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Andrew Marr：当代英国的诞生 -- 万年看客

战时的政治生活永远取决于战局发展。由于英国成为了战胜国，国家与政府也重新获得了人们的尊敬。但是在此之前，英国还要经历一段充满抱怨、失望与抗议的漫长旅程。政治生活并没有停止，只是被扭曲成了奇形怪状。当时的人们就觉得这种形态的政治生活很不顺眼，今天的人们则干脆把这段历史忘光了。一方面政府的重要性远远超过了和平时期，调拨劳动力，控制财产，规定了个人日常生活的各种细节，但是另一方面议会的作用却大为减弱。在1940年到1945年的大部分时间里，丘吉尔的公共地位如此崇高，以至于下院干脆放弃了迫使首相下台的重大权力。尽管基于1935年议会党派分布而组成的联合政府从议员人数上来看是由保守党主导，但是社会主义者或者说中左派人士却在战争结束时掌控了政府。在这一路上，国内的政治领导权逐渐从民选政客手中让渡到了非民选知识分子手里，其中也包括白厅官员。战争之初，托利党默认了张伯伦遭到驱逐的事实，并且逐渐容忍了丘吉尔这头倔脾气公象。敦刻尔克之后，托利党遭受了“罪人”立论的重创。现在他们则发现托利党在政府里面说话几乎不管用了。除了最顶层的丘吉尔与少数心腹之外，底下的办事人员全都是亲苏联的大臣，左翼社会规划家，还有信奉英联邦基督教大同的理想主义者。情况怎样发展到了这一步呢？

首先来看看丘吉尔本人的地位吧。他很有理由地将自己视为战争领袖而不仅是一届首相而已。在任职期间他用来研究军用地图以及与将军们关门开会的时间远比用来研究教育或者医疗问题的时间更多。与今人的想像不同，战时的丘吉尔远远算不上独裁者，而是输掉了一场又一场争论。比方说他反对布料配给制度却并没有坚持到底，因为他正忙着关注俾斯麦号追歼战。1941年他又反对征募女性入伍，但是意见被驳回了。苏联参战之后他反对在正式场合演唱《国际歌》，不过没人听他的。他希望查封在他看来散播失败主义的宣传材料，别人却觉得这些材料写得还算公允。著名左翼教会人士威廉.坦普尔【1】被提名为坎特伯雷大主教的时候丘吉尔同样徒劳地表示了异议。这些例子当然都是小事，但却指明了更显著的模式。战后重建计划确实有托利党人的参与，主要是托利党内更年轻的改良主义派系。不过这批人全都是在左翼风气的熏陶下成长起来的，丘吉尔面对这股风气几乎无能为力，等到他回过神来的时候，他本人也已经被这股风气熏陶得不轻了。

这股风气并不是从政党的肺脏里吹出来的。就像下院一样，政党体系在战争期间也处于半搁置的木然状态。工党是战时联合政府的坚定组成部分。一部分地方工党分支反对战争，很早就呼吁议和，但是他们很快就安静了下来。在下院里，颇有才干的奈尔.比万一直在孤军奋战地反对丘吉尔。英共在战争一开始就召开了一场人民大会，呼吁成立民选政府，并且吸引了一部分同道中人的支持。但是随着苏联遭到侵略，莫斯科的官方口径为之一变，英共也随即转而采取了彻底支持战争的爱国主义立场。战争后期英国出现了一个名叫英联邦党的基督教左翼政党，以公有制与社会平等为基本诉求赢下了好几场递补选举。但这只是工党重新打出独立旗号之前的权宜之计而已。

事实上这阵风来自战场上的失败以及在国内越发流行的理念，即英国的组织管理水平非常低效且低下。主导本土战线的工党上层成员全都相信中央规划与权限远远更大的政府。克莱门特.艾德礼一方面忠实支持丘吉尔，同时又相信英国必须为战后世界制定一套“积极且革命的”计划并且承认“旧秩序”已经走到了末路。工会活动家欧内斯特.贝文在工党指导下掌握了统管商务、工资与工时的权力，足以令战前的社会主义者们望洋兴叹。曾经担任伦敦工党书记的赫伯特.莫里森——日后迈克尔.富特形容他是“心肠软的中产斯大林”——成为了内政大臣，他所掌握的权力足以让他成为全国瞩目的人物。联合政府刚刚成立的时候共有十六位工党大臣，等到联合政府解散的时候工党大臣人数已经增加到了二十七人，彻底掌控了内阁当中分管经济与社会事务的各个下设委员会。遭遇空袭城市的清扫工作，农业组织的优化，安排女工前往产量上升的工厂，提升飞机制造厂工人乃至煤矿矿工的工资，各方各面的证据都表明一个更加果断的大政府能够更有作为。丘吉尔实在张不开嘴抱怨大政府，因为他现在需要从这个已经充分调动起来的国家当中榨取出最后一盎司备战努力。但是同一批帮助备战的大臣们却希望按照社会主义路线进行战后重建。

在威斯敏斯特之外，民众似乎也有了新的意见。报纸、教会以及流行广播员都表达了公众意见的变化。1940年，英国主要教会领袖们在《泰晤士报》上联名发表公开信，列举了他们对于未来英国社会的期待，第一条就是“财富与财产的极端不平等现象应当遭到摒除。”几个月以后，一大帮教士与基督教知识分子在莫尔文举行集会并且得出结论：工业领域的私有制很可能是错的。苏联参战之后，丘吉尔立刻来了个华丽转身，将坚持了大半辈子的反共立场塞到一边，热情欢迎了新近下场的盟友。从此以后变革之风就有点向风暴发展的意思了。不久前的亚洲怪物斯大林如今摇身一变成了治国有方的强人领袖。英共在厄尔斯考特为新盟友举行了一场庆祝会，切姆斯福德主教与冷溪近卫团军乐队都莅临了现场。几个月之后的1943年2月，英国政府又在阿尔伯特大厅举办了另一场庆祝会，演奏了威廉.沃尔顿的音乐，朗诵了路易斯.麦克尼斯的诗歌《礼敬红军》，掷弹兵近卫团还吹响了军号向斯大林致意。当然，要说起翻脸不认账，谁也比不过比弗布鲁克。这位右翼资本主义与帝国主义的资深吹鼓手离开了政府，投入了开辟第二战线的宣传活动，旨在缓解苏联的压力。他在美国告诉听众们，战争完全可以在1942年就胜利结束。“斯大林治下的共产主义产生了全欧洲最英勇的战斗部队……以及这场战争中最优秀的将领。”托利党大臣对斯大林不吝溢美之词，工人会在送往俄国的坦克外壳上用粉笔写下亲共产主义的贺词。英共人数翻了五番。英国文坛最保守最谨慎的代表人物T.S.艾略特甚至拒绝出版乔治.奥威尔的《动物农场》，唯恐触犯斯大林。真是个奇怪的时代。

对于国内政治风向变化颇感不安的丘吉尔合情合理地将全副精力都投入了战争大计，尽管他偶尔也会对于战后重建发表一点个人见解。他希望自己到了和平时期依然能顺利担任首相并且引领联合政府继续前进。在战争期间他的首相职位一直非常巩固，尽管英军在西非沙漠遭遇惨败的时候他身边很多人都以为他的政治生涯终于要结束了。在战争期间的低潮时期，也就是第八军在隆美尔面前步步后撤之际，基督徒、素食主义者、前革命者、前英国驻莫斯科大使、公认的后备首相人选斯塔福.克里普斯爵士在广播当中批评英国上下“缺乏紧迫感”，简直就好像“我们将自己当成了观众而不是参赛选手一样。”在他看来英国应当效仿苏联的榜样。这次广播讲话得到了广泛好评。接下来英国又在战场上接连出丑。俾斯麦号与欧根亲王号战舰成功穿过丹麦海峡钻进了大西洋，令皇家海军尴尬不已。新加坡陷落于日军之手更是震动全国的打击——丘吉尔将这次失败称作英国历史上最惨重的灾难与耻辱。丘吉尔将克里普斯以下院领袖的身份引入了战争内阁，入阁以后他继续主张俭省、自我牺牲与效率，不过看好他成为后备首相的人却变少了。

1942年托布鲁克沦陷之后，丘吉尔的战争领导能力开始遭到质疑，他也因此而承受了更加严重的后坐力。比佛布鲁克勋爵认为自己很有资格接替丘吉尔担任首相，不过报业巨头成为首相的可能性在当时依然只能是说说而已。一位托利党议员在下院针对战争指导路线提出过不信任动议，这一举动原本无可厚非，可是他还在动议当中主张要让国王的弟弟、名不见经传的格罗斯特公爵主管三军事务。这项提议傻得简直有些可爱，其他议员们全都憋红了脸，极力压抑着笑声。这番景象彻底打消了丘吉尔地位不稳的危险。相比之下奈尔.比万的攻击还要更危险一些。他尖锐地指出，丘吉尔“在辩论场上连番胜利，在战场上却节节败退……全国人民都开始觉得他将辩论当成了战争，将战争当成了辩论。”尽管略微有点灰头土脸，但是丘吉尔同样挺过了这番攻击。这是他在二战期间遭到的最富有威胁性的挑衅，而且挑衅的根源并不在下院内部，而是源自隆美尔的坦克炮口。难怪丘吉尔一直都在指责将军们的进攻缺乏成效并且总是忍不住撤换他们。

在战争初期，全国政府将会令人侧目地输掉一连串递补选举。赢得这些选举的独立候选人或者英联邦党候选人（无一例外是左翼人士）一方面在个人层面上赞扬丘吉尔的成就，同时又坚称英国必须改换道德方向。假如没有爆发二战，英国原本应当在1940年举行下院改选。战争的爆发致使战前的旧议会始终没有遭到清洗，而是一直延续了下来。不过此时的下院已经失去了参政议政的地位，而是成为了实权部门的传声筒。公务员与低阶大臣们组成了各种委员会，努力制定了许多详细的战后社会改良计划，其中最著名的自然是贝弗里奇为福利社会勾画的蓝图。另一位著名英国公共知识分子凯恩斯则取得了更为超前的成就，不动声色地颠覆了财政部的正统理念——鉴于英国已经因为战争而破产，这一点也是难免的。战争期间下院的最重要功能就是担当丘吉尔的个人秀场。在近乎歇斯底里的1940年，甚至有人提议一不做二不休，干脆在战争期间关闭议会。一群将会在五十年代成为英国政坛关键人物的年轻托利党人建议成立一个公共安全委员会，在英国实施军管，议会应当交出权力，仅仅在倾听陈述或者投票决定某项军需计划是否有必要时才暂时重新召开。丘吉尔断然拒绝了他们的建议。在他看来，为了捍卫民主而搁置民主未免有些扯淡。但是在很多方面战时英国政府的确搁置了民主制度，各个部门的大臣们都获得了独裁者一般的权力。

既然议会已经靠边站了，那么战时英国的民权情况又如何呢？至少从纸面上看，几乎一切公民权利都被搁置了。政府制定工作计划意味着政府可以命令人们在特定地点从事特定工作。军事化管理成为了社会主流。上千条新法律纷纷出台，有些关系重大，也有些无关紧要。战时英国发生了好几起著名审查事件，比方说英共的党报《工人日报》就关门了。还有很多人遭到了拘禁，包括极右翼托利党议员兼反犹主义者阿奇博尔德.拉姆齐【2】，奥斯瓦尔德.莫斯利夫妇以及爱尔兰共和军成员。这其中的大多数人在没有等到战争结束就获得了释放。丘吉尔也表示他很不乐意把人关起来，很不愿意看到人身保护权遭到搁置，此外再怎么说法西斯份子也不如“那帮该死的共产主义者”更危险。

战争初期，对于间谍与第五纵队的恐惧令英国人疑神疑鬼。于是很多不幸的在英德裔、奥裔与意裔公民都被关押了起来，并且被送进了英格兰北部或者马恩岛上的拘禁营。马恩岛拘禁营当中的一大部分人都是为了逃离希特勒才来到英国的犹太裔职业人士，于是此地一时间成为了战时欧洲独一无二的文化中心，各种讲座、演奏会、科学剧场与艺术展览层出不穷。还有一部分人是在英国居住了大半辈子的意大利移民，他们让岛民品尝到了品质上乘的冰激凌、炸鱼薯条、橄榄油与咖啡。有一批被拘禁者被打发到了加拿大，结果船只在海上失事，全船无人幸免。此外在战争初期许多意大利餐厅与饭店也遭到了可耻的袭击。但是这一阵歇斯底里很快就过去了，从程度上也比一战时期打砸商店橱窗与焚烧店铺的行径要轻一些。到了1943年，大比分被拘禁者都得到了释放并且投入了备战工作

与一战相比，拒服兵役者受到的待遇也人道了许多。（这一次拒服兵役者的数量远远超过了一战，显然反映了三十年代的和平主义思潮。）许多拒服兵役者都成为了最英勇的排弹员与前线医护人员。此外和平主义者的行列中还包括了英国最著名的作曲家本杰明.布里顿，他在战争期间创作了许多他最杰出的作品。另一位和平主义者是著名小说家与一战回忆录作家维拉.布里顿，她的一部和平主义小说在1942年出版时卖出了一万多本。就算在战争期间，反战宣传依旧大有可为。奇切斯特的乔治.贝尔主教【3】在战前大力主张接收德国难民，开战后又极力反对拘禁营。贝尔与好几位依然留在德国境内坚持反对希特勒的最勇敢基督徒关系很好，他曾公开批评皇家空军针对德国城市的轰炸，认为这样做是人类精神堕落的表现，并且呼吁立刻停止此类做法。他在上院谴责皇家空军的空袭“威胁到了文明的根本”。尽管很多人都窃窃私语地表示反对，但并没有人剥夺他的发言自由。

1940年战局最危险的时候，和平请愿联盟【4】的活动家们张贴了很多劝说人们不要作战的海报。这些活动家们随即被捕并且出庭受审，但是法官拒绝受理此案：“英国是一个自由的国家。根据我的理解，我们正在为了维护一个自由国家而战。”有时大臣们也会感到恐慌。比方说有一位大臣就被《每日镜报》的漫画家菲利普.扎克【5】吓坏了。他画了一名救生筏上的水手，大概是德国潜艇袭击的幸存者。他背后是一条正在下沉的油轮。另一位《每日镜报》记者威廉.康纳【6】为漫画搭配了说明文字：“汽油价格刚刚上涨了一便士——官方通报”。这幅画看上去简直有些乏味，无非是在强迫读者们回想起战争带来的牺牲，并且敦促他们不要怨天尤人。战争内阁却认为这幅漫画是在为黑市牟利者宣传造势，因此威胁要关闭《每日镜报》报社。康纳本人在战前是一位很受欢迎的专栏作家，出了这次事故之后他就去参军了。不过此类案例相对来说很少见。战时英国的审查制度并没有走向极端。针对具体战争手段的批评不仅广泛存在，而且音量不低。仅仅从纸面上来看，议会默认了拥有凶蛮压迫权力的战时独裁。实际存在的独裁却并不算凶狠，而是相当令人满意的软性独裁。

【1】https://en.wikipedia.org/wiki/William_Temple_(bishop)

【2】https://en.wikipedia.org/wiki/Archibald_Maule_Ramsay

【3】https://en.wikipedia.org/wiki/George_Bell_(bishop)

【4】https://en.wikipedia.org/wiki/Peace_Pledge_Union

【5】https://en.wikipedia.org/wiki/Philip_Zec

【6】https://en.wikipedia.org/wiki/William_Connor

令丘吉尔大受震动的政治冲击是此前军事失利的直接结果，而且丘吉尔对这些失败也要承担一定责任，尽管并不是全部责任。丘吉尔是一名伟大的国家领袖，也是一名伟大的政客，但他从来都算不上一位伟大的将帅。加里波利登陆战完全是身为战争空想家的丘吉尔一力促成的结果，挪威作战也是一样。（所谓长考出臭棋，研究地图的时间太长完全有可能耽误事。）在法国之战的最后时刻，过度乐观的丘吉尔罔顾军事现实，一味要求保存法国的战斗能力，他与前线将领们争执不休，直到英国远征军勉强逃回本土为止。同样的模式在希腊与北非也得到了重复。但是今天“蒙蒂”与“沙漠之鼠”这两个外号以及阿拉曼这个地名已经融入了英国的民间传说。人们经常模糊地认为利比亚与埃及的战斗只是余兴节目而已——美国人与俄国人经常这么说——但是情况并非如此。如果英军彻底击溃了意大利的沙漠军队——开战之初这一点几乎成为现实——那么接下来两年的北非战事肯定打不起来，纳粹欧洲的“柔软下腹部”早在1941年就会彻底暴露。反过来说，假如隆美尔当真将英军彻底赶出了埃及——当时这一局面同样很可能成为现实——德国人就可以从高加索地区与北非同时出兵，发动钳形攻势一举拿下中东油田，进而为希特勒赢得战争。总之北非的胜负干系极大。

北非作战第一阶段的总指挥是热爱诗歌并且自从布尔战争时期就投身沙场的阿奇博尔德.韦维尔。这一阶段的作战非常顺利。老化落伍的意大利军队在埃及向同样老化落伍的英国军队主动挺进，然后在理查德.奥康纳将军的指挥下，英军（以及印军）发动了大胆的闪电战，一举将意军推了回去。这次为期六十二天的作战最初只想打成一场突袭，英军坦克兵与澳大利亚步兵都展现了非凡的英雄气概。1941年2月作战结束时，大英帝国的军队已经挺进了五百英里，俘虏了十三万三千名战俘与上百辆坦克。可是正当韦维尔即将一鼓作气将意大利人赶出北非的时候，丘吉尔却命令他掉头协防希腊。希腊人也正在经受墨索里尼的进攻，并且打得有声有色，死死地遏制住了意军的攻势。但是现在德国人也打起了希腊的主意。他们打算取道南斯拉夫进攻希腊，并且拉上最近投靠过来的巴尔干盟友。就像之前试图保持法国的作战能力一样，这一次丘吉尔也想保持希腊的作战能力，于是他命令韦维尔派出六万人去击退德军。韦维尔得到了皇家空军的支援，但是皇家空军战斗机与德国战斗机的数量比是一比十——远比不列颠之战的情况更恶劣——而且他们的坦克也故障频发。因此这支由英国人、澳大利亚人以及新西兰人组成的联军根本没有胜算。他们很快就一败涂地，很快就不得不在地中海再次上演了一回敦刻尔克撤退，只不过这一次没有了振奋人心的政治宣传效果。克里特岛对于对阵双方来说都是必争之地，于是德国人发动了一次大胆而又血腥的伞兵作战并且夺取了这个岛。英国人再次承受了颜面丧尽的失败。但是德国人的胜利背后是惨重的伤亡，以至于他们再也没有尝试过伞降突袭作战。显然盟军并没有注意到这一点，而是开始培训自己的伞兵队伍从而效仿德国人。

与此同时，剩余的英军与英联邦军队驻守在利比亚的班加西，等待着全军挺进解决掉意大利人的命令。但是他们遇到了一点小问题，这个问题的名字就叫做埃尔温.隆美尔。早在调往北非战场之前隆美尔就已经成为了德国军界的红人，这一次也是希特勒亲自点将，派遣他率领新近成立的非洲军团协助意大利人守住阵线。韦维尔手下的高级军官们认为在沙漠环境下运送油料淡水的补给线拉得很长，因此德国人不可能初来乍到就发动攻击。但是没过几周，穷追猛打的隆美尔就驱赶着精疲力竭的英军原路溃退了回去。短短三周时间里，隆美尔就夺回了奥康纳此前打下来的全部意军地盘，托布鲁克的澳大利亚守军很快就被包围了。接下来是为期半年的围城战，期间隆美尔将凶猛的88式高射机炮当成反坦克武器，粉碎了英军的反击。丘吉尔随即撸掉了韦维尔，换上了曾任驻印度英军总司令的克劳德.奥金莱克，并且要求此人赶紧再发动一轮反击。奥金莱克同样认为战前准备很不完善，因此没有遵从丘吉尔的命令。

与此同时隆美尔已经做好了再次突进的准备，这一次他打算将英军彻底赶出埃及并且占领油田地区。理论上来说这一仗堪称决定战局的胜负手。开罗是英国连接地中海、印度、中东产油区以及非洲的战略枢纽。一旦开罗失守，必将造成灾难性的后果。假如希特勒对隆美尔言听计从，调拨给他足量坦克与部队，那么这样的前景很有可能成为现实。但是当隆美尔见到希特勒的时候——此时他已经成为了希特勒的粉丝——希特勒却很有些心不在焉，对于沙漠作战的未来也没什么明确看法。这并不奇怪，因为此时希特勒已经定下了更大的目标。1941年6月，他发动了注定将会让他输掉整场战争的巴巴罗萨计划，调集三百万大军侵入了苏联。二战当中每五名阵亡德军士兵就有四人死在对俄作战前线。巴巴罗萨计划为英国拉拢了两大盟友当中的第一位，也保证了隆美尔无法获得他所需要的坦克、油料、军队与装备。巧妇难为无米之炊的他失去了在地中海沿岸一举击溃英军的最佳机会。但是在1941年初这都是后话，当时的人们并看不了这么远。而隆美尔也已经做好了利用现有兵力夺取托布鲁克的准备。

隆美尔很快就发现这次作战并不容易。到了11月，蓄势已久的英军反攻终于将托布鲁克守军从围困当中解救了出来。与此同时全球战局也发生了深刻变化。1941年12月7日，隆美尔下令撤军。也就在这一天，日军偷袭并重创了驻扎在珍珠港的美军太平洋舰队。四天之后美国正式参战，英国也赢得了第二位强援。接下来到了1942年5月，隆美尔的部队已经得到了充分休整，于是他再度发动了大胆反击，以少胜多地攻克了托布鲁克并且俘虏了三万余人。这次战败让丘吉尔颜面扫地，尤其是因为当时他正在访问美国，罗斯福总统亲口向他传达了这则坏消息。为了自找台阶，丘吉尔极力吹捧了隆美尔的算无遗策——“我可以这么说，这是一位从战争浩劫走出来的伟大将军。”吊诡的是，隆美尔居然在某种程度上也成为了英国人眼中的英雄。这位伟大将军的目光此时已经穿过了战争浩劫，投向了通往开罗的道路。挡在他面前的唯一障碍就是英军的最后一道关键防御阵地，也就是位于海水与沙漠之间的阿拉曼。奥金莱克正在驻守此地积蓄力量迎接下一场战斗。前文当中我们已经见到了政治与军事考量如何相互冲突，这一次两者再次冲突并且导致了血淋淋的后果。丘吉尔现在需要一场速胜。刚刚下场的美国盟友正在领导火炬行动，在北非西部法属地区领导英美联军进行登陆作战。这次作战倘若成功，就能插入隆美尔背后。为了丘吉尔的地位，为了英国的荣誉，为了破败不堪的英军名声，隆美尔都必须输在旧世界而不是新世界手里。

这并不是政治与战争相互纠缠的唯一方式。既然德国人已经有了一位家喻户晓的全国英雄，那么英国人也必须捧出一位与之对等的英雄才能不落下风。于是伯纳德.蒙哥马利就在1942年8月闪亮登场了。他是一个非常看重个人宣传的人，往往令人火大。他的气质十分粗鲁。此外偶尔他也能下出一步妙招。就像此前谨小慎微的韦维尔一样，同样谨小慎微的奥金莱克已经失去了丘吉尔的信任。于是丘吉尔又解雇了他与其他几位关键将军。正是这些人组建了第八军，并且制定了很多日后将会被蒙哥马利稍加修改就据为己有的计划。蒙哥马利是丘吉尔心目中扭转北非战局的第二人选——第一人选不幸坠机身亡了——不过说起谨小慎微，身为战略家的他比两位前任可谓有过之而无不及。在顶头上司哈罗德.亚历山大爵士的回护下，“蒙蒂”运用自己的自信与个性说服丘吉尔推迟了原定要让奥金莱克执行的反攻日期。替换人员确实有特权。其他英国将军往往都是守口如瓶不苟言笑的传统人物，大鸣大放四处播撒正能量的蒙哥马利则迎合了新时代的气质。他为军方文宣人员与大众报纸提供了完美的素材，他本人也成为了一颗明星。

隆美尔的经典造型是在军帽上扣一副缴获来的英军护目镜，站在坦克上摆出排兵布阵的姿势。蒙哥马利的招牌则是头戴贝雷帽——这不是他的主意，而是英军战地摄影组主管的设计——从坦克炮塔里露出上半身举着双筒望远镜极目瞭望，记者们则在一旁赶紧拍照。蒙哥马利说话粗鲁伤人，尤其擅长揽功诿过。亚历山大在文笔克制的个人回忆录当中很是不动声色地将他挖苦了一番。但是就像隆美尔一样，蒙哥马利也成为了基层官兵与本国公众眼中的英雄。不同于此前的一切英军将领，蒙哥马利是个满嘴跑火车的家伙，哄骗上级，鼓动下级，笑话同级，总之走到哪里就吵吵到哪里。许多与蒙哥马利共事的人都很讨厌他。巴顿肯定看他不顺眼，丘吉尔在私下里也对他颇有微词。但是蒙哥马利确实具有斩尽杀绝的气质。无论是在北非沙漠还是在D日登陆之后，蒙哥马利在追歼敌军的时候总是将步伐放得很慢，以至于错失了大量战机。他惯于集中压倒性优势兵力摧毁敌人，而不是咬在敌人屁股后头慢慢放血。尽管整天摆出一副咋咋呼呼的派头，但是蒙哥马利却绝不是一味猛冲的莽夫。

在阿拉曼之前，蒙哥马利既是一个很安静的人，也是一个很吵闹的人。他在公开讲话当中总是嗓门吓人，撕碎了所有进一步撤退的计划。私下里他则不动声色地采用并且修改了奥金莱克的作战计划并且暗中积蓄力量，直到英军的空军、坦克与军力都取得了压倒性的优势。到最后蒙哥马利手下的军队达到了二十万人，隆美尔手里只有十万四千人。蒙哥马利的坦克达到了九百五十辆，其中一大部分都是奉罗斯福总统之命从美军调拨过来的新兴美式坦克。隆美尔的坦克只有四百五十辆多一点，由德式与意式坦克组成。蒙哥马利的作战效率更是远远超过了隆美尔。迷机破译员为他提供了德军内部的详细情报，包括隆美尔与希特勒的谈话内容。他甚至经常能赶在希特勒之前读到德军的战情汇报。当然，就算有了这么多优势他也未必一定能赢。他很可能会被引诱到开阔地，使得德军坦克可以充分发挥更强的机动性。但是考虑到更强大的英军火力，想要打输这一仗也没那么容易。

1942年10月23日，第八军终于动手了。起手式是一轮炮火覆盖，接下来就是一场为期十一天的战斗，事后立刻被誉为二战转折点——尽管规模远远更为宏大的真正转折之战正发生在东北方向一千五百英里之外的斯大林格勒。英国人发动了一场异常血腥的正面突击，如同绞肉机一般粉碎了德军非洲军团。当时隆美尔正在德国养病，前线局势迫使他立刻赶回北非，并且不惜违背希特勒“不胜利毋宁死”的命令将建制依然完整的一个军撤了出来。蒙哥马利完全能够承受用两三辆坦克换取一辆轴心国坦克的战损比并且继续挺进。尽管战斗曲折一言难尽，但是从根本上这就是他的核心策略。由于希特勒不允许北非军团撤回意大利休整，北非军团的大部分人都会在漫长的追击战当中沦为俘虏——此时美国人也加入了追击的行列。假如丘吉尔与蒙哥马利能够等到美国人在隆美尔背后下手之后再发动攻击，英军的伤亡战损将会少得多。但是那样的话英国人的面子就保不住了。（蒙哥马利的传记作家与一部分史学家提出了另一种反论：之所以阿拉曼战役“打早了”，目的在于动摇驻扎在突尼斯的亲贝当法军的士气，并且为美军登陆创造便利。尽管这么多年之后想要证明当事人的动机已经不容易了，但是这项论断的力度依然不算很强。）

英军进攻的时机选择在了美军舰队登陆北非之前两周。这一仗对于英军来说是彻头彻尾的顺风仗，一切不利因素事先都被排除了。这一仗的胜利并不能表明英军已经真正具备了像德军一样发动大胆战术突进的能力——德军军官都认为他们的对手动作缓慢，进军步伐就像逛大街一样，而且作战意图一猜就透。但是这一战的确表明英国已经领会到了空地协调、可靠补给线以及压倒性兵力优势的重要性——英国海军更是切断了隆美尔的大量补给。这次胜利为英国投下了一道突如其来的希望之光。BBC新闻播音员兴奋得忘记了公司一贯要求的中立原则：“下面由我给大家播报新闻，今天的新闻简直棒极了。”尽管大部分功劳都被算在了身为战区总司令的亚历山大头上，但却是蒙哥马利在英国变得家喻户晓起来并且成为了誉满全球的名人。丘吉尔下令全国教堂鸣钟庆祝胜利。蒙哥马利随即受封骑士头衔，头戴为人熟知的贝雷帽、身穿皱巴巴的套头衫留下了许多照片。蒙哥马利的虚荣心还会进一步膨胀，但是在战争结束之前，他的明星地位将会为第八军提供弥足珍贵的自信与勇气，他们将会一路追着德军从北非打到西西里，又从西西里打到意大利本土。自行印刷报纸、着装风格怪异并且惯于拿自己开涮的第八军成为了一支全新的公民军队，军队统帅则是一位新型民粹主义将领。阿拉曼战役是大不列颠与英联邦的胜利，也是西方战区最后一场此类胜利，因为从此以后美军就插了进来，成了英军身边的小兄弟——这里的“小”字当然仅仅是从辈分上来说的，如果从人员规模与装备质量上来说，英军才是美军的小兄弟。最后，阿拉曼战役在一连串低谷之后拯救了丘吉尔的个人名声。用他自己的话来说，在阿拉曼之前只有失败，在阿拉曼之后则只有胜利。

英国在二战期间遭受的最惨重失败其实并不是敦刻尔克——前文所见，这场失败主要归咎于法国人，英军只是陪绑而已——也不是托布鲁克，而是新加坡的沦陷。新加坡是大英帝国在东南亚地区投射力量的支点，但是这个岛屿面向陆地的一侧防御力量不足，于是日军就在1942年2月借道马来亚轻取了新加坡。此前日军飞机已经报销了两艘英军战舰，而且这一战果在很大程度上要归功于英方在战前对日本空军的培训。日军在陆地上用自行车快速穿插，在海面上用快艇发动进攻，有效切断了英军与澳军作战单位之间的联系，并且很快就掌控了全新加坡的淡水供应。这样一来全岛军民的结局就注定了。尽管如此，十万守军向三万日军投降的场景依旧难看至极。丘吉尔告诉一位老朋友，他很担心“我们的战士已经不像他们的父辈那样擅长打仗了……我们在新加坡有这么多人，这么多。他们的表现理应更好一点的。”此时担任帝国总参谋部指挥官的艾伦.布鲁克爵士露骨地评论道，假如英军学不会更有效的作战方式，那么英国保不住帝国疆域也是活该。蒙哥马利的胜利则表明，只要拥有物质优势与振奋人心的领导者，英军的表现完全可以像一战时期那样出色。但是一次又一次英军不得不面临备战不足的窘境，更大胆的敌军指挥官往往会智胜他们，他们的武器装备也差强人意。此外他们还经常会沦为政治的受害者，不仅因为多年的绥靖主义与军费开支不足而受害，也因为丘吉尔在开战后做出的决策而受害。。尽管政府宣传与胜利言论铺天盖地，尽管将军们都想当然地认为英格兰肯定不会输，但是这些显而易见的事实依然逐渐渗透进了国内公众的意识里。

从1940年到1941年之间，英国在大部分时间里都在“孤身迎敌”——尽管身边还站着英联邦与帝国——因此国内的生活很快就变得干硬乏味且更加平等起来。日后将会遭到广泛嫌弃的配给制度一开始很受欢迎。不列颠之战期间丘吉尔曾经警告过时任粮食大臣的伍尔顿勋爵【1】，千万不要屈从于战争风气的裹挟。“输掉这场战争的最有效方法就是强迫英国人三餐只能吞咽牛奶、麦片与土豆，即便在庆祝场合也只能喝一点柠檬水。”丘吉尔这番话是有所指的。当时有人推出了非常极端的“基本饮食”计划，为的是在最糟糕的情况下维持英国国民的身体健康，代价就是完全舍弃口味方面的考虑。不过颇受民众欢迎的伍尔顿勋爵对于食品问题的理解远比丘吉尔更深入。战争之前他是一名百货店大亨，再之前则是一名社工。他本名弗莱德.马奎斯，曾经在利物浦的贫民窟里居住过一段时间，眼看着邻居死于营养不良。从此他就对健康饮食问题产生了兴趣。就任粮食大臣之后他为自己设定了要让全国所有人都不挨饿的目标，哪怕他们的口粮寡淡乏味。说道寡淡乏味，最出名的例子恐怕就是由萨伏伊大饭店主厨发明的“伍尔顿馅饼”，全麦面粉的饼皮下面覆盖着蔬菜碎与燕麦混合而成的饼馅。不过就算是如此难吃的馅饼依旧没有危及到伍尔顿勋爵的名声。他擅长将食品知识普及与严格公平的配给制度结合起来。他的成果则包括免费学校膳食的广泛普及，面向儿童的免费牛奶供应以及面向两岁以下幼儿的免费果汁供应。在英国遭到围困的时候，贫困人口的身体素质反而有所提高。

1940年秋天想要搞到食物还不算太难，尤其是肉食。公平且易于理解的记点体系最早用在了白糖、熏肉、桔子酱与茶叶上面。德国潜艇舰队的规模依然不大而且刚刚开始部署到法国港口，还没能造成最严重的危害。战争开始前英国每年进口5500万吨各类食品，等到1942年德国潜艇火力全开之后得以通过封锁圈的进口食品数量就被砍掉了一半还多。与此同时配给制度的范围也一直在稳步扩展，逐渐覆盖了肉与蔬菜罐头、三文鱼罐头、干制水果、炼乳、豌豆罐头、早餐麦片、饼干、糖浆以及燕麦片。配给制之所以深受欢迎，是因为很多人都很有理由怀疑有钱人并没有陪同全体国民一起遭罪，而是躲在家里偷吃各种一般老百姓吃不着的野味以及高档罐头。全国出现了两千多处非盈利性质的“英国餐厅”，提供廉价的自助饭菜。但奇怪的是普通餐厅也一直在营业。

战争时期的日记显示很多家境不错的人们在开战之后相当长一段时间里依然吃喝如常。。乔克.克维尔此时已经成为了丘吉尔的私人秘书——他肯定属于勉力维持战前上流生活标准的少数人之一——1941年2月他在一份审查报告中注意到了“国内的意见”。“一般人都认为这场战争肯定会导致阶级差异的终结并且废除财富不平等的现象。这并不是反民主情绪。显然并且理所当然的是，很多人都对富人深怀不满，因为配给制与物资短缺对于富人的影响并不大，反正他们付得起额外的价钱，还能在存货充足的餐厅里开荤。”啤酒、白面包、土豆与烟草在战争期间从未遭到配给。尽管如此，英国人的食谱依然一片灰暗。伍尔顿与斯塔福.克里普斯乐呵呵地向英国人推广了各种寡淡的馅饼，乱炖的火锅以及不放糖的甜点。此外各种宣传册、传单、报纸广告与广播也组成了无孔不入的宣传攻势。如此内外夹击终于将大多数人逼疯了。在一般人家的厨房里经常能发现很多令人反胃的惊喜，比如马肉、海鸟肉、鲸鱼肉以及其它各种说不出名堂的杂肉。黑市经济也繁荣发展起来。

食品是最重要的配给商品，但是很快私家车就搞不到汽油了，布料也遭到了严格控制。家具、瓷器与化妆品等等日常产品的款式种类遭到了大幅削减，从而提高生产效率。1942年问世的“实用型”女装面料种类有限，扣子与褶子的数量都有上限要求，就连内衣种类也有限制。绝大多数花边装饰如今都遭到了禁止，裙摆变得更短了，上衣造型也更呆板了。男性早就发现剃须刀片难以入手，现在他们又发现男装的口袋数量比以前更少了，翻脚口没有了，袜子的长度变短了，衬衣下摆甚至短得塞不进裤腰里去。大多数款式的家具都停止生产了，市面上只能找到有限的“实用性”款式。陶瓷杯全都是素白色的，往往还没有把手。铅笔的种类被削减到了只有几种，床上用品也是一样。一切形式的“样子货”都会遭到官方谴责，甚至就连玩具都沦为了违禁品。所有这一切政策都由全新的国家机器加以推行，执行政策的力度与细致程度足以与战后斯大林治下的俄国相提并论。

如此高压的做派之所以得到接受，不仅因为这样做看似有助于减弱阶级差异，而遭到围困的英国此时正需要营造同甘共苦的感受，还因为这样做确实很有必要。为了在战争期间保持英国海运畅通，四万多名商船水手死在了海上，死法包括沉船溺死、鱼雷炸死以及活活烧死。大西洋之战的参战武器包括潜艇与飞机，船队与水雷，突袭舰与轻型护卫舰。英德双方都推出了层出不穷的新技术来相互克制，胜负的天平始终在左摇右摆。这才是货真价实的包围战。丘吉尔与希特勒心目中的海战依然要由大炮巨舰唱主角，不过他们两个都错了。战争初期两国战船也曾真刀真枪地碰过几回，比方说更新式的俾斯麦号战列舰击沉了体量更大不过较为陈旧的胡德号战列舰，随后又被英军追歼击沉。但是这样的战斗并不涉及大局。美日两国海军在太平洋上的生死相搏清楚表明空军已经拥有了压制水面舰队的力量。在对于英国来说生死攸关的大西洋上，大炮巨舰沦为了配角。德国的大西洋战争最高主官是潜艇舰队总司令卡尔.邓尼茨，指挥部位于布列塔尼某沙丁鱼商人家的庄园里，他的英国对手则是一名身患小儿麻痹的律师名叫罗杰.维恩【2】，他的副手则是一位注册会计师。他的指挥地点是唐宁街附近一座丑陋的混凝土小楼，也就是皇家海军潜艇追踪室的所在地。这两人之间的斗智斗勇与明枪暗箭对于英国的持续作战能力具有不亚于任何其他战场的影响力。

德国人在战争期间建造了1157艘潜艇，到战争结束时损失了一半还多。在全球的海面上，超过2280艘舰船被潜艇击沉，其中绝大部分都是横跨大西洋试图抵达英国的商船。英德双方在大西洋之战当中都犯下了严重的战略失误。假如希特勒早些意识到潜艇的战争潜力并且加大潜艇舰队建设升级的投入，那么早在美国人决心参战之前的1941年春天他就能断绝英国的食品与燃料供应。假如丘吉尔派出更多飞机去猎杀潜艇而不是轰炸德国城市，那么德国潜艇的威胁很可能会从根本上得到化解，成千上万名水手也会逃脱枉死的厄运。但是战争本来就不仅要比拼谁更高明，还要比拼谁犯错更少且错误程度更轻。双方都推出了大量新技术，德国人装备了能够延长潜艇水下航行距离的呼吸管以及更加致命的水雷，英国人则拥有更精准的航空雷达，深水炸弹以及解码机。胜负倾向的任何一点微小倾斜都会造成显著后果。

举个例子：英国学术人员、象棋大师、数学家、语言学家与军方人员在布莱切利公园对于德国恩尼格玛密码机的破解以及对于秘密运输体系的开发是二战当中最出名的科学胜利之一（波兰数学家与特工、法国间谍、皇家海军登船抄检人员以及怕麻烦的德国情报官员都作出了各自的重要贡献）。假如没有破解恩尼格玛密码机，英国的潜艇追踪作战室就是个半瞎子。恩尼格玛密码机的加密机制原本依靠三个转子，1941年夏天德国人怀疑原版密码机已被破解，于是又加装了第四个转子，极大地增加了解码的难度，盟军船运损失立刻飙升了四倍。到最后，就算是邓尼茨的狼群战术也在新式雷达体系、新式反潜艇火箭、新式深水炸弹以及英国海军新式解码机的合力面前败下阵来。在1941年至1942年狼群战术杀伤力最大的日子里，潜艇艇长与艇员们都成了德国的名人。但是接下来潜艇损失率开始上升。随着空军护航航程增加，覆盖了整条大西洋航线，潜艇的杀伤率也越来越难看了。到了战争的最后一年，绝大多数战功卓著的潜艇都沦为了不能出门的活靶子。

辽阔的海域，恶劣的天气以及复杂的应用科学都是大西洋战争的组成部分，这场战争不仅立刻影响到了英国人的饮食构成，还决定了英国人的穿着打扮甚至英国国土的面貌。“挖土求胜”运动用几千万张海报与传单覆盖了整个英国。公园、操场与道路旁都被开垦成为了菜地。英国各地成立了七千多家“养猪俱乐部”，旨在提供本土猪肉。到了战争中期，英国四分之一的鲜蛋都来自私家住宅花园里的鸡舍。六十万处草坪、花圃与空地被开垦成了种植用地。二战对于英国的兔子们来说非常难熬，英国的老鼠同样蒙受了一场浩劫。著名的妇女土地军【3】总共有八万人，其中一千人专职灭鼠。不过这都是小打小闹，不能与主流农业的规模化扩张相提并论。英国的耕作用地面积在战争期间增加了50%，土豆种植面积翻了一番，小麦种植面积增加了三分之二。英国乡村的面貌差点就倒退回维多利亚时代中期。丘陵、果园与高尔夫球场全都被刨得面目全非。当然，现在的情况与过去并不完全相同。英国农业就像德国军队一样依然严重依赖畜力。到了战争结束时英国依然有五十多万匹马在田里干活。不过与此同时英国的拖拉机保有量——大部分都是从美国进口的——却翻了四番。挖掘机、新式化肥以及连片面积更大的大田耕作全都提升了英国的粮食产量。假如在田地里走一遭，你能听到各种各样的口音，例如女性伦敦口音，粗犷的格拉斯哥口音，还有外语——好几万名意大利与德国战俘都在田间劳动，负责收割庄稼，挤牛奶，剪羊毛以及播种。

因此，就算是英国最偏远最僻静的角落也感受到了战争的影响，体会到了德国潜艇与运输船队之间的漫长争斗带来的后果。1939年的英国农村十分萧条，很少有人撰文描写农村，伤感小说家除外。他们笔下的农村永远都发生在撒克逊风格的村镇里，故事情节当中总少不了腌制肉冻与幽默的自耕农。无论是主打轻型制造业与消费主义的新英国还是不满现状的左翼人士都忽视了英国的农业问题。只有辛苦谋生的农夫、猎狐贵族以及下乡度假的游客才知道乡间是怎样一番景象。二战之前英国大多数农场都没有自来水，只有四分之一的农场通电。农村就意味着低收入，屋里不铺地的农舍，低下的受教育程度以及老迈的村庄。1940年，政府推出了一项目光远大的计划，派出大批画家赶在德国空军大肆毁灭之前赶赴全国各地记录英国美景。这样做一方面是为了给艺术家们找个饭碗，另一方面也是为了保存传统的水彩画与素描技艺。这些人的作品汇集成了一本美不胜收的画册，但是画册的主题却不是英国，而是乡村英格兰。按照国家美术馆馆长肯尼斯.克拉克的分类，这批画作的题材包括“成片的风景……即将拆除的古宅……年久失修的教区教堂”，乡间宅邸与庄园“在战后即将遭到抛弃，要么破败倾颓，要么被改建成精神病院。”这些建筑在图片上固然十分优美，但却远远算不上德国空军的优先打击目标。在战争期间，英国人对于英国农村的想象与英国农村的现实之间的差距在一些方面继续扩大，又在另一些方面有所收拢。在想象当中的英国农村，夏尔马蹄声得得，燕子在古老教堂的屋檐下穿梭，这样的想象的确起到了振奋士气的作用。然后亲身来到农村的城市居民们——农场义工、土地军里的姑娘们、业余养猪户以及疏散避难人员——就大感意外地发现了农村的真相。很多人平生第一次知道了牛奶是从奶牛肚皮里挤出来的，土豆也并不是树上结的。

【1】https://en.wikipedia.org/wiki/Frederick_Marquis,_1st_Earl_of_Woolton

【2】https://en.wikipedia.org/wiki/Rodger_Winn

【3】https://en.wikipedia.org/wiki/Women%27s_Land_Army

尽管承受了如此惨重的损失，但是英国人的士气并没有崩溃。“伦敦市民纷纷表示情绪稳定，轰炸对生活影响不大”的说法或许只是夸张宣传而已，但是还有很多听上去有点扯的故事确有其事：四面墙只剩三面的商店依然照常营业，招牌上写着“今日四敞大开”；工人们离开坍塌的住宅之后也确实会照常去工厂上班。不妨将闪电战比作一场瘟疫，大部分英国人都受到了影响，病症是彻夜不眠与精疲力竭。人们整天忧心忡忡，满腹怒火，头晕脑胀。防空掩体就像医院病房一样将无数身份背景相差悬殊的人们聚拢在了一起，这些人唯一的共同点就是一视同仁地降临在他们所有人头上的厄运，瘟疫本身成为了这些人彼此之间唯一谈得来的话题。许多长期病患在遭瘟之前一直过着乏味无聊的生活，如今得病之后反而萌生出了强烈的求生欲望。二战期间，英国的自杀人数大幅下降，有据可查的抑郁症患者人数同样显著减少。英国人的斗争意志显然没有动摇。此外经济运行受到的影响同样算不得伤筋动骨。即便是在考文垂、布里斯托与南汉普顿这样受损严重的城市，生产活动也很快得到了恢复。但是到了1943年英国也转而对德国主要城市展开了轰炸，轰炸力度大约是1940-1941年间闪电战的十五倍左右。显然英国人一厢情愿地认为自己比德国人更硬气，在自己这边不管用的手段用在对面就能收到奇效。

那么闪电战造成了怎样的政治效果呢？首先，全国上下肯定更团结了。并非所有地区的情况都一样。1940年，距离法国远比距离英国本岛更近的海峡群岛遭到了抛弃。岛民们的表现与法国、荷兰或者比利时人的表现并没有多大区别。由于没有军队撑腰，他们并没有试图组织抵抗。德国人派了一支人数不多的占领军登上群岛，发现家家户户都打着白旗。当地的头面人物们——市议员、邮递员、教师与警察——纷纷与德国人合作。在战争的大部分时间里，市政厅的墙上一直悬挂着乔治六世的画像，英镑也一直在岛上流通。泽西岛与根西岛两地的极少数犹太裔居民被送进了欧洲大陆上的集中营。这两座岛屿上都出现了所谓的“德国口袋”——即与德国人上床并且为他们生孩子的女性。反抗者不能说没有，不过直截了当的英雄就像光明正大的英奸一样稀少，逆来顺受的人们才是绝对多数。有些岛民确实承担了极大的风险来暗中援助被抓去修建大西洋长城的奴工，但也有些岛民在黑市上大发横财。战争结束后这一切基本上都被遗忘了。这些情况完全不值得感到意外，因为其他欧洲国家全都大同小异。英国人并不比其他欧洲居民更加崇高。

值得注意的是，联合王国此时已经变小了。南爱尔兰早就分离了出去并且保持中立。尽管丘吉尔强烈抗议，英国政府还是在1938年放弃了科夫、贝里黑文以及朗-斯威利等地的“条约港口”的使用权。等到战争开始的时候，刚刚得名的爱尔兰共和国拒绝重新讨论这个问题。爱尔兰同样非常依赖大西洋航线，而跨大西洋船队也因为爱尔兰共和国拒绝合作而不得不承受更大的风险。丘吉尔甚至想过要对爱尔兰进行报复性封锁。战争开始之后考文垂经受的第一次炸弹袭击并非出自德国人之手，而是爱尔兰共和军的杰作——炸弹在一家商店里爆炸，杀死了五个人。这一年伦敦、黑潭与利物浦也遭受了好几起爱尔兰共和军策划的恐怖袭击。就像一战时期一样，这一次德国特务在爱尔兰依然活动猖獗。1941年英国政府还专门派了四个师的兵力驻守北爱尔兰，以防德国人借助南爱尔兰这块跳板入侵本土。1945年希特勒自杀身亡之后，都柏林政府专门向德国大使馆表示了悼念。另一方面，至少有十六万名爱尔兰公民来到英国参与战时工作。南北两边的爱尔兰都不是英军的征兵对象（英国政府很忌惮在北爱征召民族主义者将会造成的政治影响），因此参战的爱尔兰人全都是志愿者。爱尔兰共和国共有五万志愿者参战，压过了北爱一头。体量更小的北爱也提供了四万两千名志愿者。

在苏尔兰与威尔士，战前的民族主义思潮遭到了极大的压制。苏格兰民族主义领导人之一道格拉斯.扬【1】相信纳粹将会赢得战争，因此拒绝服役并且与英国政府打了一场漫长的法律战。1944年他差点就赢了柯卡尔迪的递补选举，第二年苏民党也差点在苏格兰掌权。等到英国政府开始征召“富余女性”在英国各地从事展示工作之后，很多苏格兰人都感到不满，以至于发起了一场规模不大的抗议运动，旨在阻止政府将无辜的苏格兰姑娘们派往南方。种种事端促使德国人搞了一座专门面向苏格兰的宣传电台，起名叫做喀里多尼亚广播。他们还想过要拉拢威尔士民族主义者。正式开展之前威尔士党人还攻击过皇家空军的轰炸机基地。但是与这种程度的不和谐声音相比，敌军压境带来的同仇敌忾气氛与无休止的爱国主义宣传具有远远更为强大的效力。BBC的权威如日中天。战时宣传影片不遗余力地包括了来自苏格兰与威尔士的角色。总部位于丹迪市的D.C.汤姆森出版公司【2】在报道战争新闻的时候尤其注意这一方面。苏格兰最伟大的战时政客汤姆.约翰斯顿将苏格兰建设成了一个由企业与公共建设主导的国家，并且凭借民族主义者的威胁从丘吉尔手里为苏格兰讨要来了许多好处。等到前线军人从法国、意大利、北非与远东返回家乡之后，他们带回的战场见闻更是进一步强化了全体国民共同进退的信念。落在威尔士南部与克莱德的炸弹与落在英格兰南部与泰晤士河畔的炸弹并没有区别。并非巧合的是，苏格兰与威尔士的联合主义政党在战后十几年里的势力达到了巅峰，整个五十年代保守党都统治了苏格兰政坛。

但是战争带来的最显著的政治影响还是针对英国阶级划分的冲击。在军队当中，在人防队伍当中，在当班时间漫长的工厂里——曾经的大小姐们正在这里与曾经的女仆们一起组装炮弹——以及在防空掩体里，原本标志着不同社会出身的口音正在一点点相互靠拢，旧日的阶级差异正在不知不觉中悄悄弱化。（当然，弱化与根除依然相去甚远。比方说戴安娜.米特福德就差点丢掉她在空袭防护队里的工作，因为与她共事的其他女性全都觉得她的上流社会口音太做作了。）税收直线上升，所得税税率在战争刚开始就上涨到了骇人听闻的50%——另一方面，在关键军工厂里长时间工作的技术工人的收入也得到了显著提高。花钱的地方比战前少了，各种爱国储蓄计划轮番登场，于是可支配收入的不平等程度也得到了显著缓解。除了上游社会最顶层的极少数人之外——这些人的生活圈子基本上位于公众视野之外——不同阶级之间在服饰、饮食与生活方式等方面的差异正在日渐模糊。最重要的是，闪电战不动声色地动摇了老派统治阶层的底气——因为正是他们将国家引向了目前的境地——同时又提振了被统治阶级的信心。随着轰炸的进行，英国官方体系的组织性日益提升。地铁站里摆上了沙包，接待中心与休息中心开门营业，更大规模的掩体纷纷投入使用（尽管此时闪电战已经临近了尾声），拆除与清理废墟的工作有条不紊地分区推进，市区重要地段部署了高射炮，极大地鼓舞了市民们的情绪——尽管被半空掉落的高射炮炮弹砸死的市民要比被高射炮打死的德军飞行员更多。

但是即便身处水深火热当中，英国人也依然还是英国人。帮助其他人的人们绝大多数都是志愿者。这些来自街道、工厂、办公室或者俱乐部的普通人们如今戴上了钢盔与臂章。多亏了电视喜剧的宣传，如今我们印象最深刻的志愿者组织就是地方志愿军。这个组织原名本土防御志愿者，最早组建于闪电战期间。在战争大臣安东尼.艾登进行了为期几周的广播动员之后，一百五十万名年龄太大或者太小无法参军，或者由于工作岗位的约束而无法正式入伍的男性加入了防卫英国本土免受侵略的行列。从退伍的将军到乡间的猎户，从煤矿矿工到学校老师，从左翼铁路工人到印度帝国的前任统治者全都集结到了同一个组织当中听候调遣。起初他们就连统一制服都没有，每人仅仅领到了一个臂章，就连头盔都没有。于是各位志愿者们都戴着自家的帽子，从圆顶硬礼帽到鸭舌帽再到猎鹿帽不一而足。鉴于撤回国内的正规陆军都缺乏武器，这些志愿者的装备就更简陋了。农村地区的志愿者们还能拿上自家的猎枪，其他人则只能装备长矛、高尔夫球棍、十字镐以及木头雕刻的假枪。兰开夏郡有一队地方志愿军甚至装备了维多利亚时代中期——也就是克里米亚战争与印度叛乱时期——流传下来的单发老枪。

地方志愿军很有用，也很致命，尽管这两项特质极少同时发挥出来。说他们有用是因为他们守卫着无边的海岸线以及火车站、桥梁与工厂，解放了大量正规军人力。说他们致命是因为他们特别喜欢乱开枪。尤其在战争早期他们只要看见远方有影影绰绰的移动物体就会先打一枪再说。遭到误伤的目标包括在夜晚出来活动的奶牛与没有听见制止哨声的汽车司机。许多司机与无辜动物都沦为了地方志愿军的枪下冤魂。在闪电战期间他们的职责包括民防、灭火、挖掘轰炸生还者以及引导幸存者撤离。到了战争后期，他们装备了制服、军靴、头盔、步枪甚至机关枪，并且接受了射击训练。他们拥有了有效的交通工具，人员组成也更年轻了。许多即将成人的青少年在应征入伍之前都在地方志愿军例接受过半军事化训练。地方志愿军的编制包括了骑兵、沼地特种兵、沿河巡逻兵甚至海军陆战队。他们有了专属军乐队，经常在防空阵地服务，还喜欢与正规军在军事训练科目上一较高下。毋庸置疑，地方志愿军为许多英国男性提供了令人满意的替代性生活方式。这个组织有点像是俱乐部，同时又自觉地带有顽皮避世的气质，极大地舒缓了战时的厌倦情绪。此外地方志愿军也将英国的阶级差异又动摇了一点点。在这里银行经理们经常会与邮递员或者工人一起上街执勤。这也是人民战争的一部分。手拿长矛的志愿者，出入火场的义务消防员，置生死于度外的排弹员，女性工人与护士，这些自力更生的人们就是人民战争面对独裁战争的响亮回答。与不列颠之战相比，闪电战与随之而来的社会变革才真正是属于全体英国人的体验。官方宣传同样认识到了这一点：电影与广播当中的主角从来都是消防员与工人，而不是将军或者大臣们。

【1】https://en.wikipedia.org/wiki/Douglas_Young_(classicist)#SNP_during_World_War_II

【2】https://en.wikipedia.org/wiki/DC_Thomson

“闪电战”一词不仅可以指代德军的陆上攻势，还可以指代德军针对伦敦的空袭——首先是在1940-1941年间的轰炸机袭击，然后是1944年的飞行炸弹与火箭袭击——在后一种用法当中，我们必须明确闪电战不止发生过一次。从贝尔法斯特到埃克塞特，从克莱德赛德到赫尔，今天这些城市的街道走向与城建布局依然体现着德军轰炸的影响。但是第一场闪电战的目标确实是伦敦。在此之前人们已经见证过了好几场惊心动魄的空袭作战，例如西班牙内战期间的格尔尼卡大轰炸。在攻打波兰与鹿特丹时空军同样表现不俗。但是全世界第一次通过轰炸平民来打击敌国士气从而迫使其投降的认真尝试还是要从1940年9月算起。一定程度上英国已经做好了准备。二十五万名志愿者被组织起来成为了巡查员、消防员、护士乃至业余炸弹处置人员。英国已经建立了国家层面上的民防与防空体系。政府已经准备好了公共防空掩体，尽管实践证明这些掩体质量很差。许多人家都领到了所谓的安德森式掩体与莫里森式掩体——其实就是摆在屋子里的铁笼子。许多人都静悄悄地离开了伦敦——到1940年11月四分之一的伦敦人口都外迁了出去。在东区的很多街道上，大多数居民早在轰炸开始之前就离开了家。上游社会也经历了一轮疏散。曾经身首异处的查理一世国王差点再次遭遇砍头的劫数。出自安东尼.凡.戴克笔下的查理一世骑马画像与国家美术馆的其他众多藏品一起被送进了威尔士某板岩采石场的坑洞里。在运送画作的途中，查理一世画像卡在了一座铁路桥的桥洞下面。为了避免损伤画作，人们不得不将这座桥拆掉了一部分。各式各样的国宝与私人珍藏纷纷被运出了首都。接下来第二轮大疏散的对象则是儿童以及一部分妇女。到1941年底，全国各地的乡村与小城镇一共收容了125万伦敦妇孺。全国各个人口中心都设立了空袭警报体系。

实际降临的轰炸远远没有开战之前一味报丧的悲观预言家们所预见的那样致命。德军采用的轰炸机相对体量较轻，原本用于支援步兵而非毁灭城市。全世界率先研制重型轰炸机的国家是英国而非德国。但是轰炸对英国人造成的心理冲击却完全无法诉诸言语——纵然千言万语连篇累牍的恐怖故事也依然仅仅只是搔到了这段经历的皮毛。成百上千人在地铁站里被活埋致死，或者被炸弹震死，或者被惊慌的人群踩踏而死。高空落下的玻璃将路人一切两段。眼看全家人死得一口不剩的老者由于精神崩溃而漫无目标地在街头游荡。停尸房的大篮子里盛满了残肢碎肉，殡仪人员只得像玩拼图那样尽量拼凑出完整的遗体以供家属认领。幸免于难的幼儿躺在死去的父母一连好几天被掩埋在废墟之下。在德军轰炸与火箭袭击导致的六万名死者当中一半人都是伦敦市民，四万三千人死于1940年至1941年之间。伤者达到了二十三万人。闪电战的最初六周共有二十五万伦敦市民的住宅遭到摧毁。死亡与毁灭的统计数字掩盖着无尽的恐惧、污秽、屈辱与厌倦。人们无视官方建议涌入了地铁隧道。隧道里的生活完全谈不上卫生二字，没有饮用水，通风条件恶劣，隐私更是无从谈起，虱子横行，臭气扑鼻，尊严丧尽，令新来者为之却步。二战之后的岁月里，某些特别白痴的政客偶尔会大言不惭地宣称要将敌国“炸回石器时代”。在闪电战期间，成千上万名伦敦市民确实沦为了穴居者。肯特郡的奇斯尔赫斯特岩洞群就庇护了很多人，政府还专门开通了驶向岩洞的夜间专列。还有很多人在铁路桥的桥洞里藏身。在斯泰波尼的蒂尔博里火车站附近的桥洞下面挤满了各个种族的避难者。桥洞里恶臭熏人，环境极其恶劣，外人看了无不瞠目结舌。上游社会的成员也不得不往地底下钻，不过他们可以躲进多切斯特大饭店的土耳其浴室。阶级地位并不能成为免于轰炸的护身符，就连白金汉宫都挨了三颗炸弹。伦敦著名豪华夜店巴黎咖啡厅也当头挨了一颗炸弹，而且当时夜店里还挤满了伴随着摇摆舞乐队尽情起舞的客人。现场的景象着实惨不忍睹。

在伦敦闪电战最激烈的时候，地铁隧道里总共收容了十七万五千人。在地面上，消防员——共有七百人以身殉职——防空队员与护士、女性志愿者与救护车乘员、警察以及排弹小队全都展现出了义无反顾的勇气，扑灭火焰，挖掘废墟，包扎伤口，喂饭喂水，抚慰人心，掩埋死者。烈火尚未熄灭，抢修电线、自来水管、下水道与电话线的工作就开始了。装有防拆除装置的未爆弹也被人不顾生死地挖了出来。圣保罗大教堂之所以矗立至今，完全是因为两名排弹队员违抗命令拒绝撤退，挖地三尺搬走了一枚很有可能害死他们的炸弹。1941年5月10日伦敦市中心遭受了一轮特别严重的破坏，这次袭击也标志着针对伦敦的第一轮闪电战的结束。下院会议室遭到了破坏，威斯敏斯特教堂、伦敦塔以及大英博物馆也都未能幸免。大英博物馆的藏书尤其损失惨重。无数举世无双的艺术品、文献资料、雕塑与建筑灰飞烟灭。就连皇家外科医师学会的世界级化石藏品也被炸得粉碎，恐龙与哺乳巨兽的残肢断骨散落在当地花园里。两千多场火灾直接导致了三千二百余人死亡。大量公路与绝大部分铁路陷入瘫痪，消防队员整整奋战了十一天。这一轮袭击过后，伦敦的面貌再也不一样了。不过到了1944年伦敦还要经历第二轮袭击。预示着战后世界格局动荡的飞行炸弹与V2火箭弹如同雨点一般落在伦敦，又夺去了八千多人的性命。克罗伊登遭到的打击尤其严重，这个一度风光秀美的集市小镇如今已经变成了覆盖混凝土的大都会。

伦敦遭受的打击确实最严重，但是很难说遭受打击的程度与伦敦在英国城市当中的地位成正比。比方说地位远逊于伦敦的考文垂就在1940年11月4日遭受了惨痛的轰炸。德军轰炸机通过相互交错的无线电波束与燃烧弹的火光来确定了考文垂的位置。市中心的历史建筑荡然无存，三分之一的建筑被夷为平地，教堂与铁路枢纽都沦为了废墟。考文垂只是个小型城镇而已，如此惨烈的损失让当地人觉得这座城镇已经丧失了灵魂，恐慌与混乱接踵而至。克莱德班克原本有一万两千栋建筑，轰炸之后只有七栋建筑完好无损，城镇人口也从四万七千人下降到了两千余人。普利茅茨经历了两夜轰炸，整个城市都被深翻了一遍。大量房屋遭受了两次轰炸，以至于受损房屋的统计数字超过了房屋实际保有量。大约有五万人躲到乡下避难，在谷仓里、田地里甚至达特姆尔高原上面露宿。默西赛德、伯明翰与布里斯托也都受损严重，还有人认为受损最严重的英国城市其实应该是赫尔。说一千道一万，闪电战的淫威覆盖了英国全境。恐惧与惶惑从苏格兰北部一直蔓延到了英格兰西部。就算并非工业中心的小城也未能幸免。英国轰炸了德国港口古城吕贝克之后，德国人随即发动了报复性的“旅行指南空袭”，专门凭借旅游宣传册来选取风景最优美的英国古镇下手。这就是人民所感受到的“人民战争”。

不列颠之战是英国打过的最重要的一仗。这场战争已经成为了大多数英国人回忆当中的最珍重藏品，相当于英国的温泉关战役。闭上眼睛，我们脑海中关于不列颠之战的最鲜明意象是什么呢？当然是在阳光照耀下熠熠生辉的喷火战斗机。古往今来，人类创造过无数种用来杀死其他人的武器与机械，其中造型最美观的恐怕就是马克一型超级马林喷火战斗机。也正是这款战斗机赢得了不列颠之战。英国飞行员是一帮出身上游社会的小伙子们顶着一头乱发，留着小胡子，总会在急匆匆登上战斗机之前深吸几口烟斗或者灌下半杯啤酒——总之他们完美体现了英国的业余主义。他们的对手则是组织严密且拥有压倒性力量的德国空军。这群小伙子们在天上经历了九死一生的战斗，落地之后小睡片刻就再度回到天空当中。根据我们的计算，每一架遭到击坠的喷火都会——具体数字是什么来着？——拉上三四架德国飞机陪葬。我们并未亲眼目睹战斗场面，可是耳边却回响着丘吉尔的名言：“在人类战争历史上，从未有过这么少的人保卫这么多人的先例。”我们或许还能隐约看到沉默寡言的皇家空军领导人们肩并肩地伫立在背景当中，但是他们也是少数人。在这场罕见的现代化骑士对决当中，广大英国民众只能仰着脖子眺望天空，什么忙也帮不上。

上述宣传的大部分内容都不属实。首先，不列颠之战确实是英国打过的最重要一仗。其次，喷火的造型确实非常优美。但是喷火并不是赢得不列颠之战的主力战斗机。参战的飓风是喷火的两倍，另外驾驶梅塞施密特109的王牌飞行员就像驾驶喷火的王牌飞行员数量一样多，尽管前者与德国战斗机相比还要略逊一筹。飓风的制造速度比喷火更快，而且喷火维修起来更麻烦，因此喷火战斗机受伤之后退出战斗的时间也更长。那么皇家空军飞行员是否全都是公学毕业生呢？皇家空军当中确实存在着显著的热血青年气质，传统上也确实更偏好喜爱射猎的户外运动型年轻人，因为这些人看上去似乎更擅长飞行。将人送上天总体而言很昂贵，有资格上天也确实很风光——以至于其他军种经常嘲笑皇家空军都是些抹足了发蜡的大少爷，皇家空军的行为规范也要求飞行员们板起面孔不苟言笑，皇家空军内部的术语更是充满了高冷气质。但是皇家空军的全体士官当中足有十分之四出身于工人阶级，此外还有五分之一的战斗员并不是英国人，而是来自新西兰、南非、波兰、捷克、加拿大与法国。战斗员们或许会抽烟，但是在战斗期间绝不会喝酒，因为实在没这个精力。此外也并非所有人都展现出了英雄气概。8月12日皇家空军肯特机场遭到反复轰炸，飞行员全都躲进了掩体。尽管上级军官反复劝说，有些人就是不肯出来。9月15日，一批飓风飞行员与梅赛施密特正面接触，非但没有逢敌亮剑，反而调转机头逃之夭夭了。这是战争，不是童话绘本。

反过来说，皇家空军飞行员也并不是一帮培训水平低下的业余爱好者。随着战斗继续与伤亡增加，飞行员的日常训练确实放松了很多。但是上天作战的飞行员们全都是受训精良的专业人士。真要说起对于骑士作风业余主义的盲目崇拜，痴迷于王牌头衔与各类勋章的德国飞行员在这方面的问题其实更严重。另外皇家空军的硬件劣势也没那么严重。如果不考虑笨重的斯图卡——主要职责是为战斗机充当炮灰——以及同样是活靶子的轰炸机，当时德国空军共有战斗机963架，皇家空军则有666架。不过德国的战斗机当中也有相当一部分操作不灵的双引擎梅-110。性能与英国战斗机司令部麾下战斗机相当的德军战斗机共有702架，其实也多不到哪里去。鉴于德国人的攻击覆盖了英格兰南部的广大地区，可以集中全力攻击一点，分散布防的喷火与飓风始终都在以寡击众。不过反过来说，客场作战的德国飞机因为油料不足而无法长时间在英国上空作战，过来转一圈之后就不得不匆匆返程——奇怪的是德国飞机普遍不使用副油箱。于是英军的数量劣势就在很大程度上被德军的客场劣势抵消了。

最重要的是，空战是极少数英国人的组织水平强于德国人的战争领域之一。这份功劳经常被人算在丘吉尔头上，因为他在战前一直极力主张兴建空军，而且他的意见基本都提到了点子上。不过真正的功臣其实是张伯伦。在三十年代末期休.道丁曾经在张伯伦面前坚称，强大的战斗机队伍能保护英国免于毁灭性的轰炸，而张伯伦也听从了他的建议。正如前文所说，雷达是皇家空军新体系的核心。起初军方想要研制所谓的“死光武器”，结果却误打误撞地发现了雷达的妙用，于是就在极其机密的状态下沿着英国沿海兴建了一连串雷达站。德国人知道雷达站的存在，却始终没能彻底理解这一体系的威力——部分原因在于道丁在同一时期还创建了一套全新的指挥体系，从而分散了德国人的注意力。在皇家空军当中，道丁手下有一员干将，也就是来自新西兰的基斯.帕克【1】，此人是一名前线作战的天才，统帅十一个大队负责防卫英格兰东南部。帕克是个活力十足的人，而道丁的为人却相当乏味。不过他们两个在皇家空军内部有一位共同的敌人，就是特拉福德.雷恩.马洛里【2】，他认为应当将大量战斗机集中使用，给予敌人致命一击，也就是所谓的“大侧翼”战术。他运用政治手腕将道丁与帕克搞下了台，以至于航空部官方历史在记录不列颠之战的时候干脆没有提到这两人的名字。万幸的是在战争期间这种程度的内斗并没有严重影响皇家空军的作战效力。

将新式喷火与飓风部署到前线的过程并不算快。英国制造业的骇人落后状况意味着大部分用来制造新款飞机的车床与许多零件都需要进口。丘吉尔掌权之后立刻就任命老奸巨猾的报业巨头比佛布鲁克勋爵全权负责飞机制造。比佛布鲁克上任之后立刻放开手脚软硬兼施，连哄带骗又偷又抢，克服了白厅内部的重重障碍。1940年4月英国每月能生产256架战斗机，到了7月份这一数字就逼近了500架，达到了战时生产水平的最高峰。他说服了全国上下的乡镇居民、工人与煤矿矿工慷慨解囊“买一架喷火”。德国人始终没有意识到他们距离彻底摧毁皇家空军的目标有多么遥远。德国每生产两架战斗机，英国就能生产三架。

人们一度曾经非常担心皇家空军会耗尽飞行员。但是甚至在这一方面，加速的培训以及从海军与其他领域调拨来的飞行员也完全填补了缺口。尽管1940年夏天参战的三千余名皇家空军飞行员当中有五百多人不幸牺牲，但是到战争结束时战斗机司令部的作战能力反而提升了40%。英国飞行员尽管在数量上处于劣势，但是战斗技巧却更加高超，在整场战争期间的击坠率始终高于德国人。尽管丘吉尔声称这是一场少数人保护多数人的战斗，但事实上多数人才是取得这场胜利的主力军。在三千名皇家空军飞行员背后是四十万名默默无闻的地勤人员，其中包括机修工、车钳工与装配员，负责驾驶新战机与受损战机到处转场的二线飞行员（其中有相当一部分女性），对空观察员与探照灯操作员，高射机枪手与雷达观测员，等等。在这四十万人背后则是无数座往往坐落于英格兰东南地区、整天顶着轰炸疯狂加班的工厂与维修厂。不列颠之战的制胜法宝是是工业产能与组织建设，先进的通讯体系，高度职业化的培训体系，以及最尖端的科技。尽管皇家空军的对外宣传为自己披上了一层率性而为天不怕地不怕的外衣，但实际上这却是一支纪律性极强且奉行精英管理的队伍。不列颠之战之所以能取得胜利并非依靠了公学毕业生初生牛犊不怕虎的闯劲，而是因为我们终于在组织层面上达到了足以与德国人媲美的水平。

当然，所有这些事实一丝一毫也不能抹杀年轻飞行员们的非凡勇气。他们确实都很年轻——年龄最大的皇家空军中队长也只有二十四岁。每一位飞行员在作战时都要坐在八十五加仑航空燃油后面。对于他们来说，被子弹打死还算死得痛快，就怕被活活烧死或者被烧得面目全非——来自新西兰的阿奇博尔德.麦金杜医生在东格林斯蒂德的维多利亚女王医院里进行的植皮手术救助了很多负伤飞行员。运气，敏锐的视力，迅捷的神经反射以及杀戮本能都是至关重要的特质，但是就算凑齐了这些特质往往依然不够。在不列颠之战期间由于德军轰炸而暂时停止运作的关键机场只有一座，就是比根希尔机场。尽管如此，紧急迫降对于飞行员来说依然是家常便饭。他们经常要在海面上跳伞——落水之后的幸存几率并不高——而且还很可能在空中被德军战机射杀。他们的九死一生换来了永世长存的战绩。希特勒的战争机器直到此时可谓横扫千军，假如皇家空军失去了英国领空的制空权，英国本土遭受入侵的可能性将会大幅提升。英国陆军的坦克，火炮、机枪、载具以及大部分步枪都扔在了法国。假如国防军在多佛或者布莱顿登陆，那么英国本土几乎没什么力量能阻止他们挺进到肯特或者苏塞克斯。如果能够不战而屈人之兵，希特勒其实也并不愿意直接入侵英国本岛。敦刻尔克之后他再次向自己眼中的战败国抛出了一套在他看来合情合理的和平条款。（这套条款并未遭到丘吉尔或者他手下大臣的拒绝，而是被一位自行其是的BBC播音员堵了回去。）我们今天已经无法得知希特勒入侵英国本岛的海狮行动有几成胜算了。德军的登陆作战装备很差，依然严重依赖畜力运输，而且没有足以对抗皇家海军的战舰。就算希特勒打赢了不列颠之战，海狮行动依然是一场胜负难料的赌博。不过话又说回来，希特勒最近的手气可谓旺到爆棚，因此在此时此刻与他对赌并不是个好主意。

不列颠之战是英国自二战开战以来赢得的第一场像模像样的胜利。经此一战之后，皇家空军从最不受人待见的兵种一跃成为了全国英雄。英格兰南部的每一位居民都意识到了这场战争关乎国家存亡的性质，因为战火已经烧到了他们头顶上。在敦刻尔克，德军上层下达的停止进军命令为英国远征军留下了死里求活的良机。同样，英国能赢得不列颠之战也在很大程度上受益于德国人的失策：戈林决定将轰炸重点放在伦敦而不是皇家空军机场。但是胜败之间的转化远远没有历史所回忆的那样一清二白，而且好几场最激烈的空战都发生在闪电战之后。鉴于雷达取得了相对成功，飞机制造业马力全开，皇家空军飞行员的击坠率也更胜一筹，我们实在很难想象皇家空军只要在经受几周德军空袭就会崩溃。但是当时这种事谁都说不好。战斗疲劳正在造成显著的不良后果，英国人很快就会体验到战争杀戮会以多么民主的方式降临到所有人头上。英国或许没有遭受陆上入侵，但是依然易于遭受轰炸。成功的撤退依然是失败，防守的胜利也不能算是胜利。英国人对于当前局势从来都不算特别热情。尽管如此，1940年夏天的民调依然显示只有3%的受访者认为英国将会输掉这场战争。

【1】https://en.wikipedia.org/wiki/Keith_Park

【2】https://en.wikipedia.org/wiki/Trafford_Leigh-Mallory

1940年5月，德国通过闪电战攻陷了法国全境。这场失败并不能算在英国政策、将领或者士兵的头上。德军发动攻击的时候驻法国英军只有二十五万人，仅仅是交战总兵力的一个零头而已。英国远征军一共由五个常备师与五个动员师组成，相比之下法军的规模要大得多，足有二百二十万人或者说八十八个师，尽管其中很多士兵都是预备役或者临时征募入伍，德军则派来了一百零六个师。换句话说，英国远征军的规模不仅还不到德军总人数的十分之一，甚至还赶不上荷兰陆军，更不用说比利时陆军了。当然人数说明不了一切。不过英国远征军的装备劣势甚至比人数劣势更糟糕。他们只配备了一个编制不完整的坦克师，其中的坦克大致分为三类：第一类坦克装甲还算不弱，但是仅仅配备了机关枪，只能给德国人的坦克挠痒痒；第二类坦克安装有发射穿甲弹的火炮，但是装甲质量只能算是聊胜于无；第三类坦克倒是同时装备了坚甲重炮，可惜数量太少——一共只有二十三辆，而且还来晚了。英国远征军从的交通工具是从全国各地的邮局、屠宰场以及其他公司征用来的货车与卡车，这些车况往往很差劲的民用车辆刷上一层土黄色之后就被送到了前线。负责指挥一个师的伯纳德.蒙哥马利将军认为，英国远征军的状态甚至无法参加像样一点的军事演习，更不要说与世界一流强国交手了。英国远征军装备了反坦克步枪，可惜经常打不响。他们还配备了法国人研制的最新式哈奇开斯机枪，不过在开赴法国之前从未接受过使用培训。法国的皇家空军已经装备了一部分最新式飓风战斗机，但是主要依然依靠巴特尔轻型轰炸机来作战。这些飞机很快就被悉数击落，白白浪费了驾驶员的一腔热血。

但是关于“法国之战”的骇人故事并不能用装备恶劣来彻底开脱或者解释。德军使用的大部分步枪都像英军一样老旧，总体而言机械化程度也赶不上英军，主要交通手段依然是骡马。法国人的现代化战斗机数量比德国空军更多，法国坦克的性能至少在纸面上胜过豹式坦克，尽管英军很快就被盟友们的低迷士气与恶劣受训情况吓了一跳。总体而言，德军的优势在于更加大胆泼辣的战术以及将英法两国将领彻底打了个措手不及的战略。那么盟军方面打得怎么样呢？不怎么样。德军镰刀攻势的关键在于声北击南，将英法联军的主力诱往比利时，同时在南部地区发动全力进攻。这一招取得了堪称完美的效果。德军运用大量运输机来快速输送部队，同时他们的战斗机则从一座俘获机场向下一座俘获机场挺进。最重要的是，德军并没有将坦克分散开来为行动缓慢的步兵充当火力支援，而是将坦克集中组成大规模编队发动直接攻击，由步兵与空军为坦克提供支援。事实证明这才是坦克的正确用法。

德军的各项战术在原则上都不新鲜。英国坦克战术理论家们很早就开始主张集中部署坦克，其中的代表人物包括B.H.李德哈特，以及后来加入了英国法西斯联盟的富勒将军。奥尔德肖特的军方高层对于这些人的理论不屑一顾，认为无非是故作惊人之语而已。可是柏林方面却仔细研究了他们的主张。法国的理论家们更加落伍。欧洲战场的溃败首先是法国的溃败，接下来是荷兰与比利时的溃败。法军将领会因为情绪崩溃而落泪，法国政客更是公然的失败主义者。这方面的问题无论如何都怪不到英军官兵头上。不过英国政客的确犯了过分倚重法军的错误。他们视察了马奇诺防线，在觥筹交错之间从法军将领那里听说了许多关于最新式法国坦克与战斗机的吹嘘。但是他们没有考虑到过去许多年里极端分裂的法国政坛会导致怎样的结果，极右翼与极左翼之间无休止的结盟与敌对怎样破坏了法国的战争潜力。他们没有注意到人数有限、主要部署在殖民地的法军职业军人与众多征募兵之间的隔阂。他们在评价法军的时候戴上了一副阳光明媚的有色眼镜。不过一想到他们平时去法国的主要目的是在地中海沿岸享受日光浴，这也怪不得他们。

话说回来，此时的英国远征军也已经无法与1918年击败德军的那支军队同日而语了。这一次英军的表现同样很糟糕。这倒并不是说英军士兵作战不英勇。新近研制的玛蒂尔达II型步兵坦克在一次少有的反击作战当中甚至把隆美尔吓了一跳。配备布伦式轻机枪、步枪与手榴弹的英军士兵一次次英勇承担了有死无生的断后任务，在沃尔姆豪特与勒帕拉迪斯等村镇顽强死守，让德军狠狠地吃了一番苦头。当他们弹尽粮绝举手投降之后，恼羞成怒的德军将他们悉数杀害了。英军偶尔也确实会因为恐惧而逃遁，有一名军官因为试图撤退而遭到同僚击毙。战斗进行到最后，英军士气开始崩溃，怯懦与自私的场景出现得越发频繁，最后兵败如山倒的全体英军都涌向了敦刻尔克。但即便在此时依然涌现了很多英雄人物，而且他们的言行也彰显了自古以来英国人所独有的深井冰气质。比方说冷溪近卫团里有一位旅长名叫莫顿.贝科威茨.史密斯【1】，他不得不通知自己手下某个营负责防守敦刻尔克周边地区，换句话说就是要死战不退。于是他“冲进了车里，‘天大的好消息，吉米！’他大叫道。‘简直是最好的消息了……咱们得到了至高无上的荣誉，要在敦刻尔克为大部队断后。快去告诉你的连队吧，吉米。赶紧把好消息告诉他们。’”接下来贝科威茨.史密斯又向手下军官们传授了对付斯图卡俯冲轰炸机的诀窍：“面朝它们站直了，把布伦式端到肩膀高，权当它们是飞起来的野鸡。提前量要给足。谁能打下一架飞机我发给他五英镑奖金。”

但是无论是决死一战的气概，充满乐观主义的笑话还是个人层面的英勇奋战都无法掩饰这场令人惊骇的惨败。二十二年之后德军终于洗雪了1918年战败的耻辱。丘吉尔在最后时刻做出的外交努力——例如石破天惊地提出要将英法两国的国民身份合为一体——也未能阻止战场崩溃的势头。于是英国使出了纯粹自私自利的一招，这一举措将在未来一代人的时间里毒化英法两国的关系。法国虽然战败，却还不打算放弃抵抗。还有很多英勇的法军官兵正在与英国远征军并肩作战，法国西部的战斗还没有结束。他们相信英法结盟就意味着英法两军理应共同进退，就算要撤退也应当在两军高层事先商定之后联合撤退。实际情况并非如此。英国远征军总指挥、陆军元帅戈特子爵认为大势已去，随即就打破了他与法军总指挥马克西姆.魏刚将军之间的协定，集中一切力量死守敦刻尔克。从此以后英军的唯一作战目的就是将尽可能多的士兵撤回海峡对岸，就算法国人觉得自己遭到了抛弃也没办法。按照原本的协定，戈特应当调拨三个营与法军合一打一场反击战，但是他却命令这三个营去填补比利时军队投降之后在防线上留下的窟窿。法军后来请求英军多留一部分部队在法国作战或者掉头回来，这项要求也遭到了拒绝。在撤退行动早期，法军基本上被排挤到了一边，直到魏刚苦苦央求丘吉尔之后英法两军在撤退活动中的地位才变得相对平等起来。弹坑遍地、鲜血淋漓的敦刻尔克海滩与丘吉尔幻想当中英法团结的氛围可谓天差地别。最终将会有338000人从敦刻尔克撤回英国本土，其中123000人是法国人。这些人当中的一大部分将会直接返回法国西部去支援依然在当地抵抗的部队。

敦刻尔克的故事至今依然是一部小型史诗。故事的真相表面包裹着层出不穷的错误回忆，无论如何奋力澄清也看不到头。海滩上的士兵们并没有耐心的排成队列依次上船，不顾斯图卡轰炸机在头顶上的嘶鸣。他们的确会为了争夺上船的位置而大打出手。有些士兵喝的烂醉，也有些人陷入了精神崩溃。将英军大部队救回本土的主要运输方式并不是由胆气过人的私人船主驾驶各种小艇组成的跨海峡船队。许多渔民、救生船员与商船主都拒绝参与援救。许多在希尔内斯编成船队的小艇在被拖曳过海峡的途中就沉没了。皇家海军始终是援救行动的主力并且承担了令人瞠目的风险与高昂的伤亡。刚刚返回祖国的英国远征军也并非满怀针对德国鬼子的厌恶，恨不得立刻杀回欧洲。许多目击证词都表明登上英国码头的英军士气败坏，情绪激烈，几乎走到了哗变的边缘。登上英国码头的是一群精神恍惚、忍辱含羞的败兵。多赛特的布里德波特码头有一位负责迎接撤退军队的军官，他发现镇上挤满了怨气冲天的士兵，“满嘴都是最亵渎的恶言恶语”。有一家酒馆里，士兵们全都在“肆无忌惮地咒骂他们所属部队的高射炮连队的下级军官，这些人霸占了全部的交通工具，头也不回地逃向了法国海滩，把普通士兵扔在屁股后头自生自灭……这些心气丧尽的人们啊，他们的骄傲已经被撕扯粉碎了，只有通过咒骂自己的上级才能略微缓和一下心情。我们几个接收人员彼此约定，只要战争尚未结束，我们就不会向任何人吐露这天晚上的所见所闻。我们始终守口如瓶。”尽管皇家空军在海滩上英勇作战，但是他们的战机的作战半径太短，往往拦不住德国飞机。敦刻尔克之后，空军飞行员们远没有成为英雄，反而沦为了陆军的笑柄。

上述情况全都是真的，战败与撤退也确实遭到了政府宣传部门的粉饰。但是拨开所有这一切之后，敦刻尔克大撤退依然还保留着一颗罕有的核心。撤退过程尽情体现了英国人随机应变与坚韧不拔的品质。当BBC呼吁一切类型的小船前往敦刻尔克救援军队的时候，原本没指望他们直接将军队运回英国。承载军队渡过海峡需要体量更大的舰船。但是小船的作用依然很重要，因为它们能够靠近海滩，将士兵们运往深水区的客轮、驱逐舰以及刚刚征用来的荷兰汽船。于是五花八门的游船、舢板、渔舟、汽艇以及泰晤士河上的观光船在军舰的拖曳之下渡过海峡，然后就切断牵引绳扑向了敦刻尔克海滩。一部分此类船只遭到了征用并且由海军人员驾驶，也有很多船只由原本的船主驾驶。这些人都是些退休的制陶工、埃塞克斯的渔民以及业余水手，他们平生就连放枪打兔子的声音都没听过，更不用说亲眼见证子弹满天飞的战争现场了。很多小船都搁浅了，现场也确实乱作了一团。但是假如没有他们，最终能够成功撤离的部队将会远远更少。如果龙德施泰特麾下的坦克集群没有在最后冲锋之前按兵不动，这次撤退也不可能成为现实。后来希特勒声称这样做是出于战略顾虑，因为他不想彻底捣毁大英帝国，否则德国就不得不收拾一地碎片。穷寇勿追才是正道。更有可能的是停止追击的命令直接来自龙德施泰特本人，一方面是出于谨慎，另一方面德国人也决定英军已经溃不成军，目前的首要任务是镇压法国南部的抵抗军。

伦敦方面依然乐观地认为法国人还会继续战斗下去。英国政客完全脱离了实际情况，丘吉尔也不喜欢前线指挥人员传送回来的刺耳事实。不过他确实拒绝了法国人希望皇家空军进一步提供空军中队支援的要求，因为皇家空军总指挥休.道丁声称他需要这些战斗机来捍卫英国本土。乔克.克维尔在6月6日的唐宁街十号日记当中颇有先见之明地写道：“我们除非是疯了才会把战斗机全都派往法国。如果战斗机全都报销了，两天之内我们就会被打翻在地。只要手里有战斗机，就算法国投降了我们也能赢得胜利——前提是我们的防空体系完好无损。”这句话很可能反映了白厅内部的政策讨论。甚至就在法国投降前夕丘吉尔还打算亲自赶赴法国为保罗.雷诺总理加油打气，人们还走投无路地期望罗斯福总统能为法国提供积极援助。英国将军艾伦.布鲁克爵士被派回法国指挥主要由苏格兰人与加拿大人组成的“第二支英国远征军”。但是这套排场其实只是丘吉尔为了激励法国人继续战斗而摆出的政治姿态而已。布鲁克本人乘坐一艘荷兰蒸汽船来到法国并且很快得出结论认为法军必败。他与丘吉尔在电话里吵了半个小时，然后下令这支部队从敦刻尔克以南的海滩二次撤退。这时曾经的法国战争英雄、现在的通德派领袖贝当元帅下令全体法军放下武器，可是却没人想到要提前警告一下布鲁克。他在最后关头乘坐一艘渔船逃离了法国。

战场的绝望局势反衬了殿后部队的英勇无畏。承担这项任务的部队包括第51高地师，卡梅伦团，西福斯团，黑卫团，阿盖尔高地团，还有苏格兰边境团。他们耗尽了口粮与饮水，弹药也几乎打光了。之后德军炮兵就切断了他们的退路。他们阵地周围的法军纷纷投降之后，他们也跟着投降了。这八千余人在战俘营里渡过了整场战争。不过他们的运气还不算最糟。命运最悲惨的还要算是在圣纳泽尔登上丘纳德公司的兰开斯特里亚号邮轮的士兵、飞行员、水手与妇孺。这条船被德军投掷的炸弹击沉，共有三千五百人遇难，大部分都是被活活烧死的，有些人穿着救生衣跳下水时摔断了脖子，还有少数人因为获救无望而相互开枪射击而死。这场沉船事件远比泰坦尼克号更加惨烈，也更有资格被后人称作英国海事史上最严重的灾难。此时身处伦敦的丘吉尔正在最后一次试图扶植法国继续作战。1940年6月19日星期三，克维尔在日记里兴奋地写道，“有人提出了一个了不起的主意，要宣布英法两国在政治上结为一体。”内阁秘书爱德华.布里奇斯【2】走出内阁办公室，口述了一份《联合宣言》。“这份宣言听上去太振奋人心了，肯定能振作起法国人的疲软精神并且激发英国人的活力。这是一份历史性的文件，这份文件的效力将会比本世纪以来任何一份文件都更加深远——恐怕也会更加持久？”（克维尔总算还在语句末尾加了个问号，不过应当指出的是他的灵感来自日后的欧盟创始人之一，当时还很年轻的让.莫奈。）谁也没有告诉乔治六世政客们打算怎样处理他的帝国，直到当天晚上政府才派一名大臣去觐见国王。不过国王并不需要担心，因为第二天雷诺就辞职了，贝当则宣布投降。

敦刻尔克大撤退刚刚结束，英国政府立刻拿出了三件著名宣传作品，将它们与敦刻尔克紧密编织在了一起，而且它们全都流传得很久。第一件也是最著名的一件作品是6月4日丘吉尔的下院演说：“我们决不动摇，决不屈服，我们将战斗到底。我们将在法国作战，我们将在海洋中作战，我们将以越来越大的信心和越来越强的力量在空中作战，我们将不惜一切代价保卫本土，我们将在海滩作战，我们将在敌人的登陆点作战，我们将在田野和街头作战，我们将在山区作战。我们绝不投降。”接下来他又向人们许诺，美国或者说“新世界”将会“在上帝认为适当的时候拿出它所有一切的力量来拯救和解放这个旧世界。”英国即将结束在法国的作战。丘吉尔所谓的“越来越强的力量”指的是他在三十年代非常关注的皇家空军扩建以及此时依然秘而不宣的雷达网络，此外或许还有雷达在敦刻尔克撤退期间表现喜人的报告。但是提到登陆点、田野、街头与山区也就意味着他认为德军入侵不可避免，尽管喷火的表现十分给力。曾经在敦刻尔克作战，如今指挥伦敦南部军队的安德鲁.索恩将军【3】在6月30日告诉丘吉尔，一支八万人左右的德军很可能会在桑奈特与佩文西之间登陆。丘吉尔倒是没那么悲观，不过他也并不认为英军有能力防守住整条海岸线。索恩警告他说，他手下的部队“装备极差……他应该可以在阿什当森林抵挡住德军左翼，但是他实在想不到要如何遏制德军右翼穿过坎特伯雷直捣伦敦。”

当时还有一派军事理念认为德军会通过大规模滑翔机群与空降兵来登陆英国。因此英国各地的操场与板球场上都布满了报废的机械、原木与农具，为的是阻止德国滑翔机降落。高尔夫球场里满地都是大坑，公路上布设了一道道铁制路障。警察全都配枪，为的是射杀半空的伞兵。地方防御志愿者组织旋即成立，很快就会演化成地方志愿军。全国各地都开始出现传言声称不明白色物体从半空中飘过，手拿猎枪或者棍棒的当地居民则在地面上紧追不舍。公路与铁路上的路标全部被拆掉了，以免给德国人指明方向。工厂与饭店用油漆涂掉了自己的名称。甚至就连一战纪念碑上标注的村庄名称都被凿掉了。正当“我们决不投降”的咆哮声回响在下院会场与全国各地的收音机当中时，所有人都认定敦刻尔克之后的下一仗肯定会在英格兰南部爆发。这一可能看上去完全合情合理。毕竟德国人在比利时与法国都势如破竹，谁也不知道德国人尚未准备好大规模入侵英国本土，并且也很难安全驶过海峡。“克伦威尔”一词成为了德军入侵的暗号，1940年9月7日这个暗号还当真派上了用场，尽管事实证明只是一场虚惊。丘吉尔的演讲技巧首先用极有可能成真的灾难场景糊了全国民众一脸，然后又在结尾一脚踢翻了这一场景——如此精彩的意象营造手法想必会让希特勒心有戚戚，不过丘吉尔营造意象的基础并不是疯狂，而是“一位英美血统各占一半的人对于英美两国实力的现实评估。”

关于敦刻尔克的第二件宣传作品于丘吉尔议会讲话后的第二天与受众们见面，这件作品的作者是英国唯一一位影响力与受欢迎程度能与丘吉尔相提并论的广播员，也就是古灵精怪的社会主义作家J.B.普利斯特利。他的宣传角度与丘吉尔大相径庭，将视线投向了无数艘小船。“我们从来就认识这些煞有介事的小船，并且很喜欢嘲笑它们。我们将它们称作‘一先令破船’，我们眼看着这些船只装满度假游客又将游客们扔在别处——男性装满了一肚子烈酒与啤酒，女性在船上大吃猪肉馅饼，孩子们的嘴里都含着薄荷糖。”但是当他写到来自怀特岛并且在救援行动期间沉没的格蕾丝.菲尔茨号游船时，他的笔调却陡然昂扬起来。“但是现在呢？看看吧！这些小船就像同样勇敢且伤痕累累的姐妹一样已经永垂不朽了。她们将会骄傲地驶入敦刻尔克史诗之后的岁月。当我们的曾孙辈了解到我们在这场战争之初如何虽败犹荣，后来又如何迈向胜利的时候，他们或许也会学到这些小小的假日游船如何义无反顾地驶向地狱并且载誉归来。”丘吉尔与普利斯特利都理所当然地认为自己正在经历重大历史时刻。（顺便问一句，他们的曾孙辈如今历史学得怎么样呢？）丘吉尔的历史观念糅合了晦暗的警告与决然的抗争精神，普利斯特利的叙事角度则更加乐观开朗。丘吉尔的措辞彰显了心怀全球的气魄，普利斯特利则紧盯着英国家门口。那么这两段叙事哪一段更能打动人呢？丘吉尔的“我们”与普利斯特利的“我们”并不是同一群人。丘吉尔的“我们”其实指的是他自己——“我决不投降”——他希望能够激励听众们认同这个“我”。普利斯特利的“我们”则指的是广大民众，尽管有些感情用事，却更加到位地挑明了这场战争捍卫民主制度的目标。

关于敦刻尔克的第三件宣传作品是比弗布鲁克手下三名年轻记者制作的一本黄皮宣传册。这三个人分别是日后的工党党首迈克尔.富特，伦敦《旗帜晚报》的记者弗兰克.欧文【4】以及《每日快报》的记者彼得.霍华德【5】三个人用加图为笔名在敦刻尔克结束四天之内写出了这本书，题目叫做《罪人》，书中点出了十五个名字，包括拉姆齐.麦克唐纳、鲍德温与张伯伦，十名内阁大臣，还有其他若干人等，并且声称这些人都是罪人。他们的罪行是妨碍英国重整军备，以及自从1931年日本进犯满洲以来未能成功对抗法西斯国家的侵略行径。这本书由维克多戈兰茨公司发行问世，书中行文粗鲁尖刻，许多攻讦内容都有失公允，全书上下都充斥着愤怒与恐惧的火热气息。被这本书点名的罪人当中颇有几个出人意料的目标，比方说托马斯.因斯奇普爵士【6】，他的罪名是分散了英国制造轰炸机与战斗机的注意力，而在《罪人》一书出版当月的下旬，英国极其需要这些飞机。还有雷金纳德.多曼.史密斯爵士【7】，他的罪名是生产了质量低劣的食物。但是不管怎么说，这本书的出现都可谓恰逢其时，一经问世就广受欢迎。尽管遭到WH史密斯百货公司的抵制，却依然卖出了二十万本。这个数字要比今天同样的图书销售数字更加意义重大。回头看来，这本书的文笔过于浮夸，实在不像是中左翼记者的作品：“一个在武力方面傲视全球并且自由安全的国家”如今被推向了“亡国灭种的边缘”。

这本书有效地运用被攻击者自己的言论来谴责他们并且得出了凶残的结论，尽管文笔并不算太漂亮。“一个决心抵抗与征服的民族依然还在强烈要求最终且绝对的保证：正在修补城墙缺口的人们不能听任那些导致城墙倾颓的人们混迹在自己的行列当中……罪人们必须趁早下台……这是他们为了这场我们所有人都下定决心必须拿下的胜利所能做出的最关键的贡献。”三位作者的笔锋指向了战前的绥靖一代，尤其是保守党，将敦刻尔克的败绩完全算在了他们头上。他们的写作思路为一套政治分析打下了基础，日后就连丘吉尔都将会认同这套分析，此外工党在1945年发动的政治复仇也少不了这套分析的支持。有几位罪人在这本书问世之后还活了很久，因此亲身体会到了这本书为他们带来的屈辱与排挤，鲍德温就是其中之一。就在普利斯特利颂扬民主精神的敦刻尔克抒情叙事问世之后没几天，《罪人》就亮出了锯齿横生杀人诛心的利刃。这本书预示了丘吉尔在国内政坛面临的两难局面：他明明是保守党领袖，却要领导一场人民战争，而这场战争的定义方式就是与他自己的党派作对。不过在1940年7月丘吉尔还没工夫操这份闲心，就像全体其他英国人一样，他的目光也投向了天空。

【1】https://en.wikipedia.org/wiki/Merton_Beckwith-Smith

【2】https://en.wikipedia.org/wiki/Edward_Bridges,_1st_Baron_Bridges

【3】https://en.wikipedia.org/wiki/Andrew_Thorne

【4】https://en.wikipedia.org/wiki/Frank_Owen_(politician)

【5】https://en.wikipedia.org/wiki/Peter_Howard_(journalist)

【6】https://en.wikipedia.org/wiki/Thomas_Inskip,_1st_Viscount_Caldecote

【7】https://en.wikipedia.org/wiki/Reginald_Dorman-Smith