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Andrew Marr：我这一行——英国新闻行业简史 -- 万年看客

他们当中有些人性情无常且令人疲惫……相当一部分人既无知又懒惰，固执己见，性喜作伪，而且没有得到充分的监督。

——克洛斯哈勃的布莱克勋爵（1）论记者

黑脸黑心只会敲竹杠的混蛋。

——记者们对于克洛斯哈勃的布莱克勋爵的看法

时间是1996年。我孤身走过金丝雀码头一座座玻璃与大理石包覆的高楼，夕阳的余晖刺得我睁不开眼。我的脚步有一点不稳。刚才我的确喝了一大杯香槟酒，但这并不是原因。事实上，接下来两年时间里我都将像现在这样头重脚轻地过下去。当时我还不知道会这样。当时我心中只剩下了纯粹的快感与自鸣得意。就好像彩票中奖、洞房花烛以及秃顶生发这三大喜事在一天之内全都发生在了我的身上。对面走来了一个超重的熟悉身影，这是《太阳报》前主编凯文.麦肯兹，一档电视直播无上装飞镖大赛的编导，镜报集团的主管之一，也是《独立报》所有人之一，而我刚刚成为《独立报》的新任主编。他的脸上挂着如狼似虎一般的微笑。“嘿，恭喜啊小玛……不行，现在得管你喊四号了。”我困惑地眨眼一笑。这个四号是什么意思呢？为什么不叫我安德鲁呢？“因为你是第四个。我不能管你喊名字，那样关系太亲密了。日后他们炒你鱿鱼的时候我会不好受的……反正他们最后非得炒掉你不可。回见。”

他们最后的确把我炒掉了。如果说1996年的《独立报》总编职位还算不上溢满金杯的毒酒，那至少也是一大碗半温不凉的鲜榨蓖麻汁。除去伊安.哈格里夫斯（2）之外，我所有的前任都没干多久就在最恶劣的环境下遭到了最粗暴的解雇。我所接替的是查尔斯.威尔逊（3），他曾经是《泰晤士报》的一名编辑，现在为镜报集团工作，对于自己不得不靠边站感到深恶痛绝。现在身为前执行主编的他成了我的顶头上司之一。此时有两位彼此憎恶的竞争对手正对《独立报》展开左右夹攻。报纸发行量十分难看，在所有全国性大报当中叨陪末座。预算一减再减，士气低无可低。默多克发动了一场要人命的价格战，将《泰晤士报》的成本狠狠地砍了下去。他的目标主要是《每日电讯报》，但是我们也很可能在这场铺天盖地的攻势面前惨遭池鱼之殃。而且我全部的编辑工作经验都是通过二十年前在大学里操办校报得来的。得到这份工作之前几个月我曾与西蒙.金肯斯（4）一起吃过饭，他是个杰出的记者，在餐桌上他告诉我这一行以有两种人，一种是天生的写手，另一种是天生的编辑。他和我一样都是写手。让他来担任《泰晤士报》的主编是个极大的错误，而且他强烈建议我绝对不要干编辑。他的建议是千金难买的真知灼见，于是我很快就将其抛在了脑后。获得任命的那天下午，站在夕阳映照下的我对于麦肯兹的俏皮话百思不得其解。我不仅是当时最年轻的全国大报主编，而且在很大程度上也是最白痴的一个。

那我为什么还要接受这份工作呢？回头看来当时在我心里起作用的主要有两大因素，其一是虚荣，其二是贪婪。能成为国家大报的主编是很气派的，即便是没什么油水的《独立报》也是一样。尽管我并没有专属司机，但是每天都会专门有一辆出租轿车等在家门口拉我去上班，而我则可以在后座上冲着手机大吼大叫发号施令。我的收入在所有全国大报主编当中时最低的，但是依然达到了175000英镑，远远超过我的实际身价。其他主编的收入更是令我望尘莫及——据说当时收入最高的主编能拿到600000英镑——还有很多主编拥有报社的期权，这样他们至少在账面上一个个都是大富翁。照理说人们应该以事业为重，不应该对这种事情太上心，但是完全不上心也是不可能的。在办公室里我就是一把手，我走进来的时候总会有十好几双眼球紧盯我的动向。我开口说话的时候其他人至少会装出一副认真倾听的样子。《独立报》或许不大，但她是属于我的——我的。这有点像当年的海军题材小说，一位刚刚升任船长的军官根本无暇顾及这条船只有两根桅杆，六门小炮，船头开了个大窟窿，厨子还整天想造反。因为真到了无边的大海上，再怎么说这都是一条船，而我再怎么说都是船长。走出报社之后，我可以造访首相、大主教、著名演员以及其他主编。业内刊物与其他报纸的媒体专栏都会以我为题撰写文章。反对党政客会向我咨询意见，而天性慷慨的我也从来都畅所欲言。曾经被我在心目中奉为偶像但却从不敢接近的业界前辈如今要主动来找我讨论加薪问题，而我也总是尽力试图加以满足。金钱与权力，一世打拼不就是为了这两样吗？

当然，这里我有一点自轻自贱了。理想也是很重要的。现在如此，当年也一样。对我来说掌管《独立报》是一份高尚的事业，也是我不尽的喜乐。《独立报》首度发行于1986年，承诺要改变大报新闻的面貌。我在这里度过了职业生涯中最好的时光，也结交到了一批最好的朋友。关于《独立报》问世的第一条流言是在1985年圣诞节之后浮出水面的。当时我正猫在我父母家里的壁炉前面看《金融时报》，突然看到一条神秘兮兮的报道，说的是一份即将出现的新报纸。（“一份高质量全国性日报，由舰队街以外的承包商运用最新电子设备印刷”）显然这份报纸是记者们自己创办的，预定发行时间则是明年的秋天。我依然记得当时炉火中木柴发出的噼啪声听上去多么令我感到兴奋。当时我还是《苏格兰人》的政治记者，一门心思想要搞到休息室的准入许可。托尼.贝文斯（5）为我打通了关系，使我顺利地加入了这家新兴报社。在报纸正式发行之前几个月里，以及此后大约一年左右，我们感觉自己似乎真的挣脱了报社老板们组成的旧世界。行业当中许多最名头最响亮的人物都在我们这里工作，既有威廉.里斯-莫格与彼得.金肯斯这样的头牌人物，也有诗人记者詹姆斯.芬顿（6），漫画家尼古拉斯.加兰（7），亚历山大.钱斯勒（8），鲁伯特.康维尔，弗朗西斯.维恩（9）等等。我们在老街办公室讨论编辑工作，员工们都可以参加，有人倚靠沙发，也有人坐在地上。布莱恩.哈里斯这样了不起的摄影师为了获取抓人眼球的照片不惜打破所有规则。一般的报纸充斥着乏味的日常问题，例如：老板会怎么想？我们有钱干这个吗？这条新闻符合我们的一贯风格吗？等等。在一段短暂而辉煌的时间里，《独立报》仅仅关心一个问题：“为什么不呢？”当时的报社里弥漫着大有可为的气氛，任何经历过的人都不会忘记，尽管很快这种气氛就衰落了下去。

最终我还是跳槽了。直到1992年，在彼得.金肯斯英年早逝之后，我又担任了《独立报》的政治专栏主笔。这时的《独立报》已经陷入了重重困境当中。的确，《独立报》一直都在两线作战，蚕食着《卫报》与《泰晤士报》的发行数额，但是报社的现金流十分吃紧。默多克发动的无情反击以及经济不景气对我们造成了严重的杀伤。报社创始人之间争执不休，周日版报纸发行时机十分不巧，商业环境也越发恶劣，这一切都迫使着报社所有权发生易手，从一贯保持中立的银行转向媒体领域内的投标者。曾几何时《独立报》可以在舰队街最优秀的人才当中任意挑拣，如今许多关键员工又回到了更稳定且销量更高的竞争者那边。各种谣言此起彼伏，说是众多披鳞带角的掠食者们正在虎视眈眈，还有人说救人危难的白衣骑士即将赶来。意大利与西班牙的媒体股东开始撤离，顶替他们的则是大卫.蒙哥马利（10）领导的镜报集团。包括我本人在内的好几名报社员工都曾经给意大利人发送过长篇信件，恳求他们不要把股份卖给蒙哥马利，但是当时的竞买者除了他之外就只剩下了托尼.奥雷利（11）的独立报业集团。等我当上主编的时候这两人各自持有48%多一点的股份，还有像是报社创始人安德里亚斯.维泰姆.史密斯（12）这样少数几个独立股东维持着平衡。

就算最为妙笔生花的小说家想破脑袋也也想不出蒙哥马利与奥雷利相互对峙的场景。一个是枯槁刻薄的乌尔斯特新教徒，另一个则是胖大奔放的爱尔兰天主教商业巨头，此人当年在美国领导亨氏公司并狠狠赚了一笔。两人一见面就毫不通融地彼此厌恶起来。两人都想完全占有《独立报》，两人都愿意不计代价地阻止对方。两人都赌上了一口气。几年之前蒙哥马利曾经重新发行过面向中端市场的《今日报》并遭遇了惨重的失败，被默多克狠狠地修理了一顿。他想证明自己原本的设想依然可行：一份雅痞风格的报纸，新闻取向要迎合那些有钱有抱负的人士，最好在伦敦的梅菲尔高档住宅区被人抢过劳力士手表。他希望走高端路线的《独立报》可以成为这样一份报纸。他还相信自己只需要一般报纸运营成本的一部分就足以搞好《独立报》，具体作法则是相对很少采用传统的采集型新闻制作，大量依靠对已发表新闻的改写与著名专栏作家来填补版面。他的管理风格强硬，只要看看他成功说服银行让他执掌镜报集团就知道了。有一位曾经被他解雇的优秀编辑曾经评价蒙哥马利，“他对于自己承诺的不屑一顾令人气绝，即便按照舰队街那血腥而虚伪的标准来衡量，他的野蛮行径也是闻所未闻的。”尽管我们当中有些人的措辞可能还要再强硬一点点。

首次按照镜报集团的风格调教一位大报主编的尝试发生在1994年。伊安.哈格里夫斯曾经是BBC的高级主管，在《金融时报》供职多年，后来还当上了副主编。当时一位代表《独立报》意大利少数股东的中间人找到了他，并向他保证尽管蒙哥马利在董事会有席位，但是对于主编的挑选并没有发言权。哈格里夫斯很快就意识到这话纯粹是胡扯。他在其他股东举办的晚宴上首次见到了蒙哥马利。“他看起来就好像坐在桑拿间里一样……热得坐立不安。在游戏的这一阶段，他勉为其难地约束着自己的举动，但看起来他实在很想咬人或者在地毯上撒尿。他整个人都紧张兮兮的。”面对这个主编职位的邀请，哈格里夫斯坚持一定要先与蒙哥马利私下见一面。后者很不情愿地将他邀请到了自己位于伦敦南岸的公寓——“他看上去好似一头出笼的野兽，根本坐不下来。”哈格里夫斯试图找到与蒙哥马利合作的方式，而蒙哥马利一开始则对于哈格里夫斯坚持要在就任以前带家人出去度假几天的要求大为光火。但是根据哈格里夫斯的说法，“我认为蒙哥马利就是个王八蛋，但我也是个势利眼。而且如果说他还是个在贝尔法斯特办过小报的大老粗，那他肯定知道很多我不知道却又应该知道的事情。”

在这一阶段，报纸在名义上依然由意大利股东《共和国报》派来的主管赛吉尔.塞林尼控制。蒙哥马利想要真正的控制权。哈格里夫斯当上主编六周以后，蒙哥马利闯进他的办公室，关上门说道他听说“塞林尼给你找了不少麻烦”。哑口无言的哈格里夫斯否认了这一点。但是蒙哥马利步步紧逼。“他在浪费你的时间。你才是主编……我认为我们应该搞掉塞林尼。你需要的是编辑自由以及与镜报集团的明确关系。这也是董事会的看法。”这是镜报集团的惯用手段：首先坚持编辑需要“自由”并对他加以孤立，接着就对他施加完全的控制。起了疑心的哈格里夫斯问道董事会里具体有哪些成员说过塞林尼必须要走。“我把西班牙与意大利董事的名单念了一遍，（我念的每一个名字）他都说是。于是我就说待会儿我要依次打电话核实一下。结果他的脸色比一开始更加红亮，转身就走了。”所有接到电话询问的董事都否认自己说过这种话。

“于是他下次再来的时候我就说，大卫，你要是再骗我咱们这事可就肯定不成了。话一出口我就意识到我们两个人当中必然有一个要从这出大戏中退场。我认为不太可能是他，但也不是全无可能。于是我咬紧牙关坚持了下去。这就好比西部牛仔电影一样——你知道下一场埋伏一定会到来。生活就是一系列的埋伏与心理战——他安排凯文.麦肯兹每次在我走进办公室的时候都站起来向我敬礼：‘全体起立，知识分子来了！’只要你流露一点点软弱的迹象，他们就会扑上来。”

哈格里夫斯一上任就先将报社的预算砍掉了三分之一，因为他知道，这样一来在他努力操办这份比以前更薄的报纸时，一时半会儿就不会有人再催着他继续砍预算了。“但是几乎就在第二天他们就开始进一步施压。”在他的手下，《独立报》从邦西田园边上张牙舞爪的旧办公室搬到了熠熠生辉的金丝雀码头。新的专栏作家也陆续加盟，其中有一位海伦.菲尔丁撰写了《BJ单身日记》一书（她还有个帮手是日后为托尼.布莱尔工作的查理.利德比特（13）），《独立报》的员工们也学会了如何更加奋力工作。报社里的气氛已经没有以前那样欢乐了。哈格里夫斯一天要工作十四个小时，但是这样还不够。“他们解雇我的方式几乎有点诗意。”当时他正要坐火车去密德斯堡，支持一名与英国电信公司打官司的记者，结果得到通知让他先去夏洛特街上的《爱尔兰独立报》报社办公室。“我说不行，但他们说只需要一分钟就好……基本上他们的意思是一切都已经结束了，而且已经对外通报了。”在那一周晚些时候哈格里夫斯与另一位主要股东托尼.奥雷利约了饭局，后者表示自己将会赴约。哈格里夫斯提出异议，但是事态还是发展了下去。“我们在威尔顿餐厅吃了饭，吃到一半的时候克丽丝（奥雷利的妻子）也来了，席间的氛围十分平和。然后他说，我希望你能知道我们将会履行合同。蒙哥马利打算不掏一分钱就把你踢出去，但我决不允许这种事。”

但是蒙哥马利究竟打算怎么样呢？究竟是什么驱动着他将某个小报集团的另类文化强加在这份年轻的大报头上呢？从根子上来说他是想证明还有另一套做事情的方法，借此报复默多克。他手下的头号干将是查尔斯.威尔逊，此人从前是《泰晤士报》的编辑，也被默多克解雇过。他们相信只要合起伙来就能与新闻国际一较高下。他们用《镜报》对抗《太阳报》，用LiveTV（由凯文.麦肯兹主管，他以前也是默多克的员工……）来对抗天空台，而对抗《泰晤士报》的自然就是《独立报》。尽管与默多克这样体量庞大的巨头相比他们俩只能算是是二流轻量级选手，但在他们看来这只能算是全盘计划中的一点小小瑕疵。这就好比一帮不得意的法国将军集合起来打算教训一下拿破仑。

相比之下奥雷利的情况则完全不同。他当年曾经是一位著名的爱尔兰英式橄榄球选手，还是不列颠雄狮队的主力之一。后来他投身于营销领域并在匹兹堡加盟了亨氏集团，成为了第一个非亨氏家族出身的主管。他在番茄酱、豆子以及其他居家产品的营销方面有着点石成金的手段，也因此成为了一个十分有钱的人。他利用这笔财产当中的一部分开办了许多自己的公司，尤其是在爱尔兰、澳大利亚以及葡萄牙的多家报社，此外他还涉足了营销、电台广播以及玻璃器皿等多个领域。他在美国、澳大利亚、爱尔兰与法国都有房产，他的第二段婚姻娶得则是希腊船业的女继承人兼育马师克丽丝.格兰德里斯（14）。总而言之奥雷利完全就是蒙哥马利的反面——魅力十足，自信心爆棚，而且十分积极地享受生活。他之所以想要《独立报》是因为在伦敦成为一家全国性报纸的所有人（他在英国已经拥有了好几家地区性报纸）可以使他跻身大人物之列。而且《爱尔兰独立报》的成功也使他相信自己能够在英国再续辉煌。奥雷利是个声名在外的人，他或许并不像默多克那样坐拥一座传媒帝国，但是他的王国疆域依旧十分可观。作为国王的奥雷利尽管年事已高却体格壮硕——一张红光焕发的大脸，永远笑容可掬，目光犀利，满头白发起伏如波浪一般——不过就像许多其他掌权者一样，他的眼神似乎总是比他的微笑要略显冷漠。他对金钱很上心，营销手段高超，商誉显赫，而且政治立场十分自由化——就像其他爱尔兰人一样亲欧洲，与英国上层阶级也很疏远，看起来他完全就是为《独立报》量身打造的老板。

当时奥雷利在伦敦主要通过代理人来办事，其中最主要的一个名叫泰德.史密斯，他曾经担任过爱尔兰外交官，为人精干，总是扎着领结。就像报社里的其他大多数员工一样，我在正式上任总编职位以前对于蒙哥马利与奥雷利这两个人也都只有间接了解，我的主要消息来源就是伊安.哈格里夫斯。在哈格里夫斯遭到解雇之前曾经带着家人到爱尔兰度假，奥雷利在位于西柯克的宅邸招待了他们。哈格里夫斯天然具有着克伦威尔的习气——眼光高远，严肃认真，最看不惯艳俗做作的花架子。他回到报社后向一干忧心忡忡的《独立报》写手们谈到了奥雷利家里的男管家与游泳池，精美的画作与其他炫富陈设，“就好像他真以为我们会稀罕一样。”我们赶紧问道，那你有没有哪怕假装稀罕一下呢？就稍微假装一小下下也行啊？当然没有啦！哈格里夫斯回答道。老天啊！我们心里一起叫苦起来。我的老天啊！

我对于蒙哥马利的第一印象一点也不坏。他性情阴郁，作为苏格兰人我觉得正对脾胃。他不善待人接物，在我看来这也没有什么不好。他的微笑有点鬼鬼祟祟的，而且总是尽可能避免与他人发生目光接触。后来我发现她十分讨厌与别人正面交锋，吵架的事情总是交给威尔逊这样的手下人来干，而身为苏格兰人的威尔逊也很享受打嘴仗的感觉，越激烈越过瘾。平时蒙哥马利总是一个人呆在二十四楼的办公室里，居高临下地眺望泰晤士河。他的办公室装潢简朴，不过挂着一份为他送别的《今日报》头版，照片上的他站在一辆二战坦克上摆出一副英军总指挥的造型。（不过记者们背后都管他叫隆美尔，因为“蒙哥马利是咱们这边的。”）办公室里有一张写字台，上面零星摆放些办公用品，还有一张桌子，上面整齐地摞着报纸。此外他给办公室装了一套音响，用来欣赏莫扎特。桌子上永远都放着一大碗没人碰过的水果。在十分少见的情况下，他也会叫一点食物与咖啡，将这些东西送进办公室的则是老怪物罗伯特.麦克斯韦尔时代的少数几项显著遗迹之一，也就是和蔼可亲的老管家约瑟夫。一开始蒙哥马利为人既可信又干脆。我们之间的关系也可谓同舟共济。奥雷利和他派来的人都是些只会咋咋呼呼的空架子，根本不了解伦敦的全国大报市场。然后他那万年不变的主题就会再次浮现出来。已经在舰队街泛滥成灾的所谓“镜报旧文化”必须得到彻底根除。楼下有许多闲散人员，必须把他们“扫地出门”。其他那些“捣乱分子”与“老不死的”也必须趁早处理掉。同样我们也不想要“卫报文化”。我们必须了解市场。我们要争取年轻向上的读者。这些读者或许也有社会责任感，但是他们也很享受生活的美好。他们想要抓住时代的机遇。他们想开保时捷，戴劳力士。我们的报纸上不能出现凄惨的贫困地区或者“死去的黑人婴儿”，这只能令读者感到反感。话说回来我们为什么要雇佣那么多驻外国记者呢？难道就不能把他们也“扫地出门”吗？

一开始这些要求中的大多数我还都能兵来将挡地避让开来。此时的报社与竞争者们相比早已经人手不足了。这意味着在现实生活中大多数员工都要加班加点，在假期赶回来工作，而加班费并不算高。的确，报社里也存在工会活动家，有一两个人对待管理层的态度十分咄咄逼人——在我看来，考虑到对方的强势与我们的弱势，这么做实在傻得很。但是全国记者工会的任职人员的确是整个报社里工作最勤奋尽职的记者，无论蒙哥马利怎么看，我丝毫也不想把他们单独挑出来。此外我的办报理念也与他截然相反。我也希望报纸主攻高端市场而非低端市场。我也承认消费新闻是当代媒体生活的现实。但是我毫不怀疑这份报纸的灵魂与目的正是那些他意欲根除的社会运动与国外报道。获奖无数，争议不断的中东特派记者罗伯特.菲斯克（15），哈米什.马克里的杰出经济评论，贝文斯的政治报道……这才是我所热爱的《独立报》。但是蒙哥马利是一个铁腕无情的人，咬住了就不松口。只要他在报纸上看到了另一篇国外新闻或者第三版上对于当天重大事件的报道，而不是什么“时尚人物”，他的脸色就会气得一片大红，他的嘴唇也会紧缩成镜报集团同事们所谓的“鸡喙状”。友好交谈变成了争论，争论又变成了争吵。很快我就看明白了，假如他赢得了完全控制，我所知道的《独立报》就将不复存在。

若干年前有一位美国政治作家对于政论员的崛起以及他们如何在社会地位上超过政客进行了反思。他注意到，曾几何时专栏作家们要在政客们用餐时苦等在他们的家门前。后来记者们逐渐坐上了他们的餐桌，现在呢，“政客们沦为了记者的盘中餐。”这种非民选新闻权力全力压制民选政治权力的不平衡现象也能在我们这边看到。我们已经看到了身穿长袍、工资水平远超舰队街平均值的议会记者们如何成为了新闻界的执政官。下文中我们还将会看到报业巨头的崛起。他们当中有几位骄傲如斯，甚至打起了推翻民主政体的主意。今天已经不会有这种事了。鲁道夫.默多克的新闻国际或者报业联合会的办公室里并没有酝酿着明目张胆的反议会阴谋。但是人们强烈地感到，为全国性辩论设定方向与条件的权力已经总大臣们的手中转移到了记者手中。前任托利党财长肯尼斯.克拉克曾将《太阳报》政治主编特拉弗.卡瓦南（1）称作英国政坛权力最大的人，因为两人在欧元问题上一直观点不一。当然这话是夸大了，但是很能说明问题。今天下院里的休息室记者都很有教养，而且至少在明面上对各位议员十分尊敬。但是的确有些记者以为自己比起那些拼命寻求公众注意的后座议员们更加了不起，或者说至少在一时一地的影响力更大。现在是政客给记者打电话，请记者吃午饭或参加派对，而不是相反。

当代新闻业如此大模大样的摆谱是从撒切尔时代开始的，当时的《太阳报》与《周日泰晤士报》大张旗鼓地宣传她的改革举措，远比绝大多数托利党政客更为得力。而她也投桃报李，利用新闻业来对付政府内部的反对者与“湿人”们，新闻界的领军人物也习惯了经常受邀与首相私下会谈并提供建议。《每日邮报》的大卫.英格力士——他与安德鲁.尼尔（2）可能是最有说服力的报业鼓吹者——就经常前往唐宁街十号拜访她。在撒切尔时期的关键性社交活动中，从首相私宅的午餐会到杰弗里.阿彻的派对，内阁大臣、唐宁街十号的顾问，各家主编以及得到信任的政治记者们都会厮混在一起。因此有时很难说清政府与媒体的分界究竟在哪里。

撒切尔下台梅杰接任之后这一切都被轰了个四分五裂。许多与她关系最密切的报界仰慕者都遭受了沉重的打击——伍德罗.怀亚特（3）的日记很清楚地记录了这个过程。尽管亲托利党新闻界也曾暂时重整人马遏制赫塞尔廷上台——报界的撒切尔追随者普遍认为正是他搞垮了撒切尔——并在短时间内支持过梅杰，但是托利党与报界的关系再也回不到从前了。报界对于她的政治生命殒灭既失望又怨愤，结果这股情绪全都转化成了针对梅杰的反感。报界与政府关系的转折点是1991年9月的黑色星期三，这一天英镑脱离了欧洲汇率机制，政府的经济政策与外交政策也在同一天破产。从那以后报界权力对于民选权力就连表面上的尊敬都崩溃了。在一件著名的轶事当中，梅杰曾亲自给《太阳报》的凯文.麦肯兹打电话，紧张地询问这次危机过去后他们打算怎么对待他。据说《太阳报》总编的回答如下：“这么说吧首相先生，我的办公桌上现在摆着两桶大粪，明天一早我就全都要扣到您的头上。”女王驾前第一大臣紧张地讪笑了几声，不咸不淡地回应了几句之后就把听筒放下了。这个故事听起来有点骇人听闻，但是从前的弱势首相也遭遇过差不多同样野蛮的对待。例如1956年苏伊士运河事件期间，时任首相的安东尼.艾登就曾经找来前《泰晤士报》特派记者、著名军事作家李德.哈特帮自己制定入侵苏伊士运河区域的计划。哈特先写了一稿，接着又写了二稿，但是艾登都嫌不满意并退了回来。到最后艾登一共退了四回稿件。于是气不打一处来的哈特就把一字未改的第一稿充当第五稿送了过去。然后他就向首相承认了自己的作为。根据一个版本的记述：

“艾登一下子满脸涨红，抓起一个沉甸甸的白镴墨水瓶冲着哈特狠狠地砸了过去，在他那件亚麻质地灰白色西服上留下了很大一块墨水污渍。身材瘦长，留着小胡子的哈特低头看了看污渍，然后从座位上一跃而起，拎起一个大号政府公文废纸篓，狠狠地套住了首相的脑袋，然后扬长而去。”

这里你不得不为李德.哈特叫一声好。但是事实上我们这些政治记者花费了太多的时间往政客头上套废纸篓。我们的权力已经太大了，身为诠释者与沟通者的我们如今正在喧宾夺主。在报纸上我们对于政客的嘲讽越来越多，对于他们的报道则越来越少。电视与广播评论员对于政客的褒贬也越发漫不经心。民主制度造就了当代英国新闻业。报纸与广播媒体的权力首先来自议会，后来又来自投票箱。但是现在我们正在盖过成就了我们的机制，而且这个问题并没有获得应有的重视。我父亲曾经为我们家的花园买过一丛玫瑰，他砍了几根无甚可观的树枝来作为支撑。后来玫瑰枯死了，树枝却长出了叶子。威斯敏斯特这边发生的正是这种情况。

（1）http://en.wikipedia.org/wiki/Trevor_Kavanagh

（2）http://en.wikipedia.org/wiki/Andrew_Neil

（3）http://en.wikipedia.org/wiki/Woodrow_Wyatt

我们已经了解过了直接议会采访的历史，研究过了政治新闻的棘手本质，还见识过了古怪而充满争议的休息室机制。现在是时候接触一下所有问题的核心了：如今的政治新闻究竟是怎么制作出来的呢？日复一日地供应着众多广播节目与报纸头版的新闻题材是从哪里来的呢？如果想要有效地参与到新闻制作流程当中，有哪些需要知道的注意事项呢？

任何一个不了解他/她所处时代政坛大局的人都无法成为合格的政治记者。你需要知道台上有哪几位主要角色，彼此有什么看法，各自有什么目的，还要多了解一下他们的履历。你需要知道哪位大臣正在推动什么计划，唐宁街与财政部各有什么打算。你需要在脑海中绘制一张各党派之间结盟友好（这部分比较短）以及纠结敌对关系的联络图。唯此你才能理解为什么某人会将关于另一位某人的某件事透露给你。你需要理解政治措辞，尽管你很可能不相信或不以为然。你需要知道“第三条路线”的由来以及该政策与工党“现代化建设”之间的差异。此外正如前文所说，你必须对政治史有一定了解，至少要能发现有意为之的引用，例如1945年的工党施政纲领之类的典故。要是你不知道这一切——由于担心自己会沦为了无趣味的老古板，如今对于政治历史与政治人物传记不屑一顾的年轻政治记者们正令人担忧地越来越多——那你就无法察觉某位政客向另一位同行发送的信息。他们都清楚本党党史，因此追寻新闻题材的记者也必须对他们的黑话了然于胸。

当你的头脑里装备了此类地图与注释之后，就很有机会辨认出一条新闻题材。然后你就要去找联系人，获取关于下一步事态进展的消息或事实。政治圈自有一套日常节律，所有威斯敏斯特记者对此都很清楚，正是这套节律驱动着所谓的“新闻周期”。每天早上六点半，我们当中的很多人都会睡眼惺忪地打开收音机收听广播四台的《今日》栏目，然后来到门口将一大捆报纸拿进屋里。《今日》栏目制作的新闻往往会揭示令人意外的内容，或者在更为常见的情况下，接受栏目采访的政客或高阶公务员会发表一些值得记录的言论——可能是某一事件的最新转折，也可能是与此前一周政府立场相悖的寥寥数语，还可能是一段暴风骤雨般的政治攻击。栏目最热门的时段是八点过十分，此时当天的编辑要设法安排最具有潜力的采访，尽管七点过十分也同样弥足珍贵。在这段时间里，政治记者们会冲个澡并给孩子们做好早饭。与此同时我们还会把报纸读完。更确切地说我们不“读”报纸，而是要将其开膛破肚。我们会将一张张精心写就的体育、艺术与其他版块扔到一旁，无视谋杀、动乱、地震，外国政变以及一切关于科学研究的内容，专注关心寥寥几条范围狭窄的国内政治新闻。我们大多数人都知道不同报社的同行与哪些政客关系更近，因此大概可以猜到新闻的来源——是谁泄露了消息，在哪里泄露出来的，为什么？我们会对不同报纸进行对比，并猜测谁家的报道更可信。我们会快速扫视一下政论专栏。下文中我们将会看到，新闻题材有时会隐藏在优秀的政论专栏当中，不过这种情况很少。

有了《今日》与早报垫底，伦敦政治新闻循环的下一阶段也开始了。《旗帜晚报》的政治团队会给各政府部门、大臣本人以及唐宁街十号去电话，追踪已经透露出来的消息或者核实他们自己的报道题材。当大多数晨报记者一手抓着咖啡杯一手攥着手机，一边与新闻编辑室谈话一边赶到伦敦市中心时，《旗帜晚报》就已经摆上了街头。这将有助于确定上午十一点记者见面会的内容安排，这场会议就等同于今天的休息室简报会。见面会的地点是外国记者协会的联排办公楼，外墙覆盖着白色灰泥，当年曾经是格莱斯顿的住所。在摆满了石膏塑像与镜子的一层音乐厅里，唐宁街十号的新闻官员会宣读首相当天的日程安排——当然是经过删减的鸡肋版本，我们并不知道首相是否与人发生了口角，也不知道以色列总理与他见面时究竟说了什么——以及官方声明的清单。一般来说这只是例行公事，但是各家报社与电视台的确可以在这里提前得知当天应当把记者往哪里派，摄像机应该往哪里摆。随后是记者问答环节，时间长度从一刻钟到一小时不等，在此期间记者们将会向发言人发动一轮又一轮挑战。

“汤姆，你对《先驱报》上的报道有什么说法？外长和首相谈到安哥拉问题了吗？他是否打算辞职呢？”

“我们对此不予评论。”

“不好意思汤姆，不予评论什么？外长和首相谈到安哥拉问题了吗？”

“如你们所知，首相与外长经常就各种问题进行广泛讨论。”

“他是不是十分沮丧呢？”

“这你得问外交部。”

在场记者集体发出一阵“哦————”，因为这不是我们预想中的直接否认。发言人随即驳斥道：“不要牵强附会。”

另一位记者也出手了。“那么消防员呢？政府是否打算将军队送到消防局受训以应对周一可能发生的消防员罢工呢？”

“不要操之过急。代理首相已经将政府的立场阐述得很清楚了……”

问答就这样你来我往地进行着，大部分此类交手都是仪式性的，几乎令人昏昏欲睡。记者们的期望是能在唐宁街几小时之前编织成的言论藩篱上找到缺口。有时政府的确打算传递明确的信息——假如托利党上院议员们获得了他们想要的修正案，那么某一份法案将会过不了上院这一关，或者《每日邮报》对于首相度假计划的报道不仅侵犯了个人隐私，同时也很不准确。有时记者们们会发动集群攻击，试图迫使发言人承认一处明显的失误或前后不一。参与问答过程往往很有超现实的感觉，因为发言人很清楚实际情况，也很擅长见招拆招（“我对此不予评论……不要操之过急……我对于上周的发言没有补充……在我看来这只是无事生非而已……对于公众来说真正重要的是……”），而记者们将将会把发言当中的每一个冒号或明显更改都拉出来敲打一番。

这种做法看起来很有些鸡蛋里挑骨头的意思。但是这种做法背后却有着很合理的根据：记者们总是怀疑政府会在遇到麻烦时微妙地改变自己的原有立场。比方说，当初未能在伊拉克找到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时，政府承受了相当的压力。因为此前政府曾警告各路记者，萨达姆只需要四十五分钟就可以将这些武器部署到位并对英军进行打击。一开始布莱尔与他的发言人承诺将会找到“武器”，后来“武器”就变成了“项目”或者“项目相关证据”。一枚装上战斗部的细菌弹与一位退休科学家的采访文稿之间存在着实质性的不同。但是假如记者们没能及时发现并指出这一不同，未能找到武器的情况在几个月之后就可以得到解释。“我们在二月份就已经明确指出，我们所谈论的是正式武器项目的证据……总之这事已经过去了。”为了应对这种字斟句酌的政治手法，记者们也都变成了疑心重重的词汇学家与没事找事的语法学家。这并不是什么振奋人心的光彩行为，但却很有必要。

从上午简报会会场挤出来之后，手机粘在耳朵上的记者们就会向各自的新闻编辑室汇报。最新一版的《旗帜晚报》——当天主要新闻正在成形的时候《旗帜晚报》就已经传遍了整个伦敦，这份报纸的力量部分就来源于此——此时正在大量印刷出来。现在又到了广播节目的时间。第一个接听从简报现场发来报道的BBC节目是广播4台的《一点听世界》，该节目专门对重大政治新闻进行法医解剖式的分析，由演讲片段，采访与记者报道支撑起整个节目。假如简报会上出现了新鲜内容，那么这些内容不仅会上电视，也会在《一点听世界》当中得到报道。假如某位大臣或发言人在午餐时段的节目中回应了某一条新闻，报业联合会也会将这些回应输送进新闻机器当中，成为下午继续发动新闻狩猎所需的燃料。

新工党上台之后，唐宁街方面十分可笑地要求各位大臣不得在事先请示唐宁街十号新闻办公室之前与记者私下共进午餐或会面。当然，这一做法背后的思路并不愚蠢。在托利党执政时期一直从事新闻工作的阿拉斯特.坎贝尔很清楚有多少令人尴尬的消息都是从餐桌上流露出去的。但是他十分天真地以为抱负远大的政客们会自觉自愿地切断自己与媒体的私人联系，转而让他全权负责。规定推出之后头几个月里饭局安排的确遇到了一定的尴尬与困难，大臣们也会尽量避免最有名的就餐地点，但是这种做法很快就恢复了过来。最近下院工作时间有所更改，会议不再像以前那样在午饭后开始并一直持续到半夜，而是从上午开到下午。这增加了午餐安排的难度，不过晚餐的安排倒是容易了不少。而且人们总是哀叹，今天饭桌上消耗的酒水与二十年前相比要少多了。

这话说得的确不假，不过酒也未必总能为记者服务。我依然清晰地记得有一回我请一位大有前途的苏格兰青年工党议员前往一家当时很有名的政治餐厅就餐。这里的法式菜品味美量足，非常实惠，餐厅里食客盈门，侍应生们穿梭往返。这家店的特色之一在于按照法国乡村风格供应酒水：每张餐桌上都会摆放一个容量两升的巨大酒瓶，用餐结束后，侍者会在酒瓶上画一道记号，确定你究竟喝了多少并依此收费。我的客人将这个大酒瓶当成了针对他个人的挑战，几乎把两升酒全都灌了下去（我就喝了一杯），结果回到威斯敏斯特以后我不得不叫来两个警察把他从出租车里往外拖。他原本打算跟我谈一下基诺克面临的领导地位危机，但是饭还没吃完这段材料在他脑子里就被酒精泡化了。还有一回，我和《卫报》的艾伦.特拉维斯一起在圣诞节期间邀请当时托利党内了不起的日记专家、时任商贸大臣的艾伦.克拉克前往圣詹姆斯街的某餐厅吃饭。那天餐厅里人满为患，我们三个只能窝在冰凉的地下室里。饭菜半天端不上来。特拉维斯的表情也越发阴郁。于是我十分愚蠢地建议让他“叫两瓶好酒”活跃一下气氛。他的眼睛一下子就亮了起来，他的脸上恢复了蜥蜴一般的笑容，于是两个小时以及两瓶酒以后，我和特拉维斯先生踩着满街雪泥踏上了归程，两个人都在搜肠刮肚地琢磨着怎么向我们各自的领导解释那两瓶天价勃艮第。我们两个都被酒钱吓得魂不附体，以至于彻底忘记了克拉克透露给我们的上好材料——他正在密谋破坏针对萨达姆治下伊拉克的贸易禁运，因为与霍梅尼治下的伊朗这个伊拉克的生死大敌相比他还是更喜欢伊拉克。

所以说酒能成事也能坏事。但是无论如何饭局都是很重要的。饭局不仅使你能与某位大臣或主要反对党政客建立个人联系，还能让他们掂量一下你的分量。资历较浅的记者往往会两三人一起安排饭局，甚至还会组织二三十人一起参加的俱乐部。长期以来未能获准进入休息室的议会记者们一直有组织午餐俱乐部的传统，于是他们就在下院餐厅里与议员们见面。目前女性政治记者们在吃午餐时自成一帮。斯蒂文.拜尔斯与彼得.曼德尔森都曾经因为讨论欧元问题在这帮娘子军手下吃过苦头。与这么多相互竞争的记者们一起吃饭还指望进行“不可记录”的谈话是根本不可能的；同样也不能指望等到消息在休息室里传开以后，自己不会因为相关发言被别人当成消息来源揪出来。但是集群活动一般来说并不是个好主意。这意味着政客们会面临寡不敌众的局面。他们对于自己实际言论的陈述将会遭到好几个证人的驳斥，而且这些证人还都是记者。假如他们炮制出一篇比实际情况稍微热辣一点的对话版本，政客根本没有招架之力，只能认栽。因此有经验的议员一般都会拒绝来自记者集体的邀请。与之相对，政府方面也有着恶意十足的反制措施。有些大臣对于参与午餐饭局十分紧张，但同时又十分好奇或很有抱负，因此会与一名担任监护人的新闻发言人或者宣传专员一起前来。这一来记者就得掏钱招待扼杀新闻的审查人员。这就好比中国人在处决死刑犯之后向家属寄送子弹账单的作法一样。除了寥寥几次特别特殊的情况以外，我从来不肯为这些监护人买单。

赶赴饭局之前记者必须做好充分准备。要通读关于这名政客的过往履历，检查目前其所任职的政府部门内存在哪些问题，或许还要询问一下相关专家——特邀卫生记者或特邀经济记者——他们认为目前的争议焦点有哪些。一般来说，不知道自己可能获取什么信息就参与饭局，却依然带回优秀报道的情况是很少见的。吃饭的地点也很重要。许多政客都有自己最喜欢的就餐地点，而且在任何时候总有一份热门餐厅名单。家世最显赫的托利党党员通常坚持到萨沃伊餐厅用餐——至少是在该餐厅得到现代化修缮并真正提供说得过去的饭菜之前——或者其他收费特别高昂，专门提供保守传统菜式，餐桌间距特别大的餐厅。对于寸土寸金的伦敦来说这么大的间距本身就十分奢侈，但对于私密交谈却很有用处。然后还有一批最有名的政治餐厅，例如马沙姆街的谢巴德餐厅，泰特美术馆餐厅，米尔班区的阿特利姆餐厅与昆内尔餐厅，还有惠灵顿路上的克里斯托弗餐厅。在所有这些餐厅里你都能看到议员与记者同桌就餐，自然别人也会看见你。但是这些餐厅很近便也很可靠。比方说克里斯托弗餐厅，餐厅老板是撒切尔时代著名“湿人”伊安.吉尔默爵士的儿子，起初这里是托利党中间派的聚会场所，如今在政坛各个派系当中都广受欢迎。不过任何一个久经饭局考验的记者都会有一套自己的清单，上面记录着各种地处偏僻不为人知的冷门就餐地点。有很多时候你落座之后才发现另一位竞争记者或另一位议员就坐在能听见你说话的距离之内，于是你只得耸耸肩，歉然一笑，拉过侍者耳语几句，另找地方坐下。

并非每一场午餐饭局都能带来一段新闻。有些饭局的目的仅仅是为了建立与巩固日后可能有用的关系。一般来说，几句寒暄过后，记者们首先会提起一位两人都认识且目前陷入麻烦当中的共同熟人，或者贬损一番饭局客人众所周知的敌人，借此活络一下气氛。再过一会儿，记者与大臣或反对党议员就会对彼此的家庭、体育爱好或者随便其他什么个人信息增进一点了解。此时一个对于双方而言都十分危险的幻象开始成形，即两人正在建立真正的友谊。在一场得力的新闻题材狩猎饭局上，记者会不着痕迹且令人不起厌倦之心地过一遍自己心目中可能的新闻题材清单；与此同时，大臣往往也是有备而来，打算专门提起某个话题。在放松的气氛下，一顿饭大约要吃九十分钟左右，在此期间用餐的两人会在这个话题上来回兜圈子，你进我退，你推我挡。而且很少有哪个政客真能口风紧密一字不吐。这种人的确存在。布莱尔内阁里就至少有一个在记者圈子里臭名昭著的家伙。他们赶赴午餐饭局时总会令人胆寒地提出完全保密不得走漏风声的要求，坐下之后还会用警惕的双眼四下扫视。但是他们压低声音施放出来的消息全都是些无伤大雅的货色，随便在哪个政论网站都能免费获取。除了特别贪心的记者之外谁也不会招待他们第二回。不过一般来说刺探与交叉询问还是可以产生结果的。可能是关于近来内阁改组的有根据猜测——“卫生大臣告诉我他问过了托尼，希望下次能试一下内政大臣的职务”——或者是对于某部门正在酝酿一条提案的肯定，或者是某一场内阁争论的细节。在很少见的情况下，这些消息的质量如此上乘，包含如此大量的细节与强力言论，以至于记者不得不中途借故离席，跑到厕所将刚才听到的一切记在纸巾上。在我们这个小小的绿色星球上，没有什么美事能与怀揣猛料从厕所返回餐桌并享用最后一杯酒或餐后奶酪的舒畅感觉相提并论。

另外那些特别顾问也是值得追踪的目标。这些人有时是宣传专员，但有时也是各位大臣手下如假包换的政治专家，是他们在唐宁街十号或财政部里的影子。这些人往往比政客更年轻，也更缺乏经验。一般来说他们会被用来说一些各位大臣想说却不能亲口说的话。对待这帮人一定要小心，因为不同于大臣的言论，顾问嘴里说出来的话政府很可以不认账。主流白厅官员一般都不乐意参加午餐饭局，对于《官方保密条例》也更上心。但是例外总是存在的，对于首相心怀不满的政府内线对于记者来说总是一份大奖。

尽管午餐饭局是传统做法，但是其中的许多规矩也可以应用在晚餐当中甚至偶尔的早餐会当中。较短一点的闲聊与几杯小酌可以在威斯敏斯特的庞金厅或者安妮酒馆这种更为公开的地方进行（这家酒馆是流氓兼报社老板兼工党议员罗伯特.麦克斯韦尔（1）在英国政坛留下的唯一一座纪念碑。正是当初身为招待委员会领导的他开办了这个记者与议员们的会面地点），威斯敏斯特周边区域也有很多脏兮兮的小酒馆可供选择，例如白厅附近的红狮酒馆。如果想喝咖啡的话可以去威斯敏斯特内部的茶歇间，或者保得利大厦内部装潢崭新且遍布昂贵绿植的大型休息室。在日常的威斯敏斯特新闻周期之外，党代会以及圣诞派对也可以提供社交接触的机会，而这些接触也有可能带来新闻题材。杰弗里.阿彻当年经常在托利党年度党代会期间的自家公馆内举办派对，用陈年的库克香槟与土豆牛肉馅饼来招待客人。他的另一座俯瞰泰晤士河的豪宅则是圣诞派对的举行地点。这些活动使得身份相对卑微的记者们得以有机会与玛格丽特.撒切尔、萨奇勋爵、奈吉尔.劳森、各大报社主编以及绝大部分内阁成员进行接触。这也部分解释了为什么日后有那么多记者不乐意攻击他。我在此类派对以及其他托利党大佬们主办的深夜派对上见过不少令人瞠目的场面——不忍猝闻的骂战与酒精驱动的和解都是常事。根据更为常规的作法，各大报社会在党代会期间为各党派的主要政客们安排十分密集的午餐与晚餐饭局，黑潭、伯茅斯以及布莱顿等城市里最好的餐馆提前好几个月就会被预订一空。

当年撒切尔担任首相时，有一起事件很好地反应了此类场合所培养的古怪亲近感。当时泰德.希斯举办了一场招待各路记者的晚宴，这也是他在托利党党代会期间的习惯作法。他的餐桌周围坐满了身份较低的记者以及撒切尔内阁的成员，饭菜十分可口。酒足饭饱之后，《四频道新闻》的埃莉诺.古德曼（2）送给希斯一个小礼盒。希斯拆开礼盒之后全场顿时一片哑然——盒子里是一个撒切尔的巧克力塑像。希斯见状狠狠地哼哼了两声，当着所有惊骇万状的内阁大臣，乐滋滋地抓起餐刀三两下就将巧克力撒切尔斩成了一堆碎块。还有一回，在阿彻的一次派对上，一位内阁大臣赶到派对现场时正在与妻子激烈地争吵。老婆大人当着一圈瞠目结舌的记者大声宣布自己已经忍无可忍了。“你赶紧勾搭小白脸去吧！——地球人都知道其实你好这一口！”

回头再说威斯敏斯特的日常政治生活。午饭之后是下院发言以及一堆堆针对议员提问的政府部门声明与书面回复。根据自民党的文化发言人尼克.哈维提供的统计数据，布莱尔政府在上台后最初五年里一共举行了32766场新闻发布会——相当于全年全天不分昼夜每四分钟举行一场。平均每场发布会花费80英镑，这样一来自1997年起布莱尔政府举行新闻发布会的总开销就是260万英镑。新工党对于这笔巨款是否花到实处的质问作出了一本正经的回答：“我们召开如此大量的新闻发布会恰恰正表明了我们有多么热衷于保障公众的知情权。”制作好新闻意味着去粗取精。过度开销或者不当开销的丑闻往往隐藏在特别委员会或者国家统计局印发的蓝皮报告书的最后几页。政府部门往往会等到下院会议的最后一天才会在平淡乏味的新闻发布会上将好说不好听的事实抖落出来。将911事件视为埋葬负面新闻契机的乔.摩尔只不过是以缺乏人性的方式遵从了白厅的固有传统，也就是在记者们最容易走神的时候发布负面新闻。

经常性的良好归档体系也能带来新闻题材。《每日电讯报》的政治主编乔治.琼斯多年以来常常提前捅出尚未公布的公共部门员工加薪方案，令白厅惊讶不已，不知道是谁向他泄露了机密。事实上他靠得是自己的日记本。他会记下加薪方案的具体公布时间，计算出通货膨胀的影响，打几个电话，进行一番推测，最终发表的结果总是八九不离十。我本人对于这一新闻流派也有一点小小的贡献。八十年代中期，政府帐目委员会针对各种丑闻得出的报告在内容上会紧跟国家审计局向他们提交的报告，只不过在措辞上可以预见地更强烈了一点。于是我就以国家统计局的报告为原材料，在新闻报道中预测议员们将会抨击某某事件，谴责某某事件并赞扬某某事件。结果委员会里的议员们坚信我有内应，并且为了挖出这个内应而浪费了大量时间。同样，新闻也可以从别人手中偷过来。记者们可以使用狡猾的手法从同行那里窃取新闻题材。例如大卫.亨克是一位战功卓著的政治调查记者，但是他有个毛病，或者说曾经有个毛病，就是喜欢向同事显摆自己目前的工作方向。我发现只要预先大肆表达一番对他努力工作的钦慕之情就可以与他十分融洽地交谈半天，谈话中他往往会无意中漏出来足够我另外写一篇新闻的素材。我倒是从来没有在别人的电脑上窃取过材料，不过我很认识几个这么干过的人。当初《独立报》刚发行的时候，有些刚从《泰晤士报》跳槽过来的记者依然保有着《泰晤士报》电脑系统的口令。我们就是否应当侵入《泰》报心痛并窃取题材的问题进行了十分激烈的内部辩论，最后一致决定不能这么干。当时的下院边座竞争十分激烈，的确有人会跑到其他人办公室的门口偷听。各位秘书们总会接到数不清的酒局邀请，任何一位遭到过某政客的怠慢或受过此人冒犯的官员都会成为记者们竞相追逐的目标。这一行很肮脏，但是也很好玩。

休息室的工作日继续进行，接下来是当天的第二次简报，这次简报的进行地点位于一条不起眼的螺旋楼梯顶部的某破落小屋内。刷漆木板上写着历届休息室主席的名字，显示这个房间是休息室的私产。一度质量上乘的政治题材古画收藏已经所剩无几，原因估计是被人顺回家了，古董椅子也只剩下了七零八落的几把。每天下午三点四十五分，首相发言人会在这里继续进行当天的主题，尽管根据惯例他要再念一遍首相当天行程。在比较繁忙、出现重大新闻题材的下午，这场简报会也可以进行得杀气腾腾。而在其他时候这里可谓死气沉沉，好比在一座四壁发霉的教堂里举行的晨祷活动，教堂所在地则是某个人丁衰落的小镇。

在此之后，打电话、写稿件以及各种会面将会占据当天大部分剩下的时间，会面地点可以是走廊、议员办公室以及部门办公室，当然更少不了酒馆。但是这份工作的核心并非在威斯敏斯特宫里跑来跑去，而是与那些能够提供新闻题材的政客或助理建立足够结实的联系。这是一份与人打交道的工作，向来如此。之前我们已经见到了维多利亚时代对于大众新闻的需求怎样令编辑们获准进入了政治家的私宅并获悉他们的观点。并非所有人都容忍这一点。丘吉尔就从不屑于理睬休息室记者，也没兴趣召开新闻发布会。但是在威尔逊时期内阁大臣与同情他们的记者之间开始频繁地共度周末并私下共同进餐。在撒切尔与梅杰时期，托利党评论员乃至中立记者都会在周日前往各位大臣的乡间住所赶赴午宴，或者将他们请到自己家来。苏格兰民主党的成立就与新闻从业者有着深切的关系，尽管这里的新闻从业者基本上都不是记者。这一做法一直延续至今。高级政治记者报社主编与大臣们之间自有一套社交圈子。他们会在乡间休闲居所见面，或者一起打高尔夫，还会相约共同进行郊外远足。在此期间大臣们会抖落出各种高端八卦，例如首相与财长之间最近出了什么事，或者某位大臣究竟为什么要辞职，而记者们则会将这些八卦仔细咀嚼一番。同样，记者也会邀请大臣们——有时他们的确可以成为朋友——到自己家里来做客。等到妻子们收拾碗碟。孩子们跑到庭院里嬉戏的时候，幕后消息的转手也悄然完成了。

那么公众得到了怎样的回报呢？有些记者认为所有这些社交接触，从共度周末到美酒晚餐，都是新闻腐败的表现。他们认为与政客们私交甚笃的记者们将会不可避免地对他们手下留情，议员也会从消息来源转而成为享受特殊保护的对象。有些声望甚高的政治记者，例如杰里米.帕克斯曼（3）这样的电视访谈记者，为自己与“敌人”的交往制定了十分严格的规则，从不越雷池一步。与之相对的则是公然支持某位政客或某个派系，不惜以传声筒自居，并且因为身披枷锁而洋洋自得的评论员与专栏作家。后者可以追溯到政治新闻行业的肇始时期，早在安妮皇后时期的伦敦，记者们就已经开始拉帮结伙了。当时的记者们与辉格党或托利党的大佬们打得火热，他们动笔行文要么是拿钱办事，要么是代人发言。记者采取偏颇立场其实无可厚非，因为读者很快就清楚了自己将会得到什么。比方说，托利党政论员西蒙.海弗（4）曾一度与迈克尔.波尔蒂略关系密切并对其大加支持，但后来两人彻底撕破了脸，海弗于是就调转枪口开始对付波尔蒂略。戈登.布朗也曾有过一帮支持他的记者，例如《每日镜报》的保罗.洛特里奇（5）与每日邮报的保罗.达科里（6），这些人都曾接到过唐宁街十一号送来了午宴与晚宴邀请。

但是对于大多数记者来说有一个很难回答的问题。这些记者既不是强硬的访谈主持——因此没有必要刻意回避自己的目标——也不是明目张胆的派系分子。问题如下：记者与政客应当接近到何等程度呢？这样做又会有什么危险呢？BBC政治主编罗宾.奥克利（7）就曾经因为与杰弗里.阿彻一起度假而遭到过批评。他的作法的确不太妥当，但他则为自己辩解称所有人见了阿彻都不会空手而归，要么拿走一大块礼品装切德干酪，要么拿走一瓶香槟。许多资深政治记者，包括我本人在内，都曾经因为接到布莱尔从首相私宅发来的邀请函而兴奋难耐。再怎么说这也是在相对放松的环境下观察首相的难得良机。造访期间的逸闻趣事可以充当日后专栏文章的素材，还可以借机考察一下其他客人的分量。如果想要广结人脉，这种邀请绝对不能错过。如果能在与同事们闲聊时漫不经心地提及自己接到了首相私宅的邀请，那感觉就像获得了一个小小的（非常非常小的）奖项——“布莱尔餐桌勋章”——这会使得获奖人对于首相面对的问题多一点理解。或者说至少理应如此。

把话说得粗一点，有人认为两杯粮食精加上一盘死龙虾就足以产出优秀的新闻稿件。从来都不是这么回事。假如你真的与政客们谈过了他们手头的事务，竞争部门造成的麻烦或者是不好应付的过往动议，那就很难不接受他们的观点。为你提供深入理解的视角也会磨钝你的锋芒。这么说来莫非遗世独立才是正确选择吗？莫非记者就应该倔强地对内幕情况一无所知，只为博取公众喝彩而任意施加判断吗？这是一个没有答案的问题。假如你对于高阶政客没有密切的了解，从没有在高阶政客们放松自己的时候听到他们最坦诚的想法，那你就无法真正理解当前的政坛局势。但是假如你真的做出来了这种事，就会在情感上加强与他们的联系，等到他们真搞砸了的时候也就很有可能不忍心下手。

对于这个问题有一个不甚理想的解决方案：“正直”的记者必须学会反复小人的做派——先与消息来源人搞好关系，尽力拉拢，然后就在适当时刻将他们一脚踢开。打个比方，我本人就与梅杰政府的约翰.巴顿经历过这一出。作为一名前途远大的托利党大臣他是一名出色且坦诚的消息来源人，一方面忠于首相，另一方面对于白厅面临的困境也直言不讳。我很喜欢与他以及他的夫人相处，经常一起吃饭。我造访过他家。他是一位很好客的主人，也不吝于提供新闻故事。然后身为教育大臣的他遭遇了有目共睹的困境，他的政策也开始瓦解。此时我并没有对他表示支持与理解，而是加入了批评者的行列。在我看来我对于他的表现作出了正确的客观评价并尽到了记者应尽的义务。在他看来我则是个两面三刀卖友求荣之辈，从此以后再也没有原谅过我，接下来好几年里都与我不通声气。他的看法是正确的。这种事在我的职业生涯中发生过好几次，在威斯敏斯特也相当普遍。全无节操但十分实用的解决之道是同时发展好几个优秀消息来源人并大力培养后备人员。这样万一废掉了一个还有替补的。但是我们总是时不时对自己人网开一面——至少那些知道要脸的记者们会这么做。而我们也希望公众们对于紧闭大门后面发生的事情能有一点更好的理解。

威斯敏斯特外界的人们，从编辑到电影制作人再到普通新闻消费者，对于休息室新闻行业的饭局、酒局以及共度周末都疑心十足。双方的关系原本应该矛盾横生，现在看上去他们却似乎共同形成了一个社会阶层，一个横跨报业与政坛的精英集团。在维多利亚时代与爱德华时代的政治生活中，政治-新闻共同体并不存在。主编与报社老板们或许能接触到各政党的领袖，但是议会旁听席当中的普通平头记者以及早期的休息室记者都是上不得台面的人。这还是贵族政治的时代。这一切都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开始陷入了崩溃。比尔.第兹（8）在回忆录中写到，自己曾经因为与一位曾是当年中学同学的议员交谈而遭到申斥，因为这位议员当时上了记者们的黑名单。

到了二十世纪后半期，主要政治记者与主要政客的出身背景也越发相似。那些中学毕业于语法学校，拿到过牛剑大学奖学金，并且在工党内部打拼出头的政客们与报道他们的记者并没有多少不同。到了六七十年代，对于那些才学不俗的大学生来说，从事新闻行业已经与从事金融业或从政一样时髦了。今天的政客往往还不如记者们那样张扬。不过参与工会辩论、社会运动以及党务义工的共同经历意味着许多议员与记者实际上属于同一个组织紧密的集体。这也解释了一个外人看来十分难以理解的谜团：为什么政客们明知可能有麻烦还会结交记者。

一个明显的答案是政客们需要曝光度，并很乐意用一两个小秘密来交换，而这些秘密在新闻稿件里都会得到最为极端的描写。但是这种情况事实上很少见。专栏作家才会专门对各位前途无量的大臣们进行点评分析，记者们并不会这么干。记者是故事的采集者，也是更为危险的同伴。部分原因在于许多大臣都十分孤独且缺乏安全感。如果他们打算谈论政治话题或点评自己的竞争对手，往往无法向自己的配偶或伴侣开口，更别说其他政客了。因此那些拥有共同背景并理解政治文化，听到任何话题都能一点就透的政治记者们就成了十分诱人的朋友。我们都是一路人，有着相同的古怪爱好。此外，懂规矩的记者还会向大臣们提供不能见报的各种小道消息作为回报。记者就好比威斯敏斯特的播种鸟，在这里吃掉一颗果实，再将种子排泄到别处，从而维护着这座遍地杂草但却生机勃勃的花园。我们是有益于宿主的寄生虫。要是没有我们，政治体系不会运作得如此顺畅。无聊与孤立会逼得大臣们要发疯，因为这些受困于各自办公室的可怜人们只有依靠我们才能得知白厅其他部分正在发生着什么。

（1）http://en.wikipedia.org/wiki/Robert_Maxwell

（2）http://en.wikipedia.org/wiki/Elinor_Goodman

（3）http://en.wikipedia.org/wiki/Jeremy_Paxman

（4）http://en.wikipedia.org/wiki/Simon_heffer

（5）http://en.wikipedia.org/wiki/Paul_Routledge

（6）http://en.wikipedia.org/wiki/Paul_Dacre

（7）http://en.wikipedia.org/wiki/Robin_Oakley

（8）http://en.wikipedia.org/wiki/Bill_Deedes

半个世纪以来下院休息室一直是英国政治新闻界的中心。休息室已经成为了连接政治世界与现实世界之间的管道。它的重要性使得它几乎一直饱受争议。有人视其为将政客的私人想法与观点传递给大众的良好且有效的机制，也有人将其视为闲散记者与不负责任的政客关起门来乱搞的窝点，致使任何人都不必为自己的言论而负责。

哪一种说法才正确呢？乍一看，开放社会当中的民主政体居然需要任何“机制”来向选民传达政客的真实看法似乎有点不合理。当然他们应该想到什么说什么，他们的言论也应当得到公开报道；如果他们不敢公开发言，就不应当指望自己的言论得到大范围传播，不是吗？

但是任何高度发展的社会动物都必然是虚伪的。要不然你自己试试吧。仅仅尝试一天就行，在这一天将心里想到的每一句话都说出来。对门邻居是个面目可憎的肥婆？看在上帝的面子上可别藏着掖着。你的小女儿话太多？那就让她闭嘴，她哭不哭关你甚事呢？老板有狐臭？那就一边捂着鼻子一边告诉他好了。这种日子过上一天我们当中的大多数人就非得完蛋不可，我们会沦为邻居眼中的怪胎与儿女眼中的坏人，老板则会希望我们永远消失。我们所有人在彼此打交道时都需要客气的推脱搪塞与礼貌的委婉语来进行缓冲，拒绝这么做的人则将会遭到排斥。

政客们也和我们一样，只不过他们公开发言的机会要多得多，而他们的私人想法也很可能比一般人更有趣且更重要。他们会讨论政治进步或者税制公正，但他们心里也会琢磨某某某能否保住他/她目前的职位，最近是否有人将会得到升职，党首究竟是不是个中看不中用的样子货，会不会导致下院席位的丧失。如果将所有这些私人想法全都从政治新闻当中剔除出去，选民们将会很难理解究竟发生了什么——也就是所谓的暗箱操作。这就好比身在前线却只依靠手持摄像机的取景器来观看战况一样，看不到战术，看不到战略，也看不到全局。说句公道话，任何暴露政客私下谋划与小算盘的新闻都会在一定程度上导致公众的怀疑主义倾向。但是这种新闻也一次又一次地揭示了表象以下的真实故事。而且话说回来，谁不想多知道一点呢？

休息室的前身是充斥着八卦贩子与灵通人士的威斯敏斯特老旧酒馆与咖啡馆。但是实际的休息室体系则是伴随着我们钟爱的开放社会的崩溃，以完全现代的方式建立起来的。今天的下院门外包围着水泥桩与荷枪实弹的警察，唐宁街也被铁栅栏与机械路障封锁了起来。这么做的理由曾经是为了防范北爱共和军，现在则是为了防范伊斯兰教恐怖分子。但是实际效果都一样——政客与民众的隔离。休息室也是因为1885年的爱尔兰恐怖分子袭击而建立的。在一场炸药袭击之后，就只有上下院议员与少数几名官员才能进入休息室以及威斯敏斯特宫的其他一些部分了。曾经与各位议员摩肩接踵的记者们对此大为光火并发动了抗议，结果议长就拿出来一份获准进入的记者名单。不可避免的是，获得这一特权的人就此抱成了一团，甚至还开始认为自己理应获此殊荣。十九世纪七十年代的休息室记者还是一帮不甚检点之辈，他们并不太拿自己当回事，在报纸上也得不到多少空间。但是二十世纪初期的休息室变成了一座俱乐部，而俱乐部总是很拿自己当回事的。这个俱乐部的成员在下院有自己的房间。到了一战的时候，休息室记者们甚至还有了自己的浴室。

但是尽管这些人获得了很不错的卫生条件与落脚点，真正的休息室系统直到二十世纪二十年代才出现。从那以后报纸上就会经常性地出现本质上等同于高级政坛八卦的报道，起初还是匿名报道，但很快就不再匿名了。现在的官方新闻越来越依赖于方便的日常团体会议进行传播，而记者们也越来越将自己混同于实际的议会权威。休息室令记者们的生活更加轻松了，对于那些效力于地方报纸的记者们尤其如此，要不然他们根本无法说服各位大臣们抽出时间来接受采访。休息室里总有许多心明眼尖、不给任何人当哈巴狗的记者。此外在类似诺曼底登陆前夕这样的重大历史关头，休息室的保密能力也是至关重要的。但是毫无疑问，休息室制度也助长了新闻业内部的拉帮结伙以及记者之间交换新闻的偷懒风气，这些做法为记者们提供了掩护，但是对读者并没有好处；休息室充斥着墨守陈规的气氛，而且过于心安理得地将自己当成了统治阶级的一部分。

休息室里的规矩就很能给人这种感觉。人们普遍认为这套规矩首次落实于二战之后并在接下来的几十年里基本没有发生什么变化。1982年出版的栗色册子《休息室新闻实践须知》就很能令人真切感到体制的存在：

“休息室记者……对于休息室负有一般性的责任。记者不应为休息室内的公共生活或者休息室与两院以及当局之间的关系造成任何偏见……休息室记者的工作使他得以与各位大臣与各党派议员发生密切的日常接触，因此他在利用这一特殊机构带来的便利撰写政治事件报道时，这份工作也为他施加了极高的责任与审慎要求。休息室的最高原则是，除非得到特别许可，否则绝不点明消息提供者的姓名……绝不在休息室会议召开前后对其加以讨论，尤其不能当着无资格与会人员的面加以讨论。如果外人看似了解休息室的会议安排，绝不能肯定他们的猜测，或者以为他们既然已经知道了这么多，尽管可以将剩下的情况也告诉他们。”

这才只是个开头。对于新成员来说，错综复杂的不成文规矩还要更多，在休息室里奔跑，在别人交谈插嘴以及其他此类粗鲁行为都会招致结结实实的惩戒。代表诺斯克里夫报业集团于1966年加入休息室的彼得.罗斯曾两次被拽到休息室纪律委员会面前接受就委员会看来十分严肃的问责。第一回他的过错是在陌生人酒馆接触斯蒂芬.斯文格议员，此前两人已经约好要来这里喝酒了。议员的确来了，但是正在与另一名资历更老的记者交谈。彼得加入了谈话并立刻就因为触犯行为规范而被上报到了纪律委员会。他被勒令参加听证会为自己辩解。日后他说，“我简直都要吓死了。”第二回则是在黑衫党领袖见法西斯主义者奥斯瓦尔德.莫斯利病亡的时候，身为犹太人的彼得在旁听席酒馆里买了一瓶香槟以示庆祝。结果委员会教训他说他的行为十分不得体：任何一位休息室记者都不应当为了前议员的死亡而庆祝，而莫斯利曾经也是议员。这两起事件的是非对错姑且不论，仅从事件本身而言很容易理解为什么精神独立、一心为了向权力问责而来到下院的记者们会因为休息室制度而感到窒息并很快对其产生反感。

政府试图以一推一拉的节律来应对记者，先用爱令他们窒息，然后就试图绕过他们或流放他们，这种做法显示了在实际工作当中休息室体系从来都不像理论当中看上去的那样舒适。因为政客们在完全控制媒体这一梦想的诱惑下总喜欢得寸进尺，也因为以相互竞争为工作前提的记者们总不愿意配合。如今休息室记者的口碑并不好，往往被人当做受骗成癖听风就是雨的白痴。有趣的是，休息室记者们却往往自视为八风不动死硬到底的怀疑主义者。《卫报》的哈利.鲍德曼在六十年代中期曾经写道，休息室记者的耳道会分泌一种足以隔绝政治宣传的特殊耳屎。但与此同时他们也宣誓保持沉默。1966年《每日邮报》的杰弗里.维克福德撰文谈到了六十多位休息室记者与议员之间“总体而言还算愉快的的工作往来与社交关系”以及允许记者们使用威斯敏斯特宫内某些房间而非另一些的“相互容忍”。但他从来没有提到休息室究竟意味着什么。

二十世纪休息室体系的核心就是每天两次的秘密简报，发言人拥有代表首相的特权，在英国这就意味着他能代表整个政府。一条能与全国最有权力的人士与所有主要媒体进行私下日常交流的渠道是一件极为强大的武器。在媒体领域内这就相当于首相在其他方面所拥有的庇护权、宣战权以及其他特权——为唐宁街早已相当可观的权限范围又安装了一根巨大的义肢。不过在一开始，就那些参与其中的记者们看来这种做法一定是一项十分有益的现代化举措。当时的唐宁街入口处还没有铁将军拦路。政治记者们大可以直接敲响唐宁街十号的屋门，尽管未必一定进得去，但总还可以在门外的马路上三五成群并向来往的内阁大臣点头致意。这种做法完全就是碰运气，效率低下且很不体面。自然，长期以来大臣们一直在以个人身份向记者进行简报。但是在1926年大罢工期间，由于深夜紧急会议的频繁召开，记者们也获准在唐宁街十二号里面等待，他们也开始拒绝外人参与自己的会议。1929年的工党政府安排了一位议员——时任外长的儿子——为休息室记者们进行简报，但是他看起来似乎十分没用。1931年的经济危机导致工党下台，联合政府取而代之，休息室记者们再次体面扫地，又被驱赶回了唐宁街的街头。

今天的政治史学家们提起联合政府都没有什么好话。至于一般公众则根本遗忘了这届政府的存在。但是休息室制度的确是从这届政府开始的，一班经过选择的记者与唐宁街十号发言人乔治.斯图尔特之间会举行例行见面会。一开始记者们的疑心都很重，他们担心自己与各位大臣进行个人接触将会更加困难。但是他们很快就喜欢上了这种更加顺滑放松的政治信息灌输方式。斯图尔特是历任褒贬不一的唐宁街十号发言人当中的第一位。近一二十年来，许多发言人都是记者出身，这些人越过了政治与新闻的界线，投奔到了心目中政界英雄的手下。在很多情况下，休息室制度的运作情况都会受到首相个性的重大影响——例如丘吉尔虽然自己当年也干过记者，当上首相以后却觉得直接与记者打交道有失身价。一般来说他主要接触报社老板。

相比之下，想当记者却没能如愿的哈罗德.威尔逊则十分喜欢充满八卦的舰队街世界。在他上台后的头几年里一直在无休止地奉承并撩拨着休息室记者的虚荣心，还雇佣了曾经干过政治记者的特拉夫.劳埃德-休斯.就像布莱尔与坎贝尔一样，威尔逊与劳埃德-休斯也相信他们能驯服新闻界这头野兽。在一起十分有名的事件中，威尔逊手下另一位新闻秘书接到了正在西西里岛度假的首相打来的电话，叫他设法把一条负面新闻从头版上搞下来。第二天，伦敦西部谢泼德丛林区就发生了一起极其骇人听闻的奸杀案。结果威尔逊又给他打电话说：“亨利……你这回做得有点过头了。”威尔逊十分享受自己与记者之间的轻松关系并且大加利用，而他的继任者爱德华.希斯从来未能做到这一步。他的办事风格古板而正式，曾经打算逼迫休息室人员摊牌，建议政府与休息室双方都抛弃保密作法，将交流内容一律留底。显然他怀疑一天两次、一点把柄也不留的私人简报制度使得持怀疑态度的记者获得了太大的权力，也阻碍了他本人的上传下达。他甚至还像日后的布莱尔那样尝试过公开记者招待会。但是休息室记者们把他的尝试堵了回去。

到了威尔逊第二次上台的时候，他与休息室的关系已经恶化得十分难看了。就像日后的新工党政府一样，许多记者都认为自己受到了欺骗或者辜负。《金融时报》的休息室记者大卫.瓦特写道：“目前威斯敏斯特政治记者们十分乐意将各种嘲讽与蔑视加诸于首相头上，至少在一定程度上这是因为他们认为首相滥用了体系与他们的力量，另一部分原因在于他们过于频繁地被唐宁街十号的新闻机器引向了错误的方向。”此时担任发言人的是乔.海因斯（1），一位骁勇好斗的前政治记者。他很不耐烦抽时间来应付自己从前的同行。他最终结束了私人简报制度，试图以存档留底的公开声明取而代之，尽管吉姆.卡拉汉上台之后很快又恢复了这一制度。就像阿拉斯特.坎贝尔一样（海因斯似乎对于他影响很大），海因斯也辩称反正记者从来不应该依靠单一消息来源。

玛格丽特.撒切尔与新闻业的关系要有趣的多。她在政坛上的发迹要部分归功于舰队街上几位关键人物的扶助，例如《每日邮报》的大卫.英格力士以及默多克旗下《太阳报》的主编拉里.兰姆。她的首相生涯则更是得到了舰队街上一大片势力的鼎力支持。在访问世界的旅程中，她总会一丝不苟地与陪同的休息室记者进行交谈；她还会经常性地请记者喝酒。不过她对于那些不那么支持她的记者的发问与接近十分不耐烦，而且在执政期间的一场又一场危机中她一直抵制各路记者对于进一步消息的要求。在这方面她找到了一位令人大跌眼镜的灵魂伴侣，也就是曾经支持工党的行业记者伯纳德.英厄姆。他在撒切尔手下一连干了十一年的新闻发言人，据估计在此期间他一共主持了5000余场正式简报会与将近30000场非正式简报会。曾经为许多休息室保守党发言的英厄姆后来声称他认为信息自由运动“虚伪得无以复加，主编们以及所谓的自由派媒体精英们之所以支持这一运动仅仅是为了更有利于他们自己不必经历选举的种种不便就能掌控国家。”总体来说他认为与他同时代的政治记者们“正日益遭到将政治个人化、琐碎化以及轰动化的要求，将政治转变成了一堆无孔不入的八卦消息。”

英厄姆本人就是一位很扎眼且很容易个人化的角色——暴躁易怒，语出难忘，喜好社交，两道粗眉毛就像未经修剪的树篱一样茂密。反休息室运动指责他针对一系列触犯了撒切尔雌威的内阁大臣进行了许多不利简报，而这些大臣后来全都被英厄姆本人披着集体匿名制这顶斗篷且尖刺横生的言论伤得不轻。他为自己的作法大力辩护，但无疑正是他的作法促成了1986年的休息室叛乱。《独立报》、《卫报》以及《苏格兰人》三家报社脱离了休息室体系，最终迫使梅杰手下的唐宁街十号新闻办公室做出让步，允许各家报纸将休息室指明为消息来源。

尽管两人都不会喜欢与对方进行比较，但是伯纳德.英厄姆与阿拉斯特.坎贝尔之间还是有许多共同之处的。这两人都是党派记者，也都没能在伦敦报界真正扎下来，两人都服务于占据主宰地位的领袖，服务年头差不多长，对于培养了他们的新闻行业也都多有鄙视。两人之间最明显的不同（也是英厄姆十分重视的一点）在于撒切尔的新闻主管是从公务员体系提拔起来的，并且要向体系效忠，而布莱尔的手下则是以党派政治人物的身份加盟的，因此必须通过枢密院令获得监察公务员的权力。但是两人都曾与媒体这条巨型章鱼进行过激烈角力，也都曾遭受过滥用权力的指控。这两位当代政坛最主要的角色都从未参加过选举，但却都在“媒体民主”从老式议会民主当中脱胎而出的时刻成为了首相与媒体之间的把门将军，这仅仅是巧合吗？

无论在何种社会体制之下，英厄姆与坎贝尔这样的人都有能力最终爬到高位。而在二十世纪末期的英国，这个“高位”就是控制首相与媒体之间互动的职位。就像英厄姆一样，坎贝尔的行为也导致了意料之外的后果并令他大吃苦头。对于“操纵舆论”的攻击意味着这个天生就适合抛头露面的人不得不藏匿于阴影当中。为了回应唐宁街十号不值得信任的指控，坎贝尔终结了长达七十余年的秘密不记名简报体系。此前的多场叛乱已经沉重打击了这一制度，但真正下杀手的还是坎贝尔。他向外国记者以及非威斯敏斯特记者开放了休息室，对休息室内的谈话内容进行了记录，并且还将每天早上的休息室会议搬出唐宁街安顿在了外国记者协会位于附近的办公楼。这些会议就此变得越发无聊，有时甚至会沦落到可笑的地步。在我写这本书的时候，休息室正在讨论唐宁街十号提出的对上午简报会进行电视直播的提议，会议内容主要就是一位大臣代表首相进行发言。报纸记者们对于这种做法心存芥蒂，他们认为这只是分散注意力的伎俩，对于那些只顾出风头的电视记者更是无法抵挡的诱惑。但是这一举措如果得到落实，将会为日后主管信息的大臣带来极大的势力。同时坎贝尔还将布莱尔推到了每月新闻发布会的摄像机镜头前，而布莱尔也大显身手，成功证明了自己有能力应对舰队街上最高明的记者所能提出的最困难的问题。实验证明，借助耍手段来搞新闻的作法至少对这位首相来说行不通，坎贝尔驾驭媒体或控制其敌意的努力遭到了一而再再而三的失败，工作的压力也使他越发难以承受，不得不选择辞职。

几天之内，首相就宣布他已经接受了由学者、记者以及公务员组成的某独立委员会提出的一套大范围变革举措。坎贝尔一度曾掌握过的巨大权力将遭到拆解，他的职位也将被一分为二。一位名叫大卫.希尔的工党党员兼老式新闻官员将会主管信息交流工作并承担政治职责，但是一套与他平行的新建公务员体系也将得到建立，这套体系将会拥有自己的常驻新闻秘书与官方发言人。看起来首相自己也是举棋不定——他的双肩上分别飞舞着专注党派政治的邪恶小魔鬼与负责政府通信的纯洁公务小天使。假如休息室希望得知实情就去找天使，如果他们想干脏活就去找魔鬼。这种做法理应带来一番新气象，但是实际情况却远非如此。在这个领域个人性格要更重于组织结构，而且再怎么说记者们也总是更偏好党派斗争的生猛海鲜，不喜欢干巴巴的统计数据。他们会去接近他们认为最接近首相本人的简报人员，无论他有着怎样的头衔。但是坎贝尔的最终失败的确是英国政治新闻界的一件大事。坎贝尔以前无古人的力度将个人权力凌驾在了政府信息体制之上并试图中控制政府的媒体形象。他是一位才干过人，精力充沛，意志坚定的人，但是他却没能取得胜利。几年之内，中央管控手段就产生了任何一届当代英国政府所遭遇过的最糟糕的报纸报道。

（1）http://en.wikipedia.org/wiki/Joe_Haines_(journalist)

在白厅内部，在传统部门的石砌广厦当中与分支机构的玻璃幕墙背后，每一天都在进行着海量的繁杂工作。这些政府部门将纳税人的税金调拨到众多领域或从这些领域中回撤，这其中有勉力求存的北部商圈，有地方小学，还有驱逐舰电子元件生产厂。它们反复讨论各种规章法令，结果可能导致你的邻居锒铛入狱，也可能为依赖福利为生的儿童提供保护。它们与布鲁塞尔方面在谈判桌前反复拉锯，以决定在大海的哪个角落可以捕捞什么品种的鱼，或者某一项支持了上百个急切需要的工作岗位的补贴是否违法。它们为地方法院处理青少年证人方式的改革拟定了计划。有人正在拟定一份高度机密的文件，计划在全国范围内实现高速公路收费。来自四个不同部门、年龄普遍在三十岁左右的一群青年才俊正在举行又一场会议，以期共同拿出一套打击青少年不法行为的合作计划并且得到唐宁街与财政部两方面的认可……

但是所有这些内容都不太可能出现在次日报纸的政治版面上。白厅内部发生的大多数事件都不太算是新闻，而是永无休止的车轱辘话。一份份提案在这里得到回收与熬煮，之后人们就将其大嚼一通再把渣滓吐出去。因此在这里几乎不会发生任何意料之外的事情，一切几乎都是暂时性的……直到提案突然摇身一变成了确定的政府计划，并且获得了用来立法的时间划拨。甚至到了立法步骤当中依然存在着循环往复的节律：中央集权与地方放权，监管的落实与取缔，科技乐观主义与科技运用失利，等等。即便是最为热情的人也会因此昏昏欲睡。

因此优质的白厅新闻很难搞到。好的新闻必须新鲜，光是这一条就很少见了。好的新闻必须可以得到清晰的解释，必须产生切实的效果。在理想状态下，好的新闻应该能够激起读者的反应——愤怒、尴尬或者兴奋。这一切都必须来自白厅，而白厅文化从体制上就倾向于保守秘密，厌恶泄露哪怕最平淡无奇的内部信息。从更基本的层面上来说，白厅主要处理细节与缓慢的变化，因此只有那些密切关注政治进展的人才能看懂这些新闻——那些能记得两年前首相关于林业税收待遇作出过何种表态、特别委员会当时作何反应以及同年春天发生过哪些请愿活动的人。大多数人根本不会关心这种事，大多数新闻记者也是如此。每当我搞到泄露出来的文件或者关于某项政策的秘密简报时，总要花费比搞到这些材料还要多的时间与精力来说服编辑相信这条新闻值得报道。白厅记者都是一群周期性领取“搞到真正新闻”任务的专家，这些人的先驱是1965年的安东尼.霍华德（1），最成功的则是目前效力于《卫报》的大卫.亨克（2）。他们的工作很不好干。亨克时不时就会捅出一条所有人都能理解的新闻并顺便捅倒一位大臣。但是他的许多新闻之所以得到刊登是因为报社知道这些新闻能令官员们如履薄冰，尽管一般读者看起来很费神。

得到着重对待的白厅新闻往往糊着一层“万分机密”的外皮，或者包含易于理解的争论。我曾经听有些大臣说过，他们有时会将标注有“机密”字样的文件有意摆放在影印机旁边来吸引记者的注意，要不然文件里的内容根本肯定会被记者无视。如果不这么做，这些文件就得与其他几十封报告一起通过每天下午官方文件发布来与下院边座见面，对于大臣们来说，前一种做法无疑能令他们的小小筹划更有机会得到报道。水门事件之后每一位新闻写手都自然地认为凡是泄露出来的文件都值得报道。如果某人甘愿违反《官方保密法》将一份材料偷偷提供给记者，那必然有值得这么做的道理，哪怕材料本身看上去很乏味。同样，搞到“内幕消息”对于主编来说意味着你不但有“内线”，而且还能让他们“办事”，对于你来说这自然很能加分。

鬼鬼祟祟的会议与牛皮纸信封一起组成了一幕幕淡而无味的戏剧——里面满是模仿隐蔽战线英雄人物那样身穿长风衣的家伙——这些戏剧总可以产生一般足够在首页冒头的新闻题材。有时文件泄露的意义在于它表明两个政府部门正在争执不下：可能是财政部试图警告卫生部放弃一项昂贵的提案，也可能是交通部与环境部关于某项公路扩建工程的实际成本作出了十分不同的估算。这些争论是白厅的勃勃生气所在，一般总是拿到内阁委员会上来解决。但是假如某个问题如此烫手，致使官员为了打击对手而将其泄露出去，那么很可能这些官员的上级也正在争斗得不可开交。因此只要正确解读，单独一起泄露事件就足以产生一段新闻，牵扯上一位正陷身于头破血流的争斗当中并且以辞职相要挟的（相对）出名的政客，等等。

但是政治新闻题材当中来自白厅的泄露非常少。而且一般的泄露基本掀不起什么波浪，除非泄露背后当真存在惊天动地的冲突，例如1985年撕裂了撒切尔政府的韦斯特兰直升机事件或者工党在欧元问题上的斗争。一位优秀的记者从官员那里听到小道消息或者拿到偷偷带出来的文件之后，第一本能就应该问一句：这条消息的发表会使谁受益、使谁受损呢？这份文件是最新版本吗？还是为了破坏随后的修改版本而泄露出来的初版呢？莫非是某个在《今日》节目当中佯装窘迫的大臣为了宣布一项他以为本来可能被唐宁街十号否决的计划而故意唱的空城计？除非是真正的圈内人，否则要看懂泄露材料的真意是很困难的。因此尽管记者们经常因为搞到泄露材料而自鸣得意，但事实上他/她在大多数情况下仅仅是遭到了白厅内部倾轧当中某一方的利用。

当年冷战尚在进行、政治激情因为核武器现代化而格外高涨的时候，有很多左派政府人员十分反感撒切尔，因此出于政治动机的泄露事件也就格外多——萨拉.蒂斯德尔（3）与克莱夫.庞廷（4）都因为泄露国防部信息而遭到揭露与起诉。在大卫.凯利与安德鲁.吉利根事件当中，安全部门怒火中烧的原因之一就是他们认为未能在伊拉克找到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过错会被人栽到他们头上。在与BBC争执之余，布莱尔也意识到了这一点，并且立即通过自己的新闻发言人对特勤人员进行了花团锦簇的赞扬。这些人不是政客可以轻易得罪的，因为他们在公众当中的权威与可信度从来都高得很。

如果说来自白厅的新闻题材仅仅构成了政治报道的一小部分，那么议会新闻题材也好不到哪里去。正如前文所见，如今议会的日常工作缓慢繁琐，波澜不惊，已经引不起太多注意了。真正的戏剧性场面倒也不是不会出现——例如预料之外的政府失利（通常发生在上院），或者某位证人在特别委员会面前吐露了令人瞠目的实情，又或者猎狐问题讨论的一百八十度逆转。但是大多数情况下，就像在白厅里一样，你必须日复一日地贴近观察才能看出政策的变迁，或者公共开支不足问题当中闪烁发光的丑闻。下院里发生的事情基本都算不上是新闻。耳熟能详的重复争论与代表选区进行的冗长请愿都不是新闻。假如某项提案当中的条款显然无论如何都会通过立法程序，那么关于提案条款的争论无论多么激烈都算不上新闻。

细心的读者现在可能会问：假如政治新闻题材主要与制定各种施政计划的白厅无关，也与审议这些计划并将其确立为法律的威斯敏斯特无关，那政治新闻题材究竟与什么有关呢？答案：政治新闻题材的重点，正如政治本身一样，都是权力。重点在于谁掌握着权力，谁在争取权力，谁失去了权力，谁在为权力而斗争。在所有留下史料记载的人类社会当中，权力都是令文化痴迷心醉的强力磁铁。王侯的性格，廷臣的谋划，从高位跌落的神甫，管不住下半身的总统……没有了人与权力的故事，十分之九的历史、艺术以及文学都要沦为空虚一片。政策交织在这其中并受到其结果的影响——决策、税率、结盟、公共事业管理等等。但要想分清主次是很不容易的。赤裸裸的权力斗争与斗争拿来遮蔽裸体的政策分歧，斗争结果与政策实施与否，两者究竟孰轻孰重呢？这就好比质问歌剧究竟算音乐还是算戏剧一样徒劳。

民主社会在这方面总有些放不开。托尼.本就像许多其他议员一样坚称媒体错误地痴迷于“个性”而不是“话题”。但是本总是小心翼翼地定期出版自己的日记，烟斗、毛衣、茶杯与雄辩的口才都成了他的招牌。这个人十分清楚个性有多么重要。他只是希望能够控制自己的商标而已。在八十年代初期工党左翼叛乱当中他将自己打造成了全国性的人物，并且一头冲进了胜负难料的权力斗争。在这场斗争当中他的个性至关重要，他的形象或商标也成了许多著名“话题”的载体。

大多数一线政客都对自己的形象十分上心。目前最家喻户晓的例子就是托尼.布莱尔。他的表演才华有目共睹，他的着装总是无可挑剔，他的就职誓词经过了精心雕琢，听上去“毫无阶级属性”，他的邻家大男孩式微笑令人无法抗拒，他蹙眉沉思时则总有一股重任在肩的气质。形象与个性在政治生活中的作用就如同在学校操场或公司董事会里一样重大。权力总是意味着将某个人的个性投射到其他人的头上。在今天的媒体文化当中，权威性与确实性的问题总会令我们感到困惑，而政客们也费尽心力试图证明自己可信可靠。他们既要随和亲切又要鼓舞人心，将平易近人与鹤立鸡群这两种气质结合于一身。这样做的确令人身心疲惫。但是认为二十一世纪最初十年里英国政坛当中夺权与掌权的斗争与个性、性格。形象与权威无关是十分昏聩的看法。正因为如此莎士比亚的著作至今依然是十分有用的从政参考书。如果将涉及政坛浮沉、内阁分裂、个人复仇等等情节的新闻一律贬斥为“无关紧要”，就等于否认了任何政治体系的深层现实，无论是议会政体还是君主专制政体。提出这种要求的议员要么是天真得一塌糊涂，要么就是试图愚弄公众，让他们把自己当做大学教授或者神职人员而不是政客。

夺权、掌权与失去权力的新闻题材在我的职业生涯中一直占据核心地位。大多数政治记者都会这么说。1985年韦斯特兰直升机事件导致的撒切尔内阁分裂绝对是个性、胆量与阴谋诡计相互碰撞的经典案例。双方开战的起因是直升机供给问题以及英国针对欧洲的国策，但是情节主线根本就是从詹姆斯一世时期的戏剧里面趁热摘抄出来的，这也正是为什么有这么多人一直都在追捧这次事件的原因。迈克尔.赫塞尔廷从内阁出走并径直离开唐宁街步入荒野的一幕根本就是剧院舞台上的演技爆发。韦斯特兰时间的演员阵容豪华得令人目眩，包括正位居权力巅峰的首相本人——一位只手遮天，令人胆寒，怒火万丈，一往无前的托利党巾帼英雄。她的新闻发言人伯纳德.英厄姆乖戾凶狠，双眉如黄鼬，嗓音似砂纸，活脱脱一位马基雅维利再世。欧盟副主席列昂.布列坦如同满腹筹划的红衣主教，他的新闻发言人科莱特.鲍尔则总有些神秘兮兮……至于反对党领袖，相互做对的记者以及后座议员之类的配角就更不用说了。整个事件就好像一出政治化的实验性先锋戏剧，一部在清晨电台广播、新闻发布会以及下院会场不间断推进的剧本。

这出戏的第一幕发生在远离摄像机之处，而惊心动魄的大结局则发生在下院会场的众目睽睽之下，并得到了一直追踪着时间进展的同一批旁听席特派记者的报道。撒切尔走进会场时相信这是她在任的最后一天，而对于工党党首基诺克来说这则是将她打翻在地的绝好机会。下院成了斗兽场，尽管里面发生的戏码更像是斗鸡，噪音喧天，紧张得令人颤抖。接连好几周的电台采访，私人简报，报纸，文章，新闻发布会以及愤怒的私人谈话全都汇聚到了眼下这一个多小时的公开辩论当中。权力就是胜者的奖品。假如撒切尔输掉了辩论而且没能说服下院，赫塞尔廷很可能将她顶下首相之位自己取而代之。假如基诺克取得大胜，那么他很可能扭转自己在媒体当中的声誉，争取到大量选民支持，并且假以时日入主唐宁街。这些事情都没有发生。被人们称为“韦斯特兰事件”的权力斗争是真实存在的。我这里用戏剧来打比方，但是最精彩的政治故事要比戏剧好看千百倍。因为任何一出戏剧的结局早在观众落座之前很久就已经确定了，大幕升起之前演员们就已经知道了最终谁将会倒地身亡。

过去二十年里其他重大政治危机大致也遵循着类似的模式，尽管具体采取的公开活动有所不同。国家煤矿委员会与白厅的精心筹划，煤矿工人罢工与人头税计划背后的政治争论都导致了英国各地街头的暴力、动乱与流血。这些故事的主旨也是权力——工会的权力（这是撒切尔决心摧毁的目标）与民选政府收税的权力（大多数选民都认为这项税收很不公平），这两者最终都没能经受住破坏性测试的考验。正如韦斯特兰事件一样，在这两起事件中我们也面对着巨大而看似无可抵挡的个性角色——煤矿工会领袖阿瑟.斯卡吉尔、国家煤矿委员会主席伊安.麦克格雷戈、托利党主席诺曼.泰比特，环境大臣尼可拉斯.雷德利……。撒切尔与北爱共和军之间的较量同样地动山摇，而这依然是权力斗争，其中牵涉到托利党党代会上的刺杀，至今依然在分裂英国人民的各种英勇与野蛮之举，还有不顾一切将自己饿死的年轻人。围绕着临时派共和军进行的斗争涉及英国与爱尔兰的纠葛，二十世纪二十年代以来的北爱历史，以及经济环境与歧视性住房政策。但这也同样是一场以压倒对方为目的的个人较量，一方是有国家撑腰的撒切尔，另一方则是新芬党领袖杰瑞.亚当斯与绝食运动发起人鲍比.桑兹这样的人们。

那么最终将撒切尔搞下台的政变呢？过去二十五年来威斯敏斯特舞台上或许最为激烈的这部剧目又如何呢？无论从任何角度来说这出戏都当得上跌宕起伏四个字。这出戏的第一幕是两位截然相反的大男子主义者为了争取撒切尔的信任而明争暗斗，一位是瘦高枯干的经济学家阿兰.沃特斯，另一位则是身材胖大一步三摇的财长奈吉尔.劳森。 任何一位能够写出这样一幕戏的剧作家都会感到十分愉悦。接下来的幕间搞笑喜剧则由默默无闻的托利党议员，平时总躲在自家悍妻阴影当中的“尾行之驴”安东尼.梅尔爵士领衔主演。一天到晚温良恭俭让，曾经被人冠以“死羊”头衔的杰弗里.豪尔在下院发表辞职演讲时摇身一变成为了指控撒切尔的要命人证。紧随其后的是大群谋划者与反谋划者，威斯敏斯特上下纷飞的激烈争执与旧日友谊的破裂。从撒切尔在巴黎峰会最关键时刻的毅然返回与夜晚剧院台阶上发表的“我们将要继续战斗”演说，到她与怯懦但不肯转移视线的内阁大臣们令人绞痛难耐的会面，再到她无可奈何的最终投降；她在下院英勇得令人惊骇的辞职演说，在她身后公开抹泪的议员，以及她本人最后一次离开唐宁街时流下的泪水……目睹这一切的人们往往会恍惚觉得事件里的所有参与者都应该披挂上文艺复兴时期的行头。《撒切尔王朝》一、二、三部就算放在环球剧院也能赢得满堂喝彩。

相比起来约翰.梅杰的任期就没那么恢弘壮阔了，尽管就像撒切尔时代一样，戏剧的结尾往往在下院会场得到公开化。英镑从欧洲汇率机制中的坠机式离队将诺曼.拉蒙特当做一位更加喜剧化的劳森引荐到公众面前，他的尊容好似浣熊，玩世不恭的做派好似福斯塔夫。在“黑色星期三”，政府仅用了一个下午就在经济与外交两条战线上大败亏输，彻底终结了梅杰在当代英国政坛施展作为的希望。与之相伴相生的是，九十年代中期梅杰为了让议会批准马斯特里赫特协议而煞费心力时，托利党也在欧洲问题上陷入了骇人且凶狠的个人战争，政府内外都有许多“王八蛋”试图阻止梅杰。与之前一样，这个故事的确关乎国运，但同时也与权力有关。这是一部自成一格的悲剧，悲剧主人公是梅杰这位奋发向上的“布里克斯顿少年”，他的父亲售卖花园装饰品为生，对他进行刁难阻挠的众多势利小人则令他怒火难消。但是这场悲剧当中也有很多喜剧性的插曲。比方说当梅杰与约翰.雷德伍德竞争党内领袖时，后者的支持者们组织了一支傻头傻脑的队伍，全都身穿条纹夹克，苏格兰短裙，丝织晚礼服，脸上挂着僵硬的微笑——我冒昧地补充一句，这几样东西并没有同时出现在同一个人身上。这些戏码当中的大部分都发生在公共注视下，但并非全部。我还记得当时我和拉蒙特在财政部里，他向我保证“约翰”绝对不会解雇他，而且很有信心自己能得到担任财长的任命，结果没过多久梅杰就把他解雇了。我还记得在他辞职以后返回白厅，一位凶神恶煞般的托利党党务干事拦住了他，警告他说如果他胆敢向首相寻衅报复，“我就先扯掉你他妈的胳膊再扯掉你他妈的腿然后全都塞进你他妈的%&￥*里面……”

在托利党执政时代后期，政府是否会在下院丧失关键选票成了特别令人兴奋的话题。也正是在九十年代各家大报终于决定舍弃议会版面，这一情况看起来似乎有点矛盾。但是反梅杰叛逆分子的密谋为夜复一夜的真正幕后情节提供了线索。这些发生在闷热的六月夜晚，在酒气熏人的下院天台上或者灯光昏暗橡木贴墙的走廊里徐徐展开的情节时真正的休息室新闻。休息室新闻与边座新闻的融合以及传统议会报道的崩溃全都发生在梅杰执政期间并不令人感到意外。这是暗中运作与“滥搞”的时代，对于托利党政客私生活与不检点行为的报道终于渗入了主流政治新闻当中

到此为止，政治新闻究竟是什么的问题往最好处说也很难说清。上文中的任何一个例子在任何一位政客看来都能算得上是“好新闻”。这些新闻题材全都涉及了关乎英国未来的重大议题，例如工会权力，英欧与英美关系以及经济政策，而且全都立刻带来了强烈的公众反响。但是从此以后新闻题材就变得越发浑浊起来。

与此同时，旧式下院逐字报道的衰落也伴随着其他各种政治新闻形式通货膨胀一般的崛起。讽刺性速写短文越来越多，既定观点的专栏文章越来越多，从各位大臣助理的潜意识当中过滤出来的捕风捉影越来越多。托尼.布莱尔的前任宣传专员阿拉斯特.坎贝尔在2001年声称因为伦敦是全世界竞争最激烈的媒体市场，而且“坦率地说此地在大多数时间里并没有多少重大新闻”，以致评论员们把持住了大局。“新闻与评论的分离在大多数报纸当中已经消失了。新闻基本上全是报纸的评论与立场阐述。电视广播当中的大部分时间也都分配给了一脸沉思状的‘专家评论员’，政客们的时间则少了很多……”尽管很多记者都很不乐意听取坎贝尔的任何分析，但在这里他并没有夸大的太过分。新闻与评论的确是分离的，但是沉甸甸的倾向性描写与咄咄逼人的鼓动式问题已经感染了许多新闻故事。评论家们正在受邀撰写与新闻报道分庭抗礼的文章，速写的重要性也压过了大多数常规新闻报道。分界线依旧勉强可见，但是已经惨遭践踏并且出现了多处缺口。坎贝尔认为起步于小报的预设观点新闻已经在大报当中安家了。这一点他说得丝毫不错。

根据指控，这种做法会使得英国人无法了解自己国家政策的事实以及国家与政府的真实情况。许多大臣们都认为，泡沫充盈、五颜六色，由歇斯底里与胡说八道合成的粘液已经把英国的选民埋葬了——各种未经核实的指控铺天盖地，什么大公司用好处拉拢执政党，，或者大臣之间的陈年私怨决定了货币政策的制定，或者首相遭到了女王的训斥（根据法理，女王从来不对国家政策发表任何意见，因此对于记者来说什么言论都可以塞进她那紧闭的双唇）。有很多人都要为民主辩论令人伤心的崩坏而负责，例如“休息室记者”，“小报写手”，“舰队街的家伙们”。这种批评的典型例证来自查尔斯.克拉克（1），一位有思想且好斗的工党内阁大臣，还是尼尔.基诺克的幕僚长：

“说到向国民诠释政治活动，休息室记者的工作或许比任何其他记者群体都更为重要……而且我敢说在游说团体当中有一小部分人根本不理解政治，仅仅想利用出入休息室的权限来报道关乎个人品质的丑闻，从而促进报纸的销售……实际上，个人品质与戏剧性的政治事件远比实质内容更有助于打开报纸销路……”

这话说得很有道理，但是必须趁早先从反面说几句。评论、笑话、八卦与讽刺潜入直接报道的现象早在维多利亚时代就出现了，最早的宿县作家还要算是《每日新闻报》的亨利.露西爵士（2）。一百多年来边座记者们尤其看不起休息室采访，认为这是个充满小道消息的不可靠行业。因此这并不是什么新生事物。其次，政治新闻是什么以及应该是什么的问题不能简单地归结于“严肃政策报道”与“泡沫”之间的对立。这种说法吧政客与公务员们抬举的太高了，而且没能考虑到大多数情况下大多数人的实际兴趣所在。除非我们理解了政治新闻究竟是什么，否则根本无法切实评估今天的政治新闻究竟是好是坏。

（1）http://en.wikipedia.org/wiki/Charles_Clarke

（2）http://en.wikipedia.org/wiki/Henry_Lucy

一开始这些言语可谓千金难买。下院自成立以来一直讨厌公众关注，唯一例外在英国内战的短暂时期，因为议会发现公开宣传有助于打击保皇派。议会并非民主机构，而是贵族统治的工具，依靠数量十分有限的选民而存在，而且极度倾向大地主的利益。掌握重权的上院容纳了贵族一家里的父亲与长子，而下院则接收了次子、表亲与朋友们。谁会希望商人与更加等而下之之辈挤进来呢？同理，谁会需要报纸呢？1738年的一场关于是否立法禁止刊登议会发言的辩论十分经典地表现了议员们对于快速扩张的报纸文化抱有何种态度。一位议员抗议说假如允许对议会活动进行报道，“挤进会场当中的家伙们就会对各位绅士口中的每一个单词进行曲解。”托利党首威廉.普特尼则辩称议会演讲报道哪怕再准确也不行，部分原因在于如此一来议员们就必须注意自己的言论了，另一部分原因则在于这样做“就好像要让他们为了关起门来说的话而在门外面负责。”一般被人们当做英国第一位首相的罗伯特.沃波尔曾经抱怨说他所读到的议会发言记录总是将机智与才华归于一边，“而另一边就只剩下了低劣、猥琐与可笑”——但是在报纸上失利的一方却赢得了随后的投票胜利，使得下院看上去弱智无比。他本人就“曾经被迫说过与本意完全相反的话。”

于是下院通过一项动议，控诉那些胆敢报道议会当中议员言论的“任何一家报纸的任何一位写手……或者任何一位出版商或印刷商”，议会在他们手中受到了“深切屈辱”，经警告将要以“最严厉的手段”来追究他们。贵族政客们所面临的问题其实是公共舆论与真正党派斗争的到来。随着英国发展成一个年轻的帝国并逐渐培养出一个城市化工业化的中产阶级，权力圈子也必须随之扩张。报纸的读者们缴纳税金，将自己的儿子送去美国作战或加入皇家海军，还会支持或反对议会里的不同派系。很快，社会形势就开始要求伦敦的政客们争取贵族与议员之外成千上万名其他人的理解与支持——有钱的金主，东印度的土豪，金融城的投机商，煽动力十足的律师以及富有影响力的神父等等。仅仅依靠一小批议员以及一座德裔宫廷的审慎批准已经不够了。首先，政治领袖们发现自己需要外界了解并理解自己的论辩内容，随后他们又希望自己的发言得到记录与重复。这就意味着报纸报道。

从老皮特到小皮特的权力交接十分到位地反映了这方面的变化。老皮特进入议会时真正的党派体系还没有成型。他是沃波尔的对头，一位能力不俗且相对比较穷的演说家，专门为殖民地的新兴商业利益发言，人称“英格兰之声”。尽管他依靠贵族提携才出人头地执掌大权，但是对于公共舆论这种新生事物却十分了解。他是“伟大的平民”。他在英帝国大聚扩张且与法国全球作战的时期担任首相，并于史称“胜利之年”的1759年达到职业生涯的顶峰。他必须激励全国上下的各派力量——商人，军人，金融家，纳税的中产阶级以及城市下层民众。他需要这些人提供财力与人力的支持才能在印度与加拿大、非洲与普鲁士之间的广大地区开战。没有地主阶级的支持是做不到这一点的。老皮特需要新闻，他所拉拢的人里除了必须要有的辉格党贵族之外也包括记者，例如著名的亨利.菲尔丁。

但这并不意味着下院这个对他来说最重要的平台可以得到逐字逐句的报道。实际上当时还没有公认的政治用语。正如前文所见，大多数识文断字之人在政党与派系政治的发展初期所遭遇到的都是恶毒龌龊、粗鄙不堪的宣传册用语，充满各种涉及屁股、放屁、骚货、大粪之类字眼的比喻，狼吞虎咽享受菲尔丁与斯摩莱特的公众群体对这些语言同样来者不拒。对于不识字的大多数人来说，讽刺漫画让他们认识了统治者的尊容与恶行。十八世纪的流行讽刺作品充满了吃相难看的老饕、不堪入目的性行为与存心恶毒的举动。相比之下，贵族政治精英们则从小接受教育要以另一套语言来思考。他们效仿古代的演讲楷模，将英语翻译成拉丁语，从拉丁语翻译成希腊语，最后再从希腊语翻译回英语，借此来磨练自己的表达能力。老皮特声音十分洪亮，下院外面都能听见他开口说话。但是就像他的许多对手一样，老皮特终其一生也都十分崇拜西塞罗，反复研读他的演讲。因此对他来说演讲形式要重于记录下来的实际言辞。幸运的是，老皮特在三四十岁的时候曾经像许多其他议员们一样，接受过塞缪尔.约翰逊的服务：为了流传后世，他对这些人的演讲进行了相当程度的润色修改。

塞缪尔.约翰逊从来没有进入过下院。他依靠一位兼职看大门的评论家威廉.古斯里（1）以及自己的出版商爱德华.凯夫（2）收集信息并将其整理加工成为雄辩的演讲词，以供《绅士杂志》发表。有时他能搞到的信息仅仅只有发言人姓名与他们讨论的主题。到了晚年，约翰逊有一次与朋友们谈起了老皮特的一篇著名演讲，突然他令众人吃惊不已地宣布这篇演讲其实是自己编出来的。

“先生，我在艾克赛特街写出了这篇东西。我从未进入过下院旁听席，但是有一次卡夫（他的主编）买通了看门人，他和他的手下就这样混了进去。他们记录下了讨论主题，发言人姓名，各自立场与发言顺序，以及各种各样的论点……我将他们的演讲编写成了现在的样子……”

约翰逊就像许多其他文化人一样，一方面通过报纸赚钱，另一方面又公开对报界嗤之以鼻。他很后悔自己虚构他人演讲的行为，无论这些“演讲”读起来多么上口。

但是街头宣传册当中的粗俗语言与贵族议会使用的古典文体之间不可能长期存在鸿沟。因为美国独立运动以及与大革命法国之间的漫长战争将政治上升到了国家存亡的高度。新一代政客随之崛起，他们的语言更接近英国街头的口语，有能力通过自己的发言与写作鼓动普通选民。这些人当中包括埃德蒙.伯克，他不光通过演讲来获取公众支持，也利用宣传册与书籍；他的对手托马斯.潘恩则撰写了革命性的《人权》一书，文笔直白，通俗易懂；还有贵族叛逆查尔斯.詹姆斯.福克斯；最后是激进的王权批评家，例如大众之王以及报界第一位真正的英雄人物约翰.威克斯（3）。

威克斯是一位辉格党议员，一位蒸酒师的儿子，此人因为面相凶恶且机智刻薄而大为有名。他的第一位主要对手是辉格党大敌，时任首相的布特勋爵约翰.斯图尔特。布特勋爵是伦敦报界一贯口诛笔伐的对象。他的反击手段是雇佣苏格兰小说家托比亚斯.斯摩莱特创办一份亲政府报纸《不列颠人》。有很多优秀记者同时也是不入流的小说家。但是斯摩莱特恰好相反，小说写得十分出色，但干记者却很不入流。威克斯的回敬招数是名为《北不列颠人》的报纸。他丝毫没有假装斯文的意思。在创刊号当中就明确宣布报界与政治精英团体之间有一场大战。

“新闻自由是英国人与生俱来的权利，也被人视为这个国家最坚固的堡垒。新闻自由曾使所有昏官恶吏们惊惧不已，因为他们的鬼蜮毒计，软弱无能与两面三刀都因此遭到了洞察，穷形尽相地暴露在了众目睽睽之下，以至使得他们根本无法承受人类同胞的怒火……”

无论是“与生俱来的权利”还是“最坚固的堡垒”都是威克斯的发明创造。正如我们前文所见，英国报界一点也不自由。过去五十年里英国报界的确越发胆大，但是远远尚未达到惊惧昏官恶吏的程度，昏官恶吏们对于报业的控制一直十分有效。发明趁手的“古老传统”这种做法本身也是一项讨厌难耐的英国传统。

威克斯或许是个犬儒且虚伪的人。他很乐意运用贿赂来解决问题。但是他关于报业的叛逆言论支撑了政治新闻的发展。1810年，议员兼剧作家理查德.布莱斯利.谢立丹以令人无法释卷的优雅文笔对此进行了进一步表达。

“给我新闻自由，我就会为首相呈现一座唯利是图的上院，我会为他呈现一座贪墨逢迎的下院，我会为他呈现政府内部施恩结党的各种场面，我会为他呈现官员们弄权营私的全套手段。但是有了新闻自由撑腰，我可以毫无惧意地直面他的怒火。我将会攻击他那台强大的行政机器所兴建的楼宇，我将要推倒腐败的高台，将其原本意欲庇护的种种恶行化为一片废墟，再将其埋葬在废墟之下。”

谢立丹写得有一点过头；没有正经规矩的下院与相对清廉的政府，新闻自由是存活不下去的。但是他提出了一个政治新闻自由的根本性问题。政治记者的职责究竟是什么——是惊惧昏官恶吏并揭露腐败，还是仅仅报道政客们的言行呢？

政客们则面临着另外的问题。一旦他们将记者放进来并意识到自己需要记者，他们就无法维持报道与曝光之间的界限了，也无法避免报界获得权力并日渐傲慢。在实际工作中，政治记者们在自身内部划分了许多不同的行当，有专门负责在会客室与旁听席进行采访的采访记者，也有专栏作家过评论员，后者就是今天大呼小叫、东指西戳、专门面对当权者说老实话的人们。后来到了二十世纪他们又成了专栏随笔作家。今天许多休息室记者都声称要让公众看清各位大臣们的“软弱、无能与表里不一”。不过记者们很喜欢有意模糊做事的边界：“我只是在报道事实，”休息室写手如是说道，但他/她正在酝酿的却是一篇倒刺横生、撕裂皮肉、存心要毁掉报道对象的文章。他/她正是威克斯的传人。

威克斯著名的第五十四期《北不列颠人》对于政府的声讨尤其凶狠。政府下令由绞刑师将这期报纸烧毁，但是被愤怒的民众抢救了下来。因为政府为了打垮他而采取的手段即粗陋又违法，也因为他获得了伦敦以及密德萨斯选民的支持，威克斯最终赢得了这场大战的胜利，尽管在通向最终胜利的道路上他经历过逮捕、监禁、暴乱与丑闻等一系列考验。新闻自由在这次事件当中只能算是个次要话题，但是他这场波澜起伏的叛乱的确对新闻自由的建立起了很大作用。时任辉格党党首的查尔斯.詹姆斯.福克斯认为防止议员遭到不实报道的唯一方式就是“开放旁听席并尽可能公开议会辩论与决策”。这是艰苦斗争之后的结果。有一位反动议员乔治.奥斯罗屡次将印刷商叫到自己的办公室里，拿着将他称作“小屌乔治”以及“丁点小虫”的报纸与印刷商对质（此人的一位后裔斯坦利.奥斯罗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也成为了议员并遭受了类似的屈辱，因为几乎全体边座记者都管他叫做“屎潭里.熬死了”）。但是他无法抗拒政客们追求听众的潮流。假如极端主义者与亲法革命分子可以向广大公众进行呼吁，那么任何一位立志改造国家的政客也必须做出同样的尝试。

因此尽管第一批议会报道的英雄们的确始于这个时期，也的确有资格在新闻史上占据一席之地，但事实上奋力向前的写手们并非历史的全部。政客需要他们。一位近期研究下院边座历史的史学家安德鲁.斯帕罗将两个人认定成为了最早的议会记者；其中一个是威克斯的仰慕者名叫约翰.阿尔蒙，另一个名叫沃尔，这两人为报纸提供各种小道消息与演讲片段。他们采取了各种明暗软硬的手段来告诉读者们究竟发生了什么，文员与议员们都会在咖啡馆里传看他们那并不完美的回忆录与笔记。《编年晨报》的威廉.伍德福（4）经常为了记录议会谈话而在边座区域站上好几个小时。据说有一次他曾经一连坐了十六个小时——有人说他在此期间一直闭着眼，紧握着手杖——然后就返回办公室极为精确地将自己听到的一切全都写了下来。几年之内他就遇到了诸如詹姆斯.佩里（5）采取团队接力方式来报道演讲内容的竞争对手。随着伦敦报业市场的竞争越发激烈，记者们也纷纷涌入了下院；对于演讲的记述当中逐渐混进了简短的评论与概述。“过耳不忘伍德福”与其他早期记者以及印刷商一样因为自己的文字而面临着骚扰与拘禁，但这一切无法持续下去，带来突破的则是另一位威廉.皮特。

正如乃父一般，小皮特也是议会辩论的一把好手以及杰出的战时领袖。十八世纪五十年代反对法国王朝的斗争一方面十分昂贵，另一方面也扩大了英国政治生活的圈子。随后自十八世纪九十年代开始对抗大革命法国与拿破仑法国的战争规模更为庞大，迫使英国政府引入所得税与大量常备军，还有间谍、审查以及镇压等体系。小皮特要比他的父亲更加冷静且没那么自由化（晚年的老皮特也采取了支持新闻自由与威克斯的立场），但是这位年轻人比老一辈更加需要公共舆论。小皮特推行所得税十几年后，谢立丹辩称他之所以能够全身而退完全是依靠报纸与舆论的影响。“”当然，小皮特不会完全依靠记者们的爱国心。他也会用贿赂来换取支持——贿赂对象包括《泰晤士报》的一位早期主编。

在他最辉煌的几年间，小皮特一直依赖着记者们的报道，这些记者往往要排上好几个小时的长队才能挤进拥挤不堪的下院旁听席。1803年5月他因为英国与拿破仑再次开战而重新掌权。此时特拉法尔加海战尚未发生法国入侵依旧是十分现实切近的威胁。5月23日，随着为期两天的战争辩论正式开始，全国上下都翘首以待，要听一听领袖的讲话。包括诸多记者在内的公众代表早在上午八点就等在了下院门外，一直等到下午三点开门为止。但是此时旁听席里在已经塞满了各位议员私自放进来的亲友。结果小皮特的历史性演说根本没能得到报道。议长意识到了这种情况有多么可笑，于是下令日后下院守门人要将记者领到指定分配的座位上。这条规定正式接受了记者到场的权利。2003年5月，今天的记者旁听席将该规定出台的日子当做了自身成立二百年纪念日。

接下来一百五十年里议会报道的历史就简单多了。全文报道的演讲越来越多，记者人数也越来越多，记者们学会了速记与团队合作，报纸的数量与版面越来越多，报纸读者越来越多，读者当中有资格投票的选民随着时间的推移也越来越多。出版民主将性情古怪或英勇的旧时代个人记者引入了一个加工出产文字的工业当中。议员实际言论的精确报道在十八世纪被人视为冒犯之举，在十九世纪二十年代也还相对不算常见，但是到了十九世纪中期却成了从业准则。同样，这也并非因为记者们为了逐字报道的权利而进行了英勇的抗争，而是因为试图控制庞大政党的政客们需要得到此类报道。政治推动了新闻业，而不是新闻业推动了政治。

并非所有人都理解实际情况。许多议员都十分反感这些蹬鼻子上脸而且社会地位低下的写手。也有许多写手真就拿自己当成了政府体系里的重要人物，例如1828年托马斯.巴宾顿.麦考莱（6）就曾经十分豪迈地将下院边座称为“国家的第四权力阶层”。他的论点是新闻采访已经不再被人视为洪水猛兽，而是成了人们心目中公民自由的护卫。护卫自由所需的技术几代人以来一直不曾改变过。速记体系门类繁多，从伊丽莎白时代流传下来的传统流派到狄更斯费劲掌握的蜘蛛腿与圆圈，再到今天提兰系统的曲直短线。但是所有这些速记体系都很难掌握，而且只有通过持续练习才能达到速度与准确性的统一。不过新闻素材从下院到报社的传递手段倒是从飞奔在街头的信差逐步升级成了电报、电话与网络。今天的记者们不用离开下院就能设计并审校政治新闻版面的样式与内容，但大多数人都不这么做。

真正的不同在于今天的议会记者们向媒体终端发送的言语数量远远比以前要少得多。维多利亚时代的报纸需要来自下院的冗长逐字记录文本，他们做得有些过头了。精明的编辑们很清楚上万字的议会发言记录究竟有多么无聊。十九世纪五十年代《每日电讯报》开办以后不久就开始大肆宣传自己的议会报道多么简明紧凑——暗示《泰晤士报》上刊登的全是些又臭又长的裹脚布。此外正如我们之前所见，《每日邮报》在半个世纪之后创办时也为自己的缩水版议会报道打广告，说这是专门“为了照顾忙碌的人们”。因此尽管时任《泰晤士报》主编的西蒙.金肯斯（7）在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因为放弃该报历史悠久的议会报道版面而挨了不少棍子，背上了野蛮人的骂名，但他其实也只是在跟随诸多早期编辑的本能而已。不过《泰晤士报》从来都是传统办报方式的金字招牌，于是这一决策很快就得到了其他大报的效仿。结果到了九十年代后期议会报道几乎就要绝迹了，除非发生重大事件，例如预算审议或大臣辞职，又或者是一定会分出胜负输赢的首相质询会（如今这项制度本身已经越来越像体育比赛了）。没有此类事件的时候，新闻旁听席总是空荡荡的。

《泰晤士报》曾经一度每天都需要十几名全职议会记者、在我入职时也依旧维持着一支规模相当的报道团队，但是今天已经不再派人全天驻扎旁听席了。甚至就连记者协会这最后一个依旧试图全面报道议会情况的机构也将记者人数压缩到了四个——相比较而言在爱德华时代的逐字报道全盛时期每一家大报都会派出八到十名记者。艾诺.鲍威尔曾经开玩笑说保守国家机密的最好方式就是在晚八点的下院会场进行宣布——因为议员和记者们这时候都去吃晚饭了。今天这番话已经算不上什么笑话了，你可以在全天的任何时候说任何你想说的话而不用担心真会有人关注。边座已经沦为了旧日美好时光残存下来的遗迹，经常空着一半座位，弥漫着潦倒荒废的气氛。旧电话亭还在，现在已经没用了，门上也贴上了封条。图书馆里的上好书籍已经被人偷了个七零八落，现在成了疲劳的官员与少数几名写手们睡觉的地方。曾经全天熙熙攘攘的办公室如今一到晚上八九点就陷入了死寂。甚至连酒馆也蜕化成了少数几位感伤人士的聚会场所，这些人就像殖民地的白人定居者一样，在英帝国消逝后很久依旧拒绝离开。当然，这并不意味着言语在政治当中已经失去了力量，绝非如此。但是得到报道的言语种类以及报道原因的确已经发生了革命性的改变。议员言论的“直接报道”曾经危险而极端，后来又成了主流新闻界不可或缺的手段，但这种报道手法今天已经崩溃了。自英国民主制发源以来，将政治呈现在选民面前的方式从未发生过如此重大的变化，这一点很值得我们深入思考。很明显，在这一变化当中最大的输家就是下院本身。

真正的权力早已离开了下院会场，部分原因在于政策讨论需要私密环境。好几代人以来我们一直生而相信公众拥有知情权，任何反对公开报道政府决策的论点在我们看来都可笑之极，不过是逝去时代的残留而已。但是这些论点还是有些分量的，而且也没有消失，只是转移了阵地。假如严肃棘手的讨论遭到了媒体的不当报道，那么政治辩论的目的——回答坏论点，由好论点对其加以排除，从而推进良好执政——就无法保全了。政客们的确会因为自己的主张遭到敌对报纸的歪曲而窝火，但更重要的是这会使他们将真实想法藏在肚子里，因此也就剥夺了我们其他人了解这些想法的可能。威廉.普特尼在这方面说得最为深刻，他认为即时公开性会扼杀诚恳的辩论。政府的确需要坦诚，但是坦诚的态度上了报纸以后往往十分难看。

这个道理到处通用。无论你是掌管公司还是负责政府部门，甚至是与你的另一半讨论未来规划，你都需要在仔细思考之后说一点过头话，检测极端立场与不现实的想法，猜测与调笑并用，之后才能进入正题。我们所有人在私下场合几乎都会说一些拿不上台面的话，假如有人在街坊与朋友当中把这些言论捅出来的话一定会搞得我们无地自容。拉上窗帘并调暗灯光之后畅所欲言而不必字斟句酌的自由是人类的天然需求。就算你决定不要关闭公司旧总部，或入侵某国家，或居家迁往赫布里底群岛，你或许依然需要考虑真要这么做的话该如何入手，并且讨论可能发生的后果。没有推演就没有良好决策。但是由于政府掌握着如此重大的权威，这些推演内容一旦遭到公布很可能引发国内民众动乱与外国政府抗议，政府大臣们也很可能被人视作蠢材。出言不慎的私密笑话成为了要人命的报纸大标题，不着边际的臆测成了言之凿凿的计划，心照不宣的警告也成了指名道姓的诽谤。假如我们所有人都要因为私下言论而遭受公开评判，恐怕就没人胆敢开口了。政府也是一样。

政府也很清楚这一点。这也就是为什么公务员保密条例可以延续至今的原因。内阁大臣们也正是因此才会收到在不同场合如何相应表现的建议。他们在私人办公室里进行的辩论以及内阁委员会内部的谈判也正是因此才从不对外公布。就像早期下院记者一样，今天也有很多记者特别喜欢挤进这些私密场合并进行报道。我们天生就会好奇于当权者背着我们会说些什么以及他们的头脑中打算怎样下大棋。但是迄今为止，政府依然需要在决策之前进行开诚布公因此必须秘不示人的讨论。与沃波尔的时代相比，今天唯一的不同就在于与上院与下院都已经不再是实质讨论的发生场所了。沃波尔创建的“内阁”——这个词的原意指得就是木板贴墙的私密大臣办公室——取代了下院，成为了如今政客们有一说一的场地。下院已经从进行决策的地点沦为了对决策进行公开宣布与投票表决的场所。沃波尔的继任者们向私密方向撤退得还要更远。从威尔逊时期理查德.克劳斯曼日记对于内阁会议的坦率记录到赫顿调查期间唐宁街十号内部邮件的公开，私密讨论的披露已经将真正的坦诚讨论赶到了地下，就像獾一样，一听见人声或者一看见灯光就会钻进洞里躲起来。

假如你能费心想象一下当真毫无保留畅所欲言的议会是个什么德性，就会意识到普特尼的论点既不做作也不可笑。但是议会已经不像过去那样得到认真对待了，尽管过去议会的确享受过更为充分的报道。问题在于下院里的发言质量几乎总是十分一般，而今天的普通英国人又被众多诱人媒体与各色购物机会等等养刁了胃口，真逼着他们收听或阅读这些发言还不如找根钉子一点一点扎进他们的大脑。不幸选区令人难过但毫不意外的故事，各种旧闻的一再重复，蜿蜒曲折的立法过程中各个党派争取政治得分的手段……窃以为任何一位英国公众都无法度过并享受议会里的寻常一天。维多利亚时代的伟大记者沃尔特.白芝浩（8）曾经说过，要想打消对上院的崇敬之心，最有效的方法就是去旁听一下。现在这话对于下院也同样适用。

议会直接报道的崩溃还造成了演讲术的失势，而后者又差不多是导致前者的原因之一。除去寥寥几座黑色福音派教堂以外，正式的演讲术在英国已经濒临绝迹了。如今仅仅凭借语言自身的力量就能整整一个小时令观众如痴如醉的人在这个国家就如同口吞宝剑的艺人一样稀少。议员本一般认为下院的衰落完全是现代传媒导致的。1978年开始的下院电台广播与1989年开始的下院电视转播意味着报纸再也不是公众获悉议员言论的唯一渠道了（除去公共图书馆里的议会议事录以外）。因此一般人都会（错误地）以为“一切都得到了记录”，而报纸大可放松下来，为读者更多地提供一些他们想看的东西。报纸已经没有报道的责任了。感觉到这一点的议员们也松懈了不少。有些人不再前往现场旁听辩论，而是呆在自己的办公室里听广播或看电视。获得报道的努力意味着有些政客干脆决定另找出路。他们养成了更为亲民的广播发言技巧，此类技巧与下院里的雄辩术相比相差不可以道里计。

从前需要十分钟甚至更长时间来铺陈叙述的论点现在必须压缩进一分钟以内。对于他人发言的打断——这一下院特色本身就能为本书另外增加很长一段内容——在制片室里往往会被剪得只剩一句话。有抱负的议员们掌握了为电视新闻包提供越发简短的“片段”的方法，他们首先学会在下院门外的泥泞草地上发言，其次又在下院屋里首相质询过程中磨练技巧。最有效的发言片段长度是十五秒，这意味着发言必须少于五十个单词。托尼.布莱尔很清楚这一点。他的发言总是分割成恰好合适的新闻片段长度。有时我甚至觉得他在发言的首末会有意停顿，为视频编辑留下剪辑所需的空间，不过这可能只是我自己多心罢了。在美国，电视观众的注意力区间更短——可能是因为插播广告太频繁的缘故——因此广播政治言论片段的长度要比典型的英国模式短一半，大约只有二十个词左右。

简洁自然是好事。任何一片漂亮的小报论辩文章都会使用清除直接的语言与短句来表达强烈的观点。政客们如果打算争取忙碌之人的注意就必须学会这一手。但是这样做就舍弃了论辩所需的长篇详细铺垫，而此类论辩如果只用两三句话来总结看上去难免有些四六不通。因此我们很少听到新颖的观点。陈列论据、解释陌生的思想并将听众引向意料之外的结论是一个十分耗时的过程。言论片段文化会导致乏味而熟悉的思想——与其说是论点，不如说是扳机。言论片段是否抹消了健康社会为了思考发展前途所需的心智公开性呢？

尽管电视的简短风格已经取得了胜利，二十世纪后期还是出现了好几个伟大的议会演说家，他们是一项几百年传统的最后一批传承者。当荧屏显示迈克尔.富特，或艾诺.鲍威尔，或约翰.比芬，或托尼.本起身准备发言时，威斯敏斯特宫内的所有记者都会小心放下手里的啤酒杯，或将红酒一饮而尽，或停下彼此之间的交谈，赶紧冲进下院会场，怀着纯粹的激动倾听他们那完美的句式与圆满的段落，倾听他们描述令人无法忘怀的的景象，引用令人震惊不已的统计数据。不过这些人在演讲水平最为高超的时候都是置身主流共识政治以外的外人，这一点并非巧合。政党纲领对于越发狭窄的中间选民群体的迎合意味着政治用语必须求稳。激发沸腾热血成了不稳妥的举动，就好像银行经理在股东大会上朗诵爱情诗歌一样不得体。当尼尔.基诺克担任党首并驱动工党来到安全的中间地带之后，他的口头表达能力也僵化到了驴唇不对马嘴的地步，他的面部肌肉则全都拧成了一堆。

但是以传统方式进行的上乘演说依然存在。例如工党在野期间发言人罗宾.库克对于保守党伊拉克军售立场的无情解剖，又或者杰弗里.豪尔在辞职演说当中针对撒切尔处理欧洲事务的方式发动的攻击，像这样的演讲都必须从头到尾全本听完才能真正理解与欣赏。假如这种水平的演讲人在下院里还能再多一些，旁听席一定会坐满记者，大报上的议会版块一定不会遭到裁撤，BBC议会频道的收视率也一定十分可观。但是情况并非如此，少数几个技艺精湛的演说家都栖身于威斯敏斯特的边缘地带，恰似濒临绝种的珍禽一般——例如叛出新工党的左翼议员乔治.加罗威（9）以及总共只有十几个人七八条枪的苏格兰国家党党首艾利克斯.萨尔蒙德（10）。

过去几年里，担任BBC政治记者的我曾有好几次希望能为某一场演讲拨出十分钟的时间而不是上面分配给我的一两分钟。有时我们也会为特别上乘的演讲安排长一些的片段时长，但是习惯了画面不断切换的观众们很难长时间将注意力集中在某一个人或绿色长凳的空位上。毫无疑问，复杂性与细节是电视时代的受害者——尽管《威斯敏斯特一周》或者《你问我答》这样的优质广播政论节目的确可以鼓励恰当的讨论。

1987年大选前夕尼尔.基诺克发表兰迪德诺演说时曾大声质问为什么他是基诺克家族一千代人以来第一位大学生。结果评论员们抓住他的数学纰漏大做文章，尖刻地指出在石器时代上大学本来就比较费劲。后来的美国总统候选人乔.拜登也因为剽窃这一主张而遭到了麻烦。但是在演讲进行的时刻，在演讲进行的会场里，这番话的效力极其显著。负责保护基诺克人身安全的警官直到那时都没有对这位工党党首表现出任何热情，但是一直站在会场前部的他听到这里脸上也多了两行热泪。他的那场演说很能令人想起当年的奈尔.比万或者劳合.乔治，同样的不管不顾，同样的怒火满腔。

我们再也听不到伟大演讲这一点与其说是新闻报道的责任，倒不如说是现代政治的大趋势。现代政治倾向于避免绘声绘色的表达，唯恐将中间选民吓跑。阶级斗争会催生斗争歌曲。真正的战争也一样。但是购物时代培养出来的政客在大多数情况下听起来就像民航客机的安全规程录音一样振奋人心。这真的很重要吗？许多其他人类技艺都已经近乎失传了——壁画绘制，盖尔语民歌的创作，手工大理石雕，还有仅凭气味追踪野熊的本事等等……为什么现代民主制度的运行就一定要为一项古老口头艺术的存续与否承担责任呢？我的回答是：倾听一位杰出的演说家引领听众理解复杂的论辩，看他施展智力与情感的双重手段，几乎像恋人一般赢取你对于某个观点的支持，这是一种令人如痴如醉的经历，所有人都应当至少体会一次，哪怕只是为了领会政治究竟可以精彩到何种程度。

在几十年前的议会里，议员们无非是两套路数：要么接受牛剑盟校自觉且饱经雕琢的演讲术与辩论术培训，要么就从大规模工会集会当中磨练出头。更加严格的优秀演说家学校还有教堂与党代会讲台。今天的教师、讲师甚至律师阶层都不可避免地产生了古板拘泥、流于说教且自以为是的演讲方式。考虑到如此之多的议员做不到说话抓人，很显然他们从未被迫在一大群愤怒的听众面前捍卫自己的立场。像杰克.斯特劳那样站在街头的肥皂箱子上与过往选民一对一辩论的人已经很少了。

公众是否因此蒙受了损失呢？反正我本人对此感到很遗憾，下院里几乎再也不可能出现两位伟大演说家碰撞交锋的胜景了；迪斯累利大战格莱斯顿，丘吉尔大战比万那样的场面已经无法再现了。但是这并不能算作强有力的论点，不过是好比说我喜欢看古罗马战车竞速一样。精彩的演说并不能带来冷静的科学决策，伟大的演说家也不一定就是高超的执政者。从智囊团与游说团体当中涌出的政治主张与议会全盛时期相比也毫不逊色。而报纸虽然对威斯敏斯特的报道有所削减，但是对更广大外部世界的报道却全面了许多。相比起那些会因为伟大政治演讲而热泪盈眶的公众，敏感于数字、能够区分十亿与万亿、能够看穿百分比伎俩的公众更有能力追究政客的过失。政治生活并没有因为议会遭到一点点冷落而告终。因此只要政府依然需要下院多数来掌权，议员就依然有存在意义。只不过他们行使权力的方式发生了变化，越发依靠议会委员会的调查，或者在《今日》当中公开与自己的老板划清界限并用精心磨利的录音片段戳刺他们。至于议会边座，在丧失了大部分生气之后，如今有点像西密德兰地区吃不饱饿不死的小型工厂，车床闲置，账簿堆叠。漠不关心的阴影笼罩着下院会场，橡木装饰的边座席位也像坟茔一般惨淡。但是与此同时很多议员都正在学习如何在露天之下施展拳脚。

（1） http://en.wikipedia.org/wiki/William_Guthrie_(historian)

（2） http://baike.baidu.com/view/3183367.htm

（3） http://en.wikipedia.org/wiki/John_Wilkes

（4） http://en.wikipedia.org/wiki/William_Woodfall

（5） http://en.wikipedia.org/wiki/James_Perry_(journalist)

（6） http://en.wikipedia.org/wiki/Thomas_Macaulay

（7） http://en.wikipedia.org/wiki/Simon_jenkins

（8） http://en.wikipedia.org/wiki/Walter_Bagehot

（9） http://en.wikipedia.org/wiki/George_Galloway

（10） http://en.wikipedia.org/wiki/Alex_salmond

议会特派记者的工作——这个工种在过去十五年里几乎已经消失了——并不好干。这份工作曾经令柯勒律治头痛不已，精疲力竭。十九世纪三十年代时的狄更斯可谓是一位十分优秀的议会特派记者，工作当中的各种不适令他忍不住抱怨。“我磨破了膝盖，因为要在下院旁听席的后排跪着做笔记；我磨破了脚底，因为要在上院用一支难用到可笑的钢笔站着做笔记，在那里我们记者就像羊群一样被驱赶到一起。”无论当年与现在，这份工作都需要一定的智力，相当的耐力以及优秀的速记技巧。狄更斯笔下的大卫.科波菲尔就像作者一样也必须买一本自助速记教程并学习点线组合的功用。“圈圈的用法千变万化；那些苍蝇腿似的符号有着数不清的奥妙用处；如果你把一条曲线划错了地方，后果就不堪设想……”速记技术由来已久，正如前文所说，早在十八世纪初期笛福就曾利用速记技术记录过苏格兰议会开会的情况。但是速记在议会报道当中取得了特殊的地位。今天最流行的速记系统是皮特曼与提兰系统，你只要掌握其中一套就不再需要录音机与冗繁的事后誊抄了。

但是长期以来议会报道都十分困难，因为很难听清发言者究竟说了什么。随着当年狄更斯工作过的旧议会化为焦土，现在的威斯敏斯特宫取而代之，这一点得到了一定改善。威斯敏斯特宫里有专门为记者准备的设施，尽管一开始造型气派的下院会场天花板太高，以致记者们根本听不见议员说话。后来天花板的高度降了下来，但是大多数情况下想要听清还是很不容易。记者们倒班工作，在旁听席高架椅子后面的房间里将速记内容还原并合力将大堆的信息碎片拼凑成原文。当菲利普.韦伯斯特在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加盟《泰晤士报》团队时他认为自己每分钟要能记录下160个单词才够用。在特别忙碌的时候——例如预算交付审议时——以及拿不到纸质演讲稿，只能随听随记的时候，记者们会将几段发言当做“一批”发回报社，具体来说就是冲出下院会场，穿过一个小接待室（也有人称之为“下层边座”）赶到木制电话亭里向报社口述报道内容。他们会在电话亭里点燃一根香烟，快速深吸一口，然后放在一旁留给下一位记者。

团队报道至少可以追溯到十九世纪五十年代。当时这一行的创造性要更强，因为记者们会动用自己对速记内容的理解与教育功底对自己听到的演说进行润色加工，使之比原文更加出色。但是后来读者们开始要求准确性。年轻的英国民主政体正常运作所需的海量议会报道令成百上千名记者精疲力尽。下院边座庇护了许多书写快速且走投无路的酒鬼以及不苟言笑一脸死相的记者，因为这份工作有趣的时候并不多。当议会里发生戏剧性的重大事件时一切的确十分美妙。但是假如人们必须将每一句台词里的每一个单词都记录下来，然后冲到戏院后台向电话另一头百无聊赖的打字员复述最近一段独白的话，还有多少人能真心欣赏戏剧呢？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有一位《每日电讯报》的特派记者就曾经抱怨过，戏剧评论家的工作要好做的多。“他们用不着夜复一夜地观看由随便哪个乡下草台班子排演的全本《哈姆雷特》或者《尼伯龙根的指环》，而且还不知道当晚的主演或主唱会是哪一个。”

不管怎么说，绝大多数时间里记者们听到的都不是精彩的戏文，而是最为沉闷的八股——社会保障问题，瓦尔索尔市城建问题，某无党派议员提出的山区农业监管提案，等等。很难在漫长的演讲与无谓的打断期间始终保持注意力集中，只为等待某人发表重要言论的那一刻，并将其飞速记录下来传达给广大读者。如果打个比方，这就像是在一条贫瘠的河流边上钓鱼——不过风景与鱼获都要难看得多。无聊使得很多人难以承受，也解释了为什么记者们喝酒都这么凶。一部最近问世的下院边座新闻历史著作中引用了一份1890年边座记者群体的文字画像，得到描绘的人物有“将军”奥亨尼斯，一位典型的爱尔兰老绅士，为人礼貌温和，但是他的工作却必须由同事来替他完成；许多人都“饮酒无度”，还有人变成了“危险的疯子，理应从旁听席里赶出去……”

几乎一个世纪之后，议会旁听席基本没有什么变化。我当初曾经与《每日快报》的一位特派记者并排坐过一段时间。这是个性格开朗且好走极端的家伙，经常大声吹嘘自己的男子汉气概有多么雄壮。随着夜色的加深，他对于我们下方会场里的工党议员也越发轻蔑，终于达到了无法忍耐的地步。他先会发出奇怪的咕咕声，然后就怒气冲冲地吹起了口哨，再然后则响亮地自言自语起来：“没种的傻逼！你们这帮没种的傻逼！”当吃惊的议员们扭头眯眼向上看去时，他有时还会在他们头顶上挥舞钢笔或铅笔以示威吓。（他还有另一个不足称道之处，每当他多喝了两杯之后就会给连夜给《每日快报》报社打电话，说有人在泰晤士河里看到了苏联潜艇。第一次报社那边还相信他，但是这一手他连着玩了好几年。）

我所知道的旁听席可以追溯到1950年，毁于1941年德军空袭的下院在这一年完成重建硬投入实用，当时人们都认为旁听席很宽敞。实际上，所谓的“记者旁听席”并不仅仅包括下院会场发言人一端高高架起的橡木与皮革长凳，还意味着安排在——不对，“安排”这个词太重了——凌乱分布在大本钟以西威斯敏斯特宫同一区域里的办公室与走廊。只要离开议员活动区进入记者区域一眼就能看到区别。贴墙的橡木板变成了脏兮兮的墙纸，质地厚实、色彩鲜艳的地毯变成了只有在精神病院里才能见到的霉斑色毛毡。不过好在建筑内部的气味无论在哪个区域都一样——一种由卷心菜、清漆、香烟烟气与疲惫的汗水结合而成的古怪气味，这是永远不眠的新闻工厂所散发的口臭。

随着时间的推移，划拨给记者的空间也慢慢地增加起来。乔治王时期的议会根本不允许记者入内。十九世纪五十年代后出现了像模像样的记者办公室，其中为记者提供茶水，发霉的面包与变味的火腿。二十世纪的旁听席则配备了餐厅，酒馆，图书馆，电视甚至浴室。但是在绝大多数情况下，媒体对于空间不断增长的要求——各家报纸竞争越发激烈，地方报纸、杂志与周刊的要求越来越多，电台与电视台也先后到来，现在又有了在线直播——意味着空间永远都不够用。维多利亚时代的记者就曾抱怨过烟雾弥漫、屋顶低矮的办公室。六十年代中期有记者写道自己要和另外十二到十五个人共用一间办公室。“噪音震耳欲聋。通风系统聊胜于无。热气几乎令人站不住。边座区域遍布着类似加尔各答黑洞但更加糟糕的环境。”今天的记者办公室依然屈居楼梯之下或者侧身于偏僻角落当中。1986年我们《独立报》的办公室也就比两三个公厕隔间拼起来大一点。排水管下面有一扇小窗户，屋里平时总有六个人一起办公，以至于电话不得不安在墙上来节省空间，电话再往上则是压弯了的书架。

办公室的位置可以影响到信息的流通——比方说ITN就与《太阳报》共用一间办公室，这种安排对双方都有利。而BBC与《泰晤士报》则有各自的办公室，尽管的确很有面子，但往往会错过最令人兴奋的关键时刻。我们中的大多数人都栖息并工作在同一条走廊上，人称“滇缅公路”。起这个名字的大概是个二战老兵，看到走廊上的惨淡景象有感而发。“滇缅公路”中间右侧还伸出了一条较窄的走廊，两侧是成排的电话与一扇神秘的屋门。门后是休息室的暗间，秘密的休息室公告就张贴在这里。“下午四点蓝斗篷”意味着到时候唐宁街十号要开新闻发布会。“红斗篷”意味着工党党首尼尔.基诺克要开发布会。“天蓝色”则意味着撒切尔本人要亲自现身。“滇缅公路”的入口是一片小平台，平台另一边就是记者食堂，餐馆，酒馆与图书馆。这些地方都遵循同一条规矩：议员仅在获得记者邀请时才能进入。

记者们从这些房间里四散而出，扑向威斯敏斯特内部的各个著名休息室、走廊与酒馆。有一个大一些的休息室专门用来举行公众与议员的会面，室内气氛很像老式的火车站。但是大理石与石材修建的议员休息室才是真正的核心区域只有工作人员、议员以及少数几位研究人员和记者才能进去。这里是一块通衢之地，往来于议会大厅与办公室、茶室、图书馆以及其他会议室等地点之间的议员们必须经过这里。这里有身穿燕尾服，胸前别着黄铜勋章的“勋章使者”。这里有一个分发政府与议会文件的小隔间。这里有字母排序的木制信函架，为每一位议员传递私人信息。这里还有嵌入墙壁的长凳与众多历任首相的雕塑——丘吉尔的一只脚被崇敬者们摸得铮亮，劳合乔治一副想找人理论的神情，艾德礼则是满脸的百无聊赖。两边各有一条小走廊，分别通向执政党与反对党的党务干事办公室。

议员们并不是非得从这里走不可。他们可以“绕过发言人席位”，从下院大厅的另一头离开，从而避开记者们。但是在撒切尔与梅杰当政时期极少有人会存心这么做。休息室记者们可以站在这里看着内阁大臣们来来去去，注视满面愁容的党务干事抓住某个愣头青议员的胳膊将其拖进办公室里进行惩戒或者虐待，这种时候记者们总能将事态现状猜个八九不离十。在繁忙的日子里，几乎议会当中所有的重要人物或早或晚都会经过此地。根据历来的规矩，记者要与自己打算交谈的对象进行目光接触，对方可能放慢脚步和你简单说几句，也可能摇摇头继续向前走。假如你之前和这个人一起吃过午饭并建立了关系，那几乎可以肯定他会停下来。很多情况下，有哪些人正在休息室“一带”活动并且有闲工夫说话这一事实本身就足以说明很多问题了。在反撒切尔政变的关键时刻，迈克尔.赫塞尔廷会突然信步走过并反常地很有雅兴和记者说上两句。党务干事长也经常会满脸黑云压城地闯出办公室，冲向一场很可能输掉的投票。投票期间记者们都要被清理出去，但他们还可以等在附近的走廊拦截过往议员。

在八十年代以及九十年代大部分时期，我初次在议会工作的时候，休息室就是记者的乐园。赶上好日子的话半个小时之内就可以采访十几位政府高层人员，听取并核实各种传言，并且以唐宁街十号永远无法追查的方式获取内阁最新信息。一连站几个小时的确会使人两脚发酸，自己充满期盼的目光被他人无视也的确有些没面子——就好像参加同性恋舞会却没人请你跳舞一样。但是这样做的回报却是丰厚且无法预料的。任何空闲时间都可以花在这里，没准就能遇到有料可挖的议员，而且往往总可以把他们请到最近的酒馆里一边喝酒一边慢慢套话。

新工党上台以后，休息室就消亡了。新一批大臣们都得到了警告，不能随便靠近记者身边。他们离开前座之后总会左转从发言人席位后面离开，而不是向右走。在休息室里闲逛成了暗藏二心的证据。但是新工党在1997至2001年间的庞大多数席位优势也意味着有影响的投票变得更少了。当初在马斯特里赫特辩论期间以及约翰.梅杰无休止的一把手苦境当中忙着泄露信息相互拆台的托利党内各个派系如今成了意气消沉后悔不迭的残兵败将，而新工党的后座议员们心中还充满了新清晨的光荣感，因此一般不愿意说“托尼”的闲话。休息室于是空闲了下来。只有报业联合会的老兵克里斯.芒克瑞夫（1）总会守在砂岩柱子旁边等待着某个老梆子漫步走来。近来随着异见分子在工党内部的回归以及全民医保改革与伊拉克战争问题上的叛党投票，休息室稍微恢复了一点生气，新一代的记者们也开始重新发现了守株待兔带来的利益与快感。

让我们回到楼上去吧。从物质角度而言，议会旁听席是过去半个世纪里伦敦市中心改建程度最小的地方。打字机换成了键盘。食物的质量得到了改善。但是积年累月的污垢还在，难以言喻的气味还在，令人感到十分舒适的破败环境也还在。熬夜的人越来越少了。酩酊大醉的人越来越少了。学术气息也没那么浓厚了。但是一位维多利亚时代晚期的记者还是能够看明白这里的大部分活动——记者们分享发言记录，编辑们各种施压，战友情谊与激烈竞争并存，刺头与乐天派同在。最大的不同没那么容易随便看清：记者以及读者们对于下院里几乎所有言论都抱有深切的不以为然。议会新闻业的原材料已经像椅子罩或者鞋套那样过时了。那些从大英帝国全盛时期一直干到六十年代的议会记者们一定会对此惊骇不已，当时亨利.凡尔利（2）以及其他许多记者都曾经扯着嗓子将议会新闻称作国家生活无可动摇的基石。那些更早时期的记者们，那些为了争取报道议员言论的权利进行过艰苦斗争并承受高昂风险的人们恐怕更是会对此感到沮丧或者愤怒。那么究竟为什么会发生这种事呢？为什么对于议会的直接报道如此重要，这种重要性又为什么逐渐枯竭了呢？

（1）http://en.wikipedia.org/wiki/Chris_Moncrieff

（2）http://en.wikipedia.org/wiki/Henry_Fairlie

搭乘飞机返回伦敦时，我经常会从云层的间隙向下望去，端详那些我曾经在其中工作过的建筑。首先，从东向西看去，在金丝雀码头有一排闪光的大楼，《独立报》总部曾在这里安顿过一段时间，《每日电讯报》与《镜报》依旧驻扎于此。再稍微飞一会儿，来到伦敦旧城中心区的上空，可以看到一摊摇摇欲坠的建筑，这里就是舰队街。如今此地一个记者也没有，除非举行纪念活动。再往北，假如恰好有阳光泼洒在卡姆顿的头顶，我兴许能得以一瞥我的第一家就职报社《苏格兰人》位于伦敦的总办事处反射出一道白色的闪光。顺便说一句，报社的工作人员很少呆在办公室里。报社附近有一家名叫“新佐巴”的餐馆，苏格兰新闻界的精华整天就泡在这里。眯着眼睛向下看，我可以辨认出一片翠绿色的空地，这里是邦希田园，班扬与笛福就埋骨于此，《独立报》也在附近度过了创刊伊始最兴奋的几年。我能看到许多高低起伏的暗色建筑由南向北排成一列，这很可能是法灵顿路，这条道路两侧挤满了形容可怖的的七十年代建筑，《卫报》和《观察家报》就安顿在这里，后者租用了前者的阁楼，两家的邻里关系总有些紧张。

自从舰队街分崩离析之后，如今伦敦新闻业的地理分布变得极其复杂。泰晤士河南岸坐落着《每日快报》曾经的钢色总部。当年一度担任《独立报》主编的我遭到解雇之后曾在这里喘息过一段时间，期间我慢慢找回了自己的自尊并自学了小报专栏文章的写作方法。目光再次投向北方，可以看到圣詹姆斯公园与一座六十年代兴建的得奖高层建筑，那里是《经济学家》的总部，我在那里领到了平生第一份正经的高薪。再往北一点是广播大楼，我在那里学会了如何制作电台广播节目。旁边是ITN的旧总部。这座建筑我从来没有进去过，但我曾经经常在它的门外徘徊，在夜色里等待我的妻子收工回家，同时她则与《十点新闻》的其他团队成员一起在马路另一头的酒吧当中痛饮着昂贵的夏布利酒。再往西一点就是灰白色的BBC总部，也是我目前的雇主。

但是对我来说意义最重大的建筑还是那座硬挤进泰晤士河北岸，蹲坐在填平泥滩上的著名黄油色长方形石质大屋。威斯敏斯特宫既不印报纸也不放广播。但是这里是了不起的新闻工厂，源源不断地输出着各种权力纷争与政坛丑闻，有时还会导致英国公共生活的突破性变化并影响到我们每一个人。1985年，我还是一个胖乎乎且紧张兮兮的议会记者新手，这座全伦敦最为人熟知的建筑就是我初次报道到岗的地点。我之所以要来伦敦是因为当时我正在追求一位任职于时尚杂志的姑娘。此外我还曾发誓绝对不在苏格兰呆一辈子——太舒服了，也太轻松了，整天过这种日子是要出问题的。哪怕只是为了见见世面我也要到伦敦闯荡一下。金融城某公司向我提供了一份投资分析师的职位，薪水比我目前当记者的收入高出来三倍。但是我以为假如我告诉一位姑娘我就是个炒股票的，那我肯定一丁点得手的机会都没有（真是太傻太天真了），而《金融时报》对我的接触则把我吓得不轻。我是个彻底无用的金融记者，一看见数字就魂飞魄散，一看见电子表格与季度报表就叫苦不迭。但是多亏了油墨之神的保佑，当《苏格兰人报》意识到我铁了心要去伦敦之后，向我提供了议会专访记者的岗位。我所追求的那位姑娘一开始似乎很高兴。于是我就手提一捆用来装逼的政治人物自传，身穿一件趁打折促销抢回来的意大利双排扣西服来到了她家门前。几周之后她就把我踹了。

此外，议会专访记者的工作也没有外人看上去那么光鲜。当时所谓“纪实性报纸”门类已经走到了最后的时光，而《苏格兰人报》一直自认属于这个门类，此外还有《泰晤士报》，《卫报》与《每日电讯报》。“纪实性报纸”至少要为议会新闻提供一整个大报版面，而内容往往只是一连串的议员发言引述与简短的发言背景说明。我的工作就是记录发言并带回报社。着不是什么高端文学。而且我很快意识到政治新闻界的等级划分就如同英国南海岸的沉积岩悬崖那样层次鲜明。位居最顶层的是休息室记者，这些人资历最老经验最丰富，在同行眼中都是些令人敬畏交加的角色。这些人只在彼此之间进行轻声细语的交谈，假如有一位像我一样的毛头小子碰巧在走廊上经过他们身边，他们往往会安静下来，端详附近的公告牌或书架，直到这位低层记者走过去为止，然后他们的神秘对话才会继续下去。后来我才了解到他们讨论的都是休息室里的事宜，而他们所遵循的则是早在二十世纪四十年代就定下来的众多规矩当中的一条：“不要讨论休息室里的会面……假如一位外人看似知道休息室会面即将进行或已经进行，不能证实他的猜测……”

当然，随着了解深入你就会发现他们都是些个性独特且往往十分可爱的家伙，今天的位置也是多年打拼的结果。在这些专门采访休息室的大佬们下面一层是资历较浅，性情也更随和的休息室新闻写手，其中包括来自苏格兰、爱尔兰与英格兰各家地区报社的专访记者。他们的态度没有那么严肃，很乐意请新手们喝酒，并向他们解释哪种通行证在哪些区域有效以及如何不至于在威斯敏斯特内部迷路。在甲板以下就是我们这些议会专访记者，按行话说就是“边座记者”，听上去有点像古时候划船的奴隶。我们的工作就是逐字记录议员们的发言。这份工作首先意味着过硬的速记本事。我的速记技术还说得过去。其次这还意味着集中注意力——坚持不懈地集中注意力。而我的注意力则像一条摇头摆尾急着讨好主人的小狗那样靠不住，因为这家伙往往会在讲话的关键时刻一个打滚就呼呼睡去。

我每天一般在上午十点开始工作。首先参加议会委员会，为的是检查当天的法案或进行一点调查。议会委员会的举行地点是漫长的“委员会走廊”，一条橡木贴墙的通道，两侧坐满了一边抽烟一边签署信件的议员，自命不凡的书记员与警察们则将旁观者与记者们从通道两侧的房间里赶进赶出。在费心费力地记了一个上午的笔记之后，我们就返回记者休息室。和我共用一间休息室的同行们分别来自《金融时报》、《阿伯丁新闻日报》以及全世界资历最老的国家级英语报纸《格拉斯哥先驱报》（当时还叫这个名字）。我们用打字机敲出新闻稿件，再赶在午饭之前用电报发回各自的总部。可以在记者专用食堂里解决午饭，也可以在酒馆里以液体形式把午饭灌进肚子里。一般来说坚果是很不错的午餐选项。

下午两点半是议会的会前祈祷时间，记者不能参加。不过之后之后我们就要赶紧回到议会旁听席就坐，当天的工作这时才算正式开始。苏格兰议员们总会希望第二天的《苏格兰人》上面能刊登一大段关于他们的内容，而报社也很乐意达成他们的愿望。但是报社也希望我以任何其他议会辩论为题材撰写基于引用言论的新闻，参加各种记者招待会，翻阅长条桌子上的大堆书面大臣应答。因此直到晚上九点报纸内容基本确定之前文字工作都不能停。这时候那些还没去酒馆的记者们都会涌入食堂，因为这也是食堂关门的最后时刻。食堂里有一张专门为休息室专访记者保留的桌子，当时最杰出的业界精英们都会围坐在桌旁，用各种政坛信息的隐秘细节相互刁难——日后掌管《今日》栏目的詹姆斯.诺蒂（1），日后任职于《泰晤士报》的彼得.伦戴尔（2），英俊不羁的《每日邮报》政治主编戈登.格雷格，还有一副贵族派头且喜爱骑马的《格拉斯哥先驱报》政治主编杰弗里.帕克豪斯，他们你来我往地争执着谁在威尔士拥有最低多数票，多少现任议员改换过党派，哪些人在1972年递补选举中输给了麦克.谢尔比之类的话题。大部分记者都要向上一代学习，我则有幸能向最有经验的一代前辈请教，他们当中的大多数人都是在六七十年代舰队街全盛时期进入议会旁听席工作的。我学到了政治新闻是一个骄傲的行业，以不断累积的知识为根本。政治记者要研究选举统计数字，结识你所在区域的议员，第一时间阅读所有最新政坛人物传记与回忆录，对政治历史有足够了解，不至于贻笑大方地混淆贝文与比万或者克罗斯兰与克劳斯曼。或许有些记者会因为自己知识丰富而沾沾自喜目中无人，但是现今记者群体对于阅读与记忆政治事件细节的懈怠绝对不是什么好现象。

晚饭一般是以玉米粉为主料的寡淡汤水，干巴巴的炸肉配卷心菜或鸡蛋葱豆饭配苹果派，还有一杯开胃用的廉价葡萄酒。吃过晚饭以后我们这些边座记者们往往会返回会场报道晚十点的投票。当时此类投票有时还是很重要的。假如投票已经结束，我们就会在报纸送上楼来的时候到处去找投票人员名单，寻找背弃本党立场的叛变分子或缺席人员。假如有涉及热点议题或者苏格兰的休会辩论，我们也要留下来继续报道。我往往在后半夜才能回家，脑袋因为八卦流言与肾上腺素而嗡嗡作响。难以入睡的我经常为了放松精神而一连几个小时漫步于深夜伦敦市中心的街头巷尾，最后干脆连当地的道路布局都记住了。

当时我还不知道我正在目睹一个政治新闻时代的结束。撒切尔时代的议会依然是一个未经改革的、小团体气息浓厚的机构，一方面等级严明，同时却又十分缺乏组织性纪律性。议会的开门与关门时间都很晚。夏天的时候记者可以与议员们一起在下院阳台上一边喝酒一边观赏泰晤士河的景色，小道消息在觥筹交错之间四处传递，不太规矩的举止也会得到十分得体的无视。各家报纸每天依旧刊登着大块的旧式政治报道。休息室依然沿袭着旧式的秘密运作方式。当时的议会与战后时期相比并没有多大不同，实际上与德军空袭之前三十年代的议会也没有多少不同。这并不是一个充满清规戒律的世界。在那个好勇斗狠的世界里，很有些放纵酒色令人骇然的威斯敏斯特记者。

露丝.达德利.爱德华兹在一本描写旧日《每日邮报》两大支柱休.柯德利普与塞西尔.金的书她写道：“五十年代英国新闻业的最大谜团就是为什么报纸居然还能印出来。”这句话也可以用来形容三十年后的政治新闻界。在繁忙的威斯敏斯特走廊上方有许多为精疲力竭的夜班工作人员准备的床位。高阶政治编辑，议会秘书，精力充沛的议员与休息室记者们都很倚赖这些床位。有一位深受尊敬的特派记者曾经在会议结束后跑到附近公园的长椅上打野炮，结果让雨水淋了回来。另一位记者沃尔特.泰瑞干脆与当时首相哈罗德.威尔逊的私人秘书玛莎.威廉姆斯同居在了一起，生了两个孩子，还曾经在二人同居公寓的门前穿着睡衣替他的情人从政府信差的手里代领过红色公文箱。后来《侦探》杂志捅出了玛莎.威廉姆斯与某政治特派记者之间的婚外恋关系，于是当时雇佣泰瑞的《每日邮报》主编就叫他去调查这条猛料，全然不知当事人正皮笑肉不笑地站在他面前。

记者们喝酒的热情绝对更有过之——至少绝对更加普遍。当时在威斯敏斯特宫里至少有十三家酒馆，每一家都有自己的规矩与礼数。帕金酒馆庄严肃穆，议员们经常在这里请很容易打动的记者们喝酒。体育与社会酒馆粗犷污浊，警察与不择手段的小报写手是这里的常客。勋爵酒馆是鬼鬼祟祟幽会者的最爱。当年与今天人气最旺的酒馆都是温馨可人且堕落下流的报界边座酒馆，这里是最拼命的记者们开始一天工作的地方，而且曾几何时所有人收工之后都会过来坐坐。陌生人酒馆已经搬离了旧址，但依然是议员与记者们打成一片并交换八卦的最佳场所。时任《卫报》总编的伊安.艾特金有一手绝活，他能在老安妮酒馆里拨通报社电话，然后一不打草稿二不打磕巴地口述头版内容的安排，完全随心所至。当年的酒水相对廉价，而酒令与游戏则无穷无尽。有两个记者因为喜欢暴力形式的顶牛而出名，两人经常一直玩到半夜，将对方的脑袋撞得皮开肉绽、鲜血横流。现在这些酒馆已经比从前清闲很多了，但我在最近一次造访报界酒馆的时候还是感到心里暖呼呼的。酒馆里有五六位同行正在讨论一个重大、复杂且棘手的问题：他们最想把哪位议员拉出来胖揍一顿。“我知道，可是万一他事先已经让别人按住了所以没法还手呢？”

有些高级男性主编的妻子经常在半夜时分等在英格兰中部刮风不止的火车站台上，就等着火车进站以后将自己的丈夫弄醒并扶起来回家。她们很清楚，要是不这么做的话，她们的丈夫很可能会在终点站的火车车厢地板上整整躺一宿。正如有心的读者们注意到的那样，酒精与新闻的关系正如博彩与赛马一样密切。对这种现象产生怀旧情结是很容易的，甚至是难以抗拒的。但我必须指出有不少杰出的政治记者最后都变成了无可救药的酒鬼，因为肝硬化或心脏病而英年早逝——假如肺癌没有先下手为强的话。边座记者的死亡率相对而言是比较高的。我刚起步的时候认识一位与我年龄相仿的同行，一位相貌英俊，工作勤奋，乐观向上的苏格兰小伙子。他有着十分恶毒的幽默感，热爱这个行当，每每能令报界边座酒馆里笑语不绝。他在三十几岁的时候就死了，死状十分不堪。他的婚姻破裂了，工作丢掉了，自尊也荡然无存，这一切全是因为酒，“行业乐趣的一部分”。

（1） http://en.wikipedia.org/wiki/James_Naughtie

（2） http://en.wikipedia.org/wiki/Peter_Riddell

大多数新闻价值观都没有改变。在金字塔的最顶端依然是也将一直是最强的强新闻，即足以改变世界的事件，令我们惊骇而痴迷并直接影响我们生活的新闻。自从清楚明白的现代英语文体与廉价新闻印刷问世以来，这些事件得到报道的方式也没有发生太大变化。关系重大的大事发生时，我们需要不加辞藻修饰的事实。我们喜欢现场报道，喜欢尽早看到最重要的事实与最生动的细节。《泰晤士报》在1805年对特拉法尔加战役的报道与2003年对美军攻入巴格达的报道在方式上并没有本质不同，都是试图通过拼凑目击证词来形成统一叙事口径，从而描述与解释整个事件。前者的目击证人是英国海军军官，后者则是战地记者，但是报道的基本原则并没有变化。几个世纪以来，报纸改变了形状，调整了新闻编排顺序，还更换了目标读者群体。有人甚至会为了追求政治效果而歪曲强新闻。但是强新闻路线似乎已经成为了现代都市生活中不可替代的一部分。

在影响世界的重大事件以下，强新闻门类还包括涉及极端人类体验的新闻。可怖的谋杀，儿童自杀，残忍的骨肉分离与大难不死的幸运儿无论现在还是未来都会令我们兴趣大作，因为这些新闻会使我们想到我们自己或我们的家人。看一下十八世纪九十年代埃塞克斯谋杀案的报道，十九世纪五十年代巴黎谋杀案的报道，还有二十世纪六十年代里士满谋杀案的报道，人们很容易就能看到新闻风格的变化。前者的文风直白而就事论事，反映了一个对于谋杀司空见惯的世界，而后者则极尽煽情，城市枪击事件的报道幅度简直令人头疼。但是假如新闻业对于谋杀提不起兴趣，那么当时的社会一定暴力横行。谋杀是极端的人类行为，而所有极端行为对于那些生活在温吞区域的人们来说都十分有趣。与之相近的是异常行为报道，这些报道有主意界定并维护可接受行为的界限。无论是维多利亚时期离婚法庭上的相互揭短还是两名邻居因为庭院栅栏为止而爆发的争执，此类新闻令人产生兴趣的原因都是一样的：人们会扪心自问，我会这么做吗？万一这种事发生在我身上会怎么样呢？

再往下一层是那些曾经来过但现已离去的新闻，这些新闻反应了不同世代的不同经济状况与兴趣所在。如果不是帝国的建立，英国新闻业大概不会如此关注外部世界。回头看来，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到八十年代的日报新闻界在政治化程度上很可能是空前绝后的。七十年代的重大新闻是罢工与行业纠纷，今天这种题材已经不再吃香了。我们已经不再关注客船乘员清单，不再挂念出海亲人的安危，也不再担心投入咖啡生意的资金是否安全到位了。后世的人们也一定会因为我们当下如此关注电视剧的情节走向而忍俊不禁。兴许有一天，今天的电视节目预告在后世读者眼中也会像维多利亚时代颇受关注的重印布道词与神职人员任免消息一样古雅奇特。同样很难想象一份痴迷于气候变化的报纸不会在未来获得进一步发展。

尽管现代新闻的确受到了名人新闻与性新闻的严重影响，但是对于两者中的任何一方过度兴奋都是错的。根据我阅读旧报纸获得的经验，人们对性的兴趣高低完全取决于审查制度的松紧。这可能是因为我们已经被现行的性感文化倒了胃口，以至于有些意兴索然了。实际上名人早已得到了民主化。今天的报纸依然向从前那样将名人的成功与光彩展现给没那么成功也没那么光彩的读者们。但是今天这些新闻还传递了“你也能够成功”的信息。以量产流行乐团、竞猜节目赢家与天气预报小女生主持人为基础的名人文化的确失之浅薄——天底下哪里又有深刻的名人文化呢？——但是对于任何相貌与运气俱备的人来说这种文化都是十分开放的。名人新闻所需要的仅仅是一个九转十八弯的故事。没有哪个婚姻美满生活安定的电视明星能够赢得免费的公众关注，泪眼婆娑的分分合合都是题中应有之义。对于当今名人文化的最入骨批判就是这种文化根本就是产业化大规模批量制造的无节操产品……但是这一点我们早就知道了。

事实上，英国新闻价值更应当得担心另一个趋势：以办公室为根据地的主编文化的发展。默多克发动的报业革命或许拯救了国家大报的经济处境，但代价也是很沉重的：记者们被隔绝在了办公楼、改造过的仓库以及覆盖着玻璃幕墙的高塔里面，采访工作因此受到了严重妨害。曾几何时编辑们认为自己知道读者是谁。凯文.麦肯兹曾经十分出名地为《太阳报》的目标读者画过像，“就是你在酒馆里常见的那种家伙——老派右翼法西斯，主张把外国佬都打发回老家去，花钱买下了自己的廉租房，害怕工会，害怕俄国人，憎恨同性恋、怪胎与毒贩子。”《每日邮报》的大卫.英格力士（1）也曾经以同样犀利的笔触描绘过他所着力争取的理想英格兰中产阶级家庭主妇。如今各大报社的营销团队都构建了复杂的图像来对理想读者群进行侧写——记者们也受训要收缩视野，只寻找这些人爱看或想看的新闻故事。

问题在于现代报界当中扎根办公室的记者越来越依赖于幕后推手的力量：操纵名人星途的公关人员，媒体训练出来的大学专家，还有专营炒作的民调公司。民意调查成了煽动健康担忧或道德恐慌的工具，往往两种功能兼而有之。每一天都有新型的“综合症”得到发现，症状表现从盲目崇拜明星到恐惧新鲜水果等等不一而足。在这些看似平淡的“震撼大发现”背后是一股更为黑暗的潜流。有些制药公司花钱炮制并四处安插各种研究成果来劝说读者们相信这些所谓的“综合症”必须得到处理——然后见证奇迹的时刻就到了——六个月之后治疗这种综合症的灵药也随之问世。整天坐在写字台后面、不顾一切也要要填充报纸空白的记者们几乎没有多少质疑此类调查的动机，进行质疑所需的专业知识就更少了。这些故事包装精致，出自专家研究，拉着长长一串的专家签名，总能顺利成为新闻。

随着整天干坐在办公室里的记者越来越多，随着现场采访在人们的眼中越来越昂贵，随着写手们越发惯于通过笔记本电脑接触庞大的全球公关产业并接受他们层出不穷的建议，上层报纸或大报与流行小报之间的鸿沟在我们眼前不断合拢或许并不奇怪。除去市场一端的《金融时报》与或许还在另一端的《星报》，其他所有报纸都在报道着相同的新闻：电影首映，科学发现，医学突破，违法犯罪，还有电视名人的丑闻与婚姻破裂。翻过四页大报再翻过四页小报，往往总能找到完全相同的上述内容。如果说这一现象并未导致报纸幼稚化，那至少也令报纸变得索然无味。2004年，曾经参与过《独立报》创刊的媒体评论员斯蒂芬.格罗夫（2）针对这一现象发表言论声称自己要再度推出一款着力走高端市场路线的报纸，并将其暂命名为《世界报》。他的动机包括对于新闻路线合流的忿忿不平，“大报当中有很多认真严肃的声音，但是这些声音不得不与铺天盖地的名人新闻以及脑残的动物新闻并存……这一切都是过去几年间的事。看看九十年代的《泰晤士报》，上面的新闻根本不会涉及名人或毛茸茸的动物……很难相信我们正在以如此惊人的速度变得越来越愚蠢。”

无论他的梦想实现与否，他的论断都完全正确。名人与卖萌的动物只要能自安其位都是很不错的。但是当代新闻行业当中存在着一股懒散无为、足不出户、盲目跟风市场的模仿文化，正在败坏读者与观众们的胃口。新闻业最严重问题的原因并非欺骗与干涉，而是随大流与无聊。想想早期的维多利亚时代吧，想想早期的《每日邮报》吧，想想柯德利普的《镜报》吧。今天振兴改进新闻路线的最好标语或许就是“多出去走走”。

（1）http://en.wikipedia.org/wiki/David_English_(editor)

（2）http://en.wikipedia.org/wiki/Stephen_Glover

今天大众报道的最大新领域就是购物——仅仅披了薄薄一层“新闻”伪装的广告。由于值得关注的谋杀与性犯罪越来越少——恋童癖是这其中灼灼耀眼且交口谈论的例外——主编们相信今天的英国人已经全心投入了他们的第一号休闲活动：逛商店。我们这个社会如此痴迷于购物，以至于三百年来一直在报纸版面上与新闻分庭抗礼的广告如今正摇身一变成为另一种新闻。如果你觉得这话听起来像是夸大，那就看看2003年3月17日伦敦地区的《旗帜晚报》好了。这一天发生了两件大事，首先是避免伊拉克战争的外交努力终告失败，其次是罗宾.库克从内阁辞职，两件事都在头版得到了十分专业的报道，尽管有些简短，在其他版面也有进一步报道。但是整个第三版都献给了玛莎百货的新款比基尼与胸罩。“新闻故事”如同新闻配图里的透视胸罩一样轻薄——玛莎百货在《时尚》杂志里面买下了版面来主推自己的新系列产品。就算屏息凝神仔细查看，也很难发现这则新闻的写作风格与直截了当的广告文案之间有什么差别：“首先是内衣，其次是高领套头衫，生猛性感势不可挡。多年来一直以实用性为诉求基础的玛莎百货决定将吸纳地气的万种风情作为新系列的关键因素……”问题并不在于这段新闻看上去多么古怪或特别，而是在于它十分典型。随便哪一天翻开几乎随便哪张报纸，你都能发现本质上不过是促销手段的新闻报道。

在上文中我审视了各个不同时代的典型报纸——维多利亚时代早期的《观察家报》，帝国时代的《泰晤士报》，开创性的《每日邮报》以及销量达到五百万份时期的《镜报》。但如果说还有一份报纸能完美地表现此时此地的购物文化，那就只能是体量庞大、极度成功的《周日泰晤士报》。许多记者私下里都被这张报纸吓得不轻。他们认为这份报纸松垮虚浮，对其取得的商业成功嗤之以鼻。他们完全没有抓中重点：这份报纸之所以成功正是因为它庞大无比且塞满了广告。我随便选了2002年7月21日这个日子，并试图以不一样的方式来解读这份由十二个副版组成的周日市场领军报纸，忽视我平时首先关注的新闻与专栏文章，转而着力研究广告。此时并不是一年中的景气时段，股票市场刚刚高台跳水，夏日购物停滞期也正杀将过来。但是很显然报社主编约翰.维斯洛（1）也是一家大型百货商场的经理，他经营着这个喧嚣不止的商场或虚拟集市，其规模之大足以令牛津街相形见绌。在这里你可以买到豪车，香水，项链，邮轮旅程，巴厘岛度假，苏格兰城堡，多塞特农庄，希腊海岛饭店，海外银行账户，过桥贷款，按摩桌，酒柜，抗衰老贴片以及戏院门票。在这里你可以——也许可以——找到意中人，或成为某法国酒庄的合伙所有人，或成为某私立学校的会计，或成为财政部的高级官员。你可以向数不清的项目与公司投资难以想象的金钱。就像其他报纸一样——不过有过之而无不及——《周日泰晤士报》的部分诱惑在于你所有的梦想与幻想都能在这里买到。

首先是新闻。这一版块是汽车广告的天下，奔驰、欧宝、吉普、尼桑、福特、标致、西亚特与三菱将版面空间分割成了小块。银行、航空公司与贷款机构也在忙着促销。接下来是体育版块，这一板块倒是没有多少广告，但接下来的汽车版块就完全塞满了广告。商务版块自然是广告当家。新闻评论版块没有多少广告，只有一则教师招聘信息。到了第五版块“旅游”，新闻与促销之间的界限几乎完全消失了。在这里撰写“新闻故事”的记者一看就与旅游公司、饭店或国家旅游部门有着密切合作。尽管这个版面名叫“旅游”，在内容里面却根本看不到拥堵的道路，骇人的跟团旅游航班，丧气的三流旅馆或者光下雨不出太阳的粗砂海滩。因为“旅游”就是出售梦想。在第六版块“理财”，还有更多的梦想待价而沽，投资公司的广告与社论争抢着空间而不仅仅满足于在其周围蔓延。但是这一版面上的新闻大多都是基本信息服务，试图对基金、贷款与股票进行评定。

如今几乎所有的国家大报都会每周刊登消费者“须知”，向读者们推荐最优秀的小车，十佳疗养温泉，年度流行CD前二十名以及最新的电子产品。究其本质而言，报纸以及记者们是在向读者出售自己的立场：“我是你的报纸，站在你这边”或者“我是著名汽车记者，因此我对于某款汽车可靠性或拉风程度的推荐值得信赖”。这个新闻领域很难做。购物的确已经成为了全国性的消遣活动，但我们对于各种形式的权威却越发不信任。如果读者认为某报纸与委托其进行产品营销的公司已经睡到了一张床上，或者某记者在撰写新闻时收受了厂家的贿赂，那将会造成即时性的破坏。幸运的是，大多数我所接触过的消费记者都十分认真严肃，对公众负责，而且——假如他们在国家大报工作的话——可以得到丰厚的养廉薪水。

但是腐败的确存在，而且存在得众所周知。所谓的“赠品”几乎无所不在。只要动笔描述一下就能享受到的免费假日，装满化妆品的纸盒，或者剧院的赠票，等等。润笔费与有偿新闻已经成为了公开的秘密，只有最为单纯的读者才看不出来。我当初在《苏格兰人》报社刚出道的时候，所谓的赠品几乎总是意味着为了参加新产品海外发布活动而进行的短途出差——我记得有一位同事接连错过了好几次诸如葡萄牙高尔夫球周末或北非新饭店开业之类的美差，而最终轮到他头上的任务则是连夜采访比利时某新开张的大型冷库，自然他对于这种安排既窝火又失望。不过报纸本身的操守并没有遭到太大的破坏，部分原因是人们认为出差回来以后只写溢美之词是非常不入流的行为——今天想来，这或许也是为什么当年赠品在爱丁堡报界相对较少的原因。但是更严重的问题在于那些不计较某一篇报道的褒贬、仅仅为了建立“关系”而直接大手笔砸向编辑们的赠品，例如出借一个周末乃至更久的豪车或者耗费好几千英镑的合家度假。1986年安德里亚斯.维塔姆.史密斯（2）推出《独立报》时就十分担心这种做法可能对行业造成的损害，因此制定了禁止所有接受赠品行为的政策。自然，随着《独立报》在商业方面越发吃力，就连编辑们都开始用各种小玩意儿拉拢手下的记者不至于跳槽，而这条政策的维系也越来越难了。

这种事也分油水大小。假如报道内容是一件花里胡哨的奢侈品，只有寥寥几位多金之辈在一时放纵的情绪之下才会出钱购买，那么似乎谁也不会关心记者从中拿了多少好处。时尚新闻界原本就因为这种事而臭名昭著，许多设计师都会向知名写手提供价值上千英镑的服装、手包、鞋子或者旅行安排。反正大家都把高端时尚圈当成人傻钱多的异世界，如果你乐意花好几百英镑买一双鞋，那你脚上起泡也是活该。时尚记者与大型时尚公司的公关人员合作得十分紧密，以至于经常要面对实际成为公司雇员的风险。优秀的时尚记者在职业生涯的每一天里都在与这种趋势进行着不懈的斗争。有些人劝说自己相信自己并未受到影响。二十世纪九十年代曾在纽约为康泰纳仕的《名利场》工作的托比.杨（3）十分到位地把握住了整个迷你行业的自欺欺人作风。在他看来，“康泰哪啥”的员工们并不是一帮不认节操只认钱的家伙。“当然，他们时而也会说广告商想听的话，他们甚至还会接受奢侈品形式的贿赂。但他们依然认为自己的工作是发现而非创造时尚潮流。这些人有点像不守规矩的神父，他们滥用神职权限这一事实并不意味着他们已经失去了信仰。”同样，在面对假日或豪车的时候，记者们也尽管能够说服自己相信他们尽管可以尽情享受各种好处，同时却还能设法置身事外，作出毫无偏见的判断。我反正不信这一套。如果你拿了别人的钱，不管具体形式是机票还是漂亮衣服，你就等于与别人达成了某种协议。如果你没有至少提供一点点回报——这里写一段好话，那里扔几个有利促销的褒义词——那你难免会感到有些下不来台。真正强大的品味仲裁人，最顶尖的汽车记者或者时尚女王，或许有底气咬伤一两根给他们喂食的手指头，但是绝大多数记者还是会安静且面带一点愧色地完成协议的内容。

回头再说《周日泰晤士报》，第八版块，十分精彩的“欢乐时光”。这里是儿童专区，满是卡通漫画与智力问答。但是这里的商业化程度同样深厚。版块头版是一副史酷比狗的图画。这幅画与当年夏天上映的热门大片有关系吗？图画下面的文字没有明说。但是在段落当中的确有一条广告。“最新史酷比电影就要上映了，大家全都为了史酷比而着迷。我们在这里整理了一份史酷比目录，这样你就知道接下来最酷最流行的史酷比零食与玩具是什么了。”这其中有史酷比榛子酱（和史酷比意大利面一样在ASDA有售）；史酷比奶糖口味饼干；史酷比掌上游戏机；史酷比灯罩；还有许许多多非买不可的好东西。往前再翻一版是史酷比图画解谜故事，故事背景设定在伦敦以南的切星顿冒险游乐园。故事的主人公是一个名叫3SL的流行乐团，根据故事情节，该乐团的最新单曲“抚摸我，挑逗我”即将于8月12号发行。不过只占据了一页小报版面的植入式广告里包含了史酷比、流行音乐以及游乐场。其他部分的广告还涉及了儿童图书，竞争乐队，电脑游戏，还有足球手套。

下一个版块在某些方面来说是最难从广告方面进行分析的部分。因为“文化”从来眼光甚高。布莱恩.爱普亚德（4）关于为什么大英博物馆需要注资的文章作为高雅文化新闻而言可谓极其传统。而旁边的电影评论，人物专访与艺术展批评等等也都是颇费心思的严肃作品。但是在报纸上谈论本周“最新推出”的CD或者公布优秀本周电影图书榜单究竟是什么意思呢？有人会辩称这不过是篇幅短小的评论，但是它们的商业意义的确不容忽视。在图书部分之后，“文化”版块又推出了最佳购物网站指南，这里的采购目标是夏日烤肉用具。这份报纸剩下的绝大部分内容都是疯狂大促销——厨房，地板，球鞋，门环，雪当妮酒与玻璃暖房，润唇膏与丰田车，青苔盖满的砖房，青石板与卵石灰浆，林荫遮蔽的草地，遮雨板与紫藤萝，挪威宅邸与诺福克别墅，等等。

有人认为报纸是社会的镜子，那么《周日泰晤士报》及其竞争者所反射出来的信息就是英国人全都去购物了。在这期报纸上的主版头版大标题下面有三篇报道。首先是泰格.伍兹在英国高尔夫公开冠军赛上十分糟糕的一天。剩下的两篇当中有一篇讲的是英国冲浪运动——以及冲浪泳衣的抢手行情。第二篇则是对裘德.洛前妻珊迪.弗罗斯特的采访。她也打算卖东西吗？的确如此，一部她投资的新拍科幻电影即将上映了。此外还有“她与现任男友共同主打的成衣时尚品牌‘法国弗罗斯特’”。最后这篇报道还近乎露骨地提到弗罗斯特喜欢跳钢管舞。紧贴这篇报道的照片中，一位怀胎七月的孕妇力所能及地维持着性感的姿势。

我从单独一天里的单独一份报纸上找到的各种实例就新闻行业里的许多人看来已经是天经地义的事了。许多记者就是这么做的。在这份报纸的第一个强新闻版块之后我数了一下，促销型软文的记者署名数量是57个，而传统新闻的记者署名数量不过也就是62个。此外那些允许手下记者攻击供养他们的商业利益团体的编辑们也承受了很大的风险。会有很多人来敲打这些编辑，首先是报社的广告总监，然后是董事会议或者报社老板本人。开百货商店固然也很不错，但如果你在开店的同时还想充当城市游击队的话那就太受限制了。当然这并不意味着编辑们都是没骨头的软蛋，或者报社老板就一定会在广告客户面前卑躬屈膝。汤姆森勋爵（5）曾经开玩笑地（半开玩笑地）将新闻定义为广告空隙之间的填充材料。他的英国报业帝国也以售卖广告的激进新方式为基础。但是当他手下的编辑们参与社会活动时他还是像早期《周日泰晤士报》时期的哈利.艾文斯（6）那样站在编辑一边，尽管主要广告客户对这些活动十分不满。当艾文斯在1974年发动反对致畸药物撒利多胺的强硬宣传活动时，活动所针对的英国制药厂迪斯提勒是该报最大的广告客户，于是一笔价值600000英镑的广告合同就泡汤了。但是汤姆森咬紧牙关没有让步。他知道广告客户与报纸相互需要。因此对于新闻独立来说最强大的护身符就是商业表现——畅销报纸与滞销报纸相比更有底气叫广告客户一边玩蛋去。

但是最大的问题在于广告是否限制并重塑了新闻的运作。当然如此，毋庸置疑。如果你总是冲着给你开支票的人连踢带打，避免亏空是很困难的。在我选择分析《周日泰晤士报》的这一天，最主要的新闻故事是政府试图通过卫星追踪两千四百万辆在英国挂牌的汽车并根据行驶里程向车主征收养路费。新任交通大臣阿拉斯特.达令对这种新型公路收费形式进行了讨论。无论以任何标准衡量这都是一个优秀的新闻故事，比起许多其他周日政治炒作高出了一个档次，因为这条新闻有交通大臣本人的发言撑腰。《周日泰晤士报》理所当然地采取了敌视立场。“车中间谍计划昨天遭到了攻击……人们认为这是对个人隐私史无前例的侵犯，而且还‘与车手作对’”封面新闻如是说道。内页的后续报道表示同意，并进一步写道：“汽车是美妙的发明。安坐在钢铁胶囊里的你能够享受不亚于起居室的各种舒适——搭配宜人坐垫的座椅，暖风与音乐，风吹雨打都与你无关……”又是十分流行的观点，但这只是运气好而已。这份报纸几乎要被大型汽车公司的广告压垮了。

在这里我们也要一如既往地小心，切莫以为英国新闻界肆无忌惮的物质主义是什么新生事物。在许多方面二十一世纪最初十年的英国都与二十世纪二十年代的英国十分相似，同样是享乐主义蔚然成风，一味寻求刺激与享受。自然，二十年代的国情是这个国家对一战恐怖的反应，而今天则是欧洲半个世纪以来相对和平与繁荣的结果。但是当年的报纸也像今天一样兜售各种渴望，一夜暴富的可能与足以改变人生的大奖。据说诺斯克里夫勋爵曾经在泰晤士河沿岸遇到一名乞丐，此人告诉他自己的梦想就是在余生当中每周都能得到一英镑。于是诺斯克里夫勋爵就于1889年在他的第一份报纸《通信答录报》上推出了类似于彩票的每周一英镑竞赛，称之为“世界上规模最大且最简单的竞赛”，这一招为他日后的财富奠定了基础。今天的《每日邮报》依然十分高明地运用着此类“赢回按揭”式竞赛。到了三十年代《每日快报》与《每日先锋报》之间爆发的大战当中，两家报纸都拿出快马加鞭的劲头，大肆挥洒各种赠品与免费保险，报社推销员周游全国，利用餐具、内衣，轧光布与茶具来刺激新读者订阅报纸。根据当时伦敦《旗帜晚报》的编辑查尔斯.文顿的说法，“据说一户人家只要订阅上八个礼拜的《每日快报》就能得到足够全家人蔽体的衣服。”与今天不择手段的报社销售部门送出去的免费CD与电影票相比，似乎还是当年的作法更过头一点。

（1） http://en.wikipedia.org/wiki/John_Witherow

（2） http://en.wikipedia.org/wiki/Andreas_Whittam_Smith

（3） http://en.wikipedia.org/wiki/Toby_young

（4） http://en.wikipedia.org/wiki/Bryan_appleyard

（5） http://en.wikipedia.org/wiki/Lord_Thomson

（6） http://en.wikipedia.org/wiki/Harold_Evan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