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原创】这个国家会好吗：中国崛起的经济学分析 -- 冉重光

第六章 经济政策的回顾：里根总统给美国“开挂”

　　（这个部分对以里根“革命”为代表的保守派经济政策及其与美国经济危机的关系做一个简单的介绍。分析一下经济危机的政策根源。）

　　思考题

　　备忘1：美国《纽约时报》援引专门追踪政治资金动向的非赢利研究机构“回应政治中心”的数据，对美国国会议员们的财富状况进行了详细分析并得出结论：美国国会议员们的平均净资产达到91.3万美元，但美国普通民众的平均净资产大约只有10万美元，并且从2004年以来一直呈下降趋势。

　　数据还指出，美国国会议员的财富大致上没有受到自2008年以来的金融危机和经济疲软的影响，过去几年中，美国普通民众的腰包由于经济不景气一直在不断缩水，但国会议员们的财富却在最近几年“逆市上涨”。《纽约时报》引述“穆迪分析”调整通胀因素后的数据显示，从2004年至2010年，美国国会议员的平均净资产增加了15%，但美国普通民众的平均净资产却缩水了8%。

　　备忘2： 2011年12月，一名德州的妇女几个月以来都无法合格申请食品券。她最后在一州政府福利部门拔枪与警方进行了长达7个小时的对峙，并最终以枪击她的2个孩子并举枪自尽结束了这一事件。据美联社报道，她的2个孩子分别是一名10岁的男孩和一名12岁的女孩。据福利部门介绍，她是因为申报材料不合格而被拒绝。

　　问题：以上两件事情之间有何联系？

　　前面说，代表富人利益的保守派，总是努力促成对富人减税、削减社会保障开支和公用事业私有化。给富人减税好理解——人人都希望自己少交税。但削减社会保障开支和私有化就比较复杂一些。

　　减少政府社会保障开支跟社会保障事业的私有化，是联系在一起的。

　　罗斯福新政以后，美国逐步建立了现代化的社会保障体系。其中很重要的一项就是医疗保险。

　　所谓医疗保险，就是个人、企业、政府各出一部分，建立一个医疗保险基金。交了钱的个人，万一生了病或者受了伤，去看医生，费用可以报销很大一部分。这个社会上大部分人身体都很健康，特别是年轻人，可能很长时间都不去看一次病，这些人交的钱，就白交了，享受不到。

　　但是，得病或者受伤这种事儿，谁也预料不到，谁碰到谁倒霉。一下子就要花很大一笔钱，有的人拿不出来，可能就破产了。医疗保险，就相当于社会上的所有人平均分担生病或者意外受伤的费用，花比较少的一点钱，买个平安、放心，万一出了事儿有办法。

　　全美国人交的保险金，是很大一笔钱。私人保险公司看中了这笔钱，想从中捞一笔。保险公司等利益团体，就去游说国会，让他们搞个法案出来，把医疗保险私有化。

　　当然，他们不能公开说：我想从保险基金里面捞一笔。而是打着“市场经济”的旗号来办事，说：

　　“医疗保险属于政府垄断，很没有效率。政府管理这笔基金，可能浪费严重，有贪污腐败，使用不当等等。由于没有竞争、没有比较，这种浪费很难消除。只有市场竞争才有效率。所以，最好是搞很多个医疗保险公司，彼此竞争，谁的服务好大家就去买他们家的保险。这样有利于提高基金的使用效率。”

　　政府医疗保险基金管理不善、使用效率低下的问题，确实存在。医疗保险开支，也确实是政府财政的一个很大的负担，如果把它交给私人管理，政府可以节约一笔费用。这样两全其美的事情，何乐而不为呢？

　　他们用这一套说辞去游说国会议员，再加上慷慨的“政治献金”、“独立广告资助”等各种利益输送，就得到了很多议员的支持。这些议员里面，有些真的相信市场经济万能；有的则是“拿人钱财，替人消灾”的类型。无论出于何种动机，这些议员联合起来，削减政府福利支出和医疗保险私有化的法案通过了。

　　私人保险公司之间互相竞争，管理效率确实很高。工作人员想要上班偷懒、贪污挪用，就很难了。因为有老板天天盯着——盯住的都是老板自己的钱。

　　但是，利润全部归私有保险公司的老板，不会拿去给穷人发医疗救助。其实就是把以前被贪污和浪费的，变成了企业利润。对投保人来说，最终效果一样。

　　更严重的是，私营企业为了追求利润最大化，想方设法把那些“危险群体”排除出去。比如老年人或者在化工厂工作的工人，容易生病，想要去买医疗保险，保险公司就会想尽办法刁难，收很高的保险费，让你买不起或者得不偿失。反之，如果是年轻人、运动员，经检查身体健康，未来很多年基本都不会生病，保险公司就很欢迎他们来买保险。

　　对于多病的老年人或者特殊职业群体，保险公司则告诉他们：“我们是私营企业，不是慈善机构，要为股东的利益服务。如果你实在看不起病，请找政府。”

　　于是，医疗保险的私有化就变味了。

　　私营保险公司把最赚钱的那个部分抢走，花钱的那个部分最后还是要政府负责。年轻人交的保险金，本来应该转移支付给现在的老年人；等这些年轻人老了，政府的医疗保险基金又会从新一代年轻人交的保险金那里那一部分出来给他们支付医疗费用。这样才能把帐做平。

　　私有化以后，不看病的年轻人交的保险金被私营企业拿走了，最需要看病的人扔给政府。所以，政府管理的医疗保险基金，虽然总额大大下降，涉及的人数大大减少，资金缺口反而更大。

　　政府想要借此来削减财政赤字，结果却发现赤字越削减越多。

　　所以，从里根时代开始，政府的社会保障支出占总支出的40%，经过几十年持续不断的削减和私有化，这部分支出反而占了财政支出的57%。

　　“里根革命”以来的20多年，医疗保险的保费上涨速度远远高于通货膨胀，政府的医疗保险开支不断上升。但是，没有享受医疗保险的人的数量却在不断增加。

　　2006年，美国共有4500万人没有参加任何医疗保险，有8500万人（占美国总人口的三分之一）不能连续参加医疗保险。2010年6月，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公布的一项研究报告指出，美国人均医疗支出是其他发达国家的两倍，但医疗服务质量和效率却远逊于其他发达国家，人均寿命在发达国家中处于垫底的位置。

　　这是一个很矛盾的事情：人民的医疗福利被削减了，医疗服务质量还不如花钱少的国家。那么，政府在医疗上多出来的开支被用到哪里去了？

　　大部分成了私有化的医疗保险公司的“利润”。

由于改革计划都被国会搁置，经济状况在卡特总统任职期间继续恶化。而且，卡特总统的运气很糟糕。在他争取连任总统的那一年——1980年，中东地区爆发了第二次“石油危机”，全球石油价格一年之内上涨了300%。

　　这一下，美国不仅经济发展缓慢，连物价也大幅度上涨。

　　最后，代表保守派思想的共和党州长罗纳德?里根在1980年大选中，击败卡特当选美国总统。

　　在8年的任期里，里根总统为了全体美国人的利益，努力工作，主要干了以下几件事：

　　第一，对富人减税；

　　第二，将公用事业单位（供水、供电、石油等）私有化；

　　第三，和苏联搞军备竞赛，扩大军费开支，让军工企业赚得盆满钵满；

　　第四，削减社会福利支出，将医疗保险、养老保险等交给私人企业来管理。

　　此外，里根还任命了在削减社会福利方面表现出色的格林斯潘为美联储（美国的中央银行）主席。格林斯潘一上台就表现不凡：1987年10月美国股市突然暴跌，美联储立即向金融系统注入大量资金，保证股市稳定。

　　这一决策确立了此后美国金融市场的基本游戏规则：大金融机构搞金融投机，赚的钱归自己，亏了钱政府买单。

　　1989年，里根结束了他的8年任期。在这8年里，美国的基尼系数从0.365迅速上升到0.404，突破了0.4的国际警戒线。

　　此后，保守派控制的政府继续朝着私有化和对富人减税的方向一路狂奔，不再回头。

　　里根卸任后，他的副总统乔治?布什当选，继续执行里根的保守主义政策。

　　1992年，民主党总统克林顿上台，力图通过给富人加税的法案。被国会否决，最后只通过了一个象征性的加税法案。而且，国会还通过法案，要求继续压缩社会保障开支，继续推动医疗保险等各种社会保障事业的私有化。被克林顿总统否决。作为报复，国会否决了克林顿总统的年度预算，导致美国政府停止运行一周。

　　四年之后，克林顿试图连任美国总统，国会趁机再度通过法案要求压缩社会保障开支和将社会保障私有化。为了避免重蹈卡特总统的覆辙，在总统竞选时出现财政预算被国会否决等不利情况，克林顿签署了该法案。这一年美国基尼系数为0.425。

　　1999年，国会通过了允许投资银行和商业银行混业经营的法案。罗斯福“新政”中打击金融投机的最后一道闸门被打开了。从此，大金融机构就可以利用普通百姓的储蓄来进行金融投机。这一年，美国基尼系数为0.429。

　　克林顿卸任后，乔治?布什的儿子小布什当选美国总统。上任伊始，即宣布对富人大规模减税。这一法案立即获得国会通过。

　　2001年，美国股市新经济泡沫破灭。美联储主席格林斯潘宣布降低利率，向金融系统注入资金。危机很快缓解。基尼系数上升为0.435。

　　2002年，私有制的公用事业公司世通公司（电信）和安然集团（石油天然气）爆出财务丑闻：公司领导层和金融机构合谋，通过虚假财务信息来抬升股价，牟取暴利。这种做法，和1929年前最著名的股市操纵者——公用事业公司巨头英萨尔的做法如出一辙。为了根绝这种投机行为，罗斯福在1933年“新政”中禁止建立公用事业控股公司，并将公用事业公司纳入政府管理的范畴。但这些防范措施，都在里根“革命”以后被逐步废除了。

　　2003年，美国发生严重的大停电事故，包括纽约在内的全美1/4的地区全面停电两天。能源部长声称：“美国是超级强国，但电力系统却是第三世界的水平。” 掌管该地区电路的是美国最大的私有的电力公司——联合爱迪生电力公司，它每年利润数十亿美元，却多年拒绝更换更新电网设施。这正是美国政府多年来持续进行公用事业公司私有化的“成果”。

　　这次事故并未让公司管理者有所警惕。三年之后，美国发生历史上最严重的大停电事故。美国经济的核心区——纽约在天气最炎热的时候停电10天。罪魁祸首还是联合爱迪生公司。

　　2006年，美国基尼系数达到0.444（从中文来看很不吉利的数字），与1929年大萧条时候的基尼系数基本持平。

　　一年后，大萧条以来最严重的金融危机爆发。由于投资银行和商业银行的“分业法案”已经在1999年被废除，那些投机者们早就把商业银行里面的居民储蓄和企业资金拿来制造金融泡沫了。危机爆发以后，政府面临着如果不拯救投机者，基础金融体系就会有立即崩溃的危险，只得出手相助，利用纳税人的钱向金融体系注入大量资金。

1970年代以来，美国基尼系数上升的过程，是一个十分复杂的过程。它至少有三个主要的破坏力要素参与分配。第一种还是最原始的资本主义剥削，劳动者权利保护不到位，过度的私有化等等，这个后面会继续说；第二种是前文分析的金融系统对全社会进行的货币掠夺；第三种，就是资本不断拉拢和腐蚀政治权力，让政治权力掌握的本来应该用来制衡资本破坏力的“政治破坏力”也变成了参与掠夺分配的工具。

　　1974年，全世界最大的新闻莫过于美国国会因为“水门事件”弹劾尼克松总统。尼克松被迫辞职。相比之下，另外一件“小事”就显得不怎么引人注目了。

　　但是，从长远来看，这件小事对美国历史的影响，却比“水门事件”大得多。

　　这一年，美国国会通过了一个联邦选举法，规定了个人和公司向国会议员和总统捐款的最高数额限制。

　　照理说，这是一件好事——限制了有钱人对选举的影响。

　　但是，这个法案又规定：公司和个人可以组织非盈利的“政治行动委员会”来向国会议员和总统竞选捐款。

　　这种政治性机构，在以前是游走在法律边缘的“灰色机构”。所以，想要影响议员或总统选举的人，往往只能“单打独斗”。那些很有钱的人，可以一下子捐一大笔钱给某个候选人。这种有钱人被称为“肥猫”。

　　但“肥猫”再肥，始终是一个人，能量有限。

　　1974年的选举法案允许建立“政治行动委员会”，为各个利益集团联合起来用金钱干预选举大开绿灯。

　　这个法案规定，“政治行动委员会”对某一个议员的捐款数量有限制，但是“独立”的为某个议员或总统选举花钱，数量不限制。

　　什么叫“独立”竞选呢？就是说，你不给某个候选人捐钱，而是自己拿着钱去电视台给某个候选人打广告，说你支持他，他的观点对全国人民有利，呼吁大家投他一票……这就可以，花多少钱都不受限制。

　　反之，如果你讨厌某候选人，也可以到电视上大广告攻击他，呼吁大家别投他的票。

　　这看起来很公平，也很符合言论自由的原则——你支持谁，就可以到电视报纸上打广告，人人平等。

　　这种言论自由，法律怎么能禁止呢？

　　但是，“法律权利”平等不代表“实际权利”平等。

　　在很多情况下，实际权利=法律权利+经济权利。

　　在电视报纸上打广告是很花钱的，法律允许你随便打广告，但你没钱打，这跟法律不允许你打效果一样。

　　所以，竞选法上的这种权利“平等”，是在偏袒有钱人。实际效果就是：报纸电视上的广告，全是一边倒的支持符合富人利益的候选人。

　　此外，这些“行动委员会”花钱请议员吃饭、去旅游胜地度假、乘坐游艇豪车、去别墅开party，也都是合法的。至于在这些地方会发生什么交易，那就只有天晓得了。

　　1974年这个竞选法一通过，全国立即登记注册了600多个这种“政治行动委员会”。10年以后，到了1984年，行动委员会的数量增加到了4345个。

　　在这4345个“政治行动委员会”中，最有钱的全是所谓“保守派”——也就是主张恢复到罗斯福新政以前的那种自由资本主义制度的思想派别。

　　1984年的统计数据表明，获得资金最多的游说团体，名字叫做“全国保守派政治行动委员会”，它的筹款数目为1950万美元，第二名叫“全国国会俱乐部”，保守派，筹款560万美元；第三名的名字叫“争取保守派多数基金”，筹款550万美元。第四名叫“共和党多数基金会”，这也是保守派（罗斯福是民主党）；第五名叫“房地产经纪人政治行动委员会”，这是房地产大亨们建立的游说团体。

　　总之，游说是合法的，花钱打广告也是合法的，捐款更是合法的，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形式下，最终的结果是：政治变成了一个只有富人才能玩得起的游戏。政府还觉得有钱人的钱不够多，干脆让他们联合起来搞个委员会集中花钱。

　　通过各种“政治行动委员会”，有钱人迅速团结了起来，采取一致行动影响政府决策。在美国，“使用金钱购买政治影响力和试图影响国会及总统的做法，变得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突出。现在花钱买通各种路子已经是公开的事了。（西奥多?怀特，《美国的自我探索》，1982）”

　　法案通过后不久，保守派势力就控制了国会。1975年，国会和共和党总统福特联手推出对富人减税的措施。理由是“刺激经济”。但效果很差。在1976年总统大选中，福特被民主党候选人吉米?卡特击败。

　　卡特试图推动经济改革，通过对富人增税和降低行政开支来解决财政赤字，但遭到国会的抵制，基本上一事无成。

　　吉米?卡特在竞选之前是乔治亚州的州长，因为厉行改革而被誉为“最有成就的州长”。当上总统以后，因为改革方案无法得到保守派控制的国会的支持，却成了“最差劲的总统”。

　　这不是他个人的能力问题，而是制度问题。

　　——十多年后，民主党人克林顿当选总统，也想向富人增税，照样无法在国会通过。反而在国会的胁迫下，被迫在削减对穷人的福利开支的法案上签字。

　　保守派的政策主张很简单：削减财政赤字可以，但不能对富人增税，而是必须减税。减税之后如何降低赤字呢？减少给穷人的福利开支。

　　1974年以后，富人们通过成立各种“政治行动委员会”，拉拢和支持保守派议员候选人，基本控制了国会，并影响总统选举。在这种情况下，美国基尼系数从1970年代中期开始，一路上升，也就不足为怪了。

通过前面的分析，就可以回答一个大家都很关心的问题：美国经济何时才能真正复苏？

　　对比1929年和2007年美国社会的基尼系数和美国政府在这两次大危机初期的表现，可以说，它离复苏还远得很。除非跟罗斯福新政一样，对整个社会经济制度作出大的调整，改变分配结构，否则它就不可能复苏。

　　要理解这个道理，我们还是先来看两个中国的例子。

　　吴思先生在《潜规则》里面创造了一个词，叫“崇祯死弯”。

　　这个词的意思，就是说，在明朝末年，全国各地不断的爆发农民起义。要镇压这些农民起义，就要用兵；要用兵，就要花钱；要花钱，就得征税。

　　但农民为什么要起义？就是因为征税。税负太重，农民活不下去了，才要起来反抗。

　　为了镇压农民起义而征税，结果就会让更多的农民活不下去。到了崇祯的时候，新增的军费开支所镇压的农民起义的数量，已经赶不上它所诱发的新的农民起义的数量了。这个时候，明朝就注定要灭亡了，无药可救。

　　这是一个死结。

　　中央政府（崇祯皇帝）处在一个进退两难的境地：农民起义是因为官僚体系彻底腐败造成的，但是为了镇压农民起义，又必须通过这个官僚体系来征税和用兵。所以，中央政府大把大把的银子撒下去，全部被官员和军事将领贪污。这个时候，想靠花钱来解决问题，是一点用都没有的，只能把问题越搞越糟。

　　明朝的前一个朝代，是元朝。元朝的灭亡，源于治理黄河。

　　由于黄河泛滥，中央政府花了很多钱来治理。但是，治理的钱都被各级官员层层贪污，见不到成效。相反，为了治理黄河要花的钱，又需要各级官员去向老百姓征税。

　　于是，不管是黄河泛滥的灾区，还是没有受灾的地区，人民都活不下去了，纷纷揭竿而起，元朝很快灭亡。

　　要解开这个死结，它的方法现在已经众所周知，就是进行制度变革：通过民主和法制的手段，来消灭腐败，建立廉洁高效的政府。只有先实现政府的清廉，再通过花钱的方法来治理自然灾害或者维护社会治安，才能产生效果。

　　所以，我们来看胡佛和保尔森，通过往金融系统里面扔钱的方式来解决经济危机，跟明朝政府通过增加军费来镇压农民起义非常相似。

　　2007年的次贷危机，是谁造成的？就是华尔街上的这些金融机构制造的。它们通过各种金融手段，把房价炒的很高、把股价炒的很高，从中获取暴利。在实体经济创造的真实财富不变的情况下，这些金融家的利润越高，就意味着其它行业的利润越低。整个社会都来炒房炒股，实体经济就被“抽血”了，资金从实体经济流出，人才也从实体经济流出。它的整个经济就被泡沫化了。

　　投机泡沫破灭了。政府要挽救经济，自己不能亲自动手，就好比崇祯皇帝不能自己带兵去镇压农民起义不能自己去征税一样，必须通过这个混乱的金融系统来向经济体系注入资金。

　　结果怎么样？

　　崇祯皇帝花出去的钱，被各级官员和军事将领贪污了，民生没有改善、军队战斗力没有增强，镇压不了农民起义；另一方面，崇祯皇帝花完钱之后又要问人民征税，结果人民的税负变得更加沉重。

　　美国政府往金融系统里面扔的钱，被各级金融机构拿去弥补它们投机造成的呆账坏账，被金融机构的高管拿来给自己发高额奖金了，这些钱到不了实体经济里面，更到不了底层人民手中。所以，它只能加剧整个社会的贫富分化。

　　然后，美国政府花的钱，最后还是要向全体美国人征税来弥补。底层人民的生活，就会因此变得更加困难。

　　这跟元朝政府花钱治理黄河一样：越治理，人民就越是活不下去。不是说黄河泛滥不该治理，而是不能让一个腐败的官僚体系去负责治理。

以上的对比，不仅是表面上的类似，而有其内在的共通之处——如果一个社会的权力精英——无论是握有政治权力的精英还是握有经济权力的精英——贪欲过分膨胀、权力失去控制，都会出导致严重的两极分化，最后让经济社会体制崩溃。

　　中国古代的专制政体，政府掌握了巨大的破坏力，对于它统治下的人民，可以任意的生杀予夺。掌握这种力量的社会精英——也就是行政官僚，可以用它来维持治安、兴修水利、修建道路、兴办教育……，总之就是提供有正效用的公共服务，然后领取工资。这就是生产性要素参与分配。

　　反之，他们也可以利用这种权力来强取豪夺、横征暴敛，在合理的税收之外，再伸手问老百姓要钱，不给就变着方的收拾你。老百姓为了避免被这种权力伤害，只能老老实实的认账。这就是破坏性要素参与分配。

　　在古代专制政体下，政府权力缺乏制约，官员们搜刮老百姓的成本很低、风险很小，反之，“为官一任、造福一方”却是一件很劳神费力的事，干好了也不一定有好处。下级官员不想贪的，上级领导会逼着他们贪，不贪就没钱上贡，就没有前途；上级领导不想贪的，下级官员会求着他贪，他不贪下级就没有安全感，就会说他坏话……清正廉洁的官员就会被逐步淘汰出官僚体系。

　　官僚体系自身也在不断的膨胀——社会上的聪明人都看清楚了利害关系，想方设法从被搜刮的一方（老百姓）跳到搜刮的一方（贪官）中来。

　　最后，整个官僚集团的贪欲超过了社会的承受能力，老百姓无论如何辛苦劳作也无法养活这个贪腐集团。一个专制王朝，也就走到了尽头。

　　在马克思以及马克思以前的欧洲，那种原始的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土地资本家和工业资本家，也掌握了巨大的破坏力。土地和货币，是人类生存的必需品。如果一个人既没有土地也没有货币，那他就只能冻饿而死。最终的效果，与被政府判处死刑是一样的。

　　握有土地和货币的资本家，可以用这些资本来雇佣劳动力进行生产，按照资本与劳动力的贡献进行分配。这是生产性要素参与分配。

　　但是，他们也可以利用土地和货币的力量，来威胁劳动者的生存，由此从劳动者应得的报酬中剥夺一部分。这就是破坏性要素参与分配。

　　在原始资本主义关系中，资本的权力缺乏制约，要压低工人工资、降低他们的住房条件和工作环境标准，非常容易。资本家一边经营企业，进行技术创新和市场开拓，以企业家才能参与分配；另一方面也竞相压低劳动力工资，以对工人的低成本伤害能力参与分配。

　　但是，工人工资太低，工厂的产品卖给谁去？

　　由于每个企业都在过分压低工人工资，导致整个经济体的购买力不足。但某一个资本家提供工人工资，除了提高自己的生产成本外，并不能提高整个社会的购买力。所以，资本家们没道理联合起来提高工人的工资。相反，在消费市场日益狭窄的时候，只能通过裁员、降工资的方法来解决自己面临的问题，把困难转嫁到劳动者头上。

　　最后，资本家的贪欲过分膨胀、资本的权力失去控制，每个资本家都为自己的利益着想，最后做出的决定却导致了整个经济体系的崩溃。

　　所以，不管是政府的权力，还是资本的权力，都是创造力和破坏力并存的。如果其中的破坏力受到限制，创造力发挥作用，经济社会就欣欣向荣；如果破坏力失去约束，掌握权力的精英们觉得靠掠夺而不是创造来获得财富更容易、更方便，他们的贪欲不断膨胀，经济社会就会土崩瓦解。

　　对于夹在政治权力和资本权力中间的普通老百姓来说，哪一种权力太大了都不好，都会导致严重的分配不公，都会眼睁睁的看着自己的劳动果实被人抢夺。不管自己如何辛苦努力，都无法填满精英阶层的胃口。被掠夺之后，剩下的部分仅购维持基本生活，而无法积累财富，也就没有安全保障。

　　经过几百年艰苦卓绝的斗争。有资产阶级反对专制权力的革命，也有劳动者反对资产阶级的革命……最后，人类社会的各个阶层，在血的教训面前，终于达成了一个基本的共识：要让自己活得好，就得让别人也活得好——至少是要让别人能活得下去。

　　这个基本共识，又可以分为三点：

　　第一，政治权力不能太大。要用民主与法制的方式来限制政治权力。

　　第二，资本权力不能太大。在劳资关系中，在经济上处于弱势的劳动者必须在法律上得到更多的保护，而不是双方完全平等。

　　第三，政治权力和资本权力不能结合起来。这种结合有两种方式，一种是政治权力吞并资本权力，搞计划经济；第二种是资本权力腐蚀政治权力，政府被资本家收买，沦为有钱人的工具。

　　——总之，在分析一个国家的经济社会问题的时候，无论是“政府—社会”的两分法，还是“资本—人民”的两分法都是不对的、有失偏颇的。正确的划分方法应该是“三分法”，即“政府-资本-社会”。有一些学者，认为呼吁减少政府干预，就是在为人民争取自由的空间，要建设“小政府、大社会”；也有一些学者，认为呼吁加强政府监管，就是在保护底层人民的权利。这样的呼吁，从两分法来看，都很难做出客观公正的评判。“小政府”不一定能导致“大社会”。相反，它往往会导致“大资本、小社会”。

　　如果政府在金融监管、遏制土地投机、保护劳工权利等方面表现软弱，资本权力必然会使得普通民众的利益遭受巨大的侵害。反之，过度剥夺资本的权利，也并不能让底层人民过上幸福的无忧无虑的生活。一个真正合理的社会，只能是政府-资本-社会三者权利合理划分的社会。由于底层人民在任何社会形态中都只能处于弱势的一方，因此对他们最有利的安排只能是资本权力与政治权力的基本均衡。

第五章 破坏力的会师：政治权力与资本权力的合流

　　当政府用纳税人的钱来为金融投机行为买单的时候，金融投机的性质就发生了变化，由纯粹的经济掠夺变成了经济与政治的双重掠夺。

　　这个时候，就有另外一种破坏力参与进来了。那就是政府掌握的暴力。政府作为整个社会唯一的合法的暴力使用机构，可以以此为后盾直接对人民征税。政府征税以后，应该提供良好的公共服务。其中一个很重要的职责就是金融监管、市场调控。

　　现在金融监管失控，投机泡沫破灭，本身就是政府失职——收了钱却没把事情做好。这还不算，政府却要利用这种合法的暴力向人民征税以补偿金融资本家的损失。我们就一定要反思：怎么会这样？

　　政府用纳税人的钱，来“救助”那些全美国最有钱的人。这样的做法，保尔森不是第一个。真正的始作俑者，是大萧条时期的美国总统——胡佛。

　　1929年美国股市大崩溃以后，那些把钱借出去炒股的银行，纷纷破产倒闭。那些没有破产的大银行，收不回来的呆账坏账也是一大堆，情况很危险。

　　这些大银行家——金融富豪，在投机活动最热闹的时候，坚决反对政府对市场进行干预。但现在，又开始一致呼吁政府采取行动来挽救经济。

　　在他们的游说下，1932年，胡佛总统和国会一致同意，从财政收入里面拿出5亿美元，设立“复兴金融公司（RFC）”，专门支持那些即将破产的大公司。

　　但在1930年代，政府直接干预市场还没有先例。政府出钱开一家金融机构，该怎么管理呢？

　　经过政府、国会和银行家们的反复协商，他们最后找到了一个办法：

　　政府出钱，但是这家金融机构（RFC）完全由私人管理，跟普通银行一样，所有借贷活动都属于“商业秘密”，它把钱给谁、给多少，都不要政府管，也不用报告。

　　这样，政府就只是“救助”，而不是“干预”了。

　　——这可真是一个天才的主意。一般正常人肯定想不出来。

　　在这样的制度安排下，结果如何是可以预料的：

　　RFC的第一任总裁是查尔斯?道斯。道斯是一个大银行家，当了五个月的总裁后就主动辞职。三周以后，他领导的一家芝加哥银行获得了RFC一笔9000万美元的贷款。而这家银行的总存款规模只有9500万美元。

　　对这个事，后来，连最反对政府干预市场的奥地利学派代表人物罗斯巴德，在《美国大萧条》里面也忍不住开骂：“这显然是一场对纳税人进行掠夺的政治阴谋！ ”

　　此外，RFC还向克利夫兰联合信托公司提供了1400万美元的贷款，而这家公司的董事会主席正是共和党（胡佛总统是共和党）国家委员会的财务官。

　　RFC的第二任总裁是克利夫兰联合信托公司的另一位董事。他上任以后立即批准了向克利夫兰联合信托公司新增1230万美元的贷款。然后，另一位共和党参议员担任董事的公司获得了740万美元的贷款，商务部长担任董事的公司获得了1300万美元的贷款。

　　此外，还有2.64亿美元被贷给了铁路公司。这看起来像是在扶持实业。但在已知其流向的1.87亿美元中，只有0.23亿美元用于铁路公司更新设备，其它的1.5亿美元被用于归还债务。

　　根据罗斯巴德的研究，其中有很多落入了与RFC管理层所直接利益联系的银行手中。那些本来应该为自己错误的贷款决策付出代价的银行家，利用纳税人的资金实现了“胜利大逃亡”，但铁路公司的内部问题并没有得到纠正。

　　把这2.64亿美元和前面那几笔内部人贷款的资金加起来，总共是4.673亿美元。也就是说，政府直接出资的那5亿美元，在5个月的时间内就这样被基本花光了。

　　把胡佛政府花的这5亿美元的效果，跟2007年保尔森援助华尔街的情况相对照，就会发现，情况非常相似。70年过去了，大银行家们在侵吞纳税人的税款时候，都是同样的贪婪。

　　而且，他们的理由也很相似。

　　在次贷危机以前，美国政府用纳税人的钱来设立公司（房利美和房地美），帮助穷人解决住房问题。大银行家们纷纷表示欢迎，然后说：“你不能直接干预市场啊，政府不能直接承包工程建房子。所以，虽然你出了钱，但你不要管事，最好是把钱都给我们——我们代表市场，让我们来给穷人建房子。”于是，就忽悠房利美和房地美拼命的买他们创造的“次级债”和其它一些复杂的金融衍生产品，把政府出的钱都掏光了，还积累一大堆债务。最后出了问题，银行家们赚的钱是不会退的，而房利美和房地美的亏损则全部由政府买单。

　　在大萧条的时候，胡佛总统用5亿美元来设立复兴金融公司，他们也是同样的理由：“你出钱可以，不能直接干预市场，钱怎么花要让市场说了算（其实就是大银行家及其代理人说了算）。”最后，把这5亿美元全部装进自己腰包。

在分析资本崛起的过程之前，我们先来看一件很有趣的事。

这件事发生在1935年，罗斯福正在准备竞选连任美国总统。

由于他的改革政策是打击金融投机、保护工人权利、对富人多征税，缩小贫富差距。所以，遭到了有钱人的痛恨。他们联合起来，想把罗斯福整下台。

罗斯福是民主党人，所以有钱人就纷纷出钱支持共和党的候选人。作为威望很高的在任总统，罗斯福只筹到了40万美元的竞选资金。而共和党人却筹到了360万美元，足足是罗斯福的9倍。

但是呢，罗斯福的改革措施实在太得民心了。大家都知道底层人民肯定会投票支持他连任。怎么办呢？没办法，只能干瞪眼。

就在这个时候，罗斯福推出了建立养老保险制度的改革计划。强制要求企业和工人每个月交一笔钱作为养老保险基金，等工人退休以后，就可以按月领取养老金。这跟中国现在的养老保险制度差不多。

共和党负责搞竞选的人（暂且称之为P先生）一听，很开心——这下总算找到办法了。

在P先生的筹划下，共和党花了很多钱、雇了很多人开着车在全国大声宣传：“你们被判处了每个月都要被扣工资的酷刑！只要罗斯福还在台上，你们每个月的工资就要被扣除X美元，这些钱要到20年后才会还给你们。大家团结起来，投票反对这个暴君！”

这个口号喊着还是很提劲的。但结果呢？

P先生后来回忆说：这是我这辈子干过的最愚蠢的事。

P先生想帮助有钱人把罗斯福总统赶下台，也就习惯了按照有钱人的思路来想问题——当然，他自己也不缺钱花。

在有钱人心里，养老保险有什么用？谁指望这点钱养老？“老了以后怎么办”不是一个需要考虑的问题——反正这辈子钱花不完。所以，政府强制让他们缴纳养老保险金，对富豪而言，跟直接征税一样可恨。

但站在穷人的角度来考虑，“老了以后怎么办”就是一个大问题。

在社会保障体系建立以前，人老了要是没有存够养老的钱，就意味着晚年生活会很凄惨。美国也没有养儿防老的传统——就算在中国，老年人要问儿子媳妇要钱，那也是千难万难的事。

所以，养老问题，是一个在底层劳动者心中始终缠绕不去的一个大问题，它带来的恐惧感非常强烈。这种感觉，不处在底层劳动者的位置上，很难体会得到。

现在虽然大萧条，但对有工作的人而言，还是能活下去。如果能交一点点钱来为养老做准备，而且比存银行划算、比存银行安全，他们依然求之不得。政府告诉他们：将来老了以后保证你每个月有钱用。这简直就是天大的喜讯。

当时，罗斯福虽然推出了这个法案，但还没有正式实施，也没有大规模宣传。很多底层人民还不知道。

想不到，P先生以为底层人民会跟他们一样反感养老保险，于是组织宣传队上山下乡，开着高音喇叭四处宣扬。

底层人民一听：什么？罗斯福总统准备给我们提供养老保障，这真是太好了！有人想要反对，把他赶下台？不行、不行，走，投票去！

结果……就……囧了……

P先生干的这点囧事，说明一个道理：

既得利益阶层及其代言人，不一定真心跟底层人民过不去，想要损人利己。很有可能是从自己阶层的视角出发，真心的觉得自己的主张对全体人民有利。

一转眼70多年过去了。2007年，美国“次贷危机”爆发的时候，又出现一位“P先生”。他就是美国财政部长保尔森。

所谓“次贷”，就是“次级抵押贷款”的简称。一个人买房子，钱不够，可以从银行抵押贷款。如果他工作稳定、收入丰厚，还贷能力很强，这种抵押贷款就是高质量的抵押贷款。如果他工作不稳定甚至没有工作，收入很低，他将来还不起贷款的可能性就很高，这种抵押贷款就是“次级抵押贷款”。

次级抵押贷款风险很高，银行贷出去的钱如果收不回来，损失就会很大。但是，银行经纪人很想把它贷出去，因为每贷出去一笔钱，自己就可以从中提成，拿一笔“中介费”。至于将来穷人还不起贷款，银行受损失，经纪人是不管的，他也不用把中介费退回去。

所以，经纪人就去忽悠想买房子的穷人：先贷款，前两年利息很低，你承受得起。两年以后利息会增加，但那个时候你“可能”收入也会增加。就算两年以后你还不起了，现在房价天天都在涨，两年以后你把房子卖了，不仅可以归还贷款，还可以赚一笔，相当于房子让你白住了两年。你看多好！

2007年以前，美国的房价一直都在涨。所以很多人就被忽悠贷款买了房子。

银行家呢，他们也相信房子一直会涨价，所以不担心穷人还不起贷款——到时候把房子收回来拍卖就行了。

但是……万一……两年以后房价下跌了呢？

为了避免这种风险，银行就找到投资银行。投资银行就把“次级贷”转化为“次级债”，变成债券来卖。

这就好比A借了B 100块钱，一年后还给B 120块钱。但是B担心到时候A还不起，自己要损失100块钱，于是把这120块钱的债务分成10份，每份12块钱，再卖给9个人。这就叫贷款“债券化”，通过这种方法来“分担风险”，买这个债券的人每个人最多就亏损10~12块钱。

买了这份“债券”的众多金融机构，也担心风险。于是，他们又去找保险公司投保。交给保险公司一笔保险金。如果实在不行了，就由保险公司赔钱。银行和保险公司分担风险。

保险公司到时候也赔不起怎么办呢？

为了解决这个问题，负责设计“次级抵押贷款债券”的投资银行家们想到了一招：把政府忽悠进来。

美国政府为了解决穷人的住房问题，设立了两家公司：房利美和房地美。它们拿着政府的钱来给穷人盖房子。投资银行家找到他们说：“你们不要直接盖房子，这样花了很多钱也看不到多少的效果。不如购买这种次级抵押贷款的债券，这些次级抵押贷款都是穷人的贷款，你们买了这些债券，就相当于帮助了买房子的穷人。”

房利美和房地美的领导一听：嗯，这个主意好。既帮助了穷人，政府又没有直接干预市场。所以它们就买了很多很多的次级债。

就这样，政府中了投资银行的套。如果次级贷完蛋，房利美和房地美也得完蛋。而这两家公司是政府担保的，出了问题必须承担责任。

这就叫“金融资本绑架政府”。

由于有了政府的参与，投资银行家们就更加胆大妄为，大量的搞次级抵押贷款，贷出去了很多钱，把房价越炒越高，同时也把次级债券的价格越炒越高，还衍生出了一大堆金融产品。

在这一整套把戏中，我们可以把游戏参与者分成几个层次。

最低的层次，就是老老实实按照规矩贷款：只把钱贷给有还款能力的人。但这种做法短期内赚不到大钱，因为买得起房子的基本上都已经买了。

第二个层次，就是忽悠穷人贷款买房，从中赚一笔中介费。这是“高手”。

第三个层次，就是把这种风险很高的贷款变成债券卖给别人，把整个金融系统拉下水，大家一起承担风险。这是“超级高手”。

第四个层次，就是把政府拉下水。这样，赚了钱归自己，亏了钱政府买单，最终彻底规避风险。这是“绝顶高手”。

最后，银行系统所能动用的资金基本都用完了，房价再也托不上去了，房地产泡沫破灭，次级贷款收不回来了。

该政府出手了。

此时，美国的财政部长就是保尔森。

保尔森是谁？

保尔森，是美国最大的投资银行——高盛集团的董事长。他在投资银行界工作了一辈子，2006年被布什总统任命为财政部长。

这不是开玩笑。让次贷泡沫的制造者——投资银行中最大的一家的老板来当财政部长，负责解决次贷危机。

在面对次贷危机的时候，保尔森的思路跟P先生一样：凡是对投资银行有利的，就是对全国人民有利的；凡是对投资银行不利的，就是对全国人民不利的。

这也不是开玩笑，他真是这也想的。

为了避嫌，保尔森在当财政部长之前，就把自己手里的所有高盛的股票卖光了。而且始终不直接跟高盛集团的高层打交道。可以说，他真的做到了：不为自己谋私利，不为高盛集团谋私利。是一个清正廉洁的好部长。

但是，作为一个国家的财政部长，不为个人和某家公司谋私利是不够的，还必须做到：不为某个利益集团谋私利。

这一点，他没有做到。也不可能做到。

因为他在投资银行干了一辈子，只会从这个视角来看问题。

出现危机的时候，华尔街上的金融巨头的危机，在他看来就是全美国的危机。

他不知道什么是美国人民，也不理解美国底层人民到底是什么生活状况，有何利益诉求。美国有一本畅销书，叫《大而不倒》，全面描写了保尔森在次贷危机期间的所作所为。在整个次贷危机期间，他只知道不断的给各大银行、投资银行的总裁打电话，征求他们的意见和看法，从他们那里获得信息——就像他以前在高盛工作的时候一样。这些人和事，是他所熟悉和信任的。从这些地方得到的意见和看法，又“正好”跟他的思路完全一致——不一致才见鬼。

总之，最后，作为财政部长的保尔森，完全从美国人民的利益出发，根据金融家们提供的信息，做出了这样的决定：

用美国人民向政府缴纳的税款来拯救金融投机者。

他坚信，这样做是在拯救全国人民，让他们免受经济危机之苦。

金融寡头们没有辜负保尔森的殷切期望。

AIG集团是玩次级债最得力的金融集团，在泡沫破灭之前，其投资银行部门年年发放高额奖金。金融危机爆发，投行部门亏损严重，发不起奖金了。拿到政府的救助资金以后，第一件事就是赶紧给投行部门高层补发1.68亿美元的奖金，有73名高级员工获得100万美元的奖金，其中有4人获得了400万美元（折合人民币2600万）。

美林证券由于亏损惨重被美国银行收购。这笔交易正是财政部长保尔森一手促成的。美国银行也接受了财政部的援助，非常慷慨的表示：美林证券高层今年仍然可以发奖金。发了多少呢？不多，36亿美元。而当年美林证券的账面亏损为276亿美元。

排名第二的投资银行摩根斯坦利收购了破产的第五大投资银行贝尔斯登。但摩根斯坦利表示，贝尔斯登亏损太严重，买来不划算。保尔森当即拍板：你们先挑，挑有价值的资产买。剩下的那些亏损严重的部分，美国财政部掏钱买！

——这可真是活雷锋啊。

摩根斯坦利收购贝尔斯登这个事，保尔森还很得意，认为自己没有为高盛谋私利——因为摩根斯坦利是高盛最大的竞争对手——自己这样做完全是为了维护美国人民的根本利益啊。

至于房利美和房地美的亏损，当然，全部由政府买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