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春秋左传注读后07孙子兵法与孙子 上 -- 桥上

下 银雀山、舟师、教材

那么，从《孙子兵法》的文本中能否找出孙武与吴国的联系呢？能。《孙子兵法》中有一段：“以吾度之，越人之兵虽多，亦奚益于胜哉！”（《孙子译注》（p 042）李零（060300）《虚实第六》），很合于吴人与越人世代相仇的历史条件，说明《孙子兵法》的作者有很大可能是站在吴国人的立场上讲这句话的。而吴越相争到公元前四七三年（吴王夫差二十三年，越王句践二十四年）就因吴国被越国所灭而中止了，不再有讲这样的话的条件了。当然，越灭吴之后，越国的边境直达齐、鲁，也不能完全排除其他诸侯国的人士讲这样的话。不过《孙子兵法》中还有一句话是“夫吴人与越人相恶也”（《孙子译注》（p 077）李零（110500）《九地第十一》），也强调吴人与越人的世代为仇。把这两条结合起来看，《孙子兵法》的某位作者与吴国有关的可能性还是比较大的。

另外，著名的银雀山汉简中与《孙子兵法》、《孙膑兵法》同出的还有《吴问》和《见吴王》两篇，似乎也曾是《孙子兵法》的一部分，《见吴王》主要叙述了训练宫女的过程，其内容与《史记》所述大体相合。《吴问》是吴王问起晋国的范、中行、智、韩、巍（魏）、赵这六家：“六将军分守晋国之地，孰先亡？孰固成？”晋国这六家共同执政的格局应该形成于公元前五五二年（晋平公六年，吴诸樊九年，鲁襄公二十一年）晋国驱逐栾氏以后，而这一格局被打破则在公元前四九七年（晋定公十五年，吴王阖庐十八年，鲁定公十三年）范氏、中行氏被赶走之时。因此《吴问》中的场景应发生在公元前五五二年到公元前四九七年这一区间内。如果吴王限于阖庐，则上限还应后推至公元前五一五年（吴王僚十二年，楚昭王元年，鲁昭公二十七年），此年公子光（后来的吴王阖庐）杀掉了吴王僚。阖庐入郢的公元前五〇六年是在这一区间内，而孙书则战死于公元前四八四年，在这一区间外。所以孙子看来很可能是与吴王阖庐打过交道的。

但是，又有很多迹象表明，《孙子兵法》主要是针对北方的条件的。是成书于战国时期的。

关于《孙子兵法》主要是针对北方条件的，最明显的例子是《孙子兵法》中利用对飞扬尘土形态的观察判断敌军动向的那一段：“尘高而锐者，车来也。卑而广者，徒来也。散而条达者，樵采也。少而往来者，营军也。”（《孙子译注》（p 064）李零（090200）《行军第九》）这一段是说：观察尘土飞扬的形态，如果看到尘土高而集中的，是有战车部队来了，如果尘土低而分布广的，是有步兵部队来了，如果尘土分散而呈条状，这是部队在砍柴禾，如果尘土较少，又呈往来状，那是部队在安营扎寨。这种有人走动就尘土飞扬的现象显然不符合南方水乡的条件，而只有在北方那些干旱半干旱地区这种现象才比较常见，因此这种观察敌军动向的方法应该主要适用于北方的战场。

而且，在吴国与楚国的战争中，有一个重要的战争样式就是“舟师”之战，也就是水战，“舟师”就是当时的水军，当时的陆军则对应称为“陵师”（《定六年传》：“四月己丑，吴-大子终纍败楚舟师，获潘子臣、小惟子及大夫七人。楚国大惕，惧亡。子期又以陵师败于繁扬。”（p 1557）（11060401））。

《左传》中关于“舟师”之战的例子还有不少：《襄二十四年传》：“夏，楚子为舟师以伐吴，不为军政，无功而还。”（p 1090）（09240401），《昭十七年传》：“吴伐楚，陽匄为令尹，卜战，不吉。司马子鱼曰：“我得上流，何故不吉？且楚故，司马令龟，我请改卜。”令曰：“鲂也以其属死之，楚师继之，尚大克之！”吉。战于长岸，子鱼先死，楚师继之，大败吴师，获其乘舟馀皇。使随人与后至者守之，环而堑之，及泉，盈其隧炭，陈以待命。吴-公子光请于其众，曰：“丧先王之乘舟，岂唯光之罪，众亦有焉。请藉取之以救死。”众许之。使长鬛者三人潜伏于舟侧，曰：“我呼馀皇，则对。师夜从之。”三呼，皆迭对。楚人从而杀之。楚师乱，吴人大败之，取馀皇以归。”（p 1392）（10170601），《昭十九年传》：“楚子为舟师以伐濮。费无极言于楚子曰：“晋之伯也，迩于诸夏；而楚辟陋，故弗能与争。若大城城父，而置大子焉，以通北方，王收南方，是得天下也。”王说，从之。故大子建居于城父。”（p 1402）（10190601），《昭二十四年传》：“楚子为舟师以略吴疆。”（p 1452）（10240901），《昭二十七年传》：“楚莠尹然，王尹麇帅师救潛，左司马沈尹戌帅都君子与王马之属以济师，与吴师遇于穷，令尹子常以舟师及沙汭而还。”（p 1482）（10270201），《定二年传》：“桐叛楚。吴子使舒鸠氏诱楚人，曰：“以师临我，我伐桐，为我使之无忌。””“秋，楚-囊瓦伐吴，师于豫章。吴人见舟于豫章，而潜师于巢。冬十月，吴军楚师于豫章，败之。遂围巢，克之，获楚-公子繁。”（p 1529）（11020201）、（p 1529）（11020202）。

以上这些例子表明，在吴、楚等南方各国之间一个重要的战争样式就是水战，甚至吴国还开辟了从江苏到山东半岛之间的海上航路（《哀十年传》：“徐承帅舟师将自海入齐，齐人败之，吴师乃还。”（p 1656）（12100301））。尤其是吴国和楚国，从考古资料看，其首都都建在近水的地方，其首都的规划都考虑了水战的需求。而在《孙子兵法》中，却完全没有水战的迹象，最多说过一句“以水佐攻者强。水可以绝，不可以夺。”（《孙子译注》（p 089）李零（120300）《火攻第十二》）但是这显然不是说的水战，而是如《昭三十年传》提到的以水作为攻城的武器（吴王阖庐“遂伐徐，防山以水之。己卯，灭徐。”（p 1508）（10300302）），后来知伯攻晋阳也用了这一招。

由此可见，水战也完全不在《孙子兵法》定稿时作者的视野之内。

总之，以上例证说明现行《孙子兵法》确实主要是针对北方的条件的。

关于《孙子兵法》出自战国时期，有一个明显的例证就是军队规模。《孙子兵法》中两次提到出动“十万”军队（《孙子译注》（p 008）李零（020100）《作战第二》，《孙子译注》（p 092）李零（130100）《用间第十三》）。当然在《孙子兵法》中军队的编成不一定与《左传》中一样，兵车的比例可能低一些，但无论如何，在《左传》的记载中，从来没有这么大规模的用兵。

在春秋时期，尤其到了春秋后期，由于已经把杂处的游牧族逐渐排挤出去，周王朝体系内的各诸侯国争斗的越来越激烈，小的诸侯国一个个被吞并掉，各国的军队规模确实也在逐步加大。

以晋国为例，公元前六三二年（晋文公五年，楚成王四十年）城濮之战，“晋车七百乘，韅、靷、鞅、靽。”（《僖二十八年传》（p 0460）（05280308））四十三年后，到了公元前五八九年（晋景公十一年，齐顷公十年），“晋侯许之七百乘。郤子曰：“此城濮之赋也。有先君之明与先大夫之肃，故捷。克于先大夫，无能为役，请八百乘。”许之。郤克将中军，士燮佐上军，栾书将下军，韩厥为司马，以救鲁、卫。”（《成二年传》（p 0789）（08020301））按杨先生的说法：“晋国各军将佐各有部队，此次荀首、荀庚及其部队均未出动。此役，较城濮之役兵车多一百辆。城濮之役，三军将佐均出动，而此役三军将佐仅出动一半，可见晋国虽名为三军，每军实力已大加扩充。”（《成二年传注》（p 0789）（08020301））再往后，经过五十二年，到公元前五三七年（晋平公二十一年，楚灵王四年），“韩赋七邑，皆成县也。羊舌四族，皆彊家也。晋人若丧韩起、杨肸，五卿、八大夫辅韩须、杨石，因其十家九县，长毂九百，其余四十县，遗守四千，奋其武怒，以报其大耻。”（《昭五年传》（p 1267）（10050402）），以及再过八年，到公元前五二九年（晋昭公三年，鲁昭公十三年），“七月丙寅，治兵于邾南。甲车四千乘。”（《昭十三年传》（p 1353）（10130302）），“寡君有甲车四千乘在，虽以无道行之，必可畏也。”（《昭十三年传》（p 1357）（10130305）），晋国的军队又大大扩充了。另外，晋国军队的编制从二军到三军再到四军再到六军，也是晋军扩张的迹象。

再以楚国为例，公元前六六六年（楚成王六年，郑文公七年），“秋，子元以车六百乘伐郑，入于桔柣之门。”（《庄二十八年传》（p 0241）（03280302））。随后，也是城濮之战，战前，公元前六三一年（楚成王三十九年，晋文公四年），楚国的蒍贾对前令尹子文评价即将出征的统帅子玉时说：“子玉刚而无礼，不可以治民，过三百乘，其不能以入矣。”（《僖二十七年传》（p 0444）（05270401）），重点是楚国可以出征的军队不会超过三百乘太多，与前面“晋车七百乘”相差不大。而到了公元前五三〇年（楚灵王十一年，晋昭公二年），楚灵王对大臣右尹子革夸耀说：“昔诸侯远我而畏晋，今我大城陈、蔡、不羹，赋皆千乘，子与有劳焉，诸侯其畏我乎！”（《昭十二年传》（p 1338）（10121101）），其中不羹有两个，所以下面说“是四国者，专足畏也”，则此四处能调动的军队的规模就已经超过了四千乘。由此可见，楚国的军力也大大扩充了。

尽管军队规模已经扩大了，但是这里两大霸主国的军队规模也不过数千乘，军力应该还不到十万，或者刚刚满十万，一般不太可能倾巢而出。兵车更少，离后来所谓“万乘之国”还有距离，其他小国军队的规模自然是等而下之。因此当时任何一个诸侯国也都不可能像《孙子兵法》中所说的那样动辄“兴师十万”。这说明了《孙子兵法》定稿时应该已经是“万乘之国”流行的战国时期。

当然《孙子兵法》与很多其他古籍一样，很可能是累积的形成的，这样就可以解释上面所说《孙子兵法》既像是与孙武有关又像是与孙武无关，既像是形成于春秋时期，又像是形成于战国时期的矛盾。

如果《孙子兵法》是累积的形成的，那么现行《孙子兵法》中就会既有孙武的手笔，也有后来者加工润色的痕迹。实际上，我们今天所见的《孙子兵法》中确实有很多未最后定稿或被人重新编辑以适应自己需要的迹象，可以佐证累积的形成这种推论。例如李零先生在《孙子译注九地第十一解题》中就指出：“本篇共包含十三个片断。这十三个片断，内容十分凌乱（字数约占全书六分之一强），不但各个片断之间往往并不衔接，而且后半篇与前半篇也屡有重复，活像同一篇的两个本子（参看赵本学《孙子书校解引类》及邓廷罗《兵镜三种》凡例），甚至在“九地”之外又有“绝地”出现（简本并多出“穷地”），都反映出此篇较之他篇在整理上显得十分草率。我们认为，它很可能是由各篇编余的零章碎句组成，而《九变》则可能是从这些零章碎句中分出的一部分（参看拙作《银雀山简本〈孙子〉校读举例》）。”（p 073）（110000）。

如果《孙子兵法》确实是累积的形成的，那么我们现在见到的本子大体上就是在最后定稿者手中形成的样子，当然也不排除《孙子兵法》在后来长期的流传过程中，还会有少量散佚窜变的部份。至于所谓最后定稿者，应该也是开门立派的一位宗师，估计他写出的这个文本应该也有教材的性质，既是教材，那么首先要面对的就是他当时的学生，从这个角度看，这位最后定稿者及其学生大体活动的时期是战国时期，其主要活动范围是在北方。

中 孙书、申公巫臣、夫槩王

《孙子兵法》的孙子就是著名的军事家孙武。按司马迁的说法：“孙子武者，齐人也。以兵法见於吴王阖庐。……（阖庐读了孙武的书，又见他训练宫女有效。）於是阖庐知孙子能用兵，卒以为将。西破彊楚，入郢，北威齐晋，显名诸侯，孙子与有力焉。”（《史记》 中华书局1973 七 傳[一] 二一六一 《卷六十五孙子吴起列传第五》）。由此可见，孙子是活动于春秋时代的。既然如此，我就在《春秋左传》中寻找一下孙子的踪迹。

据说孙子与齐国的孙书有关，这位孙书是逃到齐国的陈国公子的后代，从第一代逃到齐国的陈完算起，是第六代（《庄二十二年传注》（p 0221）（03220104）），是陈家第六代族长陈乞（陈僖子）的弟弟（《昭二十六年传注》（p 1472）（10260403））。那位陈完是公元前六七二年（陈宣公二十一年，齐桓公十四年）逃到齐国的，经过将近二百年的经营，到公元前四八一年（齐简公四年），第七代陈氏族长陈恒（陈成子）执掌了齐国的政权，最后到战国时代，陈氏（后来又称田氏）终于成为齐国的国君。

陈乞和孙书的父亲陈无宇（陈桓子，陈家第五代族长）最后一次在《左传》中出现是公元前五三二年（齐景公十六年），这一年“陈氏始大”（《昭十年传》（p 1317）（10100205））。陈乞和孙书还有个哥哥陈开（陈武子），在《昭二十六年传》中出现过一次（（p 1472）（10260403）），当公元前五一六年（齐景公三十二年）。按说应该是陈开继承族长之位，但不知为何，后来是他弟弟陈乞当了族长。也许陈开当过陈氏的族长，不过后来早死，最终是陈乞继承了陈氏的族长之位。总之，陈乞和陈开应该都是第六代。

同是第六代的孙书很有出息，《左传》中提到，早在公元前五二三年（齐景公二十四年），年轻的他就能独立带兵攻城略地（《昭十九年传》（p 1403）（10190701））。不过，孙书也很倒霉，《左传》再提到他时，就是他的绝唱了。在那次独立带兵出征三十九年后，公元前四八四年（齐简公元年，吴王夫差十二年），吴国来讨伐齐国，在艾陵打了一仗。其时正当吴国强盛：二十二年前（公元前五〇六年，齐景公四十二年，吴王阖庐九年，楚昭王十年），吴国崛起，“五战，及郢”，几乎灭掉楚国（《定四年传》：（p 1544）（11040305）、（p 1545）（11040307））；两年后，公元前四八二年（吴王夫差十四年，晋定公三十年），吴国在黄池之会上与晋国争当盟主（《哀十三年传》（p 1677）（12130401））。因此，艾陵之战战前，齐国上下都觉得这一仗打不赢，将领们纷纷准备后事。这时，陈家（“氏”族）的族长陈乞（陈僖子）竟告诉孙书：“尔死，我必得志。”孙书只好表态说：“此行也，吾闻鼓而已，不闻金矣。”开战以后，齐国损失惨重，主将国书被杀，孙书也战死了（《哀十一年传》（p 1661）（12110301）、（p 1663）（12110302））。孙书战死，进一步提高了陈氏家族在齐国的地位，为陈氏在齐执政并进而“代姜有齐”打下了基础，估计这也是孙家能得“氏”的原因吧。注意，孙书是这个“孙”氏家族得“氏”的第一人，是家族的始祖，他的兄弟辈不会以“孙”为氏。

说到这里，细心的您就会发现，孙书死于公元前四八四年（齐简公元年，吴王夫差十二年），离吴王阖庐“西破彊楚，入郢”已经过去了二十二年。孙武在《史记》中出现是在吴王阖庐三年（《史记》 中华书局1973 五 世家[一] 一四六六 《卷三十一吴太伯世家第一》），相当于公元前五一二年（齐景公三十六年，此时伍子胥入吴已经十年，六年后“吴入郢”），在孙书死前二十八年。如果孙书死时年五十五岁，则他生于公元前五三九年（齐景公九年），孙书死时还在上战场，不太可能再大了。如此，公元前五二三年他独立带兵出征时为十六岁。如果孙武入吴时年二十七岁（他作为一个谋士不太可能太小），则孙武与孙书年纪相同。孙武不可能是孙书的后人。

这样，就再详细讨论一下著名的“阖庐入郢”的前因后果，不过这就要从八十多年以前说起了：

根据《左传》的叙述，公元前五八四年（吴王寿梦二年，楚共王七年，晋景公十六年）的时候，吴国还是弱国，与中原华夏诸国没什么交往。此前，楚国楚庄王有一位重要的谋臣叫申公巫臣叛逃到了晋国，还“窃妻以逃”，带走了著名的美女夏姬。本来楚庄王和楚国的重臣子反都曾想将夏姬据为己有，又都被申公巫臣花言巧语阻止了。楚国的另一位重臣子重向楚庄王的儿子楚共王请求赏给他申、吕之地，也被申公巫臣所阻止。这样，子重和子反都深恨申公巫臣，他们利用楚共王新即位而且年幼，借机杀掉了申公巫臣所有留在楚国的亲族，将这些人的家产据为己有。申公巫臣得到这个消息以后，发誓要报复，还写信给子重和子反，说“余必使尔罢于奔命以死”，他很清楚楚国的弱点。于是申公巫臣向晋国国君晋景公建议派自己出使吴国，联吴抗楚。正好当时晋国称霸的主要对手就是楚国，晋景公就批准了他的建议。申公巫臣到了吴国以后，取得了吴王寿梦的信任，把自己的儿子屈狐庸留在吴国，帮吴王出谋划策。申公巫臣还把自己带来的护卫队留下一半，留下十五乘兵车，以及相关人员，让这些人教给吴国人当时先进的车战技术，教给他们怎样造兵车和相关的器械，教给他们怎样射箭，怎样驾车，怎样布阵，让他们对抗楚国。

而在战略上，应该说吴国是采用了申公巫臣提出的非常聪明的办法，即让楚人“罢于奔命”的战略：“吴始伐楚、伐巢、伐徐，子重奔命。马陵之会，吴入州来，子重自郑奔命。子重、子反于是乎一岁七奔命。蛮夷属于楚者，吴尽取之，是以始大，通吴于上国。”这样，吴国崛起，楚国受到了很大的削弱。

下面是《左传》中的相关记载：“楚之讨陈-夏氏也，庄王欲纳夏姬。申公巫臣曰：“不可。君召诸侯，以讨罪也；今纳夏姬，贪其色也。贪色为淫。淫为大罚。《周书》曰，‘明德慎罚’，文王所以造周也。明德，务崇之之谓也；慎罚，务去之之谓也。若兴诸侯，以取大罚，非慎之也。君其图之！”王乃止。子反欲取之，巫臣曰：“是不祥人也。是夭子蛮，杀御叔，弑灵侯，戮夏南，出孔、仪，丧陈国，何不祥如是？人生实难，其有不获死乎！天下多美妇人，何必是？”子反乃止。王以予连尹襄老。襄老死于邲(bì)，不获其尸。其子黑要(yāo腰)烝(zhēng)焉。巫臣使道焉，曰：“归，吾聘女。”又使自郑召之，曰：“尸可得也，必来逆之。”姬以告王。王问诸屈巫。对曰：“其信。知罃(yīng)父，成公之嬖(bì)也，而中行伯之季弟也，新佐中军，而善郑-皇戌(xū)，甚爱此子。其必因郑而归王子与襄老之尸以求之。郑人惧于邲之役，而欲求媚于晋，其必许之。”王遣夏姬归。将行，谓送者曰：“不得尸，吾不反矣。”巫臣聘诸郑，郑伯许之。及共王即位，将为阳桥之役，使屈巫聘于齐，且告师期。巫臣尽室以行。申叔跪从其父，将适郢，遇之，曰：“异哉！夫子有三军之惧，而又有桑中之喜，宜将窃妻以逃者也。”及郑，使介反币，而以夏姬行。将奔齐。齐师新败，曰：“吾不处不胜之国。”遂奔晋，而因郤(xì)至，以臣于晋。晋人使为邢大夫。子反请以重币锢之。王曰：“止！其自为谋也则过矣，其为吾先君谋也则忠。忠，社稷之固也，所盖多矣。且彼若能利国家，虽重币，晋将可乎？若无益于晋，晋将弃之，何劳锢焉？””“楚围宋之役，师还，子重请取于申、吕以为赏田。王许之。申公巫臣曰：“不可。此申、吕所以邑也，是以为赋，以御北方。若取之，是无申、吕也，晋、郑必至于汉。”王乃止。子重是以怨巫臣。子反欲取夏姬，巫臣止之，遂取以行，子反亦怨之。及共王即位，子重、子反杀巫臣之族子阎、子荡及清尹弗忌及襄老之子黑要，而分其室。子重取子阎之室，使沈尹与王子罢分子荡之室，子反取黑要与清尹之室。巫臣自晋遗二子书，曰：“尔以谗慝贪惏事君，而多杀不辜。余必使尔罢于奔命以死。””“巫臣请使于吴，晋侯许之。吴子寿梦说之。乃通吴于晋，以两之一卒适吴，舍偏两之一焉。与其射御，教吴乘车，教之战陈，教之叛楚。置其子狐庸焉，使为行人于吴。吴始伐楚、伐巢、伐徐，子重奔命。马陵之会，吴入州来，子重自郑奔命。子重、子反于是乎一岁七奔命。蛮夷属于楚者，吴尽取之，是以始大，通吴于上国。”（《成二年传》（p 0803）（08020601），《成七年传》：（p 0833）（08070501）、（p 0834）（08070502））

二十年以后，公元前五六四年（晋悼公十年，楚共王二十七年，郑简公二年），当时晋国和楚国争霸，郑国正夹在两国中间，成为两国争夺的对象，当时郑国站在楚国一边，晋国带了各国军队一起讨伐郑国，十月，包围了郑国。郑国人害怕了，向晋国求和，晋军的将领中行献子（荀偃，“氏”为荀、中行，有两个“氏”，字伯游，名偃，谥献子，当时为上军将，位第三）提议不许郑国求和，继续包围郑国，引诱楚国来救，然后一举战胜楚国，彻底解决问题。而晋国的主帅知武子（荀罃，“氏”为荀、知（后来常写为智），字子羽，名罃，谥武子，中军将）却采取了更稳妥的办法，也就是申公巫臣的那套办法，“三分四军”，轮流出击，以疲敝楚军。经过两年的争夺，到公元前五六二年（晋悼公十二年，楚共王二十九年，郑简公四年），终于彻底降服了郑国，“三驾而楚不能与争”（《襄九年传》（p 0972）（09090901）），恢复了晋文公的霸业。

下面是《左传》中的相关记载：“冬十月，诸侯伐郑。庚午，季武子、齐-崔杼、宋-皇郧从荀罃、士匄门于鄟门，卫-北宫括、曹人、邾人从荀偃、韩起门于师之梁，滕人、薛人从栾黡、士鲂门于北门。杞人、郳人从赵武、魏绛斩行栗。甲戌，师于氾，令于诸侯曰：“修器备，盛糇粮，归老幼，居疾于虎牢，肆眚，围郑。””“郑人恐，乃行成。中行献子曰：“遂围之，以待楚人之救也，而与之战。不然，无成。”知武子曰：“许之盟而还师，以敝楚人。吾三分四军，与诸侯之锐，以逆来者，于我未病，楚不能矣。犹愈于战。暴骨以逞，不可以争。大劳未艾。君子劳心，小人劳力，先王之制也。”诸侯皆不欲战，乃许郑成。十一月己亥，同盟于戏，郑服也。”“将盟，郑六卿，公子騑、公子发、公子嘉、公孙辄、公孙蠆、公孙舍之及其大夫、门子，皆从郑伯。晋-士庄子为载书，曰：“自今日既盟之后，郑国而不唯晋命是听，而或有异志者，有如此盟。”公子騑趋进曰：“天祸郑国，使介居二大国之间。大国不加德音，而乱以要之，使其鬼神不获歆其禋祀，其民人不获享其土利，夫妇辛苦垫隘，无所底告。自今日既盟之后，郑国而不唯有礼与彊可以庇民者是从，而敢有异志者，亦如之！”荀偃曰：“改载书。公孙舍之曰：“昭大神要言焉。若可改也，大国亦可叛也。”知武子谓献子曰：“我实不德，而要人以盟，岂礼也哉？非礼，何以主盟？姑盟而退，修德、息师而来，终必获郑，何必今日？我之不德，民将弃我，岂唯郑？若能休和，远人将至，何恃于郑？”乃盟而还。”“晋人不得志于郑，以诸侯复伐之。十二月癸亥，门其三门。闰月戊寅，济于阴阪，侵郑。次于阴口而还。子孔曰：“晋师可击也，师老而劳，且有归志，必大克之。”子展曰：“不可。””“四月，诸侯伐郑。己亥，齐-大(太)子光、宋-向戌先至于郑，门于东门。其莫，晋-荀罃至于西郊，东侵旧许。卫-孙林父侵其北鄙。六月，诸侯会于北林，师于向。右还，次于琐。围郑。观兵于南门，西济于济隧。郑人惧，乃行成。”“诸侯之师观兵于郑东门。郑人使王子伯骈行成。甲戌，晋-赵武入盟郑伯。冬十月丁亥，郑-子展出盟晋侯。十二月戊寅，会于萧鱼。庚辰，赦郑囚，皆礼而归之；纳斥候；禁侵掠。晋侯使叔肸告于诸侯。公使臧孙纥对曰：“凡我同盟，小国有罪，大国致讨，苟有以藉手，鲜不赦宥。寡君闻命矣。””（《襄九年传》：（p 0967）（09090501）、（p 0968）（09090502）、（p 0968）（09090503）、（p 0969）（09090601），《襄十一年传》：（p 0988）（09110301）、（p 0991）（09110502））

四十年以后，就是公元前五二二年（楚平王七年，吴王僚五年），因为其父亲伍奢被抓，楚国的伍子胥叛逃到吴国，当时的人都知道伍子胥很厉害（《昭二十年传》：“奢之子材，若在吴，必忧楚国，盍以免其父召之。彼仁，必来。不然，将为患。”（p 1408）（10200202）），伍奢听说伍子胥逃走了，也说“楚国的君臣以后会不得安宁了”（《昭二十年传》：“楚君、大夫其旰(gàn)食乎！”（p 1408）（10200202），“旰食”杨伯峻先生注：“旰音幹，晚也。谓楚之君臣将有吴国来攻之忧患，不得早食。”）

伍子胥投靠的是公子光，就是后来的吴王阖庐。伍子胥和阖庐这两个人都很能干，而且都想对付楚国，所以一拍即合。阖庐上台后，就问伍子胥：“伐楚何如？”伍子胥就提出了与前面申公巫臣所提极为相似的战略（可能也基于他作为楚人的经验）：“楚执政众而乖，莫適任患。若为三师以肄焉，一师至，彼必皆出。彼出则归，彼归则出，楚必道敝。亟肄以罢之，多方以误之。既罢而后以三军继之，必大克之。”（《昭三十年传》（p 1509）（10300401）），他是说要组织三支部队，轮流出击，一支部队攻入楚国，楚人势必全军出动，楚人出动，吴国的部队就撤回本国，楚人撤回，就再派另一支部队出动，这样，楚国军队势必会在反复长途行军中受到很大消耗，吴国军队不断出击骚扰楚军，想各种办法误导楚军，等到楚军被疲敝以后，再全军出动，必定会彻底打败楚军。阖庐采纳了伍子胥的战略，于是，“楚自昭王即位，无岁不有吴师。”（《定四年传》（p 1542）（11040303））。正是按伍子胥的这个战略，吴人疲弊了楚军，最终，到公元前五〇六年（吴王阖庐九年，楚昭王十年），“及楚人战于柏举，”“吴入郢。”（《定四年经》（p 1534）（11040014））。

下面是《左传》中的相关记载：“吴子问于伍员曰：“初而言伐楚，余知其可也，而恐其使余往也，又恶人之有余之功也。今余将自有之矣。伐楚何如？”对曰：“楚执政众而乖，莫適任患。若为三师以肄焉，一师至，彼必皆出。彼出则归，彼归则出，楚必道敝。亟肄以罢之，多方以误之。既罢而后以三军继之，必大克之。”阖庐从之，楚于是乎始病。”“秋，吴人侵楚，伐夷，侵潛、六。楚-沈尹戌(xū)帅师救潛，吴师还。楚师迁潛于南岡而还。吴师围弦。左司马戌(xū)、右司马稽帅师救弦，及豫章。吴师还。——始用子胥之谋也。”“桐叛楚。吴子使舒鸠氏诱楚人，曰：“以师临我，我伐桐，为我使之无忌。””“秋，楚-囊瓦伐吴，师于豫章。吴人见舟于豫章，而潜师于巢。冬十月，吴军楚师于豫章，败之。遂围巢，克之，获楚-公子繁。”（《昭三十年传》（p 1509）（10300401），《昭三十一年传》（p 1512）（10310401），《定二年传》：（p 1529）（11020201）、（p 1529）（11020202））

申公巫臣最早提出的这一套针对楚国的欺骗战略持续了将近八十年，吴国、晋国都用这个法子对付楚国，但楚人还是不停的上当，当然自有其不得已之处：一方面是楚国的地方辽阔，军力虽强，但和所要保卫的地方以及所觊觎的地方相比，还是不足。当时，楚国与吴国的边界在今安徽中部，离吴国首都（今苏州附近）几百里，而离楚国的中心地带（今湖北东南部）则有一千多里；同样的，晋国首都（今山西南部）与郑国首都（今郑州附近）之间的距离也只有几百里，而楚国从其中心地带到郑国也有一千多里。这构成了实行此计的物质基础。另一方面，则是楚国的政治一直混乱，按的伍子胥说法就是“楚执政众而乖，莫適任患”（《昭三十年传》（p 1509）（10300401）），是说楚国的执政者虽多，但互相对立，没有人能负起责任，这构成了实行此计的精神基础。长期实行此计，当然中间不免有中断的时候，但也断断续续实行了下来，最终楚国受到重创。要不是吴国和晋国先后消亡，恐怕楚国也说不定早就灭亡了。

不过，在入郢的战斗中，限于当时的军政制度，伍子胥还不是主要的将领，只是一名谋士，当时的职位是“行人”（《定四年传》：“伍员为吴行人以谋楚。”（p 1542）（11040302）），“行人”这一职位一般是负责外交的，但是在吴国这一职位的职掌可能有所不同，应该也参与军务，当初申公巫臣的儿子屈狐庸在吴国也是担任“行人”的。当时同样作为吴王谋士的还有伯嚭（《定四年传》：“伯州犁之孙嚭为吴大宰以谋楚。”（p 1542）（11040303）），伯嚭的职位“大宰”也是“文”官。而入郢这场战斗的主角应该是吴王阖庐的弟弟，也是阖庐的副手，此人后来被称为夫槩王。

公元前五〇六年（吴王阖庐九年，楚昭王十年）冬天，吴国军队联合了蔡国和唐国的军队一起进攻楚国，先乘船沿淮水上行到达蔡国首都（今河南南部新蔡县附近），再南下翻山到达汉水岸边，与楚军隔江对峙。

当时，楚军的统帅是令尹子常（囊瓦），就是因为他宠信小人，才得罪了楚国的“国人”，还逼反了伯嚭。也是因为他的贪婪，才得罪了楚国的属国蔡国和唐国的国君，触发了吴国大军的讨伐。在与吴军对峙时，楚国的“左司马沈尹戌(xū)”（左司马兼沈县的长官名“戌”）给子常出主意，请子常率领军队继续沿汉水与吴军隔江对峙，自己偷偷翻山到今河南南部一带，召集那里的楚国军队，先毁了吴军的船队，再抄吴军的后路，与子常两面夹攻吴军。

和子常商量好以后，这位“戌”就出发了。可惜，他一走，子常就听信了部下的蛊惑，贸然渡过汉水向吴军发起了进攻，结果，三次战斗都打败了，子常的信心也动摇了。

到了“十一月庚午”这一天，吴、楚两军又在柏举对阵，此时，夫槩王就出场了。早晨，夫槩王向吴王阖庐建议说：“楚-瓦不仁，其臣莫有死志。先伐之，其卒必奔；而后大师继之，必克。”是说楚军统帅子常（囊瓦）不得人心，楚国的军队没有必死的决心，自己先率兵冲击楚军，吴王率领大军随后跟进，一定能打败楚军。吴王没有批准他的方案，可他说：“所谓‘臣义而行，不待命’者，其此之谓也。今日我死，楚可入也。”是说下级看到对己方有利的机会，应该立即行动，不必等待上级的命令。现在正是这样的时机，今天我要是死在战场上，吴国军队必定可以打进楚国的都城。于是夫槩王就带领自己的私家军队五千人率先冲击子常直属的部队，子常的部队被打垮，楚军全军陷入混乱。这时吴国的大军也加入进攻，楚军大败。夫槩王表现了他对敌军情况判断的准确，更显示了他勇武的一面，为吴军立下了头功。

随后，在追击楚军的过程中，到了一条河边，楚军正要渡河，吴军准备发起进攻，夫槩王又提出：“困兽犹斗，况人乎？若知不免而致死，必败我。若使先济者知免，后者慕之，蔑有斗心矣。半济而后可击也。”夫槩王是说野兽被困住以后必然会凶猛的反扑，人也一样，要是他们明白自己难免一死，必定会拼命抵抗，还可能会打败我们。不如让他们看到那些抢先渡河的人可以逃命，其他的人就会羡慕他们，争相逃命，丧失抵抗意志，等他们渡河渡到一半时我们再发动进攻，效果最好。于是按他的计策行事，又打垮了楚军。这里夫槩王又展现了他聪明的一面。这个计策为彻底打垮楚军，攻入郢都奠定了基础。（《定四年传》（p 1544）（11040305））

夫槩王有勇有谋，有大将之风，可以说在吴军打败楚军的战斗中起到了关键作用。

但是在攻入郢都之后，吴王阖庐和夫槩王的弱点就暴露了出来，他们先是“以班处宫”，按地位高低抢占楚国的宫室（注意，当时无论是伍子胥还是孙武，还有伯嚭，都是排不上号的），急于享受；随后又互相争夺，反目成仇（《定四年传》（p 1545）（11040307），《定五年传》（p 1550）（11050503））。终于功亏一篑，未能彻底打败楚国，种下了吴国最终败亡的种子。

这样看来，作为实践的军事家，现有历史记载没给孙武留下多少建功立业的余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