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原创】赫克托耳说西藏 -- 赫克托尔

西藏最强大的时代是吐蕃，也是西藏唯一能拿得出手的时代，此后不断被其他民族征服。唃厮啰属于青海，与西藏无关。

吐蕃末代赞普朗达玛，也叫牛魔王，灭佛，灭的相当彻底。大致与他同时代的唐武宗灭佛，则是彻头彻尾的失败。反倒把几个苟延残喘的小宗教灭了，比如摩尼教，彻底成了地下宗教。

《西游记》是否以此为蓝本呢？有可能，佛教的典型动物是狮子、白象，向雄意为大鹏。佛陀是六牙白象托生，佛说话也叫狮子吼。狮驼岭战役是《西游记》中最重要、最曲折的战役，如来御驾亲征，猴子大战青狮白象大鹏。反正料在这，怎么论证都可以。

朗达玛被亲佛教的人刺杀之后，吐蕃两拨贵族各拥立一个皇子打内战，哥俩都没获胜，反而导致贵族坐大，国家分裂，越分越小。西藏出现了一大堆小国，有的以赞普家族为王，如阿里三围，有的是原来的吐蕃大臣的后代，例如吐蕃著名宰相禄东赞的后代，做了乌斯藏13万户中的蔡巴万户长。

总之，吐蕃灭亡到蒙古人入藏的400 年间，西藏政治上处于无序状态。宗教方面，渐渐的佛教缓过劲来了，有上路传法，下路传法等等。喇嘛教的教派，无非黄红白花，最古老的是红教，也叫宁玛派。

插一句，按喇嘛的说法，达赖是观音菩萨转世，北京皇帝是文殊菩萨转世，叫文殊大皇帝，藏文叫“绛央贡玛”，绛央是文殊的异译。文殊的地位高于观音，只有如此才能解释为啥西藏会臣服于北京。否则，堂堂观音菩萨怎么会被蒙古、满清、天朝征服。如此，则大家的理论都是自洽的。达赖再憎恶太祖，也得承认太祖是文殊菩萨。只不过这尊文殊强大的令人发指，观音他们实在呆不下去了，只好跑路。

宁玛派或红教是四大教派中最古老的，与吐蕃时期的佛教最接近。叫宁玛派未必记得住，叫红教好了。前面说了，牛魔王灭佛很彻底，此后数十年西藏佛教几乎绝迹，由此可见，佛教在吐蕃时期没有深入民间，更像贵族们附庸风雅的玩意。

这就有问题了，既然佛教绝迹几十年，为啥宁玛派能和吐蕃联系上呢？因为红教的大和尚们喜欢考古，挖出不少牛魔王灭佛时期和尚们埋藏的经书，学名叫伏藏。很显然，不是所有人都承认伏藏的可信性的，更多的人认为红教伪造经书，埋到地下再挖出来，因此，在12、13世纪以前，其他喇嘛教派别的所谓有学问的人，都不承认宁玛派是西藏佛教的一支。转折点在13世纪，《青史》记载，萨迦班智达衮噶坚赞(1182—1251年)—大元帝师八思巴的伯父，在香曲河谷塞兴地方古寺中发现了宁玛派人相传由莲花生所传《金刚撅》的梵文原本，这才使不承认宁玛派是佛教的人不再说什么了。

另一方面，吐蕃灭亡之后，西藏的土王们从印度请了不少高僧来西藏传法。吐蕃的佛教以印度佛教为主，汉地佛教的影响几乎没有。红教把吐蕃灭亡后请来的印度和尚作为祖师，间接与吐蕃时期佛教拉上关系。

红教的另一大影响来自苯教，就是萨满教，吐蕃本地宗教。所以红教出现的早，融合了印度小乘佛教与苯教的诸多特点。特征是巫术、法术多且血腥，后世说的喇嘛教的恶行，多来自红教。

理论上说，佛教是劝善的宗教，以慈悲为本。作为统治者，对宗教的需求，既有宣传道德，规范言行的一面，也需要杀戮刑罚，震慑人心的一面，两手都要硬。红教恰好能满足后一种需求，比如每逢藏军出征时，达赖都要请来红教僧侣做法师。一番跳大神之后，把几个倒霉蛋剥皮抽肠，具体细节我就不知道了，据说极为血腥恶心。

许多活佛和贵族，表面上信黄教，暗地里也信红教。比如著名的黄教领袖达赖五世，就暗中修行红教，至于修行啥科目，我就不知道了。

红教的信众不多，他能活下来在于有自己的存在价值。占统治地位的黄教需要一个唱红脸的吓唬老百姓，红教最适合。《西藏佛教发展史略 第三篇 宁玛派》总结的好，【当时社会经济是封建农奴制，五世达赖对农奴又规定了残酷的处刑则例，把农奴更严格地束缚在领主的土地上，加强了农奴对领主的人身依附关系和农奴自身毫无权利的处境。这种残酷的统治，在当时的物质条件下，势必要利用当时社会上对鬼神、咒术等等的迷信，借助于神权和狞恶的鬼怪形象，以及野蛮的仪式(如用鲜血淋漓的人头、人心等作供神的祭品，等等)来维持他的残暴统治，因此，五世达赖选中了宁玛派。虽然自宗喀巴以来，黄教中的上层人物是反对这些东西的，但是，自五世达赖以后，抓统治权的人(例如颇罗鼐)和黄教掌握行政权的上层喇嘛，也都是或则支持宁玛派，或则自己兼学宁玛派密法。所以，从此以后，宁玛派就一直维持了下来，历届噶厦政府每逢遇到重大事件(如战事、灾疫等)，都要请桑耶寺中宁玛派的为首僧人作法禳解，以抬高宁玛派在藏族社会中的地位，来加强宁玛派对人民的恐吓作用。】

《金瓶梅》只提到喇嘛教一次，65回，李瓶儿死后，西门庆为之大办丧事。【到李瓶儿三七，有门外永福寺道坚长老，领十六众上堂僧来念经，穿云锦袈裟，戴毗卢帽，大钹大鼓，甚是齐整。十月初八日是四七，请西门外宝庆寺赵喇嘛，亦十六众，来念番经，结坛跳沙，洒花米行香，口诵真言。斋供都用牛侞(rú)茶酪之类，悬挂都是九丑天魔变相，身披缨络琉璃，项挂髑髅，口咬婴儿，坐跨妖魅，腰缠蛇螭，或四头八臂，或手执戈戟，朱发蓝面，丑恶莫比。午斋以后，就动荤酒。西门庆那日不在家，同阴阳徐先生往坟上破土开圹去了，后晌方回。晚夕，打发喇嘛散了。】

作者显然很讨厌喇嘛教，特意指出他们喝荤酒。我怀疑赵喇嘛属于红教。红教是喇嘛教中的活化石，生存下来全靠其特别之处。按现在的话说是 精分，有明确的用途和受众，虽然受众小，但少不了它。

在后世的政治和宗教发展中，红教只是个点缀，谁在台上都少不了它。杜月笙曾发过牢骚说，当局用我们黑社会就像用夜壶，着急时拿来用，用完了还嫌脏。宁玛派在西藏宗教界的地位，类似杜月笙所言的黑社会。

镇压是军队法庭监狱的事，啥政权都少不了。红教的作用是吓唬。政府当众砍犯人的头，固然也是吓唬，但那是官方行为。官方需要一个不脏自己的手，也能吓唬百姓的玩意。这个叫吓阻，属于预防性质。百姓犯罪再杀，是惩罚，事后了，罪已经犯了。一个是预防，一个是治疗。

扁鹊说我的医术并不高，我哥哥才高呢，人还没犯病呢，他就能看出来：“王独不闻魏文王之问扁鹊耶？曰：‘子昆弟三人其孰最善为医？’扁鹊曰：‘长兄最善，中兄次之，扁鹊最为下。’魏文侯曰：‘可得闻邪？’扁鹊曰：‘长兄于病视神，未有形而除之，故名不出于家。中兄治病，其在毫毛，故名不出于闾。若扁鹊者，镵血脉，投毒药，副肌肤，闲而名出闻于诸侯。’魏文侯曰：‘善。使管子行医术以扁鹊之道，曰桓公几能成其霸乎！’凡此者不病病，治之无名，使之无形，至功之成，其下谓之自然。故良医化之，拙医败之，虽幸不死，创伸股维。”。

除了血腥暴力，用途单一而特殊的红教，西藏的政教，是花、白、黄三教的斗争。黄教出现于明初，与老朱同时代，比花、白两教晚的多，所以只能先说花、白两教。

吐蕃灭亡到蒙古征服的400 年间，政治上是诸侯割据，小国林立，互不统属。宗教方面，也是教派林立，谁都不服谁，各教派的教义差别不大，主要看师承。在这种政治格局下，统一的教会自然无法形成。

统一的教会只有在统一的罗马帝国和统一的阿拉伯帝国出现过，帝国的解体与宗教的分裂同步。政治和宗教是相辅相成的，小国林立的情况下，跨国的教会不可能在两国争端中完全中立，除非这个教会是个独立的政治实体，如教皇国。

各地的寺庙和土王是相辅相成的关系，大家相互利用，互相吹捧。早期的寺庙，还是和尚们创建，座主或堪布师徒相传。土王提供布施，换取和尚为自己祈福，难听点叫麻痹百姓。

不过局面很快就发生变化了，贵族会把子弟送到庙里当和尚。贵族出身的和尚，也是大和尚的徒弟，继任座主的概率比农奴出身的高多了，于是经过几代人下来，座主成了土王的子弟。理论上和尚不能娶妻生子，但和尚会有兄弟、侄子，贵族座主会让侄子，甚至出家前生的儿子进寺院，做自己的徒弟，于是寺院座主成了土王家族的世袭的宗教职务。

举个例子哈，白教的大师达布拉结，把座主地位传给了侄子。《西藏佛教发展史略 第6篇 噶举派》说：“达布拉结在岗波住了30年左右，有不少著名的弟子，但在1150年他把岗波寺座主的职位传给了他的侄子贡巴粗墀宁波(sgom-pa-tshul-khrims-snying-po，1116—1169年，此人是他所传的密法的继承人。《西藏王臣记》译作“达布岗楚”)，他自己在1135年去世。他死后，岗波寺座主的职位，多由他这一族的后辈继承，有时由前一任座主的弟子担任。达布拉结的族人也聚居在这一带。”

再如元朝著名的帝师八思巴，早年被他的伯父萨班带去见蒙古宗王阔端。萨班是花教的教主，作为和尚没孩子。但萨班有弟弟，弟弟的儿子就是八思巴，是他的继承人。萨班、八思巴的关系是当时西藏政治、宗教结合的典型案例。土王把子弟送进庙里做喇嘛，获得座主地位，控制寺院。之后，土王兄弟中的大哥做和尚，至少留一个弟弟做俗人生娃。座主的地位，由伯父传给侄子。

蒙古大军的统帅是元太宗窝阔台的次子阔端(1206--51)，此人是窝阔台诸子中最出色的一个。阔端的先锋大将多达那布发现，西藏没有统一的政权，不像金国、花剌子模。这种国家或地区的好处是容易征服，因为没有强权组织抵抗，缺点是难以治理，各地方没有服从中央的传统，自由散漫惯了，喜欢造反。我们看伊拉克和阿富汗，就是两种完全不同的国家。

1240年，扫灭西藏的一点点零星抵抗之后，阔端的大将多达那布向阔端建议，为了长治久安，应该找个当地的头面人物出来，加以笼络，让他代表蒙古帝国统治西藏。以西藏的现状，从高僧中选最合适，因为他们不仅仅是高僧，也是地方豪强，能同时代表政教两界。

多达那布的建议也是蒙古帝国能发展壮大的重要原因，从成吉思汗开始，就大力利用宗教，最著名的当属全真派道教的长春真人丘处机。当然丘处机也抓住了这个机会，没有搭理同样在拉拢他的金国和南宋。在三方都找他的情况下，他果断选中成吉思汗，不顾年老体衰，从山东万里迢迢跑到中亚去见老铁，一举奠定了全真教的地位。

《西藏王臣记》记载，多达那布写了一份报告，我称之为《多达那布报告》，报告对西藏的各教派做了详尽比较，至于选择哪个教派做蒙古的代理人，最终还得阔端说了算：“此边徼藏地，蕞林(寺院)最多者，唯噶当派(噶丹派，后来被黄教吸收)；通达情理者，唯达隆巴(达垄塘巴，白教帕竹噶举的分支达垄噶举的教主)；威望最高者，唯止贡京俄(白教帕竹噶举的分支止贡噶举的教主)；明晓佛理者，唯萨迦班智达(萨班，八思巴的伯父，萨迦派或花教的教主，1182--1251)。当迎致何人，请传王令。”

后面的事情，各书的说法不同。《西藏王臣记》说，拿到西藏做封地的阔端，直接选中了花教及其教主萨班家族，请他们来见自己。萨班的前任也是伯父吉准-扎巴坚赞对他预言：“汝于晚年，有戴飞鹰之冠，履猪鼻之靴，言语种族与我迥异之他国使者前来敦请，能于不闻三宝名处，如来正教必将大兴也。汝应前往，切勿迟疑。”萨班想起伯父的预言，认定应在蒙古人身上，带上两个侄子八思巴和恰那多吉上路去凉州拜谒阔端。

1564年成书的《贤者喜宴》记载，多达那布入藏先迎请白教止贡派的京俄大师—也叫法主-京俄仁布齐本名扎巴炯乃(1175--1255)去西凉，京俄推谢了，劝他们去请萨班（该书下册1416页）。京俄大师是日后推翻萨迦帝师政权的帕竹政权的始祖，关于他的事后文再细说。

据说萨班初亦托言年老，辞不欲去，后来阔端下了一道敕令。成书于1629年的《萨迦世系》记载着敕令之语，其中有：若(萨班)以老迈为辞，则昔日释迦为利乐众生，作出何等施舍牺牲，思之，岂不违反学佛誓愿；且亦不惧我依边界律令，将遣大军前来问罪，蹂躏众生，烦苦汝心，故应以佛法和众生利益为怀，速来为是，我将使汝管领西方僧众（《萨迦世系》德格版67页）。可见萨班当时西凉之行是逼于形势，他并不想去投靠蒙古人。《汉藏史集》载，萨班留下徒弟仲巴-释迦桑布管理萨迦寺的世俗内务。侄子八思和恰那多吉与萨班同行，这时两人都还年幼，亦随之同往。途中走了3年，丙午年（1246）到达西凉，适皇子阔端去参加选举其兄贵由为大汗的会议，丁未年（1247）阔端始返回西凉，施主皇子和受供喇嘛两方才见了面。此事是止贡巴京俄大师促成的，故临行时止贡巴还送了大量礼品（《贤者喜宴》下册1366、《汉藏史集》266页）。

两种说法的区别在于，前者说阔端的第一选择就是萨班和花教而萨班也给予了热烈响应。第二种说法说阔端的第一选择是止贡派的京俄大师，京俄大师显然看不起野蛮的蒙古人，把球踢给了萨班，萨班无奈之下才去见阔端。我认为后一种说法更接近事实，当时花教的势力远远不如白教，白教控制的地盘、财力都高于花教。萨班唯一可能比京俄大师强的地方，在于他的学问更高些。

萨班是萨迦班智达的简称，原名昆-白丹伦珠，或昆-白丹顿朱，前者意为具德天成，后者意为具德义成，法号衮噶坚赞。昆(‘khon)是姓氏，《元史》做【款】，是【昆巴吉】的缩略语。《西藏王臣记 萨迦世家》记载，昆家的祖先是天神，传到雅邦吉，杀罗刹迦仁查麦，夺其妇雅仲斯玛作为家室，产生一子。因与寇仇结合所生，故子名为昆巴吉，意为仇中生。

班智达(pandita)是梵语，或译作潘迭特，简称为“班”，是精通五明学说者的称号。五明分为大五明、小五明。玄奘法师的《大唐西域记》卷二解释了大五明(rig-gnas-che-lnga)：“一曰声明(sgra-rjg-pa，梵文文法)，释诂训字，诠目流别。二曰巧明(也做工巧明，bzo-rig-pa)，伎术机关，阴阳历数。三医方明(gso-ba-rig-pa)，禁咒闲邪，药石针艾。四曰因明(tshad-ma或gtan-tshigs-rig-pa，佛家逻辑)，考定正邪，研核真伪。五曰内明(nang-don-rig-pa，佛学)，究畅五乘、因果妙理。小五明(rig-gnas-chung-lnga)有《诗词》(snyan-ngag)、《韵律》(sdeb-sbyor)、《修辞》(mngon-brjod，即一词多义与一义多名之学)、《歌舞戏剧》(zlos-gar)、《星算》(skar-rtsis)。大小五明几乎涵盖了古代所有已知的文理工科知识，精通五明者放在啥时代都是顶级大学者或学霸。

萨班的学问有两个来源，一个是家传，他是【萨迦五祖】中的第4祖，前3祖的学问自然会传给萨班，侄子八思巴则是第5祖。另一个学识来源更被人称道，著名的印度超岩寺末代座主班钦释迦室利跋陀罗 (sakyasribhadra，1127--1225)，在信仰伊斯兰的不断南侵的阿富汗古尔王朝的压力下，于1190年代来到西藏，为萨班授具足戒。班钦的“班”，前面解释了，意为班智达，精通五明；“钦”意为大，班钦就是大班智达，释迦室利跋陀罗是他的本名，室利跋陀罗为梵语“贤德”、“吉祥贤”之意，藏语为白桑布。班钦来藏传戒时凡受戒弟子名后均加“白桑布”三字以示尊重。后来演变，凡受敕封的大喇嘛或大活佛有政治地位者，名后也加此三字作为尊号。即元明史书中所写的“巴哩藏卜”、“巴尔藏卜”、“叭几藏卜”皆“白桑布”等等之异译。

《西藏王臣记》记载，得到班钦指点之后，萨班的法力神通大增，数次与外道斗法，并大获全胜。总之萨班的影响仅限于佛学和神通法术方面，在其他领域乏善可陈，按现在的话说，就是西藏的学霸。对阔端这样的政治家来说，他需要的代理人人选，政治影响力越大越好，佛学造诣还在其次，因此优先考虑京俄大师，既然京俄大师不上道，只好退而求其次，威逼利诱迫使萨班来见，既然木已成舟，萨班也只能硬着头皮来。

萨班是现任花教的教主，八思巴是他侄子，也是既定的继承人。恰那多吉是八思巴的弟弟，没有出家做和尚，八思巴死后，萨迦寺座主由恰那多吉的子孙世代继承。就是说，花教响应蒙古人的号召倾巢出动，教主、下任教主、下下任教主的爹全来见阔端。这次押宝算压对了，萨班的昆氏家族投靠了蒙古人。

几经周折，1247年萨班一家才见到阔端。阔端和萨班议妥了卫藏归顺蒙古的条件后，由萨班写了一封公开信，劝说卫藏僧俗各个地方势力接受条件归顺蒙古。这封信，至今仍保存在萨班的全集里，我称之为《阔-萨条约》，西藏归顺条件是：

卫藏地区的僧俗官员和人民均为蒙古的臣民；

僧俗官员百姓在行政方面的事务，由蒙古指派人员来管辖，寺庙僧众宗教事务，由蒙古委托萨迦派的宗教首领管理。

西藏原有一切僧俗官员均准予照旧例任职，而统辖于蒙古所指派之人，其人由萨迦派领袖推荐，由蒙古以金字诏书加以任命，以达鲁花赤的名义管理卫藏官民。

卫藏地区的较高官员，都必须由持有金字诏书之人秉承蒙古汗王的旨意而任命之；各官员未经商得萨迦的持有金字诏书的人的同意，不得擅自行事，否则即为违法，若违法行事，决不宽恕。

卫藏各地方的官员须造三份表册，册中要载明地方官的名字、所辖人民的户口数目及所应交纳贡税的品种和数量。这三份表册，一份交蒙古汗王，一份交萨迦寺，一份由各地方官保存。

各个地方应交纳的贡品，可以按照各地的出产交纳，如金、银、珍珠、象牙、牛黄、虎豹皮张等或其他最好的土产。

三人中年龄最小的恰那(1239--67)，从未出家做和尚，是萨迦家族留作生娃的备份，阔端将女儿莫卡顿嫁给恰那，并令其改穿蒙古服饰。(《汉藏史集》206页)，《贤者喜宴》记载此时恰那6岁，那么萨班、阔端的会面在1245年，我以为1247年才对，此时恰那8岁。无论如何，恰那都不到10岁，这桩彻头彻尾的政治婚姻，大概是最早的蒙藏联姻。

从此之后，西藏成了蒙古帝国的一部分，继而被中国化的蒙古帝国—大元朝继承，天朝对西藏的统治法统，也可以追溯到1247年的《阔-萨条约》。通过这一条约，萨班的昆氏家族成了蒙古帝国在西藏的代理人，赚的盆满钵盈。

但是押宝站队这事还没完，4年后的1251年，获得西藏做封地的宗王阔端、教主萨班全挂了。八思巴继承了伯父的教主地位，但他过于年轻，1235 年生人，才 17 岁，还没成年。可以说花教王国风雨飘摇，主少国疑，老靠山阔端的死，让他失去了施主。

僧侣和俗人的关系，说来很简单，就是俗人布施或供养，僧侣为施主祈福，《西藏王臣记》的作者五世达赖归结为【施（主）受（供）二者】或施受关系。普通百姓也可以供养和尚，《三言 喻世明言第29卷 月明和尚度柳翠》就有活生生的例子，一个和尚说一个有钱的妓女柳翠不是妓女，而是观音菩萨转世：【里人说道：‘此乃娼妓之墓，师父错认了。’胡僧说道：‘此非娼妓，乃观世音菩萨分身，来度世上淫欲之辈，归于正道。如若不信，破土观之，其形骸必有奇异。’里人果然不信，忙劚(zhú)土破棺，见骨节联络，交锁不断，色如黄金，方始惊异。因就冢立庙，名为黄金锁子骨菩萨。这叫做清净莲花，污泥不染。小娘子今日混于风尘之中，也因前生种了欲根，所以今生堕落。若今日仍复执迷不悔，把倚门献笑认作本等生涯，将生生世世，浮沉欲海，永无超脱轮回之日矣。】柳翠闻之大喜，提出供养这个和尚：【奴家闻师父因果之说，心中如触。倘师父不弃贱流，情愿供养在寒家，朝夕听讲，不知允否？】我猥琐的想，是不是柳翠还布施那啥。

萨班、阔端去世前，西藏是阔端的封地，萨班是僧侣的领袖，他俩是供养和祈福的关系。现在阔端死了，施主没了，八思巴需要找新靠山和施主。问题是蒙古宗王很多，此时已经是第 3 代了，蒙古皇族的内斗也越发激烈，投靠哪一个宗王，对方政治生命如何，会否接受你的祈福，都是未知数。杨子临岐而泣，就是这个道理，一旦站错了队，就是万劫不复。

• 观音夜奔
• 莫笑马子身家浅，千百汪洋一壶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