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原创】林总的庐山之井冈风云之朱军长的三个故事 -- 史文恭
家园 曾大姐的回忆录很有料 曾大姐的回忆录很有料，主席跟子珍大姐的一句玩笑话让她记了一辈子，还写在回忆录里。
家园 是啊 这段令人印象太深刻：
有一天我经过毛委员的房门口，见他们又在那儿哈哈大笑。见到我，毛委员挥手召我过去：“曾志，曾志！你过来！”我走到他俩面前，毛委员指着子珍，笑嘻嘻地说：“贺子珍正在说我喜欢你，爱你！”我顿时感到羞辱，气得转身就走。说实在的，我当时觉得毛委员开的这个玩笑很不得体。还有，老总“慈祥”的笑：
那时在我的身上有着一种红的狂热、革命的狂热。最为可笑的是，有一回，我路过城门楼，突然觉得这个庞然大物太可恨。工农革命军攻城时，国民党部队就是仗着这城门楼阻挡革命军进城，这样的地方应该毁掉它。于是，一阵热血冲动，我一个人抱来一堆干草跑上城楼，把二楼给点着了。
当我狼狈地从着火的门楼里跑出来时，一头撞见朱德和一大群围观的群众，朱师长不解地问我怎么回事。我说：
“这个城门楼太可恶！妨碍革命，我把它给烧了！”
奇怪的是，朱师长竟没有说什么，只是很慈详地笑了笑走了。
陪毛委员找书：
我曾陪毛泽东到已跑得空无一人的省立龙溪中学的图书馆找书，我发现毛泽东对书情有独钟，爱书如痴，见好书如获至宝，埋在书堆里整整呆了两天。挑出了好几担的 书，什么内容的都有。后来听说红军撤离漳州时，毛泽东的个人财务依然少得可怜，惟有书籍增加了好几倍，拉了有半卡车之多。陶铸客串绑匪：
陶铸在任漳属特委书记时，带人用一枝小手枪，绑了一个地主的孩子，获赎金三千多圆。朱派毛派：
记得在争论期间朱军长曾找过我，问我的观点如何。我当时只凭着自己入党后学到的一些理论知识和实践体会，回答说：“党在军队中应起核心领导作用，大革命时，党在人民群众中，在国民党军队中都是如此。”这样，在红四军的“七大”后，我被划到了毛泽东那一边去了。我看已无法再呆在红四军，也就跟着毛委员去了福建。曾志表达了与毛相同的的观点，朱德理所当然判断她属于毛派。尽管如此，毛却认为曾志当时的丈夫蔡协民是中间派。
有关贺子珍：
毛告诉曾志，“在中央苏区受到错误路线打击，从领导岗位上撤下来后，名义上是苏维埃主席，但无实职工作，又患了病，连贺子珍也不怎么理他，不去顾照他，却强调自己有事情要干。”（在延安）有次一位外国女记者采访我，美国女人开放无拘无束，我也爱开玩笑，我们说又笑，这就激怒了贺子珍，她不仅骂了人家，两人还动手打了起来。我批评她不懂事，不顾影响，她不服，为此我们两人吵得很厉害，一气之下贺子珍说要去西安，然后到苏联治病。
有关江青：
在延安第一次与毛、江吃晚饭，“ 江青没吃几口就跑出去呕吐，主席赶快举着灯去给她照明，又端水给她嗽口，还轻轻地为她捶背，看得出主席很疼她。”“江青患子宫癌，在苏联做了放射治疗，主席念她有病，处处照顾她让着她。在广州，主席总是将自己的一号楼让给江青住，而自己到较小较差的三号楼去住，将自己身边最喜爱的四个警卫人员派去照顾江青的。……有一年，主席要我替江青买块表，他说：“江青跟我这么多年没有一块好表，她向我要块表，你在外面给她买一个，我给钱。”
曾志后来还对人说过：“红四军七大后毛主席和我们几个人被赶出军队做地方工作，派粟裕带一个连警卫毛主席，粟裕太公事公办了”。毛泽东在牛牯勃遇险被农民陈添裕倒穿草鞋背着从敌包围中逃脱，身边竟没有粟裕所带一纵三连一兵一卒，着实令人费解。
- 复 是啊
家园 我觉得是贺发现了她的苗头，哈哈 很好奇李云鹤同志后来为什么放过她了，毕竟陶铸已经是死老虎，再搞掉她也不算什么，也许是李参加革命太晚，这些早期的绯闻她不太清楚吧。
家园 别被报告文学里心狠手辣的蓝萍骗了 只提一个名字
章泯
要是蓝萍真那么心狠手辣，早就把在自己眼皮底下晃悠的这位前夫扔进硫酸池了
- 复 是啊
家园 感觉曾志这几段回忆录有点暧昧。 - 复 是啊
家园 和主席初次相见那一段也写得非常传神， 和主席初次相见那一段也写得非常传神，简直就是女粉丝被瞬间“秒杀”。
- 复 是啊
家园 最后一段话是您的感慨？ 有些回忆文章说粟裕在指挥阻击，派四个赤卫队员包括陈去解救毛泽东，我觉得这个更合理一些。
家园 根据永定县委党史研究室主任 赖立钦的文章《毛泽东与牛牯扑人民》（闽西新闻网，2010-07-23），当时进犯之敌为各乡反动民团及从大埔县来的保安队数百人，担负警卫的粟裕部队配合赤卫团在前沿阵地阻击，由于敌众我寡只能且战且退。
果断决定由忠实可靠、身体强壮的陈添裕、陈万裕等四人将毛泽东转移到雨顶坪去的是中共歧岭支部书记陈兆祥；第二天毛泽东一行六人离开金丰大山途经湖雷、堂堡、合溪返回上杭也是在独立赤卫团马永昌等武装护送下。
粟裕的回忆则仅有如下一段：
“我们连担任保卫毛泽东同志的任务。他住在永定附近天子洞的一个半山坡上，我们就在住处附近活动，警卫——游击——警卫。当时粤敌陈维远就在永定附近，在我们的监视下，未敢进山。毛泽东同志由于过度疲劳身体不好。他在这里养病、写东西，就地坚持斗争。我们常常看到他屋内的灯光彻夜不灭。”牛牯扑一战只字未提。粟裕一向心思缜密，身负警卫毛泽东的重任，从一连人马中抽出几个战士贴身护卫毛委员，配合熟悉地形的赤卫队岂不更稳妥?
家园 正好刚看到一篇关于黄克诚的帖子，其中一段写到了朱老总 “组织路线”
何笃才是红一军团干部，因其在古田会议之前朱、毛之争中支持朱德，从此不受重用，被调到红三军团三师任宣传科长。
他曾对我（黄）说过，毛泽东这个人很了不起！论本事，还没有一个人能超过毛泽东；论政治主张，毛泽东的政治主张毫无疑问是最正确的。我（黄）问他：既然如此，你为什么要站在反对毛泽东的一边呢？他说，他不反对毛泽东的政治路线，而是反对毛泽东的组织路线。我（黄）说：政治路线正确，组织路线上有点偏差关系不大吧？他说：不行，政治路线、组织路线都不应该有偏差，都是左不得、右不得的。我（黄）问他：毛泽东的组织路线究竟有什么问题？他说：毛泽东过于信用顺从自己的人，对持不同意见的人不能一视同仁；决心大，手也狠，不及朱老总宽厚坦诚。何还举例说，像李韶九这个人，品质很坏，就是因为会顺从，骗取了信任，因而受到重用，被赋予很大的权力。结果，干坏了事情也不被追究。像这样的组织路线，何以能服人？（黄克诚自述）
何是一个道德主义者，他明知只有毛泽东会成功，却依然支持“宽厚坦诚”的朱德，似乎是自觉地赋予革命斗争以一丝伦理的光辉。当然，毛泽东不会认为他的“组织路线”有什么问题，不但最终的成功证明他能有效地组织起浩浩荡荡的革命大军，而且即使在当时，“打AB团”也没有直接影响反“反围剿”的胜利。情形或许如李志民上将所说：“在总结第一次反“围剿”胜利的经验时，还提出‘肃一次反，打仗就一定打胜仗。’实际上，因为肃反扩大化搞得人人自危，打仗时，大家怕别人讲自己不勇敢，是‘AB团’；而打仗牺牲了，总比当作‘AB团’被枪毙好。”（李志民，1993：141）
朱德的宽厚，世人共称。这既是生性使然，也是在党内民主欠缺环境下无奈的表现。但朱老总也有他的清晰和严厉。
1929年红四军内部就军事与政治的关系发生争论，“朱毛”分为两派，朱派认为前委书记（毛）不应过多干涉军事（朱是军长），毛派则坚持党（即毛）的领导。毛派一度失利，相关人员都离开红四军做地方工作。陶铸夫人曾志记得：“记得在争论期间朱军长曾找过我，问我的观点如何。我当时只凭着自己入党后学到的一些理论知识和实践体会，回答说：‘党在军队中应起核心领导作用，大革命时，党在人民群众中，在国民党军队中都是如此。’这样，在红四军的‘七大’后，我被划到了毛泽东那一边去了。我看已无法再呆在红四军，也就跟着毛委员去了福建。”（曾志，1999：94）任何方针、路线都是有人来代表的，观点之争与权力之争息息相关。党领导军队的争论，说到底是朱德军长领导红四军还是毛泽东前委书记领导红四军的争论。朱毛以下各级干部都要表明自己站在哪一边，站队要旗帜鲜明，不能含糊妥协。曾志表达了与毛相同的观点，朱德理所当然判断她属于毛派。但在掌握划线标准比朱德更严的毛泽东看来，如果不明确地表明自己支持毛，那就还不是坚定的毛派，所以尽管朱德认为曾是毛派，毛却认为曾志当时的丈夫蔡协民（当然也包括曾志）是中间派，不予信任。（曾志，1999：131）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是革命的首要问题；谁是我的支持者，谁是我的反对者，是斗争的首要问题。毛对此有最为清醒的认识，正因为他聚集了这么一批人，后来才能重掌红四军的最高权柄。
1938年7月，黄克诚与徐海东率344旅在太行山区的町店伏击日军，没有打好。整训期间，“朱总司令亲自到端氏检查344旅的工作，对徐海东旅长批评比较严厉。徐海东本来就身体不好，这时更支撑不住了，便请求离开部队去延安治病和学习。”（黄克诚，2004：182）徐不是等闲人物，如此紧张，可见朱德的严厉。徐走后，黄和朱德曾考虑由资格较老的团长田守尧代理旅长一职，但延安总部没有同意朱的报告。当不上旅长的田团长有点不高兴，朱就要求黄开会对他进行帮助。会议开始之后，沉默了好长时间，谁也不开口讲话。黄是政委和党委书记，只好带头发言，考虑到部队的关系和今后的工作，他的批评比较婉转，不够深刻和尖锐。
我发言之后，朱老总就发火了，站起来一个一个指着我们说：“你们这是什么鸟党委会，不敢进行批评和自我批评，算什么共产党员！”接着朱总司令就对田守尧进行了严厉的批评。最后又说：“戏点到谁谁就唱，没点到你就不能出台。共产党员嘛！我们都听党中央的，不能闹情绪。”（黄克诚，2005：183）
1929年古田会议后，朱总司令的权力一直受到约束，但他始终在毛的身边保持了这一荣誉极高的职务，也非常人所能为。“朱毛”并称，朱老总有他厉害的一面。不过“厉害”与否取决于权力。批评徐海东等人时，朱在太行山八路军总部，有掌握部队的实权。自从1940年5月被召回延安后，朱就不再直接掌握部队；49年以后更是不负实际责任，总司令长期没有自己的司令部，以至于他的老部下林彪也不把他当回事。1966年5月的政治局会议上，“当朱德讲到根据中央指示学习30本马列着作的情况时，林彪蛮横地高声叫喊：‘你就是不读毛主席的书。’康生则以侮辱性讽刺口气说：‘列宁的《唯物主义与经验批判主义》这些书你能看得懂吗？’”（穆欣：1994：288）
家园 朱毛的这次分歧，若朱胜，军阀割据是大概率事件！ 这不是说朱老总当时是这想法，而是根据人性本恶，最后会异化成军阀割据。党作为政治组织将依附于军权而存在！
当然也存在另外一种可能，朱老总会像华盛顿一样将军权还给国会山！貌似中国历史不支持这样的期望！这个TG的蒋介石是谁不知道，但一定会诞生一个TG自己的蒋介石，通过另立中央完成军权对党权的控制，如宁汉分流又合流一样。
当然，朱毛的争论，本身并没有那么复杂，一方面，大家都是立足自己的职务，从本部门和本人的经历出发考虑问题，另一方面，也是为了很好的聚集力量打击敌人，获取胜利。
家园 老总如果想当军阀 当年就接受孙逸仙的资金了，和他同属滇军的朱培德金汉鼎都走了这条路。他选择少数派的tg可不是为了个人利益，别太低估老总的思想境界。更重要的是，如果不按照太祖的方法对军队进行改造建设，那支部队就算能打很多胜仗，但经不起败仗，在敌强我弱的情况下迟早要受到重创，就像八月失败那样，到时候老总还是得请回太祖。
通宝推：史文恭,- 复 老总如果想当军阀
家园 为什么古田决议会在建军史上占据决定性的意义？ 很简单，奠定了党权大于军权，政治控制军事的局面，也是三湾改编的延续和最后成熟！其实，现在还在延续着这种较量，军队国家化的调子就是具体表现。
这里没有个人的野心和算计。
但是，如果这次争论的结果是历史的反方向，无论某些个人道德品质多么高尚，都无法改变作为一个组织异化的发生！那个结局就是，党权失去对军权的控制！
明白这，才知道古田决议到底再在说什么。也才能理解为什么老总一天也没总过！说到底，老总是职业军人，在军中门生众多，又有威望，是军权的象征，老总就只能牺牲自己了！
另外，这时候的朱毛，就打仗而言，如果朱是博导，那毛还在读研究生了。在打仗这个专业领域，朱老总还是有信心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