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Taylor Branch：劈波蹈海——MLK三部曲之一 -- 万年看客

对于纽约州州长纳尔逊.洛克菲勒来说，这一年过得十分艰难。去年11月，洛克菲勒宣布离开相守三十二年的妻子，令纽约政界与社交界都为之震动，各大媒体的头版头条更是对这次离婚事件津津乐道并且进行了事无巨细的相关报道。洛克菲勒坚持认为离婚不会影响他入主白宫的可能。政治记者们在报纸上纷纷质疑他的说法，法律专家们则从中找到了洛克菲勒州长目前最棘手的难题：在纽约州，离婚的唯一理由是通奸行为，而承认这第一点无疑是断送了政治前途；如果他想在纽约州之外离婚，则必须先成为该州的公民，根据纽约州的法律，这样做必须放弃州长职位。洛克菲勒最终说服妻子搬到内华达州生活，并让她同意以“极端残忍行径”为由申请离婚。尽管她声称这并非其所愿，但还是同意到了丈夫的请求。报刊叙事当中，洛克菲勒妻子的镇定沉着与洛克菲勒的政治手腕以及苛刻无情形成了鲜明对比——后者甚至指使手下将官方传记当中提到前妻与二人子女的部分全部删除。

祸不单行，洛克菲勒的儿子迈克在新几内亚海岸不慎溺亡了。州长6月4日来到亚特兰大斯佩尔曼学院发表开学致辞时满脸颓唐，似乎骤然就衰老了好几岁。然而不幸似乎还在追随着他一路向南——他到达亚特兰大时，当地刚好经历了自内战以来最具破坏性的灾难。一架法航喷气客机在巴黎附近坠毁，一百多位包机游览欧洲艺术之都的亚特兰大优秀市民不幸遇难。整整一代艺术赞助人就这样骤然离世，致使整个亚特兰大都笼罩在阴霾之中，就连黑人区也不例外，尽管此时当地黑人正在为了其他事由而举行庆祝活动。洛克菲勒在斯佩尔曼致辞时，埃莉诺.罗斯福也来到了斯佩尔曼的姐妹学校亚特兰大大学发表演讲，此外哈佛大学校长也得到了摩豪斯学院的荣誉学位。“要求并得到你生而为美国人的平等机会吧！”洛克菲勒对斯佩尔曼的毕业生们说道。纽约记者们注意到，他在演讲当中批评肯尼迪总统和民主党成员都是民权运动的江湖骗子——他们竞选时满口承诺，但却“缺乏兑现承诺的勇气，而且也并不真心实意地相信必须以实际行动来兑现承诺。”

之后洛克菲勒参加了学院院长的午宴，座位就在金的旁边。当天晚上他又参加了为佐治亚州州长共和党候选人爱德华.史密斯进行政治造势的晚宴，席间他敦促史密斯咬紧牙关在佐治亚州实现两党制民主。很不凑巧的是，史密斯在回家的路上不慎死于车祸。共和党一直以来都是南方各州的政治笑柄，因此佐治亚州共和党成员极力想找到另外一位可以充当弃子的候选人。就在这年夏天，北卡罗来纳州共和党主席凭借虚假身份掩饰在弗吉尼亚州另外成立家庭的事实浮出水面，让他本人颜面扫地。

5月15日及16日，领导大会在查特怒加市举行了理事会会议。三十一位理事会成员当中有十三人参加，金亲自迎接了每一位参会人员。由于夏特沃斯也在其中，金还提醒大家不要忘了参与将在9月举行的领导大会选民会议，借以表示他们挑战伯明翰这座冷酷城市的决心。之后他便让自己的助手们就领导大会的新任务做了报告。怀亚特.沃克描述了“面对面”之旅；杰克.奥德尔具体罗列了选民教育计划补助金及领导大会目标区域注册选民的数字；奥德尔非常支持最高法院对贝克诉卡尔一案的决定——最高法院裁定在政治代表的分配方面实行“一人一票”制，因此他预言这一决定对于领导大会的投票事业无异于天赐良机，就如同当年教育界的布朗案一样。

塞提玛.克拉克、安德鲁.扬以及多萝茜.科顿讲述了各自在“面对面”巡回演讲当中招募新成员并让他们参与登记计划的方法。他们放映了一段影片，展示了克拉克在多尔切斯特学校里的教学过程，其中一个片段还记录了一组中年黑人如何学习书写自己的名字。影片播放完毕后，理事会成员亚伦.亨利（Aaron Henry）站起来表示公民计划早已在他所在的密西西比区建立了六所小学校。眼看着原本一字不识的人们迅速具备了参与选民登记工作的全副能力，真是让人备受鼓舞。

到了综合讨论环节，有一位罗兰德.史密斯牧师（Roland Smith）把焦点引向了金。“如果想让一个人全力以赴，就应该给他更高的薪水。”他如是宣称。接下来他说了一套献给金的溢美之词，最后建议给金涨工资。很多人附议，金则在一片喧闹中站起来表示反对，不过史密斯打断了他：“你想扼杀我们现在打算做的事吗？”

“不，”金回答，“我只想阐明我的哲学。”

史密斯毫不让步：“我这里表达得是一个正在老去的人的看法。你现在的地位正是你父亲当年的地位——你的优势就是年轻。公众不会永远爱你，你必须牢记收益递减的法则。留着你的哲学吧，大家还想为你做事的时候就别拦着他们。我的教众向我表达感激之情时，我从来都拦不住。我知道，如果你是白人基金会的领导人，他们肯定会付给你正经工资。”

金原本想开个玩笑。他说领导大会一直都在给他支付薪水：每年一美元，好让他有资格申请医保。但对参与会议的牧师们来说这并不好笑，于是金也立刻严肃起来。他认为金钱是黑人领导人以及其他一切领导人的“要害”之一：“我们全都有缺陷，我也经常请求上帝帮助我克服自己的缺陷。不过我并不觉得金钱是我的缺陷之一。”

这时金老爹也站起身来发表了意见。他郑重其事地说道：“在某些方面我同意我儿子的看法。”不过他的话锋所指却有些凌乱：“他是不会改变的。我想有些此类事项应当特别强调一下。我们应当把这些内容写下来，让全世界都知道。我的儿子已经成家了——他有三个孩子与一位妻子。我所拥有的一切都会传给我的儿子们。无论发生什么，我都会与他们一起面对……我知道你们有时会寻求别人的意见的支持之后再推翻。所以我想我儿子的意见也应该被推翻。”

会场气氛一时有些紧张，谁也没想到金老爹居然会公开与儿子唱反调。金钱的问题之所以非常敏感，不仅因为领导大会的支持对于以便以谢教会的预算有益无损，还因为金认为领导层应当主动奉行禁欲主义的理念让他的父亲以及其他领导大会布道人们都有些不自在。鉴于理事会成员全都默不作声，金只得将这件事移交给了委员会。接着他提议选几位“年轻人”假如理事会。金提到的“年轻人”包括来自萨凡纳、时年三十六岁的何西亚.威廉姆斯（Hosea Williams）。何西亚比金大三岁，说他年轻是因为他不仅没有自己的教堂，而且还没有在民权领域站稳脚跟。金还提名了约翰.路易斯，说他为纳什维尔带来了新面貌。路易斯沉着缜密，成功地多次领导了纳什维尔学生反对支持种族隔离机构的行动，他的目标包括教堂、百货商店、图书馆、餐厅还有剧院，几乎按照纳什维尔黄页上的内容逐条抗议了过去。

金老爹又了站起来，他想确定儿子推荐的这些人肯定不会拒绝参加理事会选举，不会让领导大会下不来台。关于年轻人角色定位的讨论触碰了另一根涉及金钱与权威的敏感神经，最后阿博纳西将整件事交由另一个委员会研究，这件事才算告一段落。理事会会议至此结束。金与各位教会巨头们软磨硬泡了半天之后迅速赶赴华盛顿，参加第二天举办的甘地人权协会成立午餐会。

“非暴力这一理念通过席卷南方的数百次抵制运动已经深入人心，”金在午餐会上这样说道。“这一理念刻在数千名自由乘车者待过的监狱墙壁上……非暴力抵制对人们来说已经不再陌生，也不再让他们觉得匪夷所思。”说到议会中的南方代表时，金辩称对于种族隔离的痴迷不仅在经济上惩罚了白人，也在道德上折磨他们。“实际上，坦白直率地讲……很多南方领导人都被可悲地禁锢在自己的手段中。他们很清楚，维持这种古老且奄奄一息的秩序只能阻碍南方的发展。然而他们不能说出真相——他们被囚禁在自己的谎言中。等到黑人争取到自由之后，压迫他们的人也将会初次品尝自由的滋味，这就是历史的刻薄悖论。”

为了给这个普通的筹款场合增添一抹色彩，金宣布他当天早上已经把《第二次解放宣言》递交到了白宫。《第二次解放宣言》的封面由上等皮革做成，内里是工整裁剪的纸页，保护这份文件期望当中的历史价值。这份文件不只是纪念林肯的象征性礼品，更蕴藏着远远更加广大的抱负。用金的话来说，这份宣言将林肯的战争手段应用到了一个世纪后的新时代。他希望肯尼迪总统能像林肯废除奴隶制一样打破种族隔离，出台一份令人震惊且富有象征意义的法案，使之超越白宫的权威与控制。金说：“我们要求他宣布所有南方各州所有种族隔离法令违宪，而且他的政府将竭力避免其生效。”

这样一份宣言将会震动美国政治界，并且在整个世界回响不已。对金来说，这种争取种族正义的方式是符合逻辑且令人叹服的捷径，于是便让志愿律师们——克莱伦斯.琼斯、西奥多.基尔、哈里.瓦赫特尔以及斯坦利.利维森——花费六个月来起草这份文件。此外金一直在请求内政部部长确保明年新年前夜林肯纪念堂无人占用，从而进行林肯《解放奴隶宣言》生效一百年的纪念仪式。

然而金并不走运，他在甘地人权协会上的演讲并没有引起太多关注。此时的他依然尚未具备足够过硬的社会地位，无法足够明确地定义某个公共议题并且迫使别人按照他设置的前提条件作出回应。出席演讲的人大多早就是金的崇拜者，而且就算他们的反应有时也会将金打一个措手不及。比如金在基督教世纪组织的朋友们就认为，成立甘地人权协会意味着金背离了美国的基督教基础。他们在公共场合对金发起了尖锐批评，迫使金写了一封长篇累牍且痛心疾首的辩白信：“你们认为甘地人权协会是由放弃了上帝和教堂的基督教领导人领导的，这简直是荒谬至极。”金一边翻来覆去地在追随者面前捍卫自己的基督信仰，一边又坚称甘地是一个具有有基督徒本质的非基督徒。直到为时已晚之际他才认识到，甘地人权协会作为争取公共支持的发力点具有致命的缺陷。该协会的主要捐款人将会是各家工会，而工会领袖们都清楚这家基金会是借助免税基金应对苏利文案件的工具。刻意强调基金会的基督教性质并不能帮他赢得工会的好感。

不久之后就是肯尼迪总统的四十五岁生日。为了庆生，他在麦迪逊广场花园组织了一次募捐会，大约有一万五千人参加，玛丽莲.梦露在会场上出人意料地献上了流传后世的独唱：“总统先生，生日快乐”。总统并没有答复金起草的宣言，也没有在私人信件中提及这一点。生日过后不久他邀请金到白宫参加塞浦路斯马克里奥斯大主教的纪念午宴。金却借口事务缠身拒绝了总统的邀请。

与此同时，哈里斯.沃福德正要离开白宫。仅仅是他的处境就足以让金相信，由于肯尼迪政府的神经中枢多多少少对民权运动产生了戒心，华盛顿的反民权势力并不局限于政府外围的种族隔离份子。对沃福德来说，这意味着他的非正式顾问团民权团队会议沦为了无精打采的走过场。很快与会者就意识到仅仅因为沃福德在白宫工作并不意味着他是总统的发言人，因为总统几乎把一切民权事务都交给了司法部。非正式顾问团层面导航的权力无可阻挡地流向了伯克.马歇尔手中。

沃福德成了数千支笔的保管人。这些笔都是参与“给杰克墨水”抗议运动的人定期邮寄来的。肯尼迪总统竞选时承诺要“大笔一挥”废除住房歧视，如今总统执政期已经进入了第二年，这项承诺却迟迟没有落实。于是民权运动的说客便督促他们的追随者向白宫邮寄钢笔，“免得杰克缺墨水”。他们希望这样做能打动总统个性当中俏皮的一面，但是白宫内部的廷臣们却并不喜欢这份幽默。看到总统被当作笑料，他们便以同样的方式对待沃福德——于是只要有人缺笔用首先就会想到他。最终剩余的笔全都被捐赠给了一所智障人士疗养院。

肯尼迪总统同意沃福德意图推行的所有项目，但他如往常一样不愿与具体执行扯上关系。对肯尼迪来说这些事务远不够吸引人，让他这个习惯依赖于个人气场的人颇感不适。肯尼迪和其他白宫助手在一起时总会打开话匣子，兴致勃勃地展开政治讨论，但是面对沃福德的时候他只会随便挥挥手，带着淡淡的笑意问道：“你们的人还满意吗？”沃福德非常重视种族隔离，因此像这样的敷衍之词令他十分不满。到了1962年春天，他已经萌生了跳槽的想法。萨金特.施莱弗的和平部队的工作氛围更投合他的脾胃，对他来说比起白宫的工作机会更有价值。“本届政府的精神和您本人的精神促使我离开舒适环境，开辟自己的阵线。”沃福德在写给肯尼迪总统的辞职信中这样写道。下一步他打算去埃塞俄比亚工作。沃福德的临别赠言出自真心，因为他确实相信肯尼迪“会在民权运动方面继续创造历史”，但首都的权力观察家们却仅仅看到到白宫的民权运动专家在华盛顿找不到容身之所，只能跑到鸟不拉屎的非洲去。肯尼迪总统很抵触沃福德、金、罗伊.威尔金斯以及其他人精心策划的请求——他们想让他派人气颇高的路易斯.马丁来顶替沃福德。相反，他干脆取消了这一职位，并把沃福德的职责分配给了索伦森公司的油气律师李.怀特（Lee White）。比起艾森豪威尔政府的罗科.西西利亚诺，沃福德更了解民权运动，但他们的工作遇到了相同的命运。

4月10日，利维森在金面前将瓦赫特尔好好表扬了一通。二十四小时之后，一份窃听对话记录的总结就摆在了联邦调查局局长胡佛的桌子上。“他是谁？”胡佛直截了当地问到了关于瓦赫特尔的情况，他的好奇促使联邦调查局的调查员们立刻开始了调查。这个问题以及所有导致这个问题产生的因素——窃听记录、调查、致使联邦调查局局长亲自费神浏览窃听记录总结的敏锐政治敏感度——都是金的生活当中不为人知的侧面，甚至就连他本人都不知道。

在监听利维森的技术员以及监督员看来，操作窃听器实在是一项苦差事。 电话窃听器的录音设备可由来电自动激活，但室内窃听装置却需要连续不断的人工监控。根据利维森距离墙体里窃听装置的远近，有时窃听装置传来的声音很大，有时又小到令人抓狂。此外监听人员还面临另一个困难：由于拜访者们与利维森面面相对，所以并不会像打电话的人那样说出自己的身份。这项工作很枯燥。联邦调查局严格的报告规定要求监听人员记录每个声音出现的时间——就连咳嗽声、纸张的沙沙声以及椅子蹭地的声音都要记下来。就算办公室里很安静，每隔一段时间也要将这个事实记录一笔。所有声音都不容忽视，因为其中可能会包含着某种线索。每一班监听人员都不得不学会分辨利维森办公室中的各种声音。他们很快就认出了利维森的声音，他秘书的声音以及正常业务往来和闲聊的声音。不久之后监听人员们就知道了，许多个下午在利维森办公室大谈政治的“克莱伦斯”就是那个从加利福尼亚回到纽约后渐渐因为金的需要而与利维森熟络起来的克莱伦斯.琼斯。他们还发现“杰克”就是杰克.奥德尔。由于联邦调查局的记录显示琼斯的政治背景非常可疑，而奥德尔则是彻头彻尾的美共份子，因此监听人员对这两个人与利维森谈话的内容有着非比寻常的兴趣。克莱伦斯和奥德尔都在调查范围内。他们和利维森的谈话记录会被标记上危险记号，然后就被送到联邦调查局总部用来分析美共的影响力。　　

沿着这个方向的调查结果简直让人失望透顶。利维森的谈话中充斥着关于土地租赁、租金支付以及城市税务上诉这一类的房地产行话。他与奥德尔和琼斯谈话的时候则会无休止地谈论领导大会的筹款问题。利维森谈到了工会可能在利维森案件当中提供，提到了捐款者名单、测试邮件以及对于筹款请愿的润色。他与奥德尔在一起时经常抱怨领导大会亚特兰大办公室的效率多么低下以及工作人员能力多么欠缺，他和琼斯在一起时则会争辩怎样才能更好地拉拢哈里.瓦赫特尔这样的富有支持者——他丝毫不知道这些言论在两天内就会促使J.埃德加.胡佛亲自下令采取行动——此外利维森还在反复斟酌哪些名人有可能愿意加入瓦赫特尔提出的免税基金会理事会。筹建这个基金会已经成了他的首要工作，由于害怕可能的工会捐款人不喜欢“基金会”这个听上去企业意味太浓厚的字眼，他暂时借用了圣雄甘地的名字，将其称为甘地基金会。最后这一基金会成了甘地人权协会。

利维森代表金出面工作的时候确实尽心尽力，甚至有些偏执。但是对于一名所谓的美共暗桩来说，这些事务只能用鸡毛蒜皮来形容，与颠覆民主制度之类的大目标根本不沾边。不过对于联邦调查局来说，就算没能揭穿克里姆林宫的阴谋，也并不意味着监听毫无用处，因为监听确实能提供有价值的政治情报。比如在3月30日，墙里的窃听器和电话窃听器同时监听到了怀亚特.沃克打给利维森的电话。电话中沃克说金想知道利维森对于最高法院补缺人选的意见。查尔斯.伊万.惠特克大法官前一天刚刚辞职，而晨报中说肯尼迪总统正在考虑由一位黑人上诉法官——威廉姆.亨利.海斯蒂填补他的位置。金向来敬重海斯蒂，因此想咨询一下利维森，自己是否应该通过公开声明或通过私人电话这样的“特定渠道”来支援海斯蒂。

“我倾向于让马丁发表一份声明，就说这是一次极好的机会，是我们历史上的关键时刻，”利维森告诉沃克。 他认为金就算要让肯尼迪总统略微感到有些难堪也必须在这件事上站出来，因为黑人们特别期盼自己的领袖能在这件事上出头。沃克也持赞同意见。鉴于此前金对政府的示好收效甚微，他也倾向于让金发表公开声明。之前金对政府施加的小小压力全都直接落在了罗伯特.肯尼迪的身上，而总统并没感到什么负担，眼下正是做出改变的好机会。不过沃克又表示还有一层顾虑正在困扰着金：金担心如果发表公开声明，别人会认为他仅仅因为海斯蒂是黑人才会支持海蒂斯。利维森对于这一论调很不以为然。他相信海斯蒂“远远优于”报纸上提到的“其他任何一位候选人”。接下来他将这些人逐一点评了一番：“（亚伯拉罕.）雷比科夫不过是个小丑，不算是个律师。（亚瑟.）戈德伯格在联邦法庭的任职时间有限而且并不适合司法工作。可是还有一个人（海斯蒂）与他们不同，此人来自上诉法庭，能力突出，资质过硬。将他列为合格人选丝毫不算勉强……我不明白马丁在担心什么……就算海斯蒂披着一身紫色皮肤，这份工作也该由他来干。”

这次对话在当天下午约4点钟结束。然后负责监听电话和墙内窃听装置的监听人员立即向联邦调查局纽约分局发出了警报。监听人员征用了速记员并迅速将部分谈话记录发送到了华盛顿，当天晚上这份记录就已经堆在了联邦调查局高高一摞行动备忘录的最顶上，建议将此事通报给司法部长。联邦调查局工作人员的手脚不可谓不快，然而他们还是慢了一步：白宫已经宣布肯尼迪总统任命拜伦.怀特接替惠特克在最高法院的职务。胡佛以及他的高级助手们是少数几个能体会到这件事的讽刺意味的人——当初正是拜伦.怀特鼓动联邦调查局针对利维森采取行动，这才让联邦调查局拦截到了金对最高法院任命的想法；可是现在同一位拜伦.怀特却又拿下了这项任命，于是这些原本堪称猛料的想法也就变成了不值一提的花絮消息。

本着贼不走空的心态，联邦调查局领导层决定“就算怀特的任命已经得到公布”也要想方设法榨出这份监听材料的剩余价值。胡佛点头之后，一份报告立刻送到了司法部部长手中，提醒他注意海斯蒂法官已经“牵扯”上了十个可疑组织，多份颠覆份子清单都将这些组织列为美共暗中经营的门脸，有一份清单还来自非美活动调查委员会。这份报告还声称金曾问计于利维森，“试图影响总统任命海斯蒂法官为最高法院大法官”。这份报告削除了利维森对其他几名大法官候选人的辛辣点评以及其他富有人情味的言论，仅仅留下了一根危险的芒刺——美共特务利维森曾给黑人头子金提建议，让对方督促总统提名一个忠诚度值得怀疑的黑人法官。

针对利维森的监听立刻在政治情报方面给联邦调查局带来了好处，让胡佛得以摆出一副无所不知的派头。他似乎知道金做过什么，也能出人意料地预测金接下来打算做什么。得知约翰逊副总统打算在4月与金在司法部会面之后，胡佛立即让人送去了一封以“亲爱的副总统先生”开头的急件，提醒约翰逊说联邦调查对此事了如指掌。“我想您有兴趣知道，金与利维森以及……奥德尔交往过。”他还在信中附上了联邦调查局关于金的两位高参的简要卷宗。

一周之后，胡佛的信使又给白宫捎去了一封以“亲爱的奥唐纳先生”开头的信件。这封信也很讲究措辞，文笔介乎于八卦消息与国事讨论之间：“我想您有兴趣知道共产党秘密份子斯坦利.大卫.利维森对金施加的影响。”胡佛在这封信当中公开了联邦调查局通过“秘密渠道”——也就是监听——获得的消息，以及利维森正忙着为金创立新组织“甘地人权协会”的情报。胡佛还说金和利维森计划在5月17日——也就是布朗案宣判八周年纪念日——在华盛顿举办一场高级午餐会并借机宣布甘地人权协会的存在。此外他还警告奥唐纳，利维森等人准备邀请司法部部长、总统以及无数位高权重之人参加午餐会。胡佛提到的这些名字都是克莱伦斯.琼斯和利维森讨论时抛出来的，窃听器将这些名字全都截取了下来。

任何一位收到甘地人权协会相关消息的政客们或许都会都对金的邀请函产生一丝警觉，因为他们知道联邦调查局正盯着这件事。事实上金的邀请确实应者寥寥——罗伯特.肯尼迪、林登.约翰逊、大法官沃伦、休伯特.汉弗瑞参议员以及其他很多人都表示了婉言谢绝——但联邦调查局的影响恐怕并非导致这一结果的主要原因。在眼下的华盛顿政治圈子里，即便那些仰慕金的政府高层人员也并不觉得金是一位气势逼人的政治人物。华盛顿的日常节奏很快，华盛顿的氛围充满生气，华盛顿的关注焦点则是整个世界。金的道德主义与冷战中期的流行风潮根本就格格不入。在这种大背景下，胡佛认为自己更有必要警告别人小心金的崛起而不是直截了当地站出来反对金。实际上联邦调查局经常起到约束作用。

三天后，参议院内部安全委员会传唤斯坦利.利维森于4月24日参加听证会。联邦调查局对于这一安排非常不满。有些人抱怨说“老头子”1月份在国会露面时泄露了太多关于利维森的信息，公开刺激了掌管参议院内部安全委员会的种族隔离人士——尤其是詹姆斯.伊斯特兰和约翰.麦克莱伦。联邦调查局的工作人员反对传唤利维森，因为这样做不仅危险，而且时机尚不成熟，无异于打草惊蛇，只会让利维森意识到政府正在针对自己。今后他很可能会注意掩饰，致使联邦调查局的窃听装置无法发现涉及其行动的确凿信息。可无论如何委员会还是发出了传票，希望能迫使利维森承认自己勾结美共的真相以及他与金合作的详细情况，并详细解释他与金的关系。他们认为这两方面的说法一旦公开，或许就能根除掉金对于南方政治体制的威胁。

联邦调查局官员至多仅仅从参议院的盟友那里争取来了一份承诺：参议员们同意对听证会内容严格保密并且将听证会内容推迟三天，而且只要利维森不承认自己从事过颠覆性活动，就绝不会问他关于金的问题。然而事实证明委员们无法从利维森的嘴里撬出任何有用的信息。在保密的参议员听证会上，面对对自己的裁判官们，利维森只说了一句话：“为了解决掉造成当前局面的问题，我要说我是一个忠诚的美国人，我自始至终从未加入过共产党。”之后他便援引美国宪法修正案第五条，一直保持沉默。他的抗拒让参议员们气愤难当，因为他们极不愿意向联邦调查局承认自己平白承担了风险却一无所获。

联邦调查局的窃听装置早就录下了法警向利维森递交传票时后者的惊讶反应，之后也记下了他与律师商量如何应对听证会的商讨过程。现在一切结束之后，窃听装置中传来了利维森如释重负的反应。第二天下午回到纽约的办公室后，利维森在电话里表示自己十分庆幸没有人提到金的名字，此外他还描述了充满敌意的老参议员们生气时表情多么可笑，“麦克莱伦比我更烦心，”他这样回忆道。麦克莱伦参议员给他贴上了有史以来进出参议院的最糟糕证人这一标签，“换句话说我比吉米.霍法更加恶劣，”利维森挖苦地表示。

这段时期内利维森一直忙着应对领导大会的法务战斗，此时的战斗形势已经岌岌可危了。3月9日，他前往亚特兰大参加苏利文诽谤案的紧急会议。案件的前景很暗淡。领导大会的四位被告原本想推迟对自己财产的没收，但最高法院拒绝将此案移交至联邦法庭，扼杀了他们最后迫切的希望。结果夏特沃斯、阿博纳西以及约瑟夫.洛厄里的汽车都被州政府拍卖掉了。S.S.西伊的部分房产也被查封，很快就要出售。苏利文还对阿博纳西从父亲那里继承来的土地申请了留置权，州政府方面的律师们也在四处寻找其他可以依法占有的财产。弗雷德.夏特沃斯依旧因为伯明翰静坐案中自己律师的无能而耿耿于怀，他前脚刚踏出伯明翰的监狱，后脚就走进了紧急会议现场。作为金指派的会议秘书，夏特沃斯在会议记录中冷淡地指出，本次会议讨论的“重点是律师及其工作效率。”

领导大会四位被告勉强压抑着内心的恐慌。对于他们来说，破产的可能性已经不仅仅停留在理论层面上了。蒙哥马利市市长詹姆斯也排在苏利文身后向上诉法庭提出了五十万美元的赔偿请求，帕特森州长提出的赔偿金额还要更高。四位被告固然可以利用这一点在筹款呼吁当中将自己包装成遭受政府打压的低下黑人布道人，但是这样做毕竟远水不救近火。他们四人的家底都还算殷实，如今却随时都可能倾家荡产。洛厄里告诉自己的同事们，自己的损失预计将会在十五到二十万美元之间。这可是实实在在的钱，是背负着种族隔离经济重担的黑人布道人们为自己争取来的全新出身权利。经济迫害和监狱与暴力一起迫使领导大会撤离了局势最险恶的南方地区。夏特沃斯转移到了辛辛那提；他的狱友菲佛接管了一座纽约教堂；而菲佛家最近遭受的炸弹袭击也促使C.O.辛普金斯离开什里夫波特搬到了芝加哥。面对严酷的现实，金采取了巧妙的外交手段，从北部请来了白人律师，替代之前南方的黑人律师。一如往常目光敏锐且脚踏实地的斯坦利.利维森南方强烈支持金的决定，因为他觉得南方律师要价过高而且效率低下，致使他在筹款时多出了许多困难。利维森带着新的任命回到了纽约应对这场危机。

从一开始利维森就认为苏利文案件既是威胁也是机遇。正是因为诉讼严重影响了通过报纸广告筹款的机制，利维森才会率先践行直接寄送邮件的方法。此外这场诉讼不仅威胁到了黑人，还连带威胁到了南方劳工组织，因此利维森与金也趁此机会逐渐与工会搭上了线。劳工组织对于本案的兴趣又帮助金吸纳了劳工律师以及宪法专家的支持。就像金在劳联-产联大会上的演讲一样，劳工组织向金靠拢的倾向同样吸引了职业政客们的关注。2月，西奥多.基尔主持了一场纽约律师午餐会，让各位同行们与金打个照面。尼尔森.洛克菲勒州长听说这次活动后给金寄送了一份友好的便函，“好让您放心接受我个人的全力支持。”

参加完基尔的午餐会，金又在酒店客房里单独约见了一位华尔街律师。这位律师嘴里叼着一支颇为气派的粗大雪茄，可脸上却尽是懊悔的神色。这位哈里.瓦赫特尔（Harry Wachtel）时年四十四岁，在业内可谓小有名气，因为他是现代集团企业体系发明家之一、以色列移民梅书拉姆.瑞克里斯手下的法律架构师。瑞克里斯完善了一种名为杠杆收购的技巧——从根本上来说就是利用某家公司的自有资产反过来收购这家公司——并通过这种方法构建了一个价值五亿美元的商业帝国，其中包含了一大堆看似风马牛不相及的子公司，例如专做文胸的倍儿乐公司与主营蒸馏酒的申利酒厂。瓦赫特尔头上顶着商界掠食者的名声，乍一看去并不像是金的同道中人。但他在金的面前用忏悔的语气倾诉了一段不为人知的心路历程。瓦赫特尔的父亲是一位犹太杂货店主，因此从小他就十分熟悉遭受歧视的滋味。三十年代末读大学的时候他一度曾经是个激进分子，发誓要运用自己的法律学位为受压迫者抗争。但世事难料，用他自己的话说，他步入职场之后“并没有站在天使们那一边”。对瓦赫特尔来说，最残忍的讽刺当属他的企业集团——快速美国——拥有好几家支持种族隔离的午餐柜台，而且这些柜台至今仍是南方静坐示威者的目标。瓦赫特尔的女儿一直在无情地逼问他的良心：如果他在瑞克里斯的公司内部都不能建立最基本的公平，那么他的金钱与权力又有什么用呢？

备受折磨的瓦赫特尔表示自己一直很敬仰金，现在听到金的演讲后，他决定重新拾起年轻时的理想主义，赢回女儿对他的尊敬：他将从快速美国辞职，同时还要制造一条轰动新闻：他打算公开发表声明，抨击北方百货店经营者们在种族问题上的虚伪。“只要你一声令下，”瓦赫特尔激动地对金说，“我立刻就伏剑自裁。”

金犹豫了一下，然后平静地说道：“我不认为你应该辞职，你不应该为了创造轰动效果而舍弃这样的高位。”金说自己相信华尔街上的瓦赫特尔远比离开华尔街到处奔走呼号的瓦赫特尔更能帮助民权运动。瓦赫特尔因为不必放弃事业而深感安慰，于是当场就提出向金捐赠一笔资金作为正式投入民权阵营的见面礼。“我愿意贡献七千美元。”说着瓦赫特尔拿出支票簿，向金询问南方基督教领导大会下设的免税机构叫什么。

“我们没有那样的机构，”金有些不好意思地承认道。“我们一般都让捐款人把钱直接捐给我的教会。”

瓦赫特尔惊讶地皱起了眉头。他告诉金自己认为这样操作很危险并且给出了若干理由，接着又写下了几个名字，表示这几个在华盛顿的人能帮金争取免税许可。只要找对门路，做到这一点其实很容易。金应该成立一个基金会，专门推进领导大会工作当中争议较少的方面。还没等瓦赫特尔把一肚子专家意见都倒出来，金就问他是否愿意亲自接手这项任务。瓦赫特尔回答说他不仅乐意效劳，而且还认为其他律师肯定不会比自己干得更好。

“你看这不就行了？”金笑着说，“你已经找到自己能做的事情了。”这句话点燃了瓦赫特尔的热情，他与金热烈地讨论起了刚刚酝酿的工程，说到“那个基金会”时就好像它已经存在了一样。金问他是否能为苏利文诽谤案的上诉安全地筹集资金，还表示那个案子“尚无定数”。瓦赫特尔回答说这是个很理想的目标。实际上瓦赫特尔对苏利文案的辩护策略已经有了一些想法。如果金同意的话，他很愿意让自己的律所接下这个案子。

瓦赫特尔很快就打入了金身边的小圈子。他和利维森日后注定要成为金手下的犹太律师双子座。之后几年瓦赫特尔和利维森形影不离，以至于领导大会的员工们开玩笑说根本分不清他们两个谁是谁。他们共同进退，十分和谐。利维森积极鼓励瓦赫特尔与金的关系，因为他知道瓦赫特尔能为金打开更广阔的新世界。利维森通过美国犹太人大会认识了很多工会骨干、空想家和活动家，而瓦赫特尔则知道如何打动政府与公司高层，为圣约之子会拉来五位数的捐款。在上层社会瓦赫特尔可谓熟门熟路，这正是他最大的优势。

伯明翰此时尚未成为金的活动重点。他在别的城市花费的时间比在伯明翰更多些，不过他在哪个城市都不会停留太久。如果说这种遍地开花的工作方式带来了什么新成果，那就是逐步积累的证据表明过去五年的梦想毕竟还保有些许生机。仿佛一夜之间，民权事业在诸多方面都取得了突破——从资金筹措到选民登记再到专业骨干招募无不如此。曾经囊中羞涩白费气力的委员会与令人惋惜的延误现在摇身一变成为了资金充足的选民注册项目。大体来说，金点燃了民权运动新局面的火花。燃料则来自新近启动的选民教育计划补助金，监管这笔款项的是一位名叫安德鲁.扬（Andrew Young）的新来者。塞提玛.克拉克为了培训注册工作人员而开办的公民学校提供了弹药。斯坦利.利维森在领导大会纽约办公室聘用的直邮运营经理杰克.奥德尔（Jack O'Dell）带来了不可或缺的运作机制。

很快，奥德尔的美共背景就引起了肯尼迪政府的高度重视。奥德尔比金年长五岁，由祖父母抚养长大，他的祖父是底特律公共图书馆的看门人，而祖母则把他培养成了严格的天主教徒——以至于就算奥尔德来到新奥尔良泽维尔大学上学时还担当着祭台助手的角色。在二战期间，他曾经加入海岸警卫队商船队，在驱逐舰的保护下运送战争物资。此外就像哈里.贝拉方特一样，他首次接触政治历史也是因为同船的黑人水手将W.E.B.杜博斯的作品介绍给了他。在大约六年的时间里，他一直在依靠阅读杜博斯关于南方战后重建、世界历史、协进会以及征服非洲的书籍来打发甲板以下的漫长时光。然后他回到了新奥尔良并且在全国海员工会找了一份组织工作。全国海员工会在黑人群体当中非常有名，因为它是第一个打破种族界限的国际海员组织。航运工作岗位并不受种族影响，全国海员工会的国际高管之一也是美国所有工会当中第一个坐到此等高位的黑人。全国海员工会之所以在种族方面走在前沿，是因为它贯彻了共产国际的政策。1950年，反共派系在全国海员工会进行政治清洗，奥德尔也因为传播和平请愿而遭到了除名。

后来奥德尔在伯明翰找到了一份推销丧葬保险的工作。1957年，由于他擅长处理账目，被提拔成了公司驻蒙哥马利办事处的经理。尽管此前他已经远离了天主教，但依然多次来到德克斯特浸信会教堂聆听最近声名大噪的马丁.路德.金的布道。1959年他在纽约读研时自愿投入了贝亚德.拉斯廷的麾下，为拉斯廷的种族融合学校举行的青年游行担任义工。通过拉斯廷，奥德尔结识了斯坦利.利维森。1961年肯尼迪宣誓就职之后不久，萨米.戴维斯与弗兰克.辛纳屈在卡耐基音乐厅为南方基督教领导大会举办募捐义演，利维森请奥德尔为这场演出进行宣传推广。即便对于奥德尔这样一位不同寻常的人来说，那天晚上也堪称是他一生中的巅峰时刻。奥德尔与许多共产主义者都是朋友，也因为美共为黑人船员所做出的努力而感到十分感激。同时他还与兄弟会保持着联系，仍能感受到天主教信仰牵扯着他的内心，也非常珍视听到弗兰克.辛纳屈在卡耐基大厅歌唱《佛蒙特州的月光》的回忆。

奥德尔第一次与金面对面打交道的时候，金的身份与其说是一位名人，倒不如说是他的同事。当时利维森带着奥他向金汇报卡耐基大厅音乐会的净收入，这场财务胜利使得会面现场的氛围非常喜庆，利维森也趁热打铁，希望金能够建立一套更长久的集资体系，比方说通过直邮筹措资金。鉴于奥德尔在商业管理方面很有经验，利维森便推荐他担任这一试验性计划的理想监督人。金同意了利维森的计划。这种筹款方式在实践当中大获成功，不久奥德尔就成了领导大会哈莱姆邮件室的全职主管，领取一份微薄的薪水。奥德尔认为新发明的筹款技术具有巨大的潜力，于是就前往纽约大学商学院学习营销课程。到了1961年8月，利维森和奥德尔骄傲地向金报告说，他们这个不起眼的运营项目在过去一年中为领导大会筹集到了八万美元——超过了领导大会年度预算的一半——而成本还不到一万美元。他们向金报告说，按照直接寄送邮件的行话，他们有一份“总清单”，上面记载着一万两千名“已证实捐款者”，而且每天还在添加新的名字。

领导大会纽约办事处活像是忙碌而高效的蜂巢。鲍勃.摩西曾在这里负责打字与装填信封，这段工作经历让他想当然地以为亚特兰大总部的环境也相差不多，来到亚特兰大之后他才发现总部的工作氛围就像教会社团一样慵懒。这样的差别让利维森和摩西都有些失望。最终金本人总结道，领导大会亚特兰大办事处的组织结构存在着严重缺陷。1962年1月，金预计选民教育项目的建立将会带来大笔选民登记款项，于是就请奥德尔在纽约与亚特兰大之间来回奔波。奥德尔的新任务是将自己在筹措资金时的经验教训应用在选民登记上面。身兼两职的奥德尔于是成为了领导大会的第一位军需官，负责保管名单、统计选票以及设计行政体系。

奥德尔开始往返两地前，安德鲁.扬就作为塞提玛.克拉克公民学校的菲尔德基金会新任主管来到了南方。扬肩负着在纽约慈善事业与民权运动之间牵线搭桥的重大任务，将大量不必缴税的捐款引向了选民登记项目。大半年以来，扬都因为一项职业决定而犹豫不决。他现在是美国基督教会联合会青年工作部的雇员，负责为各种开支费用报账，工作环境还算舒适。他是否应该离开这样的环境，前往种族隔离盛行的南方，投身于遍布艰险的民权运动第一线呢？“我现在必须做决定了，”他在写给金的一封信中坦诚道，还向金征求意见。金从未见过扬，便让利维森到纽约与他见面再做出评价。利维森发现扬能力很强但不专心。加德纳.泰勒还给金提供了一份更具体的报告。泰勒与扬家人素有交情，知道这家人是新奥尔良最有名望的黑人家庭之一。扬家人都是富有的公理会教徒，来自等级最高、“肤色最浅”的教会。扬有很多肤色很浅且很受尊敬的堂兄弟都打入了白人社交圈子。比金小三岁的安德鲁.扬一开始打算为文化水平不高的领导大会布道人们提供辅导课程，借此加入南方运动的理想主义运动。“领导大会成员大多来自浸信会信众与下层阶级黑人，”扬给纽约一位朋友写信时写道。“这些神职人员不尊重受过教育的黑人，而且几乎没办法让他们团结起来，尽管他们非常需要彼此的支持。这就是我的目标之一。”

接下来的几个月里，机构调整与选民教育计划同步推进。高地人民俗学校的迈尔斯.霍顿因为延误向扬道了歉。扬也因选民教育计划的概念模糊性向慈善家们道了歉。他还向怀亚特.沃克承认说：“越是想到要回到斗争的中心，我们就越是纠缠于细节问题。”扬、领导大会、几个基金会以及美国基督教会联合会的最终分工是一次头衔与责任的复杂变换，只有基金会的专家们才能搞明白。菲尔德基金会负责支付扬的薪水，领导大会则要支付他的旅行花销及其他预算项目。迈尔斯.霍顿提供了联合会废弃不用的公理会学校作为公民课程的上课地点，从而让第三家机构成为了整体计划的一部分。

这座培训传教士的学校位于多尔切斯特，离佐治亚州的萨凡纳不远。扬在这里将之前的公民教育计划与选民登记结合到了一起，并且任命塞提玛.克拉克担当这两项计划无可争议的教务负责人。克拉克每周都会将整整一车成人学生拉到学校里，利用自己四十年来积累的丰富实务经验来教导他们。在数学课上，她教给学生如何计算种子与肥料的分配。在识字课上，她从辨识路牌与报纸大标题开始讲起，一直讲到参加选民登记所必须掌握的州宪法内容。尽管她的教学法能让扬这样的专业人士都为之侧目，但她真正的天赋却在于慧眼识人。她能从没受过什么教育的自耕农阶层——助产士、老农民、马车车夫以及辛苦供养子女与孙辈上学读书的老奶奶——当中发现天生的领导者，并且将不可动摇的信任与尊重注入对方的心田。克拉克是黑奴的女儿，她对于自己的出身始终非常敏感。来到新的工作岗位之后，她很快就察觉到了她所谓的自己人当中的傲慢心态——例如老金夫人从未邀请她来到亚特兰大家里做客，这一点令克拉克耿耿于怀。她还指出，参与民权运动的强势布道人们往往好摆架子，而且经常忽视女性的贡献。

一开始克拉克将自己的新老板当成了需要她悉心教导的小学生——一方面安德鲁.扬在她面前的确是个小字辈，另一方面扬早在与她见面之前就完成了一整套眼花缭乱的捐款整合事务，因此克拉克并没能在第一时间见识到这位年轻人的手段。有一次又一批学生到达多尔切斯特后，扬搭乘包机过来参加开学仪式，克拉克在前往食品贮藏室的路上拦住了他。克拉克耐心地告诉扬，他将食物与新来的人分享之前不应该自己先吃，因为那些人一整夜都在坐车，已经很饿了。扬眨了眨眼。他解释说预算中没有包含往返路上的早餐，而且也并没有人抱怨他这个校长不称职。克拉克则告诫扬，他必须记住来上学的这些人去一趟海边都会用可乐瓶子装满沙子带回家，好向家乡的乡亲们炫耀自己看过了大海。他们从不敢想象走进以便以谢教堂，更别说参加扬的精英教会了，因为那里的信徒们的穿着做派对于他们来说过于气派讲究，令他们手足无措。如果这些人在这些小事上都觉得不舒服，那么他们怎么会觉得自己有资格投票对反对白人的意愿呢？刚刚招来的这些学生们什么都会注意到。扬的预算优先事项以及他不愿与学生们打成一片的做派就像他的演讲一样足以左右学生们的想法。“如果你能用马歇尔.菲尔德基金交给我们的钱来租用私人飞机，为什么就不能挤出两三美元给他们买份早餐呢？”如果实在没钱，扬至少可以陪着学生们一起挨饿。

“塞提玛，你真是个圣徒，”扬说。

“不，我不是圣徒，”克拉克回答道，“我从不觉得自己是个圣徒，但我知道你的做法很不明智。”

“你知道的，地狱里也有圣徒，”扬说。他在神学辩论当中一向牙尖嘴利。

“好吧，那我可能是他们当中的一员，”克拉克回答，此时她已经打消了扬的胃口。最终这位来自纽约基金会的主任扯下领带，和公民课程的学生一起享用了纸袋包装的午餐。

到了2月，工作调整进行得很顺利——不仅对于克拉克和扬来说是这样，对于杰克.奥德尔与即将上任的选民教育计划主管威利.布兰顿（Wiley Branton）也是一样。 1962年，所有人聚在亚特兰大领导大会的附属机构开了个碰头会。金做了演讲；塞提玛.克拉克和多萝茜.科顿作为公民课程的新老师出席；詹姆斯.劳森负责非暴力研讨会；安德鲁.扬作为菲尔德基金会的代表参会；杰克.奥德尔作为领导大会选民登记项目主管主持了会务。奥德尔描述了选民登记的新流程：首先由金打头阵，在目标地区进行巡回演讲，利用他的名声与理念来招募志愿者；接着奥德尔和扬将把入选的志愿者们送到多尔切斯特接受塞提玛.克拉克的公民课程培训，最有天赋的学生将会把克拉克的手段带回各自的家乡传授给更多的人；最后奥德尔将把受过训练且能力足够强的工作人员的记录送到威利.布兰顿手里，让他们接受选民教育计划的资助并且参与到正在进行的领导大会选民登记项目当中。

这次会后金立刻出发，踏上了他所谓的“面对面”巡回演讲，或者说“泛南方”巡回演讲，又或者说是“自由军团”行动。按照惯例，金的第一站是密西西比克拉克斯代尔第一浸信会教堂，然后他又在在詹姆斯.贝弗尔工作的德尔塔第三国会选区奔走了三天。为了让人们都明白他不仅看重大批听众与沉甸甸的捐款箱，金不仅在教堂演讲，也在乡村杂货店举办集会，既会前往通公路的城镇，也会拜访偏僻的小村庄。詹姆斯.劳森在陶格鲁学院开办非暴力工作室的同时，金则在琼斯镇向心怀敬畏的农民们宣传登记政策。在面积不大的谢拉德，金的动员演讲只有一个听众。这是一位上了年纪的老人，他骄傲地宣布自己走了十三英里就为了见金一面。在怀亚特.沃克和多萝茜.科顿的帮助下，金在三天内招募了大约一百五十人。他们都愿意长途跋涉赶赴佐治亚州塞提玛.克拉克的公民学校。

金的巡回演讲路线延伸到了南卡罗来纳州和佐治亚州。2月22日，威利.布兰顿宣布选民登记计划终于“开张了”。领导大会也开始鼓足干劲争取新的可用资金。很快就有一千多人登记参加了自由军团。他们之中的几百人都通过了塞提玛.克拉克在多尔切斯特的培训项目。泰康利基金会、菲尔德基金会以及斯特恩基金会为选民教育计划的首次捐款达到了十六万两千美元，并且承诺之后还有进一步捐款。几乎在同时，领导大会收到了第一年要求的六万美元预算拨款当中的一万一千美元。规模最大的黑人周刊《黑玉》上发表了一篇题为《金博士联合了自战后重建以来最大力量》的文章，认为金在南方巡回演讲的方式“在某种程度上来说更像竞选人而并非牧师……他遵循了政治机器的最优良传统。”

其他民权组织都注意到了领导大会的领先之举，而金也有心修复自己与非学委以及协进会的关系。到了3月，他同意在非学委的纽约筹款活动现场演讲，活动主持人是哈里.贝拉方特。此时非学委的财务状况很糟糕，以至于就连很少离开密西西比的鲍勃.摩西都赶来参加了本次活动。琼斯和谢罗德从奥尔巴尼赶来；蒂姆.詹金斯从耶鲁法学院赶来；非学委主席查尔斯.麦克迪尤也在最后一分钟从路易斯安那赶了过来——他在前往路易斯安那探望被关进监狱的非学委同事时自己也遭到构陷，顶着流浪的罪名被关押了一个月。金到来之前，贝拉方特和非学委代表团在客厅里进行了一次长时间会议。贝拉方特试图说服学生们相信，他们之所以批评金的领导力完全是遭到了误导。学生们则普遍抱怨金远离前线，过于谨小慎微，过于看重自己的名声。摩西没有在讨论现场发表意见，但他在密西西比州专心深耕的做法的确与金形成了最鲜明的对比。没有外人的时候，非学委领导层都对贝拉方特忠于金的理由颇有微词。身为演艺界人士的贝拉方特信奉一条规则——任何一场表演都得有一位格外突出的明星充当台柱与焦点，而金就是民权运动这场大戏的头牌明星。贝拉方特争辩说真正的金并不像表面看上去那样贪图享受，学生们听到这番说辞都忍不住偷笑：不管怎么说，柯瑞塔确实喜欢佩戴珍珠首饰与平顶女帽，金老爹确实喜欢以自以为是地大声咆哮，金本人也确实喜欢高档度假村的假期与丝绸质地的睡衣。有个比较促狭的学生开玩笑说：“如果看起来是这样，动起来是这样，尝起来是这样，闻起来是这样，摸起来还是这样，那么早晚你不得不承认确实就是这样。”

学生们信誓旦旦地推崇那些自愿舍弃名利的人，但他们并没有公开挖苦贝拉方特。他们尊重贝拉方特，因为贝拉方特是非学委主要捐助者之一。此外他们也不得不认可贝拉方特的另一个论点：除了金之外其他任何一位民权领袖都不会容忍他们的牢骚怪话。晚间的鸡尾酒会上，金仅仅与参会宾客们应酬了一会儿就站到了贝拉方特身边，热情洋溢地讲述自己从敢于奉献的非学委学生们身上学到了哪些课程。他把每一课都当成了彰显非学委工作本质的明证，敦促宾客们予以支持。在离开酒会之前他一个字也没有提起自己的组织。

3月24日，金又展开了一次“面对面”之旅。这天天还没亮，怀亚特.沃克床头闹钟就响了起来。“我们开始吧，大夫！”他对妻子喊道。这对夫妻把金的日程又提升了一个档次，节奏之紧张足以与政治竞选活动相媲美。早上10点左右，沃克、金、阿博纳西、多萝茜.科顿以及伯纳德.李都从亚特兰大搭飞机到了里士满。一落地他们就举行了新闻发布会并且迎接了几位黑人社区的首要人物。然后由车队护送到彼得斯堡并在午餐会上致辞。当天下午他们挨家挨户地游说了十几户家庭，接着又向西行驶几百英里，参加了约有三千人的弥撒大会。这次旅程横贯整个弗吉尼亚州，尽管沃克将行程安排得极为周密并且一路上不断催促，一行人还是落在了计划后面，以至于有些地方的观众空等了两三个小时。沃克不得不提前派出布道人过去圈住参会人群。

关于选民教育计划以及新一轮登记行动的新闻根本没有进入白人媒体的视线。选民教育计划极力避免公开以免引起不利于税务安排的政治风暴。城市联盟的惠特尼.扬（Whitney Young ）拒绝参与公开声明，因为资金分配没有满足他的预期。出于外联方面的考虑，金强烈要求罗伊.威尔金斯成为一切选民教育计划公开声明的核心，但威尔金斯却拒绝参与。这些抑制因素让登记运动的早期成功成了秘密，甚至就连许多民权活动家对此都不太了解，比方说斯坦利.利维森就被事实真相吓了一跳。他听怀亚特.沃克报告称多尔切斯特的学员们已经在南方建立了六十一所小型公民学校，不禁惊呼道：“这太了不起了，但是怎么没有新闻报道呢？”剪报对他的筹款信件来说非常重要，能帮他带来资金，支撑整个计划。等到金终于同意为领导大会的行动进行一场低调的发布会时，各地公民学校的总数已经达到了九十五所，多尔切斯特的学员也已经达到了九百三十位。这次发布会并没有引起太多记者的注意，因为记者们对于黑人选民登记行动的大鸣大放早已产生了怀疑态度。

对于金来说，1962年的开始与结束并无二致：在年初与年末他都被拽到了伯明翰。正当胡佛和肯尼迪在共产主义问题上争论不休时，金正在恳求政府释放弗雷德.夏特沃斯

1月8日，夏特沃斯从辛辛那提的新家飞往伯明翰。就在这一天，他在过去几年里背负的若干官司之一得出了对他不利的审判结果：美国最高法院拒绝重审1958年他在伯明翰搭乘公交车时坐在车厢前半部分白人专区的案件。尽管最高法院否认了涉案种族隔离法令的效力，但又以技术缺陷为由拒绝了夏特沃斯的上诉，因为夏特沃斯的律师没能根据阿拉巴马州的法律在最初判决后六天内提交庭审记录副本。像往常一样犀利、直率且雄辩的夏特沃斯在伯明翰的例行弥撒大会上将自己的律师亚瑟.肖尔斯（Arthur Shores）和奥兹尔.比林斯利（Orzell Billingsley）——阿拉巴马最卓越的黑人律师——毫不留情地数落了一顿。“这二位的业务水平堪比卡尔霍恩，”夏特沃斯将两位律师比作了《阿莫斯和安迪》节目当中满嘴多音节长单词的笨蛋角色。“从现在开始，要由我来告诉律师们该怎么为我打官司。”

1月15日，金给司法部长罗伯特.肯尼迪拍发电报，要求见面商谈司法部紧急干预本案的事宜。伯克.马歇尔给金打了回复电话，并且提出了日后著名的马歇尔联邦制度权限理论。马歇尔在后续的书信中写道，由于宪法大幅削减了联邦政府在警察行动和执法方面的权力，他“未能找到任何允许司法部介入这些案件的法理基础。”此外马歇尔还回绝了金提出的次一等干预手段，比如将夏特沃斯关在伯明翰之外。这些手段很可能无法奏效，马歇尔打算保留司法部的公共权威，等待情节更有利的案件。换句话说司法部长不打算与金讨论本案，免得他产生不切实际的预期。

随之而来的其他事件进一步强化了金对于这一回复的失望。联邦调查局曾经针对去年5月在安妮斯顿城外毁坏自由乘车者的第一辆长途车的六名袭击者提起诉讼。金和马歇尔谈话之后的第二天，联邦法官霍巴特.格鲁姆斯（Hobart Grooms）在伯明翰宣布了对于这六名被告的判决。六人对联邦调查局的闹事与人身袭击指控供认不讳。格鲁姆斯判处其中五人缓刑一年，还允许第六人依靠此前的盗窃罪刑期来抵消本案刑期。法庭很快传来消息，六名凶狠袭击长途车的被告一天监狱都不用蹲，可夏特沃斯却要因为乘坐公交车而被监禁九十天。

当天晚上，伯明翰三座最近刚刚进行过弥撒大会的教堂——包括夏特沃斯之前待过的那座——遭到了炸药束炸弹的严重破坏。前两次爆炸的紧急播报促使一名警察开车赶赴现场，正当他经过第三座遇袭教堂附近时，最后一枚炸弹也爆炸了，冲击波震碎了几百码外的巡逻车车窗玻璃，车里的警察也因为割伤被送进了医院。公牛康纳一开始矢口否认爆炸与种族问题相关，稍后又改口声称：“我们都知道这是黑人在倒打一耙。”康纳还宣布他今年打算竞选州长。他声称自己上任之后的第一件事就是购买一百多条警犬，用以打击胆敢来到阿拉巴马挑事的自由乘车者。

1月25日，夏特沃斯与1958年陪他一起搭乘公交车的J.S.菲佛牧师（J. S. Phifer）一起被关进了伯明翰城市监狱。金随即恳请罗伯特.肯尼迪提供保护。他在求助信中写道：“显然，监狱内外的成百上千名种族隔离主义者都迫切想要针对夏特沃斯牧师施加人身伤害。”金马上派遣怀亚特.沃克来到伯明翰，第二天早上他们就得到二十八个民权组织的背书，大家给罗伯特发送了一封联名电报。高额的费用和新的法务账单迫使金不得不向黑人同工圈子里最信任的朋友们发出了走投无路的迫切恳求：

“我们都没想到他（夏特沃斯）真要服刑。我们必须寻求额外的咨询以保证我们为他争取自由的法律步骤挑不出毛病。我们已经就此事聘请了纽约的威廉姆.孔斯特勒先生。夏特沃斯夫人的状况不太好，为了让她与弗雷德免受不必要的担忧，我们需要在夏特沃斯不在的时候留住他在辛辛那提的布道坛。南方基督教领导大会负责所有的花销。自由乘车运动的庭审费用以及律师费仍有很大缺口。针对拉尔夫.D.阿博纳西、弗雷德.夏特沃斯、约瑟夫.洛厄里以及老S.S.西伊的三百万美元诽谤案还在继续进行。日常运营也必须继续。但这次的突发事件耗尽了我们的资金，我们已经难以为继了。您是否愿意在本周日安排一次捐款活动呢？”

“亲爱的麦克，”刚与金就黑人浸信会教会分裂的痛苦经历交换过意见的奥克雷.麦斯威尔牧师在回信中写道，“上一周的后几天我收到了你的信并对信中内容深感忧虑。你在信中说希望我捐款一百美元，我不知道其他教堂会怎么做，但我知道橄榄山教堂能做的不止这些。”他随信送来了五百美元。

“维护各地的法律与秩序是当地官员的首要责任。”马歇尔在1月下旬给金的信中写道。之前领导大会什里夫波特分会理事会成员C.O.辛普金斯（C. O. Simpkins）的住宅曾被炸弹夷为平地，金要求联邦政府对本案进行调查时马歇尔也给出了相似的回复。在这方面公众批评似乎比金的请求更有作用。有些黑人记者很想知道司法部为什么没有授权联邦调查局对三座教堂爆炸案进行调查，对此马歇尔承认司法部不允许联邦调查局积极主动地参与此类案件。马歇尔很不自在地表示自己正在重新考虑这项政策，他还说这项政策是艾森豪威尔政府遗留下来的。金对政府的冷漠深感愤怒，但依然不愿冒险与政府决裂。“尽管总统还未获得黑人群体毫无保留的信任与支持，”他在《民族报》上写道，“但他也没有遭到排斥或者失去现有的支持。”

林肯诞辰当天，金飞到伯明翰参与了一场弥撒大会，支持被监禁的夏特沃斯和菲佛。十六街浸信会教堂里人数过多，以至于挤到了街上，随后收集捐款的过程就花了整整一个半小时。尽管迈尔斯学院院长校长卢修斯.皮茨（Lucius Pitts）认为夏特沃斯平时死扣规矩而且还是个危险的煽动分子，不过他还是来到了大会现场。他告诫黑人青年男女们，如果他们继续沉迷于颜色奇怪的尖头鞋、紧身短裙或者姿势粗俗的新舞步而不顾学习，那就必然一事无成。这时金走了进来。

金满怀热情地谈到了学生们的经济自律与奖学金，但同时又警告说仅凭这些并不足以为伯明翰带来自由：“我希望我可以告诉你们前路坦荡，我希望能告诉你们我们已经来到了应许之地，不必再受折磨，也不必再做牺牲，但那不是现实。我们必须做好准备。警察不再保护我们、市长与警务专员们胡乱行事的时刻必然会到来。我们必须做好最坏的打算。我们想要自由，这就是自由的代价。为了抵消这段不祥的预感，金向大家讲述了上次他与总统夫妇的私人会面——肯尼迪夫妇如何与他共享美味的餐点，如何带他游览白宫，以及他如何在林肯的房间要求总统签署第二份解放黑奴宣言。面对伯明翰的死硬对手，金仅仅轻描淡写地表述了自己对肯尼迪政府的失望，转而强调了自己对本届政府的希望。

两周后，美国最高法院做出全票裁决：如果阿拉巴马州政府五日之内没有释放夏特沃斯，那么格鲁姆斯法官应在夏特沃斯交纳上诉保证金后释放他。“白人们阻止不了我们了，”3月1日得到释放的夏特沃斯得意扬扬地宣布，“黑人们正在逐渐意识到，伯明翰地方政府毕竟没那么强大——至少拗不过联邦法令。”怀亚特.沃克也回到伯明翰并且在接下来的一场弥撒大会上发言：“对黑人来说，世界局势掌握在三个K字头手里：肯尼迪、赫鲁晓夫和金。”第二周，就连罗伊.威尔金斯也跟着沃克的脚步来到了伯明翰。此时学生们与夏特沃斯的支持者们抓住了夏特沃斯遭受监禁引发的愤怒，开始抵制伯明翰里支持种族隔离的店铺。他们的传单上印着“为了自由，穿旧衣服”的口号。菲佛牧师在下一次弥撒大会上号召大家在复活节的周日都穿着旧牛仔裤去教堂以表决心。“公牛与老阿瑟（市长亚瑟.黑尼斯）得意不了几天了，”菲佛在布道时兴奋异常地呼叫道，许多人都不由自主地跟着他一起喊起来，好几位布道人好不容易才平复了人群的情绪。

这次抵制引起了公牛康纳的注意。“我可不打算满脸堆笑地干坐着不还手。”他在4月3日市政委员会会议上说道。康纳随即中止了面向伯明翰市贫困人口的联邦政府事物发放计划，因为他觉得大部分受惠人都是黑人。第二天他的手下在马路上逮捕了并肩行进的夏特沃斯和菲佛，罪名是阻塞交通。获得保释后，夏特沃斯宣称康纳的报复会只会让人们越发支持新运动。他挑衅地表示，这次抵制就像“象牙牌肥皂一样，纯度达到了99.44%。”

2月27日，胡佛为刚刚回国的司法部长备下了一条丑闻权当接风。当时这则丑闻太过不可思议，就连最轻信的超市小报读者都会将这条丑闻的内容视为扯淡。胡佛的备忘录基于之前展开的一项调查，当时联邦调查局特工们在拉斯维加斯逮捕了一批人，因为他们在歌手菲利斯.麦圭尔的家里非法安装窃听器。窃听器诉讼的初步审理结果表明安装窃听器的人受雇于罗伯特.马休（Robert Maheu）与萨姆．“莫莫”．吉安卡纳（Sam "Momo” Giancana）。前者是曾经效命于航空巨头霍华德.休斯的前任联邦调查局特工，后者则是艾尔.卡彭芝加哥犯罪集团的继承人。到目前为止这些事实对于司法部来说还都算是好消息——一方面胡佛十分憎恶马休，认为他是联邦调查局的叛徒，另一方面罗伯特也一直想要给吉安卡纳定罪，几乎就像他想给工会大亨吉米.霍法定罪的心情一样迫切。不过接下来的消息就全都是坏消息了。首先，马休和吉安卡纳声称自己安装窃听器的行为得到了中央情报局的首肯，所以应该免予起诉。中央情报局的员工也牙关紧咬地地承认了马休与吉安卡纳确实曾参与过一系列高度机密的任务，比方说中央情报局曾经试图借用吉安卡纳与黑帮的关系暗杀古巴总理菲德尔.卡斯特罗。吉安卡纳谋划这些任务时曾要求马休与中央情报局保证自己不会后院起火，换句话说就是替他监督他的情妇菲利斯.麦圭尔在自己不在家的时候不至于红杏出墙。中央情报局的官员们认为这项请求无法拒绝，于是就闹出了接下来的乱子。

这些猛料还仅仅只是开胃菜而已。进一步的调查再加上窃听内容还揭示了菲利斯.麦圭尔对于这段情人关系颇为不满，理由包括吉安卡纳在加利福尼亚另外包养了一位名叫朱迪斯.坎贝尔的情妇。弗兰克.辛纳屈不仅将坎贝尔介绍给了吉安卡纳，还将她介绍给了与自己交好的其他黑帮成员。后来人们发现辛纳屈甚至将朱迪斯.坎贝尔介绍给了约翰.肯尼迪。此外他还通过一连串交换情妇的操作将约翰与罗伯特.肯尼迪兄弟介绍给了玛丽莲.梦露。实际上辛纳屈的主业不只包括绽放歌喉，还有穿针引线。他的社交圈子可谓鱼龙混杂，覆盖了许多引人瞩目的人物——既有政界人士，也有黑帮成员，演艺界的同行们更是不在话下。至于吉安卡纳则是一位老派黑帮成员。所谓老派二字不仅体现在他自认为有权一边窃听一名情妇的私生活一边与另一位情妇调情，还体现在他看待问题的实际角度：吉安卡纳之所以攻略坎贝尔并非出于私情，而完全是公事公办，因为这样一来他就与美利坚合众国总统共享了同一位情妇，这一点将会为他带来巨大的隐性权力。

胡佛用尽浑身解数才将这堆热气腾腾的三流小说情节改造成了冠冕堂皇的官方声明：电话记录证实，自从肯尼迪入主白宫以来，朱迪斯.坎贝尔总共给他打过七十多个电话。中央情报局官员反对针对吉安卡纳或马休提起刑事诉讼，唯恐会危及针对卡斯特罗的国安行动。这次拉斯维加斯逮捕的各种后果很可能会为本届政府带来灾难。本案意味着中央情报局以及肯尼迪兄弟彻底败坏了美国政府针对吉安卡纳以及相关黑帮成员们的其他罪行提起诉讼的机会。本案令美国政府颜面扫地，因为政府居然与黑帮合作施行谋杀。总统与黑帮女子的瓜葛也暴露于天下，致使他沦为了敲诈勒索的活靶子。在明面上胡佛本着专业理性的态度总结了整个事件，但在私下里他却实在忍不住幸灾乐祸：这就是自从二战以来将他的联邦调查局排挤出对外情报领域的中央情报局吗？这就是迫使自己针对吉安卡纳之流的黑帮成员宣战的肯尼迪兄弟吗？就是这样一帮人多年以来一直在轻慢自己对于国内颠覆势力的先见之明吗？

有恃无恐的胡佛继续重建着他与白宫之间的直接联系。他给肯尼斯.奥唐纳寄送了一份2月27日备忘录的副本，同一天他还命令联邦调查局驻纽约及亚特兰大办公室彻底翻查各自手头关于马丁.路德.金的消息。一周之后胡佛正式向司法部长请求授权，要求在斯坦利.利维森的办公室里安装窃听器，罗伯特同意了。于是根据司法部官员们心照不宣的奇怪惯例，胡佛亲自授权安装室内窃听装置——与电话窃听器相照应——而且早在罗伯特同意安装电话窃听器前，他就已经有了安装室内窃听器的想法*。3月15日晚上，联邦调查局驻纽约特工潜进利维森的办公室安装了窃听装置。特工们称之为“麦监”，也就是“麦克风监视”的简称。3月20日技术员们又针对利维森安装了电话窃听器。

3月22日，联邦调查局局长胡佛在白宫参加了一场私人午餐会，他向肯尼迪总统报告称联邦调查局发现辛纳屈与黑手党之间有千丝万缕的关系。在此之前联邦调查局针对利维森全方位的监听就已准备就绪了。就个人层面来说，胡佛其实并不特别喜欢当面顶撞别人。在这次午餐会上他极力安抚总统，自称是总统的忠仆，因此必须尽职尽责地在私下里警告总统当心未来潜在的危险。至于总统沾花惹草的癖好胡佛也并不陌生，因为二十年前的经历早已让他做好了思想准备。二战期间联邦调查局特工监视过一位丹麦女记者英戈.阿瓦德（该名女子认识希特勒、戈培尔、戈林以及其他多名纳粹高层，因此被联邦调查局当成了间谍嫌疑人），发现她与当时还是海军中尉的约翰.肯尼迪滚过床单。基于联邦调查局的指控，海军将肯尼迪调职他处以示惩戒。事后肯尼迪曾请求胡佛开具一份书面赦令，以免别人怀疑他不忠于祖国，胡佛并没有应允。甚至就算他的多年老友、小肯尼迪的父亲约瑟夫大使亲自豁出老脸来求他，他也依然不肯通融。后来肯尼迪中尉并没有与阿瓦德断绝联系，联邦调查局特工们便窃听了他们的幽会，录音磁带上满是夹杂着枕边私语的海军事务。胡佛始终没有忘记这段插曲。1960年肯尼迪当选总统后，胡佛还要求助手卡萨．“德科”．迪洛克从联邦调查局档案中调取肯尼迪与阿瓦德的录音以备审查。迪洛克以前仅仅听说过这些磁带的存在，认为牵涉其中的是约瑟夫.肯尼迪而不是约瑟夫的儿子，但联邦调查局局长斩钉截铁地说：“不，是小家伙。”

当年的小家伙如今已经成为了总统。肯尼迪总统与J.埃德加.胡佛居然会进行一场关于性话题的谈话，这件事的确非比寻常，因为胡佛对于性问题的看法历来很不着调。1941年，也就是肯尼迪开始与英戈.阿瓦德私会的那年，胡佛就警告美国人说，如果任由汽车旅馆沿着高速公路四处蔓延，那么出门在外的美国人一不小心就会睡在被“不正当关系”焐热的床垫上。一代人之后，汽车旅馆已随处可见，而胡佛却又在白宫里大谈特谈床笫之事，即便素以荒淫著称的波吉亚家族或者美第奇家族成员听到他的言论也肯定会有宾至如归之感。讨论结束后，肯尼迪总统悄悄命令肯尼斯.奥唐纳说：“赶紧把那个浑蛋打发走，他简直太丧气了。”

至于胡佛到底对肯尼迪说了什么，并没有留下书面或者口头记录，但结果强有力地表明胡佛一定强调了与辛纳屈夹杂不清的危险。胡佛的特工偷听到了吉安卡纳与其他“暴徒”密谋通过辛纳屈在本届政府走后门的打算，而辛纳屈不只是情妇们的中间人，更是有胆量要挟总统的黑帮成员的中间人。关于这两点，胡佛的看法的确有理有据。根据记录，同一天下午肯尼迪总统和朱迪斯.坎贝尔进行了最后一次通话，显然是为了断绝关系。接下来总统又决定在之后访问棕榈泉期间不去拜访弗兰克.辛纳屈，反而要与辛纳屈的歌坛对手平.克劳斯贝见面，还要断绝与辛纳屈的一切联系。

与此同时，联邦调查局的驻纽约技术员在3月16日上午10点10分打开了新近安装在利维森办公室的窃听器的接收装置。从此以后，美国政府的耳目在金的余生当中一直鬼鬼祟祟地围绕在利维森和金的周围。

接下来的1962年是战后纯真年代的最后一年。首位进入太空的美国宇航员约翰.格伦绕行地球一周之后大声说：“你说一天看到四次美丽日落的感觉如何？”洋基队的米基.曼特尔赢得了最有价值球员奖；约翰.斯坦贝克获得了诺贝尔文学奖。知识分子与好莱坞导演们依旧认为吞云吐雾的吸烟形象十分正面，并不在意来自英国皇家医学院的晦涩警告。最早出生的婴儿潮世代已经十六岁了。这些少男少女们纷纷抓起驾照，跳进崭新锃亮的底特律新品汽车，开启了人生的新篇章。福特汽车公司为了与德国大众公司竞争设计出了微型车，但亨利.福特公开宣称这款车型不符合美国人的气质并且放弃了这一设计。

尽管美国成为了世界之王，但是一部分刚刚掌握权柄的美国公民依然心心念念地垂涎于经久积累的欧洲文化底蕴。红衣主教斯佩尔曼宣布自己已经安排将米开朗琪罗的《圣母怜子图》送到纽约展览，而华盛顿的掌权者们也不甘落后，为国家美术馆借来了达.芬奇的《蒙娜丽莎》。电视方面，新节目《豪门新人类》出人意料地打破了西部片在收视率榜单上独占鳌头的局面。这档节目的社会讽刺基调将喷涌而出的财富与暖人心房的天真调和在一起，取代了边境冒险的开拓精神。约翰与杰奎琳.肯尼迪夫妇在《纽约时报》撰文宣称，“普通美国人比任何人都更清楚应有尽有的生活是什么样子”。未来作家们把1962年当作怀旧之年，为冲浪喜剧与无忧无虑的浪漫故事提供了完美的背景。然而就在国家成就、新舞步、小发明以及和平变革的掩盖治下，意识形态错位的先兆却正在暗流涌动。

1961年10月1日，W.E.B.杜博斯申请加入美国共产党。“我耽误了许久才做出这个决定，”他在公开声明中写道，“但我最终下定了决心。”杜博斯时年九十三岁，比莫汉达斯.甘地早出生一年。他生于1868年，正好赶上安德鲁.约翰逊弹劾案审判，名垂青史的蒙哥马利第一浸信会教堂（有色人种）在他出生前一年建立。六十多年前他成为了哈佛第一位黑人博士，五十多年前他成立了全国有色人种协进会，三十多年前他将心头至宝《危机》杂志拱手送给了“体育新闻写手”罗伊.威尔金斯，十年前他因为主张美国应该在朝鲜停战并举行和谈而被戴上手铐送上了联邦法庭。如今到了1961年，这位老人坚定地认为“资本主义做不到自我革新，注定将会走向自我毁灭。普遍的自私永远无法将社会福利带给所有人。”杜博斯依旧举止高傲，崇尚自由学术思想，所以谁也没想到他愿意接受工人阶级政党的纪律约束。甚至在他向美共递交的入党申请书上，杜博斯依然向美共主席格斯.霍尔详尽阐述了自己毕生与共产主义之间的各种意见分歧。

杜博斯的声明摆上了金的办公桌，也摆上了J.埃德加.胡佛的办公桌。金在随后的一篇文章当中警告美国社会不要以为黑人的耐心是无限的，因为“美国最卓越杰出的黑人学者”已经背弃了美国：“毫无疑问，如果种族歧视问题不能在并不遥远的未来得到解决，许多黑人都会因挫折、不满与绝望而投向其他意识形态的怀抱。”此后六年，金再也没有在公开场合提到过杜博斯。

胡佛则认为杜博斯的声明恰恰证明了联邦调查局长久以来的判断：民权运动暗藏着颠覆美国社会的倾向。但他并没有公开宣扬自己的看法。杜博斯针对美国价值观的最后一击依然没能引起主流政治的注意，这一点可说是对他的最致命打击，并且赤裸裸地表明了他在白人文化当中多么无足轻重。尽管胡佛一直在全力打击美共造成的安全威胁，但杜博斯的背叛对他来说却无关痛痒。他需要一件能引起司法部部长罗伯特.肯尼迪以及大部分公众注意的大事件，杜博斯的分量还是太轻了。

罗伯特与胡佛之间的持久战发生在另一块战场上。罗伯特希望彻底改变联邦调查局投放资源的优先顺序，将工作重点从国内情报转向有组织犯罪。根据联邦调查局自己发布的数据，自从1956年崩溃以来，美共残余势力一直在逐年萎缩——现如今美共内部足有一千五百多名联邦调查局线人，这些人缴纳的党费已经成为了美共预算的重要组成部分。因此罗伯特坚持认为联邦调查局掌握的巨大国安情报网络实际上是麦卡锡时代遗留下来的官僚主义冗余。与此同时他和十分震惊地得知负责有组织犯罪的联邦调查局特工只有十几位，相比之下负责政治安全的特工足有一千多人。罗伯特很希望这两个数字可以调换一下，但是联邦调查局却矢口否认美国存在有组织犯罪，气得罗伯特坐立不安。

作为胡佛名义上的上级，罗伯特.肯尼迪结束第一年司法部长任期时，双方之间的龃龉开始公开显露了出来。罗伯特在1961年12月告诉一位英国记者，“美共早已气息奄奄，根本构不成威胁，况且大部分美共成员都是联邦调查局的特工。”胡佛随即在1962年1月的一次内务委员会上尖锐而迂回地提出了反驳，认为美共是“一匹装满了纪律严明的狂热分子的特洛伊木马，坚定不移地致力于给这个自由国度套上国际共产主义的枷锁。”为了让警钟长鸣，胡佛还在私下里向众议员与少数参议员们公开了一则消息，说纽约有一位名叫斯坦利.利维森的律师，此人既是直接听命于克里姆林宫的秘密美共成员，也是马丁.路德.金的指导顾问。胡佛的意思很明白：令人头痛的黑人革命是莫斯科布下的散兵线，而且只有无所不知的胡佛了解全部细节。“我们不能因为外部威胁而对内部威胁视而不见，”胡佛写道。在1月8日递交给罗伯特.肯尼迪的机密备忘录中，胡佛更尖锐地拓展了自己的怀疑范围。他警告说，美共不仅能通过利维森影响金，而且美共与利维森还能通过金“接触”到司法部部长本人以及白宫。鉴于金和肯尼迪兄弟私交甚密——最近甚至还曾与总统共进午餐——可以说美共的幽灵已经潜移默化地影响了美国政府最高层。

罗伯特并没有留下有记录可查的反应。也许是因为他觉得自己受到美共操纵的说法根本不值一驳。然而在司法部里面并非所有人都认为胡佛的警告毫无威胁。2月1日，罗伯特离开美国进行为期一个月的世界亲善之旅。他前脚刚走，2月2 日代理司法部长拜伦.怀特就给联邦调查局联络官打了电话，特别说明要讨论一下胡佛1月8日有关利维森的备忘录。“怀特认为一定要采取某些措施。”联络官之后向联邦调查局报告时说道。怀特想要复审联邦调查局关于利维森的文件，找出可能置肯尼迪政府于险境的苗头。

对于联邦调查局来说，怀特的热情主动反倒有些让他们难以招架。复审利维森文件的要求带来了许多棘手的问题。首先，关于利维森拥护美共的情报资料全都来自五年前杰克.查尔斯和莫里斯.查尔斯两兄弟（Jack and Morris Childs）的一面之词，这两兄弟是联邦调查局打入美共的线人，早在四十年代末就因为美共内部的派系纷争而遭到了驱逐。更糟糕的是，利维森的资料显示联邦调查局曾两次想将其收编到麾下，这样一来联邦调查局现在一口咬定他罪恶滔天未免有些说嘴打嘴。最后，尽管联邦调查局确实能证明利维森与金是民权运动当中的亲密战友，却没有证据表明二人中的任何一个服从美共的命令或意愿，更别说克里姆林宫了。简而言之，1月8日的备忘录夸大了利维森与颠覆势力之间的联系，从而增强针对肯尼迪的说服力。而拜伦.怀特对于这一警告的欢迎现在却迫使联邦调查局不得不提前摊牌。眼看着联邦调查局很可能下不来台，胡佛立刻做出了指示。“反正金不是什么好东西，”他在备忘录上随手写道，“绝不能威胁到线人的安全。”

这是胡佛针对金的第一份书面评估。在正式开始任何调查活动之前，胡佛就已经将金树立成为了联邦调查局的打击对象。这句简短的评论虽然相当粗鲁，却有效地为联邦调查局的下属们提供了应对怀特的指导路线。他们必须将一条重要信号传达给怀特：金与利维森的联系侵染了金。至于怀特索取证据的要求，胡佛则扬长避短地发布命令：由于涉案信息至关重要，所以决不能公开。涉及利维森的文件事无巨细都必须保密。

几天后，考联邦调查局驻司法部联络员考特尼.埃文斯（Courtney Evans），将胡佛的回答告诉了怀特。怀特说自己充分理解自己不能查舀利维森档案的原因。不过为了约束怀特，埃文斯还是进一步下调了胡佛1月8日备忘录的语气。埃文斯提醒怀特说，与司法部长与白宫进行交流的并不是利维森本人，而是金。美共并未对政府上层施加直接影响，而是施加了间接影响。这句保证引来了怀特的一番讽刺。“怀特表示，鉴于白宫高层某些人的品性，就算当真有报告说利维森确实与白宫有直接联系，他也不会惊讶。”埃文斯在提交给联邦调查局的报告里这样写道。怀特这句话里的暗刺无疑对准了哈里斯.沃福德。

从联邦调查局的角度来看，埃文斯与拜伦.怀特达成了理想的谅解。代理司法部长似乎听信了胡佛的说法，很认同联邦调查局针对金和利维森的怀疑。此外这一事件也帮助胡佛重新建立了与白宫的直接联系。罗伯特.肯尼迪坚持认为联邦调查局应当通过司法部发布消息，借此一度切断了联邦调查局局长与总统办公室之间宝贵的直接联系渠道。2月14日，胡佛给拜伦.怀特提供了一份文件，总结了金与左翼事业支持者之间的各种联系。此外他还亲手向白宫的肯尼斯.奥唐纳提供了一份相似的文件，文件外面煞有介事地套着一个联邦调查局专用文件袋。“尊敬的奥唐纳先生，”胡佛说，“文件的内容与杰出的南方黑人领袖马丁.路德.金牧师有关，我想您应该感兴趣。”

与此同时，罗伯特.肯尼迪正在进行着他特别的环球之旅，自信地谈论着美国政府的对外政策以及远非司法部管辖范围内的诸多事务。与他同行的大批记者都认为此类出访预示着肯尼迪王朝的到来，假以时日罗伯特很可能跟随兄长的步伐问鼎白宫。在访问相对贫困的国家时，关于美国如何看待殖民主义的提问往往令罗伯特疲于应付，印度尼西亚人尤其让罗伯特为难。当时印尼正在与荷兰就新几内亚脱离荷兰实现独立的前景进行谈判，罗伯特对此事做出了立场中立的评论，印尼人对他的表态则很不买账。荷兰是美国的北约盟友，罗伯特很不希望冒犯这个国家，于是便摆出了他在应对佐治亚州奥尔巴尼事件时的态度：这种事应当由当地相关各方自行决定。这一说法暗含着罗伯特对于荷兰殖民主张的默许，因此为他招来了枪林弹雨般的批评。凭借隐晦的幽默与顽强的毅力，罗伯特在许多不同国家直面了一轮又一轮情绪激烈的质问者。后来他表示，无论东西方阵营之间关于民主制度与共产主义孰优孰劣进行多少辩论，都不足以打消全球范围内对于种族与经济的关注：“无论我走到世界哪个角落，都有人问我关于民权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