚制度，勇敢表示官僚制度束缚了工人阶级的首创精神和创造力，它让思想死气沉沉，迟滞寻求生产新方法的经济倡议和实验。一句话，官僚制度让生产生活新方式的创造变得贫乏。本派提议：以劳动群众首创精神的整套系统，取代作为整套系统的官僚制度。这个问题上，党高层如今已让步，「招认」党的某些偏离危害了共产主义立场并有损工人阶级利益 (谴责「加快工会国家化」的主张)。理所当然，第十次代表大会将在这一（工会话题）领域对工人反对派再作系列让步。如此一来，尽管工人反对派作为党内集团仅在数月前崭露头角，它已达成使命：抖擞了（党内）思想并引领它走出了停滞，迫使党的领导核心倾听工人与无产集体的健康声音。

无论党高层对工人反对派如何大发雷霆，历史未来属于后者。正因我们相信我党的生命力，所以知道：若干固执、动摇和迂回形态的政治动作之后，我党毕竟会踏上这条道路——按阶级原则组织起来的无产者，正肩并肩地自发铺设的阶级道路。不会有分裂。假如某些集团要离开党，那无论如何不会来自工人反对派行列。只有打算把共产纲领总魂魄的暂时被迫偏离升格为原则的人，才会脱党。这种偏离引发于尖锐的内战，某些人攥住上述偏离，倒像它们才是我党政治路线的本质。

而所有惯于反映壮大奋发无产巨人之阶级观点的党内部分，将吸纳、实现工人反对派带给党建的全部坚实、实际健康与生气勃勃之事物。难怪工人宣传员带着确信与和解表示：「伊里奇将思考、斟酌周详并倾听我们，然后把党的舵轮转向反对派。伊里奇仍将和我们在一起！」

党高层越早注意到反对派的作为，并沿着基层拟议的道路迈进，我们就越快铲除党内危机，并越早跨越人类的禁忌边界。跨越之后，人类将挣脱外部经济规律，遵照饱含科学价值之集体意志，开始自觉创造共产主义时代的人类历史。

1 原文直译：富商婚礼上的「检阅将军」

论工会的角色和任务

我们已匆促阐明了党内危机原因的基本特征。现在让我们审视一下，我党高层和工人反对派之间分歧的最主要论点。不外两点：共产主义基础上，国民经济重建与生产组织时期，工会的角色和任务；群众的首创精神与党和苏维埃内的官僚制度问题。先来回答第一个问题。第二个问题，直接来自第一个问题。

就工会问题，在党内「提出种种提纲」的时期已结束。我们面前有六种纲领，六个党内集团。党还未见过如此的多样性与「细微差别」，同一问题表达方式的丰富创造性，前所未有地丰富了党的思想。显而易见，这是一个基本的重要问题。

正是这样争论在于谁来建设共产主义经济，以及它如何建设。这是我们纲领的实质。我们纲领的心脏。与无产阶级夺取政权问题相比，这个问题的重要性不相上下。只有布勃诺夫同志为首的民主集中派集团才会如此近视，以致说什么：「工会问题目前没有特别巨大的客观意义，以及特别的理论复杂性」。

很自然，这个问题使党激动不安。本质上，这个问题是：朝着什么方向转动历史车轮，前进或倒退?共产党人不能在工会角色的讨论中置身局外，这也很自然。结果，就出现了六个不同的集团。

然而，如果注意浏览差别极为细微之诸集团的所有提纲，会发现基本问题上——即谁来建设共产主义经济和在新基础上组织生产——只有两种观点。一种是工人反对派大纲表达和鲜明体现的观点。另一种观点把所有其余差别联合起来，这些差别所属的集团虽具有多样性，但实质一致。

工人反对派大纲推行什么主张，它如何理解工会（更确切说，目前指产业工会）的角色和任务?「我们认为，我国生产力的恢复和发展，只有改变国民经济管理的整个组织体系之条件下，才有可能」(引自12月30日施略普尼柯夫的报告)。请注意「只有改变整个体系」一语。什么意思?报告继续说：「争论的本质，在于正在经历的过渡时刻中，我们共产党将推行自己的经济政策，是通过组织在工会里的工人群众呢，还是瞒着他们，用官僚手段，通过典范的官员呢?」（同上）。正是这样：争论的本质在于我们要通过工人来实现共产主义，还是瞒着他们，假借苏维埃官员之手来实现。让同志们仔细想想，能否依靠其它阶级出身者的创造之手，落实并建成共产主义经济和生产?这些人惯于墨守陈规。假如我们马克思主义式地科学思考，我们将清楚坚决地回答自己：不。在为资本的全部效劳中，资本主义生产安排领域的「实干家」、技术人员和专家对待劳动的平常手法、观点和态度，已经熏陶了他们，本质上吞噬了他们。以为他们能突然跳出上述旧习的边界，并开始创建经济的共产主义新方式（而寻找生产的这些新形式、劳动的新组织、劳动的新刺激因素，就是全部本质所在），意味着忘记了不容置辩的真理，不是个别的天才人物，而是阶级的需要改变经济体系。

请设想一下，从建筑在农奴劳动上的封建-地主经济，向在工场中使用似乎自由雇佣劳动的资本主义生产体系过渡的时代。对资本主义经济的组织，资产阶级那时还很不老练，势必聘请地主庄园的最老练、伶俐和有能力的管事人与管家，充当工场的主要组织者。这种人惯于同无意志奴隶式农奴劳动打交道，会发生什么情况?这些被大棒之权教育出来的老练本行专家，能让「自由」但挨饿的无产者提高劳动生产率吗? 这个无产者毕竟有可能脱离工场管事人的粗野之手.他去当兵、打零工、当流浪汉或行乞，而终究脱离令人嫌恶的劳动。他们是否会搞垮开始形成的新劳动组织，以及建于其上的整个资本主义生产体系?农奴的个别管事人，个别的旧地主和管家，能适应新的生产方式，但资本主义经济的真正创造者和建设者，并非招募于这班人。阶级本能提醒了头一批工场业主：宁可缓慢而不够灵巧，也要用自己的头脑、自己的「敏悟」找到正确道路。这条道路决定劳资的彼此关系。这样做，总比借用过时不济之劳动剥削体系的不合格死办法，要好些。那些死办法不是提高而是降低着生产率。阶级创造性正确地提示资本主义原始积累时期的资本家：除了管家的大棒，资本家还有另一种劳动鞭子：面临失业和赤贫的工人，他们的竞赛和竞争。捕捉到这一刺激因素或说劳动促进力，这一劳动的资本家，为了资本主义生产新形式的发展利益，得以利用这一刺激因素，立即提高了「自由」雇佣劳动的生产率。

五个世纪前，资产阶级盲目、摸索地行动，仅听从阶级本能。它更信赖自己的敏悟，而非农奴地主经济组织领域之熟练专家的经验。它是正确的，历史地正确。

我们握有伟大的工具，能够帮我们找到工人阶级胜利的最短道路，减少它在这条路上的可怕苦难，并确立新经济体系——共产主义体系。这个工具就是唯物史观。可是我们不运用它，不去深化我们的经验和检验我们的历史。相反，我们准备把历史真理丢在一边，并沿着没准能成的盲目实验走向荒原…… 不论我们的经济形势如何艰难，我们也毫无根据达到这种绝望的爆炸。资本主义政府可能陷入绝望，他们确实在耗尽资本主义创造性之后，处于死胡同。但不是我们，不是劳动俄罗斯。十月革命以来，我们面前开辟了经济创造的广泛可能，见所未见的生产形式及其闻所未闻的劳动高效率之构成。但需要不是照搬过去，而是给予未来创造以空间。

这就是工人反对派在作的。谁能成为共产主义经济的创造者和建设者?是阶级（而非旧时代出身者的个别天才），它与新组成或说痛苦新生的生产方式——生产效率更高和更完善的经济体系——有机结合在一起。在生产和经济新组织的领域，哪个机构，工人产业工会或成分混杂官僚路数的苏维埃经济机构，能显露和实施创造性天赋?工人反对派认为，前者即工人机构能作到这一点。而官僚气味成分复杂的集体不行。这个集体带有「买卖人」和旧资本主义「建设者」的强烈风格，他们脑子里塞满了资本主义陈规陋矩的垃圾。

「现在工人工会对国民经济机构消极协作，应吸引前者积极与个体参与整个国民经济的管理」(《工人反对派提纲》)。寻求、找到和创造新的更完善经济形式，要摸索提高劳动生产率的新刺激因素——所有这一切，只有与诞生中的新生产方式不可分割地结合一起的集体才能办到。在对待新劳动国家劳动力的领域，只有他们能从每日经验中得出乍看起来小家子气的系列实践结论，但这些结论有很高理论价值。在劳动国家，无出路的物质需求、失业与劳动市场的竞争，不再是劳动的鞭子。

寻找刺激因素或说劳动的理由，这是工人阶级站在共产主义门槛上的最伟大任务。没有任何别人，只有工人阶级本身以其阶级集体的面目，能完成这个任务。

在生产新形式的调整与摸索领域，产业工会的任务在于给予无产阶级的实践经验、阶级敏悟与组织才干以空间。无产阶级是那个唯一能成为共产主义创造者的阶级。

这是工人反对派对此事的态度。它这样理解工会的任务。由此产生它的提纲中最重要的一点：「管理国民经济之权应当属于联合在各种产业工会中的生产者的全俄代表大会，应当由他们选出中央机关来管理整个国民经济。」(《工人反对派提纲》——参看《列宁全集》中文版，第32卷，187页：《俄共(布)第十次代表大会》)这一点由阶级创造能力的表现空间担保。本空间不受官僚机关的压制和摧残，这种官僚机关浸满资本主义国民经济管理体系的陈规与精神。工人反对派信任本阶级，亦即工人阶级的创造力。纲领的全部后续部分，正来自这一原则。

正是在这一点上，工人反对派开始与我党领导高层开始有分歧。对工人阶级的不信任(不是在政治方面，而是在阶级的经济创造能力领域)，是我党高层签署的提纲的全部真髓。党高层不相信，技术上训练很差的工人能用粗手涂鸦一般创造出经济形式的基本轮廓。时间的推移中，这种经济形式将发展成为严整的共产主义生产体系。列宁、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和布哈林同志觉得，生产是如此「微妙之物」，决不可没有「领导」，要「培养」工人，「教会他们」，当他们长大了，我们就撤走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的老师，并让产业工会掌握生产的管理。

值得注意的是，我党高层的一切提纲，在一个实质要点上保持一致，暂时不把国民经济的管理交给工会。暂且「等会儿」。事实上，就为何暂时不把经济管理交给工会的问题，托洛茨基、列宁、季诺维也夫，以及布哈林的观点各不相同。但他们全都同意通过继承旧体系的官僚制度进行这一管理，并瞒着工人。这一点上，我党所有高层的全体同志令人感动保持团结。《十人提纲》说「目前工会工作的重心，应转移到经济组织领域。作为工人的阶级组织，按生产原则建立的工会，应在生产组织方面承担主要工作」。「主要工作」是一个概念很不确定的用语，容许宽泛可能的推敲。但也会让人以为，相比托洛茨基同志的工会国家化，《十人提纲》赋予工会管理国民经济的更多空间。是否如此？《十人提纲》进一步阐明了如何理解工会的「主要工作」一语：「最积极地参加从事调节生产、工人监督的组织、劳动力的登记分配以及组织城乡交换的各种中心机构。积极参与工业动员和反怠工斗争，推行全民劳动义务，诸如此类」。这就是全部。比工会一直在做的事，并无更多新内容。它不能解救我们的生产，也不能帮助推动基本问题——重建和发展我国的生产力。为了解除任何疑虑，即《十人提纲》在国民经济中给工会指定了配角而非领导角色，纲领说：「在发达形式中(不是现在，请注意，而是在发达形式中——柯伦泰注)，工会在进行中的社会主义革命进程里，应成为社会主义政权的机关。作为这样一个机关，同隶属于把经济生活组织的新基础推行于生活的其它组织」 下一个问题，是工会对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及机构的同隶属关系。那末，这与托洛茨基同志的「通过成长而结合」有何区别?在方法上有区别。《十人提纲》着重强调工会的教育性质。工会的任务，主要在于经济组织和教育领域。在工会之角色与任务的问题上，我党领导高层突然从政治家变成了「教育家」。

展开着一场令人好奇的争论，但不是围绕着经济管理体系，而是围绕教育群众的体系进行的。事实上，翻阅我们领导高层领的发言速记和提纲时，你会对他们身上出乎意料的教育爱好而吃惊。提纲的每个作者都推出了教育工人群众的最完善制度，所有这些「教育」制度都建筑在实验自由空间的缺席基础上。缺少受教育者创造力的表现与教育空间。在这个意义上说，作为教师，我们的高层落后于时代了。

问题在于，列宁、托洛茨基、布哈林和其它同志不是把工会的任务指定为经济管理和掌握生产，而是作为教育群众的手段。论战中，某些同志觉得似乎托洛茨基同志赞成「工会国家化」——不是立即就做，而是逐步进行，并终归承认工会的任务是管理国民经济，正如我们的纲领所说。这一点似乎让托洛茨基与工人反对派有所接近。同时，列宁-季诺维也夫同志的集团否定「国家化」，却认为工会活动的中心和任务在于「共产主义学校」。抨击季诺维也夫时，托洛茨基说：「草稿加工式的工作，需要工会」(12月30日报告第22页)。托洛茨基自己似乎对工会的任务有不同理解。他认为，工会的基本工作是组织生产。这点上，他完全正确。托洛茨基同志说：「既然工会是共产主义学校，那么不是从共产主义普遍宣传(因为从这种态度来说，工会事业简直是扮演俱乐部的角色)的意义上，不是从动员工会会员从事食品与军事工作的意义上，而是以会员参加生产为基础，全面教育工会会员的意义上，它成为这类学校」(12月30日托洛茨基的报告) 他又说对了。所有这些都是无可争议的真理，只忽略了一点，工会不仅是「共产主义」的学校，也是共产主义的创造者。

阶级的创造性被忽视了。托洛茨基同志用其它东西替换它。他说工会内「生产的真正组织者」是领导工会的共产党人(12月30日托洛茨基的报告)。什么样的共产党人?按托洛茨基的说法（第一稿的提纲），就是党出于一系列考虑，派往出任工会和经济负责职务的党员。党的这些考虑往往与经济和生产任务毫无共同之处。托洛茨基很坦率。他不相信工人群众创建共产主义、痛苦寻找、虽犯错误也要建立生产新形式的准备程度。他直接公开地表明了这点。他实施了「棍棒教育」群众的制度，培训他们在运输工人工会中央委员会里充当「主人翁」角色。在那里，借用了手工作坊教育群众的方法。事实上，用鞋揎子打脑袋之后，一个徒弟成为师傅之后，会由于愚昧而败落自己的生意。然而，师傅业主的棍子暂且悬在头上，他倒也无事，埋头工作和生产。

依照托洛茨基同志的看法，这就是把问题中心「从政治转移到工业任务」。可以采用任何措施，哪怕只是暂时提高生产率。这就是全部任务，全部本质。按照托洛茨基同志的看法，工会的全部教育也必须如此。

列宁和季诺维也夫同志不同意这种看法。他们是更「现代派」的「教育家」。「说过许多次，工会是共产主义学校。共产主义学校意味着什么?如果严肃对待这个定义，它意味着，在共产主义学校里首先要教和学，而非下命令（掌声）。大错特错（托洛茨基说）。季诺维也夫同志补充说：工会正以无产阶级精神——今后是纯粹共产主义精神——执行巨大的工作。这是工会的基本角色」。现在我们开始彻底忘记这点，当人们以为可以过分轻率、粗暴和迟钝地对待工会运动，这个最广泛的工人组织。有必要记住，这个组织有特殊任务——不是直接命令，不是充当领导，不是独断专行，它的任务是把千百万群众吸引到有组织无产阶级运动的渠道。

就这样，托洛茨基老师同志做过头了，在他的教育体系上用力过猛。但季诺维也夫同志自己有何提议?在工会框架内传授关于共产主义的初步课程，「传授他们(群众)无产阶级运动的基本原理」.怎样传授? 通过活生生的实际经验，通过经济新形式的实际创造(正如反对派所想)吗?完全不是。季诺维也夫—列宁集团支持通过「苦练大字」、道德训诫和精心选定范例的教育体系。我们有50万共产党人（遗憾，他们中许多是「外人」，来自另一世界），对应七百万工人。按照列宁同志的说法，党已经吸收了「无产阶级先锋队」，而优秀共产党人正与苏维埃经济机关的专家们紧密合作，实验性地苦苦寻觅共产主义经济的新方式。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与各类中央总局与中心「善良老师」关注下进行工作的共产党人，这些模范好学生小伊万和小彼得，他们是旧五分系统的满分优等生。而工会里的工人群众应该瞧着模范生小伊万和小彼得，向他们学习。却不许动手去碰管理之舵——还没学到家，为时过早。

按照列宁同志的意见，工会（即本质上的工人阶级组织）根本不是经济的共产主义形式创造者，而「工会创建先锋与群众的联系，工会通过日常工作说服群众，本阶级的群众」…… 诸如此类。

这已非托洛茨基同志的「棍棒体系」，不是《治家格言》。这是以「直观教学」为基础的弗吕贝尔—佩斯塔罗基之德国体系。工会在经济中不做任何实质事务，却说服群众并充当群众与阶级的先锋队，与党的联系。而党(记住这点!)作为一个集体也不管理，不组织生产，而创建混杂成分的苏维埃经济机构，共产党人则补充进去。

哪种体系好些呢?这还是个问题。托洛茨基的体系，至少更明确，因此更现实。靠「苦练大字」，学习品质优良小彼得小伊万的范例，是不能促进教育的。必须记住这点，并且记牢。

布哈林集团站在中间立场，或更确切说，试图结合两种教育体系。请注意，布哈林统治的集团也不承认生产工会在经济中的独立创造。按布哈林同志及集团的意见，工会履行双重角色(他的提纲如是说)；一方面，它(显然指角色)是「共产主义学校」，是党与无党群众的中间人(这是来自列宁)。它是把广大无产阶级基层输入积极生活的机器(请注意，同志们，积极的生活，而非经济新形式的创造、生产新方式的摸索和显露)。另一方面，他们(显然指工会)在越来越大的程度上是经济机器和国家政权机构的组成部分。这已来自托洛茨基的「结合论」。

争论再一次并非关于工会任务，而是关于通过工会教育群众的方法。托洛茨基主张（确切说曾主张）借助工会国家化的体系，向按职业组织起来的工会之头脑打入共产主义经济建设的智慧楔子，并通过「特派员」、「整顿」和「按照突击制度」涌现的各类神迹措施如此改造工会，以便与苏维埃经济机构融为一体，结合起来，并成为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所订经济计划的传播者。季诺维也夫和列宁并不急于把工会融合与「结合」进苏维埃经济机器。他们说，工会就继续当工会吧。将由我们挑选的人管理生产。组织局是这方面的行家。当工会培养出良善勤勉的小彼得小伊万，我们就把他们「转输」到苏维埃经济机构。这样工会将逐渐消失融化。

我们让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与其它苏维埃-官僚机构从事经济领域的创造。而工会担任「学校」的角色…… 这就是列宁—季诺维也夫的口号。布哈林想在工会教育内部体系的激进主义「取胜」，结果挨了列宁的警告处分，甚至给了一个气人的绰号「西米迪柯穆派」(Simidicomist)。布哈林及其集团强调当前政治形势下工会的教育角色，坚持工会内部的最广泛工人民主。选举制，只要选举制。——不仅赞成「有条件」的工会候选人，而且赞成工会义务提名制。饶了我吧，太民主了!几乎就是工人反对派。但有个小小附带意见：工人反对派承认工会是共产主义经济的管理人和创造者，布哈林与列宁以及托洛茨基同志，只给工会担任共产主义「学校」的角色，仅此而已。是啊，干嘛不在「选举制」问题上激进一番呢？尤其当你知道，「选举制」对生产管理体系无关痛痒。要知道经济管理是工会框架之外的事情，掌握在苏维埃机关手中…… 布哈林令人想起那些「照本宣科」按老体系搞教育的老师们。同时却鼓励学生选举值班员、食堂委员会和组织戏剧的「首创精神」……

两种制度就这样极好地共处和结合了。后果将是什么，折衷主义教师的学生将胜任何种工作，这是另一问题了。如果卢那察尔斯基在教师会议上不得不贬斥类似的「折衷主义异端」，教育人民委员的地位就没希望了……

无论如何，没有必要低估我们领导同志对待工会的教育方法。包括托洛茨基在内，他们全明白在教育事业上，群众的「首创精神」扮演着远非最后的角色。所以他们苦苦探索这样一个领域，可以让工会既不危害生产管理的官僚总体系，又可以显露首创精神和经济创造力。群众首创精神以及「积极参加生活」(布哈林语)的最无害领域，在于改善生活。工人反对派对这个问题给予很大篇幅。但它很明白，阶级创造的基本领域在于生产-经济新形式的创建，而生活组织只是其中一部分。按照托洛茨基和季诺维也夫同志的意见，苏维埃机关创建和调节生产，而工会则被指定从事有益而狭窄的家务工作。例如，季诺维也夫同志认为，工作服的分配就是工会的「经济角色」，并解释说：「没有别的任务，比经济问题更重要」「现在在彼得堡修复一座澡堂，比五次好讲座重要十倍」

用整顿家务和经济程序的狭隘任务，取代工会在发展生产力和生产领域的创造-组织任务，这是啥？天真的混淆，或自觉的偷换？在托洛茨基那里，我们碰到同一思想的不同表达。托洛茨基同志慷慨地建议工会在经济领域表现出最广泛的自主性。

但是这一自主性（或说协助改善群众处境）在何处表现自己?在于给车间「镶窗玻璃」，或把工厂前的水坑填平(引自托洛茨基在矿工大会的讲话)…… 托洛茨基同志，可怜可怜我们吧！这简直是「房管所」的领域，如果您把工会的创造性仅仅缩减到类似的自主杰作，工会就不是共产主义学校，而是楼房管理的培训机构…… 话说回来，托洛茨基同志也在扩大「群众首创精神」的区域，但不是把工人吸引到生活组织的各地自主机构（只有「任性胡为」的工人反对派走得那么远），而是让他们领悟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关于改善工人生活的教导。「当决定工人问题时，关于他们的饮食，关于劳动力的节约，需要让工会不仅确切了解(不是积极参与其事，只是了解) ——正如一般市民——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日常工作的总体特征，而是要透彻完整地了解」（12月30日讲话）。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的老师不仅强令工会「执行」计划，还要就委员会的指示「解释给徒弟听」。与加速工会国家化的体系相比，这已是前进一步了。

但每个会思考的工人很清楚：无论给车间窗户镶玻璃多么有益，这一举动与生产管理毫无共同之处。这件事无关生产力及发展。而问题正在于如何发展生产力。如何这样建设经济，把新生活与生产相结合，以便积蓄最大劳动能量用于生产，降低非生产性劳动的数目。党能培养红军战士、政治工作者。总体说来，党能培养既定方案的执行者。但它不能培养共产主义经济的创建者，只有工会能提供建设生产活动的天地。

再说这不是党的任务。党的任务是创造条件，也就是说，向广泛工人群众的教育提供空间。经济-生产任务、劳动新方法、人力使用的新体系以及劳动力群体基调的统一性，使这些工人联合起来了。为了战胜崩溃，为了创建共产主义经济，工人应该首先在自己的大脑中产生劳动组织的新手段和管理经济的新方法。

而如今我党高层不赞同这一简单的马克思主义真理。为什么?因为上层更指望旧世界出身的官僚与技术异己分子，而非工人健康而自发的阶级创造性。任何其它领域，无论群众教育、科学发展、军队组织和卫生保健领域，尚可质疑领导权应属于谁：工人集体或官僚及专家。但惟独不是经济领域。对所有还没忘掉历史的人来说，这里的问题清楚而无争议。

每个马克思主义者都知道，国家的生产重建和发展生产力，有赖于两个条件（因素）：一是技术发展，二是以灵巧提高劳动能量与寻求新劳动促进原因，达成劳动的适宜组织。人类存在的全部时期，经济发展从较低阶梯向较高阶梯的过渡，都是如此。

在劳动共和国，与第二个因素（即劳动的组织适宜和国民经济新体系的创造性）相比，借助技术成就发展生产力的作法处于次要地位。如果没有在经济和生产的管理和组织体系带去本质创新，即使苏俄得以充分推行全国电气化计划，也无非是在发展方面赶上了先进资本主义国家。

相反，劳动力的适宜使用与生产新体系建立的问题上，劳动俄国处在非常有利的条件中，从发展生产力的意义上，这种条件给予它远远超越全部有产资本主义国家的机会。在苏俄，失业的动因（对劳动的促进原因）已消除。对于挣脱资本主义桎梏的工人阶级来说，在寻求劳动新动力和创造人类史闻所未闻的生产方式方面，打开了说出自身创造性崭新语言的可能。

这一领域，谁能显露创造性与合理的脑筋敏悟？官僚分子、苏维埃机关的实权头目或生产部门的工会?工会会员通过车间里力量重组的经验，想到（工业）改组和整个国民经济领域的创造性有益实际指令。

工人反对派坚持一条原则：管理国民经济是工会的事。因此，它思考起来比理论严谨的高层更「按马克思主义办事」。

工人反对本派并非如此愚昧，以至不考虑技术设备与严格训练的技术力量的巨大角色。它根本无意创建——生产者大会选出的——自家国民经济管理机构，然后解散国民经济委员会、管理总局和中央管委会。不，它另有念头：让这些必要而技术上堪称珍贵的中央管委会服从自身领导，赋予他们理论任务，象过去工厂主利用技术专家的雇佣力量以实现自己拟议与构思的计划那样，利用中央管委会。「专家」能在提高技术的领域作出巨大贡献，能够便利工人阶级的探求——他们必需而必要，正如对每个生长而苦斗之阶级来说，科学及自身繁荣总体而言宝贵而必要一样。但资产阶级专家即使贴上共产主义标签，在非资本主义国家提高生产力的事业中，在发现劳动组织新方法和寻得劳动强度的新动因一事上，是无力而精神衰弱的。本领域的发言权属于工人阶级，即属于它的最清楚而突出的表达方式——（生产部门的）工会。

中世纪与现代交界时的生长中资产阶级，当它投入与经济衰朽之封建主及地主阶级的经济斗争时，它对后者并不具有任何技术优势。采购商——第一个资本家——被迫向工匠或手工业者采买商品。工匠用手锉、刀和原始纺锤既为「本家老爷」也替外来采购商生产商品，与后者达成「自由」的劳动交易。而农奴经济一旦在自身组织达到顶点，就停止提供剩余，生产力的增长开始减慢。人类面临一个问题：经济退步（即衰败）或寻求新的劳动形式——顺理成章——新的经济体系。这种体系将提高人类的生产率，拓展生产范围并为生产力繁荣开创新的可能性。

谁能在生产改组领域找到和摸索到新道路？当然，只有未受以往陋矩束缚的阶级之代表。他们懂得农奴手中的纺锤和刀子，比起似乎自由——即雇佣——工人的同样劳动工具，生产力小得无可比拟。而雇佣工人受到需求的驱使……

生长起来的新兴阶级，在需求中摸索到了劳动生产率基本动力，以需求为基础建成了复杂而——按自己的方式——伟大的整个体系：资本主义生产体系…… 很久以后技术人员才来协助资本家。新的劳动组织体系、劳资之间的新相互关系构成了基础。

今天也如此。没有一个浸染往日生产体系陈规陋矩的专家和技术人员，在劳动组织领域，在创建和调节共产主义经济领域，能贡献有生气的革新创造。本领域的发言权属于工人集体。反对派的大功在于，它在党的面前认真率直地提出了这一无比重要的问题。

列宁同志认为，我们能借助党在经济领域贯彻共产主义创造。是否如此?首先，党如何行动？根据列宁同志的说法，党「吸入革命无产阶级的先锋」；然后把他们分散到各个苏维埃与经济机构，部分回到工会（然而被剥夺了国民经济领导和建设领域的活动空间)。在苏维埃与经济机构中，训练有素、忠诚而或许很有才干的党员-经济工作者，于充斥管辖「经济创造」之机构的陈腐官气总体气氛中，暗淡而腐化了。这些同志的影响被削弱冲刷，他们的创造力沉寂了。

工会是另一回事。在这里，阶级构成更厚实，力量的选择更单一。集体面临的任务，与生产者、工厂委员会成员、厂管理层和工会理事会的直接生活与劳动利益紧密融合。创造性、经济新形式与提高劳动强度的新动力之探求——只能在这个自然的阶级集体深处诞生。

阶级先锋队能够完成革命，但只有整个阶级在自身基本阶级集体的日常实践工作中，才能创建新社会统治的经济基础。

谁不相信阶级集体——工会最鲜明不过地表现着这一集体——创造性，就该认为共产主义经济建设毫无指望。无论克列斯廷斯基或普列奥布拉任斯基同志，甚至列宁或托洛茨基同志，都不能无差错地通过党务机构推举能找到、探求和指出对劳动及生产体系的新立场的工人。只有从事生产同时组织生产的人，他们的生活实践能提醒上述同志。

这一原则对每个工人实践者都简单清楚，却为我党高层所忽视。不能以政府法令炮制共产主义。只能以活生生的探求去创造共产主义，时而会犯错，且以工人阶级自身的创造去落实。

我党高层袖和本派之间的热烈论战中，争执在于我党信赖谁建设共产主义经济——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及官僚分支，或生产机构的工会？托洛茨基同志想把工会如此「结合」到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里去，以借助前者吞掉工会。列宁同志和季诺维也夫同志想如此以共产主义精神教育工会群众，以便工会无痛溶入同类苏维埃机构。布哈林和提纲的所有其他制订者，本质上讲得一样，说法的不同仅在于措辞，言辞有别罢了。本质是一致的。只有本派说的不同，维护无产阶级在创造及任务落实过程中的阶级任务。

当前过渡时刻，工人-生产者选举的机构，应成为劳动共和国的经济领导机构。其余所有苏维埃生产-经济机构，是这一劳动共和国基本经济机构之经济政策的传导者。一切其它办法都是原地踏步，表明对工人创造力的不信任。这种不信任有损我党，因为后者的力量，归功于无产阶级永不衰竭的革命创造精神。

毫不希奇，如果党代会上其它各种经济纲领的作者——除了本派——通过互相妥协和让步，达成一致。他们没有本质分歧。

本派只是不应也不能让步。这不意味着号召「走向分裂」。不，它另有任务。即使在代表大会上遭到失败，也要留在党内并一步步地坚持自身观点，以挽救党和纠正它的路线。

简短重申一遍：工人反对派想要什么。

(一)建立一个工人-生产者组成的国民经济管理机构。

(二)为此，亦即使工会从消极辅助国民经济机构，转向积极参与上述机构并在其中显示工人的创造性倡议，本派制订一系列初步措施，向这一任务过渡的逐步性和秩序。

(三)全俄工会中央执行委员会确认某工会已有足够准备，才可以把个别工业部门的管理转到该工会手中。

(四) 非经工会同意，各处经济行政岗位的委派不得进行。工会的所有提名人带有强制性。工会派遣的全部工作人员对工会负责，由工会召回。

(五)为了推行拟订的整个计划，必须从加强工会基层支部开始，培训工厂委员会准备管理经济。

(六)通过把全部共和国经济的管理集中于一手(排除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和全俄工会中央执行委员会的现存双重性)以创造统一意志，这一意志将便于共产主义生产体系的创建计划之推行。这是否算工团主义？相反，这不正是我党党纲阐述的吗？相反，其余同志的提纲是否正背离党纲？

反对派想要什么?它的功绩何在?

它的功绩包括：把所有亟待解决的问题提交到党的面前，确定了究竟是什么在群众中低沉徘徊，并使非党工人群众越发远离党；它清楚无畏地直面党高层：「停下来，回头看看吧！好好想想吧!你们要把我们领向哪里?我们没有从阶级轨道脱落吗?对党说来，糟糕的形势在于专政的栋梁——无产阶级——自顾自，而党自顾自…… 这是革命的死亡」。当前危机的时刻，党的任务在于无畏地正视错误，无论这些错误是什么，并倾听广大工人群众健康的阶级呼声。通过这个上升阶级的创造力，以产业工会为代表，将复兴和发展国家的生产力。将清洗混入党内的阶级异己分子。通过重返党内民主、意见批评自由，将整顿党务。

党的危机

审视我党领导层同工人反对派之间分歧的基本点之前，得先寻求一个问题的答案：怎么会这样，我们的党，拜明确坚定阶级路线所赐，我们那个战斗、坚强、强大而不可战胜的党，为何会开始背离这一经受考验的路线。

我们越珍惜共产党，这个在工人挣脱资本压迫的解放之路上，迈出如此坚决一步的党，我们就越无权闭眼无视党领导圈子的错误。

我党的力量在于——以后也应在于——它的领导中心，以灵敏耳朵捕捉让工人联合起来的那些成熟要求与任务。同时善于引导上述要求，通过它们推动群众争得又一个历史阵地。曾经如此，不再如此。我党不仅放慢了向未来的迅跑，且越发频繁「明智」地向后瞧：我们是否跑得太靠前?是否该歇歇脚?更谨慎些，以避免史无前例的大胆经验，是否更明智?

这种「明智的审慎」由何而来？党领导层对工会的经济-生产能力的不信任，特别清晰地透露出这种谨慎。近来，这种谨慎支配了我党中央。原因何在?

如果我们更注意地查看催生党内分歧的原因，就会确信，当前存在的党内危机，由三个基本原因造成。

第一个主要与基本的原因，是我党不得不在其中工作与行动的艰难历史环境。俄国共产党被迫建设共产主义并把党纲体现于生活： (一)国民经济的完全崩溃与毁灭的形势下；(二)革命的三年中，帝国主义国家和白卫军的不松懈攻势；(三)一个使命落在了俄国工人阶级身上：在一个经济落后、农民人口占优势的国家体现共产主义，建设新的共产主义经济形式，在这里尚不存在实现国民经济的社会化与集约化的全部经济前提（条件），这里资本主义还未来得及完成自身发展的全部进程(从资本主义初级阶段竞争的无限斗争至其最高级形式——通过业主联盟，即辛迪加、托拉斯实现生产的调节)。

当然，所有上述现象阻碍着实现我党纲领(特别是它的主要部分——在新原则上建设国民经济)，并给我国苏维埃经济政策带来五花八门的影响，以及缺乏团结。

这个基本原因引申出两个后续原因。首先，俄国的经济落后与农民占优势，造成了上述五花八门的影响，在生活实践中不可避免地使我党政策偏离了原则上坚定而蒙受考验的路线理论。领导一个社会成分混杂的苏维埃国家，党不得不有意无意地考虑「能干庄稼汉」的要求，考虑它的小资产阶级派头和对共产主义的厌恶。同时还要兼顾旧资本主义俄国的众多小资阶层，即各种采购商、中间商、小贩、店伙、小业主、作坊业者和小官吏。他们很快投靠了苏维埃机构。正是他们，成了粮食人民委员部「代理」、军队后勤主管、各种总局和中心的机灵「实干家」，如此这般地挤满了苏维埃机关。怪不得苏维埃八大分组讨论时，粮食人民委员瞿鲁巴列举如下代表性数字：粮食人民委员部的工作人员中，工人占17%，农民占13%，专家不到20%，其余50%以上统统是原「作坊业者、店伙和类似的‘小人物’，多数甚至是文盲」(瞿鲁巴同志的原话)。按他的意见，这种状况是他们民主出身的保证，但与阶级意义的无产者、财富的生产者、工厂工人毫无共同之处。

遍布苏维埃机构的这个阶层，这个小资加小市民的阶层及对共产主义的敌视，对旧时代陈腐道德的忠诚，对革命行动的厌恶与恐惧——腐蚀着我们的苏维埃机关，带去与工人阶级完全异己的精神。这是两个世界，互相敌视的世界。而我们在苏俄被迫说服自己和全体工人阶级，似乎小资产阶级和小市民(不用说能干勤劳中农形象的农民阶层)能极好共存于「一切权力归苏维埃」的共同招牌下。我们忘记了生活的日常实践中，工人利益与浸透小资心理的市民及农民的利益，必然冲突。这种冲突向各个方向拉扯着苏维埃政策，歪曲它的阶级清晰性。

乡村的农民私有者和城市市民（不是工人，而指小市民分子）之外，我党在它的苏维埃国家政策中还被迫应付大资产阶级代表的影响。他们以专家-技术人员、工程师、原金融工业界巨擎的面目出现，他们的全部过去与资本主义生产制度紧密相连，无法想象惯常资本主义经济框架之外的生产方式。苏俄在技术和生产管理方面越需要专家，这些工人阶级的异己分子对我国经济形式及类型的进程及发展的影响越强。革命初始阶段，他们被甩在一边。我们革命最艰苦的数月中，他们采取观望而有时公开敌视苏维埃政权的立场 (知识界的历史性「怠工」)。这个资本主义生产巨擎的社会集团，是一帮受雇、听话并领取高薪的资本奴仆。随着每一天过去，他们在政治中取得日益增加的影响和重要性。

需要名字吗?每个关心我方内外政策的工人同志，自能想起不止一个名字……

只要我们生活的中心是军事前线，工人阶级的异己先生们对我国苏维埃政策领导的影响，特别在经济建设领域，相对微小。

「专家」，旧时代的产物，自己的全部本性紧密不可分地与我们废除的资产阶级制度相连。他们钻进我们的红军，带入自己的旧时代气息(服从长官、奴役性驯服、「官阶条纹」、等级分明，用原军事长官的武断取代阶级纪律，等等)。但他们的影响，并未扩散到苏维埃共和国的政治总路线。无产阶级并未争议专家对军事事务的指挥。前者以健康的阶级本能感到：军事方面，作为一个阶级的工人阶级没有能力开辟新局面，无力给军国主义体系带去根本变革——在新的阶级原则上改造它的本质。军事集团的军国主义是人类已有发展阶段的产物、共产主义社会里，军国主义、军事集团和战争将无容身之地。斗争将沿着其它途径来进行，将表现为我们无法想象的其它形式。军国主义将在专政的过渡时代走向末日。很自然，工人作为一个阶级来说，无法给军国主义的形式和系统带去阶级意义上的创造性新事物，给社会未来发展打下根基的事物。红军中也存在本阶级的某些创造性亮点，但军事集团的性质如故。旧军队军官与将军出身者的指挥，并未使军事方面的苏维埃政策如此偏向异己方向，以至工人能感到对自己——亦即阶级及基本任务——的明显损害。

国民经济领域是另一码事。生产——它的组织，这是共产主义的实质。信赖专家的「技能」，这些专家，是为了另一套生产体系统治下的经济管理而训练培养的。同时，让工人远离生产的组织，剥夺工人，亦即生产组织——无产阶级之阶级集群的表达者——的机会：把自身创造性带给生产的机会，经济新形式的组织机会。这是跳离科学马克思主义思想的轨道。这正是今天我党高层干的事。考虑到我国经济的全部灾难性，而这一经济仍建筑在资本主义体系 (用钱支付劳动、工资表，劳动的范畴，诸如此类)之上，我党高层陷入不信任工人集体创造力的大发作，而寻求经济混乱的解救之道——向谁寻求解救？向资本主义旧世界的出身者、商人和技术人员求救。他们在经济领域的创造力，恰好沾满了经济和生产之资本主义经营方式的陈规、习惯和方法。就是他们带来了幼稚可笑的信念，即通过官僚方式可以推广共产主义。在那些还需要寻找和「创造」的地方，他们已经「指令」了。

军事战线越是让位给经济战线，我们的物质需求就越尖锐与折磨人，某个居民群体的影响就越巩固。这帮人内心与共产主义隔膜，本性上敌视它。在搜寻劳动组织的新形式、提高劳动强度的新动力、生产与消费相结合的新方法领域，这帮人绝对无力显示出活生生的创造性。这帮技术人员、实干家和能人，浮出了苏维埃生活的表面，开始把手伸向经济-生产政策，通过苏维埃机构以及在机构内部，对我党领袖施加压力。

党处于艰难而麻烦的形势。在苏维埃国家的管理进程中，它不得不倾听和迎合居民中经济利益各异之三个集团的声音。这三个集团的社会结构各不相同。一方面是无产阶级。无产阶级要求最纯粹和不妥协的政策，一种向共产主义的迅疾强行军。另一方面是农民及其小有产者意图，它对各类「自由」的好感，首先是买卖自由和国家不干涉它的经济事务。市民群体向农民靠拢，他们以苏维埃职员的「代理人」，军队后勤人员的面目出现。他们适应了苏维埃制度，但出于自身心理使我们的政策歪曲成小资产阶级倾向。对中央，这些小资产阶级分子的影响较小。但在地方，在各省和基层苏维埃工作中，他们的影响巨大而危害严重。

最后，第三个居民群体，即资本主义制度下的实干家和大拿。当然，他们不是梁布申斯基和布勃里柯夫之流的资本巨头。尚在革命的最初阶段，劳动共和国就清除了他们。但他们是资本主义生产制度的最能干原奴仆，是资本主义的「大脑与天才」，是资本主义的真正创造者和孕育者。考虑到生产托拉斯化和生产调节的所有好处(所有先进的资产阶级工业国，资本都在这样做)，他们极为赞成苏维埃政策在经济领域的中央集中倾向。他们只为一事奔走：使整个调节不通过工人机关(产业工会)，而通过他们自己。当然，他们将假借苏维埃经济机关，中央工业委员会，工业总局，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之名进行，而在这些地方，他们已根深蒂固了。对我们党高层的「清醒」国家政策，这些先生影响很大，远超我们乐于看到的那种程度。这种影响表现于确认和坚持官僚制度体系(带点「改进」让步，但不改变体系本身)的路线。在安排与资本主义国家贸易关系的领域，特别明显感到这种影响。这种贸易关系的进行，俄国与外国有组织资本并不知情。这种影响表现为一系列限制措施，即限制群众的自我倡议，确立资本主义旧世界出身者的领导地位。

在三种异质的居民集团中，我党不得不左右逢源，寻找合力的政策，以便不危及国家利益的统一。在把自己与苏维埃国家机关等同起来的过程中，我党的明确阶级政策越来越变成超阶级的政策。这种政策不是别的，正是领导核心对成分混杂的居民之异质而矛盾的利益，所做的「适应」。这种适应导向不可避免的摇摆、不稳、偏离和错误。记起我方农民政策走的曲折道路，就够了。我们的政策从「依靠贫农」的路线转到依靠「勤勉能干的农民私有者」。就让这个政治路线证明我党领导高层的「政治清醒」和「国家智慧」。而历史学家，不偏不倚地评判我们统治的各个阶段时，会考虑并指出：这里已显露阶级路线的「危险偏离」，能引起「适应迁就」与见风使舵趋势的后果。

或谈谈对外贸易问题。在这方面我方政策存在明显的两重性。对外贸易人民委员部和共产国际之间没完没了的摩擦，可以证明这一点。这些摩擦不仅带有部门特征，而是更深刻。如果把领导机关的这种幕后工作提交基层群众的审判台，谁知道促使外交人民委员部和共和国驻外贸易代表彼此分离的争论，会表现为什么场面。

貌似部门摩擦，本质上是更深刻的社会摩擦。这种纷争瞒着基层。苏维埃政策适应居民中三个异质的社会集团(工人、农民和旧资产阶级的代表)的必要性，产生了引发我党危机的第二个原因。回避它是不行的。它太值得注意，太能引发各种可能性。党高层的责任，是为了党的团结和生命力，仔细思考这个原因，从它引发的基层普遍不满吸取必要教训。

革命的最初时期，工人阶级感觉自己是共产主义的唯一载体，党内完全团结一致。十月革命后的那段日子，「上面」同「下面」谈不上有啥差别，无产阶级的先进阶层忙于逐条落实巩固我们的共产主义阶级纲领。获得土地的农民，尚未意识到自己是苏维埃共和国的一部分，是它的全权公民。知识分子、专家和买卖人，整个小资产阶级和假专家，扮成「专家」模样，沿着苏维埃阶梯一步步向上爬，观望式地靠边站了，给先进工人群众以创造空间。

目前情况完全两样。工人处处感到、看到和觉察到「专家」乃至外行而根本没受训练的冒牌专家、「实干家」，以不称职、不够实干机敏的名义，把「灰溜溜」的工人推到一边，自己挤满了生产-经济机关的主要领导职位。党不去阻止这一工人阶级和共产主义的异己因素，反而包庇他们。党向他们而非工人组织寻求工业混乱的解救与挣脱之道。党不是信任工人、工会与本阶级组织，而是信任这帮家伙。工人群众感到这一点。党和阶级不再是一个整体，出现了缺口；不再一致，而是分离…… 群众不是瞎子。不管最有威信的工人领袖用什么话来掩饰对明确阶级政策的后退、向「庄稼汉」和世界资本主义的妥协，以及对资本主义生产制度之信徒的信赖，群众嗅到什么地方已开始后退。

工人们可能对作为个人的列宁非常热爱和忠诚，可能对托洛茨基同志无比优秀的口才和组织才能而倾倒，可能尊敬某些其它领袖(对他们个人)。但当群众感到自己不受信任，本阶级的创造不受信任，它会很自然地说：「不，打住吧!我们不再盲目跟从你们。让我们弄清当前形势。你们在居民中三个社会集团之间选择的合力政策，的确是很明智的政策。但带有熟悉的逢迎和机会主义的旧气味。就今时今日而言，我们可能借助类似的「清醒」政策赢得某些东西。但没准我们会误入歧途，不知不觉被种种转弯迂回从未来带回过去的荒原……」。工人对领袖的不信任正在增长。这些领袖越清醒，他们中锤炼出越多老练的「国务活动家」及其政策（在共产主义和向资产阶级过去的妥协之间，沿着刀锋游走），「上面」和「下面」的鸿沟越深，越缺少理解，党内危机越苦痛和不可避免。

党内危机的第三个原因：革命的三年里，广大工人群众、生产者、工厂职工的经济与生活状况，事实上不但无所改善，而且变得更艰苦。党高层没人否认这一点。工人(请注意，工人)中间压抑和漫延的不满，有着现实基础。

只有农民直接从革命中得到了好处。市民阶层和大资产阶级的代表，很好地适应了苏维埃系统与生活的新形式，占据了苏维埃机关(特别是经济管理、工业组织以及同资本主义西方建立贸易关系等领域)的负责与领导岗位。唯独苏维埃共和国的基本阶级，承担了专政阶段的全部责任重担，普遍维持着可耻悲惨的生存。

共产党人管理着劳动共和国。共产党人这个工人阶级「先锋队」，按列宁的话说，他们「汲取了阶级的革命能量」。他们没有闲暇考虑给群众、广大工人群众提供说得过去的人类生存条件。他们只向碰巧在人民委员会面前冒头的个别突击工业部门和企业，给予特别良好的条件。

所有人民委员部中，劳动人民委员部是最死气沉沉的机构。苏维埃政策中，从未在全国范围内认真提出讨论如下问题：当前经济深重崩溃的形势下，考虑到全部不利外部条件，需要和能够作什么来改善工人的生活，保护好他们的劳动力以便生产，给予工人的车间劳动可接受的条件？工人生活组织与改善劳动条件的领域，苏维埃政策直到最近还没有任何政治路线，任何深思熟虑与预定的计划。这个领域所做的全部，是偶然抽出一点时间、在群众本身的压力下，由地方当局所为。

三年国内战争时期，无产阶级英勇地付出了无数革命牺牲。他们耐心等待了。今天，当事态发生转折，当共和国生活的神经转到经济战线，工人群众认为没必要再「忍耐」和「期待」。怎么？难道它不是共产主义基础上的生活建设者吗?让我们自己着手建设，既然我们比「总局的先生们」更了解，什么地方痛……

工人宣传员仔细查看。他看到卫生、医疗、工人保健和改善车间劳动条件诸问题——换句话说就是生活组织与劳动条件的改善，在我们的政策中被放到最后位置。除了某些工人家庭搬进了对己不便与未经改进的资产阶级住宅，我们没有去解决住房问题。更糟的是，我们至今还没开始实际研究住房改造的计划。令人羞耻，不仅在荒凉外省，而且在共和国心脏——莫斯科——工还盛行着臭烘烘、拥挤而违反卫生条件的工人棚户。一进去，就会觉得似乎根本没有过革命…… 我们都懂得，住房问题不是几个月甚至几年能解决的。由于我们的赤贫，这个问题特别困难。苏俄居民中的特权集团和工人群众——「专政的栋梁」——之间的增长而尖锐的不平等事实，培育滋生着增长的不满。

工人宣传员看到，苏维埃官员和「实干家」如何生活，他自己如何生活。而他正是阶级专政的支柱。他不能不考虑，革命的全部时期，车间工人的生活和健康是最不受重视的。革命之前条件还过得去的地方，现在由工厂委员会维持了。没有好条件的地方，潮湿、憋闷、有毒物质摧残、传染和毒害了工人身体的地方，这些现象依旧未变……「顾不上…… 请包含吧，民事前线……」 然而，为了修理苏维埃机关场所，材料和劳力就有了…… 假如我们把与外资做生意领域的「专家」、「实干家」安置在无产者群众居住劳动的狗窝，他们会吼成什么样？简直会动员整个房地署来消除不可容忍的「不善经营」，以免有碍专家工作效率。

工人反对派的功绩在于，它把工人生活的组织问题以及其它貌似琐碎小节的工人要求，纳入了一个总的国民经济计划。除非在适当的共产主义新基础上，同时进行工人的生活组织，否则无法提高生产力。

这一领域，着手与预定得越少(我且不谈落实)，党的领导上层和广大工人群众的不理解和疏远越深，互不信任越是猛增。没有团结，没有对要求、需求与愿望共同性的认识。「高层是一回事，我们是另一回事。或许，领袖更懂管理国家，但他们不懂也不知道我们工人的事情、车间生活及需求和当务之急」。由此出现对工会中心的本能信赖，以及对党的动摇。「他们也是自己人，可一进了中央，就离开我们了…… 活得不一样。我们的痛苦与他何干? 不是他自己的事了。」

我党从企业和工会抽取觉悟忠诚分子越多，越把他们送到前线或苏维埃机关，工人群众同政治领导核心的直接联系就越断裂。缺口正在扩大，出现了裂缝…… 党内也能感到这种裂缝了。工人通过工人反对派提问：我们是谁?我们当真是阶级专政的脊梁，或者我们是无意志的羊群，是群氓，充当某些人的垫脚石呢?他们与群众断了来往，盘踞在党招牌的可靠庇护下，搞政治办经济，而我们的领导和创造统统缺席了。

无论党高层对工人反对派如何不屑一顾，它正是那股成长中的健康阶级力量。它在把特别的生命力注入到国民经济的复兴，以及开始蜕皮并摇摇欲坠的共产党本身。

就这样，造成我党危机的原因有三。首先，共产主义基础在俄国的普及，是在如下最高的客观条件下进行和落实的：内战、俄国的经济落后，长年战争后的工业大崩溃。第二个原因，是我国人口的庞杂成分(七百万无产阶级，然后是农民、市民群体，原大资产阶级——各种类型和形式的买卖人，他们影响苏维埃机关的政策，并涌入党内)。第三个原因：党对直接改善工人生活的消极，同时，相应的苏维埃机关对提出和解决上述问题既无力又无能。

分歧的根源

弄清「工人反对派」与我党领导核心官方观点的分歧根源之前，需要牢记两个事实：首先，工人反对派产生于苏俄工业无产阶级的深处，不仅七百万产业工人的苦役般生活与劳动条件培养了它，我们苏维埃政策对共产主义纲领之清楚、明晰、经受阶级考验诸原则的偏离、摇摆、矛盾与直接背弃，也培养了它。

第二，反对派并非盘踞于某个中心，不是个人纷争与不和的结果，而广泛散布于整个苏维埃共和国，对工人同志提出、表达和定形分歧根源并确认工人反对派意欲何为的每次努力，全俄各地报以友好回声。

目前造成了一种印象，似乎「工人反对派」与上层众多流派之间的全部纷争根源，完全在于对工会之任务和角色的理解有异。这不对。分歧更深。反对派的代表并不总是擅于清楚表达和准确查明这一分歧，可一旦触及我们共和国建设的系列问题，在具有经济政治特征的系列基本原则上，就立即暴露了分歧。

党的九大上，就「集体管理」与「一长制」问题，我党领导上层与阶级地组织于工会中之无产阶级的代表，首次表现出两种观点。反对派当时还不是一个组织明确的集团，但值得注意的是，工会——按成分论纯粹的阶级组织——代表发言赞成「集体管理」，而习于从苏维埃-部门政策的视角评估一切现象的党领导高层，发言反对。这一政策要求精细的技巧去适应居民各社会集团（无产阶级、农民-小私有者、以全部种类与结构之专家、假专家面貌存在的资产阶级）的需求，这些需求带有社会异质性，有时政治上彼此矛盾。

为什么工会顽固坚持「集体管理」，却也不善于以科学说明的原理加强自身理由，而「专家」的保卫者同时维护「一长制」?因为这一争论（尽管双方都否认问题的「原则」意义）中，本质上说，两种历史地不可调和观点[冲撞在一起]。一长制——是资产阶级的个人主义（即从自我出发）世界观的不可分割产物。一长制，即脱离集体的个人「自由」孤立意志、表露于全部领域——从确认国家的独断首脑，到工厂经理的独断——这是资产阶级思维的最高智慧。资产阶级不相信集体的力量。它只爱「编练群众为驯服羊群」，并以个人意愿驱使羊群到领导者认为需要去的地方。

相反，工人阶级及其理论家知道，本阶级的共产主义新任务只有通过集体共同创造，工人自己的总体努力，才能达成。工人集体越紧密，群众越将被自身集体共同意志与共同思想的表现所教育，本阶级越能快速充分地落实任务，即创建不是分散的，而是统一和谐紧密连接的共产主义新工业。只有同生产有实际关联的人，能把有活力的创新性带给生产。放弃原则，即放弃生产管理的集体原则，是我党的一时妥协，权宜之计，是对我们在革命第一阶段如此热切奠定和坚持的阶级路线之一部的背离。

这一切为何发生?在革命战斗中锤炼考验过的我党，是怎样让自己被带离阶级正道，开始沿着小路行进，这条小路曾被党如此仇视并百般诅为「见风使舵」？

对此我们稍后作答。暂时转向另一问题：「工人反对派」怎样形成和发展的?

春天召开了九大。同年夏，反对派全无表现。共产国际二大上对工会问题的疾风暴雨争论上，也没听说过它。但基层深处，经验与批判思维的积累工作已在进行。1920年9月党的代表会议上，这一积累工作首次有所流露，虽远未成形。相关思想暂时徘徊于否定和批评领域。定形的正面主张尚未存在。但显然，党已进入新时期，党内存在骚动，「基层」要求「批评自由」并大声疾呼官僚制度窒息他们，不给有生气的活动或倡议表现以空间。

党内领导层考虑到了这一发端的骚动，由季诺维也夫同志出面，高层给了许多口头担保，如批评自由，扩大群众自主行动，与官僚制度的有害倾向做斗争的必要性，严惩背离民主原则的所有上层分子…… 讲得很多很好。但言行差距甚远。九月会议虽有季同志慷慨许诺的演说，但既没使党，也没使广大工人群众的生活起任何变化。滋生反对派萌芽的根源并没消除。在底层，暗藏的不满、批评、思考活动在持续积聚。

暗地里的骚动冲击到了领袖上层，在上层也引起了意外的尖锐争论。值得注意的是，我党中央领导圈子的分歧，正是在工会角色的问题上显露了全部尖锐性。这很自然。

目前，反对派与党高层的这一争议，尽管不是唯一一点，就现状而言，毕竟是我们全部国内政策的中心问题。

工人反对派及大纲尚未把基础原则——它认为无产阶级专政在生产组织领域赖以立足的基础原则——固定下来，党内领导层已有剧烈分歧。就共产主义新基础上，如何评价工人阶级组织的生产重建角色一事，党中央分成几个集团。列宁同志反对托洛茨基和布哈林，布哈林算是中间的缓冲。

仅仅在第八次苏维埃代表大会上和随后的时间，才绝无半点疑义地搞明白，党内存在着某个团结一致的集团，它首先围绕着关于工会任务的原则提纲，联合在一起。这一反对派没有任何大理论家-领袖人物，一边遭到党内各位极具威望领袖的最猛烈痛击，一边成长与巩固着。主要的是，它在劳动俄国蔓延着，弥漫着…… 假设它仅盘踞在彼得格勒和莫斯科，这是一回事。但并非如此，从顿巴斯、乌拉尔、西伯利亚以及系列工业中心报告我党中央：当地「工人反对派正在形成和活动」。事实上，这一反对派在各地显露头角时，远非处处符合苏维埃共和国首都工人取得一致的那些观点。有时反对派的说法、要求和宗旨具有许多不清晰、含混与小题大做之处，却忽略了基本观点。但有一点不变：谁将在经济建设领域落实无产阶级专政的创造性？是与生产有着直接生命联系、按构成来说属于阶级机构的产业工会，还是与直接的活生生经济-生产活动脱节的苏维埃机关？而按社会成分来说，苏维埃机关带有混合性。这是分歧的根源。工人反对派维护前一原则。无论对个别次要问题的纲要主张如何相持不下，我党高层以令人感动的团结维护第二种原则。

这展示着什么?

这展示着，我党正经历革命时期以来的第一次严重危机。该做的，不是以类似「工团主义」的廉价词语轰走反对派，而是全体同志认真深思：危机由何引发？阶级真理在谁一方——领导机构一方，或拥有健全阶级本能的工人、无产群众一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