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Andrew Marr：当代英国的诞生 -- 万年看客

在英国电影业发展早期，电影的放映场所往往是游乐场里的流动大棚，放映时间是在两场综艺表演之间的短暂间隙。另外一类放映地点则是臭名昭著的“便士园子”，此类场所都是些漆黑且烟气缭绕的窝棚，一次能容纳十几到二十来个人。观众全都没有座位，只能站着看电影，偶尔还能趁着没人注意在随行女伴身上摸一把或者在女伴脸上亲一口。英国的第一场公共电影展播大概发生在1895年的印度展览会上。等到维多利亚女王逝世的时候英国人已经拍摄了大量单镜头短片，内容大多是国家仪式、体育活动与阅兵。对于爱德华时代的人们来说电影还是新鲜事物，但是英国国民性很快就在这一领域彰显了出来。伟大的英国电影先驱之一塞西尔.赫普沃恩（1）将总部开设在泰晤士河畔沃尔顿。他在1905年向世界介绍了第一位有名有姓的电影明星，并且借此一炮走红。这位大明星名叫布莱尔。由于这里是英国，所以布莱尔是一条多才多艺的小狗，在《义犬救主》（2）一片中首次出镜。早期电影曾经在餐厅里的“放映机茶歇时间”与观众见面，也曾经在歌剧的幕间休息时期发挥垫场作用。当初互联网刚刚出现的时候谁也不知道应该怎样运用这项新技术——互联网究竟是搜索工具还是电子图书馆呢？——同理，早期的电影工作者们也并不太清楚自己究竟在干什么。电影应当起到教化功能吗？还是应当成为单纯的娱乐媒介呢？当时的电影题材五花八门，包括德里觐见大典（3）、匹克弗林斯饼干工厂内景（4）、登山者与煤矿工人的日常、苏格兰高地风光，黑潭市的度假者、充满异域风情的外国君主、嬉笑欢乐的中学女生以及惊险刺激的警匪追车。但是到了1910年“便士园子”已经消失了。以浪漫故事与幽默故事为主题的长篇电影开始出现，甚至就连莎士比亚与狄更斯的经典作品也被搬上了银幕。

在好莱坞还只是一片桔子果园的时候，英国电影工作者们已经发展出了自成一派的喜剧、追车戏、跳跃剪辑与历史史诗剧。悲剧的是，爱德华时期拍摄的上千卷电影胶片仅有几百卷流传至今，全都被英国电影学会珍藏了起来。这是好莱坞入侵英国之前的电影世界，但是大部分内容都已经佚散了。英国第一家专门放映电影的剧院贝尔汉姆宫于1907年开业。到了第二年，第一家专门为了放映电影而修建的电影院在兰开夏的科隆开张营业。紧接着电影院就在英国遍地开花了。这些电影院起初规模都很小，但后来越发展越大。一般每晚放映两场，长片与短片交替播出，总共时间大约有几个小时。到了1913年，例如玛丽.劳埃德，阿尔伯特.卡维利尔（5）与乔治.罗比（6）这样的音乐厅明星也出现在了银幕上。

一年之后，就在战争即将爆发之前，英国又出现了一位比小狗布莱尔以及音乐厅艺人更大牌的电影明星。此人也是从音乐厅与综艺剧场里磨炼出来的。从小他就登台表演，在青少年时期成为了一名喜剧演员。他曾经亲眼看着玛丽.劳埃德在伦敦斯特兰德街上的蒂沃利剧院后台化妆。他曾经因为演出失利被观众们用橘子皮与硬币砸下来，也曾经跟随一家木屐舞团徒步游历了许多英格兰乡镇。她的母亲曾经是一位歌手，有一次她在台上唱破了嗓子并且被观众轰下台来，于是她的儿子被推上台去顶替她。他模仿母亲的嘶哑歌声背诵了一首诗，观众们纷纷向台上扔钱以示肯定。他的父亲是一位有名的音乐厅男中音，平时用生鸡蛋与红酒来滋养嗓子。后来他抛妻弃子离家出走，最终在三十来岁的时候把自己喝死了。这孩子的早年生活如此凄惨，简直赶得上狄更斯笔下的角色。他与母亲和哥哥一起住在伦敦朗伯斯区，母子三人经常挨饿。后来这家人彻底没饭吃了，母亲不得不去济贫院忍受侮辱，两个孩子都被送进了汉威尔孤儿与赤贫儿童学校。母亲的神智越来越混沌，最后被关进了精神病院，与儿子们骨肉分离，每天都要承受残忍的冰水疗法，平时则被羁押在四面衬满软垫的单人牢房里。她的儿子经常不得不在街头讨生活，身边没有成年人的监督或者陪伴，晚上蜷缩在火盆旁边露天而眠，与流浪汉和身无分文的打工者们称兄道弟，为的只是讨一口吃食。

凭借着令人惊叹的坚韧不拔与好运气，这位查理.卓别林——你觉得还能是谁？——在好几部电影里争取到了儿童演员的角色。后来他与哥哥一起加入了一个很不寻常的综艺表演剧团，也就是弗雷德.卡诺（7）的伦敦“欢乐工厂”。早期卓别林电影的结构在很大程度上借鉴了卡诺剧团里最受观众欢迎的一批小品，全盘照搬了后者的戏谑搞怪、温情感伤以及肢体模仿风格。卡诺本人是一名著名的杂技演员与小丑，对手下演员督促得很紧，平时的排练日程总是挤得针插不进。如果他不喜欢某人的表演，就站在舞台侧翼用嘴冲着演员喷覆盆子。剧团在大西洋两岸来回穿梭巡演，在1910年到1912年的第二次赴美巡演期间，刚刚兴起的美国电影界终于发现了卓别林。他的第一部电影《谋生》在1914年上映。当时他签下的合同要求他每周要在三部电影当中亮相——事实上1914年这一年期间他足足拍摄了35部电影。当时的卓别林根本不知道这些影片具有怎样的意义，只想利用它们为自己的综艺表演打广告。但是此时就连英国人也开始大量涌进电影院了。1914年，远远算不上杰作的《谋生》在英国上映。此时根据估计英国已经有了4500家正在营业的电影院，足有75000人在电影行业工作。但是古板守旧的英国电影人们并不认为英国观众欣赏得了胡打乱闹的卓别林风格。假如卓别林当年选择留在英国发展，恐怕今天只有最铁杆的老电影发烧友们才会知道他的名字。当然他更有可能像很多同龄人一样在1914年参军入伍，并且在接下来的四年里战死沙场或者沦为残废。

也正是一战极大地振兴了英国电影工业。有些影片展示了国王视察部队，英军接受军训，舰队航行以及中东的军事胜利。与它们一同面世的还有一批反德宣传片以及征兵宣传片，甚至还有几部关于前线生活的纪实影片。电影逐渐成为了一种可敬且爱国的媒介。电影杂志充满了号召这个新兴产业尽力报效国家的呼吁。最先取得突破的电影是由一位名叫杰佛里.马林斯（8）的新锐年轻导演拍摄的。他在1916年推出的《索姆河之战》在战场上拍摄了相当一部分镜头，并且清楚显示了来路各异的部队以及死尸、伤员和真刀真枪的战斗场面。第二年他又拍摄了另一部电影，题材是英军坦克隆隆前进。这两部电影恐怕都包含了远离战场拍摄的虚假镜头，但它们依然令国内观众惊叹不已。国王与劳合.乔治对此都乐见其成，他们敦促所有人都去观看《索姆河大战》，报纸也同意他们两个的意见。这部电影在最初两个月就上映了两千场。但很多人进电影院为的是分散精力与找乐子，因此对于战争影片避之不及。伦敦西区汉默史密斯一家电影院门口的海报写道，“我们不会放映《索姆河之战》。这里是娱乐场所，不是刑房。”

英国没能挽留住卓别林，但还有很多其他人留了下来，这些人全都不应当被我们遗忘。比方说有一位乔治.皮尔森（9）就是他们当中的翘楚。正当D.H.劳伦斯放弃教职改行写小说的时候，看上去神似劳伦斯的皮尔森——他的眼窝也很深并且也留着一嘴胡子——同样放弃了教职，决心投入电影业。这是一场疯狂的赌博。在一家小公司工作了一段时间之后，他成为了法国高蒙公司新近开张的英国业务负责人。1915年高蒙公司要求他拍摄一系列惊悚片，于是他发明了一名勇敢的冒险家。此人的敌人都以为他已经死了，而他则趁机对敌人施加报复。这个角色名叫乌图斯，演员是来自澳大利亚的奥雷利.西德尼。皮尔森将这个角色描述为“一名阳刚硬汉”。乌图斯成为了战争时期著名的邪典电影角色。影片一开始他的同伙就背叛了他，将他留在沙漠里等死。大难不死的他杀回人间，凶狠地惩罚了叛徒。人们将乌图斯与早期的蝙蝠侠或者佐罗相提并论，因为他也是一位有良心的复仇者。皮尔森的电影同样充满了追逐与解谜的情节，但与此同时还具有在其他早期英国电影当中十分少见的细腻风格。他在牧人丛的新兴工作室里尝试了更加轻巧灵活的摄像机，更聪明的灯光照明以及更加真实的布景——最后这一点尤其很有必要，因为西德尼实在是太强壮了。假如布景不够结实，他在关门的时候很容易就会将把手或者整个门扇拽下来。

皮尔森在战后发掘的最重要的明星就是贝蒂.贝尔福（10）。她恐怕算得上是二十年代最受欢迎的英国本土电影演员。但是皮尔森还希望在电影界取得更大的成就。如今他有了自己的公司，因此胆子也更大了。比方说他为同一部电影安排了大团圆与缺憾美两种结局（详见1923年的《爱、生活与欢笑》（11）。第二年他又拍摄了一部情节模糊的《起床号》（12），打算借助影片揭示战争对于工人阶级造成的影响。某种程度上他像劳伦斯一样热衷于理想主义，只不过比劳伦斯更感性。他梦想拍摄一部摆脱故事线的束缚、完全“由情感来构建并且诉诸于情感”的电影。他还拍摄过几部实验性更强的影片，包括1926年的《小人》，主题是每个人都变成了傀儡，被无形的线牵来扯去。影片还专门请来了米兰的傀儡师参演。这部电影是一部叫好不叫座的失败作品。此时有声电影已经出现了，观众们想要情节。皮尔森将会继续拍摄电影，尽管不得不脱离故事片领域，转而拍摄时长更短的纪录片。就像这一行当中的其他大多数人一样，他没能意识到电影世界的存续必须依赖于更简单且节奏更快的故事以及大量笑料。

等到一战结束的时候，英国电影的大部分生产地点都分散在伦敦以及英格兰中部。一家典型摄影棚由钢架结构支撑起来，窗户面积很大以便采光，棚里摆满了各种手绘布景。伊令坐落着巴克动作摄影公司（13），特威克南坐落着伦敦影业公司，伊舍坐落着大师影业公司，沃尔瑟姆斯托坐落着不列颠与殖民地摄制公司以及布罗德威斯特公司，坐落在泰晤士河畔沃尔顿的海浦沃斯公司，还有百代与高蒙这样的法资公司。二十年代的英国电影业经历了一系列大洗牌，小型制片厂相互合并，新厂开业，旧厂关门，行业整体蒸蒸日上。小型放映厅遭到了远远更加宏大华丽的大型影院的逐步取代，这些装潢考究的梦宫殿撑起了英国电影的黄金时代。主打新艺术派风格的“影像屋”与“摄像剧场”纷纷关门，取而代之的则是造型优雅。大理石铺地的高蒙电影宫，里面安装了最新式的奥的斯电梯，修建了宽阔的楼梯，放映厅地的座椅陈列也采用了前低后高的布局。报纸也开始较为认真地看待电影行业了。此外英国人还首次流露出了对于世界影坛的兴趣——1925年英国电影协会正式成立，协会宗旨在于提升电影的智识层次。威尔斯、凯恩斯、萧伯纳、艾弗.诺韦洛以及约翰.吉尔古德都是协会的早期成员。

但是尽管一战提升了英国电影行业的地位，同时却也剥夺了英国电影行业发展急需的资金。战后的英国电影成本往往只有美国电影的一个零头——四分之一到十分之一之间。以好莱坞的标准衡量，英国演员的工资同样少得可怜。尽管如此，在默片时代即将告终之际，英国电影工作者们依然创作了大量打动人心、张力十足且从头到脚洋溢着想象力的影片。直到今天这批影片才开始重新得到人们的认识。玛丽.毕克馥与塔卢拉赫.班克黑德这样的好莱坞一线女星在这一时期登陆英国并且引发了报界轰动，然后好莱坞很快就主宰了英国电影市场。与伦敦相比，好莱坞是一座规模更大、色调更明亮并且气质更张扬的文化革命首都。英国电影人则纷纷提出抗议，认为无限制地供应快节奏美式电影——尤其是卓别林喜剧——对英国电影行业的发展有损无益。卓别林兴许依然自视为伦敦人，但是如今他却成了美国文化霸权的象征，相当于一个会说会笑会走路的可乐瓶子。英国政客与帝国大臣们日益担心大英帝国正在逐渐被排挤到文化领域的边缘地带。1927年，英国政府推出了放映配额制度，规定国产影片必须至少占到每年在英国本土以及帝国全境内放映的影片总量的7.5%，到了1935年这一配额又上调到了20%。如此赤裸裸的保护主义政策确实提升了每年英国电影的制作数量。这些影片的题材包括帝国境内的异域故事与低调朴实的英式喜剧。但是体量惊人的美国电影依然总能迫使英国电影业处于下风。

英国电影业的成就，尤其是1929年有声电影出现以前的成就，长期以来一直被人们忽略，没能成为国家故事的一部分。如今的英国人往往从未听说过曾经为祖辈们带来那么多欢乐的英国本土影星与电影，实在令人感到遗憾。不过话又说回来，当年的英国电影确实有点因循守旧，而黄金时代美国电影却充满了压抑不住的闯劲。上层体面人士与受教育群体的观点在英国影坛称霸一时，以至于太多英国电影人都转向了古装片。就连伟大的迈克尔.鲍肯都为自己的电影公司起了“庚斯博罗”这样一个古色古香的名字。英国公众想要找点乐子，想要拥抱逃避主义，想要看到惊险刺激的追车场景——他们想要乌图斯，更想要卓别林。英国人确实还能拍出口味更重一点的电影，例如一位身材圆润的伦敦小伙子阿尔弗雷德.希区柯克就表现不俗。但是英国电影就像工厂技术、音乐与明星文化一样免不了受到美国化世界的冲击，而且那个世界早已在一片桔子果园里兴旺发展起来了。

（1）https://en.wikipedia.org/wiki/Cecil_Hepworth

（2）https://en.wikipedia.org/wiki/Rescued_by_Rover

（3）https://en.wikipedia.org/wiki/Delhi_Durbar

（4）http://v.youku.com/v_show/id_XMzg5OTgwNDcy.html

（5）https://en.wikipedia.org/wiki/Albert_Chevalier

（6）https://en.wikipedia.org/wiki/George_Robey

（7）https://en.wikipedia.org/wiki/Fred_Karno

（8）https://en.wikipedia.org/wiki/Geoffrey_Malins

（9）https://en.wikipedia.org/wiki/George_Pearson_(filmmaker)

（10）https://en.wikipedia.org/wiki/Betty_Balfour

（11）https://en.wikipedia.org/wiki/Love,_Life_and_Laughter_(1923_film)

（12）https://en.wikipedia.org/wiki/Reveille_(film)

（13）https://en.wikipedia.org/wiki/Will_Barker

如果说有一个人能够象征两次大战间期的英国资本主义，那么此人只能是做派夸张满嘴美髯的蒙塔古.诺曼爵士（1）。从1920年到1944年他一直掌管着英格兰银行。诺曼的造型看上去不太像是银行家，更像是个放荡不羁的画家。他很喜欢身披斗篷微服出行，而且对灵修主义很感兴趣。他曾经信誓旦旦地向一位同事宣称自己会穿墙术。他的人脉很广，与金融城里的商业银行家家族以及伊顿出身的老派股票掮客们交情甚笃。英国的政客在诺曼面前都抱有三分敬畏之心（而诺曼对于政客的看法则十分低下）。其他银行家同行认为他是个富有魅力的人，作风有些阴柔且爱慕虚荣，性情不太稳定且很容易神经崩溃。但是他实际上是一个意志如钢且说一不二的人。在主政期间他始终维持着英格兰银行的独立性，将财政部的干涉挡在门外。每当议员们壮着胆子质问他为什么要做出某项决策的时候，他都会夸口道他做决策靠的是本能而不是事实。他之所以说话管用，是因为他全心相信战前的金本位金融体系。自从十九世纪八十年代以来的世界贸易长期繁荣正是依靠金本位体系支持的。英国是金本位的领头人，美国、大部分欧洲国家、日本以及英国属地都是这一体系的热情成员。通过将上述各国货币的价格与定量的黄金挂钩并且自由交易黄金，贸易变得更加便利，某一国的物价变动也能通过进出口传达到其他国家。但是这样一来，假如某国的经济出现了麻烦，政府也没有多少闪避空间了。

假如某个金本位国家的政府开支太高，就不得不提升利率，否则投资者就会抛售该国货币换取黄金。因此最成功的的国家也是手中黄金最多的国家。一战的冲击已经毁灭了金本位。战争结束后，经济崛起的美国掌握了全世界40%的黄金储备。为了作战而大量借款的英国处境则岌岌可危。但是诺曼却认为英镑应当重新与黄金挂钩——这也是金融城里大多数人的看法——从而让英国与英国银行重新占据国际资本主义体系的中心。诺曼相信，回归金本位首先事关道德，其次能抑制通货膨胀，最后也是符合常识且“忠实尽责”的做法。正如我们将要见到的那样，“重返金本位”是这个时代的最大争议之一，今天我们普遍认为这一做法导致了惨重的经济灾难。这件事将会把丘吉尔牵涉其中并且永久性地抹黑他的名声。但是诺曼的征程并未到此为止，因为英格兰银行还成功推行了一套很不注重英国制造业的经济理念。批评家们指责金融城未能支持国家。有一位商业银行家表示，自己“总是会被全世界主要金融中心与其所在国家的工业之间缺乏联系的程度吓得目瞪口呆。”很多人都认为正是因为金融与实业的紧密结合才使得德国能够跃进式地发展出这么多新兴工业技术，美国钢铁行业也正是因此才兴旺起来的，而英国的工厂也正是因为这方面的欠缺而百弊丛生。换句话说金融城对英国造成了双重的负面影响，首先为体弱无力的英国套上了一件极其不舒服的金融束缚衣，其次又未能为老旧的英国工业提供急需的资本。等到经济风暴终于来临的时候，诺曼正好站在风口上。这一回无论是斗篷还是穿墙术都没办法让他安然藏身了。

在二十年代初期的英国政坛，贸易保护主义托利党与自由贸易自由党之间的旧日战线已经遭到了全新战线的取代。如今的对阵双方是支持资本主义的保守党与社会主义者，而自由党则会被挤出人们的视野。在此之前，英国经历了一场激烈的三党大选。1918年劳合.乔治凭借担任战时领袖的政治资本轻松取胜，然后又在1922年遭到了迎头痛击。鲍德温取代垂死的博纳.劳成为保守党首相之后决定在1923年底再次举行大选。他的竞选纲领内容包括重新推行帝国保护政策，这样做的部分原因在于他听说劳合.乔治也打算这么办。用鲍德温自己的话来说，他打算“让老山羊吃瘪”。甚至就连羊毛纺织这样的传统强势英国工业如今都在呼吁政府伸出援手。但是英国公众不喜欢不必要的选举，于是鲍德温本人反而吃了一瘪，工党也首次以少数党的身份短暂地品尝到了权力的滋味。然后鲍德温又搞掉了工党并且1924年再次发动大选，这一次托利党赢得了结结实实的五年执政期。这一时期的英国政坛面临着两大问题：工党究竟能否独立于俄国与本土革命者的影响，成为议会政治当中的常规力量？保守党政府能否在最艰难的时期妥善施政，能否代表无论贫富的全体英国国民的利益？虽说鲍德温是保守党党首，但是在回答第二个问题的时候还是丘吉尔起到了远远超过任何其他人的重要作用。

抱病在身的丘吉尔在1922年丢掉了自己的议席，第二年他又在兰开斯特再次竞选落败。他依然牢牢抓着早已崩溃的自由党路线不肯松手，以至于不惜耗费精力攻击鲍德温。不过此时他已经找到了另一个值得全力应战的死敌，也就是社会主义。他反对社会主义不仅出于真心，也在一定程度上出于算计，因为这样做等于为自己日后重返保守党找了个台阶，而重返保守党也就意味着重新接触到了权力。1924年3月他以“反社会主义独立参选人”的身份参加了威斯敏斯特的递补选举。他的参选主题就是抨击工党向俄国人借贷的做法。“我们的面包喂养了布尔什维克的毒蛇；我们向各国的外人大撒援助……但是散布在四海之外的英国女儿们……却只能得到冷漠、反感与轻忽的冰冷石块。”在一群多姿多彩的政治密友的支持下，丘吉尔将这次竞选变成了一场嘉年华会。他后来回忆道，“我开始接受各种各样的帮助。公爵，赛马骑师，职业拳击手，廷臣、演员以及商人之间养成了亲密的同党情谊。达利剧院的合唱团姑娘们彻夜不眠地为我在竞选信封上填写地址并且寄送出去。”托利党人对于丘吉尔依旧疑心重重，党内对他的看法很不一致。威斯敏斯特是托利党手中最保险的席位之一，是否应当将这个席位交给丘吉尔的问题使得托利党分裂成了意见相左的两派。足有二十五名托利党议员公开支持丘吉尔而不是托利党候选人。到最后托利党候选人以四十三票之差赢得了选战胜利，但丘吉尔也取得了输人不输阵的成果。同年晚些时候他正式回归了托利党，又在1924年大选当中成为了托利党 埃平议员。日后丘吉尔曾经洋洋自得地宣称，改换门庭谁都会，来回改换门庭才是高手的做派。

丘吉尔兴许结束了为期二十年的自由党政治生涯，但是他对于社会改革的热情却没有减退。从此时起到他在1940年高调回归为止，他的政策立场始终处于里外不是人的尴尬境地。他对于社会问题的看法——尤其是社保与失业救济——对于死硬派托利党而言口味实在太重，而这批人却又在外交与帝国事务问题上与他保持一致。在主流托利党员看来，丘吉尔有时过于左倾，有时又过于右倾，但无论何时他都是混迹在食草牧群当中的食肉动物，整天张牙舞爪躁动不安。只有等到希特勒掌权之后他身上的矛盾才得到解决。与此同时又发生了一件令丘吉尔喜出望外的大好事：新任首相居然任命他担任了财长。求官心切的丘吉尔一直在挖空心思琢磨首相会用怎样的一官半职来打发自己，以及自己该不该应承下来。当鲍德温问他是否愿意担任财长的时候，“我当时就想反问一句，‘鸭子他妈的会游泳吗？’但是鉴于当时我正身处于一场正式而又重要的谈话当中，我实际上是这样回答的：‘这一职位完全能够满足我的抱负。我依然保留着家父当年担任财长时穿过的长袍。能在这个非凡的部门为您效力是我的荣幸。’”

成为财长之后丘吉尔很快就遭遇了帝国光华掩盖下的丑陋事实：英国的实际国力正在衰退，只是外人一时半会还看不出来而已。他迫切地试图引进失业保险，还试图通过向中产阶级减税来振兴工业。但是他手里的钱总是不够花——除非他舍得下狠心大幅削减军费开支，尤其是皇家海军的军费开支。近几年来有好些历史学家对丘吉尔的所谓“绥靖时期”大加鞭笞。他在这一时期督促军方放弃或推迟了好几项主力战舰制造计划以及其他好几项军工项目，这些计划与项目如果全部上马，日后新加坡沦陷于日军之手这样的军事羞辱则很可能得到避免。不过身为财长的丘吉尔自然有他的道理。他坚持了一项1919年确立的原则，既财长考虑军费开支的前提假设是未来十年之内都不会遭遇大规模军事冲突。这条被日后各位财长们依样奉行的十年法则确实是英国的武备在1940年如此松懈的原因之一。丘吉尔从来都不是和平主义者，他相信空军力量与此时尚未发明的高科技新式武器将会令战争形态彻底改头换面。因此他的心思确实没有放在军备上面。他并不忌讳主张绥靖——用他自己的话来说就是要“抚平阶级之间贫富差异的苦果”。孤儿寡妇应当得到抚恤，养老金发放年龄应当提前，医保体系应当尽快落实——他希望将节省下来的军费花在这些方面。鉴于他坚定相信社会主义才是英国的头号死敌，这条攘外必先安内的财政路线很难说是思虑不周的产物。

那么为什么今人心目中的丘吉尔总是摆着一副整天破口痛骂工党鼠辈的死硬嘴脸呢？诚然，他对于一切形式的社会主义都发动过怒火中烧且恶意十足的攻讦，但是就国内政治而言，在他担任财长期间做出的最能败坏个人声誉的决定还是在1925年让英国回归了金本位，按照战前英镑对美元的汇率来决定英镑的价值。不仅只有诺曼与金融城大佬们支持这一决定，事实上1925年英国几乎所有的公共意见领袖们都支持丘吉尔回归传统，拾起久经考验的原则，重新拥抱明晰且可预测的世界贸易体系。用丘吉尔自己的话来说，与其说英国将自己与黄金锁定在了一起，倒不如说她将自己与现实锁定在了一起。问题在于英国经济的麻烦有多大以及枷锁本身会造成怎样的痛苦。在一战期间，纽约一跃成为了世界资本主义的新兴中心。回归战前汇率的决策叛逆而又骄傲地主张了英国的意志力与重要性，但是英国的出口商品将会因此变得更加昂贵，维系着众多就业岗位的老旧英国工业体系也会遭到进一步损害。1880年的良政到了1930年就算不得良政了。

丘吉尔本能地清楚这一点。他在论述详尽的长篇信件当中挑战了各位财政顾问的观点。他指出一方面英国消费者面临着商品短缺的局面，另一方面英国的就业形势又很不好看。“社区缺乏商品，一百二十五万人又找不着活干。”良好的经济必然意味着解决这两个问题。回归金本位是否会导致失业率急剧上升呢？用丘吉尔的话来说，“我希望看到不那么骄傲的金融业与更加安心的工业。”人们常说道理越辩越明，于是丘吉尔安排了一场晚宴，请来了两位最优秀的反金本位思想家，一位是新锐经济学家约翰.梅纳德.凯恩斯，另一位是前任自由党财长雷金纳德.麦肯纳，让他们与支持金本位的托利党人一较高下。最后麦肯纳意识到了丘吉尔承担着怎样的政治压力，于是告诉丘吉尔回归金本位的确是不得不然的选择，不过“这样做就好比下地狱。”

接下来的英国经济就算没有直接下地狱，至少也在炼狱里走了一遭。这一年晚些时候凯恩斯撰写了著名的《论丘吉尔先生政策的经济后果》，极力攻击丘吉尔的决策，但是凯恩斯当时尚未打入主流，他的声音也得不到应和。1931年的经济危机迫使英国再次放弃了金本位，人们都指责丘吉尔的这次实验是英国陷入困境的罪魁祸首。丘吉尔也日益背负上了冷血无情迫害工人的托利党凶徒的恶名。但是身为财长的丘吉尔确实针对正统经济理论发动过不亚于任何前任与继任者的挑战，而且金本位起到的作用也很难说就当真那么一锤定音。英国重工业的投资与管理水平都很低下，正在日益受到新近完成工业化的更大国家的挑战。此外英国还正在花费不成比例的巨额金钱来捍卫一个带不来多少经济收益的庞大帝国。这些状况与恢复金本位一样都是涉及国本的问题。这套世界经济体系的确为战前世界创造了大量财富，但是此时早已没了用场，理应被英国留在弗兰德斯战场上等死。事实上金本位却暂时遭到了召唤回魂的待遇，而这一企图的失败从一开始就注定了。

（1）https://en.wikipedia.org/wiki/Montagu_Norman,_1st_Baron_Norman

对于革命者们来说，有些世界要比另一些世界更糟糕，这些世界里的革命者们也更严肃。1923年寒气逼人的11月还剩最后几天的时候，在格拉斯哥城郊的波洛克肖，一位曾经的校长在清冷肃杀的街头将身上的大衣脱下来送给了一位来自巴巴多斯的赤贫移民。这位年仅三十四岁的老师本人很快就饥寒交迫而死了。他的棺木运往墓地的途中足有上万人赶来为他送行。这位身材矮壮、自信笃定的社会主义煽动家约翰.麦克林（1）据说曾经被劳合.乔治称作全英国最危险的人。他是内阁的热议话题，也是俄国人的追捧对象。今天的英国人已经忘记的他的名字，但是他的面容却曾经登上过俄国的邮票。列宁曾经指派他担任苏联驻格拉斯哥领事，他还有幸成为了彼得格勒苏维埃的名誉主席。约翰.麦克林出身于一个虔诚信教的长老会家庭，全家人都是高地人。公开敌视对德战争，多次因言获罪被捕入狱。他是当时最富有人格感召力的革命者。但是问题的关键在于他本人与他的同志们始终根本未能成功。

情况并非从来都这么惨淡。战争爆发意味着对于克莱德赛德造船工人的需求极大提升，工人数量的增加则导致了住房短缺以及房租与食品价格上涨。麦克林与其他社会主义者们在1915年11月赢得了第一场重大胜利。当时租客们发动了抗租运动，拒绝为这些条件恶劣的房屋支付更高的租金。最后租客与房东双方闹到了格拉斯哥的法庭上。上千人赶到法院为他们声援助威，其中还包括很多军火工人。麦克林呼吁政府在战争结束前暂停收取房租，否则各界工人必然要发动联合罢工。随后的《房租限制法案》看上去很像是政府的让步。麦克林继续发表各种煽动演说并反复被捕，最终被投入监狱并且遭受了精神崩溃。1917年他因为身体太差而得到释放，然后很快就在格拉斯哥兴建了马克思主义研习班。1918年5月麦克林又被送上了法庭，他面对法官宣称：“我来到这里的身份并不是被告，而是控诉资本主义的原告。资本主义才是从头到脚都滴落着鲜血的被告。”这次他又被判处入狱五年。他在监狱里发动了绝食抗议，并且在11月11日战争结束时得到了提前释放。再次恢复自由身的麦克林参加了1918年格拉斯哥议员选举，但是在爱国主义情绪高涨的大背景下他的对手不出所料地轻松击败了他。

但是战争的后果为格拉斯哥的船坞与周边贫民区带来了更加兴奋的气氛。克莱德赛德造船工人关于高房租与恶劣居住条件的担忧不仅卷土重来，而且更甚以往。这一回革命者们大显身手的时刻肯定已经到了。在接下来的几个月里，格拉斯哥见识了史上最激烈的政治冲突。但是麦克林与其他马克思主义者们却几乎没有参与进来。他们正在忙着争吵应当成立生什么样的党派来扛起共产主义大旗，应当推举谁来领导他们，应当采取怎样的措施来帮助俄国。与此同时不那么看重意识形态的人们则在1919年1月举行了伟大的“四十小时罢工”。他们发动了规模庞大的纠察队，很快就集结了七万余人，在当局眼中已经成为了必须打起精神认真对付的威胁势力。其中有一位曼尼.欣维尔（2）声称要关闭格拉斯哥的所有发电厂与有轨电车。他手下有好几支纠察队，人数总计上万，其中很多都是退伍军人。他打算“停下每一辆电车，熄灭每一盏电灯，让城里的一切活动都陷入瘫痪。”大臣们一直认为英国遭遇了“布尔什维克叛乱”。等到罢工领袖们在格拉斯哥最大的乔治广场集结完毕的时候，政府已经向北方派出了六辆坦克与一百卡车的士兵。当局相信两万五千人左右的示威者即将停止电车运行，于是派出警察挥舞警棍将示威者驱赶进了一条陡峭的上坡侧街，街道两旁高层建筑物里的居民纷纷向警察投掷柠檬水瓶子。格拉斯哥市政府宣读了《暴乱法案》，罢工领头人遭到了逮捕，很多人的脑袋都被砸破了，警方与抗议者之间的冲突在城市其他地区持续了整整一天。《格拉斯哥先驱报》声称“乔治广场之战……迈出了通向污秽恐怖主义的第一步，这团污秽如今正在以布尔什维克主义之名为世人所知。”

内阁对于共产主义革命的恐惧同样歇斯底里。苏格兰场情报主管贝希尔.汤普森爵士（3）为他们提供的各种碎片消息更是火上浇油。1920年2月2日，一名内阁观察家报道称，丘吉尔与帝国参谋部总长亨利.威尔逊爵士（4）（此人日后将会死于IRA的刺杀）正在向其他内阁成员“竭力渲染英国国土毫无防范的骇人图景。”劳合.乔治询问皇家空军负责人休.特里切德（5），“目前能够调用多少名空军来镇压革命？”特里切德表示目前皇家空军由两万名机械师与两千名飞行员组成，但是“能够随时上天的飞机只有一百来架……而且飞行员并不配备地面作战武器。首相认为他们总还可以使用机枪与炸弹来打击地面目标。”就在一战即将结束之前一年多一点的时间里，英国内阁居然严肃地讨论着是否要用机关枪对付工人阶级的问题，这一事实的确能令后人惊出一身冷汗。1921年4月煤矿工人再度因为减薪而罢工，致使内阁开始讨论眼下可以调拨多少个营的军力来对抗革命。讨论结果是十八个，“但是其中有七个营是由爱尔兰人组成的，不太清楚他们的脾气会怎样。”还有人主张要将正在西里西亚地区的德国、埃及与马耳他等地执行和约条款的部队抽调回来。原本已经解散的义勇骑兵应当遭到重新召集。甚至就连派往爱尔兰的部队也应当赶紧撤回本土，尽管爱尔兰也已经逼近了革命边缘。劳合.乔治在潦草的笔记当中这样写道：“没错……如果出现了更大的麻烦……就要暂且放过新芬党。”更进一步说，保卫伦敦需要多少兵力呢？F.E.史密斯甚至声称“内阁成员绝不会在遭受枪决之前坐以待毙。”这些言论今天看来都是疯话，但是在经济停滞、失业率居高不下、住房条件恶劣以及革命领袖全心投入的情况下，这些话当时听起来还是很有道理的。很多人都在谈论“革命情绪”席卷全国。那么革命为什么没有到来呢？

与俄国不同，英国是一战的战胜国，国内爱国情绪高涨，政府也并非一味只会动用蛮力。例如劳合.乔治战争内阁的官员托马斯.琼斯（6）就建议在关键工业领域削减工时并引入最低工资制度，他还主张各个地方当局应当大力兴建住房。在他看来这些做法才是对抗革命的“最佳解药”。政府实际采取的举措远远未能达到他的预想程度，但是1919年的劳合.乔治尚且没有耗尽自己身为激进派的名声，而且医保体系的建设也确实取得了一定进展，因此英国工人阶级还是暂且相信了他的承诺。工会领导人普遍温和保守，激进派仅仅在少数地区夺取了权力——克莱德赛德就是典型例子。革命者们忙着相互争斗，以至于失去了发动起义的精力。1920年大不列颠共产党正式成立，但是此时包括麦克林在内的许多同志们都在忙着组建其他党派。左派向来抱有搞分裂闹派系的高涨热情，这一点在英国左派运动的兴起时分就体现出来了。到最后工党一路走高，吸收了一个又一个曾经的革命者。从1918年到1922年工党得票数量陡然提升，尤其是在格拉斯哥、谢菲尔德与曼城。红色克莱赛德的社会主义反叛领袖们也将会在日后纷纷位列庙堂。欣维尔后来成了陆军大臣，约翰.维特利（7）成为了英国第一届工党政府的卫生大臣并且推动了一项裨益颇多的住房兴建项目。吉米.麦克斯顿（8）成为了独立工党议员，并且得到了丘吉尔的高度评价。威廉.加拉切（9）终其一生都是共产主义者，不过后来他成为了西法夫议员，一直干到1950年，再也算不上针对政府的威胁了。至于就像耶稣一样毫不犹豫地脱下唯一一件外套送给穷人的约翰.麦克林则独自一人走上了殉道之路，这条路的终点则是俄国人的邮票。

（1）https://en.wikipedia.org/wiki/John_Maclean_(Scottish_socialist)

（2）https://en.wikipedia.org/wiki/Manny_Shinwell,_Baron_Shinwell

（3）https://en.wikipedia.org/wiki/Basil_Thomson

（4）https://en.wikipedia.org/wiki/Henry_Wilson

（5）https://en.wikipedia.org/wiki/Hugh_Trenchard,_1st_Viscount_Trenchard

（6）https://en.wikipedia.org/wiki/Thomas_Jones_(civil_servant)

（7）https://en.wikipedia.org/wiki/John_Wheatley

（8）https://en.wikipedia.org/wiki/James_Maxton

（9）https://en.wikipedia.org/wiki/Willie_Gallacher_(politician)

在鲍德温治下的英国，挨饿是家常便饭。人生道路上遍布着足以将行人整个吞噬下去的裂口。违反社会公认法则将会带来极其严重的惩罚。当我们想到点亮了英国生活的战后艺术界革命家时最好记得这样的时代背景。这些革命派当中最重要的一位就是戴维.赫伯特.劳伦斯，尽管当时他还声名不显，只是一名诺丁汉煤矿工人的子弟而已。他是一名改变了英国文化风气的先知。今天的性感文化尽管已经遭到了惨不忍睹的商业化蹂躏，必然会让九泉有知的劳伦斯大摇其头，但是很大程度上这位矿工子弟的坦诚目光正是性感文化的源头。多亏了1870年教育改革以及眼光长远的诺丁汉郡地方政府推出的奖学金制度，才使得劳伦斯得以摆脱一辈子挖煤的命运。就像绝大多数爱德华时代的男性一样，他从小并未接受过性教育——比方说直到二十岁那年他都不相信女性同样长有阴毛。但是1912年3月的一次会面改变了他的人生。他遇到了一位三十三岁的德国贵族女性，出身于冯.里希特霍芬家族的弗丽达.威克利。当时她已经生了三个儿子，年龄从八岁到十二岁不等，她的婆家同样很有身份——换句话说就是另一个“世家”。

这两人很快就搞到了床上。从小到大劳伦斯从未体会过如此欢愉的性经验，他的写作道路上从此点亮了一盏明灯。对于弗丽达来说这则是一场持续终生的恋情，尽管恋情的维系十分困难，其中当中也经常充斥着怒火。但是两人的恋情也为他们各自带来了无穷的痛苦。弗丽达几乎再也没有见过遭到丑闻打击的德国家人，她的丈夫轻而易举地就得到了三个孩子的监护权。她只能终日徘徊在孩子们上学的伦敦西城学校门口，希望能瞥见孩子们一眼，还有一次她甚至不惜硬闯进小学校园里。三个孩子全都站在父亲这边，直到成人之后才与母亲再次见面。劳伦斯的小说《虹》在1915年遭到封禁，他的文学生涯也受到了重创。由于劳伦斯的体质实在太差，无法走上战场，于是他与弗丽达搬到了康沃尔的一个偏远村庄里想要躲躲清静。但是弗丽达的德国人身份招致了当地居民的敌意，等到1917年的潜艇作战与弗兰德斯杀戮开始之后，他们两人更是成了众矢之的：一个德国女人与一个满嘴大胡子的怪胎一起住在海边，要说他们没有捣鬼那真是鬼都不信。《国土防御法案》禁止他们两人继续住在康沃尔或者任何沿海地区，因此两人只得搬回了伦敦。他们在伦敦遭到过警察的跟踪与情报机构的刺探，他们的信件也被当局拆开过。这对苦命鸳鸯在战后逃到了国外，先后去过意大利、西西里、澳大利亚与新墨西哥，直到1925年才回到英国定居。

但是无论他身在何方，劳伦斯总是在与自己的故乡进行着对话。他在1919年写到了自己离开英格兰的感受。在横渡海峡的轮船上回首望去，他眼中的英格兰“似乎拒绝了阳光的光顾，永远保持着晦暗无明的状态，海岸是一道烟灰色的死寂长条，上面有几道水泥一样的雪痕。”究竟需要怎样的力量才能照亮这片古老的土地呢？劳伦斯坚持认为真正的革命只能源自英国国民的内心而不是赶时髦的政治偏方。与他志同道合的人们包括小说家约翰.考柏.波伊斯与画家斯坦利.斯宾塞。这些人将神秘理想主义与针对性爱的坦诚兴趣混合在了一起，他们希望回归最基本的感官现实，抛开一本正经的后维多利亚时代罩在英国男女身上的层层衣物，以崭新的面貌走进这个世界，去感受，去嗅探，去品尝，去爱。这个时期的知识分子们经常凑在一起畅想更美好的未来，一个不一样的英格兰，一个绿意盎然的英格兰。他们身边的英格兰是一个经受了工业化且残破不堪遍体伤疤的国家，他们想要的则是一条脱身之道……这个时期的艺术家们何其有幸，当真有许多环境宜人风景秀丽的场所可供他们畅想抒怀。

这其中最典型的场所就是位于牛津郡的嘉辛顿庄园。庄园的女主人奥托琳.莫瑞尔将这里经营成了一片小小的乐园，不同的宾客们分别将这里比作莫扎特歌剧的布景，莎士比亚奇幻剧的舞台，意大利村庄或者让-安东尼.华托的画作。奥托琳与她的丈夫菲利普共同兴建了一座花园，里面布满了鲜花、池塘、孔雀与雕塑。建筑物内部挂满了当时最优秀艺术家的画作，令人目不暇接的美丽家具与装饰品随意坐落在房间各处。奥托琳头脑聪慧，出身高贵，是英国第一代接受高等教育的女性之一。她痴迷于奉行浪漫主义的自家先祖，平日里总是身着委拉斯凯兹与凡.代克风格的丝绸长裙。她的身高将近六英尺，金红色的长发如同瀑布一般披散下来，两眼如同绿松石一样明亮。她长着一张骑兵军官一样的骨感长脸，而且也不出所料地受到了阿斯奎斯的倾慕。奥托琳在嘉辛顿庄园为诗人、艺术家、哲学家以及小说家们营造了一处温暖的避风港。她的宾客名单可谓群星荟萃，除了劳伦斯之外还有弗吉尼亚.伍尔芙、 凡妮莎.贝尔、奥古斯都.约翰、马克.格特勒、朵拉.卡琳顿、T.S.艾略特、E.M.福斯特、阿道司.赫胥黎、雅各布.埃伯斯坦、斯坦利.斯宾塞、西格里夫.萨松、温德汉姆.刘易斯、威廉.巴特勒.叶芝以及她本人的情人伯特兰.罗素。他们在这里休息吃喝，讨论切磋，并且投入各自的工作。劳伦斯与奥托琳一见面就相互倾心，两人经常一连几天在牛津郡的乡间小路上并肩散步，讨论爱情与艺术。在一段时间里，激进的工人阶级作家与贵族世界当真在手挽手地并肩前进。

可是奥托琳的慷慨好客并没有得到对等的回报。她在很多人的回忆当中都是一个性格乖戾却又头脑糊涂的女人，遭到了上百封书信与许多书籍的冷嘲热讽。劳伦斯就在《恋爱中的女人》一书中背叛了她，她在书中投射的形象郝麦妮“虽然容貌不俗，但气质却阴森可怖”。弗吉尼亚.伍尔芙的态度更加模棱两可，她真心喜爱造访嘉辛顿庄园的经历。她在日记中充满感情地描述了“一群聪明人三三两两地分布在封蜡颜色的房间里”的景象。但是同一本日记上的条目索引则透露了她对于奥托琳的看法：“衰老、倦怠、疲惫……拒人千里……性情暴躁……苦涩不堪……言谈粗鄙……形容可憎……满腹不可告人的心思。”奥托琳历来怀疑她并没能像自己希望的那样得到别人的爱戴，但是她无论如何也想不到自己的某些座上宾心里包含着怎样的毒汁。古老的地产阶级正在衰落，新生的知识分子阶级正在兴起，两条轨迹的相互碰撞未必总能将人性最美好的一面展现出来。但是假如没有奥托琳与嘉辛顿庄园，两次战争间期的英国先锋文化肯定会大不相同。她不仅出资购买了许多艺术家的作品，为穷困艺术家与拒服兵役者们提供了食宿与经济支持，而且还为来自各种社会背景的人们提供了相互交流的平台。她本人既不是艺术家也不是画家，但是她依然凭借着嘉辛顿庄园成为了激进文化界举足轻重的角色之一。

战争刚刚结束时，劳合.乔治的个人胜利与英国的国家胜利看似紧密交织在了一起。皇家海军的规模傲视全球空前绝后，英镑很快就会再度统治世界贸易体系，伦敦也将会再次成为全世界的首都。劳合.乔治承诺要将英国建设成新耶路撒冷。停战日之后的英国到处都是狂欢的景象，有人在公交车上喝得酩酊大醉，还有人在露天街头就做起了爱做的事情——不妨将这些场面视为英国对老山羊的致意——欢乐的情绪带来了短暂的繁荣，就业率、工资与物价全都有所上升，因为随着经济回到和平状态，需求与贸易额全都突然增加了。工业管控与社会管控——针对物价、生产、出行与货币的管控——是劳合.乔治构建战时经济的基础，现在这两项政策都无疾而终了。

但是劳合.乔治已经走到了穷途末路。他本人兴许依然是个激进派，但是他的政治联盟却很保守。他在1918年承诺要将英国建设成“一片适合英雄居住的土地”，做到这一点意味着进一步的经济改革，但是他却交出了几乎每一件推进改革所必需的行政工具。在经历了近乎独裁的战时政府之后，英国一下子就跳回了放任主义的轨道。尽管罢工与封锁接连发生，铁路与煤矿的管理权还是回到了所有者手中。工资与物价受到的管控都很有限，政府也没有推出足以与1945年之后相媲美的社会改革措施。一战之后的英国确实急火火地修建了一批住宅，但是当成本遭到曝光之后，主办此事的大臣不得不辞职下台。到了1923年，英国已经出现了超过八十万栋的住房缺口，比起刚刚停战时恶化了很多。从好的方面来看，劳合.乔治在战前施行的社会改革依然还在推进，获得短期失业保险与医疗保险的工人数量也大为增加，但是再也没有人提起覆盖全国的医保系统或者教育体系的彻底改革了。中学生的离校年龄确实比战前更高了，但是也仅仅提升到了十四岁而已，为工人阶级子弟兴建二级学校的承诺也没有实现。直到1928年女性才获得与男性完全一致的投票权。

鉴于当时的英国政府依然被反大政府政党把持，劳合.乔治能做的其实并不多。他尽管可以大谈特谈干预与重建，但是他兜里没钱，手里没票，说什么都不灵。战争耗资惊人，其中大部分都来自借款。此时的英国国债总额与1914年相比翻了十四番。政府号召爱国者们为国还债。斯坦利.鲍德温当时还是一位名不见经传的议员以及财政部秘书，他将个人财富的五分之一都买成了战争债券，然后就在财政部办公楼内部将这些债券付之一炬。他在写给《泰晤士报》的信件当中（这封信的落款是FST，也就是“财政部秘书”的缩写）这样解释自己的行为：“我将这一部分个人财产作为谢礼赠送给国家，因为我坚定相信我们再也不会有机会以这样的形式报效国家了。在当前局势下，这样的帮助至关重要。”这真是奇特的时代，财政部大臣居然表达了个人意见并且首先将税收到了自己头上。基本上没有人遵循他的榜样。

与此同时所得税依然很高——高收入群体的所得税率达到了33%，相比起来战前只有8%——政府开支则遭到了大幅削减，从战时最高峰的270万英镑削减到了1920-1921年的100万英镑。到了冬天，战后繁荣转变成了战后崩溃，可是却没有额外的政府开支充当缓冲，没有创造就业的项目，也没有工业现代化改造的计划。这场衰退来势汹汹，当时就被称作工业革命以来最糟糕的一年。英国工业早在战前就已经落伍，此时简直陈旧不堪，仅仅建工程领域尚且存留着些许亮点。英国的出口商品有一半都是煤炭与棉花，而此时亚洲也开始出产棉花并且自产自销了。很快关于海外倾销的恐惧就会重新掀起关税辩论，例如约克郡羊毛中心这样的传统自由贸易中心。英国各个旧工业区的雇主们都开始削减工资或者关闭工厂。英国工业终将迎来现代化革新，但是与此同时战争间期的显著高失业率已经开始钝刀子割肉了。英国的失业人口很快就会达到一百万。在1920年就连凯恩斯都还不是一名凯恩斯主义者。新近成立的英国共产党令很多大臣都感到忧心忡忡，劳资冲突不断加剧，“劳合.乔治天然就是工人之友”的想法终于彻底破灭了。在劳合.乔治最风光的战前时期，工会成员与激进分子纷纷将满腔怒火喷向了与他作对的贵族阶层，如今劳合.乔治本人也终于沦为了这些人的眼中钉。

而且劳合.乔治很快就发现自己在海外的权力也很有限。英国确实能够统御万顷波涛，但是一旦上岸之后就束手束脚了。比方说在俄国支持白俄势力对抗列宁与托洛斯基的干预行动就遭到了彻头彻尾的惨败。上千名冻得瑟瑟发抖的英军被派往阿尔汉格尔与摩尔曼斯克，还有人被派往西伯利亚支援高尔察克上将。他们与俄国民族主义者、美国人、法国人以及迫不及待想要回家的捷克人一起遭到了苏联红军的无情灭杀。一方面红军已经掌握了整个国家的核心与神经系统，再想要撼动他们可谓难于登天；另一方面白军的暴虐程度与红军相比实在是有过之而无不及，根本算不上奉行民主的替代选项。来自西方国家的干预最终无非证实了布尔什维克对于西方资本主义反苏势力的最恶劣设想。此时任职于战争部的丘吉尔一直在热切鼓吹针对布尔什维克发动新一轮战争，因为在布尔什维克的治下，“俄国充斥着乌压压的武装流民，这些人不仅会用刺刀与大炮将敌人粉碎，而且他们身上还夹带着各种散播伤寒戕害人体的虫豸充当先锋官，至于他们顶礼膜拜的政治信条更是足以摧毁世间各国的健康乃至灵魂。”此时的英国根本容不下他这番满嘴胡吣，劳合.乔治尤其恨得牙根痒痒。威斯敏斯特的老牌丘吉尔批评家们无不认为这番言论再次彰显了他那中二脑残一般的嗜血热情。丘吉尔本人所在的选区是丹迪市，当地选民本来就左倾，他这番话更是造成了火上浇油的效果，以至于他最终居然败在了一位主打禁酒政策的候选人手下（能够逼得嗜酒如命的丹迪市民投票支持滴酒不沾，这一点已经很能说明问题了）。

干预俄国行动的失败并不是表明英国再也不能为所欲为的唯一迹象。在地中海地区，土耳其人团结在崭新登场的民族主义英雄穆斯塔法.凯末尔麾下，全国上下的士气比英国高了两三层楼还不止。在印度，日益高涨的民怨引发了殖民当局的恐慌与进一步压迫，导致了一系列大大小小的惨剧，其中最恶劣的案例就是1919年4月的阿姆利则大屠杀。面对手无寸铁的示威人群，有一位雷吉纳德.戴尔将军命令军队向示威者开枪，当场射杀379人。如此行径在英国国内引发了激烈辩论，有人将他称作头脑愚钝的屠夫，也有人认为他是维护帝国体制的英雄。这场惨剧将会促使甘地发起非暴力不合作运动，印度帝国的终结也就此进入了倒计时。当然这将会是一个相当漫长的过程，丘吉尔与其他怀旧主义者将会竭力作梗拖延岁月。但是归根结底，印度独立的根源显然起始于一战结束之际。我们在上文中已经无可奈何地领教了英国在中东推行的外交政策多么两面三刀愚昧无明，也见证了德国舰队在斯卡珀湾宁死不屈的集体自沉。英国掌控世界的能力无疑正在减弱。关于这一事实的最惨淡证据几乎不可避免地来自爱尔兰。

一个国家参与大选然后又无视了为了这场大选而设计的议会，这种事非常少见，但是在爱尔兰南部确实就发生了这种事。1918年，新芬党赢得了压倒性的选战胜利并且成立了独立的爱尔兰下议院，与威斯敏斯特分庭抗礼。就像帕特里克.皮尔斯在临刑前设想的那样，复活节起义领袖的鲜血化作了滋养进一步叛乱的丰厚肥料。爱尔兰下院宣布成立共和国并且选择德.瓦莱拉担任共和国总统。共和国成立了自己的法院，自行收税并且安排公共开支，俨然成为了独立国家的合法议会。说的好听一点，这也是摆在威斯敏斯特面前的一道难题。假如是事态到此为止的话，谁也不好说劳合.乔治会采用怎样的应手。当时的英国已经没有再打一仗的心气了，因此爱尔兰问题很可能会得到和平解决。但是这时候却凭空杀出了一位曾经参与过复活节起义的年轻指挥官迈克尔.柯林斯，此人重新拉起了爱尔兰志愿军武装并且将其更名为爱尔兰共和军，简称IRA。他们的军费与武器都来自美国，在英国政府内部还有众多线人。柯林斯与几千名追随者就这样开始了自己的小型战争，不再与英军大部队正面硬刚，而是打埋伏搞暗杀，专门针对疏于防范的英军官兵、警察以及其在他们看来任何与英军串通的爱奸。这是典型的游击战，传统军队很难对付。随着暴力的扩散，英国宣布爱尔兰下院与新芬党都是非法组织，紧接着就开始派遣所谓的“爱尔兰王室警吏团”充当英军正规军的辅助力量，其中大部分成员都是退伍兵。这批人在爱尔兰效仿了IRA的游击战术，只不过他们的目标是爱尔兰民众。

这是一场残酷而野蛮的小型战争，参战双方都不惮于采用暗杀与冷血处刑的手段。在都柏林的柯罗克公园体育场，一辆装甲车冲进球场，向着正在观看足球比赛的观众们乱枪射击，打死了十多个人。此前有十四名英军军官被杀，这一幕则是英军的报复手段。随着暴力日愈演愈烈，英国国内的批评声浪也日益高涨。各级军队指挥官都要求劳合.乔治下定决心，要么就彻底撤军，要么就发动全面战争。后一个选项意味着要动员十万人，修建碉堡，封堵道路，采取各种彻底压制手段，听上去好像是二十年前对付布尔人的手法，实在很没有吸引力。阿斯奎斯早就说过，英国在爱尔兰的行动足以与“欧洲最低劣的独裁暴君的最黑暗行径”相提并论。劳合.乔治原本的打算是将爱尔兰一分为二，南北两边各由本地议会管理，两者之间则由爱尔兰大议会充当纽带，并且两边都效忠英王。此时他的理念已经过时了。但是相关法案依然提交给了威斯敏斯特，乔治五世国王也在1921年6月来到贝尔法斯特市政厅召开了北爱尔兰议会。国王似乎也认同阿斯奎斯关于血腥压迫的看法。有人建议国王不要亲自前往北爱，以免遭到暗杀，但国王坚持亲身涉险，并且情真意切地恳求全体爱尔兰人“暂且停一停，伸出克制与和解之手，奉行宽恕与原谅，同心同德为这片我们共同深爱的土地迎来一个和平、满足与善意的新时代。”都柏林的德.瓦莱拉认为国王伸出了橄榄枝，于是决定派出迈克尔.柯林斯去伦敦进行和谈。历史学家A.J.P.泰勒认为国王的这一举动“恐怕算得上是英国君主在当代做出的最大贡献。”

游击队领袖与内阁大臣之间就这样开始了谈判——日后将会有很多声称自己决不会与“恐怖分子”谈判的政客食言而肥，这次会谈可谓开启了先例——谈判时间从1921年10月一直持续到了12月。根据双方最终达成的妥协方案，爱尔兰将成为帝国内部的属国，地位与加拿大齐平并且实现彻底自治。北爱六郡可以选择留在联合王国境内。柯林斯相信爱尔兰人的自由国度将会不可避免地实现完全独立，但是他同样也很清楚爱尔兰内部涌动着怎样的黑暗激情。他在签署协议的时候就预言道：“我刚刚签署了自己的死刑判决书。”老谋深算的德.瓦莱拉是不是打算借刀杀人呢？他之所以将自己的政敌打发去伦敦是不是存心想要摧毁共和派的信誉呢？今天我们已经无法回答这个问题了。但柯林斯的预言的确非常精准。爱尔兰议会以七票之差通过了和平协议，但是身为IRA领袖的柯林斯却遭到了千夫所指，许多人都斥责他是个叛徒。IRA陷入了分裂，一场残酷的内战就此开始，甚至比之前对抗英国人的战争更加惨不忍睹。从1992年春天开始，支持条约与反对条约的派系在将近一年的时间里相互拉锯。反对条约的派系人数更多但是装备较差，而且领导人的能力也不怎么样。而柯林斯与支持条约的派系很快就从英军手里淘换来了一批退役大炮、枪支乃至坦克并且把守住了爱尔兰的主要城镇。都柏林的四法庭大楼被反条约势力占据了好几个月，当柯林斯的手下最终将其攻克时，爱尔兰的国家档案也被焚毁了。此外还有很多象征英格兰传承的古代建筑也毁于战火。这场战争的最后阶段是针对战俘的冷血处决。《沙岸之谜》的作者厄斯金.柴德斯就是战俘当中的一员。他与柯林斯是老相识，当初两人还没有站到政治对立面的时候，柯林斯曾经送给他一支手枪防身。在一轮搜捕当中，柯林斯的士兵曾经接到命令，凡身上携带武器的俘虏都要遭到处决。他们在柴德斯身上搜出了柯林斯赠送的左轮手枪。这支枪的来源确实令他们挠头了一阵，他们也确实辩论过是否应当对柴德斯网开一面，但最终还是决定不应当开这个口子。柴德斯表示这样做很公平，还在临死之前与行刑队全体成员一一握手。1922年8月，柯林斯本人也在科克郡的一条僻静乡间道路上遭到了伏击与射杀，加入了四千多名内战死者的行列。

对于英国来说，爱尔兰叛乱与爱尔兰战争的教训显而易见：任何一个帝国倘若要想压制住帝国统治下的各族百姓，就必须冷血无情并且无视公众舆论。柯林斯曾经暗示道，在乔治五世国王出手干预之前，IRA几乎马上就要被打败了。当然很难说他的看法是对是错。但是无论怎样英国对爱尔兰的掌控都伴随着新兴民主政体支付不起的高昂代价。与爱尔兰相比，印度、埃及与撒哈拉以南的非洲殖民地自然离英国本土远得多，但是同样的规律早晚也会在这些地区彰显出来。打赢了第一次对德战争之后的英国根本不能像打赢了第二次对德战争之后的美国那样维持跨越全球的势力范围。大英帝国依然维持着世界级强权的架子，但却无法一边维持辽阔的帝国疆域一边推行民主体制。劳合.乔治与其他资深政客全都没能意识到，民主与帝国在意识形态上相互抵触，因此无法共存。1920年的英国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接近一个民主国家，英国人也已经见识了干预主义政体可以怎样搞活经济并且改善民生。英国已经踏上了通向现代化的道路。但是在很多方面此时的英国依然低效低能，作风老派，怀念着罗马帝国式的往昔，对于未来也怀抱有不切实际的空想。

至于劳合.乔治呢？他的政坛生涯已经到头了。一战胜利将他推上国际舞台出尽了风头，他也依然像以往一样心思灵活满腹盘算。但是此时他已经沦为了一个只有面子没有里子的光杆司令。他没有掌握在自己手里的国家级政党机器，没有足以吸引保守派议员的政治议题，更谈不上对这些议员有多少领导力。1922年10月，一批托利党后座议员在卡尔顿俱乐部碰头，决定在下次大选当中以保守党身份参选，将劳合.乔治与联合政府抛在一边。劳合.乔治根本没办法回应他们的打算。这次会面在历史上留下了漫长的投影，甚至直到今天托利党后座议员自行成立的组织依然被称作“1922委员会”或者“二十二”。这是一个非同一般的时刻：托利党从建党之初就一贯讲究上下有别，如今党内的普通议员们却公然抗拒了党派上层大佬们的政治路线，奥斯丁.张伯伦与F.E.史密斯（1）之类的衮衮诸公们全都沦为了自家党员的对头。这次叛乱的领头人正是博纳.劳——此时他离开政府已经有一段时间了，而且身体很不好——与斯坦利.鲍德温。之前体验了一把毁家纾难的感觉之后，鲍德温此时又更进一步，公然告诉其他联合主义者们自己在任何情况下都不打算继续给老山羊干活了。他一针见血地指出，劳合.乔治“是一股动态力量……而动态力量是非常可怕的东西。”这句话将自由党与托利党都砸成了碎片。全体参会成员以185票对88票决定抛弃劳合.乔治，重新恢复托利党的自由地位。直到多年以后的“农民起义”将玛格丽特.撒切尔推举上台为止，托利党内都再没有出现过能与本次事件相提并论的叛逆之举。托利党上层自然被气得不轻，尽管寇松勋爵很快就顺过气来了。

接下来的大选根本就是针对劳合.乔治支持者的围猎与屠杀。劳合.乔治本人倒是挺了过来，几乎就成为了议会当中硕果仅存的国家自由党领导人。此时他的处境就像几年前的阿斯奎斯一样软弱无力丢人现眼。时间确实是最有效的复仇力量。劳合.乔治并未从此消沉下去。他依然在孜孜不倦地发言写字，满腹筹划。他撰写了厚实的回忆录，用来回应军事批评家们针对自己的指责。为了对抗大萧条，他还会推出一套规模庞大的国家用工与凯恩斯主义开支计划——与同时期大独裁者们采用的经济措施颇为相似，只不过由民主政体来主导（罗斯福总统正在推行的新政也是一样）。他很快就与阿斯奎斯握手言和，再次成为了多少还算统一的自由党的领袖，并且在自由党最终萎缩而死之前将规模更大的工党结结实实地吓唬了好几次。然后随着全国政府的成立，劳合.乔治再一次被放逐到了荒野当中。他这一辈子有过几次判断失误的经历，其中最严重的一次就是对希特勒大加逢迎，甚至将其称作“德国的乔治.华盛顿”。他很快就收回了这条意见，并且在二战初期的下院里协助搞掉了张伯伦，从而为丘吉尔的华丽回归铺平了道路。但是战争全面打响之后他很快就成了一名失败主义者。假如德国人当真成功入侵了英国本土，劳合.乔治极有可能成为我们的贝当元帅。他曾经是一位伟大的激进派，也曾经是一位杰出的战时大臣，但是在此期间他砸烂了自己的党派并且永远失去了话语权。动态力量的确是非常可怕的东西。

不过在未来很多年里都不会再有另一股动态力量折腾英国了。博纳.劳在1922年升任托利党首之后又以显著优势赢得了首相职位。不过他的执政时期不仅短暂，而且乏善可陈。他的仰慕者们——其中最有名的就是比弗布鲁克——原本认为他会推行贸易保护政策或者说“帝国优先政策”，从而使得乔.张伯伦在二十年前构想的天堂化为现实。但是如今的博纳.劳早已不复当年之勇，而且就算当年他也勇不到哪里去。他面色惨白，神经紧张，优柔寡断，烟气熏人，体质每况愈下。到最后他干脆失声了，鲍德温不得不在下院里坐在他身边替他发言。为了调养身体，博纳.劳前往地中海度假——有一条很保险的基本原则：二十世纪二十年代的英国政客们每年待在法国南部的时间与待在伦敦的时间几乎差不多长——但是他的健康却并未好转，反而日益恶化。十天之前一位医生在英国告诉博纳.劳他只是需要静养而已。现在这位医生又被赶紧叫到了巴黎。这次医生发现博纳.劳其实患上了无法手术切除的喉癌，只有几个月可活了。此时的博纳.劳实在没心思为自己指定接班人，于是不久前刚刚出手干预了爱尔兰局势的乔治五世国王不得不再次出马。

下一幕戏的场景转换到了萨默塞特的蒙塔丘特庄园。这栋蜂蜜色的府邸是伊丽莎白时代建筑的瑰宝，曾在2005年版《傲慢与偏见》当中担当背景。这里也是国民托管组织最早抢救下来的古建筑之一，当时这座庄园仅仅以“一点零头”的价钱就被抛售了出去。1923年寇松勋爵租下了这里。这个傲慢难忍的大贵族在担任外交大臣时期一直立场强硬，近来也一直在给博纳.劳递纸条，希望对方不要这么早就退出公共生活。但是假如他的身体当真支撑不住的话……至少寇松很清楚谁最有资格接他的班。接下来的一连串场景对于当事人来说十分残忍，就旁观者而言则颇为搞笑。我们首先看到寇松怡然自得地在自家花园里散步，等待着国王召见。一个男孩手拿电报跑了过来——因为寇松架子太大，不肯在家里安装电话——电报上说国王的私人秘书斯坦姆福德汉姆勋爵（2）拟于次日造访寇松位于伦敦的宅邸卡尔顿别墅并希望在那里见到他。第二天，我们跟随寇松携妻子乘火车来到帕丁顿车站，他已经决定了不打算住在唐宁街上，想好了自己的内阁人选，甚至还考虑了主教任命问题。我们陪着略有些紧张的勋爵大人在卡尔顿别墅等待贵客上门，白金汉宫传话称斯坦姆福德汉姆会在当天下午到访。然后我们就听到国王秘书传达了最为可怕的坏消息。怎么说呢？其实吧，国王并不打算任命寇松出任自己的第一大臣，而是选择了斯坦利.鲍德温（用寇松的话来说就是“那个最微不足道的家伙”）。

深受打击的寇松乞求斯坦姆福德汉姆回去劝说国王重新想想，但是鲍德温早已吻过国王的手了。鲍德温的反对者们指责过好几位在国王与博纳.劳之间传话的中间人，认为他们误导国王相信了鲍德温是博纳.劳最中意的接班人，尽管实际情况并非如此。但是鲍德温确实曾经担任过博纳.劳的传声筒，而寇松却公然表示要取代他，因此他恐怕从来都不是博纳.劳心中最中意的继位人选。尽管寇松确实是个聪明人，也很熟悉外交业务，但是他还是上院的成员，而且向来傲气凌人。曾有人在呈交给国王的备忘录里要求国王设想一下，假如寇松要与煤矿工人或者码头工人的领袖代表见面，现场将会多么热闹。乔治五世在贝尔法斯特已经证明了自己并不是个缺乏常识的人，因此这一幕想象当中的场景想必令他十分不安。英国就这样迎来了两次大战间期的领袖。尽管鲍德温看上去像是个克己正派的乡绅，其实却是伍斯特郡的铁匠之子。他努力为自己培育了一套田园哲学家的做派，但其实他的神经总是高度紧张，他的目光总是来回扫视，他的面颊总是抽搐不止，一旦闲下来就会将手指关节掰得啪啪作响，而且很容易就会耗尽精力。在哈罗公学上学的时候他曾经因为偷偷撰写色情小说而遭受过鞭笞，他的家族当中出现过若干位维多利亚时代最为才华横溢的艺术家，吉卜林也是他的表亲。他并不是劳合.乔治，但是他也远没有看上去那样乏味。

（1）https://en.wikipedia.org/wiki/F._E._Smith,_1st_Earl_of_Birkenhead

（2）https://en.wikipedia.org/wiki/Arthur_Bigge,_1st_Baron_Stamfordham

一战之后的几年为我们带来了英国历史上最丧气的三流政治。这一时期的英国政坛上只有些身材圆胖的三流货色你方唱罢我登场。一般来说这种情况总会发生在某位政坛巨人陨落之后。这一次陨落的巨人不是别人，正是劳合.乔治。此时他还算不上老人，巴黎和会的时候他才五十六岁，尽管他长得确实有点显老。他总是顶着一头乱发，留着一嘴黄白相间乱蓬蓬的胡子，看上去就像是海象与老年民间音乐家的合体。在巴黎和会上第一次见到他的约翰.梅纳德.凯恩斯将他称作“塞壬、羊蹄歌手与半人半妖，他来自迷沼遍布魔咒横行的上古凯尔特森林，来到我们这个时代只是为了旅游观光。”已经默认了他的脾性的托利党同事们则干脆将他称作老山羊。而且他的羊蹄子还是黏土塑造的。在巴黎和会留下的照片上，站在其他国家领导人身边的劳合.乔治虽说同样头戴礼帽身披大衣，但是却总让人觉得他的态度不很严肃。就个人层面上而言他依然像以前那样富有魅力。他依然是一个优秀的听众。手里掌握着近乎独裁的权力。他那双蓝得不像话的眼睛充满了讥讽，他的脸皮依然厚实得很。他工作很卖力，玩乐更卖力。但是就政治层面而言他终于要作茧自缚了。无论他本人怎样辗转腾挪极力挣扎，他的命运在枪炮声归于沉寂之后就已经注定了。

用当代的政坛术语来形容，劳合.乔治是一名很肮脏的政客。他的主要劣迹是出售了大量贵族头衔与骑士头衔来换钱。这种做法并不新鲜，古往今来各个文明体系里的政治团体得势之后都会为自己的支持者提供各种回报，不仅要撒钱，也要加官进爵。早在劳合.乔治登上足以施恩卖好的高位之前，阿尔弗雷德.哈姆兹沃斯就曾经拒绝过政府主动提供的低等贵族头衔。在他看来，“如果我想要贵族头衔，那么买一个就是了，这才是正人君子的做派。”1906年自由党赢得塌方式选战胜利之前，自由党党鞭艾利班克的莫里勋爵（1）就向多名金主许诺过胜选之后要为他们册封头衔。1911年差点干掉劳合.乔治的马可尼丑闻发生之后，莫里勋爵不得不逃到哥伦比亚的波哥大躲避记者的纠缠。劳合.乔治离开政坛退隐山野之后，用贵族虚名换取真金白银的做法在威斯敏斯特依然近乎常规。甚至直到今天这种做法依然未曾杜绝，偶尔还会引起怒火熊熊的公共争论。既然大家都出来卖，那么为什么劳合.乔治就这么招人恨呢？因为他卖得太不要脸了。劳合.乔治从来都是一个崇尚务实的人，尤其欣赏商人以及像他一样白手起家的人。与同一时代的大多数政客不同，他手里没有自己能支配的钱，担任联合政府首相之后他也没有属于自己的独立党派机器。所以他决定通过出售头衔来筹集资金，从而维持自己的政治活动。一张价目表很快就面世了——按照今天的物价，花费33万英镑就能成为一名骑士，130万英镑则能够买来准男爵的头衔。劳合.乔治并不特别关心顾客的身份，而且更要命的是他雇佣了一位老朋友与平事专家，此人是教士的儿子，曾经做过间谍、敲诈犯与流氓，名叫毛迪.格里高利（2）

毛迪.格里高利曾经是一名剧院经理，但是真正让他大显身手的行业还是密探行业。多年来他一直在收集伦敦权力圈子里的各种丑闻，将近一半的显赫人物都着了他的道。有史以来，威斯敏斯特就是各路骗徒趋之若鹜的目标。今天的英国存在着一整套置身于公权力与私人领域的夹缝当中的行业，从业者无不是八面玲珑之辈。他们的工作就是说服权力圈子以外的人们——主要是各大公司——相信他们掌握着各种直通权力的门路，只要给钱就能走通。有时候他们还真不是空口胡言。但是格里高利却把这一行推向了极致。他在议会街33号有一座豪华气派的办公室，从办公室窗户看出去正好能看到下院。办公室里有一道很方便的后门，门前还装了一套用来召唤出租车的彩灯系统。他的听差全都身着制服，制服上还用金线绣着王冠，看上去像极了政府的信使。他还以私人名义出版了一份发行量不大但是制作十分精美的期刊，名曰《白厅公报》，上面刊载着枯燥沉闷的文章，最近的官员任免信息，还有主打爱国主义的广告，很容易就会被外人误以为是官办刊物。他与许多高阶大臣、政府官员、外国显贵以及王室晚辈都交往密切，以至于很多不明内情的人都以为他也是政府上层的一份子。他的白厅办公室成为了各种流言、回扣、寻租与贿赂的清算所。他的朋友当中包括军情五处与特勤局的创建人。按照《白厅公报》的表述，他抱有极右反犹立场。此外他还与一位有夫之妇半公开同居，并且有间接证据暗示他在玩腻了这名女子之后谋杀了她。根据估计，一战期间约有340000人发了战争财，格里高利就是他们的代表。其他人在战场上拼死拼活的时候，这些人却赚了个脑满肠肥。他们在二十年代初粉墨登场，盛气凌人，来头神秘，手里掌握着大得不像话的权力。

劳合.乔治与他的党务总长弗莱迪.加斯特（3）——此人还是丘吉尔的表亲——为自己的头衔售卖生意找来的掮客就是这样一位货色。加斯特后来承认他本人并不愿意“与这个戴着棕色圆礼帽的坏脾气小个子打交道。”格里高利什么都卖，例如不列颠帝国骑士团勋章或者说OBE——自从劳合.乔治升任首相到他在1922年倒台为止，四年期间就有25000个OBE头衔颁发了出去。他也出售骑士爵位，在同一时期卖掉了1500个，以至于内行人都管伦敦叫做蹩脚骑士之城。他的客户包括其他发战争财的同行、重罪犯与骗徒。毫不意外的是，乔治五世国王对此越发感到焦虑与愤怒。在国王看来，劳合.乔治与格里高利正在嘲讽牺牲与荣誉的根基，可是承受着战后困局的英国正需要这两者来舒缓创痛。

当然，不仅只有国王本人这么看。我们现在要请出另一位神秘且富有魅力的角色，上文中此人也曾露过一面。上次我们见到维克多.格里森的时候，他在1907年以社会主义者的身份赢得了一场著名的递补选举，并且即将屈服于酗酒的恶习，以至于断送了自己的议会生涯。不过他很快就恢复了过来，并且踏上了弗兰德斯的战场。在接下来的一段时间里，堑壕战确实成功压制了他的酒瘾。负伤回国之后，他的妻子与未出世的女儿被难产夺去了生命。为了排解丧亲之痛，格里森重新走上了从政的道路。他巡游了全国各地的船坞与工厂，到处发表支持战争的演说。他加入了激烈反德且反布尔什维克的英国工人联盟（4）。战争结束之后，不知何故他居然有钱了。他开始试图重返议会，并且在全国各地宣讲退伍兵安置问题的重要性。有传言称军情五处或者格里高利曾经刺探过他，因为他们怀疑他是个布尔什维克或者芬尼亚兄弟会的密探，相反的传言则声称他其实是军情五处或者格里高利的帮佣。维克多.格里森究竟是谁呢？

不管他究竟是谁，总之维克多.格里森在1920年9月的利物浦发表了一篇演说，当众揭露了劳合.乔治与格里高利的行径。他提醒听众们，首相曾经许诺要让退伍人员拥有一个配得上英雄的国家。

“可是他们得到了什么呢？他们只能凭借微薄的薪金重建新生活，失业的威胁挥之不去，至于他们的功劳就连一个字都没人提起。他们看到了什么？大发战争财的投机者们赚得盆满钵满，以至于轻轻松松就能扔出几万英镑换个伯爵头衔。我要说眼下兜售头衔的行径简直是国家级的丑闻。只要从唐宁街十号出发顺藤摸瓜，就能追溯到一位戴着单片眼镜的花花公子。此人在白厅有自己的办公室，而且他一手炮制了自从腐败选区时代以来英国见识过的规模最大的政治欺诈。这人我认识，早晚有一天我要把他的名字捅出来。”

几天之后，格里森走在街头被人揍了一顿。然后到了1920年9月28日的晚上，他与几位新西兰人一起出去喝酒，有人给他送来一条口信，让他去一趟兰开斯特广场附近的某家旅店。他向酒友们保证自己去去就回。当夜晚些时候，一位名叫乔治.福莱威尔的画家在汉普顿宫附近的泰晤士河畔绘制夜景。此人曾经绘制过格里森的肖像，因此认出了出现在视野里的格里森。他看到格里森乘坐一条新款电动艇渡过泰晤士河，登上河中心的迪顿岛，爬过防波堤，钻进了一间其貌不扬的小屋里面。从那以后再也没人确切地见过他。无论怎样，总之他消失了。这间小屋名叫名利场，是毛迪.格里高利名下的产业。

格里森是不是遭到了谋杀呢？还是说他只是收了一笔钱财之后就隐居了呢？直到五十年代都一直断断续续地有人声称自己见到了格里森，他的现身地点包括伦敦地铁、西班牙、伦敦北部贫民区以及新西兰。有一位记者信誓旦旦地宣称丘吉尔成为首相之后为格里森安排了一份工资优厚且位置隐蔽的政府工作。自从爱德华时代以来就有谣言声称格里森是马尔伯勒家族的私生子（这也是他的财富与自信的来源），因此也是丘吉尔的表亲。这条线索很久以前就断掉了，相关的谜团恐怕也永远无法澄清了。但是我们至少知道毛迪.格里高利以及他的头衔售卖业务落得了怎样的下场。劳合.乔治对于自己的做法从来都不以为耻反以为荣，他曾在私密场合放言称，出售贵族头衔是“任何政党能够采用的最干净的筹款方式”，即便这种做法在公开场合站不住脚。1922年6月的贵族头衔售卖清单上一共有五名客户，公众普遍认为其中有四个名字“不算体面”，这四个人当中又至少有一个人没被冤枉。此人是一名来自南非的诈骗犯，名叫罗宾森，这次他也成为了一名新晋贵族。一想到这样一号坑蒙拐骗的玩意儿居然也能混成贵族，公众舆论就为之哗然，以至于弗莱迪.加斯特不得不来到罗宾森下榻的酒店套房里告诉他交易必须取消。罗宾森有点耳背，以为自己花的钱还不够，于是当场就把支票簿掏了出来。闻听此事的乔治五世国王龙颜大怒，劳合.乔治在随后的下院辩论当中发表的辩护演说更是一场灾难。劳合.乔治最终倒台的直接原因是他试图在土耳其策划一场拙劣的涉外危机。但是托利党人之所以不再支持已经智穷计尽的威尔士巫师，主要原因还是嫌他太脏。他的权威已经维持不住了。一个皇家委员会提出了头衔制度的改革计划，并且在1925年通过了《避免荣誉头衔滥用法案》。但是正如我们今天知道的那样，这项立法还是太乐观了。

至于格里高利呢？他依然还在营业，只是将主要业务让给了别人并且平添了几分小心。最终有一位托利党员J.C.C.戴维森（5）主持了一场设计精巧的钓鱼执法，终于擒获了格里高利。他向一位退役海军军官收费一万英镑出售骑士头衔，结果被新法案定了罪，被捕入狱并且被下了封口令。戴维森日后回忆道，他们曾向格里高利许诺，只要他守口如瓶，不透露那些从他这里花钱买到贵族头衔的上层人物的名字，“我们就可以向当局施加压力，让他在服刑期满之后搬到法国定居……并且每季度领取一笔津贴。”津贴数额一开始被定为每年一千英镑，但是格里高利软磨硬泡地把这个数字翻了一倍。用戴维森的话来说，“毛迪.格里高利信守了他的承诺……我们直到最后一刻也再没有动过他。”出狱以后格里高利更名改姓，在巴黎过上了看似体面的生活，直到德军再次入侵法国并且将他关进德朗西集中营为止。据说他拒绝向德国人提供他掌握的信息，并且在1941年死在了集中营里。

（1）https://en.wikipedia.org/wiki/Montolieu_Oliphant-Murray,_1st_Viscount_Elibank

（2）https://en.wikipedia.org/wiki/Maundy_Gregory

（3）https://en.wikipedia.org/wiki/Frederick_Guest

（4）https://en.wikipedia.org/wiki/British_Workers_League

（5）https://en.wikipedia.org/wiki/J._C._C._Davidson,_1st_Viscount_Davidson?oldid=529230050

“夜店女王”凯特.梅丽克（1）拥有最可敬的社会背景，她的孩子被送进了哈罗公学与罗丁女校。她从小在爱尔兰长大，她家的故宅名叫“仙境”。当她与身为医生的丈夫分手之后，不得不自力更生的她决定打造一片属于自己的梦幻空间。她于1919年在莱斯特广场开办了自己的第一家夜店，客人包括丹麦国王、俄国难民、帮派分子以及玛丽.劳埃德。有人曾在她的夜店里打响过手枪，也有人在这里大打出手。有人试图敲诈勒索她，她的酒精饮料经营许可证也遭受过质疑。她曾因为拒绝索霍区某帮派分子进入她的夜店而遭到殴打，她的生意遭到过警方的反复搜捡与罚款。尽管如此，她的小小娱乐帝国却始终没有放缓扩张的步伐。“曼哈顿”、“小俱乐部”与“银拖鞋”等等店面使得梅丽克成为了英国首都娱乐界权力最大的人物。她的旗下最出名的一家夜店名叫43号，因为这家店位于索霍区吉拉德大街43号。这是一座相当大的建筑，从照片上来看舞池缺乏装饰甚至有些光秃秃的，四周摆满了教堂里才能看到的曲木座椅，桌子上全都铺着雪白的桌布。但是43号注定要成为英国最声名显赫的夜店，主顾包括鲁道夫.瓦伦蒂诺，查理.卓别林，贵族，社会主义者与托利党议员，寥寥几位杀人犯，许多金融业巨头，以及无数一心只想找些乐子的中产阶级普通民众。银拖鞋夜店有一座玻璃质地的舞池，舞池下方的彩灯营造出了波浪一般的光影效果。在二十年代中期，这座舞池算得上是全英国夜店行业当中最先进的设施。夜店里的活动无非是深夜舞蹈、纵酒调情，但是夜店却成为了颓唐堕落与青年反叛的象征。

如果说凯特.梅丽克代表了英国二十年代寻欢作乐的一面，那么一位身材圆胖面色红润的“吉克斯”则在她的大部分从业时间里代表了权威管制的一面。吉克斯是威廉.乔尼森-希克斯爵士（2）的绰号，这个名号尽管令人殊无好感，但也算众所周知。吉克斯是一位滴酒不沾的铁杆右派，一战之前他曾在一场著名的索尔福德选战当中击败过丘吉尔。他是一切最保守政治议题的坚定维护者。他的事迹包括抵制公祷书内容改良，为阿姆利则大屠杀的主谋雷吉纳德.戴尔出言辩护，为了将阿尔斯特地区留在英国版图之内而支持爱尔兰内战与北爱叛乱，而且十分厌恶犹太人与外国移民。1924年他成为了鲍德温手下的内政大臣。有人问他在这个岗位上究竟干了什么，他挤挤眼说道：“统治英国的人其实是我。”他这一辈子都在追求非黑即白的确定性，平生只有一次自我怀疑的经历。有一天他应召来到白金汉宫，结果发现自己不慎穿了一双棕色的鞋子。万幸的是他当场借到了一双黑皮鞋，这才避免了君前失礼的灾难。这件事情把国王逗乐了好几天。吉克斯是一个从不动摇的人。上任之后他掀起了一场针对242000名注册“非本国人”的打击运动，并且手段凶狠地加紧了针对潜在移民的准入限制。他还针对公共场所行为不端发动了激烈的宣传攻势，积极主张要铲除“有伤风化”的诗歌（包括D.H.劳伦斯以私人名义印发的诗集）与画作（与劳伦斯同时代的另一位名声有亏的艺术家威廉.布莱克的画作也遭到了抄检）。至于男同兽行更是重点打击的对象。

除了上述事项之外，吉克斯也非常关注夜店行业。到1928年他已经抄检了65家夜店，并且以逾越经营许可范畴的名义关闭了其中的62家。但是梅丽克的43号却始终屹立不倒，令吉克斯满腹闷气之余又疑惑不解。最后他发现侦缉队里有一位名叫乔治.葛达德的成员一直在收受贿赂，而且此人还是索霍区的分局局长。梅丽克被判处服苦役十五个月——在她于1933年去世之前曾经五次被关进霍洛威监狱，这就是其中的一次。对于思想传统的中产阶级女性来说受到这样的判罚无异于被扒了一层皮。按照梅丽克本人的回忆，女囚们要为整个监狱洗涤衣物，缝补鞋子，挑拣麻絮。每天集体上工的时候她都能看见监狱场院里有一座新坟，里面埋葬着一位刚刚接受绞刑的女子。她在走向绞架的一路上又踢又踹，尖叫不止。梅丽克是这个世界的常客，但是每次她都总能杀回来，重新与各界名流打得火热。战时颁布且条款严苛的《国土防御法案》此时依然没有遭到废除，因此吉克斯还会利用这间武器再次将梅丽克送进监狱。但是她或许才是笑到最后的人。在入狱拍照时她的目光总是坦然无愧，出狱之后也从不以入狱经历为耻。她的两个女儿——她们也像母亲一样直率犀利——都嫁给了贵族。

梅丽克夫人的故事有助于我们理解战后英国的另外几个侧面。在某种程度上，爱德华时代的“社会”的确卷土重来了。要想维持夜店的魅力，主顾名单当中就要有几位世家名人的名字，此外美国人与新贵集团的成员也必不可少。无论是在1922年还是在1912年，伦敦社交季对于年轻贵族男女来说都十分重要。初次进入社交圈的贵族姑娘们要觐见王后，还要参加在各座伦敦大宅里举行的盛大派对。这样的活动总会吸引报界不惜笔墨大肆报道。伊夫林.沃这一代人参加的乡村别墅派对与他们的父母在爱德华时代参加过的派对并没有什么区别。在政坛当中阶级依然十分重要——在有些方面甚至比战前更加重要，因为劳合.乔治的政府很快就被保守党政权取代了。乡村别墅政治体系似乎又杀回来了。比方说1922年，有一位支持劳合.乔治的托利党议员阿瑟.李就将自己名下的乡村别墅契克斯庄园捐献给了国家，免得日后各位首相没有自己的别墅。世家大族的名号统御着政坛——塞西尔、德比、德文谢、贝尔福以及柯曾等等。甚至就连叛逆者们都顶着贵族头衔，比方说爱尔兰的革命女英雄康丝坦斯.戈尔-布斯（3）或者说马科维茨女伯爵就是纯正贵族出身，与英格兰这边的威斯敏斯特家族、泽特兰家族以及斯卡波罗家族都有亲缘关系。帝国体制似乎需要无穷无尽的贵族来填充世界各地的总督职位，任何一家体面的公司都要在官方信纸的抬头位置印上一两个准男爵的名字。伦敦的绅士俱乐部在这一时期非常红火，伦敦以外的大城市也都有会员专属俱乐部。小说家们在中产阶级读者的脑海里一遍遍地强化着上层大人物的形象。伊夫林.沃的《故园风雨后》与P.G.伍德豪斯的《布兰丁城堡》固然都描写了贵族家族战后衰落的惨象，但是与此同时我们还有康普顿.麦肯齐笔下的苏格兰高地庄园（4），虽然久经风霜却依然屹立不倒。此外在战后刚刚兴起的犯罪小说热潮不仅需要足量的心怀杀意的管家充当人犯，还需要乡间别墅与庄园充当推理戏码的舞台。相比之下俄国的贵族阶层早已被摧残一空，德国与法国的地主阶层也都已经失势了。

但是另一方面，梅丽克夫人的两名女儿也确实嫁入了贵族家门，这一事实本身就说明了上游社会的面子与里子都已经削弱到了一戳就破的程度。在夜店里，贵二代们纷纷向好莱坞明星与出手阔绰才华横溢的圈外人们大献殷勤，后者对待贵二代的态度也同样热络。农业萧条很快就会回归，导致大量贵族不得不出售庄园地产，大量乡间别墅也遭到了拆除。伦敦社交季还在延续，但是许多场馆都已经不在了。高尔斯华绥笔下福尔赛世家的世界正在步步退却，宏大的梅菲尔宫殿即将被遍布伦敦的酒店与高层公寓取代。战后第一年，塞西尔家族就出售了位于阿灵顿街上的豪宅，德文谢家族出售了自家祖宅，达特茅斯勋爵的梅菲尔公馆也没能保住。英国贵族的脖颈并没有与斧头的锋刃来个亲密接触，但是拆墙破屋的大铁球却却将他们的宅邸砸了个稀烂。在这些豪宅的原址上出现了娱乐场馆与高层公寓。梅丽克夫人的夜店为城市社交生活搭建了全新的舞台，社交活动离开了私人舞厅与私人餐厅，转向了公共空间，任何人只要兜里有钱且着装整洁就能置身其间。爱德华时代上层社会的领袖们都很清楚，他们所理解的战前“上层社会”——规矩严格、家族通婚、特权盛行的小圈子——终于被战争与税收联手干掉了。早在战前自由党就开始着手废除各种古老的贵族特权，如今贵族阶层的门面就像海绵一样千疮百孔，浸透了民主文化的汁水。毕竟，我们今天之所以依然对《故园风雨后》津津乐道，也只是因为一名城郊出版商的儿子接到了众多高档派对的邀请。

一战撼动了旧秩序的根基，但却没能带来足以取而代之的新秩序。吉克斯代表了回归维多利亚时代价值观的强烈本能，至少也要回归更加和谐稳定的战前英格兰。尽管这样的英格兰仅仅存在于想象当中。在这个英格兰，主教的意见总会得到严肃对待，绞刑师的工作永无休止。但是吉克斯也是个饱受嘲讽的人，就连其他政府大臣也喜欢拿他开涮。他似乎很清楚时代精神与他的立场格格不入，或者说他至少具有足够的自嘲精神，收集了大量以自己为题材的讽刺漫画。事实上，他所代表的的权威——君主与国家——已经缩水了。这两者在英国并未崩溃，就像俄国与德国那样。年龄较大且更为保守的人们对待君主与国家的态度依然很严肃。去教堂的人依然很多。童子军、少年军与英国退伍军人协会之类的组织机构依然势头旺盛。但是英国的其他部分却径直无视了旧权威并且踏上了各自的道路。战前的问题——我们应当如何生活？——再度变本加厉地卷土重来并且具备了更强烈的个人意义。象征欢乐的创业家梅丽克夫人理应作为一名标志性人物得到我们的铭记。某种意义上她就像T.S.艾略特与爱德华八世国王一样重要。在政治、毒品、性行为、艺术与写作等各个方面，一个创新实验的时代都已经到来了。正当女性终于赢得投票权的时候，威斯敏斯特统御英国生活各个方面的时代则正在退潮。说到这一点，主要责任还是要归结到政客身上。

1.https://en.wikipedia.org/wiki/Kate_Meyrick

2.https://en.wikipedia.org/wiki/William_Joynson-Hicks,_1st_Viscount_Brentford

3.https://en.wikipedia.org/wiki/Constance_Markievicz

4.https://en.wikipedia.org/wiki/The_Monarch_of_the_Glen_(novel)

1920年11月9日，几队英军士兵再次走上了前线，各个小队都由一名军官带领。在伊普尔、康布雷、阿拉斯以及索姆河这四处杀戮场上，被漫天炮火深翻过的地面尚未平复，浸透鲜血的土壤依旧泥泞不堪。这些英军士兵走向一片没有标记的粗糙木质十字架，尸首过于残缺以致无法辨认的英军阵亡士兵都安葬在这里。他们在每一处作战地点挖出了一具遗体，装进毫无纹饰的棺材里。四具棺材被运进了一座小小的礼拜堂。一名蒙上双眼的军官被人领进礼拜堂里，他伸出双手，按住了四具棺材当中的一具。剩下三具棺材被运回原本地点各自安葬，被挑出来的这具棺材则被装上火车送到了海峡边上，一艘战舰正在岸边恭候。这具棺材被装进了橡木质地的外椁——木材取自汉普顿宫周围的森林。众多驱逐舰列队护送这艘承载着棺椁的战舰渡过海峡，并且奏起十九响礼炮以示敬意。这名死者的身份与其他信息永远不会为世人所知了；他可能是苏格兰人，也可能是威尔士人；他可能是诺丁汉的矿工，也可能是德文郡的公学毕业生；他可能奋不顾身地冲向了死亡，也可能在临死前吓得魂不附体——总之他回到英国之后就被送到了伦敦。从法国的土地里被挖掘出来之后过了两天，一列游行队伍簇拥着这具遗体走过了伦敦的街道。抬棺人包括陆军元帅与海军元帅。他的最终安葬地点是威斯敏斯特教堂内部的沙地，棺材盖上放置了一把乔治五世国王从私人藏品当中挑选出来的古剑。接下来的几周，上百万人涌入大教堂向这名死者致敬。在不远处的白厅门前，阵亡将士衣冠冢刚刚落成，基座就被十万多个花圈埋没了。

有一位戴维.雷尔顿（1）率先想出了这个以国礼安葬无名士兵的主意。此人是一名年轻的随军牧师，后来又称为了马盖特的教区牧师。他将自己的想法告诉了威斯敏斯特大教堂的主任牧师，主任牧师又将这个创意传达给了国王。乔治五世一开始不喜欢这个点子，认为这样做太瘆人了，不过后来他还是回转了心意。正如作家罗纳德.布莱斯（2）所说，“这是一场阴森瘆人的仪式，但却阴森得无比壮丽，瘆人得超凡绝伦。”这场仪式广受欢迎，令英国国民大大地宣泄了一番内心淤积的情感。成功的部分关键在于这场仪式非常民主。无数痛失亲人的父母与手足都可以半心半意地相信这具遗体就是自家骨肉，至少也代表了自家骨肉。当时很多人都在争辩，凭什么贵族与上层阶级阵亡者的遗体可以运回国内安葬，大量普通士兵却只能埋骨异乡。总体而言，阵亡官兵丧葬民主化运动——由吉卜林牵头倡导——赢得了胜利，人们也认可了死后一律平等的做法。军官与士兵的坟茔相互交错而非各占一片，每一座坟头上都树立着形制大同小异的墓碑。这一举动并非细枝末节。在革命浪潮席卷海外的时代，民主政体尤其需要象征主义的支持。这是修建纪念碑的时代。位于法国的英联邦公墓规模如此之大，以至于需要成立专门的官僚机构进行规划，墓碑的切削也达到了工厂化规模。上千座花岗岩十字架、上千尊英军士兵石雕与上千幅金粉绘制的木板画出现在了全国各地的村镇、学校、火车站与市中心广场。这些纪念作品风格迥异，从仿古希腊与古埃及风格的陵寝艺术到见棱见角的现代主义雕塑应有尽有。英国修建了一座缅怀死者的花园，我们至今依旧置身其间。

从统计学上来说，一战并没有令英国失去整整一代人，尽管今天依旧有人如此主张。但是七十五万名死者的亡魂依旧无处不在。死者的面庞浮现在无数张中学毕业生合影与运动队队员合影相片上；死者的身影隐没在无数座郊区住宅的清冷二楼卧室里；在无数张默默咀嚼相对无言的餐桌旁，死者的声音若隐若现，在办公室或者酒吧里，老人与特别年轻的新人之间裂开了一道怪异的缺口。战后十年间，全国共有29000座小型乡村地产因为无人继承而遭到出售。伤残士兵无处不在。有些人被毒气夺去了视力，有人拖着空荡荡的裤管或者挥舞着假肢，他们的脾气全都极其暴躁。大面积开放性创口需要每天换药从而抑制感染。新兴的整形技术依然十分粗陋，要到二十年代末才能在人脸上动刀修补。就算是浓厚的香烟烟气有时也挡不住伤兵身上散发出来的腐臭气息。公园长椅漆成了蓝色，提醒游客这里是伤残士兵专用座位。坐在长椅上的伤残士兵往往穿着早已走了形的制服，戴着蓝色军帽。爱德华时代的昂扬精神已经被放空了。理论上来说全国男性数量依然足以满足绝大多数女性的婚配需求，但是对于几十万失去了唯一真爱、此时依然佩戴黑纱的女性来说，这种说法只是毫无人性的冰冷算计而已。笔者依然记得自己家中有一位姑奶奶就是“因为战争”而终身未婚——尽管老太太的生活算得上丰富多彩，终日以烘焙水果蛋糕自娱，身边总有朋友的陪伴。

当然，悲哀的气氛最终变得太过压抑，公众的克己主义作风最终变得太过沉重，超过了还在喘气的活人们的承受极限。幸存下来的人们想要找点乐子。二十年代以单薄清脆的城市享乐氛围而为后人所知，这样的氛围从根本上回应了国葬仪式上的沉闷鼓声，悼念人员的沉默，以及在砖石与青铜雕像面前的脱帽致意。飞扬跳脱的爵士乐回应了抚慰众多人心的厚重圣歌。战争将英国拖进了黯然失色破败不堪的境地，亮丽的色彩与各种傻气横溢的玩乐则回应了这样的局面。上层阶级家庭的女儿们会刻意模仿一般民众的做派，在脸上涂抹胭脂、睫毛膏与口红，令父母大为惊骇。地位一般的女性也开始在公共场合抽烟。就像其他规模较小的战争一样，一战也极大地宣扬了雄性气概。战争加快了男孩成长为男人的速度，又让刚刚长成的男人纷纷死去。男人们全都是一身武士的打扮，扎着粗厚锃亮的皮带，蹬着大皮靴子，披着粗硬的风衣，衣服上缝着青铜质地的扣子，戴着尖顶帽子。蓄须与留长发都是反战的标志，走在街上肯定会招致怒目而视与说三道四。因此战争之后的英国社会理所当然地迎来了一轮文化回潮。刚好错过战争的年青一代选择了五颜六色的服饰，在老一辈看来甚至有些阴盛阳衰。女孩们则略微平添了几分英气。她们穿着直管筒裙，用裹胸布压抑住双峰，娃娃头与齐耳短发大行其道。这样的打扮让女孩子们看起来很有些雌雄莫辨。初生牛犊的作家伊夫林.沃娶了一位名叫伊芙琳的女子，朋友们将这对夫妻分别称作男伊与女伊，在合影当中两人穿着同样款式的裤子与衬衫，脸上挂着同样矫揉造作的神情。由于大众报业的发展，全国的民众们都能观察他们的行为，有时还会加以效仿。

我们今天一般认为最喧嚣的恣意妄为都是二十年代的事情，出自所谓光彩少年之手，但是这其中的行为模式早在战争期间就确定了。要想进行案例研究，不妨看看达夫.库珀（3）的日记。此人在战争的大部分时间里都任职于外交部，并且爱上了一位爱德华时代有名的美女与社交达人戴安娜.曼纳斯（4）。他的日记里充斥着令人瞠目的随意性爱与恣意纵酒。他的猎艳经历在绝大多数情况下都没有发展到亲密接触的程度，因为避孕手段尚不健全。但是要论及花样百出与斩获人数，他与他的小圈子足以与日后所谓更放纵时代的任何人相提并论。战争期间的英国人吞咽下了大量酒水，既有高档红酒与精品香槟，也有更带劲的白兰地与威士忌。此外他们也消费了大量毒品——主要是注射吗啡。可卡因与海洛因当时都是合法商品，甚至还被纳入了劳军物资当中。就某些方面来说，这是个充斥着享乐主义与自我放纵的时代，就连大多数六十年代摇滚歌星的体质也经不起这么折腾。但是这些浪荡子的朋友们全都面临着惊人的死亡率，只有记住这一点我们才能真正理解此类放浪形骸的举动。按照库珀日记的记述，在他的又一位朋友——也是阿斯奎斯的姻亲——战死沙场之后，他无助地痛哭了整整一天。这天晚上他去自己的俱乐部吃饭，“我叫了一瓶最好的香槟——1906年的伯瑞——因为爱德华肯定希望我这么做。假如先死的是我，他也肯定会为我这么做的。”他不愿出去吃，“因为我担心吃到一半就会哭出来。”值得一提的是，战争临近尾声时库珀也走上了前线，并且表现得异常英勇。

像这样今朝有酒今朝醉的心态在战后英国盛行一时。最切近的类比似乎就是越战期间以及战后的美国，放纵嗑药的享乐主义风潮同样席卷了这片土地。就像日后的美国一样，二十年代的英国也见证了年青世代与年长世代之间的激烈对抗。上层阶级的子女们组成了一支躁动浅薄、身穿奇装异服的军队。他们捣毁酒吧并且发明了全新的鸡尾酒，他们与百货店的售货员们在同一个舞池里尽情摇摆，他们学会了骆驼步、西迷舞、黑人摇摆舞以及臭名昭著的查尔斯顿舞，他们甚至还会趁着路边警察疏于防备之际窃取他们的头盔。他们当中很多人都是退伍军官，很多人都失去了手足与恋人。一批又一批新人涌入伦敦并且彻底改变了这座城市的文化品位。来自纽约哈莱姆的黑人爵士音乐家们从大西洋彼岸带来了早期好莱坞电影的诱惑与黑帮分子的故事。年高德劭的老一辈们被眼前的群魔乱舞吓得目瞪口呆，媒体也极尽炒作渲染之能事——这里的媒体指的是报纸上的八卦专栏，这个刚刚兴起的行业此时已经非常盛行了。比方说诺埃尔.考沃德——他的剧作《旋涡》（5）专门讲的就是毒品问题——在接受某流行报纸采访的时候穿着一件丝质长袍摆了个造型。按照报纸采访的说法，他脸上洋溢着历经锤炼的堕落气质。他向伦敦《旗帜晚报》承诺，“我从来不会离开鸦片馆、可卡因馆以及其他邪恶的场所，我的头脑是全然腐败的一团糟污。”例如萨比尼斯帮与泰坦尼克帮之类的帮派（后者之所以被别人起了这么个名字是因为帮派成员全都衣冠楚楚，就像同名邮轮上的上层阶级乘客一样）在索霍区与赛马场里大打出手，争斗的焦点则是为了控制二十年代英国的新兴罪恶核心，也就是夜店。夜店里鱼龙混杂，充斥着退伍军官、新芬党人、帮派分子、应召女与舞女以及毒贩子——例如著名的鸦片经销商“天才”比利.常（6）。专门面向男同的夜店同样生意兴旺，店里的客户全都对国王的意见置若罔闻：有一次乔治五世听说自己的一位熟人是个“走后门的”，他非常惊愕地说道：“我还以为这种人都会早早开枪自尽呢！”

（1）https://www.baidu.com/link?url=NN-ozAS643oHNMvvqHLOuur13RSdNXGYiUrHGcQ9Dk_R8Xft8DBRoeJeBSAbEFqntbOJYvmJL4OdPVjJ3G0egq&wd=&eqid=9ea5c093000156fb0000000258c3aea7

（2）https://www.baidu.com/link?url=7rOQSMDefHOdG52zECXMgmVxK5PmbO8JZk2iGO-anGYJPQZLCNlxQ1avUkmOvaeWr5hd4ZhR3VMoKvUsHrH5zK&wd=&eqid=9209cc9d0001965f0000000258c3b062

（3）https://en.wikipedia.org/wiki/Duff_Cooper

（4）https://en.wikipedia.org/wiki/Lady_Diana_Cooper

（5）https://en.wikipedia.org/wiki/The_Vortex

（6）https://en.wikipedia.org/wiki/Brilliant_Chang

足音在记忆中回响

沿着那条我们从未走过的甬道

飘向那重我们从未打开的门……

——T.S.艾略特，《烧毁的诺顿》，1935

重要的历史时期都有专属的名称——伊丽莎白时代，维多利亚时代，爱德华时代——但是在二十世纪两场最大规模杀戮之间的年月并未与某一位君主挂钩。我们惯常的说法是二三十年代，就好像前后二十年都是一回事并且无法区分一样。另一种说法是两次大战间期，就好像这二十来年只是历史正常进程的暂停，只是两场正戏之间的中场休息时间一样。也有人将这段年月称作鲍德温时代，可是如今并没有多少人知道斯坦利.鲍德温究竟是谁。那些模模糊糊还记得他的人也只会将他描绘成一个口叼烟斗、手挠猪背、自鸣得意的家伙，对于尚未正式登台的希特勒的疯狂叫嚣充耳不闻。与他同时代的英国政坛人物要么已经被彻底遗忘，要么留下了昏庸无能的可笑形象——拉姆齐.麦克唐纳遭到女公爵的勾引，奥斯瓦尔德.莫斯利脚蹬军靴大摆造型，丘吉尔的人生高峰还没有到来。因此关于这个时代的一切看上去都模糊得令人不爽。这段时期有什么故事呢？这段时期对于今天的我们意味着什么呢？

要说故事倒也没什么，无非就是一场席卷西方世界的银行业危机，大规模失业与大萧条，政客阶层遭到厌恨与讥讽，世界权力平衡随着新兴国家在东方的崛起而发生偏移，国内民众开始享受消费商品并且开始梦想更好的生活，大英帝国开始滑入历史，依然还处于青春期的当代英国正变得越发清晰。我们对于这个时代的记忆十分古怪地与帽子联系在了一起——矮胖的政客们戴着凹顶礼帽，交际花们戴着钟型女帽，法西斯分子戴着尖顶帽，游荡在街头巷尾或者参加反饥饿游行的失业人群排成了一眼看不到头的长龙，每个人都把平顶帽往下拉得紧紧的。但是尽管在这个时代我们能够通过帽子很方便地区分某人所属的阶级，但是这个时代的最大特点还是有始无终。大罢工没有导致革命，逊位危机几乎就是无事生非，牛剑大学的学生们声称自己不肯为了国王与国家走上战场，但他们最终还是参战了。这二十年里影响全世界的重要戏码——从纳粹夺权到残忍的苏联社会实验，从好莱坞的凯旋胜利到罗斯福新政——全都发生在远离英伦三岛的别处。对于英国来说这是一个充满了各种半吊子的时代。直到1940年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危机降临在我们头上，英国才真正振作起来，得到充分理解的历史也才再次开始。因此有人或许会认为这个无名的时代本来就不配拥有属于自己的名字。

但是所有那些延续至今的回响又怎么说呢？战争间期的英国第一次接触到了家乐氏麦片与玛氏巧克力棒，见证了索尔兹伯里超市、玛莎百货以及杜赫斯特连锁肉品的扩张。全国大多数人第一次被国家电网联系在了一起，英国的夜晚就此明亮起来。此时的英国人痴迷于购房与按揭。尽管优秀作家层出不穷，但是电影文化已经开始将书籍排挤到一边了。在电视出现之前广播大行其道。大量英国人开始度假，一般人都去巴特林度假村，手头宽裕的就直接去国外。他们在狭窄的道路上挤满了汽车，犯罪惊悚小说看得他们如醉如痴，他们开始在四面扩张的城郊社区生活，开始如饥似渴地吸收舶来的美国文化。今天假如你偏好有机食品，喜欢去夜店打发时光，喜欢去健身房出出汗，喜欢嗑药或者喝鸡尾酒，喜欢阅读简装书或者收听BBC广播，喜欢滑雪，喜欢倡导有车一族的上路权益，那么你就是二三十年代的产物。如今我们当中的许多人都住在这一时期兴建的半连体式住宅或者高层公寓里面，英国各地都分布着最早在这一时期投入使用的电线塔、路边酒馆、车库与写字楼。轻工业的发展有史以来第一次让我们今天称为青少年的群体有了自已自行支配的闲钱。这一时期的金融危机与关于失业的辩论今天看来仍不过时。至少在英格兰腹地到南部海岸这一片区域里，二三十年代给人的感觉就好像是五十年代甚至六十年代初的草稿一样。

在这一时期人们看待政治的态度要比今天更加愤怒，这也是情有可原的。当年英国的外交政策很可能会要了你的命。由于恰当的福利体系尚未建立，失业或者丧失地位的前景远比今天更加可怕。中产阶级家里依然依靠仆役而不是家电来干活。他们家里并没有多少垃圾，因为带有外包装的商品要比今天少得多，包装程度也不像今天那样厚实。公路与超市尚未出现，意味着购物要在家门口解决，购物的工具依然是挎在胳膊上的菜篮而不是提在手里的塑料袋。香烟的气味依旧无处不在，每五名男性当中就有四名烟民，女性烟民的比例也占到的全体女性的将近一半。男孩子们尚未成年就开始抽烟，而且各种品牌的香烟都是高焦油型，大多数都没有过滤嘴。以我们今天的标准，笼罩在城市上空的雾霾污染简直无法忍受。医疗科学依然很原始，当时最糟糕的公共健康灾难就是一战刚刚过去就爆发的所谓西班牙流感，从生物学角度来说与最近的禽流感很相似，只不过杀伤人数要多得多：仅在英国就有将近二十二万人死亡。年复一年，不知有多少人死于今天只能算是常见病的感染或者挺不过今人眼中的常规手术。尽管亚历山大.弗莱明爵士已经取得了开创性的成就，但是直到下一场世界大战打到一半的时候抗生素才得到普遍应用。只有中产阶级与上层阶级的子女才能得到良好教育，社会上大多数儿童都会在十四岁那年离开学校，只有极少数青少年能够进入大学。穷人能够得到的医疗护理十分有限，许多人都只得依靠发善心的当地医生给他们免费看病。为了填补亏空，这些医生们有时不得不向更有钱的病患提价。

就算我们打算研究一下如今司空见惯的社会现象在这一时期的起源，例如对于有机土产食品的兴趣，或者常规健身的需求，这些现象在二三十年代的起源看上去也依然十分猎奇。这是一个充斥着各种邪教与疯癫行径的时代。长裙飘飘的女性满面肃穆地在田野里翩然起舞，身穿自制制服的男性在森林边缘吟诵御鬼通神的咒文。他们的举止虽然看似怪异，但却都是为了寻求一个更好的未来。灵修主义在这个时代风靡一时，部分原因在于人们想要与战死在弗兰德斯的“失落一代”的亡魂取得联系。但是总体来说在电视出现之前人们确实要更加古怪，因为每个人都可以遵循自己的生活道路而不必担心遭到全国观众的围观、评论以至于讥讽。普遍较低的受教育程度与覆盖面较小的媒体意味着更多的怪人。这样的环境带来了另一种不同于今天的自由。当年的英国比今天更大，因为同样的空间里要比今天少容纳一千六百万人，而且交通条件也不如今天那样便利。对于家里有车并且住在城市附近的人来说出行还要快一些，但是对于绝大多数人来说旅行都是耗时费力且非常少有的事情。因此地方口音要更加显著，地方风俗也更加多样化。只有上层阶级与波希米亚人知道国外是什么样子，但是实在忍受不了英国的人们总还可以离开。政治精英们全年总有一半时间要在地中海周边渡过。最反动的贵族会前往东非安营扎寨，射猎野兽，开垦农场，畅饮作乐，以及欺压当地人。满怀抱负的中产阶级下层与工人阶级国民则可以去加拿大或者澳大利亚打拼一番。在二十年代总共有超过五十万英国人离开了这个国家再没回来。不过到了三十年代情况就大不相同了，尽管人们都说三十年代的英国处境很艰难，但是依然有六十五万名移民来到了英国安家落户——当然其中绝大多数都是白人。

在这一时期生活的人们通常被称作战后一代。除了少数高度警惕与先知先觉的人以外，绝大多数人都意识不到另一场更糟糕的战争还在前方恭候。但是“战后”二字依然是描述这一时代的最重要标签。一战似乎拦腰斩断了战前的一切。旧式的崇敬习惯与旧式的权威都不在了。现在的问题很清楚：“我们究竟应当如何生活？”并非所有人都有闲心提出这个问题，但是最有趣的人们无一例外都要给出自己的答案。于是有人酗酒，有人嗑药，有人开办集体农庄，有人拥抱新兴政治信条。此外这里还要提醒大家小心政治极端主义。本书当中很多人都受到过法西斯理念的吸引，就连丘吉尔都未能免俗。他们当中只有极少数人是仇视民主并且不惜使用暴力的正牌极端分子。模糊的反犹心态虽然并不罕见，但却与势利眼难解难分并且完全奉行和平路线。墨索里尼在英国的粉丝其实要比希特勒多得多，这些人都相信更强硬的政权有助于抗击失业。回想这个时代的时候一定要牢记，大屠杀、党卫军与纳粹德国的暴力扩张此时都还没有发生。我们今天的历史常识对于他们来说无异于先知的预言。我们对于那些成为共产主义者的人们也可以发表类似的意见——他们的数量从来都不算多。目光锐利的观察家们确实察觉到了斯大林政权的险恶之处，但是众多理想主义者并不相信他们，因为对于法西斯主义的恐惧遮蔽了他们的双眼——许多法西斯主义者为自己的暴行进行辩护的借口也是因为他们真心恐惧“布尔什维克”。

在这些曾祖辈与曾曾祖辈面前我们还是不要太自鸣得意的好。不管怎么说，他们当中的绝大多数人都投票选择了温和甚至有失胆怯的政党。这一时期的绝大多数英国政客确实寡然乏味，但这一点却是我们天大的幸运。他们管理这一个如此自满守旧的国家，国民们一方面如此忠于日益退居二线的君主，另一方面又对迅速黯淡下去的旧日辉煌如痴如醉，以至于在欧洲其他国家纷纷倾心于更加刺激的政治路线时他们却始终不为所动。英国政客曾经喜欢用“您真有常识”或者“您的底线真稳固”来相互恭维。1931年大选当中55%的选民选择了保守党。1935年的全国政府在选战当中的表现几乎同样出色。绝大多数其他选民选择了四平八稳的工党。投票支持共产党的选民只有不到0.1%。二三十年代充满了关于崭新未来的理想主义闪光愿景，但是通向未来的道路却危机重重。重心贴地的国民性拯救了英国。臀部沉如磨盘的英国人毫无想象力可言，他们在大口吞咽茶水的同时就像老黄牛一样难以遭到刺激挑逗。在这段岁月里，尽管各种诱惑此起彼伏，但是英国人却始终没有失去平衡。

劳合.乔治在巴黎摆足了架势，在国内又有选战大胜撑腰。因此至少他还可以认为英国政府依然掌控着局势。他曾经将自己包装成口吐烈焰的激进派，然后摇身一变成了内阁大臣，再接下来他又挑起了战争领袖的重担，现如今他已经有资格以国际政治家自居了。他的才智得到了尽情发挥，大英帝国从未像现在这样强大，最重要的是皇家海军统御了大海。象征统治权的最得力标志就是漂浮在海上的敌军尸首——总计七十四艘德国公海舰队的军舰，包括战列舰、巡洋舰以及其他各型战舰。此时这些舰船正安安稳稳地停靠在斯卡珀湾。它们曾经横渡北海，遭到皇家海军火力全开的欢迎，最终在福斯湾沦为阶下囚并且被拖曳到了奥克尼。法国人想要几艘战列舰，意大利人也是。骇人的潜艇早已纷纷被拖到了哈里奇迎接大卸八块的结局，但是德皇海军的主力舰队依然飘在水面上，等待着巴黎和约条款的裁决结果。在长达七个月的时间里，每一条德国战船上都只有最少量的人手在维护。水兵们终日无所事事，抽抽烟，打打牌，跳跳舞，聊聊革命，还要对抗日益添丁进口的老鼠。军官们则密切讨论着下一步应该怎么走。此时赖因哈德.舍尔在日德兰海战期间乘坐的旗舰已经更换了主人，现在镇守在这条战舰上的德军主官是一位路德维希.冯.罗伊特上将。他早已暗自打定了主意。如果条约的条款太苛刻，而且舰队必须交给战胜国瓜分，那他就要凿船自沉。事实证明巴黎和约的条款比德国人最糟糕的梦魇更糟糕。随着签约之前最后几天的纠缠撕扯还在继续，冯.罗伊特也做好了向英国竖起两个手指的准备。

在沉船当天，原本负责看管德国军舰的英国军舰恰好出海参加演习去了，演习项目是对抗驱逐舰的鱼雷攻击，为了此时尚且难以清楚设想的未来冲突做准备。斯卡珀湾里的英国船只只有两艘，其中一艘是搭载了四百名奥克尼小学生出海游玩的拖船，另一艘则是拖网渔船，船上搭载了一名绘制德国战舰写生的海军素描画家。1919年6月21日天气晴好，空气清澈，阳光柔和，高地地区与苏格兰沿岸岛屿在这样的天气里就像天堂一样美丽。上午十点整，罗伊特用旗语、灯语以及臂板向各条战船发出秘密指令，指令内容很简单：“第十一段。”接到指令之后，各船水手来到船底，打开通海阀，将冰冷的海水放了进来。甲板上的船员则纷纷放下救生艇开始弃船逃生。从旗舰腓特烈大帝号开始，德国战船开始逐一倾覆。有些船只的沉没过程缓慢而平静，也有些船只肚皮朝天汩汩作响。负责岸防的英军小船吓得惊慌失措，甚至向水里的德军开枪射击，命令他们回到战舰上去。有些船只徒劳地试图将正在沉没的战舰拖到岸边，还有一名挥舞白旗的德军船长被一枪爆头。最终总共有九名德军被射杀，但是并没起到任何作用。没过多久斯卡珀湾的海面就被油渍、泡沫、垃圾与救生艇覆盖了，嘶嘶声与轰鸣声此起彼伏。英军主力舰队赶回来时已经太晚了。到了下午一两点钟的时候，几乎所有德国战船都已经沉到了海底。气急败坏的英军指挥官将罗伊特及其部属骂了个狗血淋头，后者则面无表情，一言不发。对于罗伊特来说，这是他在一战期间最后的作战行动，就算没能彻底抹杀战败与投降的耻辱，至少也将其洗刷了一点。有心人都能想清楚他这一招传达了怎样的信息——德国人就算这次输了也不服气，依然还在咬牙苦撑，等待着报仇雪恨的时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