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Taylor Branch：劈波蹈海——MLK三部曲之一 -- 万年看客

约翰.刘易斯错过了纳什维尔的长途车，于是他在研讨会上认识的朋友詹姆斯.贝弗尔和伯纳德.拉斐特便开车带着他全速直奔田纳西州的莫非斯堡，好让他在那里赶上长途车。从这一站出发，刘易斯独自乘车前往华盛顿，和詹姆斯.法默以及另外十一名新成员一起自5月1日开始参加了自由乘车运动的培训。参加培训的人形形色色，其中有三名白人女性，三名白人男性，以及七名黑人男性，最小的二十一岁，最大的六十岁。他们当中有两名学生，一名民歌歌手、几名平等大会成员、一名退休教授及其妻子，一位牧师，以及一位自由撰稿人。他们当中有一位詹姆斯.佩克（James Peck），他是佩克呢绒公司的继承人。1933年他在哈佛大学新生舞会上选了一位黑人姑娘作为自己的舞伴，令全场为之哑然。此后他因为无视与自身信念背道而驰的法律条文和社会惯例而多次被捕，前前后后在监狱里呆了三年多。另一位受训者名叫阿尔伯特.比奇洛（Albert Bigelow），他身材魁梧，下巴扁平，在哈佛学过建筑，后来当了船长。比奇洛参加过二战，战场上的见闻将他改造成了一名坚定的和平主义者。为了抗议核试验，他曾指挥自己的船只“黄金法则”号冲进位于太平洋上的原子弹试验区。刘易斯在他们之中年龄最小，也是参与其中的两个非学委学生之一。另外那个学生是华盛顿霍华德大学的亨利.托马斯（Henry Thomas）。

华盛顿官方并没有注意到这帮人的存在。平等大会新闻办公室只找到了三个愿意报道自由乘车运动的记者，而且都是黑人。为了缓解自己的不安，《黑玉》杂志的西蒙.布克（Simeon Booker）将平等大会的危险计划告诉了联邦调查局。接着布克来到司法部进行了一场为期三十秒的临时通报。他警告司法部部长及其助手约翰.席根塔勒，平等大会的自由乘车计划很可能导致混乱。“好的，如果真出了事马上告诉我，”罗伯特当场回答道。接下来他又补充了一句：“真希望我能和你一起去现场看看。”得知司法部部长提前就知道自己要和那些堂吉诃德式的自由乘车者们一起上路让布克多少松了一口气，但罗伯特语气中的不假思索又让布克怀疑自己的担忧是否得到了对方的彻底理解。至于罗伯特很快就把自由乘车运动抛之脑后了。

5月4日，十三名乘车者兵分两路离开了华盛顿。一组坐灰狗长途车，一组坐旅途公司长途车。按照计划，他们在每辆车上的位置各不相同——有些车上白人坐在后面黑人坐在前面，至少有一辆车上黑人与白人并肩而坐，还有几个自由乘车者不动声色地坐在传统安排的种族隔离座位上伺机而动。在华盛顿以南五十二英里处，长途车停靠在了弗吉尼亚州费雷德里克斯堡的第一个休息站。候车室与餐厅里依旧挂着“白人”和“有色人种”的指示牌，但除了冷冰冰的眼神，乘车者们再没遇到其他无礼行为。再次登车后，他们在里士满也遇到了差不多的对待。随后他们继续前往彼得斯堡。怀亚特.沃克之前待过的教堂当天正在举行弥撒大会，参会信众们无不对乘车者报以热烈的掌声。他们在当地人家中借宿了一晚。从起点到位于新奥尔良的终点之间总共有十三天车程与几十个车站，全程一千五百英里。大部分车站所在地区的人们都几乎从不讨论最高法院与甘地这一类的话题。

第二天，他们经过了爱德华王子县的法姆维尔。那里既是弗农.约翰斯一家的家乡，也是布朗诉托皮卡教育局案件弗吉尼亚地区的案情发生地。为了回避种族融合法令，县政府将大部分学校设施都转移到了匆匆组织起来的私立学校，专供白人学生使用。几乎所有黑人学生都已有两年没有上过学了。爱德华王子县的僵局吸引了全国的注意力，对立双方的立场完全无法调和，以至于罗伯特的司法部不久前刚刚决定在这里进行全国第一场学校去隔离化公诉，旨在迫使当地政府重新开办公立学校。灰狗长途车与旅途长途车停靠在法姆维尔时，自由乘车者们发现当地车站的“有色人种”指示牌刚刚被人刷了一层白漆。所有十三名乘车者没遇到任何障碍就得到了应有的服务，因为当地的掌权者们还不打算将他们的“大规模抵抗运动”扩展到州际交通领域，以免将战线拉得太长，反而顾此失彼。晚上一行人穿过奇堡抵达了丹维尔。在那里长途车站的工作人员第一次拒绝让他们上车。但是没有人被捕，也没有发生暴力事件。

在政府高层当中，艾伦.谢泼德与罗伯特.肯尼迪也都在路上。相较于自由乘车者的默默无闻，被视为美国先锋的他们则正在大放异彩——谢泼德是第一个进入太空的美国人，而罗伯特则正走向佐治亚大学就民权问题进行首次演讲。“西方国家之幸”是第二天《纽约时报》上一篇文章的标题。这一天的《纽约时报》上总共有六篇文章报道谢泼德，庆祝他这段五十分钟的太空之旅，认为这一成就足以抵消猪湾事件以及苏联发射人造卫星的影响。谢泼德安全着陆后，肯尼迪总统马上就举行了振奋人心的新闻发布会。

罗伯特.肯尼迪将要经受的考验同样让人备感紧张。他和助手们为了演讲稿已经连续忙碌了五周，因为罗伯特认为，如果他不能在民权政策应用最广且最不受欢迎的领域里施行这套政策，那就太虚伪了。登上讲台的罗伯特双手微微颤抖——他在公共场合历来如此——他首先感谢佐治亚州在大选期间为他哥哥带来了“合众国各州当中百分比最高的多数支持票”，然后又表示民权运动是对抗共产主义的国际斗争的有机组成部分。他告诉佐治亚州的居民们，在美国国内，“身为美国公民的我们必须避免另一起小石城事件或者另一起新奥尔良动乱，因为我们已经折腾不起了。这样的丑事只会让美国在全世界眼前蒙羞。”话说到这里他进一步宣称，佐治亚大学顶着暴乱的压力新近录取的两名黑人学生如果能够顺利毕业，“无疑将会非常有助于对抗共产主义针对我国的政治渗透与游击战攻势。”

在民权问题上罗伯特坚持强硬路线。“南方人特别尊重坦率直接的对话，”他说。“如果你问我：我们会施行民权法令吗？答案会是：会，我们会的。”出于个人信念，罗伯特主动挑明了自己支持布朗案判决的立场。他诚恳地表示愿意以身作则，首先在司法部废除种族隔离，而且至少要和其他地区废除种族隔离的步伐保持一致。至于在南方饱受诟病的爱德华王子县案件，罗伯特则表示无论是谁担任司法部部长，为了国家的整体利益都会采取同样的行动。“我不相信任何人会支持一项阻止一千多名美国儿童进入公立学校的原则——尤其是这种做法还违背了法庭命令。”罗伯特一方面发誓要采取切实举措，另一方面又保证自己将会公平行事，从而有意将自己与艾森豪威尔的形象进行了比较。“我们不会站在一旁袖手旁观，我们一定会采取行动。”

演讲结束后，罗伯特迟疑地坐了下来。台下一千六百名佐治亚州听众一言未发，然后突然就爆发出了一阵长达三十秒钟的掌声——一位记者专门掐了表——以此向罗伯特的口才与勇气致敬。许多新闻报道都赞扬了罗伯特在民权方面的“坚定讲话”，报道当中不仅提到了听众们的热烈掌声，也注意到了佐治亚州重要政治家集体缺席演讲现场的事实。至少在周末的余下时间里，司法部部长似乎通过有力地阐述国家政策而创造了奇迹。然而到了周二，白宫新闻秘书皮埃尔.塞林格便宣布总统否认了自己曾在竞选期间支持过的两种民主党政纲立法方案。几乎在同时，佐治亚州州长范迪瓦也宣布，约翰.肯尼迪为了在大选期间争取他的支持，曾经向他承诺永远不会动用联邦力量在佐治亚州支持反种族隔离法案。报刊背页上到处都是关于政治交易的激烈争论。罗伊.威尔金斯将肯尼迪否认《民权法案》的做法比作“将仙人掌当成花束献给了别人。”

就在塞林格发表声明的当天早上，第一辆搭载自由乘车者的长途车停靠在灰狗长途的终点站：南卡罗来纳州的罗克希尔。此时发生在当地的“入狱”运动已成为了南方非学委学生群体当中的传奇。约翰.刘易斯设法 轮换了自己在自由乘车队伍当中的排位，成为了首批探查罗克希尔情况的成员。随着他从长途车走向白人候车室，通常的紧张感并没有减弱，而是像弹簧那样压缩了起来。与大多数车站相比，罗克希尔车站更像是当地人的消遣场所，弹球游戏机随处可见，一群白人青年正在玩得乐此不疲——此类白人青年正是暴力袭击静坐运动的主力。门口两边各自倚靠着一名白人青年，他们身后还有二十多个人。

为首的两个白人青年走到刘易斯面前，挡住了入口。其中一个伸手指着旁边的有色人种入口说道：“走那边。”

刘易斯鼓起勇气说出了事先统一口径的标准说辞：“根据最高法院对博因顿案的判决，我有权从这里进入。”

对方先是楞了一下，紧接着就顶了一句“放你娘的屁！”然后好几个人就推推搡搡地把刘易斯挤出了门口。有个袭击者砰地一拳击中了刘易斯的嘴角，这是自由乘车运动经历的第一拳。刘易斯应声倒在了地上。这一声象征着暴力的闷响立刻招来了更多白人。站在刘易斯身边的自由乘车者阿尔伯特.比奇洛赶紧拦在了刘易斯与施暴者之间。比奇洛一边挺直胸膛高昂头颅，另一边咬紧牙关绝不还手。这架势在打架时可并不常见，然而施暴者们非但没有手下留情，反而纷纷向他的头部与身体挥动老拳。一连三四下重拳打得比奇洛单膝跪地。有个施暴者冲着比奇洛撞过来，却把第三位自由乘车者吉纳维芙.休斯（Genevieve Hughes）打倒在地。

在罗克希尔车站执勤的几位警察大喊着暂时压制住了局面。施暴者依旧愤怒，不过总算是不打了。带队警官赶紧过去扶起了刘易斯和比奇洛。他们两个人浑身瘀伤，不停流血，不过意识依然十分清醒。警官与这帮白人青年是老熟人了，因为之前他们已经积攒了厚厚一摞请少年犯罪案底。他厌恶地指着这帮人，询问刘易斯与比奇洛是否愿意针对本次袭击提起诉讼。刘易斯与比奇洛都拒绝了——因为这样做不符合非暴力抵抗的精神。他们的拒绝让警官很有些不满，觉得自己明明冒着政治风险想要逮捕白人，可是受害者却不肯领会自己的这番好意。他把所有嫌疑人都赶走了，然后其他自由乘车者们也走进候车室，没遇到任何麻烦就点了餐。

两个小时后，旅途长途车也到达了罗克希尔车站车站，但是第二队自由乘车者下车后却发现车站大门紧闭。当地联系人带他们驱车前往了友谊会专科学校的弥撒大会现场，罗克希尔“入狱”运动的学生都在这里上学。在路上联系人向他们通报了第一组人遭遇殴打的情况。当晚自由乘车者们在弥撒大会现场受到了热烈欢迎，因为他们在第一场危机中保持了镇定并且体现了善意。不过同样是在这天晚上，第一位受害者约翰.刘易斯接到了一条来自纳什维尔的紧急消息：美围公益服务委员会（American Friends Service Committee）已将他列入一份奖学金的终选名单，获得者将前往印度与甘地主义者们一起生活工作两年。1954年的奖学金得主是詹姆斯.劳森。问题是，如果接受奖学金，那刘易斯就不得不退出自由乘车运动并且马上飞往费城参加面试。美国公益服务委员会已经给他电汇了飞机票款。对于刘易斯这样信念坚定的人来说眼前局面实在是两难之选。不过第二天他还是坚毅地与同伴们告别并且独自北上，剩下的十二名自由乘车者则继续向南朝着哥伦比亚和奥古斯塔挺进。

约翰.多尔在司法部内部面临着新的竞争。根据南方民主党人的推荐，伯克.马歇尔雇用了一位来自阿肯色州的杰罗姆.海尔布伦（Jerome Heilbron）。此人来到民权司之后主张劝说比诉讼更为有效。根据他的说法，还从来没有了解南方人的语言与习惯的人以正确的方式接触过南方人。海尔布伦认为司法部可以通过软硬兼施的方法将南方人争取过来，而诉讼的效果却会适得其反。

多尔很清楚，无论这番意见有没有道理，他都不应当加以嘲笑。他毕竟是个外人，是留守在民主党司法部里面的共和党人。司法部部长已经开始拿他开玩笑了：“你是共和党手中最强大的武器。”罗伯特.肯尼迪的这句话暗指多尔的民权诉讼离间了民主党的南部选民。多尔还知道，就算仅仅从法律角度出发，他也依然很有理由认真对待海尔布伦。即使是最热情的民权自由派也不得不承认司法部的诉讼面临着严重的障碍，其中最让人烦恼的案例就是斯克鲁斯案件。在喝了无数杯咖啡后，多尔学派的律师们与海尔布伦在一个法律观点上达成了一致：斯克鲁斯案件没法简单解决。这个听上去就恶声恶气的案例已经成了一只抠住司法部肩头不肯放松的怪物。?

1943年1月的一个晚上，佐治亚州贝克县的克劳德.斯克鲁斯（Claude Screws）警长在酒后带领两名随从闯进了当地某黑人居民罗伯特.赫尔（Robert Hall）的家中。斯克鲁斯逮捕了赫尔，然后将戴着手铐的赫尔拽进了县法院的院子里，并且在众目睽睽下用拳头与棍棒将其殴打了至少十五分钟，最后把受害者的尸体拖进了监狱。尽管州政府没有提出谋杀指控，联邦检察官还是提供了嚣张暴力的证据，以至于就连一个全部由白人组成的陪审团都裁决斯克鲁斯警长有罪，做出这一裁决的依据则是在战后重建时期为了保护黑人民权而颁布的法令。宣判之后斯克鲁斯提出上诉。他承认自己他有意杀害赫尔，但同时又辩称《宪法》保护他免受佐治亚州法律当中的谋杀指控之外的任何其他指控。（“这项辩护理由并不出色。”最高法院大法官拉特利奇写道。）然后最高法院依据一条就连辩护律师都没想到的理由翻转了斯克鲁斯案件：政府无法证明斯克鲁斯攻击赫尔时带有剥夺后者民权的特定意图，检察官仅仅证明了斯克鲁斯意图杀害赫尔。最高法院极其严格地解释了法规当中的“故意地”一词。令人难以置信的是，这一判例意味着今后在此类案件当中联邦检察官必须证明被告在犯下令人发指的恶行时心里想着违反宪法，否则就不能插手。这就是自由派法官威廉.奥道格拉斯（William O. Douglas）于1944年做出的斯克鲁斯判例。在民权检察官的小圈子里，这个判例是引发南北战争的德雷德.斯科特案件的刺耳回声。不管他们多么渴望把这个案例当成战时特例废弃不顾，就像日裔公民遭受拘禁案件一样，但是这个判例至今依然在左右着现行法律。

有关特定意图的相同标准适用于《1957年民权法案》b章节当中描述的针对威胁选民行为发起的民事诉讼，民权检察官将此类诉讼简称为“b类诉讼”。多尔比大多数人更清楚斯克鲁斯判例几乎断绝了b类诉讼的可能性，因为要想打赢b类诉讼就必须用客观证据来证明主观意图的存在，这样做简直就是控方的噩梦。为了保护投票权，检察官们不得不进行a类诉讼，而a类诉讼同样堪称枯燥与繁复的噩梦。《1957年民权法案》a章节规定，联邦检察官必须首先证明案件当中存在种族歧视，然后才能获得针对地方官员的禁止令。从实操层面来说，这意味着他们必须获得并向法庭提供选民的实际登记申请，然后证明个别的黑人被拒绝登记的同时能力相当或更低的白人却没有被拒绝，接着要证明种族是造成这一差异的唯一因素，最后还要证明该差异出现的次数足够多，以至于造成了足以被视为歧视的“模式”。这套流程必须一个县接着一个县地在多个地方法庭当中缓慢完成，期间还要克服对手布置的重重障碍与拖延手段。当时仅仅在佐治亚州就有一百五十九个县。

多尔认为除去如此艰苦的路径之外并没有其它选项。他完全能够理解伯克.马歇尔这样的民权领域新手为什么会欢迎海尔布伦的备选路径或者任何其他路径。如果可行的话，海尔布伦的计划的确更加便捷。而且多尔也不能辩称海尔布伦专挑软柿子捏，因为此人自愿赶赴了斯克鲁斯警长的家乡，打算在那个偏远且被人遗忘的角落试用一下他的软硬兼施策略。他在“糟糕”的贝克尔县就黑人投票权进行了谈判。几年前斯克鲁斯警长才刚刚退休，继任者是L.沃伦.“盖特”.约翰逊（L. Warren "Gator' Johnson.）。贝克县的黑人一直没有投票。

多尔本人则坚持着自己选择的道路，毫不放松地制造着一起又一起a类诉讼。他知道地方联邦检察官在南方根本起不到什么作用，而联邦调查局则是一把做不了精细活计的钝器。于是多尔和他的同事自行创建了一套克服障碍加快进度的体系。首要的原则是他们必须亲自与黑人当事人见面，必须与当事人建立互信，必须知道如何区分坚定可靠的证人与胆气不足一吓就倒的弱者，必须知道先从哪个县下手最有利以及如何寻找支持证人。最重要的是，他们在完成所有这一切以及许多其他任务的时候完全无法从现有地方机构那里获得任何协助。事实上，他们必须尽量避免接触当地白人。到了1961年春天，多尔的所见所闻已经足以使他确信自己无法坐在华盛顿的办公桌旁完成分内工作。循规蹈矩的法律官僚在民权领域必然陷入眼目闭塞手足无措的境地。

4月初，多尔与一位名叫鲍勃.欧文（Bob Owen）的同事匿名飞到密西西比州的杰克逊。他们身着卡其裤、工作服和旧靴子，希望联邦调查局不知道他们的来访，以免因为越界调查而触怒调查局。不过这套伪装的主要用途是欺骗当地白人居民。为了尽量不引人注目，他们在偏远的乡村驾车行进，并且在廉价汽车旅馆过夜。在次日黎明前，两人见到了住在当地的民权领袖梅加.埃弗斯。三人围坐在埃弗斯家的餐桌旁，奥尔解释了他们此行的目的。埃弗斯几乎认识过去几年里声称自己因为试图投票而遭受打压的每一名当地黑人。他在多尔带来的政府特供版大比例尺地图上标注了许多记号。多尔和欧文以这些标记作为导引到处奔波，今天走访一处只通泥土路的农场，明天走访一座藏在小巷深处的民宅。两人从纳齐兹来到哈蒂斯堡，最后到了克拉克县。一路上他们到处敲门拜访，穿行在玉米地里，采访试图登记却遭到拒绝的黑人选民，向每个人询问其他人的姓名。他们将会把新的名单发送给联邦调查局，为进一步的查问做铺垫。

密西西比州的侦查之旅开启了此后多尔团队完善a类诉讼流水作业的序幕。他们不需要访问白人选民。鲍伯.欧文可以扫描批准表格上的笔迹，一次性传唤二十来个目不识丁的人，基于法庭门外的一分钟访问来选择证人，并把最好的几个证人带到庭上供多尔提问。他们很快就积累了很多只有通过实地考察才能获取的经验：他们需要主攻以农村为主的、大多数居民都是农民的县城，因为居住在城市里的黑人教师以及其他中产黑人往往会出于经济压力而不愿作证；规模较大的县城能够提供更多可供选择的潜在证人，黑人在某一地区遭受歧视的程度与黑人占当地总人口比例直接相关。

凭借这些经验以及在工作中总结出来的指导纲领，多尔和欧文走遍了南方地图上的各个县城，着眼于在每个联邦法庭地区发起一宗a类诉讼。根据地图，他们锁定了阿拉巴马州的达拉斯县。通过这种选择方法，司法部早在非学委或者马丁.路德.金之前就来到了当地县政府所在地塞尔玛展开工作。多尔和欧文在民权委员会听取的证词当中发现了一个名字，她就是达拉斯县选民联盟的阿梅利亚.博恩顿（Amelia Boynton）。于是在下一段行程中他们立即找到了她。博恩顿经营一家小型保险事务所，两位律师在事务所的墙上发现了一块刻满了姓名的铭牌，很多名字旁边都装饰着星星，这些都是曾经尝试选民登记的达拉斯县黑人居民。博恩顿的优质客户名册就这样变成了内容充实的民权诉讼证人清单，极大地推进了民权司的工作进度。还没出4月多尔就提起了一宗a类诉讼。

后来罗伯特.肯尼迪充满怀念地回忆道：“当时我们还以为我们正在取得成功，因为到处都传来了每个人都在努力工作的消息。”在5月初，为了避免将登记记录移交给联邦检察官，达拉斯县的司法常务官J.P.梅杰斯选择了辞职，迫使多尔回到塞尔玛修改他的起诉书，从而继续推进这次a类诉讼。他并没有察觉到一场雪崩即将把他冲向附近的蒙哥马利。与此同时，金正飞往底特律联合汽车工人大会准备发表演讲；罗伯特.肯尼迪正在试图弄清楚猪湾事件的根源所在，还决定前往佐治亚州大学发表一场重要的民权演讲。这两人也都没有察觉雪崩的来临。约翰.刘易斯最清楚地预感到了即将裹挟着所有人席卷蒙哥马利的激烈动荡，不过此时他依然以为自己要去新奥尔良。

肯尼迪就职后仅仅过了半个月，埃德加.胡佛手下的联邦调查局高级官员就第一次注意到了金。当时《国家》杂志刊登了金的一篇文章，题目是《现在就要平等》。金向新政府提出了一长串建议，其中有一段加了括号的内容提到了联邦调查局：“比方说，假如联邦调查局的执法人员带头施行了种族融合，那么很多藐视联邦法律的人就可能会受到目前尚未作用在他们身上的约束。”联邦调查局内部专门负责跟踪关注公共批评的部门立刻将金的言论层层报送了上去。辩护人员为金打上了“错误”的标签。他们理所当然地认为只要雇佣一名“黑人探员”就足以让联邦调查局奉行种族隔离的指控归于无效，因此完全不需要全面推进种族融合。一份关于金的备忘录提交给了副局长兼胡佛的政坛保镖卡萨.“德克”.迪洛克（Cartha "Deke” DeLoach），文中建议调查局不要“插手这件事，因为他（金）显然只会欢迎可能随之而来的任何争议或者由此产生的宣传效果。”

以任何合理的标准来看，肯尼迪的新政府都要比胡佛的联邦调查局远远更加强烈地感受到金的文章造成了怎样的威胁。这篇文章的面世意味着金不愿意在严酷的政治现实面前降低期望值，甚至不愿意在通常的新总统就任蜜月期之内保持沉默。金在全文开头就断然主张“原则已经毋庸置疑了。”接下来他撇开了一切关于种族融合道德动机的限定，无视了十几个州依然奉行种族隔离法律的主张，转而提出了一道直击要害的问题：新总统如何才能最迅速且最有效地实现种族融合？“我们必须面对以下悲惨事实，既联邦政府是全国种族隔离的最高授权者。”金的语气像往常一样积极，并且主张自己提出的前进路线是现任政府的“机会”。尽管如此，肯尼迪新政府的官员依然将文章视作射向政府船头的警告——或者更准确地说，炮弹从舰尾掠了过去。

3月6日，在司法部部长办公室召开了第一次民权领袖大型会议，金并没有受邀参加。在这次会议上，请愿者提出要任命一位巡视南方的联邦检察官，肯尼迪则强调了投票的重要性。这次遭受冷落让金产生了危机感，他的反应则是寻求更高级别的会面。过了十天，在亚特兰大的澄清大会过后，他给白宫去了一封信，希望能与肯尼迪总统面谈。负责安排总统约见的秘书肯尼斯.奥唐奈于3月25日拒绝了金的请求，理由是“当前国际形势”让总统忙得分身无术。这套说辞并不是完全的推脱搪塞：老挝的共产主义游击队即将颠覆现政权，葡萄牙的军队正在安哥拉镇压叛乱，刚刚成立的刚果在前任总理帕特里斯.卢蒙巴遭到罢黜与刺杀之后始终乱作一团，苏联人又在日内瓦禁止核武器试验会谈期间提出了有可能导致会谈破裂的新要求。

肯尼迪的高级官员中有五六个人特别关心民权，他们之间的谈话经常会提到金的问题。哈里斯.沃福德每周都在民权司召开跨部门会议，但是会场上总是充斥着翻来覆去的犹豫和算计。偏保守的人们普遍担心与金这样的人建立政治联系可能会有危险。新任民主党全国委员会副主席路易斯.马丁最终提出了打破僵局的建议：他们应该秘密邀请金，让他到华盛顿来参加一次“不做记录”的私下会面。如果金同意这个条件并且履行了向报界保密的承诺，那就说明这个人值得放心。在马丁看来，如果该计划奏效，那么肯尼迪的手下们将有机会在正规的政治环境当中考察一下金的成色，并且不事声张地向金介绍一下他们自己的促进民权计划。他们需要尽快确定这套计划究竟是否管用。假如金并不认同他们的计划，那么秘密会议导致的政治损害肯定比公开会议更容易控制。

直到猪湾入侵事件后，秘密会议的安排才算完成，保密工作渗透进了每一个细节：金只能带一名随员；会议地点是五月花酒店的包房而不是政府办公大楼里；自助餐台上的食物要事先全部摆放到位，以免出入会场的侍应生向记者泄露谈话内容。各方与会人员次第到达：白宫方面派出了沃福德和肯尼斯.奥唐奈；民主党全国委员会派出了路易斯.马丁；司法部部长罗伯特.肯尼迪亲自带领约翰.席根塔勒、伯克.马歇尔以及其他两三人代表司法部出席会议；最后是金和他的随行人员。与会人士总共不到十二人。开会之前并没有进行正式的相互介绍。当司法部部长赶到会场时，各人都已经在餐台上挑拣好了各自中意的饭菜，然后大家就围坐下来举行了一场肯尼迪风格的午餐会。

通过事先指定，伯克.马歇尔代表罗伯特一方进行了大部分讲话。马歇尔向金解释了他的观点：联邦政府的权限受到宪政联邦制的严重制约，相较于其他领域，适用于民权管理的联邦法律受到了更加死板的限制。司法部几乎没有权力干预学校里的种族隔离案件，甚至不能干预警察施暴的案件，除非是在非常少见的情况下。就目前而言，司法部运作空间最宽裕的领域就是保护投票权。套用现任政府的口头禅，司法部正在通过各种常规或者非常规的方法向前“移动”。民权司的律师们正在提起好几项诉讼，力图禁止南方各县骚扰或阻止黑人参加选民登记。比方说约翰.多尔就刚刚从密西西比州哈蒂斯堡完成卧底任务赶回华盛顿，眼下他正在努力推进阿拉巴马州塞尔玛的另一个案子。按照马歇尔的说法，促进民权的一切途径最终都指向选民登记，而联邦政府的最明确的法律授权恰恰可以保护对于南方黑人来说最有意义的参政机会。司法部部长罗伯特.肯尼迪和其他人也不时围绕这一中心主题插话帮腔。

当罗伯特第二次走到自助餐桌边时，哈里斯.沃福德特意来到了他的身后，脸上挂满了略显满意的温暖笑容。“你还记得那个我自己都忘了，你却担心和我有关联的家伙吗？”他低声说。

“你说谁呢？”肯尼迪答道。

“斯坦利.利维森。”沃福德说。看到罗伯特不置可否的样子，他补充道：“好了，你现在更应该记得他了，因为他就坐在你旁边。”

“哦，是吗，”罗伯特干巴巴地说道，“有意思。”他没再多说就回到了自己的座位上，重新在利维森旁边坐了下来。为了参加这场与肯尼迪团队会晤的极其不寻常的介绍会，金所选择的随行人员正是利维森。就沃福德本人而言，他很乐意看到司法部部长似乎意识到了当前局面的讽刺意味，也接收了沃福德的隐含信息——亲眼得见之后，这个与金坐在一起的温和白人似乎并不是什么危险份子。

利维森在会议期间没说太多，金也一样。事实上在肯尼迪的手下们看来，金身上最引人注意的私人举止就是安静稳重。他没有夸夸其谈，没有讨价还价，也没有摆出高姿态。轮到他发言时，他衷心地赞同政府在投票权领域的所有计划，承诺领导大会将要配合司法部的系列诉讼加快选民登记组织工作，并且表示他完全理解联邦政府为什么必须隐瞒自身在促进选民登记方面起到的作用。尽管金的确表示投票并非黑人争取权利的唯一康庄大道——静坐示威、大规模集会、立法、抵制以及一系列其他策略全都有各自的用武之地——但是他并没有着重强调自己与联邦政府方面的分歧。他的语调抑扬顿挫，他的措辞意味深长，他的举止和蔼可亲。肯尼迪一方认为他要么品格特别高尚，要么特别容易被人说服，也可能两者兼具。他并不是那种下班之后可以一起去泡酒吧的人，但是依然算得上通情达理。对金了解不深的路易斯.马丁在那天就认为：“金是我见过的最不爱出风头的国家级领袖。”日后他始终保持了这样的看法。多年之后，当布克.马歇尔谈到金与上层人物打交道的政治能力时，他也更改了起初的意见，认为金“很容易就会遭到低估”。

金注意到路易斯.马丁为午餐抢着埋单。于是等到散会后他走到马丁那边，冲着马丁手里的账单点点头，毫不客气地问道：“谁付钱？”

马丁犹豫了片刻，他没想到金还有如此直接的一面，而且还会关心这么具体的事务。“我付的。我有民主党全国委员会的户头。”

“谢谢。”金点头赞同，并且向马丁微笑了一下，几乎就像是眨了眨眼一样。按照马丁的理解，金很高兴看到他自己付账，而并不像通常那样扮演为白人老板跑腿的角色。马丁简洁地回应了一句：“不客气。”并且也点了点头，他希望由此表达自己同样很高兴看到金如此重视这个微小但重要的细节。这个短暂一刻标志着屋子里仅有的两位黑人种下了第一颗友谊的种子。

金的总体表现让肯尼迪的手下大大地松了一口气。他们几乎出于本能地一致认为要在政治层面上培养金，而不是与金保持距离。金认为选民登记义工经常受到骚扰与迫害，但却苦于无法得到联邦调查局的协助。对此司法部部长罗伯特定下了回应的基调，他写下约翰.塞根塔勒和伯克.马歇尔的电话号码交给金。“任何时刻，无论白天或晚上，你都可以打电话。”五月花饭店会议结束后，沃福德以进一步详谈为借口带领金参观了白宫，然后肯尼迪总统就“碰巧遇到”了金——按照在五月花会议之前远比其他人更怀疑金的肯.奥唐奈的报告，肯尼迪与金的偶遇几乎肯定出自沃福德的刻意安排——总统向金问好，“很高兴见到你。”他上一次与金握手还是在七个月之前的竞选期间。肯尼迪说他一直在通过司法部部长关注着金的工作。他大略提到了促进南方黑人参加选民登记的秘密计划并承诺提供支持。金礼貌地问他近来感觉如何，肯尼迪说一切都好，只不过自从古巴灾难以来全世界的压力都落到了他的身上。

金以个人名誉担保为五月花会议保密，无论在当时还是以后他始终守口如瓶。甚至直到肯尼迪总统在达拉斯遇刺身亡之后他都没有向外人提起过自己与总统的偶遇。金的这次华盛顿之行仅仅产生了一条新闻：某黑人报纸上的八卦专栏精准地提到他计划在这一年夏天前往玛莎葡萄园并且“住进橡木崖区的度假村”放松一个月，在十九世纪卫理会信徒举行野营集会的地点体验一把往来无白丁的感觉。金对于声誉地位与奢侈享受的欲望依然十分强烈，但是另一方面他的自负也同样极其强大，因此他丝毫不觉得自己有必要整天炫耀肯尼迪兄弟对自己的关注。不久之后，当自由乘车运动发展到白热化之际，金的自负将会彻底粉碎肯尼迪政府与他保持温馨私密伙伴关系的打算。

就算抛开地缘政治与意识形态不谈，仅仅从个性角度入手，肯尼迪总统依然极其反感菲德尔.卡斯特罗——那个家伙明明是敌人，但是一身上下却充满了他本人历来珍视的许多特质，例如青春、活力、百折不挠等等。卡斯特罗愉快地享受着生死一线的生活，既能铁腕镇压敌人，又能毫无架子地与街头路人闲聊。无论崇拜者还是谩骂者都简单地称他为“菲德尔”。卡斯特罗具有一种海明威式的“爷们儿气概”，肯尼迪兄弟对于这种气质历来非常仰慕。此外他还有意识地在西方世界面前将自己包装成了兼具理想主义与存在主义的思想家。所有这一切做派都让肯尼迪越看越不爽。

就是这样一位卡斯特罗不仅粉碎了猪湾突袭，还撕碎了美国不介入别国内政的幌子，揭穿了中情局编造的拙劣谎言。肯尼迪总统遭受了彻头彻尾的羞辱，随之而来的刺痛感迅速在数百万美国公民当中蔓延开来。就在卡斯特罗的胜利之师将上千名幸存的猪湾旅士兵押送进入战俘营时，关押在苏联的U2侦察机飞行员弗朗西斯.加里.鲍尔斯也因为在苏联领空从事间谍活动而被判刑，致使美国总统不得不在一年中第二次向全国公开致歉。这样做无异于在政治层面上承受酷刑。。尽管总统毅然承担了责任，他的盟友也分散了责难，但是肯尼迪的辩护者们全都无法为他在猪湾入侵期间作出的具体军事决策给出令人信服的理由——尤其是他为了保密而坚持裁减入侵部队兵力的决定*。

然而肯尼迪总统并没有在对抗共产主义的国际斗争当中退缩不前，也没有改变他对于这场斗争的定义。相反，这次重创却促使他更加沉浸在外交事务当中，更加下定决心要依靠灵活应对、反叛乱战争以及经济援助的新理念撑起整个西方世界的防御网络。猪湾事件之前一个月，肯尼迪总统启动了一项耗资一百七十亿美元的核导弹项目，一个月后他提交了一份特殊的国情咨文，要求将海军陆战队的规模扩充一万两千人，训练一支全新的反游击战部队——也就是日后的特种部队或绿色贝雷帽，将防辐射掩体以及其他民防项目的经费翻三番，此外他还宣布了另一条令人振奋的消息：美国将在“六十年代结束之前”将一名人类送上月球。

肯尼迪手下的官员们同样言之凿凿地宣称要坚决对抗共产主义，不过一旦说到美国国内的颠覆问题，他们往往都会采取模棱两可或者避而不谈的态度。民主自由与镇压颠覆之间存在着错综复杂的矛盾，这一点在乔.麦卡锡参议员的职业生涯当中已经得到了痛苦的验证。肯尼迪兄弟在麦卡锡时代的表现都不太好看，因此至今仍然很容易受到唆使或者容忍麦卡锡政治迫害的指控。兄弟二人都很清楚，自己决不能重复麦卡锡当年捕风捉影乱冲乱撞的老路。然而，要想团结整个国家与共产主义一决高下，同时又不在国内采取措施应对外来威胁，这样做并不容易。对于罗伯特.肯尼迪来说，这项任务尤其棘手。如今他在名义上已经成为了约翰.埃德加.胡佛的顶头上司，尽管胡佛早在他出生之前就已经担任联邦调查局局长了。罗伯特一方面试图树立自己身为司法部长的权威，同时又试图通过奉承与笼络来安抚胡佛。他承认胡佛是国家安全领域的专家并且掌握着巨大的权力，但同时也在推进新边疆政策的后麦卡锡时代立场。

胡佛和罗伯特.肯尼迪之间的个人关系在明面上遵循着东方式的礼尚往来原则，暗地里却上演着一场充斥着私下辱骂与矛盾怪癖的喜剧。从一开始罗伯特的手下就认为联邦调查局局长的为人喜怒无常，在“好日子里”说话干脆办事利索，在“坏日子里”则像卡通人物一样精神错乱。在约翰.席根塔勒首次以私人身份拜访胡佛的时候，胡佛先是针对报界发表了一番激烈抨击，然后拿出了一份《纽约先驱论坛报》内部已知美共成员名单，接下来他又突然将矛头对准里阿德莱.史蒂文森，滔滔不绝地咒骂此人是个“臭名昭著的同性恋”。席根塔勒惊讶地瞪大了双眼，很大程度上是因为联邦调查局的其他官员也在用同一套剧情里面的相同细节嘲笑前外交官萨姆纳.威尔斯。席根塔勒回到司法部之后，司法部部长罗伯特看了他一眼说道：“他今天是不是有点反常啊？”胡佛的多变情绪很快就变成了司法部内部经久不衰的笑料之源。更有甚者，人们大都认为胡佛本人兴许也是个同性恋，就算没有做出实际行为，至少举止做派很能说明问题。这样一来关于胡佛的笑话就变得变得更加离奇了。有一次司法部长听说胡佛的亲信以及单身时代的室友克莱德.托尔森（Clyde Tolson）住院动手术，于是就对自己的助理们讥讽道：“什么手术？子宫切除术吗？”尽管存在着上述种种龃龉——尽管对于胡佛心怀不满的联邦调查局特工曾经不着边际地指控胡佛窃听了司法部部长的办公室——罗伯特还是坚称他的下属将会不遗余力地与调查局合作。对他来说这样的表态不仅仅只是政治姿态而已。老肯尼迪曾经以年薪十万美金的报价聘请胡佛担任肯尼迪家族的安保主管。在罗伯特看来，父亲对于胡佛的笼络意味着此人必有不凡之处。另外胡佛当年拒绝了这份高薪美差，这也从侧面说明了他多么看重联邦调查局的事业。

至于联邦调查局那边对待罗伯特治下司法部的态度同样也是表面尊敬私下嘲讽。甚至地方分局的基层特工也经常把罗伯特.肯尼迪的办公室称为“婴儿护栏”或者“娱乐室”，嘲笑司法部部长穿着袜子到处走的工作方式，他的触身式橄榄球聚会，还有他挂在办公室墙上的儿童涂鸦。一丝不苟的胡佛很反感像这样不拘小节的作风，自然也更加怨恨罗伯特在实质上与名义上都要将他当做下属的企图。罗伯特让哥哥的助手拒绝接听胡佛的电话，从而切断了联邦调查局与白宫之间的联系，而胡佛向来十分珍视这条联系渠道。为了报复罗伯特，胡佛从此拒绝接听司法部部长的电话。接下来罗伯特干脆派人在胡佛与自己的办公室之间架设了一部直通电话，免得接线员总说他不在。联邦调查局上上下下的探员们一方面因为司法部长如此厚着脸皮挤兑自家领导而忿忿不平，另一方面又因为这两人之间近乎赌气的冲突而忍俊不禁。他们相信自家的老东西仍然有本事让罗伯特碰碰钉子，比方说黑人探员的问题就是个好例子。罗伯特温和地敦促胡佛在他的精英部队里推进种族融合，胡佛首先声称这是联邦调查局的内部事务，然后又声称联邦调查局已经实现了种族融合。在接下来将近两年时间里，疑心越来越重并且越来越恼火的司法部部长一直想要了解联邦调查局的种族融合详情，而胡佛则见招拆招地一次次将司法部部长挡了回去。胡佛施展官僚手段的高超技艺在联邦调查局内部传为了美谈。他用来应付司法部部长的“黑人探员”包括他在华盛顿的司机，他的白衣门卫，他的信使，还有驻扎在迈阿密与拉霍亚办事处的局长假期专职司机。这五名黑人家臣都被胡佛提拔成了特别探员，不过他们既不受公务员职业保护也不用服兵役，因而完全仰赖于胡佛本人。

肯尼迪总统任职初期，种族问题一直在没完没了地到处冒头，简直令人心浮气躁。甚至早在宣誓就职前，他就不得不放弃自己原定的国务卿第一人选，阿肯色州参议员威廉.富布赖特（William Fulbright），因为富布赖特素来就有支持种族隔离主义的投票记录。另外他还放弃了任命欧内斯特.范迪瓦州长陆军部长的计划，因为助手们意识到，范迪瓦一直是一个公开高调向种族整合宣战的人，如果让他在已经实现了种族融合的陆军当中任职，媒体必然会大肆嘲笑这项任命。不过幸运的是，就在肯尼迪即将宣布范迪瓦的提名计划之前不久，由于法庭下令佐治亚大学录取首批两名黑人，白人学生发动了暴乱，而范迪瓦也作为这一争议事件的核心人物出现在了电视上。肯尼迪认为这一事件有损美国的全球形象，因此搁置范迪瓦任命的决定也成为了顺理成章之举。

总统认为种族隔离就像殖民主义一样是一种不见容于当前时代的历史遗留问题，能够通过现代观念的稳步推进而得到根本解决。对于他来说，根除种族隔离需要在平和的公众氛围凭借冷静超然的理性来小心从事。然而，平和、冷静、超然与理性全都不见容于黑白双方的情绪化示威活动。就像所有总统一样，肯尼迪本能地反对在他的权力范围之内发生“动荡”。但在民权问题上，他尤其强调要将冷静当作推动进步的条件。这样的态度必然会使得民权事务在他的施政抱负当中遭到边缘化，因为没有哪一位总统能够或者打算通过韬光养晦来实现自己的主要目标，像他这样内心充满浪漫主义的总统肯定更不行。

2月7日，肯尼迪的首轮任命还在继续。这一天他接待了艾森豪威尔政府任命的民权委员会领头人，一位是约翰.汉纳（John Hannah），另一位是西奥多.赫斯伯格神父（Father Theodore Hesburgh）。肯尼迪打算说服他们在自己的任期内继续留任。他认为这两人业务素质很高，足以托付重任。而且如果他们选择辞职，由新人顶替他们原本的岗位，那么公众肯定会更加期待他拿出一套全新的民权政策，而肯尼迪并不想自找麻烦。两人同意留任，但是总统首先需要帮助他们纠正几项妨碍日常工作的小问题，例如存在感不足不足——自从1958年罗科.西西利亚诺突然辞职后，白宫里面一直缺少正式负责民权事务的专职人员。他们希望能够安排这样一个人，确保总统能够直接获取委员会的意见。没等他们提出第二个要求，肯尼迪就抢先驳回了第一个请求：“我已经有了一位全职负责此事的特别助理，他就是哈里斯.沃福德。”

汉纳与赫斯伯格在这次会面期间再没提起这件事，但是两人前脚刚离开白宫就立刻给沃福德打了电话。由于沃福德曾在委员会工作过，还曾在赫斯伯格担任校长的圣母大学任教，因此汉纳与赫斯伯格都很熟悉他。事实他们在觐见肯尼迪总统之前几分钟才刚刚咨询过沃福德的意见。此时的沃福德依然只是一个没有正式职务的猎头人员，正在与萨金特.施莱弗一起筹划维和部队的创建事宜。沃福德从汉纳口中听到总统的说法之后惊得瞠目结舌，赶紧向汉纳保证自己对此事一无所知。可是没过多久他就接到了肯尼迪办公室的加急传唤电话。正当他在椭圆办公室门外等待引见时，一个陌生人走到他的面前，把一本书塞进他手里说道：“是沃福德先生吗？请举起右手，跟着重复我说的话。”

“为什么？”沃福德问道。

“我要你发誓。”那人回答说。

“可我都不知道工作是什么，而且我也还没跟总统谈过。”沃福德说。该男子驳回了他的问题，因为这些问题与指令无关。于是沃福德哀怨地问道：“起码你总该知道需要我宣誓的工作是什么吧？”

“这不重要，”那人干脆利落地回答道。“总统知道就行。你现在要做的就是宣誓拥护《宪法》。还有问题吗？”

疑惑的沃福德在面见总统前就已经宣了誓，而总统只是简短地告诉他，自己需要他成为执政班子的一员，他的工作职责则是“推进最低限度的民权立法以及确保最高限度的执法行为。”沃福德原本还打算问问自己在白宫里与泰德.索伦森共事以及与司法部共事的指导要求，不过肯尼迪本来要参加一场紧急外交政策会议，眼下已经迟到了，因此并没有直接回答他的问题，而是微笑着说：“你是专家，动手干吧。”然后他就让沃福德在行政办公楼的“空余办公室里挑一间最好的自己用。”

仅仅从理论上来说，沃福德已经得到了一份任何一位与他抱有相同信念的人所能得到的最理想政府工作。他现在的工作地点是白宫，几乎直接听命于总统，专门负责与民权有关的一切事务。但事实上他很清楚这一切只是看上去很美而已。他与索伦森或者白宫其他核心要员的关系都算不上融洽，与执掌司法部的拜伦.怀特更是相互看不惯。怀特认为，假如依靠司法部来应对种族问题，那么种族政治的激情肯定会破坏人们对于法律的尊重。而肯尼迪最亲密的助手们则担心白宫万一卷入种族问题将会伤及总统。所有这些人与肯尼迪总统的关系都比沃福德亲近得多，换句话说他们很快就会了解到他的职位是特别设置的，意识到总统对他的任命几乎有些拍脑袋决策的意味，然后他们肯定会采取相应的手段来对付他。沃福德刚刚踏上白宫职业生涯就面临着随时有可能沦为摆设的重大危机。

沃福德眼中的种族问题与民权问题充满了政治风险，但是总统身边最亲近的人们却另有看法。他们之所以不愿意触碰民权问题，主要是因为他们觉得公共宣传当中的种族争议过于平淡乏味乃至鸡零狗碎，而且总会与古怪兮兮的个人因素纠缠不清，因此实在不值得总统费心。爱达荷州立法机关正讨论一项法案，要求理发师学会如何为黑人理发。在佛罗里达州布雷登顿市的棒球场上，每年春训期间必然少不了的大量争议就像出疹子一样冒了出来。今年的连载故事讲得是当地最高档次酒店的老板在一场拉锯战过后同意让密尔沃基勇士队的明星、外野手汉克.阿伦以及其他黑人球员入住酒店，但他们必须同意呆在餐厅的特定区域里就餐。这样的种族隔离纠纷经常在华盛顿被人拉出来评论一番，然后立刻就被最精明的顾问们轻而易举地打发掉，因为整天炒作这点小事根本就等于看不起总统。

肯尼迪总统仅仅有过一次在民权争议问题上公开站队的经历，这一事件发生在就职之后的第一个冬天，事后他立刻就后悔了。随着南北战争一百周年纪念日日益临近，南加州的查尔斯顿闹出了麻烦。当地记者们听说国家内战委员会的一名黑人代表将不能在主办萨姆特堡战役纪念活动的酒店里住宿。这名黑人代表的家乡新泽西州随即通过了一项决议，敦促全国各州联合抵制纪念活动的开幕仪式。肯尼迪总统迫于压力给委员会主席尤利西斯.S.格兰特三世将军写了一封信，在信中指出所有代表都是政府机构的成员，因此全都当之无愧地享有获得平等对待的权利。这次主动出头为肯尼迪招来了南方代表的冷嘲热讽。他们坚持认为总统无权干涉南加州酒店的内部事务。

这场争议迅速升级，很快就闹到了不可收拾的地步。格兰特三世将军支持南方，反对肯尼迪。他的发言人声明委员会的工作是纪念战争，不是干涉“种族问题”。而纽约州、加利福尼亚州、伊利诺伊州则选择加入新泽西州的队伍，呼吁发动联合抵制。鉴于总统的权威沦为了公众热议的焦点，手忙脚乱的政府官员们最终不得不承认他们不可能强迫查尔斯顿地区的任何一家酒店为了举办纪念活动而临时废除种族隔离。为了挽回颜面，他们确实拉到了足够的选票，将纪念晚宴的地点从酒店转移到了距离查尔斯顿三英里之外的美国海军基地。南方参会人员得意洋洋地告诉记者，海军在军事基地内部仍然还在针对自己的士兵实行种族隔离。接下来就在萨姆特堡纪念仪式前夕，有一名南方代表向委员会发表讲话。讲话还没结束来自北方的代表们就不干了，因为他们认为这段演讲夹枪带棒地暗示了亚伯拉罕.林肯总统的祖上既不是纯种白人血统也不是正经人家。南北双方代表的相互辱骂愈演愈烈，最终以闹剧的形态重现了南北战争时期的美国政坛景象。北方代表以格兰特三世将军未能维护联邦政府的荣誉为由呼吁肯尼迪总统“解除”他在委员会当中的职务；而南方代表则反过来强烈支持格兰特三世将军——他的祖先当年曾率领军队荡平了从夏依洛到阿波马托克斯的大片土地。

从白宫顾问的角度来看，第二次萨姆特堡战役纯粹是无事生非。单独一位黑人女性的投宿问题居然惹出这么大的乱子，这一点只能证明总统以后应当少管闲事。如果他试图在种族政治问题上摆出高姿态，那么很容易就会给别人留下愚蠢无能的印象。这一次肯尼迪很幸运，仅仅遭受了有限的政治损害，因为美国民众并不太关心南北战争这样的陈年往事，接下来的四年里，这段百年之前的历史始终在报纸末版艰难跋涉。查尔斯顿地方官员声称，纪念活动当天进程游览的游客数量减少了一半。接下来的好几条重大国际新闻彻底遮蔽了来自萨姆特堡的消息，比如艾希曼案件终于在耶路撒冷正式开庭了。至于尤里.加加林成为遨游太空第一人这样的爆炸性新闻更是震撼了整个美国，就像斯普尼克号卫星上天的时候一样。不过仅仅五天过后，这些轰动一时的新闻就被发生在古巴猪湾的真实军事灾难冲刷得一干二净了。

1961年2月1日，《纽约时报》与四名阿拉巴马州领导大会教士诽谤案件的第二次庭审在蒙哥马利结束。时任市长厄尔.詹姆斯去年11月就曾试图从判归苏利文治安专员的损害赔偿中分一杯羹。辩方律师注意到，詹姆斯市长与五名陪审团成员都为准备南北战争百年庆典而蓄起了胡子。辩方律师提出反对，认为这个明显的标识造成了不利于被告的气氛。曾在邦联成立百年纪念仪式上为杰斐逊.戴维斯的替身主持宣誓就职仪式的沃尔特.B.琼斯（Walter B. Jones）法官不仅驳回了律师的异议*，还在法庭里严格执行种族隔离制度，命令前来旁听的伯纳德.李离开法庭里的白人区。在驳回各种庭审无效动议后，琼斯法官迅速将本案交给了陪审团，而陪审团则决定再向被告追加五十万美元的诽谤罚款。此外还有三起类似的案子悬而未决，其中一起是由帕森特州长亲自提起的诉讼。

就在同一天，南方各地的黑人大学生们也都在举行格林斯博罗静坐活动一周年纪念。这些活动当中有些是纯粹的纪念仪式，但另外一些活动——比如纳什维尔非暴力研讨会在城里的种族隔离剧院门外拉起纠察线——则为精心策划、旷日持久的战役揭开了序幕。静坐周年纪念活动仅仅得到了零星的媒体关注，但是在抗议者的松散网络内部引起强烈反响的消息却来自南卡罗来纳州的罗克希尔地区。当地警方拘捕了十名名在麦克罗伊快餐厅静坐的学生，法官判处学生们要么缴纳一百美元罚金，要么在筑路队服苦役三十天，结果十名学生中有九人庄重承诺要去做苦力。有一位学生一开始就做好了当囚犯的准备，参加静坐的时候甚至还随身携带着牙刷。另一位学生则给反对静坐的痛心父母写了一封信：“我在做一件正确的事，请试着理解这一点吧。我们并不是因为犯罪、偷窃或者杀人才进入监狱，而是为了黑人种族的福祉。”

罗克希尔入狱事件是民权运动的一次情感突破。这一事件背后的哲学根据是甘地主义的理念——为原则而快乐地承受痛苦可以起到有效的政治见证成果。对于那些读过或听过詹姆斯.劳森演讲的学生们来说，这套理念再熟悉不过了。不过罗克希尔行动之所以发生得恰如其时，原因主要在于此时南方各地的非学委正在讨论一个进退两难的战术问题：如何避免缺少保释金的严重局限。“进监狱，不保释”策略具有显而易见的优点，也就是减轻了抗议活动的财政负担。示威者不需要花一分钱，而白人政府却要支付监禁费用。这一策略的明显缺点则在于需要远超以往的献身精神才能成功。此前的学生运动只要翻越被捕、囚禁与保释的藩篱就算完成任务，但是采取不保释策略的学生们却必须跨过更加可怖的障碍。各种原始恐惧挡在了他们面前：被铁链锁成一串、在幽闭斗室里遭受单独囚禁，遭到狱警或者敌对囚犯的殴打，至于失去大学学分那就更不用说了。

于是在入狱行动开始两天后，非学委就在亚特兰大巴特勒街基督教青年会召开了为期三天的会议。参加会议的观察员和顾问人数远远超过了九名学生代表，其中存在感最强的一位就是艾拉.贝克。会议期间的一天晚上，一通来自罗克希尔约克县监狱的电话中断了会务进程。有一位名叫汤姆.盖瑟（Tom Gaither）的入狱学生利用分配给自己的通话机会呼吁非学委提供支持。他保证所有九名学生都将坚持挺过锁链加身的余下日子。但他也相信他们的榜样作用将会消失，除非得到后续力量的支援。盖瑟的电话打断了在亚特兰大舒适聚集的学生们的沉思。电话那头是把“不惜赔上身体”作为运动标志的同学，他们的呼吁无法抗拒。有人提出在其他城市发动入狱行动从而声援罗克希尔，不过这项提议遭到了否决，因为远水不解近渴，而且多个地区同时起事也很困难。大家很快意识到最好的支持就等于最直接的支持：他们可以亲自走进罗克希尔监狱，加入那九名同学的行列。九名参会学生代表中有四人陆续表示要立刻动身。黛安.纳什是第一个，接着分别是斯佩尔曼的卢比.多丽丝.史密斯（Ruby Doris Smith）、弗吉尼亚联盟学院的查尔斯.谢罗德（Charles Sherrod）以及北卡罗来纳州约翰逊.C.史密斯学院的查尔斯.琼斯（Charles Jones）。这四个人与其他人共同起草了一份新闻稿，称赞那些被囚禁在罗克希尔监狱的学生，并且在文稿结尾写道：“我们认为，凭着良知加入他们是我们唯一的选择。”

带着艾拉.贝克的祝福，这四名学生开车来到罗克希尔，坐进了同一家快餐店，并且同样在法官面前表示自己愿意服刑。这番行为使他们瞬间成为了传奇人物。关于他们在入狱期间各种事迹的点滴信息都成了无价之宝——他们在囚室里慷慨激昂地演唱歌颂自由的歌曲，以致典狱长将他们单独囚禁起来，试图扼杀他们的歌声；已经成为布道人的琼斯与施罗德在服苦役的时候还会向其他囚犯宣教，他们在河畔铲沙子装进自卸卡车时也会歌唱自由歌曲，而且他们铲沙子的效率还是其他囚犯的一倍。讨厌他们的的看守最终也开始吹嘘他们干活多么卖力。据说学生们是如此热情洋溢，以至于沉闷的监狱习气愣是被学生们自己的信念扳了过来。按照某些标准，罗克希尔入狱行动注定难逃失败，因为既没有哪家店铺取消种族隔离，也没有进一步的示威人员参与进来。但无论如何，对于成千上万的资深静坐参与者来说，这次事件依然是一场令人难忘并且感同身受的胜利，因为罗克希尔的十三名囚人们为后来者树立了正心诚意坚定信念的新标准，而且这项标准还将会成为激烈辩论的焦点与奋力赶超的对象。更重要的是，他们引入了外地人员专程赶来入狱以及监狱内外相互支持的斗争理念。当学生们开始把任何城镇的任何监狱都当作有可能囚禁自己的牢房的时候，整个南方就成了他们共同的战场，一种休戚与共的全新伙伴关系就这样形成了。

汤姆.盖瑟服刑期满出狱标志着罗克希尔和自由行运动建立了第一层联系。去年刚刚加入平等大会的盖瑟作为英雄受邀来到了纽约。法默委任他完成一次侦察之旅——将华盛顿和新奥尔良之间的长途线路趟一遍。盖瑟要制订计划，确立联系人，沿途侦察各个长途车站当中种族隔离捍卫者的实力如何。盖瑟把罗克希尔也纳入了自己的侦查线路，并在报告中预测阿拉巴马州的安妮斯顿很可能发生暴力冲突：“这里无疑将会闹出大麻烦。”

在亚特兰大，金正因为同工们的政治灾难而忙得不可开交。追加五十万美元诽谤赔偿金的最新判决让弗雷德.夏特沃斯与拉尔夫.阿博纳西都开始认真考虑逃往北方的可能性。在汽车被扣押后主持的第一次伯明翰弥撒大会上，夏特沃斯竟然宣布自己在辛辛那提某教会已经得到了一个工作机会。警觉的信众们随即开始凑钱给他买新车。为了获得法律保护，避免汽车再次被扣押，他们计划“以耶稣的名义”为该车注册。金私下试图说服夏特沃斯留在伯明翰。此外他也非常担心阿博纳西会搬到纽约去。于是他以私人名义给亚特兰大西亨特街浸信会执事写了一封信，因为那里的布道坛还空着。金把身段放得极低，几乎哀求西亨特街将布道坛交给阿博纳西。

眼见朋友们如此动摇，金越发意识到了南卡罗来纳州十三名入狱学生的重大意义。2月17日，他写了一封题为“向自由斗士致敬”的信，由他最熟悉的纳什和施罗德转交给了狱中的各位学生们。“你们所示范的勇气和信念激励了我们所有人。”他写道，并在信中附加了对于非暴力运动充满希望的宣告，“你们超脱了恶人的审判，他们面对你们手中的强大武器只会哀嚎不已。你们在监狱里渡过的每一天都会烧灼那个不道德城市的良心。你们将会凭借羞愧驱使他们采取正派的言行。”

纳什维尔的资深静坐参与者们都因为同乡黛安.纳什在罗克希尔的牺牲而振作了斗志。他们逐步加强了针对种族隔离剧院的抗议力度。詹姆斯.贝弗尔派出小分队每晚进发市中心，在拒绝他们入内的剧院门口设立纠察线。有些害怕卷入冲突的白人观众选择了远远回避，另一些人表达了对于黑人的支持，至于大部分人则照常走进剧院，就好像并没有发生什么反常情况一样。焦虑的剧院老板们想要维持生意，但又不想为外人留下自己屈服于压力的印象。他们希望纠察队离开，但又不想叫来警察抓人，唯恐这样做会为为自己招致负面舆论。贝弗尔的小分队夜复一夜地开赴市中心，每天晚上动身之前都不知道是否会遭受袭击，也不知道袭击者会是警察还会是被他们称为“混混”的敌对白人青少年。这些恐吓纠察队员的混混们清一色留着鸭尾发型，每天晚上的人数都有增无减。

史密斯第一浸信会教堂成为了示威者召开战略会议的地点。在詹姆斯.劳森缺席的情况下，金的朋友凯里.米勒.史密斯牧师（Kelly Miller Smith）成了最重要的成人顾问。此时静坐示威初期的暴力行为已经发展到了接近骚乱的程度，拳头与飞石夹杂着西红柿纷纷向示威者袭击了过来。史密斯召集了许多朋友前来协助，其中就有著名白人牧师威尔.坎贝尔（Will Campbell）。史密斯、坎贝尔与其他几位成人在一次会议上很不情愿地建议学生们暂停纠察活动，为谈判创造条件。就在詹姆斯.贝弗尔与另外几位口齿伶俐的学生予以反驳的时候，约翰.刘易斯却泰然自若地坐在角落里。但凡有人向他提问，他总会无视对方提出的任何理论要点，仅仅用一句话来回答他们：“我们今晚要出发。”

身为神学家的坎贝尔一直在深入思考一个问题：既然示威者遭受的暴力都是他们自己主动挑起的，那么示威者是否应承担责任呢？自从去年的静坐示威以来，坎贝尔就知道了刘易斯的存在，当时刘易斯还是个初出茅庐、说话磕磕绊绊的学生。而现在这个说起话来只能一个字一个字往外蹦的年轻人似乎却成为了其他同学的主心骨，此情此景看得坎贝尔尤其恼火。最后他终于终于失去了耐心：“如果今晚继续示威，那么很容易发生暴力事件，而且后果将会极其严重，这一点你很清楚。”他尖锐地告诉刘易斯。“我只能认为坚持示威无非暴露了你本人的傲慢与固执。你之所以拒绝认同我们，无非是出于你自己的傲慢与罪孽。”

坎贝尔的训斥刺痛了在场的每一个人，房间顿时陷入了沉默。但是刘易斯却丝毫不为所动，他温和地对坎贝尔笑了笑，就好像正在表示同情一样。“好吧，我确实是罪人，”他淡淡地回答道。“不过我们今晚还是要出发。”

这一句以拙破巧的回答让坎贝尔无言以对。于是学生们继续追随着刘易斯的领导与贝弗尔的战术对剧院老板施压，同时忍受着每天晚上劈头盖脸的暴力袭击。 2月20日，纳什维尔警察开始当场抓捕示威者。在勒夫剧院门外的积雪街道上，警察从纠察圈里带走了刘易斯并将他送进了监狱——这是他第四次被捕。

因为拒绝保释，刘易斯没能及时出狱并且完成自己在神学院的高级布道。出狱后他重新安排了高级布道的时间并且重新加入了剧院门前的示威队伍。在3月份的非学委简报上刊发了一篇名为《学生之声》的文稿，刘易斯从中得知在弗吉尼亚州有十多个城市正持续开展剧院抵制运动，从达拉斯一直到夏洛茨维尔。此外他在平等大会为1961年“自由之行”刊登的第一则招聘志愿者广告当中也看到了同样的内容。于是刘易斯迅速做出了回应。平等大会的志愿者申请表着重强调了志愿者有可能遭受致命暴力与长期监禁，但刘易斯毫不畏惧。他表示自己心甘情愿牺牲从神学院毕业的机会，其他任何有必要的牺牲也全都不在话下。“这是我一生中最重要的决定，”他写道。“如有必要我将为了自由之行而放弃一切，从而让正义与自由能够降临到南方腹地。”

此时亚特兰大的学生们依然在试图复制去年在纳什维尔取得的胜利。静坐和抵制运动依然在持续，导致十三家公司的白人业主在在1961年2月里关闭了位于市中心的七十余家店铺，时间长达三个月之久。由于公司业务难以为继，包括五百名黑人在内的员工回家待业，斗争双方都受到了与日俱增的求和压力。哈茨菲尔德市长依然因为自己没能在秋季大选后促成和解协议而在政治层面上感到很受伤，所以当白人商家终于同意与黑人领袖直接谈判时，市长干脆退到一边摆出了不干预的姿态。首轮谈判的参与双方分别是商会主席小伊万.艾伦（Ivan Allen, Jr.）与A.T.沃尔顿（A. T. Walden）——一名老资格律师以及奥本大道商务兄弟会的会长，谈判地点是艾伦的办公用品公司。沃尔顿是老一辈黑人领袖当中的头面人物，被人尊称为“上校”与“法官”。谈判一开始进行得还算顺利，可是当沃尔顿提出想要上厕所的时候，棘手的问题就出现了。艾伦迟疑了片刻，他知道自己不可能让沃尔顿这一级别的人物使用黑人雇员专用的种族隔离厕所，因为那里面的环境又脏又乱，实在下不去脚。但他同样知道，如果带沃尔顿去白人厕所，他的白人雇员肯定会造反。于是机智且亲切的艾伦将沃尔顿送进了自己的私人洗手间。

许多坚决抵制种族隔离店铺的的学生们大概会认为这一则关于洗手间的轶事隐喻了亚特兰大当地黑人领袖的办事原则。他们认为像沃尔顿这样的老顽固们一辈子已经养成了安然独享特殊待遇的习惯；老一辈则认为年轻人正在试图削弱他们的公共影响力。双方之间的紧张关系在3月7日急剧恶化。当时尚在拟议当中的和解条款在谈判小组的一场激烈会议上遭到了披露。亚特兰大商会发表的一份联合声明登上了南北各方的头条新闻。这份声明的措辞非常谨慎，以免那些签署和解协议的白人商人们遭受向黑人投降的指控。协议的核心前提是“长久以来亚特兰大地区各种族间一直维系着良好的关系，这一事实应当在一切场合得到重申。”这份声明用一句拗口的车轱辘话遮盖了白人一方的责任与义务，并且回避了任何明确提及种族融合的字句，仅仅承诺采取“相同模式来解决问题……就像最终关于亚特兰大公立学校的问题所做的决定一样。”相比之下，签署协议的十名黑人代表的表态则全无模棱两可之处，他们宣誓要“取消所有抵制、报复、纠察与静坐活动，尽可能及早恢复完全正常的状态。”

这种偏向性的语言或许确实能在一定程度上舒缓亚特兰大白人的情绪，但是与此同时却又让黑人承担了相互龃龉的政治成本。学校集会上的演讲者谴责这些条款意味着快餐店里的种族融合遭到了公立学校种族融合的绑架，并警告说，如果白人找到了拖延实现公立学校种族融合的方法——布朗案裁决过后近七年以来他们一直都是这么做的——那么快餐店里种族融合的延迟可不会只有六个月，而将会遥遥无期。一名学生组织的主席建议继续示威活动。他认为策划协议的黑人领袖们一开始就并非真心支持学生抗议。大批成年黑人在学生们的反对下也动摇了，街头巷尾传遍了各种议论。老金、沃尔顿还有伯德斯被迫想办法为自己辩解，以免他们的传统权威被人们当成空架子。第二天，《世界日报》用一则醒目的头版头条通告了他们的下一步行动：“沃伦教堂今晚召开澄清弥撒大会。”

沃伦卫理会教堂里满满当当地挤进了两千人，所有人的目的都是为了参加即将敲定最终和解方案的激烈争辩。在情绪亢奋的人群中，忧虑的伊万.艾伦是为数不多的白人之一。伯德斯试图凭借自己对于白人商界领袖的个人理解做出保证，无论学校里面进展如何，快餐店都将在9月份废除种族隔离。可是无论学生还是成人演讲者都质疑他这番讲话的价值，并且嘲笑了这份就连字面意思都含混不清的协议。两名学生谈判代表——分别是摩豪斯与斯佩尔曼学生团体的主席——拒绝支持当前的和解方案。于是金老爹就大步走上讲坛，打算在一大片满心怀疑的青年人面前证明自己——这种事他以前从来没干过。“根据我的记忆，这还是商会多年来第一次同意承担起与商家共同协商解决这一问题的责任，”他说。“我们这边也必须做出取舍。”起初台下表示不满的声音还很零散。但是当金老爹说到“三十年来这样的事情我见多了”的时候，一个学生突然大喊起来：“问题就出在这里啊！”教堂里顿时哄堂大笑起来。金老爹随后的发言更是惹得嘘声四起。这一下金老爹可是慌了手脚，大半辈子都习惯了在自家布道坛上一呼百应的他从没见识过这样的场面。他试图一口咬定自己身为过来人的经验有多么重要，结果这套战术反而越发挑起了起哄人员的劲头。此起彼伏的倒彩与嘘声很快就将他淹没了。

此前金在城里参加了一场旨在为选民登记安排基金会资助的领导大会工作会议。就像平时一样，这一次他参加弥撒大会也迟到了。不过这次他来得不早不晚，恰好见证了父亲在台上窘得手足无措的场景。金本来没打算登台发言，但是现在他实在按捺不住了。于是他拨开过道上拥挤的人群，径直向讲坛走去。金博士打算讲话的消息只在顷刻间就传遍了整座教堂，刺耳的喧哗声随即消失得无影无踪。来到布道坛上的金有意放慢了动作，深思熟虑地扫视着台下一张张年轻的面容。他的脸上布满了愁苦之色，他的眼里不知不觉之间已经溢满了泪水。翘首期待的听众们越发安静了下来。

“你们太让我吃惊了，”这是金开口说出的第一句话。他以柔和的语气与悲痛的语调批判了他口中的“分裂之癌”，投身于高尚斗争的人们正在有意无意地遭受这种癌症的荼毒。金逐渐展开了一场即兴演说。他赞扬了老一辈的智慧，新一代的闯劲，以及所有人的勇气。他充满激情地描述了他们的目标，以此将互不相让的各个派系捆扎在一起。对他来说，这个目标甚至要比自由与尊严这样的理念更高远，因为他们有机会告诉全世界，力量与道德的结合足以超越原始的憎恨。花团锦簇地描绘了一番自己的宏大愿景之后，金重新拾起了格局相对狭隘的当前问题——如何对待亚特兰大白人屈尊与他们签订的和解方案，也就是金口中的“第一份书面契约”。“如果契约遭到破坏，那将既是灾难又是耻辱，”他的言语当中蕴藏着勉强压制下来的愤怒。“就算有人真想破坏和解协议，那也必须让白人先动手。”扔下这句斩钉截铁的主张之后，金头也不回地走出了鸦雀无声的教堂，在身后留下了脱离窘境的父亲、如释重负的朗尼.金（尽管他正在承受胃溃疡出血的折磨），以及肃然起敬的伊万.艾伦。就这样，现有的和解方案终于得到了批准。

金本人此时也处于过渡期，正在勉力应付许多职位与任命。他身处于政治和宗教的结合点上，因此相当倚重加德纳.泰勒。泰勒与哈里.贝拉方特一道帮助金设计了一套绕开基金与其他大型经费来源的选民登记计划，直接向黑人信众们发出“每人一美元”的呼吁。正当阿拉巴马州政府官员继续没收金的同工们的财产时，泰勒以个人身份筹集了五千美元送到亚特兰大，充当《纽约时报》诽谤案的辩护经费。此外泰勒还告诉金，如果阿博纳西与夏特沃斯觉得阿拉巴马的压迫太重，以至于必须放弃南方北上寻求更安全的讲经布道环境，金必须为他们的离去献上祝福。1961年年初，泰勒还曾经赞助阿博纳西在布鲁克林黎巴嫩山浸信会教堂进行过试讲。

在浸信会全国大会分裂期间，金和阿博纳西都是“泰勒派”的成员。这场分裂的结果也将会决定他们在全国浸信会神职人员当中的地位。1961年1月，泰勒要求法庭承认费城选举结果的最后一次上诉也失败了。J.H.杰克逊随即要求国家教会理事会宣布泰勒一派为非法的分离主义团伙。泰勒裂开还以颜色，公开抨击这份决议是刺向教会民主的“暗剑”，并且发誓要在9月份堪萨斯城举行的下一次大会上推出一套覆盖全国的“真理饱和计划”从而维护自己的主张。友情会的托马斯.基尔戈与其他几个人都离开了教会职位，花了足足十三周在全国巡游，为泰勒拉票筹款。忙着巡回演讲的金也在途经的好几家教堂里不动声色地号召信众们支持泰勒。

作为种族平等大会全国行动委员会的成员，泰勒正在寻找一名新的全国总管。他的选举委员会成员一致认为，眼看着学生们正在通过静坐示威引起全国关注，平等大会这个寻求种族融合的甘地主义直接行动先锋实在不应该寂寂无闻。 于是平等大会领导层就委派了一名使者到来到亚特兰大想要招募金。金表示自己现在已经忙不过来了，除非他能将平等大会与领导大会合并成一家团体，否则他不会考虑这项提议。鉴于平等大会的大多数成员都是北方白人知识分子，而领导大会的成员则以黑人教士为主，两家团体的合并显然不切实际。于是金几乎立即就拒绝了这一邀请。

既然金已经不在考察范围之内了，平等大会转而将考察重点放在了一位詹姆斯.法默（James Farmer）身上。时年四十一岁的法默比金大九岁，肩宽背厚，身材魁梧。他是1942年平等大会草创时期的创始会员，他的父亲是得克萨斯州首位获得博士学位的黑人。法默从小就有神童的美誉，少年时期就凭着良好的人脉获得了觐见罗斯福总统的机会。他最早期的记忆就是他那位博学的父亲坐在田间树下朗读拉丁文、希腊文、德文和亚拉姆文的场景。法默曾在四十年代中期从平等大会当中脱离过一段时间，部分原因是与贝亚德.拉斯廷与A.J.马斯特之间的官僚冲突。自那以后，法默作为一名甘地主义隐士在哈莱姆区定居过一段时间，期间在好几家工会来回奔从事组织工作，最后才在协进会安顿下来。他过去的个人生活堪称悲剧——他的第一任妻子在怀有身孕时发现了白人情妇写给他的情书，不久后她就流产了并且与他离了婚。这位白人情妇后来成了他的第二任妻子。不过他最为人所知的特点还是不加掩饰的抱负，而且这份抱负在古板的协进会里面可谓格格不入。法默一直觉得协进会的等级制度约束了自己的发展，因此一直在迫切地谋求老朋友们的协助，从而在金拒绝平等大会的邀请后获得这个工作机会。他最终成为了加德纳.泰勒的正式人选。

罗伊.威尔金斯向来是个消息灵通之人，自己的手下想要跳槽这种事自然瞒不过他。还没等法默鼓起勇气提出辞职，他就主动将法默叫到了自己面前。最让法默感到欣慰的是，威尔金斯好像并没有因为他选择另谋高就而怪罪他。法默起初认为威尔金斯一定认为办公环境脏乱且人手稀少的平等大会不值一提，根本不会对协进会构成威胁。但越是听着威尔金斯充满感伤地谈到崭新开始与小规模团体的妙处，法默就越相信就连威尔金斯这样习惯了舒适安逸的人都认为成立三十多年的协进会已经裹足不前了。威尔金斯劝告法默上任伊始就要下狠手。“我应该听米妮的，”威尔金斯说道*。“她说过：‘罗伊，先把房间打扫干净再说。他们都是沃尔特.怀特的人，只忠心于他。把他们请出去，再把你自己的人安排进来。” 威尔金斯告诉法默，他后悔当时心慈手软，不然现在就不至于被一帮他也不敢开除的家伙们架空起来了。 “还有第二点，”威尔金斯带着疲惫的笑容说道，“你将骑上一匹活蹦乱跳的野马驹，而我骑的却是一头迟缓的恐龙。”

威尔金斯的预言很快就成为了现实。在法默接手平等大会之后召开的第一次员工会议上，戈登.凯里认为平等大会应该启动第二次和解之旅，效仿1947年贝亚德.拉斯廷等人组织的公交车和解之旅。凯里的打算并不仅仅在于纪念历史。当年举行第一次和解之旅的时候，最高法院刚刚裁定禁止在州际长途车上实行种族隔离，而且这个裁决结果刚刚被应用在了一个新案例当中。根据这个案例，服务州际长途车乘客的候车室和餐馆同样禁止实行种族隔离。第一次和解之旅就是为了以非暴力方式来检测最高法院的判决结果。然而最高法院的判决并未能在南方得到广泛实施。在凯里看来，尽管平等大会从人员规模上无法与声势浩大的静坐示威学生相比，但却可以把一支训练有素的“非暴力”跨种族干部队伍派到整个南方的长途车上，一方面检验长途车以及配套设施的种族融合情况，另一方面展现他们应对种族隔离暴力的勇气，从而在多方面推广平等大会的理念。法默赞同凯里的提议，并将自己上任之后经手的第一个项目的名称从和解之旅改成了自由之行。

1月28日，在白宫的内阁会议室，新总统召开了一场不寻常的周六会议，内容是审议秘密入侵古巴推翻卡斯特罗政权的计划。这项计划是最高机密，禁止所有随从参谋知悉。五角大楼高层迫切要求总统采用更强的武力从而确保军事行动的成功，而国务卿迪安.拉斯克（Dean Rusk）同样迫切要求总统放弃这次行动，至少也要将调门尽可能压低，从而维护美国在全球的外交地位，免得落下个非法入侵的罪名。肯尼迪总统不断表示他既希望取得军事成果，又希望能够撇清关系。中央情报局的官员提议采取放胆一搏与瞒天过海的手段。在4月的猪湾入侵事件之前，白宫一共召开了十场相关会议，1月28日的会议是第一场。尽管古巴一直公开声称由美国资助的入侵迫在眉睫，而且联合国已经针对古巴的指控进行了讨论和投票，但是美国政府却始终不肯透露口风，所以美国公众也根本不知道自己的政府正在备战。

就好像肯尼迪决心向公众隐瞒自己的军事计划一样，在金的世界里，散布全国的民权活动家们同样决心让他们的自由计划赢得公众的认同。 2月1日，也就是首次格林斯博罗静坐的周年纪念日，詹姆斯.贝弗尔和他领导下的学生群体宣布了下一项非暴力运动计划：在纳什维尔的电影院废除种族隔离。南方各地的其他学生群体正在准备“进监狱不保释”示威。根据《纽约时报》的回顾，这一年里充满了“剧院里的站立示威，教堂里的跪祷示威以及公共海滩上的涉水示威”，黑人示威呈现出了“席卷全国的势头。”在伯明翰，弗雷德.夏特沃斯一直面临六十到九十天苦役的判决结果，此前他曾多次上诉，终审判决马上就要发布了。眼下法院批准阿拉巴马州政府当局扣押了他的汽车，以此部分抵偿苏利文诽谤案件的赔偿金，尽管此案尚未最终宣判。此外阿拉巴马州政府还以涉及苏利文案件为由扣押了其他三名黑人被告入的私人财产，包括阿博纳西的汽车和他继承的几块土地——汽车拍卖了四百美元，土地则拍卖了四千三百五十美元。金针对阿拉巴马州政府官员的行为提出了严正抗议，将其斥之为无耻迫害。但是除了把事情闹得沸沸扬扬外，他并没能取得什么实质性成果。根据公众情绪的反应，回避种族问题总体上来说依然很可行。在肯尼迪总统的首次电视转播记者会上，记者们并没有向他提到这方面的问题。

肯尼迪就职后第二天还有一件更加不为时人所知的事情。密西西比州有一位名叫J.H.莫瑞德斯（J. H. Meredith）的空军老兵，此人在听了肯尼迪的就职演说后深受鼓舞，认为自己对于民主权利所能做出的最大贡献是设法入读密西西比大学。于是他写了申请信，然后迅速找到协进会密西西比分会秘书梅加.埃弗斯（Medgar Evers）寻求帮助。此前已经有两名黑人尝试入读密西西比的白人大学并且惨遭迫害，这两人的悲惨命运让埃弗斯心痛不已，因此他并不太乐意支持莫瑞德斯的抱负。但他也意识到军旅生涯让莫瑞德斯养成了百折不回不达目的不罢休的性格，于是他就为莫瑞德斯联系了瑟古德.马歇尔在协进会的律师。

总统坚持委任他的弟弟罗伯特担任司法部部长。这样一来罗伯特需要操心的事情就更多了。现在他不仅是一名政治活动主管，还是最直接负责民权事务的内阁官员。新官上任的罗伯特向包括民权司在内的司法部各个部门发出了一条简短的指令：“告诉我你在做什么。”此时约翰.多尔的上司已经辞职，身为共和党的他目前的身份仅仅是一名高阶留用人员，而且他在民权司总共只有七个月的工作经验，但他还是代表民权司做出了答复。多尔刚刚打赢了好几场官司，例如在田纳西州驱逐黑人佃农案中说服法官相信参与登记投票的黑人遭到了非法报复。代表美国政府出庭的多尔为三百多名佃农赢得了撤销驱逐令的法庭命令。至于那些已经遭到驱逐的佃农则栖息在名为“自由村”的帐篷营地里，为了生存而苦苦挣扎。各家黑人报纸将他们的苦境传遍了全国各地。在一场支持失地佃农的集合大会上，未能亲自到场的马哈丽雅.杰克逊通过电话高歌了一曲。佃农们则将营地里的一条泥路命名为“马哈丽雅.杰克逊大道”作为回报。

多尔在自由村居民眼中的英雄地位只不过比杰克逊稍逊一筹而已。根据1960年新民权法令所获得的南方各县投票记录装在手推车上运到了他的办公室，在墙边堆得高高的。多尔和同事们一边翻看记录一边用别针在地图上标识民权重灾区，也就是那些针对黑人选民采取了最过分、最系统且最有效的压制行为的南方县市。民权司已经提起了好几起诉讼，还有许多其他诉讼正在筹备阶段。在多尔给罗伯特.肯尼迪的报告中，关于这方面的概述是最吸引人的一部分。就像艾森豪威尔时期的前任一样，罗伯特.肯尼迪迅速断定投票权是司法部门推进民权领域的最佳政治与道德机会。于是罗伯特将多尔塞进了他的计划会议，并且轻快地表示：“我想推进投票方面的工作。”他让多尔继续留任管理岗位，尽管多尔是一名共和党人。

不过现任政府依然需要寻找一位民主党人来担任多尔的上司。罗伯特将这项猎头任务交给了萨金特.施赖弗，而哈里斯.沃福德的任务则是对各位候选人进行甄别，尽管他才是最想担任这个岗位的民主党人。其实施赖弗一直觉得沃福德才是最有资格统领民权司的可用之才，因为他既有法律教育背景与执业经验，又在肯尼迪大选期间做出过贡献，而且对于民权活动家以及民权问题本身都具有丰富的个人知识。然而对于沃福德来说很不幸的是，尽管他得到了施赖弗的引荐，可是还有一个说话更有分量的人跟施赖弗作对。此人就是来自科罗拉多州、素有“奇才”之称的的拜伦.R.怀特（Byron R. "Whizzer' White），曾经的美式橄榄球员，罗德学者，以及肯尼迪公民协会全国主席。虽然沃福德认为怀特的为人固执且缺乏幽默感，但是罗伯特.肯尼迪仍任命怀特担任了司法部副部长。上任之后的怀特对于沃福德的低下评价毫不客气地还以颜色。他说服罗伯特相信沃福德是个不会伪装的人，心怀敌意的南方议员们一眼就能看穿他对于甘地、金以及非暴力不合作信条的长期同情。

颇具心思的怀特向罗伯特推荐了一名中立候选人来掌管民权司，此人正是沃福德的朋友与执业合伙人伯克.马歇尔（Burke Marshall）。怀特早在耶鲁大学法学院就读期间就认识了马歇尔。马歇尔是一位深受尊敬的公司律师，曾经在过去十年里参与过好几起美国最大的反托拉斯案件，他的客户包括标准石油、杜邦公司以及好几家大公司。在他的职业生涯当中只有两项经历——都能追溯到沃福德刚刚入职的时候——与一般人心目中身穿灰绒西装的律师形象略有偏离。首先，他曾在以黑人学生为主的霍华德大学法学院执教过公司法课程。其次，他还曾在哲学家斯科特.布坎南领导的一个行政阅读小组中读过阿诺德.汤因比的著作。马歇尔不认识任何一位民权领导者，没有参与过任何民权组织，此前也从未表现过对于种族问题的兴趣。怀特之所以引荐马歇尔领导民权司，正是由于他在民权问题方面缺乏专业才能。在任何其他法律领域，两眼一抹黑都算不上从业资质。但是种族问题的争议性如此之强，以至于任何一位民权司一把手的候选人只要曾经流露过对于这个问题的兴趣，就无异于做出了选边站的政治声明，因此两眼一抹黑反而成了优势。沃福德本人也勉强同意了怀特的考量。尽管他很反感怀特，但是依然将马歇尔的名字添加进了推荐名单。

于是罗伯特.肯尼迪邀请伯克.马歇尔来到自己的办公室谈一谈。这场“无声面试”很快就成为了司法部的传奇。就像罗伯特一样，马歇尔的身材也有些瘦削，说话的声线有点呢喃，尽管他的发型要比时年三十五岁的司法部部长整齐得多。此外他也像罗伯特一样是个极其寡言少语的人。两人见面时马歇尔知道对方打算将一个职位交给自己，但他并不清楚是哪个职位。他推测罗伯特大概想让他接手反垄断司，而他并不打算接受这项任命。在谈话中他们顺带提到了民权司，但两人均没有对此发表太多意见，只是一致同意现行法律必须得到执行。两人面面相觑的时间比交谈的时间更多，事实上在一小时当中的大部分时间里两人都没怎么说话，只有偶尔几句轻声客套打破了沉默当谈话结束时马歇尔原本以为他在司法部门就职的机会已经告吹了。但是令各位助手们大出所料的是，罗伯特却认为马歇尔正是民权司职位的最合适人选。在他看来，马歇尔是一个绝顶聪明不易犯错的精英律师，平时总能保持镇静，不会出于冲动而一头冲进争议事务当中，而且还会非常诚实地承认自己并不知道所有问题的答案。

世人瞩目的总统就职仪式当天天气干冷，遍地积雪。约翰.F.肯尼迪在就职演讲一开始就明确表态：“我们今天这场仪式的目的并非庆祝党派的胜利，而是为了颂扬自由”。定下基调之后，这场演讲通过内省来定义美国人的身份，在对抗共产主义的冷战斗争当中发出了一声全新的战斗呼叫——而这一切的背景则是一个如履薄冰的时代，因为现如今“人类的脆弱双手里捧着伟大且可怕的力量，既能终结一切形式的人类贫困，也能终结一切形式的人类生命。”身为自由派的肯尼迪在咄咄逼人的词锋上面包裹了一层杂糅着实用主义的道德情感——“一个自由社会如果无法帮助多数穷人，那么少数富人也终将陷入绝境。”——此外他甚至还梦想着共产主义阵营兴许能与自由世界一道“探索群星，征服荒漠，根除病痛。”从没有过哪位美国总统曾经在就职仪式上本着如此迫切的使命感谈到过范围如此广泛的问题。肯尼迪言之凿凿地宣称：“在漫长的人类历史上，只有寥寥几代人有幸承担过在极度危险的时刻捍卫自由的任务。”

肯尼迪的演讲如同一道蕴含着无穷能量的霹雳，洞穿了美国人的心房，顺便将他自己塑造成了一名无惧惊涛骇浪的水手。他的激动情绪也在一定程度上感染了金的同工们，伯明翰的弗雷德.夏特沃斯就是个好例子。尽管针对静坐运动的刑事审判致使当地黑人陷入了的持续不断的危机，夏特沃斯在圣詹姆斯浸信会教堂的每周弥撒大会现场依然情绪饱满。他在讲坛上热情赞扬了肯尼迪并且感叹道：“我们现在拥有一个多么棒的总统啊！”他的感叹提醒着人们，正是他与自由运动把肯尼迪送进了白宫。接下来意犹未尽的夏特沃斯干脆走下布道坛，来到会众席位当中，一屁股坐在了两位特别显眼的白人男子身旁。这位矮小好斗的布道人咋咋呼呼地握着他们的手，来了一番大惊小怪的欢迎。然后他就饶有趣味地向会众们介绍了这两位特别嘉宾的真实身份：他们是公牛康纳警务专员的手下。只要黑人一举行弥撒大会，公牛康纳的警务情报中队成员肯定会前来捧场。“这位是琼斯警探，”他大声说道，“他和其他白人都把选票投给了尼克松。”夏特沃斯接下来的演讲彻底粉碎了自己曾经忠于共和党的立场：“艾克当了八年总统却从来没有为黑人做过什么，也从来没有哪个黑人与艾克打过高尔夫球。”然后夏特沃斯又将弥撒大会交给了另一位教士，此人狂热地宣讲了以西结书当中关于无信之人骨骸枯干的意象，以至于十几位信众都因为过于激动而全身抽搐起来，不得不被其他人抬出去。最后执事们拿来一件大衣与好几条围巾，全都裹在了这位教士的身上，这才让他冷静下来。像这样的宗教狂热仪式在黑人文化当中由来已久，白人青少年在近几年里也开始通过摇滚明星——最出名的一位当属詹姆斯.布朗——的表演体会到了类似的感受。

对于金自己来说，肯尼迪的自由理念与他本人的对应理念有多大交集此时仍是未知之数。肯尼迪在就职演讲当中完全回避了种族隔离、民权或者种族之类的字眼。在一定程度上，这位新总统正在利用他的政治天赋同时向黑人与南方白人民主党员示好，希望这一曲自由颂歌能让两个团体都听得如痴如醉。不过话又说回来，肯尼迪偶尔确实会谴责种族偏见是“非理性的行为”，而且与艾森豪威尔相比肯尼迪在黑人面前的行为举止也要自然得多，金认为这些迹象确实值得肯定。肯尼迪在就职当晚与好几位黑人女性翩然起舞，还在就职晚会的舞台上将路易斯.马丁夫妇算进了他自己的政治“家族”当中。

这些积极信号自然都很值得注意。除此之外肯尼迪与金在明星圈子里的交集尤其广泛。总体来说，支持肯尼迪的明星都支持金，反之亦然。负责主办总统就职庆祝晚会的弗兰克.辛纳屈不仅亲自登台献声，还拉来了一套混合各个种族的演出阵容，其中包括纳京高、杰米.杜兰特、马哈丽雅.杰克逊、西德尼.波蒂埃、伦纳德.伯恩斯坦、艾拉.费兹洁拉、彼得.劳福德以及哈里.贝拉方特。劳福德是新总统的妹夫，也是辛纳屈的“鼠帮乐队”成员，平时流连于赌场与电影制片厂之间。此人的出位行径经常经常登上小报和粉丝杂志。唯一没有出现在晚会上的鼠帮成员是小萨米.戴维斯。他近来与一名瑞士演员的跨种族婚姻使他和金一样成为了争议焦点，因此不太方便在主流政治集会上抛头露面。

就职典礼一周后，辛纳屈又拉着同一套班子在纽约卡内基音乐厅献上了一场全场五小时的演出，这一次演出的致敬对象换成了金。小萨米.戴维斯、迪恩.马丁、贝西伯爵、托尼.班尼特、尼普西.拉塞尔以及其他众多一线艺人这次也都加入了辛纳特拉的演出阵容。尽管这场演出没有引起国际关注，却为领导大会筹集了五万美元，并且使人相信金在明星圈子里一呼百应，任何想要做出一番事业的政客都不能忽视这种能力。纽约州长纳尔逊.洛克菲勒的顾问们建立了厚厚的一沓备忘录，用于讨论洛克菲勒参与义演的注意事项。有人担心洛克菲勒的名声会因为与放浪不羁且黑帮气息浓厚的辛纳屈鼠帮扯上关系而遭受玷污，事实证明这种担心是多余的，因为鼠帮乐队“在大众眼中已经深深与杰克.肯尼迪密不可分了。”顾问们认定洛克菲勒只要花四百美元买一张包厢票就可以过关，除非本次义演会将捐献者的姓名与捐献方式开列出来。倘若当真如此，洛克菲勒就需要购买最昂贵的八百美元包厢票才不至于在政治方面失分。最终为了保险起见，洛克菲勒还是花了八百美元。他还给卡内基音乐厅拍发了一封亲切的电报，肯尼迪总统也是这样做的。

在接下来的日子里，金从纽约飞到芝加哥、费城和盐湖城接连演讲。在芝加哥他照例投宿在了马哈丽亚.杰克逊家里，后者正在准备自己的下一次欧洲之旅，这次她要为约翰二十三世教皇献唱。身为东道主的杰克逊为金摆下了一桌丰盛的筵席，宾主二人正在大快朵颐之时，一通电话打了进来。原来柯瑞塔已经开始分娩第三个孩子了。“你最好给小家伙起名叫马哈丽雅，”杰克逊笑道。金在餐桌与电话之间来回穿梭，接收着来自亚特兰大医院的消息，杰克逊则不住嘴地撩拨金，最后金不得不举手投降：如果这次生的是女孩，那就让杰克逊或者她的某位闺蜜给孩子起名；如果是男孩，那么金就要用自己踏上事工道路之后接手的第一家教会给孩子命名。又接听了几通电话之后，他高兴地回到餐厅大声宣布：“这孩子名叫德克斯特。”

在政权交接时期，金的人马与肯尼迪的人马完全没有过面对面接触，哪怕在私下也没有。金并未受邀参加就职典礼，而且他和罗伊.威尔金斯一样没能获得当选总统的私下邀请，因而失去了向当选总统当面提出民权纲领的机会。毕竟，金的名字在当时依然非常敏感，而且眼下正在让南方政客大伤脑筋的示威活动也和他关系密切。不过围绕着投票权与资金这两大尖锐政治诉求，金和肯尼迪的各自阵营确实不约而同地凑到了一起。

怀亚特.沃克注意到，在不少激进的县市， 自由派慈善家正在扩大他们在民权领域的慈善投入，这一现象已经被人当成了某种体制危机。眼看着获得大量资助的前景即将成真，沃克与金都采取了积极迫切的应对态度。他们很快学到了几个全新的词汇：拨款提案、筹资渠道、提前预算、项目评估，等等。在斯坦利.利维森的促成之下，他们在纽约面见了好几位潜在金主，包括泰克尼克和菲尔德基金会负责人，他们还与多位学院院长讨论了为那些遭到开除的静坐学生们设立奖学金的事宜。在高地人学校的迈尔斯.霍顿则提议，希望领导大会能接管赛提玛.克拉克手下蓬勃发展的民权学校，他不希望这座学校在克拉克手下关门。

金和沃克都很希望能在同一个目标城市针对种族隔离展开多方面攻击——克拉克负责培训选民登记辅助员与老师，非学委的学生们负责组织静坐示威，金负责高台布道，沃克负责统筹规划。就眼下而言，许多富有影响力的基金会高管都很看好克拉克，这一点令金与沃克都很欣慰。如果这些高管通过领导大会来资助克拉克，那么他们也有可能资助领导大会的其他项目，例如极其缺乏资金的选民登记运动。到了1961年1月份时，沃克已经成为了好几个奖学金基金会的总负责人， 领导大会通过这些基金会为大量被捕学生提供了教育支持*。各种设施配置从赛提玛.克拉克的公民学校转移到了领导大会，两份为选民登记运动集资的主要提案也提交给了各家基金会。

与此同时，通过罗伯特.肯尼迪的选情总结，肯尼迪阵营也正在自上而下地寻求一套选民登记策略。以民权为主要诉求的选民群体投票倾向往往摇摆不定，拉拢这批人所需要付出的政治成本相对较低，而且他们往往具有决定选战胜负的潜力。这就是肯尼迪阵营从肯尼迪-金通电事件当中总结的经验。此外肯尼迪的顾问们还非常敏锐地在本次大选结果当中发现了另外一个值得注意的迹象。艾森豪威尔司法部的约翰.杜尔为了保护田纳西州黑人投票权而针对两个县提起了诉讼，其中之一是费耶特县。在这个县里，一千二百张新增黑人选票帮助该县共和党赢得了南北战争战后重建以来的第一次竞选。顾问们认为，共和党在这个县以压倒性优势击败肯尼迪的事实意味着南方黑人很乐意回报那些帮助他们获得投票权的人们。

对于罗伯特.肯尼迪和他的政治助手们来说，当前形势决定了他们要有意识地采取“委派再委派，选举再选举”的策略——这套措辞最早出现在哈里斯.沃福德的一份政治备忘录当中。 措辞的重复是有意为之的结果。当时的想法是坚持指派黑人担任各个岗位，帮助足够多的黑人进行选民登记，从而促使南方官员更加同情他们的立法提案。这项政策走的是渐进蚕食路线，单独的每一步都不会造成过于广泛或者重大的影响，从而能够避免种族隔离主义者的反弹。无论是选民登记还是在学校里废除种族隔离，肯尼迪兄弟都打算通过一事一议的法律诉讼与步步为营的登记运动“一个黑人接着一个黑人”地解决问题。这套持久战术令一位倾向民权阵营的记者不禁感叹道：“一年一年就这样过去，但除此以外也不可能有其他策略了。”

哈里斯.沃福德依然还是肯尼迪圈子的内部人士。尽管他没有得到部长任命，而且身份背景多少不太清白，但他却拥有一套独一无二的人脉组合，因此既能帮助金，又能为肯尼迪的司法部出力。在政府交接期间，他从金那里得知了领导大会想获得基金会拨款的打算，并向其推荐了好几位他认为能帮上忙的基金会高管；接着他又告知他在各家基金会里的朋友们，肯尼迪政府当中最聪明的政治专家已经决定推进要黑人选民登记；最后他告诉自己在肯尼迪身边的联系人，金正在为同样的目标寻求基金会的资助。一手托三家的沃福德意识到三路人马当中的每一方都乐于听到另外两方的热情。金的人都很高兴，因为神经敏感的肯尼迪阵营终于决定要在选民登记方面“办点实事”了；基金会一方也很兴奋，因为他们以后帮助新边疆与南方黑人的时候将很有可能得到联邦政府的隐性保护；而肯尼迪阵营同样很中意这条得到充分资金保障的潜移默化之计。三方都知道，一旦肯尼迪的党派倾向引起公众关注，三方都将蒙受重大损失。新政府在投票权这个敏感领域肩负着秉公行事的责任。万一机事不密被人抓住把柄，基金会很可能失去税收减免的特权，肯尼迪政府与民权阵营的政治声誉也会受到重创。因此三方人马的碰头会始终保持着秘不示人的气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