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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题:忆往昔之老毛出道不易,看今天薄哥不能趴下。 -- 拿不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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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家园 忆往昔之老毛出道不易,看今天薄哥不能趴下。

    我们难以想象在周的《精于术》海归派的引导下,中国革命乃至民族的命运会被引导到何种地步。我一直以为周是其术大于道,今日胡术就更加拙劣。不得道何以引领国家?

     老高按:上个月,一位朋友向我強力推荐顾则徐所著《朱德别传——与毛泽东的恩恩怨怨》(上下册),说你看了之后,一定

      1928年4月中旬,在井冈山下的宁冈砻市,朱德与毛泽东见了面。这一在中共官方党史中被称为伟大的“朱、毛会师”确实是历史性的一次会面。那些正在为中共六大而勾心斗角的瞿秋白、周恩来、李立三等人,以及准备彻底控制中共的斯大林、布哈林等,并不知道,中共的基本命运已经在一个偏僻的小山镇被奠定了。朱、毛会师的核心意义在于,中国最天才的政治谋略家与中国最天才的军事家走到了一起,一个伟大的枭雄与一个伟大的英雄走到了一起,于是,历史就被创造了。但同时,朱、毛之间的矛盾,也伴随着他们的生命历程而深刻地贯穿在了历史当中,影响甚至左右了历史进程。

     

      

    周恩来是非常阳刚、铁腕的人物

      在中共官方党史和一般民间的中共党史评价中,周恩来普遍被认为是个缺乏野心、不窥视最高权力的人,这并没有足够的依据。在旅欧期间,还在张申府在欧洲的时候,周恩来就实质性地架空了张申府对法国派系的权力,张申府离开欧洲后,周恩来更使自己成为了旅欧派系的头号领袖。在黄埔军校和广州期间,周恩来很快就成为了中共实力派的头号首脑。北伐战争中,国民革命军的政治权力被邓演达掌握,周恩来如果呆在军队,不过就是邓演达的副手,因此,周恩来跑到了上海,马上成为领导上海工人武装暴动的头号首脑。南昌暴动时,他又成为了头号首脑。虽然有一段时间顾顺章在中共地位高于周恩来,但周恩来仍然强有力地做到了对顾顺章的特工系统进行控制。可见周恩来并不是一个柔性人物,不光不柔性,而且从他残暴地杀掉顾顺章一家九口人、控制中共特工系统、一贯提倡并坚持抓军事来说,他完全是个非常阳刚、铁腕的人物。中共“六大”期间,由于他是中共旅欧共产主义派系的首脑,既没有因为暴动问题受处罚,但也没有成为中共最高领袖。回国后,李立三的实际权力本来低于周恩来,但周恩来成为了李立三的副手,很多研究者以此证明周恩来没有野心,其实,这完全是由于在控制傀儡向忠发的问题上,周恩来实在没有办法跟李立三竞争,向忠发本来就是李立三牢牢控制着的傀儡,这种特殊“权力”没有人可以取代,即使这样,周恩来也是比中共其他人强大得多,获取了仅次于李立三的实际权力。一个没有野心的人,怎么可能做得这么“完美”?其实,有野心并不是什么坏事,只有在皇权观念中“野心”才是被认为不道德的,但即使按照皇权观念,在“皇帝”未出的时代,空着的皇位面前是人人机会平等的。

      周恩来到中央苏区后,冷酷的他非常强硬,所采用的手段也很高明。他对毛泽东是挤一下再用一下,最后借助项英、任弼时势力的力量,彻底排挤掉了毛泽东。对项英、任弼时,由于他们背后站着中央,周恩来采取了联合、制约的方法对付。在几乎所有的条线上,周恩来都坚定地安插了自己的亲信,在苏区和红军中迅速布置下了自己的庞大网络。周恩来最铁腕的动作,是很快就建立起了忠诚于他的专门肃反机构和情报、特工系统,把对大多数人的生杀大权牢牢掌握在了自己手上。周恩来这时候显示出了并不亚于毛泽东的独裁倾向,苏区几乎所有条线的工作都必须要经过他,几乎所有方面的决策都要经过他同意,只是他在比较强硬的项英、任弼时面前表面略软一些,但在似乎不很强硬的朱德跟前,他就很强硬了。在博古到中央苏区前,周恩来是中央苏区实际上的最高领袖。博古来了后,周恩来处于党内最大的实力派地位。

      周恩来比之毛泽东并不缺乏政治手腕和野心,甚至可以说在政治权斗的技术处理上,周恩来更加老到、精细和毒辣。周恩来致命的缺陷不是缺乏野心,也不是什么他性格阴柔,而是他缺乏毛泽东的悟性和创造力。毛泽东善于领悟和总结,他可以很机敏地从别人的成就中领悟并总结出某种原则,并进行创造性发挥,提出自己个性鲜明的主张。周恩来则不具备这样的能力。这一缺陷所导致的后果是很严重的,毛泽东可以不患得患失,动辄提出这个主义、那个路线,大刀阔斧,不管是恨他还是爱他的人,只要同意他的主义、路线的,就成了他的人马、势力,周恩来则只能兢兢业业,事无巨细地到处插手,然后将功劳归到自己名下,用堆积功劳的办法确立自己的权威。李德说周恩来,“第四次反‘围剿’军事上的成就,大大提高了他的威望,他把这些成就完全算在自己的功劳簿上”。这种做法与毛泽东不讲功劳讲主义、路线,境界要低多了。

      周恩来将第四次反围剿成就“完全算在自己的功劳簿上”,与他晚年试图把自己打造成完人形象,在思维和格调上是一致的,但却是非常成问题的,这不是窥视最高领袖地位所应该做的,与毛泽东相比,确实是低了一个档次。无论是红军时期,还是建国后个人崇拜到全国晕头的时候,毛泽东都不敢轻易说这个仗、那个仗是自己打的,他很清楚自己不是军人,周恩来则曾经有过军衔,身份模糊,但在职业军人眼睛里,他终究不是军人,而是军队政治工作人员,也没有真正具体指挥过作战。龚楚回忆周恩来一次作军事报告后,军人们觉得很惊讶,结果项英说出来是几个人讨论了几天的结果,可见人们并不认可周恩来是懂军事的人。何长工晚年回忆朱德说,第四次反围剿“自始至终是他指挥的,他是现场指挥员”,并说“李德是以后才来的,他洋鬼子,哪有总司令的经验丰富”。可见,何长工这样亲身经历的红军高级将领,始终很清楚第四次反围剿的真正指挥者是朱德。

    遵义会议前朱德铁腕定鼎

      就红军战略而言,通道会议和黎平会议已经完成了转折,黎平会议明确中央红军的目标是创建一个以遵义为中心的川黔边根据地。但是,这两个会议都开得十分匆忙,中共中央需要作进一步的详细计划,因此,在进军遵义的过程中,要在遵义开一个充分的会议已经是中共高层人尽皆知的事了。也就是说,这个会议本来是一个关于以政治策略和重建根据地的会议,但当会议开始之后,在早已预谋的毛泽东策动下,方向完全转变了,开成了一个关于军事路线问题的会议,而军事路线问题的实质,则是军事决策权从而也是在当时的中共实权的调整。

      红军“突破”(即“长征”之意,“长征”一词是出发之后很久才提出來的,刚开始中共中央和红军所用之辞,是“突破”或者“转移”等。——老高注)后,毛泽东虽然没有权力,但名义上的地位很高,既是中共政治局委员,又是最高“政府”首脑,因而有能够比较自如活动的空间,从一开始踏上突破之路时,他就开始了被美国人哈里森·索尔兹伯里在半个世纪后写的书《长征——前所未闻的故事》里称作的“担架上的‘阴谋’”。毛泽东之所以在担架上进行活动,是为了与王稼祥进行联盟,当时王稼祥因伤躺在担架上随军委纵队行动。王稼祥本来已经是毛泽东的支持者,但仅仅支持并不够,毛泽东还需要他成为自己的同盟者,成为一个积极的共同主张者。毛泽东做到了这点。有了王稼祥的同盟,毛泽东与王稼祥又争取到了洛甫的支持。这样,他们三人就形成为了一个小集团,在遵义也是住在一起。

      试图调整军事路线和权力的问题已经不是一般的政治分歧,毛泽东仅仅得到王稼祥的同盟和洛甫的支持,并不能够达到目的。王稼祥和洛甫虽然是中共政治核心人物,但相对权力较小,也没有什么实力。毛泽东的成功与否关键是在两个目前的实权人物周恩来和朱德手上。毛泽东与周恩来、朱德的关系实在太微妙,他没有对他们有任何活动,也不敢轻易进行。虽然周恩来在军事立场上已经倾向毛泽东,但这种倾向也可以认为是对朱德的倾向,在政治阵营和派系上周恩来仍然属于博古一帮。朱、毛之间在军事上的想法彼此十分清楚,根本不需要进行沟通,但毛泽东同样心底很明白朱德始终没有放弃对毛泽东的不满。对这样两个决定性的人物进行活动,弄不巧反而后果会很难堪。这方面毛泽东只能是听天由命了,反正,即使达不到目的也没有关系,能够在政治局里形成自己的小集团就已经足够满意,是很大的成功了。

      对毛泽东“担架上的‘阴谋’”,博古、周恩来也许知道,也许不知道。即使知道,至少在反应上是很迟钝的,因为,没有任何资料说到他们有过相应的准备行动。也许,他们根本就没有把毛泽东太当回事,因为,在政治局里,即使已经有王稼祥、洛甫的合作,毛泽东的势力仍然是比较小的。还在进行“突破”前,在安排人选的时候,博古、周恩来愚蠢地将老练的项英留在了中央苏区做最高领导,这可能仅仅是因为项英一直反对他们的大屠杀,但项英并没有在意,还特地提醒博古,叫他们千万别带毛泽东走,但博古拒绝了项英的建议,可见他并没有意识到其中的后果,或者明知道毛泽东将会捣乱也并没有在乎。

      博古、周恩来之所以会犯轻视毛泽东的历史性致命错误,根源在于他们忽视了朱德这一关键性因素。从周恩来到中央苏区的一开始,周恩来就忽视了朱德在党内斗争中的重要性。博古到中央苏区后,同样也是继续犯了这一错误。朱德不参与政治权争和老实人的态度,以及他作为职业军人的服从命令特点,蒙蔽了专门的政治家们,朱德几乎没有任何抗拒就让李德取代了自己更是强化了他们的错误印象。他们几乎没有注意到,朱德作为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红军总司令,实质上已经是中共最重要的核心领袖之一,而作为政治局成员之一也事实上成为了一名政治家,他不只是一名完全的职业军人了,不可能不关注党内最高权力的权争和其它政治问题,他不卷入终究只是一个暂时现象。一当朱德卷入政治权争将会如何?一当朱德站在毛泽东一边将会如何?在中共遵义会议之前,只有毛泽东非常清楚这点,并有过切身的深刻体会,所以,他始终非常小心翼翼地处理着与朱德之间的关系。

      朱德是个反对党的权力漫无边际地管理、指挥一切的人,也是个反对枪指挥党的人,他与毛泽东的冲突正是在这两个方面发生的。朱、毛冲突的起点,是枪指挥党的问题,是井冈山时毛泽东作为红四军党代表和军委书记去指挥地方党。在党指挥枪的前提下,朱德希望寻找比较好的党的领导进行合作,因此,中共中央到中央苏区他很高兴,同时也不去参与和干涉党的权争,但现在情况完全不同了,已经涉及到中共中央和自己的军队生死存亡的问题了,他不参与和干涉政治已经不可能。对朱德来说,现在是必须要进行决断的时候了。就他的军事经验来说,他不会认为所谓的川黔边根据地计划将是可行的,遵义地区是个鸦片多于粮食的赤贫地方,在这样一个地方要弄一个有规模的根据地本就缺少基础,而且,强大的国军也会很快追击、围拢过来,如果不解决军事决策权问题,就将是毁灭的前途,而军事决策权问题最终就是一个政治权力问题。

      有一个因素强化了朱德的决定性分量。博古、周恩来的权力合法性实质上是来源于莫斯科,但现在这个来源已经中断。1934年8月,在共产国际关于中央红军“突破”问题的含糊的答复指示之后,中共上海局突然被国民政府特工机构破获,这样,中共中央与莫斯科的联络就中断了。这意味着博古、周恩来已经不能得到莫斯科的支持。在这样的情况下,政治权争的胜负表面上就完全取决于了投票,但实质上则是已经取决于以朱德为代表的军方实力派的取舍。博古、周恩来显然对政治局内的投票还充满信心,却没有注意到命运现在实际上已经掌握在了实力派手上,而所谓的实力派,现在也就是军方,具体说来,就是朱德之手。

      当朱德准备干涉政治,选票问题对于韬略深厚的他来说,并不是什么问题,这是个轻易就可以解决的“难题”,而且,一解决就解决到彻底。朱德的第一个动作是用铁腕轻易制服了一直在自己面前装老大的周恩来,同时也救了这位自己的入党介绍人。朱德的总司令部设在黔军第二十五军第二师师长柏辉章新修的私人官邸,朱德与周恩来的房间同在主楼三楼,因此是邻居,彼此谈话很方便。在访问过周恩来本人和不少中共要人的英国学者迪克·威尔逊的《周恩来传》里介绍道:“据说,他(本书作者注:指周恩来)的老朋友朱德大概事先跟周打了招呼,表示自己准备推举毛。朱的这一举动在两派竞争势均力敌的情况下是至关重要的。周很明白大家肯定会对他投不信任票,为了使这一不可避免的情况不至于太糟,周同意了朱德的做法。”

      迪克·威尔逊在这里似乎还是没有充分认识到朱德的决定性分量,朱德要“推举”毛泽东并不需要周恩来“同意”。朱德跟周恩来谈了一夜话,据说周恩来在这神秘的一夜里甚至痛哭了起来。朱德向周恩来说明自己的决定,对周恩来来说就等于军队已经作出了决定,并且否定了周恩来过去的作为,而且,朱德实际就是逼迫周恩来必须立即决定自己立场,不然就将彻底抛弃他。虽然周恩来掌握着特工和政治保卫局,也是很强大的实力,但这种实力在“和平”状态下才是非常恐怖的威慑,当军人们真的动手起来,特工和政治保卫局的人就只是乌合之众而已。对周恩来来说,向朱德表明自己转变立场是件很困难的事情,虽然朱德会保护周恩来,但周恩来从此将意味着失去窥视中共最高领袖地位的任何可能,不仅以后莫斯科不会再进一步信任他,而且在中共党内也不会再有这方面的竞争力,而不转变立场的话,则更将可能失去所有,如果按照周恩来自己轻易杀戮季振同的思维来说,应该不得不想到如果朱德把红军大失败的罪责公开栽到周恩来一个人头上,已经失去人心的周恩来甚至可能连脑袋都会保不住。对朱德来说,他事先制服周恩来,也是要救周恩来,他对毛泽东太了解和不满了,虽然对周恩来也不满,但周恩来是眼前的中共政治领袖唯一可以对毛泽东形成牵制力的实力人物,就象朱德曾跟龚楚私下表达过的想法,他的“民主”本性决定了他不愿意在中共出现由一个人说了算的局面。

      在制服了周恩来后,或者说不管周恩来是真服假服,朱德采取了第二个强硬的动作,就是让政治局会议成为扩大会议,让军队主要将领们一起参加会议。李德在他的回忆录《中国纪事》中说:毛泽东“还邀请了临时革命政府委员、总参谋部的工作人员,以及军团和师的指挥员和政委等来参加1935年1月7-8日举行的会议。这些人形成了多数,他们违背党章的规定和党内生活的一切准则,不仅参加讨论而且还参加表决”。

      李德的这一回忆是错的,但说明了政治局以外人员参加会议对会议结果的重要性,不仅是“讨论”,而且还涉及到了“表决”,也就是票数问题。遵义会议参加者一共是二十个人,其中政治局委员六人:博古、洛甫、周恩来、毛泽东、朱德、陈云;政治局候补委员四人:刘少奇、王稼祥、邓发、凯丰。扩大了的人员有红军总参谋长刘伯承、总政治部代主任李富春、红一军团军团长林彪、政委聂荣臻、红三军团军团长彭德怀、政委杨尚昆、红五军团政委李卓然。扩大了的正式代表总共十七人。此外有作为军事顾问列席的代表一名李德,伍修权是李德的翻译,临时代替邓颖超中央秘书长职务的《红星报》主编邓小平是记录人员。十七个代表当中,增加的非政治局人员全部是红军最主要的军队首脑。同样,所增加参加会议的七名军队首脑,也不可能是由毛泽东“邀请”来的,当时毛泽东根本就没有这个资格和权力,如果毛泽东胆敢这样做,会议不等召开,毛泽东就将因违反纪律而一败涂地了。促使做到这点的,只能是朱德。

      当朱德个别向周恩来摊牌时,周恩来已经无法拒绝朱德邀请军队首脑参加会议的要求,即使周恩来予以拒绝,作为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的朱德也同样有权力以讨论军事问题的名义下达指令,当朱德下达指令,七个军队首脑站到了会场门口,政治局拒绝他们进入参加会议,后果就将不堪设想,因此,周恩来除了在这个问题上予以同意外,别无它法。而当周恩来、朱德一致要求会议扩大进行,博古也就根本无法予以拒绝了。

      由于李德把政治局会议向军队首脑扩大说成了是毛泽东的“邀请”,因此,他就由此理解毛泽东在会议上的表现,他说:毛泽东之所以敢在遵义会议上攻击中央,是因为“突破封锁线以后,整个政治生活和党的工作实际上只是在军队中进行;而这支军队,正如我以前多次提到过的,几乎完全是由农民组成并受职业军人的指挥。毛在部队指挥员中和部分政治工作者中,由于多年共同战斗,有许多追随者。中央苏区的转移,在他们中间引起了一些不满的情绪和不稳定的感觉,这是他有机会煽动起来的。”

      实际上,毛泽东在遵义会议前根本就没有想到过会出现这种情况,他并没有对军队首脑进行什么冒险性活动,更没有找过朱德。但李德的这种理解,说明了军人参加会议对会议后果的决定性影响,也说明了当时所谓党的工作实际已经就是军队的工作。李德说:“在党的最高领导人中有一些比较年青的干部,如王明、博古、洛甫和周恩来,他们中只有周恩来在军队中有支持者。”可见,李德事后认识到了博古他们缺乏实力基础的严重性。其实当决定会议要扩大召开时,博古他们就已经认识到了事态不妙。本来,按照他们的估算,毛泽东在政治局里面无法占到多数,军队首脑一参加会议,情况就大变了,但他们仍然对政委们比较相信,于是马上就展开了活动,博古最亲信的凯丰专门找聂荣臻谈话,试图寻求支持,结果被聂荣臻回绝。这样,不等会议开,博古他们就已经气短了,而毛泽东则有了意外惊喜,信心倍增起来。一般研究者跟李德一样,都认为周恩来“在军队中有支持者”,其实是不加分析的习惯性思维,实际上这时候周恩来已经失去了他在军队中主要的亲信,刘伯承、聂荣臻已经完全成为了朱德的亲信。

    中共成为了“朱毛”中共

      遵义会议一结束,洛甫与周恩来便走到了一起。虽然他们暂时来说已经没有力量左右局面,但他们采取了一个非常微妙的行动,由洛甫与周恩来进行商量并决定后,将红军总政治部宣传部长潘汉年派了出去,让他到上海后设法去莫斯科汇报遵义会议的情况。这是一个名正言顺的理由,同时也暗示了遵义会议的结果还不合法,对毛泽东施加了合理的压力和约束。但是,这种动作在当时并不能改变现实,所起到的主要作用是对毛泽东予以限制,相当长时间里遵义会议所形成的权力趋势和状态不会被影响,毛泽东有足够的时间继续调整和巩固权力,以达到自己的独裁。

      没有几天,由于国军大批围拢过来,中共中央不得不马上放弃创建川黔边根据地计划,决定往四川方向突围。作向四川方向发展的选择完全是出于纯军事的目的,是为了求得红军的生存。到底是谁选择了这个方向?当时毛泽东处于刚获得权力的状态,但这种权力只是参与决策权和发言权,在决策方面基本还是一种集体方式。从之后朱德发布的命令和红军进行运动的态势来看,有一个很显著的动向,就是试图向泸州地区发展,而这正是朱德在军阀时期的地盘,他不仅有着相当的社会基础,而且对一山一水都极其熟悉,非常有利于展开他的战术。因此,红军进行这一运动的提出者应该是朱德。遵义会议大大提高了军人的地位,军人们的意见在中共第一次有了很重的分量,而且,他们也出现了前所未有的积极主张行为,彭德怀、林彪、刘伯承都从这时开始,一再向中共中央提出自己的建议。

      1935年1月27日,中央军委到了土城。这时候,四川刘湘有四个团也向土城开来,朱德决定歼灭这股敌军,打一个“突破”以来的胜仗。遵义会议毛泽东在权争中获胜的重要因素是他在政治人物里是个会“打仗”的人,支持毛泽东的朱德在遵义会议后在他的政治生涯中第一次开始鼓吹毛泽东会“打仗”,以提高毛泽东的威信,帮助毛泽东进一步获取军事方面的权力。土城这一仗应该是很十拿九稳的,朱德做出了一个很特别的决定,以毛泽东会“打仗”的名义,把自己的战场指挥权让出来,要毛泽东指挥这一仗。

      毛泽东很兴奋,命彭德怀率红三、五军团进入阵地,1月28日打响战斗,结果,却被毛泽东指挥成了给予敌人“迎头痛击”的阵地正面攻击战,进而失败变成阵地阻击战。中共官方党史都淡化了土城战役的指挥问题,把失败归为“情报有误”,是因为刘湘的兵力有六个团而不是四个团。实际上,土城战役的失败主要是指挥问题,是没有断敌援兵之路,对敌四个团予以围歼,而且行动缓慢,最致命的是毛泽东竟然将林彪分兵去攻击赤水城,没有集中兵力,采取了不恰当的作战方式,以至敌人后续援兵跟进,把歼灭战弄成了防御战。

      在阵地阻击战的情况下,刘湘的部队突破了彭德怀的阵地,立时,红军处于了极其危险的境地,因为,身后就是赤水,根本没有退路。既然交给了毛泽东指挥,朱德便一直不响,但在前沿阵地已经被突破的情况下,朱德再也不能忍了,他很巧妙地没有把指挥权拿回来,而是决定亲自上前线扭转局面。聪明的毛泽东这时候应该是从来没有过地感谢朱德,痛苦地猛抽着烟,然后不得不欢送总司令上前线。朱德一上前线,彭德怀溃退的部队一听说总司令来了,立时军心大振,稳住了阵脚。在朱德的指挥和亲自作战下,刘湘部队的进攻被遏止和击退。随即,朱德从毛泽东手上收回了指挥权,1月29日朱德在总部发出西渡赤水的命令后,重新回到前线,亲自掩护了红军大队渡河。

      一渡赤水后,朱德基本呆在了总部进行指挥。土城战役失败使红军失去了向泸州地区发展的最好机会,红军的士气已经降到极低,中共领袖层几乎一筹莫展。好在朱德对西南地形非常熟悉,并惯于运动,率领着红军在四川、云南、贵州三省之间的群山中进行着行动,努力摆脱强大的敌军。2月5日,在毕节一个叫鸡鸣三省的偏僻村庄,由于名义上的总书记博古失权,中共实际已经没有了总书记,由此而带来了中共无主的混乱局面,洛甫提出应该改变领导,也就是选一个新的总书记出来。1943年时,周恩来说:“遵义会议后,博古继续领导困难,再没有人服了。当部队行进到四川、贵州、云南交界地方,在一个叫‘鸡鸣三省’的庄子里,毛主席把我找去说,洛甫现在要变换领导。毛主席说服了大家,当时就让洛甫做了。”周恩来这一说法只是叙述了大致事实,但口吻则很容易形成误导,似乎洛甫做总书记是毛泽东恩赐的。从当时的情况来说,在四个常委里,替换博古的最恰当人选无疑是洛甫。选总书记与遵义会议已经完全不同,遵义会议是军人要取消“三人小组”,因此朱德使用了武力威慑进行干涉,选总书记则完全就是党务问题,只能局限在政治局范围解决,这样,毛泽东就占不了多数,以国外帮为主的政治局绝不会愿意让毛泽东坐上这个位置,而周恩来由于在遵义会议上的突然倒戈,也已经不能被国外帮所完全信赖,在这种情况下,为人相对比较正派、比较书生气的洛甫自然众望所归,这样一个平庸的“好人”总书记是皆大欢喜的。这一权力变化在法定意义上仍然维持了国外帮的政治优势,但由于洛甫不是一个具有领袖气的真正政治家,其弱势也成为了毛泽东之后扩展权力的基础。

      洛甫担任总书记之后,采取了无论什么决策都开会甚至是开二十人左右的会议进行讨论表决的方式,这样,无论是谁都不能掌握绝对权力。在这种情况下,进行军事决策的权力就依然主要掌握在周恩来、朱德手上,而周恩来则已经改变风格,基本顺从着朱德的主张,事实上,周恩来对眼前红军比南昌暴动后远为严峻的境遇本就没有任何办法。朱德指挥红军进入云南后,又折返贵州。2月18日,朱德带领红军第二次渡过赤水,突然进攻遵义,击败了吴奇伟、王家烈,俘虏三千多人,重新占领遵义城,获得了“突破”以来红军的第一次胜利,不仅使红军得到了一些补充,更是大大振奋了士气,恢复了大家的信心。

      大家信心一恢复,就在洛甫主持的会议上,多数人赞同林彪来电提出的建议,决定进一步去打鼓场的一股敌军。夜里,毛泽东打着灯笼找周恩来,提出还是不打的好,理由是虽然红军占优势,但会失去时间,使周边敌军围过来,红军跑不掉。毛泽东这一否定性意见的正确性并不充分,但当时周恩来觉得有道理,于是就不打了。这说明毛泽东至今还没有军事决策权,下最后决心的依然是周恩来,而指挥权则在朱德手上。周恩来同意了毛泽东的主张后,毛泽东又进一步提出,希望集中权力,放弃洛甫什么都开会讨论决定的方法。应该说,毛泽东这一建议在当时是正确的,是完全符合实际需要的,因此,又获得了周恩来的支持,洛甫则很洒脱,觉得自己不懂军事,掺和在里面没有什么意思,这样,就组织了一个由周恩来为首,毛泽东、王稼祥辅之的“三人团”,作为最高军事决策机构。这是毛泽东权力的一次质变,他终于有了明确的军事决策参与权,而不再是作为政治局常委参加军事决策的讨论。“三人团”的本质,是取消了中共中央在军事决策方面的权力,同时,也是将周恩来原来的权力分解为了由三个人共享。由于王稼祥只是政治部主任,以及健康和军事门外汉等原因,王稼祥实质上并没有什么权力,因此,中共中央角度的军事决策权就是由周恩来、毛泽东分享。

      土城战役时,朱德让毛泽东指挥,实际上是再次干政,试图让毛泽东亲手打一个“突破”以来的第一个胜仗,以实际确立毛泽东的军事领导地位和提高他的威信,结果捧了个刘阿斗,终究不懂战场指挥的毛泽东不争气,在前面战场上指挥的彭德怀也没有打好。不然,毛泽东的军事地位在土城战役之后就可以解决了。现在毛泽东成了“三人团”之一,最根本的好处是终于可以直接与朱德一起进行具体的军事合作了,这样,朱德支持毛泽东就自然名正言顺起来。“三人团”不管有怎么样的权力,最终进行决策和指挥还是不得不要通过朱德,并使用朱德的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和总司令的法定名义,因此,所谓“三人团”,实质上是“四人团”,而“三人团”当中任何一个人权力大小都取决于朱德的合作程度。毛泽东一进入“三人团”,实际上就是形成了朱、毛的合作,周恩来的权力进一步萎缩并被边缘化。这一情况显然是马上被所有人省悟到了,于是,在“三人团”组成之后,任何人都已经无法阻挡朱、毛的紧密合作,洛甫也就进一步洒脱起来,同意了建立以朱、毛为首的前敌司令部。

      1935年3月4日,中革军委宣布组建前敌司令部,由朱德任司令,毛泽东任政委。到了这时,毛泽东总算获得了真正的军事决策权。所谓前敌司令部,所指挥的是全部中央红军,实际上是取代了红军总司令部的地位和权力,这时候所有问题都可以由朱、毛两人决定了,至于周恩来则实际失去了最后决策权,朱、毛只要对他表示尊重即可。这样,红军就再一次成为了“朱毛”,从而,中共也就实质性地成为了“朱毛”。由于朱德的非职业政治家倾向,中共也就奠定了成为毛泽东的中共的历史基础。这是周恩来用李德取代朱德的最终结果,也是遵义会议所导致的最后结果。也就是说,遵义会议后最关键性的权力变化,并不是组成所谓“三人团”,“三人团”只是一个桥梁或过渡,真正关键的是以朱德为司令、毛泽东为政委的前敌司令部的组建。

      由于遵义会议是一次向军方扩大的会议,并且朱德在会议上使用了“兵变”威慑,从而使得会议的结果变得毫无悬念,而遵义会议之后,朱德扶植毛泽东和选择毛泽东为主要合作者,最终形成了“朱毛”局面,这当中存在着深刻的军人干政要素和倾向,从而开启了中共的军人政治趋势并形成为了一种传统,虽然后来无论是毛泽东还是朱德,都尽力限制军人政治倾向的发展,但军人政治仍然成为了中共政治的一个内在固有属性。从此,军人长期地成为了中共党争和权争的决定性力量,军人政治家或政治家军人的实际政治作用与他们的党、政地位或职务并不需要成正比。这是理解中共历史的关键性钥匙之一。就朱、毛本身来说,他们都为此背上了沉重的历史包袱。

    • 家园 薄熙来并没有倒下,反之还将站得更高

      薄熙来并没有倒下,反之还将站得更高

      作者: 看山

      摘要: 薄熙来,当代中国政治和思想生态中的一个巨大符号,现在看来似乎是确凿无疑地倒下了。在巨人倒下的轰然声中,有人欢笑,有人悲泣。“薄熙来为什么倒下?”,这问题如同一个魔咒,吸引着各个方向的人向它走近,给出不同答案。

      薄熙来,当代中国政治和思想生态中的一个巨大符号,现在看来似乎是确凿无疑地倒下了。在巨人倒下的轰然声中,有人欢笑,有人悲泣。“薄熙来为什么倒下?”,这问题如同一个魔咒,吸引着各个方向的人向它走近,给出不同答案。疑问依然高悬着,它的跨度将超越十八大。这确实是一个斯芬克斯之问,由此形成的不同共识,或许将决定未来中国的走向和命运。

      一,天意,抑或人谋?

      欢呼“薄熙来倒下”的人群,倾向于将此视为一种天运。许多人认为,这说明“天佑中国”,在正确的时间发生了正确的事:恰恰赶在十八大即将召开的节骨眼,次第发生了海伍德案和王立军滞留美领馆事件,这不是天意是什么?天要薄熙来亡,薄不得不亡。更有人将这种“天意论”赋予一种历史决定论色彩,例如荣剑先生在其《回望重庆》系列文章中称:“逆历史潮流而动,违背人民意愿的任何行为,不管是否具有多么鲜艳的红色面目,都注定无法长久持续下去。”——荣剑先生的文章,我是佩服的,但这话就有点看不懂了:“历史潮流”和“人民意愿”这些东西,什么时候在中国这么管用了?如果真管用,那么当年的胡耀邦、赵紫阳、方励之,今天的刘晓波,是不是也是被这个东西刷下去的啊?

      天意论虽可让支持者产生一种“天命在我”的情怀,大涨己方威风,大灭彼方志气,但将这样一桩足以改变中国命运的大事,轻巧地归功于天或者“历史潮流”,无异于把数年来为了“这一天”而殚思竭虑谋篇布局、风尘仆仆推波助澜的人之功劳一笔抹杀,令他们成了无名英雄。虽然来日论功行赏时,他们还可站出来说“这是我干的”,甚至手书回忆录名传后世,但此时此刻,因为“天命”而喜悦或悲愤的那些人,岂不要凭白浪费几多感情?人民的意愿既不可违背,人民的感情也不可戏弄,因此还是直接走近真相的好。

      真相就是“人谋”。通向重庆变天的每一步,都可以看到人谋的影子。早在几年前,就听说京城成立了一个“倒薄联盟”,成员涵盖政、商、法、学、媒,范围遍及全国各地,联通海外。更重要的是,那些方便出头露面的,还只是帮闲、跑腿、骂阵之流,真正有分量、有力量的大人物,隐身于大旗幕后。这个联盟已知的工作是:致力于搜集(能编造就编造)一切不利于重庆的证据,联络和整合一切反重庆的人脉与资源,给重庆制造所有可能制造的麻烦,大造丑化重庆的舆论,将重庆的所作所为定格为“逆历史潮流而动,违背人民意愿”……方舟子曾公开表示,几年前有南方系的人找到他,希望他证明王立军的文凭造假,被他拒绝。于此可见,这个联盟的运筹之细、耕耘之深。

      几年来,相信这个联盟及其背后大佬已经播下很多种子,尝试了很多突破方向。重庆“千日维新”的过程,就是反对阵营罗织罪证、张开罗网的过程。荣剑先生以为:“从(重庆新政)最初实施情况来看,外界的总体反应尚偏于正面”,“即使那些批评者,也是抱着先看看再说的态度,并未从一开始就发出反对的声音”——这只是浮在水面的表像,水底下却是潜流汹涌,虽然没怎么发出声音,但早已在制造风浪,只是很多时候制造出来的,仅仅是几个水泡而已。应该说,“李庄案”是这个联盟取得的第一个突破,也是各方联合协同作战的一次大演习。一些没有进入“倒薄联盟”圈子,仅仅从价值立场上反感重庆的人,天真的认为,重庆模式之所以首挫于“李庄案”,是因为“蔑视法律和道义的行为,最终一定不可收拾”;联盟圈子内的人,更乐于让人们这么认为。前一部分人忘记了,出面“收拾”重庆的,恰恰是制造了陈光诚案、艾未未案等更加“蔑视法律和道义的行为”之党中央。李庄案与陈光诚案、艾未未案以及全国大大小小至少数以千计类似案子的区别是:前者或有程序的瑕疵,但重庆打黑的结果是好的,赢得了重庆绝大多数市民的称赞和拥护,虽于程序正义有损,实质正义却无亏;而后者不但在程序上更加肆无忌惮,甚至有的还直接取消程序,结果也为民诟病,或者直接就是官黑一家,夺民生计,既损程序,又亏实质。试问:制造了这么多有过之而无不及“蔑视法律和道义的行为”之党中央,怎么可能因为区区程序瑕疵而“收拾”重庆?这种“只许州官放火,不许百姓点灯”式的“收拾”,真的能挽救“执政党在改革开放中积累起来的政治信用和合法性”吗?拿下薄熙来、王立军,难道就说明中国朝向“真正的法治”了?重庆对李庄的做法,最多只是对法治不够尊重;而中央对重庆的做法,完全是取消了法治。正如“人民声援运动”的公开信所言:“党的文件说薄熙来违纪,现在中国共产党违法。”——当年的李庄还有强大的律师团队为其辩护,主流媒体也几乎是一边倒的声援;现在的薄熙来、谷开来声息全无,人们只能坐听党中央、主流媒体、主流知识分子以及海外舆论联手对着空气发功。

      “李庄案”之程序瑕疵,绝非“实属罕见”,而是全国各地所在多有。重庆与其他地方的区别在于,前者的结果是利民惩黑,后者的结果是利官损民。真正“实属罕见”的,是公众对“李庄案”程序瑕疵的聚焦烈度,以及公共话语将这种瑕疵上升的伦理高度。能够做到这一点,不仅仅是因为李庄背靠的由某太子主办的律师事务所有惊人能量,聚拢了大量政法、政商和舆论资源(这也可构成判断“李庄案”是非的另一视角:太子党的牙口、肠胃,众所周知,现在有一位大太子竟然选择律师行作为发家之所,不难想象他们打的都是一些什么官司),更是由于“倒薄联盟”的运筹、组织得力,一下子重庆的行为变得“人神共愤、千夫所指”,打黑的人变得似乎比强奸邓玉娇的人、奸杀王家飞、王家红姐弟的人更可恨。

      “李庄案”还只是“倒薄联盟”第一次“浮出水面”,他们真正搅起杀伤性风暴的,是辽宁铁岭的谷凤杰案,将王立军发迹之地的铁岭公安局一锅端。现在还无法确知,当时策划者的初衷,究竟是搜罗罪证以打倒王立军,断薄熙来一条臂膀;还是敲山震虎,逼重庆自乱阵脚。如果是后者,那就太可怕了——后来重庆事变的每一步走向,似乎都在策划者的遥控之中:“倒薄联盟”就像在操作一台爆米机,按下按钮,这一头玉米籽进去,那一头爆米花出来。

      不妨采用现在流行的拼图方式,按时间顺序来还原重庆变天的几个关键步骤。去年6月,辽宁谷凤杰案发,王立军过往的劣迹和瑕疵进入被放大镜、显微镜审视的阶段,重庆震撼;8月,中纪委高层赴重庆,据说还随身携带两明两暗4个调查组,对王立军形成“即将采取专政行动”的心理高压;王立军很明白自己在铁岭留下了什么样的尾巴,更明白铁岭专案组得到他的资料只会比他本人知道的多,不会比他知道的少,无论问题大小,对正处在仕途上升高速路段的王立军,都是不可接受的;在心理高压下,即使有薄熙来作为后盾,“中纪委将拿他怎么办?”这一问题,仍时时撩拨着他的神经,以王之大胆彪悍,乃决定窃听中纪委;对中纪委在重庆高层的窃听,显然不止一次,而是持续了一段时间,夜路走多终遇到鬼,当中纪委高层与中央主要领导人通话时,窃听被中央发觉,王立军问题的性质乃改变;诡异的是,面对如此性质,曾经将中办主任杨尚昆打落尘埃的严重错误,中央竟然没有对王立军采取任何实际性处理,仅仅是加强了调查;可以想见的是,同时有“好心人”将中央已发现王窃听的事实告知重庆,王的心理压力更大,重庆最核心的部位开始出现裂纹。

      在这里,有必要说明一句:由于窃听是针对中纪委对王立军展开的调查,而王立军本身又有窃听之能(他后来直接启动了对薄的窃听),所以薄熙来事先知情的可能性很小。当事后知道王立军窃听并被中央发现后,由于性质不同,薄不可能再对王表现出大包大揽;在王的感觉中,这就是薄有可能弃子的表现——策划者的图谋终于生根发芽了,经过种种巧妙运筹后,“倒薄联盟”进入“听胡”阶段。王立军确有理由对薄熙来心怀怨愤:自己在铁岭那点事,比起别人来根本不算事;如果不是追随薄熙来“打黑”成为众矢之的,自己又怎么会暴露在中纪委的枪口之下,何必冒风险搞窃听?现在眼看事情闹大了,薄熙来竟有“切割”之意,王立军焉能不愤愤不平?中央将王立军窃听事件拖得越久不处理,王心中那根愤愤不平的幼苗就成长得越茁壮,最终演变成“搜集薄的不利证据,要么逼薄与自己绑在一起,要么出售以邀功”这样一种清晰思路,并利用自己手中权力,开始了对薄的侦察和窃听。11月海伍德案发,成为底定胜负的关键一子。按常理说,此案事涉友邦,中央既敢在事后公开宣称有证据显示为他杀,薄家人有涉案嫌疑;而且王立军在赴美领馆前,也事先安排了人手定时向南方系爆料以作为保险,此案之“做实”应无疑义。但疑窦在于,此时的薄、王之隙,虽然还没有公之于众,然谷开来岂能不知?如果真的事涉凶杀,薄、谷又怎么可能让王有接触事态、甚至掌握证据的机会?从人大记者招待会上薄的态度看,他自信自己是没多少问题的。因此,真相就有了另一种可能。

      王立军太需要一根救命稻草了,他必须掌握薄熙来的致命要害,才可能从绝境中突围而出。如果没有很清晰、确定的证据,对于这个敢于窃听中央的人来说,含糊的可能性也不妨做成确定——批评者不是一直说,王立军早就是这样干的吗?毕竟,薄熙来作为当下糜烂官场中一员,王立军和其他人一样,不相信薄会“出污泥而不染”。薄肯定有问题,关键是要给出一个“必须查他”的借口,将其置于聚光灯之下,这是王立军和“倒薄联盟”不谋而合的思路。王立军的作用,就是提供了一个这样的借口,并且以“滞留美领馆”的惊人剧目,使“查薄”如箭在弦上——当箭射出去后,对借口的真伪就不能置疑了,必须众口一词。

      此时此刻的中央,对薄熙来罪证的需求与王立军同样迫切。只有像海伍德案这种大罪,才能将薄熙来一击而倒,并且不起波澜。面对友邦和党内支持薄的力量(人民是无关紧要的,不在考量之列),中央确实不太可能自己出手制造假案,毕竟现在已经不是“中央文革小组”时代了。但如果是王立军在基层早已做好了铺垫,而且一口咬定,中央只需要顺手推一把,相信乐于顺手一推的,大有人在。正因如此,在这个国家和地方的领导人曾经大部分被以诸如“叛徒”、“内奸”、“投降派”、“反革命”之类罪名打倒,而且似乎还证据确凿的国度,一日薄熙来、谷开来不能站出来自由、公开地说话,一日人们有理由怀疑此案到底是“确实”,还是“做实”.

      二,中国为什么需要薄熙来?

      在宪政民主成为普世话语和政治正确的今天,可能大多数知识分子都相信,民主化是当下中国的唯一出路。这些人忽略了一个根本问题:民主化也需要前提和条件。抽象说,民主是个好东西,中国也终有一日会实现民主,但民主并不是当下中国的迫切问题所在,也不是解决问题的对症之方。

      首先,民主的良好运行需要一定的社会经济基础,简单说就是一定的人均收入水平,中产阶级作为主导成分的橄榄型社会结构。在缺乏上述基础的转型国家,罕见民主制度运行的成功案例。究其原因,民主制度的政治决策间接诉诸民意,而在金字塔型社会的内部,贫富两端的利益矛盾尖锐,冲突难以调和,社会情绪易趋极端,民主制这种自下而上的政治结构和社会秩序,难以稳定。不是经常陷入两极对立的动荡,就是精英阶层(权贵资本)为了自身的利益安全、同时也是为了社会全局的稳定,“不得不”扭曲制度,将诉诸民意的程序歪曲成持之一端的权柄,民主徒有其形。

      这还只是民主社会本身的运行条件,由非民主社会向民主的转型,所要求的前提更苛刻,因为它需要经历一个先破后立的过程,其间社会秩序必然出现空档与缺口。即使只从避免大的动乱这一最基本要求出发,至少也需要社会内部没有积累大的矛盾和怨恨,社会情绪相对平和。否则,从长期压抑中解脱出来的双手,第一件要做的事就是报仇解恨,如此又怎么会有构建民主所必须的协商、退让和妥协精神?社会又如何走向有序?坐在“原罪”火山口上忽悠民主,富豪们就不担忧自己的身家性命吗?如果9常委中大多数人的身家都数以亿计,你让他们怎么敢答应开放政治参与、实行官权民授?在这种积怨深重、矛盾尖锐的社会条件下,如果既得利益群体还支持民主,那只说明一件事:他们心中所想的“民主”,和你心中所想的不一样,和他们口中所说的也不一样。这种“民主化”,对于经济既得利益阶层来说,就是经济政治的一体化;对于政治既得利益集团来说,就是权力分配的一劳永逸,正像国企私有化是对利益分配的一劳永逸一样。

      因此,民主化的前提,是必须化解过多的社会积怨和不公,这也是当下中国最亟待解决的难题,无疑也是民生之外,大多数中国人最关注的问题。这个问题一日不解决,民主化在中国一日不可能真正成行。要解决这个问题,必须进行一次目的在于矫正社会正义的利益再分配。普京就是因为进行了这种矫正,声誉才达到最高峰,才能带领俄罗斯走向复兴。矫正的幅度和范围,可以视具体情况和条件而定,但这一程序必不可少,这是完成社会正义、稳定人心的必要仪式。否则,良性的民主化就只能贻之于分配关系稳定的几代人之后。

      这种矫正,直指最强大的利益集团,难度可想而知。它的启动、进行和完成,需要一个能够摆脱利益集团纠葛的政治强人。薄熙来就是这样一个人,而且是在世政治人物中唯一符合标准的人选。正如胡耀邦、赵紫阳成了右翼的图腾一样,在今天,薄熙来也成为左翼民众的图腾。但薄与胡、赵不同。胡、赵之赢得拥戴,仅仅是因为思想倾向符合右翼的期待,这在当时的政治领导人中属于凤毛麟角。但胡、赵的政治主张是否真的和拥戴他们的人一致(在这方面胡一辈子也没达到要求,赵只是在下台后才有所表态),胡、赵上台后又能否实现这种主张,支持他们的人心中也没有数,只是打着能够往前推一步就推一步的算盘而已。薄熙来则不然,他不但提出了明确的、符合左翼期待的主张和方案,而且展现了足以践行方案的能力。在支持者的心目中,他既知道要做什么,又能够把事情做好,他是真正的理想化身。通过唱红、打黑、除恶、肃贪,他表达了一种矫正正义的愿望、意志和能力;通过重庆的民生建设,他在让部分人感受实惠的同时,更让大多数人看到了远景。支持他的人奔走相告:这样的领导人,这样的未来中国,正是我们想要的。

      这样一面旗帜,这样一套解决方案,如果由“第四代”提出来最好,当代中国的历史进程,由此可画出一个圆满的弧形,一切议程在时间上都衔接了。但是,“第四代”限于识见、能力和魄力,蹉跎十年。“第五代”当然也可以接过这套旗帜和方案,但要取得民众的信任仍然是一个难题。人们凭什么要相信他,相信这个此前一直循规蹈矩、泯然众人的人?同样的事情,不同人操作,结果显然不一样。恐怕没有多少人会相信:没有邓小平,中国也照样能成功迈出改革开放的脚步。所以,薄熙来在今天倒下,也意味着中国的社会进程在某种意义上被中断,民主化再次置后,启动的可能性遥遥无期。那些致力于打倒薄熙来、欢呼某些忽悠政治改革口号的人,以这种方式正在离自己最终的目标越来越远。

      这也是薄熙来真正的罪状——在“第五代”还须藏锋韬晦、不能自我展露的敏感时期,薄熙来走出了自己的路,让其他人无路可走。9常委董事会当然各有各的利益,相互之间也在博弈,但如果把他们视为一个整体,那么这个整体至少名义上的共同利益是十八大交接班的顺利稳定,薄熙来成了这种稳定的潜在威胁。搬开这块石头,在董事会层面很易达成共识,何况似乎大家还都有饼可分.

      董事会层面的大局需要,“倒薄联盟”系统的布局谋篇、穿针引线和推波助澜,这才是“薄熙来倒下”的真正原因。薄熙来终于倒下了,就在中国最需要他的时候。但是,即使薄熙来的仕途终结,也并不意味着这个政治符号生命的终结。反之,就像历史曾反复表明的那样,薄熙来倒下得越彻底、越悲壮,汇聚到这个符号上的能量越大,薄熙来停留在民众记忆中的时间也越久远。自毛泽东以后,左翼终于又有了自己的第二具图腾。随着时间的推移,这幅图腾将越来越高大。当代中国能够孕育出第二具左翼的图腾,实在是因为现状“太右”。

      从这个意义上说,中国需要薄熙来。薄熙来并没有倒下,反之还将站得更高

    • 家园 挖空心思脑补权斗内幕的,搞出脑损伤算不算工伤啊

      看啥啥都是阴谋诡计,看谁谁都是奸险小人,这种心理阴暗扭曲的人真上了台还了得,除了搞人还能搞啥

    • 家园 为什么总有人觉得自己

      能居高临下,穿越般的高屋建瓴的评价历史长河里的各种风云人物

      而且是在几乎无知无畏的状态下进行。

    • 家园 经过我的研究

      我发现,其实在井冈会师的时候,朱和毛秘密达成了个协议:当年朱德虎躯一振,毛泽东彻底臣服,毛自觉和朱换体,自那天起,毛其实是朱,朱其实是毛,所以,看似毛领导了中国革命,其实这一切都是朱的功劳-----度量深似海,名义的毛实际的朱是这样称赞名义的朱实际的毛的,所以,看似名义的毛实际的朱称赞的是名义的朱实际的毛,其实,名义的毛实际的朱称赞的是虽然是实际的毛但却人所皆知的朱。

    • 家园 又是权斗,仿佛一切都是权力斗争

      还是多点主义吧。毛周朱起码在救国救民的主义上是一致的。不象你说的那么都是权斗。历史都象你们这种人解构,都窄成什么了。不谈逻辑上的错误,谁信谁气量窄。

      • 家园 阴谋家从春秋战国时就有,可见几个称王称帝的?就是有,又有

        哪一个长久了的?这些人想从根上颠覆共和国的阴谋是不可能得逞的,历史不是谁都能左右,诚然历史是由人创造的,但显然他们还不够这特质。

    • 家园 呵呵,把老毛说得在军事上如此不堪

      粗粗一看,太多私货,同时打击了毛和周。目的太明显了。。。

    • 家园 看不懂,

      不厚可与毛并提?

    • 家园 时代不一样了

      毛可以依靠路线斗争和理论洞见获得自身的权力基础,也就是说可以依靠路线正确来获取盟友,而足够强大的盟友也是他获取权力的关键。不厚最瘸腿的就是没有足够的强大盟友,而幻想依靠路线斗争手段搞民粹路线,这种幻想主义、左倾冒进和毛主席的政治手段相比就已经差了n个档次了。

      • 家园 老毛也有靠边站的时候啊。
        • 家园 老毛一靠边,

          他们就都不灵了。如此多的牛人也没有能拯救红军的命运。

          否则,老毛不就一直靠边下去了吗。

          • 家园 这倒也是。可是现在不厚靠边

            要是现在没有了不厚,大家都还很灵,那就说明不厚没有那么厉害。

            如果没有了不厚,大家就都不灵了,到时候自然会有人再请不厚出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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