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忆往昔之老毛出道不易，看今天薄哥不能趴下。 -- 拿不准

　老高按：上个月，一位朋友向我強力推荐顾则徐所著《朱德别传——与毛泽东的恩恩怨怨》（上下册），说你看了之后，一定

　　1928年4月中旬，在井冈山下的宁冈砻市，朱德与毛泽东见了面。这一在中共官方党史中被称为伟大的“朱、毛会师”确实是历史性的一次会面。那些正在为中共六大而勾心斗角的瞿秋白、周恩来、李立三等人，以及准备彻底控制中共的斯大林、布哈林等，并不知道，中共的基本命运已经在一个偏僻的小山镇被奠定了。朱、毛会师的核心意义在于，中国最天才的政治谋略家与中国最天才的军事家走到了一起，一个伟大的枭雄与一个伟大的英雄走到了一起，于是，历史就被创造了。但同时，朱、毛之间的矛盾，也伴随着他们的生命历程而深刻地贯穿在了历史当中，影响甚至左右了历史进程。

　

　　

周恩来是非常阳刚、铁腕的人物

　　在中共官方党史和一般民间的中共党史评价中，周恩来普遍被认为是个缺乏野心、不窥视最高权力的人，这并没有足够的依据。在旅欧期间，还在张申府在欧洲的时候，周恩来就实质性地架空了张申府对法国派系的权力，张申府离开欧洲后，周恩来更使自己成为了旅欧派系的头号领袖。在黄埔军校和广州期间，周恩来很快就成为了中共实力派的头号首脑。北伐战争中，国民革命军的政治权力被邓演达掌握，周恩来如果呆在军队，不过就是邓演达的副手，因此，周恩来跑到了上海，马上成为领导上海工人武装暴动的头号首脑。南昌暴动时，他又成为了头号首脑。虽然有一段时间顾顺章在中共地位高于周恩来，但周恩来仍然强有力地做到了对顾顺章的特工系统进行控制。可见周恩来并不是一个柔性人物，不光不柔性，而且从他残暴地杀掉顾顺章一家九口人、控制中共特工系统、一贯提倡并坚持抓军事来说，他完全是个非常阳刚、铁腕的人物。中共“六大”期间，由于他是中共旅欧共产主义派系的首脑，既没有因为暴动问题受处罚，但也没有成为中共最高领袖。回国后，李立三的实际权力本来低于周恩来，但周恩来成为了李立三的副手，很多研究者以此证明周恩来没有野心，其实，这完全是由于在控制傀儡向忠发的问题上，周恩来实在没有办法跟李立三竞争，向忠发本来就是李立三牢牢控制着的傀儡，这种特殊“权力”没有人可以取代，即使这样，周恩来也是比中共其他人强大得多，获取了仅次于李立三的实际权力。一个没有野心的人，怎么可能做得这么“完美”？其实，有野心并不是什么坏事，只有在皇权观念中“野心”才是被认为不道德的，但即使按照皇权观念，在“皇帝”未出的时代，空着的皇位面前是人人机会平等的。

　　周恩来到中央苏区后，冷酷的他非常强硬，所采用的手段也很高明。他对毛泽东是挤一下再用一下，最后借助项英、任弼时势力的力量，彻底排挤掉了毛泽东。对项英、任弼时，由于他们背后站着中央，周恩来采取了联合、制约的方法对付。在几乎所有的条线上，周恩来都坚定地安插了自己的亲信，在苏区和红军中迅速布置下了自己的庞大网络。周恩来最铁腕的动作，是很快就建立起了忠诚于他的专门肃反机构和情报、特工系统，把对大多数人的生杀大权牢牢掌握在了自己手上。周恩来这时候显示出了并不亚于毛泽东的独裁倾向，苏区几乎所有条线的工作都必须要经过他，几乎所有方面的决策都要经过他同意，只是他在比较强硬的项英、任弼时面前表面略软一些，但在似乎不很强硬的朱德跟前，他就很强硬了。在博古到中央苏区前，周恩来是中央苏区实际上的最高领袖。博古来了后，周恩来处于党内最大的实力派地位。

　　周恩来比之毛泽东并不缺乏政治手腕和野心，甚至可以说在政治权斗的技术处理上，周恩来更加老到、精细和毒辣。周恩来致命的缺陷不是缺乏野心，也不是什么他性格阴柔，而是他缺乏毛泽东的悟性和创造力。毛泽东善于领悟和总结，他可以很机敏地从别人的成就中领悟并总结出某种原则，并进行创造性发挥，提出自己个性鲜明的主张。周恩来则不具备这样的能力。这一缺陷所导致的后果是很严重的，毛泽东可以不患得患失，动辄提出这个主义、那个路线，大刀阔斧，不管是恨他还是爱他的人，只要同意他的主义、路线的，就成了他的人马、势力，周恩来则只能兢兢业业，事无巨细地到处插手，然后将功劳归到自己名下，用堆积功劳的办法确立自己的权威。李德说周恩来，“第四次反‘围剿’军事上的成就，大大提高了他的威望，他把这些成就完全算在自己的功劳簿上”。这种做法与毛泽东不讲功劳讲主义、路线，境界要低多了。

　　周恩来将第四次反围剿成就“完全算在自己的功劳簿上”，与他晚年试图把自己打造成完人形象，在思维和格调上是一致的，但却是非常成问题的，这不是窥视最高领袖地位所应该做的，与毛泽东相比，确实是低了一个档次。无论是红军时期，还是建国后个人崇拜到全国晕头的时候，毛泽东都不敢轻易说这个仗、那个仗是自己打的，他很清楚自己不是军人，周恩来则曾经有过军衔，身份模糊，但在职业军人眼睛里，他终究不是军人，而是军队政治工作人员，也没有真正具体指挥过作战。龚楚回忆周恩来一次作军事报告后，军人们觉得很惊讶，结果项英说出来是几个人讨论了几天的结果，可见人们并不认可周恩来是懂军事的人。何长工晚年回忆朱德说，第四次反围剿“自始至终是他指挥的，他是现场指挥员”，并说“李德是以后才来的，他洋鬼子，哪有总司令的经验丰富”。可见，何长工这样亲身经历的红军高级将领，始终很清楚第四次反围剿的真正指挥者是朱德。

遵义会议前朱德铁腕定鼎

　　就红军战略而言，通道会议和黎平会议已经完成了转折，黎平会议明确中央红军的目标是创建一个以遵义为中心的川黔边根据地。但是，这两个会议都开得十分匆忙，中共中央需要作进一步的详细计划，因此，在进军遵义的过程中，要在遵义开一个充分的会议已经是中共高层人尽皆知的事了。也就是说，这个会议本来是一个关于以政治策略和重建根据地的会议，但当会议开始之后，在早已预谋的毛泽东策动下，方向完全转变了，开成了一个关于军事路线问题的会议，而军事路线问题的实质，则是军事决策权从而也是在当时的中共实权的调整。

　　红军“突破”（即“长征”之意，“长征”一词是出发之后很久才提出來的，刚开始中共中央和红军所用之辞，是“突破”或者“转移”等。——老高注）后，毛泽东虽然没有权力，但名义上的地位很高，既是中共政治局委员，又是最高“政府”首脑，因而有能够比较自如活动的空间，从一开始踏上突破之路时，他就开始了被美国人哈里森·索尔兹伯里在半个世纪后写的书《长征——前所未闻的故事》里称作的“担架上的‘阴谋’”。毛泽东之所以在担架上进行活动，是为了与王稼祥进行联盟，当时王稼祥因伤躺在担架上随军委纵队行动。王稼祥本来已经是毛泽东的支持者，但仅仅支持并不够，毛泽东还需要他成为自己的同盟者，成为一个积极的共同主张者。毛泽东做到了这点。有了王稼祥的同盟，毛泽东与王稼祥又争取到了洛甫的支持。这样，他们三人就形成为了一个小集团，在遵义也是住在一起。

　　试图调整军事路线和权力的问题已经不是一般的政治分歧，毛泽东仅仅得到王稼祥的同盟和洛甫的支持，并不能够达到目的。王稼祥和洛甫虽然是中共政治核心人物，但相对权力较小，也没有什么实力。毛泽东的成功与否关键是在两个目前的实权人物周恩来和朱德手上。毛泽东与周恩来、朱德的关系实在太微妙，他没有对他们有任何活动，也不敢轻易进行。虽然周恩来在军事立场上已经倾向毛泽东，但这种倾向也可以认为是对朱德的倾向，在政治阵营和派系上周恩来仍然属于博古一帮。朱、毛之间在军事上的想法彼此十分清楚，根本不需要进行沟通，但毛泽东同样心底很明白朱德始终没有放弃对毛泽东的不满。对这样两个决定性的人物进行活动，弄不巧反而后果会很难堪。这方面毛泽东只能是听天由命了，反正，即使达不到目的也没有关系，能够在政治局里形成自己的小集团就已经足够满意，是很大的成功了。

　　对毛泽东“担架上的‘阴谋’”，博古、周恩来也许知道，也许不知道。即使知道，至少在反应上是很迟钝的，因为，没有任何资料说到他们有过相应的准备行动。也许，他们根本就没有把毛泽东太当回事，因为，在政治局里，即使已经有王稼祥、洛甫的合作，毛泽东的势力仍然是比较小的。还在进行“突破”前，在安排人选的时候，博古、周恩来愚蠢地将老练的项英留在了中央苏区做最高领导，这可能仅仅是因为项英一直反对他们的大屠杀，但项英并没有在意，还特地提醒博古，叫他们千万别带毛泽东走，但博古拒绝了项英的建议，可见他并没有意识到其中的后果，或者明知道毛泽东将会捣乱也并没有在乎。

　　博古、周恩来之所以会犯轻视毛泽东的历史性致命错误，根源在于他们忽视了朱德这一关键性因素。从周恩来到中央苏区的一开始，周恩来就忽视了朱德在党内斗争中的重要性。博古到中央苏区后，同样也是继续犯了这一错误。朱德不参与政治权争和老实人的态度，以及他作为职业军人的服从命令特点，蒙蔽了专门的政治家们，朱德几乎没有任何抗拒就让李德取代了自己更是强化了他们的错误印象。他们几乎没有注意到，朱德作为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红军总司令，实质上已经是中共最重要的核心领袖之一，而作为政治局成员之一也事实上成为了一名政治家，他不只是一名完全的职业军人了，不可能不关注党内最高权力的权争和其它政治问题，他不卷入终究只是一个暂时现象。一当朱德卷入政治权争将会如何？一当朱德站在毛泽东一边将会如何？在中共遵义会议之前，只有毛泽东非常清楚这点，并有过切身的深刻体会，所以，他始终非常小心翼翼地处理着与朱德之间的关系。

　　朱德是个反对党的权力漫无边际地管理、指挥一切的人，也是个反对枪指挥党的人，他与毛泽东的冲突正是在这两个方面发生的。朱、毛冲突的起点，是枪指挥党的问题，是井冈山时毛泽东作为红四军党代表和军委书记去指挥地方党。在党指挥枪的前提下，朱德希望寻找比较好的党的领导进行合作，因此，中共中央到中央苏区他很高兴，同时也不去参与和干涉党的权争，但现在情况完全不同了，已经涉及到中共中央和自己的军队生死存亡的问题了，他不参与和干涉政治已经不可能。对朱德来说，现在是必须要进行决断的时候了。就他的军事经验来说，他不会认为所谓的川黔边根据地计划将是可行的，遵义地区是个鸦片多于粮食的赤贫地方，在这样一个地方要弄一个有规模的根据地本就缺少基础，而且，强大的国军也会很快追击、围拢过来，如果不解决军事决策权问题，就将是毁灭的前途，而军事决策权问题最终就是一个政治权力问题。

　　有一个因素强化了朱德的决定性分量。博古、周恩来的权力合法性实质上是来源于莫斯科，但现在这个来源已经中断。1934年8月，在共产国际关于中央红军“突破”问题的含糊的答复指示之后，中共上海局突然被国民政府特工机构破获，这样，中共中央与莫斯科的联络就中断了。这意味着博古、周恩来已经不能得到莫斯科的支持。在这样的情况下，政治权争的胜负表面上就完全取决于了投票，但实质上则是已经取决于以朱德为代表的军方实力派的取舍。博古、周恩来显然对政治局内的投票还充满信心，却没有注意到命运现在实际上已经掌握在了实力派手上，而所谓的实力派，现在也就是军方，具体说来，就是朱德之手。

　　当朱德准备干涉政治，选票问题对于韬略深厚的他来说，并不是什么问题，这是个轻易就可以解决的“难题”，而且，一解决就解决到彻底。朱德的第一个动作是用铁腕轻易制服了一直在自己面前装老大的周恩来，同时也救了这位自己的入党介绍人。朱德的总司令部设在黔军第二十五军第二师师长柏辉章新修的私人官邸，朱德与周恩来的房间同在主楼三楼，因此是邻居，彼此谈话很方便。在访问过周恩来本人和不少中共要人的英国学者迪克·威尔逊的《周恩来传》里介绍道：“据说，他（本书作者注：指周恩来）的老朋友朱德大概事先跟周打了招呼，表示自己准备推举毛。朱的这一举动在两派竞争势均力敌的情况下是至关重要的。周很明白大家肯定会对他投不信任票，为了使这一不可避免的情况不至于太糟，周同意了朱德的做法。”

　　迪克·威尔逊在这里似乎还是没有充分认识到朱德的决定性分量，朱德要“推举”毛泽东并不需要周恩来“同意”。朱德跟周恩来谈了一夜话，据说周恩来在这神秘的一夜里甚至痛哭了起来。朱德向周恩来说明自己的决定，对周恩来来说就等于军队已经作出了决定，并且否定了周恩来过去的作为，而且，朱德实际就是逼迫周恩来必须立即决定自己立场，不然就将彻底抛弃他。虽然周恩来掌握着特工和政治保卫局，也是很强大的实力，但这种实力在“和平”状态下才是非常恐怖的威慑，当军人们真的动手起来，特工和政治保卫局的人就只是乌合之众而已。对周恩来来说，向朱德表明自己转变立场是件很困难的事情，虽然朱德会保护周恩来，但周恩来从此将意味着失去窥视中共最高领袖地位的任何可能，不仅以后莫斯科不会再进一步信任他，而且在中共党内也不会再有这方面的竞争力，而不转变立场的话，则更将可能失去所有，如果按照周恩来自己轻易杀戮季振同的思维来说，应该不得不想到如果朱德把红军大失败的罪责公开栽到周恩来一个人头上，已经失去人心的周恩来甚至可能连脑袋都会保不住。对朱德来说，他事先制服周恩来，也是要救周恩来，他对毛泽东太了解和不满了，虽然对周恩来也不满，但周恩来是眼前的中共政治领袖唯一可以对毛泽东形成牵制力的实力人物，就象朱德曾跟龚楚私下表达过的想法，他的“民主”本性决定了他不愿意在中共出现由一个人说了算的局面。

　　在制服了周恩来后，或者说不管周恩来是真服假服，朱德采取了第二个强硬的动作，就是让政治局会议成为扩大会议，让军队主要将领们一起参加会议。李德在他的回忆录《中国纪事》中说：毛泽东“还邀请了临时革命政府委员、总参谋部的工作人员，以及军团和师的指挥员和政委等来参加1935年1月7-8日举行的会议。这些人形成了多数，他们违背党章的规定和党内生活的一切准则，不仅参加讨论而且还参加表决”。

　　李德的这一回忆是错的，但说明了政治局以外人员参加会议对会议结果的重要性，不仅是“讨论”，而且还涉及到了“表决”，也就是票数问题。遵义会议参加者一共是二十个人，其中政治局委员六人：博古、洛甫、周恩来、毛泽东、朱德、陈云；政治局候补委员四人：刘少奇、王稼祥、邓发、凯丰。扩大了的人员有红军总参谋长刘伯承、总政治部代主任李富春、红一军团军团长林彪、政委聂荣臻、红三军团军团长彭德怀、政委杨尚昆、红五军团政委李卓然。扩大了的正式代表总共十七人。此外有作为军事顾问列席的代表一名李德，伍修权是李德的翻译，临时代替邓颖超中央秘书长职务的《红星报》主编邓小平是记录人员。十七个代表当中，增加的非政治局人员全部是红军最主要的军队首脑。同样，所增加参加会议的七名军队首脑，也不可能是由毛泽东“邀请”来的，当时毛泽东根本就没有这个资格和权力，如果毛泽东胆敢这样做，会议不等召开，毛泽东就将因违反纪律而一败涂地了。促使做到这点的，只能是朱德。

　　当朱德个别向周恩来摊牌时，周恩来已经无法拒绝朱德邀请军队首脑参加会议的要求，即使周恩来予以拒绝，作为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的朱德也同样有权力以讨论军事问题的名义下达指令，当朱德下达指令，七个军队首脑站到了会场门口，政治局拒绝他们进入参加会议，后果就将不堪设想，因此，周恩来除了在这个问题上予以同意外，别无它法。而当周恩来、朱德一致要求会议扩大进行，博古也就根本无法予以拒绝了。

　　由于李德把政治局会议向军队首脑扩大说成了是毛泽东的“邀请”，因此，他就由此理解毛泽东在会议上的表现，他说：毛泽东之所以敢在遵义会议上攻击中央，是因为“突破封锁线以后，整个政治生活和党的工作实际上只是在军队中进行；而这支军队，正如我以前多次提到过的，几乎完全是由农民组成并受职业军人的指挥。毛在部队指挥员中和部分政治工作者中，由于多年共同战斗，有许多追随者。中央苏区的转移，在他们中间引起了一些不满的情绪和不稳定的感觉，这是他有机会煽动起来的。”

　　实际上，毛泽东在遵义会议前根本就没有想到过会出现这种情况，他并没有对军队首脑进行什么冒险性活动，更没有找过朱德。但李德的这种理解，说明了军人参加会议对会议后果的决定性影响，也说明了当时所谓党的工作实际已经就是军队的工作。李德说：“在党的最高领导人中有一些比较年青的干部，如王明、博古、洛甫和周恩来，他们中只有周恩来在军队中有支持者。”可见，李德事后认识到了博古他们缺乏实力基础的严重性。其实当决定会议要扩大召开时，博古他们就已经认识到了事态不妙。本来，按照他们的估算，毛泽东在政治局里面无法占到多数，军队首脑一参加会议，情况就大变了，但他们仍然对政委们比较相信，于是马上就展开了活动，博古最亲信的凯丰专门找聂荣臻谈话，试图寻求支持，结果被聂荣臻回绝。这样，不等会议开，博古他们就已经气短了，而毛泽东则有了意外惊喜，信心倍增起来。一般研究者跟李德一样，都认为周恩来“在军队中有支持者”，其实是不加分析的习惯性思维，实际上这时候周恩来已经失去了他在军队中主要的亲信，刘伯承、聂荣臻已经完全成为了朱德的亲信。

中共成为了“朱毛”中共

　　遵义会议一结束，洛甫与周恩来便走到了一起。虽然他们暂时来说已经没有力量左右局面，但他们采取了一个非常微妙的行动，由洛甫与周恩来进行商量并决定后，将红军总政治部宣传部长潘汉年派了出去，让他到上海后设法去莫斯科汇报遵义会议的情况。这是一个名正言顺的理由，同时也暗示了遵义会议的结果还不合法，对毛泽东施加了合理的压力和约束。但是，这种动作在当时并不能改变现实，所起到的主要作用是对毛泽东予以限制，相当长时间里遵义会议所形成的权力趋势和状态不会被影响，毛泽东有足够的时间继续调整和巩固权力，以达到自己的独裁。

　　没有几天，由于国军大批围拢过来，中共中央不得不马上放弃创建川黔边根据地计划，决定往四川方向突围。作向四川方向发展的选择完全是出于纯军事的目的，是为了求得红军的生存。到底是谁选择了这个方向？当时毛泽东处于刚获得权力的状态，但这种权力只是参与决策权和发言权，在决策方面基本还是一种集体方式。从之后朱德发布的命令和红军进行运动的态势来看，有一个很显著的动向，就是试图向泸州地区发展，而这正是朱德在军阀时期的地盘，他不仅有着相当的社会基础，而且对一山一水都极其熟悉，非常有利于展开他的战术。因此，红军进行这一运动的提出者应该是朱德。遵义会议大大提高了军人的地位，军人们的意见在中共第一次有了很重的分量，而且，他们也出现了前所未有的积极主张行为，彭德怀、林彪、刘伯承都从这时开始，一再向中共中央提出自己的建议。

　　1935年1月27日，中央军委到了土城。这时候，四川刘湘有四个团也向土城开来，朱德决定歼灭这股敌军，打一个“突破”以来的胜仗。遵义会议毛泽东在权争中获胜的重要因素是他在政治人物里是个会“打仗”的人，支持毛泽东的朱德在遵义会议后在他的政治生涯中第一次开始鼓吹毛泽东会“打仗”，以提高毛泽东的威信，帮助毛泽东进一步获取军事方面的权力。土城这一仗应该是很十拿九稳的，朱德做出了一个很特别的决定，以毛泽东会“打仗”的名义，把自己的战场指挥权让出来，要毛泽东指挥这一仗。

　　毛泽东很兴奋，命彭德怀率红三、五军团进入阵地，1月28日打响战斗，结果，却被毛泽东指挥成了给予敌人“迎头痛击”的阵地正面攻击战，进而失败变成阵地阻击战。中共官方党史都淡化了土城战役的指挥问题，把失败归为“情报有误”，是因为刘湘的兵力有六个团而不是四个团。实际上，土城战役的失败主要是指挥问题，是没有断敌援兵之路，对敌四个团予以围歼，而且行动缓慢，最致命的是毛泽东竟然将林彪分兵去攻击赤水城，没有集中兵力，采取了不恰当的作战方式，以至敌人后续援兵跟进，把歼灭战弄成了防御战。

　　在阵地阻击战的情况下，刘湘的部队突破了彭德怀的阵地，立时，红军处于了极其危险的境地，因为，身后就是赤水，根本没有退路。既然交给了毛泽东指挥，朱德便一直不响，但在前沿阵地已经被突破的情况下，朱德再也不能忍了，他很巧妙地没有把指挥权拿回来，而是决定亲自上前线扭转局面。聪明的毛泽东这时候应该是从来没有过地感谢朱德，痛苦地猛抽着烟，然后不得不欢送总司令上前线。朱德一上前线，彭德怀溃退的部队一听说总司令来了，立时军心大振，稳住了阵脚。在朱德的指挥和亲自作战下，刘湘部队的进攻被遏止和击退。随即，朱德从毛泽东手上收回了指挥权，1月29日朱德在总部发出西渡赤水的命令后，重新回到前线，亲自掩护了红军大队渡河。

　　一渡赤水后，朱德基本呆在了总部进行指挥。土城战役失败使红军失去了向泸州地区发展的最好机会，红军的士气已经降到极低，中共领袖层几乎一筹莫展。好在朱德对西南地形非常熟悉，并惯于运动，率领着红军在四川、云南、贵州三省之间的群山中进行着行动，努力摆脱强大的敌军。2月5日，在毕节一个叫鸡鸣三省的偏僻村庄，由于名义上的总书记博古失权，中共实际已经没有了总书记，由此而带来了中共无主的混乱局面，洛甫提出应该改变领导，也就是选一个新的总书记出来。1943年时，周恩来说：“遵义会议后，博古继续领导困难，再没有人服了。当部队行进到四川、贵州、云南交界地方，在一个叫‘鸡鸣三省’的庄子里，毛主席把我找去说，洛甫现在要变换领导。毛主席说服了大家，当时就让洛甫做了。”周恩来这一说法只是叙述了大致事实，但口吻则很容易形成误导，似乎洛甫做总书记是毛泽东恩赐的。从当时的情况来说，在四个常委里，替换博古的最恰当人选无疑是洛甫。选总书记与遵义会议已经完全不同，遵义会议是军人要取消“三人小组”，因此朱德使用了武力威慑进行干涉，选总书记则完全就是党务问题，只能局限在政治局范围解决，这样，毛泽东就占不了多数，以国外帮为主的政治局绝不会愿意让毛泽东坐上这个位置，而周恩来由于在遵义会议上的突然倒戈，也已经不能被国外帮所完全信赖，在这种情况下，为人相对比较正派、比较书生气的洛甫自然众望所归，这样一个平庸的“好人”总书记是皆大欢喜的。这一权力变化在法定意义上仍然维持了国外帮的政治优势，但由于洛甫不是一个具有领袖气的真正政治家，其弱势也成为了毛泽东之后扩展权力的基础。

　　洛甫担任总书记之后，采取了无论什么决策都开会甚至是开二十人左右的会议进行讨论表决的方式，这样，无论是谁都不能掌握绝对权力。在这种情况下，进行军事决策的权力就依然主要掌握在周恩来、朱德手上，而周恩来则已经改变风格，基本顺从着朱德的主张，事实上，周恩来对眼前红军比南昌暴动后远为严峻的境遇本就没有任何办法。朱德指挥红军进入云南后，又折返贵州。2月18日，朱德带领红军第二次渡过赤水，突然进攻遵义，击败了吴奇伟、王家烈，俘虏三千多人，重新占领遵义城，获得了“突破”以来红军的第一次胜利，不仅使红军得到了一些补充，更是大大振奋了士气，恢复了大家的信心。

　　大家信心一恢复，就在洛甫主持的会议上，多数人赞同林彪来电提出的建议，决定进一步去打鼓场的一股敌军。夜里，毛泽东打着灯笼找周恩来，提出还是不打的好，理由是虽然红军占优势，但会失去时间，使周边敌军围过来，红军跑不掉。毛泽东这一否定性意见的正确性并不充分，但当时周恩来觉得有道理，于是就不打了。这说明毛泽东至今还没有军事决策权，下最后决心的依然是周恩来，而指挥权则在朱德手上。周恩来同意了毛泽东的主张后，毛泽东又进一步提出，希望集中权力，放弃洛甫什么都开会讨论决定的方法。应该说，毛泽东这一建议在当时是正确的，是完全符合实际需要的，因此，又获得了周恩来的支持，洛甫则很洒脱，觉得自己不懂军事，掺和在里面没有什么意思，这样，就组织了一个由周恩来为首，毛泽东、王稼祥辅之的“三人团”，作为最高军事决策机构。这是毛泽东权力的一次质变，他终于有了明确的军事决策参与权，而不再是作为政治局常委参加军事决策的讨论。“三人团”的本质，是取消了中共中央在军事决策方面的权力，同时，也是将周恩来原来的权力分解为了由三个人共享。由于王稼祥只是政治部主任，以及健康和军事门外汉等原因，王稼祥实质上并没有什么权力，因此，中共中央角度的军事决策权就是由周恩来、毛泽东分享。

　　土城战役时，朱德让毛泽东指挥，实际上是再次干政，试图让毛泽东亲手打一个“突破”以来的第一个胜仗，以实际确立毛泽东的军事领导地位和提高他的威信，结果捧了个刘阿斗，终究不懂战场指挥的毛泽东不争气，在前面战场上指挥的彭德怀也没有打好。不然，毛泽东的军事地位在土城战役之后就可以解决了。现在毛泽东成了“三人团”之一，最根本的好处是终于可以直接与朱德一起进行具体的军事合作了，这样，朱德支持毛泽东就自然名正言顺起来。“三人团”不管有怎么样的权力，最终进行决策和指挥还是不得不要通过朱德，并使用朱德的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和总司令的法定名义，因此，所谓“三人团”，实质上是“四人团”，而“三人团”当中任何一个人权力大小都取决于朱德的合作程度。毛泽东一进入“三人团”，实际上就是形成了朱、毛的合作，周恩来的权力进一步萎缩并被边缘化。这一情况显然是马上被所有人省悟到了，于是，在“三人团”组成之后，任何人都已经无法阻挡朱、毛的紧密合作，洛甫也就进一步洒脱起来，同意了建立以朱、毛为首的前敌司令部。

　　1935年3月4日，中革军委宣布组建前敌司令部，由朱德任司令，毛泽东任政委。到了这时，毛泽东总算获得了真正的军事决策权。所谓前敌司令部，所指挥的是全部中央红军，实际上是取代了红军总司令部的地位和权力，这时候所有问题都可以由朱、毛两人决定了，至于周恩来则实际失去了最后决策权，朱、毛只要对他表示尊重即可。这样，红军就再一次成为了“朱毛”，从而，中共也就实质性地成为了“朱毛”。由于朱德的非职业政治家倾向，中共也就奠定了成为毛泽东的中共的历史基础。这是周恩来用李德取代朱德的最终结果，也是遵义会议所导致的最后结果。也就是说，遵义会议后最关键性的权力变化，并不是组成所谓“三人团”，“三人团”只是一个桥梁或过渡，真正关键的是以朱德为司令、毛泽东为政委的前敌司令部的组建。

　　由于遵义会议是一次向军方扩大的会议，并且朱德在会议上使用了“兵变”威慑，从而使得会议的结果变得毫无悬念，而遵义会议之后，朱德扶植毛泽东和选择毛泽东为主要合作者，最终形成了“朱毛”局面，这当中存在着深刻的军人干政要素和倾向，从而开启了中共的军人政治趋势并形成为了一种传统，虽然后来无论是毛泽东还是朱德，都尽力限制军人政治倾向的发展，但军人政治仍然成为了中共政治的一个内在固有属性。从此，军人长期地成为了中共党争和权争的决定性力量，军人政治家或政治家军人的实际政治作用与他们的党、政地位或职务并不需要成正比。这是理解中共历史的关键性钥匙之一。就朱、毛本身来说，他们都为此背上了沉重的历史包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