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从长江流域的“双抢”说开去（一） -- 外俗内正

对土壤的肥力会不会有影响？我知道现在可以用化肥，但在化肥之前，几百年这么种下来，土地的肥力怎么办？

我最早的记忆，可以确定具体年月的，便是分田到户。那年我刚满三岁，依稀记得村里仓库广场上人山人海，还看见父亲藏了一张犁铧在稻草堆角落里。父亲还特意交待我：不要告诉任何人。

后来我长大后，想起这事，问父亲那张犁铧在哪，父亲说，被人发现了，这点便宜没占成。

既然我的记忆从生产组织形式的变迁开始，今天就来聊聊这个话题。

1956年，我国完成农村社会主义改造后，农业生产的组织形式就变成了集中管理、集中劳动的形式。

到了七十年代末，这种组织形式遇到了无法克服的难题，甚至已经到了无法维持的地步。

首先，集体财产面临着严重的偷窃问题。我父亲藏一张犁铧，仅仅只是冰山一角，据父辈们回忆，那时简直是偷窃成风，偷私人的东西，还有点心理负担，而偷公家的东西，人人都显得理直气壮，甚至还当成个人英雄史来讲。比如，村里养了猪，会有人合伙将小猪仔偷出来，然后送到遥远的亲戚家养殖；再比如，村里的辣椒成熟了，三五个人合伙偷盗辣椒，然后运到遥远的地方卖掉，有时，两个偷窃团伙会碰到一起，大家互相假装不认识，各偷各的……

既然是一种风气，甚至没有人感到羞耻，这个问题就非常严重了。

其次，从上到下，只要有可能，人人贪污。比如，生产队指派几个人售卖蔬菜水果，这几个人会上下其手，尽可能地将钱放入自己的腰包。再比如，生产队组织劳动力挑粪，几乎所有人会趁着其他人不注意，将粪挑回自己家……

这些贪污，还仅仅只是普通的劳动者。至于生产组织者，贪污的机会更多，贪污起来更加肆无忌惮。总之，在我的记忆中，刚分田到户，能马上盖起小洋楼的，几乎都是那些生产组织者。

最后，生产队存在着无法克服的消极怠工。比如，给棉花喷药，就喷路边的，至于远离路边的，没人会费功夫去精心伺候。

分田到户后，什么偷窃集体财产、贪污、消极怠工，一夜之间全部消失了。毕竟，集体财产都分了，已经没什么值得偷盗和贪污的财产了。而且，所有的劳动都是为了自己，消极怠工，则意味着自己要饿肚子。

当然，分田到户的弊病也非常明显：首先，农田水利设施荒废了，许多设施不是被废弃，就是里面的砖石被农民搬回家建房子；其次，大型农业机械扔在仓库里生锈，最终被贼偷走卖铁，农业生产机械化大踏步后退；再次，整个农村基层组织逐步崩解，农民们一步步走向一盘散沙，不仅行动上一盘散沙，思想上也混乱了，各种邪教、封建迷信、天主教、新教趁虚而入。

前面，我说过，治理一个国家非常非常难。很多时候，根本就没有万全之策，任何政策都是有弊有利的。我认为，对南方一些地少人多、不适合大型机械化种植的地区，分田到户利大于弊。

不过，我国政府有个坏毛病，就是喜欢搞一刀切。比如，在东北，也搞分田到户，一户人家分到三十多亩地。这三十多亩地非常尴尬，搞大型农业机械化不划算，搞小农机械又忙不过来。因此，我认为，在东北搞分田到户就是一个错误。

分田到户到了九十年代末，又慢慢发生了变化。

九十年代末，工业化的程度越来越深，能够为农村剩余劳动力提供大量的工作机会。很多农民看到种田不划算，还需要上缴农业税，就将自己承包的土地转包给其他人。那个时候，田不仅不值钱，而且对很多人来说就是累赘，有时根本找不到愿意承包土地的人。

如果这个过程持续个十几年或者二十年，没准，土地经营权会慢慢集中在少部分人手中，为农村现代化走出一条新路。

然而，这个过程非常短暂，当2003年农业税取消后，转包戛然而止。一些没有时间和精力耕种土地的人，宁愿让田地抛荒，也不愿意再转包。

到了2007年前后，城市化进程陡然加速，田地立即变得非常值钱，这个时候，再推行转包，就难上加难了。甚至，现在中央政府力推的土地流转，效果也不太明显。农民们都抱着一种想法，土地捏在手里，才算是自己的，犯不着为了收取少得可怜的钱就增加失去土地的风险，左右田地放在那里又不需要缴税。

因此，我对2003年贸然取消农业税不太认同。农业税应该交，农民的负担也应该大幅度减轻，完全可以通过其他的方式对安心种地的农民进行补贴嘛。

大体上，分田到户后，农业生产的组织形式就变成了每户单干。这种方式大体上是适应八九十年代的实际的。然而，当我国工业化程度越来越深后，每户单干还能适应新的变化吗？

所谓的土地流转，农村基层好像一点动静都没有。以后的农业生产组织形式会往哪个方向发展，我目前还看不出来。

总之，不管以后会怎么发展，我觉得，应该在共同富裕的前提下，竭力避免一刀切，提倡各地因地制宜、因势利导，找到适合本地区的农业发展之路。

小麦，油菜，早中晚稻的种植和收获的季节？

看您文中油菜和中稻的轮作时间有点不理解。

另外，双季稻不好吃，是因为品种不一样，还是因为生长时间短？

小时候只在粮店里看过粳米，籼米之分，我们称为上大米，中熟米。不知道农村是怎么种出来的。

粮食生产，历来是农业生产中的重中之重，尤其在1959年至1962年后，政府及民间对粮食生产的重视几乎达到了极致。在农村长大的朋友，应该或多或少有这方面的体会。

那个时候，只要能种粮食的地方，无一例外地种上了粮食。就连大寨村的土石山，也被开垦出来，种上了粮食。与大寨村类似，全国各地，不计其数的荒山被开垦出来，整治成梯田，种植粮食。

除了尽一切可能增加土地供给外，政府投入极大的精力改良种子，提高单产。甚至，还在长江下游地区试验种植三季稻，尽一切可能解决粮食安全问题。

当然，要提高粮食单产，最要紧的，还是化肥。于是，全国几乎每个县都有小化肥厂，生产不了尿素，就生产碳酸氢铵，如果连碳酸氢铵也生产不了，就生产磷肥……

多管齐下，我国最终自豪地宣称，我们用全世界百分之七的耕地，养活了世界上百分之二十的人口。

然而，这些年来，情况已经发生了变化。

首先，在土地资源上，城市化占用了大量良田，多数梯田已经退耕，更多的土地用来种植经济作物或者用来养殖。例如，浙江云和的梯田，现在即便种一点粮食，恐怕也是为了招揽游客。

其次，部分农民自发地将三季稻、双季稻改为了单季稻。据我观察，江汉平原、杭嘉湖平原上基本已经改成了单季稻，而江西南部地区依然还在坚持“双抢”。个中原因，单季稻口感好恐怕只是次要原因，最根本的原因还在于粮食生产的收益投入比太低。

上述因素，按照常理，应该导致粮食产量下降。然而，事实上，我国的粮食产量每年在增加。

原因在哪里，我只能凭空想想，无任何数据根据：种子在改良；化肥施用量在增加；农业基础设施在完善……

从上述事实可以看出，我国的粮食安全还真不用太过于担心。一旦真缺粮了，恐怕单季稻马上会改为双季稻或者三季稻，一些非粮食生产用地恐怕会马上用来种植粮食。

跳出我国，放眼全世界，发现绝大多数第三世界国家还没有解决粮食安全问题。总体上来说，广大第三世界国家土地资源丰富，水热条件好的地方也非常多，只要解决了种子、化肥、技术问题，粮食安全应该问题不大。

让第三世界国家解决粮食安全问题，在我国构建新的国际秩序的战略上，具有非常高的地位，理应受到高度重视。

可喜的是，我国公司在世界各地开始租种土地，与第三世界的农业合作也如火如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