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漫谈国事 -- 温雅颂
家园 这是本穷以前写的老文字：说说两个三十年 本狐一向认为，主席之后的中国，大方向应当和后来实际路径出入不大，可能细节上有差异。如果当年对西方膝盖不那么软、倒得不那么彻底的话，也许苏东波没那么快，三角关系会多维持一段时间。但这也不绝对，毕竟，内因才是主导因素。
这和谁当政关系不大，华不下是这样，小张上也这样。
我曾经举过例子：特区的圈是华英明画的，而小张在74年前后构想过封闭崇明岛建出口加工区，而传说中的混混王曾经提过，要在上海建设社会主义小香港。
和西方打开关系，自然要和西方做生意。自己有了两弹一星，外部三角关系稳定，安全有了保障，自然要抓民生。这是谁上台都要干的。
打开了国门，自然会对国内与西方发达国家进行经济发展水平、科技水平、国民生活水平等直观对比，王震访英就感叹：英国工人比我这个副总理生活水平高。
绝大多数人都不会深入思考这差距的由来以及自己筚路蓝缕三十年奋力追赶的巨大成绩，巨大冲击之下，膝盖稍微软点，立马就跪了。79年初小平同志访美，李慎之问为啥先去美国，小平回答：跟美国的都富了。
这就是人性。面对浩荡的人性大潮，即便是主席这样逆天的人物，也只能叹一声：运去英雄不自由！
对外交往多了，进来的苍蝇蚊子也就会多起来，西方资本主义的经济关系和思想文化也会跟进。文革中就扯过对外贸易中给外商回扣的事儿，当时交往规模小，可以靠精选精英加严格监督来控制，所以我们今天还能读到李强等人的传奇。当交往规模大了，面对诱惑，外商拿得，我拿不拿得？
也就是说，邓时代面临的问题，其他人当政的话也将同样面对。
还有两点：一，无论谁当权，中间执行层主体不会变，改开具体操作执行的主要还是“四三计划”那批人，上面人变了，操作细则可能相应微调，但执行还得是他们。二，后来者谁都没有主席的能力和威望，选择用经济利益来收买支持率，是大概率事件。
说了半天，似乎有些宿命。其实不然，前三十年走社会主义道路为后来者打下了基础，这点，对比印度、印尼等发展中大国，是非常明显的。
苏联从列强中最落后走到全球第二，综合实力仅次于美国，中国从全球最落后的农业国变成体系最完整的工业国之一，两国在社会主义阶段总的发展速度都碾压类似规模、相近发展阶段的资本主义国家。
当然，两国发展的绝对高度离人民的希望以及人民日益增长物质文化需求距离越来越远（本狐估计，这需求永远都满足不了，供应侧的日益增长需要资源＋苦干，需求侧的日益增长可以纯脑补，永远追不上才是合符逻辑的），苏联没能超过美国成为NO1，中国比不上新干线上的日本（据良青历说，二战后一片废墟的日本还比不上同期的中国）。
同时，主席的探索（也可以说折腾）也给后来者打开一扇窗，为他们提供了一种在新的经济、社会条件下重新思考的可能性，例如：强大制造业+大数据，能否支持大计划？
历史，本来就是螺旋前进的，进退起伏是常态。
中国进出口贸易数据（1961-1980）时间 出口 进口 进出口合计 增速 单位：亿美元
关键词(Tags): #两个三十年， 通宝推：方天化几,2313234454dfsd,道可道,蓝鸟,盲人摸象,pattern,唐斩非,襄阳之裔,家园 是，毛主席把很多事都办了，比如中学外语教英语就是文革办的 我的一个英语老师就是文革时从俄语改的
不仅进联合国和美国关系正常化为改革开放打下了基础，中学外语教英语也为改革开放准备了外语人才
甚至跟日本建交，恐怕如果毛主席没办，敢跟日本建交的人不多，特别是还不要赔偿
对于改革开放，文革其实是政治资本，因为中国搞一点政治改革就可以让西方心花怒放，所以，中国需要从极左逐渐转变，这样一来经济改革才可能成功，因为这样的话经济改革就是众望所归了，西方也希望中国的经济改革成功，只不过大家都是“醉翁之意不在酒”，美国人希望的是经济改革诱导政治改革，如果中国自己主动政治改革了，表面上看是迎合了西方，所以西方应该喜出望外越发奖励中国才对，戈尔巴乔夫就是这么想的，他以为他做的比中国还更让西方人高兴所以应该得到奖赏，可是殊不知一旦你政治改革了，西方的目的也就实现了，奖赏也就不必要了，过河拆桥才是自然，也就是到了分赃的时候了
简单的说就是中国只有坚持共产主义同时显示民主改革的可能性，这样中美关系就不是纯贸易而是有政治价值了，美国做买卖就会客气一点，只有这样西方才会帮助中国私人企业赚钱成功，因为这种条件下西方需要证明资本主义好，如果中国自己主动搞资本主义了，西方也就不需要证明资本主义好了
家园 看到杨连旭一篇文章很有感触：邓小平的历史作用及回归毛泽东 2010-5-6
毛泽东不仅领导中国人民站起来了，结束了我国长达半世纪的分裂和内战，开创了至今的和平年代，而且在“一穷二白”的洋货时代基础上，在敌对势力的包围封锁中，在不到30年内，建设成了既无外债又无内债的世界第六工业国、第十三科技国，拥有“两弹一星核潜艇”名列前茅的军事大国，人均寿命几近翻番的第一人口大国，人民当家作主、毛泽东著作风靡世界的第三政治大国。至今，全世界也在推崇他，政治家们在仰慕他、军事家们在学习他、劳动阶级在怀念他、专家学者们在研究他、他的追随者在各地奋斗着、……
——题记
一.《读毛主席的书，心平气和地面对社会现实》
http://www.wyzxsx.com/Article/Class17/201005/148277.html
二.《读毛主席的书，掌握分析社会的科学原理》
http://www.wyzxsx.com/Article/Class17/201005/150719.html
三、读毛主席的书，分析我国现阶段社会的性质和阶级矛盾。
http://www.wyzxsx.com/Article/Class4/201005/153542.html
四、读毛主席的书，分析邓小平的历史作用。
毛主席强调：“为什么苏联出了修正主义？这个问题是带普遍性的，许多人脑子里有这个问题。” （同康生等谈话记录， 1966年3月30日 。见王任重日记， 1966年5月11日 ；《毛泽东传》第34章）
自从中国出了个毛泽东，此后不说到中国历史，就是绕不过毛泽东；讲到毛泽东之后的历史，就离不开邓小平。不论爱还是恨，邓小平也是中国的第二代领导集体核心，这既是他自封的，也是客观事实。
怎样评价邓小平的历史地位，涉及到以怎样回归毛泽东路线的问题，既是现实问题，也是历史问题，甚至是关系到千百万人生命的问题。
所以，必须以唯物史观实事求是、令人心悦诚服地评价邓小平的历史作用及修正主义的成因。
（一）
邓小平，不仅有着改革开放总设计师的美誉，而且也是第二代领导核心。由此，有人怀疑是他深思熟虑地设计出来一条修正主义路线，也就不足为奇了。
然而，这个说法，既破坏着邓小平之后中共领袖们执政掌权的法理基础，阻碍了中共自觉地回归毛泽东路线，也不近人情、不通事理、不符史实。
其一、邓小平没有这样的设计动机。且不说他也曾为国家独立、人民解放浴血奋战，单就说我中华家国一体的传统政治文明，不可能出现西方“我死之后，哪怕洪水滔天”（路易十五语）那样的最高统治者，即便最昏庸、自私的最高统治者也希望成为尧舜那样千古美名，更何况偌大国家一人一分钱足够他家享用几代人。所以，邓小平不仅实在是没有处心积虑让劳动人民“吃二遍苦、受二茬罪”的动机，相反却只能有富民强国的动机。
其二、邓小平没有这样的设计能力。以毛泽东之伟大，也只是以《论持久战》设计出了八年的抗日战争路线图。邓小平不过是他老人家帐下的一员大将，哪里有设计出改革三十年路线图这等本事。若果然有，也该是设计出一个赶超世界先进水平的路线图、名扬千古才是。
邓小平确实形成了些改革思想，总括起来就是：“一个方向，两条根本原则，三个是否有利于，三个优势”。即：
一是、“在改革中坚持社会主义方向，这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邓小平文选》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10月，第138页）
二是、“在改革中，我们始终坚持两条根本原则，一是以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为主体，一是共同富裕。有计划地利用外资，发展一部分个体经济，都是服从于发展社会主义经济这个总要求的。鼓励一部分地区、一部分人先富裕起来，也正是为了带动越来越多的人富裕起来，达到共同富裕的目的。”（《邓小平文选》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10月，第110和142页）
三是、“要害是姓‘资’还是姓‘社’的问题。判断的标准，应该主要看是否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是否有利于增强社会主义国家的综合国力，是否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邓小平文选》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10月，第372页）
四是，“我们有优势，有国营大中型企业，有乡镇企业，更重要的是政权在我们手里。”（《邓小平文选》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10月，第373页）
又岂止如此！邓小平还为改革规定了明确的具体标准。
第一、关于思想、文化、卫生领域的改革标准。
他指出：“思想文化卫生部门，都要以社会效益为一切活动的唯一准则，它们所属的企业也要以社会效益为最高准则。”（《邓小平文选》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10月，第144页）
第二、关于改革的得失成败标准。
他明确：“社会主义的目的就是要全国人民共同富裕，不是两极分化。如果我们的政策导致两极分化，我们就失败了；如果产生了什么新的资产阶级，那我们就真的是走了邪路了。”
他强调：“共同致富，我们从改革一开始就讲，将来总有一天要成为中心课题。社会主义不是少数人富起来、大多数人穷，不是那个样子。社会主义最大的优越性就是共同富裕，这是体现社会主义本质的一个东西。如果搞两极分化，情况就不同了，民族矛盾、区域间矛盾、阶级矛盾都会发展，相应地中央和地方的矛盾也会发展，就可能出乱子。” （《邓小平文选》第三卷，人民出版社，第110、111和364页）
仅此来看，邓小平的改革设计错了吗？没有，一点也没错！
事实也是如此的。邓主席在世之时，我国确实出现了农村危机。所以，他强调：“农业问题要始终抓得很紧。”（《邓小平文选》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10月，第355页）
此时此刻，城市的绝大多数却还依然沉浸在社会主义的娇生惯养中、正对农民工翻白眼呢。是在邓主席身后，城市才形成了“国退民进”、下岗失业、医疗和住房的产业化热潮。
所以，农民对邓主席心怀不满、情有可原，可城市人口却将如今自己当不了官、发不了财、找不到工作、买不起房、上不起学、看不起病的怨恨，一股脑地发泄到早已过世的邓主席身上，这客观、公平吗？！
不仅如此，邓主席还不厌其烦地强调：“有些人在搞煽动，使用的语言很恶毒。他们一方面反对共产党的领导，反对社会主义制度，另一方面又主张全盘西化，要把西方资本主义制度全盘搬到中国来。这些煽动者都是成名的人，我们要对付这些人。这些人恰恰就在共产党里。”（《邓小平文选》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10月，第198页）
“如果走资本主义道路，可能在某些局部地区少数人更快的富起来，形成一个新的资产阶级，产生一批百万富翁，但顶多也不会达到人口的百分之一，而大量的人仍然摆脱不了贫困，甚至连温饱问题都不可能解决。” （《邓小平文选》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10月，第311页）
所以，就本质而论，邓小平在主观上是个名副其实的社会主义者。
除此之外，邓小平还特别强调：“整个帝国主义西方世界企图使社会主义各国都放弃社会主义道路，最终纳入国际垄断资本的统治，纳入资本主义的轨道。现在我们要顶住这股逆流，旗帜要鲜明。因为如果我们不坚持社会主义最终发展起来也不过成为一个附庸国，而且就连想要发展起来也不容易。”（《邓小平文选》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10月，第311页）
“要维护我们独立自主、不信邪、不怕鬼的形象。我们决不示弱。”（《邓小平文选》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10月，第320页）
他指出：“国家的主权、国家的安全要始终放在第一位，对于这一点我们比过去更清楚了。”（《邓小平文选》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10月，第349页）
由此可见，那种把我国如今形成的资本主义原始阶段和对外妥协，归结成是邓小平处心积虑设计的结果，既是不客观、不公正的，也是对历史不负责任的唯心论形而上学的态度。而敌对势力却正是企图利用这一点，通过先否定毛泽东、再否定邓小平，彻底摧毁中共执政掌权的法理基础，以腐败等社会问题，激化人民大众同中共领袖的对抗，从内部颠覆我国现今的政治制度，瓦解我国团结统一，把我国完全改造成资本主义列强的殖民地和附属国。
问题是，邓小平的改革思想既然没有错，可怎么就出现了修正主义了呢？
（二）
一九六四年一月，毛泽东指出：“问题不在于赫鲁晓夫一个人，而在于这个基础，基本问题，即有新的资本主义产生的基地。所以，只说反赫鲁晓夫不行，打倒一个，还有第二、第三、第四个，……。”（同康生等谈话记录， 1966年3月30日 。见王任重日记， 1966年5月11日； 《毛泽东传》第34章）
其实，修正主义，并不是哪一个、或几个人深谋远虑的精心设计，而是由理论和实际、国际和国内、历史和现实、集体和个人，诸多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是在不知不觉中自然而然形成的。
所谓理论因素，就是理想的社会主义产生在高度发达的资本主义基础上，不仅社会生产力高度发达，而且社会成员以无产阶级为主，普遍具有高度觉悟。
所谓实际因素，就是产生在我国的社会主义，不仅生产力绝对落后，而且社会成员以小生产者为主，公有制计划经济的效率能否正常发挥的问题，悬而未决。“在我们共产党内部，我们要走社会主义道路，但有一部分人却认为中国是个很穷困的国家，中国资本主义发展水平很低，不能发展社会主义，必须在一段时间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然后再走社会主义道路。”（《两条路线斗争的基本问题（1967年3月）》，《毛泽东想万岁》）
所谓国际背景，就是在帝国主义瓜分世界时代，他们决不允许任何资源、人口大国独立于他们的殖民体系之外，必然要加以武力威慑和“和平演变”。
所谓国内因素，就是我国实现赶上世界先进水平的工业化同时，生活水平滞后提高，大量的小生产导致希望脱离计划经济和公有制优先致富，大有人在。
所谓集体因素，就是文化大革命中知识分子和工人阶级的所作所为表明，我国现阶段，还没有形成一个成熟的领导阶级，毛泽东只能依靠官僚阶级统治。
所谓个人因素，就是在毛泽东、周恩来之后，官僚阶级中丧失了既有高屋建瓴的理论识别能力，又有众望所归的执政掌权实力的社会主义领袖人物。
所谓历史因素，就是毛主席面临着我国4000多年传统政治根本性变革的历史重任：结束家天下“世袭制”政治。
中国家天下“世袭制”政治始于夏启，直到辛亥革命后，凡实力派的政治也必定是家天下。袁世凯要恢复帝制，张作霖传位张学良，就连新潮的留学生蒋介石也是要传位儿子蒋经国的！
只有毛主席共产党才真正是打破了家天下的传统，实现了“天下为公”。历史不会忘记，结束4000多年的家天下政治，中国这个最根本性的政治革命，是由毛泽东共产党完成的！
由此可见，不管怎么说，无论怎么讲，还是“中国出了个毛泽东”！对此，那些以民主、自由为招牌的反毛反共分子，是避而不谈的。
这样一场4000多年来最根本性的政治革命并不容易，绝不是举手之劳、一蹴而就的事。其中，觊觎最高权力、互不服气、跃跃欲试，大有人在，必然是要付出历史的成本和代价！
这是历史规律，无法回避、不可选择！古今中外皆如此。所以，欧洲至今还保留着众多王室。
毛主席要驾鹤西游，他老人家虽然有着结束了家天下的决心，可却也面临着历史性的难题：在社会没有一支成熟领导阶级的条件下，失去了家天下的传承标准，那么也就失去了众望所归的接班人选！
想当年，袁世凯驾崩后，就开始了军阀混战，轮流坐庄，国家民族陷入灾难！孙文去后，国民党也照旧是一场军阀混战，最终引来了日本鬼子入侵，中华民族不得不付出惨重的牺牲。
这样，选谁作接班人呢？官僚集团现有的两股大势力中，新生派有理论、有觉悟、有群众，可没资历、没军队；“元老派”没理论、没觉悟，可有功劳、有影响、有军队。所以，选谁也是有人不服！不服就造反，造反就内战。古今中外、历朝历代也是如此。
尤其是，当开国元勋尚在“老骥伏枥、志在千里”之际，即便是从他们之中选择一人，他人不服、各逞其能，结果必定是各拉旧部、大干一场！
对此，以毛主席之伟大岂能不防！所以，尽管毛主席曾做出了在腥风血雨中交班的最坏准备，然而却又出人意料地选择了无根无势、务实肯干、且无积怨、没仇家的华主席。由此，如果他有本事两面摆平，自然最好；如果他倾向一派，其他两派即便不服，也没理由造反，只能文斗。
不仅如此，鉴于“我们都老了，下一代能否顶住修正主义思潮，很难说。”（《毛泽东同康生等谈话》记录， 1966年3月30日 ，见《王任重日记》）和“革命的谁胜谁负，要在一个很长的历史时期内才能解决。如果弄得不好，资本主义复辟将是随时可能的。”（《在<伟大的历史文件>一文中所写的一段话（1967年5月18日）》，《毛泽东想万岁》）
这样，与其等到后人，那就不如搞修正主义。因为至少在面对资本主义列强的压力和威胁时，他们比后人更有保卫国家的能力和勇气，并且提前让全国人民尝到资本主义复辟的教训，也可避免今后悲剧重演。
所以，毛主席对元勋们采取了抑制权力、却不赶尽的策略：打到了邓小平，却不开除，反倒保护起来；要求叶剑英离职养病，却不解除职务。由此，既给他们留下了东山再起的基础，又拖延了他们卷土重来的时间。
国之大幸、民之幸甚！千难万险，最终毛主席还是以他无与伦比的智慧，不仅彻底终结了中国4000年的家天下政治，而且实现了权力和平交接。
仅此而论，毛泽东的伟大就无人可及！
然而，以邓主席为核心的元勋们，同样也面临着历史难题：深受传统政治文化感染的人民大众，既推崇开国元勋，更认可嫡传的正统。
那么，如何构造执政掌权的法理基础，以维护国家团结、青史扬名呢？
当然，按照毛主席的教导“给人民以看得见的物质利益”是最佳选择。
于是，就有了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中央提出了把全党工作的重心转到实现四个现代化上来的根本指导方针”和“在经济政策上，我认为要允许一部分地区、一部分企业、一部分工人农民，由于辛勤努力成绩大而收入先多一些，生活先好起来。”（《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邓小平文选》第二卷）
这样，我国也就开始改革了。
必须指出，自改革伊始，邓小平就坚决维护着毛泽东，也就是在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上，他特别强调指出：
第一、“毛泽东同志在长期革命斗争中立下的伟大功勋是永远不可磨灭的。”
第二、“毛泽东思想永远是我们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的最宝贵的精神财富。”
第三、“当然，毛泽东同志不是没有缺点、错误的，要求一个革命领袖没有缺点、错误，那不是马克思主义。我们要领导和教育全体党员、全军指战员、全国各族人民科学地历史地认识毛泽东同志的伟大功绩。”
第四、“关于文化大革命，也应该科学地历史地来看。毛泽东同志发动这样一次大革命，主要是从反修防修的要求出发的。至于在实际过程中发生的缺点、错误，适当的时候作为经验教训总结一下，这对统一全党的认识，是需要的。文化大革命已经成为我国社会主义历史发展中的一个阶段，总要总结，但是不必匆忙去做。” （《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邓小平文选》第二卷）
那么，既然如此，究竟应该怎么改、如何革呢？
正当改革如日中天时，1985年4月，邓小平再三说明：“在经济问题上，我是个外行，也讲了一些话，都是从政治角度讲的。”
“改革是大家的主意，人民的要求。” （《邓小平文选》第三卷， 1993年10月，第77和118页）
这不是他的自谦，而是实话实说。人所共知，我国农村改革就不是他的主意和要求嘛。
（三）
“中国现在发生的变化主要是从一九七八年底开始的，我指的是我们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那次全会总结了历史经验，决定了一系列拨乱反正的政策。”
由此，1979年4月，中共中央工作会议提出了“调整、改革、整顿、提高”：
一、较大幅度地提高了农副产品的收购价格，减免了一部分农村税收。从夏收开始，国家提高18种主要农副产品的收购价格，并对粮、棉、油实行了超购加价。财政用于这方面的补贴，当年达到78亿元，比预算超过13亿元。同时，国家对低产缺粮地区，共减征农业税47亿斤。此外，对农村社队企业，各项减税免税的数额，全年共达20亿元，比预算超过3亿元。通过发展农业生产和提高农副产品收购价格，1979年农民从集体分得的收入，每人平均达到83.4元，比上年增加9.4元。
二、积极安排劳动就业，增加部分职工的工资和实行奖励制度，职工的收入水平有所提高。1979年，共安排了城镇待业人员和其他人员以及国家统一分配的大中专应届毕业生共903万人，提高了40%职工的工资级别，调整了部分地区的工资类别，在国营企业中普遍实行了奖励制度，还对职工发给了副食品价格补贴。全国全民所有制职工的年平均工资达到705元，比1978年增加了61元。这一年，国家财政用于这方面的资金，总数达到75亿元，比预算超过25亿元。同时，国家还从基本建设投资中拨出专款，同地方和企业的机动财力合在一起，用于建设职工住宅，竣工面积比上年增加66%，是建国以来住宅建设最多的一年。
三、扩大了地方和企业的财权，增加了他们的机动财力。1979年，国家确定全国49个大中城市可以从工商利润中提取5%的城市建设资金，地方可以从县办工业企业中提取一定比例的收入分成等，增加地方机动财力共20亿元。同时，在全国国营企业中普遍实行了提取企业基金的制度，并在四千多户工业企业和商业系统中试行了利润留成的办法，企业得到机动财力40亿元。以上两项，国家财政共拿出60多亿元，比预算超过20亿元。
四、较多地增加了发展农业和轻工业的资金，适应人民购买力提高的需要。1979年，支援农村人民公社支出和各项农业事业费，共计90.1亿元，比预算超过19.6亿元。同时，国家除了安排轻纺工业的基本建设投资23亿元以外，还增加了轻纺工业挖潜改造措施费和专项贷款15亿元。这一年全国轻纺工业的增长速度达到9.6%，而重工业增长的速度为7.7%。人民生活迫切需要的各种主要日用工业品，如棉布、化纤织品、纸、自行车、缝纫机、手表、电视机、合成洗涤剂等，都有较大幅度的增长，这是多年来少有的。
五、国家按照规定对恢复名誉的干部和职工补发了工资，有特殊困难的给予了补助。用于这方面的开支，据不完全统计有十几亿元。
对此， 1980年8月30日 ，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三次会议上，财政部长王丙乾《关于1979年国家决算、1980年国家预算草案和1981年国家概算的报告》中强调：“在一年之内，我们办了这么多非办不可的事情，是多年来没有过的。”
这就是我国改革的开端！对这样寅吃卯粮的改革，当年增收的农民，返城的下乡知青，恢复高考的大中专生，增加了工资、有了奖金和副食品价格补贴的干部工人、分到了住宅的城镇人口，有了建设资金的城市，增加了机动财力的地方，得到了机动财力的企业，面对着琳琅满目的商品，举国上下曾有几人没有拍手称快、跟着叫好，却是疑惑、痛心了呢？！有几人曾想到，这样超出国力的改革必须是以大批关系国计民生根本利益的下马为代价的呢？又有几人能想到，这样杀鸡取卵的改革形成的必然是民富国穷、难以为继的超前收入和消费呢？
五项改革，加之1979年国防战备费超过预算20.4亿元。以上六个方面超过预算，共计110多亿元。由此，1979年国家决算总收入为1103.3亿元，支出大于收入170.6亿元。为了弥补这个差额，动用了包括文化大革命在内的历年财政结余80.4亿元，向中国人民银行透支了90.2亿元。
王丙乾在报告中指出：“由于国家用于调整价格、增加工资、扩大就业等提高人民生活方面的开支增加较多，而国内基本建设开支尽管做了压缩，但不可能一下子调整过来，战线仍然过长，决算比预算超过了53亿元。”
同时，王丙乾还在报告中特别强调：“还需要说明的是，目前财政上负担的价格补贴较多，1980年各种价格补贴共达二百多亿元。其中，有的是基本消费品补贴，如粮、棉、油、肉、蛋、蔬菜、民用煤等，约120亿元；有的是农产品超购加价补贴，约五十多亿元；有的是农业生产资料和支农工业品优待价补贴，约30亿元。如果加上房租补贴、交通补贴和其它补贴，数字还大得多。这些价格补贴，都是冲减财政收入的，这就不能不对财政收入的增长发生影响。但是应当肯定，在我国目前的条件下，这种价格补贴，对于保证人民生活的稳定和改善，促进全国安定团结，是非常必要的。我们应当把这件事办得更好。”
由此可见，所谓改革，其发端就是以“提高人民生活方面的开支增加较多”实现“收买人心”，以“保证人民生活的稳定和改善”实现“促进全国安定团结”为目的的举措。当时获利的地方、企业、生产队，广大的人民群众，怎能不欢欣鼓舞、心花怒放呢！这无疑巩固了以邓小平为首的领导集体的政治地位，然而也种下了现今恶果的种子。所以，经历过的人，多数都负有不可推卸的历史责任。
对此，1980年2月，时财政部长吴波向中央驳斥了“赤字无害”论，他说：“没有物资，靠赤字和票子，既不能发展经济，也不能改善人民生活，市场还会出问题。用赤字办好事，必然适得其反，好事办不成，还要引起严重后果。” 所以，中央便在12月份将1981年的赤字压缩到了25.5亿元。
1981年12月1日 ，在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上，财政部部长王丙乾的《关于1980年国家决算和1981年国家概算执行情况的报告》显示：
1980年国家决算：总收入为1085.2亿元，财政赤字为127.5亿元，比上年缩小43.1亿元。为了弥补赤字，财政上向银行借款80亿元。
报告解释说，国家用于1979年以来，提高农副产品收购价格、减免农村税收、增加职工工资、安排劳动就业等措施的财力共230多亿元，比上年增加150多亿元。1980年工农业生产比上年增长，而财政收入则比上年下降，主要就是因为从收入中冲减了这些方面的花费而形成的。
由此，在1979年农业前所未有的丰收，所谓“政治经济形势前所未有的好”的同时，1979和1980两年的合计赤字高达298.1亿元，竟然大大超出了1958至1961四年合计的180.35亿元，这是建国历史的最高记录，是影响至今的根本性变化。为此，国家增发了137.5亿元货币弥补国库亏损，致使1980年底全国市场货币流通量比1978年增长63.3%，远远超过同期工农业生产总值增长16.6%和社会商品零售总额增长37.3%的幅度。这样，就引发了第一次通货膨胀。
与此同时，令人深恶痛绝的腐败初露端倪。王丙乾在报告中强调：“值得注意的是，目前还有不少单位程度不同地存在着请吃请喝，滥支滥用的问题，有的甚至发生私分产品、走私行贿、投机倒把、贪污盗窃等严重违法乱纪的行为。”
……
挺有意思。
家园 杨连旭：邓小平的历史作用及回归毛泽东路线的法理基础2 接前文：
（四）面对着巨大赤字和通涨的双重压力，面对着大批下乡知青返城带来的巨大就业压力，在濒临危机的背景下，延续至今的所谓改革开放初步形成了：
第一、从1979年起开始恢复了外债内债，不仅1979年和1980年分别国外借款了35.31亿元和43.01亿元的，而且1981年开始发行国库券，长达20年之久的“中国既无内债，也无外债”的局面被打破了。
第二、从1979年起开始扩大农村社队的自主权，开放集市贸易，恢复并适当扩大自留地，实行各种形式联产计酬的生产责任制；收缩银根、控制物价，“关、停、并、转”压缩基建投资，企业实行利润留成、拨贷款、利改税；批准一些闲散劳动力从事修理、服务和手工业的个体劳动；设立经济特区。
其实，所谓改革也不过就是“三自一包”政策的翻版和对企业只取不与，以补充财政亏损。然而，这就动摇了“以集体经济为服务对象的工业基础”，就是“挂共产主义的招牌，实行资本主义政策”（接见老挝爱国战钱党文工团团长、副团长和主要成员时的谈话）的修正主义开端。
不仅如此，这样的改革仅经过两年实践，就于 1981年6月7日 ，被《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武断地称为“三中全会以来，我们党已经逐步确立了一条适合我国情况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正确道路。”
1982年9月1日 上，邓小平中共十二大在开幕词中提出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大会强调“贯彻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原则”。
由此，却导致了企业奖金增长远远超过了生产率的增长，几百万“停工待料”的基建职工和城市 “待业”人口引发了犯罪率增高，不得不强化了公检法队伍建设，机构人员和行政支出开始膨胀。所以，1981年至1983年，内外债务和赤字加总的国家亏损额度合计，还是财政收入的十分之一！
这样，虽然1979年至1984年，仅仅5年，国民生产总值就翻了一番，可是在把债务收入也计入正常财政收入后，国家财政仍然赤字，压力空前！
正因如此， 1984年10月10日 邓小平指出：“前一次三中全会重点在农村改革，这一次三中全会则要转到城市改革，包括工业、商业和其他行业的改革，可以说是全面的改革。”（《邓小平文选》第三卷，人民出版社，第81页）
尽管同月的中共十二届三中全会《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提出了有计划的商品经济，然而所谓全面改革的实质却是：把农村大包干移植到城市，以“减政放权、放权让利、企业承包”为主，目的就是增收节支、弥补财政亏损。
于是，从下半年开始简政放权、价格双轨制、企业承包和工资改革，全民经商，不仅导致了加工业超常增长，而且诱发了信贷和消费基金双膨胀、官倒私倒横行，权钱交易盛行、楼堂馆所大兴土木、滥发奖金实物化公为私、集团购买规模飞涨。结果，不仅承包企业“穷庙富方丈”，而且出现了大量高消耗、高污染的乡镇企业，“打白条”和“卖粮难”，农民收入连年下降，农业发展徘徊不前。自此自今，不仅动摇了以农村集体经济为服务对象的工业基础，而且农村市场开始萎缩。
1985年3月27日 ，六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上，尽管赵紫阳的《政府工作报告》以愉快和自豪的口吻说：“当前我国经济发展的总形势很好，不只是一年好，而是连续几年好，出现了持续、稳定、协调发展的新局面。”
但是，会议《关于1984年国家预算执行情况和1985年国家预算草案的报告》却显示：1984年，国家财政总收入为1465亿元，其中：国外借款收入35亿元，国库券收入41.5亿元，赤字50亿元。
后实际决算：财政赤字为44.54亿元，加上国外借款收入、国库券收入，合计亏损达121.04亿元。
由此，财政巨额亏损居高不下，虽然人民收入和生活提高了、也在天安门广场打出了“小平，您好！”的旗帜，可却是国库空虚了，第二次通货膨胀了。
所以，1986年六届人大四次会议批准的“七五”(1986-1990年)计划，基本原则和方针之第一是：坚持把改革放在首位，使改革和建设相互适应、相互促进。
至此，改革开放才上升成为全局性的指导思想！并于1987年10月由中共十三大概括为“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
然而此时，国家的年亏损已经突破了300亿元，内外债务也分别突破了100亿元。因此，零售物价指数在1985年后连续上升的基础上，1988年飙升至18.5%，创造建国40年之最，导致当年财政价格补贴高达319.6亿元，商品供求差额为2731.3亿元，引发了抢购风潮，而1989年物价指数又高达17.8%。
面对危机， 1989年3月20日 ，国务院总理李鹏在全国人大七届二次会议上的政府工作报告题为《坚决贯彻治理整顿和深化改革方针》。23日，邓小平指出：“我们已经注意到这个问题，准备用两年或更多的时间来解决问题。”
（五）
1989年春夏之交，社会危机终于爆发了！
1989年至1991年的“治理整顿”，有效控制了集团购买力和楼堂馆所建设，遏制住了消费基金膨胀和通货膨胀，解决了粮食收购“打白条”问题，农业连续丰收，工业增长速度基本恢复正常，出口贸易持续增长，经济秩序有所改善，却导致了全国几千个建设项目下马，60%的乡镇企业和个体私营经济破产倒闭。
由于经济增长速度放缓，资本主义列强的制裁，还有“菜篮子工程”和城市居民的副食补贴，财政亏损加大，1989年至1991年，每年的国家亏损已经连续突破了500亿元和600亿元，而且内外债务也分别接近200和300亿元。
1991年，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率从1989年的4.1%、1990年的3.8%，回升到9.2%，达21662亿元，粮棉产量都是历史第二个高产年，油、糖、烤烟产量再创历史新高。
1992年1月6日 ，李鹏指出：治理整顿的任务基本完成。 1月18日 至 2月21日 ，邓小平发表谈话，强调：“发展才是硬道理。” 10月12日 至18日，江泽民在中共十四大会报告中提出，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
至此，改革突破了既定的有计划商品经济。生产资料，粮食、矿产、土地进入市场成为商品，房地产、股票、期货三大投机全部开通，所有国有企事业单位职工工资翻番。不仅形成了全国性的开发区圈地热，而且股票和海南房地产创造了百万、千万富翁的神话。
正因如此，爆发了历史空前的经济高涨和全民经商运动，连高级领导机关，乃至军警部队都大张旗鼓的倒买倒卖，市场繁荣兴旺，私营经济发展、乡镇企业大上，社会腐败横行、经济犯罪猖獗，拖欠干部教师工资、大批国有企业亏损停产，投资和信贷再度失控、连年飞跃：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 1993年增长70%跃至1.3万亿,1994年再增40%。
这一方面拉动了国内生产总值自1993年起，每年以近万亿元的速度递增，到1997年超过7万亿元，另方面却导致财政亏损又创新高，从1991年到1994年：
一是、国家年赤字从连年稳定的200亿元左右，突然直破500亿元，年亏损从664亿元直线上升，到1994年年度国债额突破千亿元。
二是、中央财政的债务收入已经从以往偿还旧债本息、弥补新赤字后还有余，转变为已经约等于偿还旧债本息与新赤字之和了。
由此，国内货币供应量增幅达35%以上，1992年开始出现第三次通货膨胀，到1994年，物价上涨率高达21.7%， 35个大中城市的食品类价格上涨34.1%。
吸取治理整顿教训，政府通过货币政策实施软着陆。曾将存款利率提升到12%左右，五年期以上有12%左右的保值利息，成为世界罕见的高利率。
1995年“八五”计划结束，期间国内生产总值年均增长百分12，1995年达到57600亿元，扣除物价因素，是1980年的4.3倍，然而国家的年负债额已经破2500亿元，相当于中央财政总收入的五分之三和中央本级收入的三分之二多！
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爆发，国家实行稳健的财政和货币政策，退耕还林还草，粮食敞开收购，成功实现了经济增长软着陆，从11%以上，降至8%左右，而且通胀消失，市场供求恢复正常，可大量私营企业破产、大批乡镇企业倒闭，国有企业的亏损面高达百分之四十九，银行贷款形成巨额烂帐。
不仅如此，尽管1994年至1997年，不含债务的全国财政收入年均递增18.8%，年均增加额超过1000亿元，达到8651亿元，比1978年增长了6.6倍，年均增长11.3%，可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却仅为11.6%，全国财政收入中中央财政收入仅占48.9%，导致国家财政入不敷出，中央财政的赤字比1979年增长了4.7倍。
1997年中央决算报告：中央财政总收入4830.72亿元，赤字558.45亿元。中央财政债务收入2476.82亿元，其中，用于偿还国内外债务本息1918.37亿元。
也就是说，当年中央财政的债务收入已占总收入的二分之一强！其中五分之四是借新还旧。若同时加上银行不良贷款，财政账面债务率就达50.9%。
我国财政处于危机，社会经济面临着亚洲金融危机，举步维艰。
1998年3月19日 ，朱镕基临危受命，记者招待会上他不无悲怆地说：“这次九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对我委以重任，我感到任务艰巨，怕辜负人民对我的期望。但是，不管前面是地雷阵还是万丈深渊，我都将一往无前，义无反顾，鞠躬尽瘁，死而后已。”
于是，从1998年开始以扩大内需拉动经济。除了用连续八次降息的扩张货币政策、增发特别国债用于基础设施建设和扩大公共支出的积极扩张性财政政策启动经济外，还以住房货币化、教育产业化、医疗产业化、城市化建设为重点刺激经济，推行国家银行商业化、国有企业抓大放小改制，倡导扶植私营经济。
由此，此后五年中我国经济止滑趋稳，增长年均在7.7%。
（六）
封侯拜相，是古今中外多少人梦寐以求、求之不得的大喜事呢！一旦获得按捺不住内心的激动、欣喜若狂也并不为过：
说低贱者，想那范进不过是中了个举人就是如此了；论高贵者，如那孔圣人也是“由大司寇行摄相事，有喜色”的；可朱总理却把自己的拜相仪式搞得如荆柯刺秦王辞行一般，悲壮凄凉！
其原因自然是，他明知虽然多占住房、虚报医药费、国有企业亏损问题已超出了国家财政承受，但是住房货币化、教育产业化、医疗产业化、国有企业抓大放小也是得罪人、招人恨的事，可为钱所逼也不得不为。
朱总理任期内，在世界经济增长下降情况下，尽管保持了我国经济稳定增长，可财政状况却持续恶化。到2002年，中央财政总收入11026.6亿元，财政债务收入5929亿元，赤字3096.87亿元；当年赤字已相当于总收入的三分之一，占国内生产总值比重由1998年的1.7%上升到3%，到达《马斯特里赫特条约》对欧洲经济和货币联盟加入国家规定的警戒线。
此时，有报道说：从国外投资银行到亚洲开发银行等国际机构，对于中国总体债务率的估计从60%到140%不等。由此，达到、乃至大大超过了《马斯特里赫特条约》规定的60%的最高限。
2003年3月7日 ，第十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关2002年中央和地方预算执行情况及2003年中央和地方预算草案的报告》显示：
2003年中央财政总收入11940亿元，赤字3198亿元，赤字加上到期需归还的国内外债务本金支出2956亿元，中央财政债务收入6154亿元，加上代地方发债250亿元，债务总规模为6404亿元。
3月18日 ，温家宝总理走马上任后，又在记者招待会上透露：目前四家国有商业银行的不良资产率，如果按照五级分类法，达到25%左右，其中损失资产占相当大的比例。
也就是说，不包括1999—2000年间转移到资产管理公司的1.4万亿元不良贷款，到2002年底国有商业银行不良资产余额又达1.6万亿元左右！
面对着总体债务率在60%到140%的国家财政和农村问题，就业和贫困人口问题，东西部地区差距问题，谁又有点金之术呢？
这就难怪一向温文尔雅、言谈拘谨的温相国，竟然当堂面对世界失声道：“因此，当好中国的总理不容易。如果要我说现在的心情，我觉得身上的担子有千钧重。”
接连两任登堂拜相时，面对世界，如此凄凉，也是古今中外罕见的天下奇观了！尽管如此，胡主席和温总理也是振作精神、执政为民、力所能及、竭尽所能：
一是、从免去一切农村收费到免除了农业税，免除农村学龄儿童的书籍学杂费，恢复农村实行医疔合作制和逐步建立农民养老保险制度；
二是、合理安排了破产企业军转干部重新上岗就业及离退休处理和增加生活补贴；
三是、全面落实下岗企业职工的社会保障制度和推行医疗保钲制度，对城市特困居民实行低保，强化社区的建设和再就业功能。
毕竟还是尽力了。可是，极端分子们对此德政却视而不见，也不知良心何在。
另外，敌对势力唯恐天下不乱，谣言诽谤、挑拨离间、激化人民大众同领袖们的矛盾，以实现颠覆我国政治制度、改造我国成资本主义列强殖民地和附属国的目的倒是正常，然而偏有那自以为是的人也随声附和、助纣为虐，岂不愚蠢！
2010年3月5日 ，第十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三次会议《关于2009年中央和地方预算执行情况与2010年中央和地方预算草案的报告》显示：
2010年预算：中央财政收入38060亿元，赤字8500亿元，中央财政国债余额限额71208.35亿元；全国财政收入73930亿元，全国财政收支差额10500亿元，全国财政收支差额预计占国内生产总值的2.8%。
这就是我国当今社会不同于毛泽东时代的总根源！任何变革，面对着全国财政收支差额10500亿元、中央财政国债余额限额71208.35亿元和总体债务率在60%到140%的国家财政，都会心虚气短，非超群绝伦者不能为之！绝不是极“左”分子几句煽情的豪言壮语，更不是极右分子两句美丽动听的“民主”“自由”所能解决的问题。若有人献出良策，相信胡主席、温总理必将不吝封赏。
诚然，有人会想到外汇储备。 2010年5月4日 国家外汇管理局发布的《2009年中国国际投资头寸表》显示：2009年末，我国对外金融资产34601亿美元，对外金融负债16381亿美元，储备资产24513亿美元。
换就话说，在我国外汇储备中，属于我们的只占33.17%，且在国内却没有任何物质基础，又由于资本主义列强的封锁也不能购回先进技术。
不错，资本主义列强也是负债累累，尤其是美国早已到了天文数字。可他们同时也早已成为了发达国家，只要能依仗发达和霸权掠夺世界，就能维持，必要时还可以如冰岛一样赖账不还。
然而我国却是发展中国家，既无力掠夺，也无赖账实力，如此贫困竟然负债累累，今后的日子该怎么过、发展之路该如何走？
这绝非常人所能解答的。所以，那些唯恐天下不乱、不学无术、不自量力的反共分子和极端分子，一旦面对如此巨额国家负债，必然是束手无策的傻眼了，他们唯一的选择就是比蒋介石有过之无不及的对内剥削镇压、对外妥协卖国。
（七）
1988年6月，邓小平强调：“形势逼人，迫使我们进一步改革开放。”（《邓小平文选》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10月，第269页）
所以，所谓改革，根本就不是有预谋、有组织的系统行为，既没有想像的那么神话，更没有编造的那么奇妙！有的只是形势所迫、被逼无奈。
那么，是什么样的形势逼人，迫使进一步改革开放呢？
曾经有人指出：“正如七十年代末的危机导致了第一步农村改革一样，八十年代后期和九十年代中期的危机也促进了城市改革。”
应该更明确：这三次危机，都是国家财政危机导致通货膨胀所引发的社会危机，而国家财政危机的根源就是始于1979年以“促进全国安定团结”为目的，通过“放权让利”形成城市超前收入和消费，导致国家财政巨额亏损的所谓改革。
从此，我国社会经济就被城市超前收入和消费和国家财政巨额亏损所引发的危机，牵着鼻子改革开放，不管黑猫白猫、摸着石头过河至今。
其间，历届政府都不得不在城市超前收入和消费的刚性、农村农民的贫困落后、当下的社会危机和今后的社会发展，这四个鸡蛋上跳舞！直至城市超前收入和消费的增长最终超出了国家财政承受能力，不得不忍痛割爱，转为以千方百计防止国家财政崩溃为重点。
由此，不仅农村，而且占城市的劳动阶级持续贫困、乃至绝对贫困，导致了国内市场有效需求严重不足，国家投资乏力，民族资本图利艰难、投资不足，经济危机重重。对此，国家被迫不得不依靠社会资源的货币化和商品化补充国家财政：一方面对资产阶级步步退让，不断开放投资领域、提供优惠政策，诱导资本家扩大投资规模，另一方面严重依赖于引资和出口维持增长，形成了的“民进国退”、“引进国外战略投资者”的资本主义和半殖民地经济的政策。
由此可见，现今我国的修正主义，就是在“促进全国安定团结”的改革所导致的国家财政巨额亏损的压迫下，不管黑猫白猫、摸着石头过河、亦步亦趋，在不以哪个人的意志为转移的不知不觉中自然而然形成的。
正是这条“挂共产主义的招牌，实行资本主义政策”修正主义导致了改革开放形成了悖论：本意是坚持社会主义方向，结果却变质成资本主义；本意是提高人民生活水平，结果却产生多数人的贫困；本意是先富带后富，结果却是两极分化；本意是搞活国营企业，结果却搞垮了国有企业；……
或许有人以为，如果邓小平不说“发展才是硬道理”，继续治理整顿也不至于此吧。
想想当时的情景吧！外有东欧各国和苏联共产党垮台和资本主义列强封锁的压力，内有北京动乱的余波，正如邓主席所强调：“现在，周边一些国家和地区经济发展比我们快，如果我们不发展或发展得太慢，老百姓一比较就有问题了。” （《邓小平文选》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10月，第375页）
那么，能有什么问题呢？就是动摇执政掌权的法理基础的问题。
以邓主席为核心的领导集体，选择了以提高人民生活水平和经济增长为法理基础。这样，一旦人民生活和经济增长减缓，他们执政掌权就会陷入法理危机。所以，他强调：“从根本上说，手头东西多了，我们在处理各种矛盾和问题时就立于主动地位。” （《邓小平文选》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10月，第377页）
就是因为深知“一切空话都是无用的，必须给人民以看得见的物质福利。”（《经济问题与财政问题（1942年12月）》，《毛泽东文集》第2卷）所以，邓小平发明了“不争论，大胆地试，大胆地闯。农村改革是如此，城市改革也应如此。”
所以，归根结底，还是结束家天下，这个4000多年最根本性政治革命，必然要付出的历史成本和代价！
那么，我们应该怎样评价邓小平的历史地位呢？
关于邓小平，不仅自称是第二代，就其实际所为，在毛泽东面前也像个孩子。努力表现一段时间，受到了毛主席表扬，然后就开始捣蛋；挨了毛主席的批评，就写检查，被冷落一段时间后，就又要求好好表现。毛主席对他呢，也像个长辈。他一捣蛋，就烦他；一看他的检查，又心软；他走之后，想他；他来以后，又不放心他。
邓小平说：“我相信毛主席了解我。”（《答意大利记者奥琳埃娜?法拉奇问》，《邓小平文选》第二卷）看看毛主席对他的了解：
“他这个人是不抓阶级斗争的，历来不提这个纲。还是‘白猫、黑猫’啊，不管是帝国主义还是马克思主义。”（中共中央文件中发［1976］4号）
为什么呢？如他自述：“我读的书并不多，就是一条，相信毛主席讲的实事求是。”（《邓小平文选》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10月，第382页）
正因如此，邓小平尽管主观上是个坚定的社会主义者，可却没有把修正主义当做重要敌人。就能力和水平而论，毛周属于一代领袖中的一流角色，邓小平同陈云等一样，属中共一代领袖中的二、三流角色。
由此，也就随波逐流，没能跳出“求荣取辱”的历史周期率：富人怨他改革出了贪官污吏，穷人恨他改革出了剥削压迫，官吏怨他改革出了任人唯亲，敌人恨他坚持社会主义……，总之是成了照镜子的猪八戒，里外不是人、四面不讨好。
然而邓小平毕竟从大局上维护了毛泽东，坚持了“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还是要讲。我们搞改革开放，把工作重心放在经济建设上，没有丢马克思，没有丢列宁，也没有丢毛泽东。老祖宗不能丢啊！”坚持了“中国肯定要沿着自己选择的社会主义道路走到底。谁也压不垮我们。”（《邓小平文选》第三卷，1993年10月，第369、321页）
他以“每年领导层都要总结经验，对的就坚持，不对的赶快改，新问题出来抓紧解决”的态度反思道：“中国社会主义农业的改革和发展，从长远的观点看，要有两个飞跃。第一个飞跃，是废除人民公社，实行家庭联产承包为主的责任制。这是一个很大的前进，要长期坚持不变。第二个飞跃，是适应科学种田和生产社会化的需要发展适度规模经营，发展集体经济。”（《邓小平文选》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10月，第372、354页）
由此，也就为后人保留了回归毛泽东路线的法理基础。
尤其是，他还特别强调：“我还要说，我们社会主义的国家机器是强有力的。一旦发现偏离社会主义方向的情况，国家机器就会出面干预，把它纠正过来。”
“依靠无产阶级专政保卫社会主义制度，这是马克思主义的一个基本观点。”“运用人民民主专政的力量，巩固人民的政权，正义的事情，没有什么输理的地方。” （《邓小平文选》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10月，第139和379页）
由此，也就为后人保留了选择各种手段回归毛泽东路线的法理基础。
不仅如此，邓小平也实现了最高权力的和平交接，巩固了结束“家天下”这个4000年以来我国根本性的政治变革，延续了毛泽东开创的和平年代。
正因如此，资本主义列强对邓小平也是恨之入骨。虽然他们为了诱导修正主义路线的发展扩大，表面上也吹捧他，可决然不会像对待戈尔巴乔夫那样，把诺贝尔和平奖发给邓小平的。
所以，还是毛主席说得对！“邓与刘、林还是有一些区别，邓愿作自我批评，而刘、林则根本不愿。要帮助他，批他的错误就是帮助，顺着不好。批是要批的，但不应一棍子打死。” （中共中央文件中发［1976］4号）
如此客观地评价邓小平，既保留了邓小平之后中共领袖执政掌权的法理基础，又为他们提供了否定非毛化思潮的法理基础。而只要否定了非毛化思潮，我国回归毛泽东路线就是自然而然、顺理成章的事了。
这才是毛泽东思想！
所以，社会主义者必须像邓小平维护毛泽东的历史地位一样，粉碎敌对势力任何关于彻底否定邓小平的企图，以巩固社会主义政治制度，保护国家团结、民族统一。否则，就正中敌对势力的奸计，既给敌对势力帮了忙，又迟滞了我国回归毛泽东路线。
古今中外，每次思想解放运动都必定推动一次社会发展的大跃进。欧洲文艺复兴之后，是资本主义列强崛起；我国百家争鸣之后，是强秦盛汉；道佛争名之后，是强隋盛唐；理学兴起之后，是强明盛清；“新文化运动”之后，是社会主义中国。
……
后面还有几小段，本穷对所谓回归一说完全不乐观，就不贴了。
通宝推：梅轩济,豪哥的江湖,独立寒秋HK,家园 这篇文章好，把改革的来龙去脉都说清楚了。 不过，从先富到共富，这个难度恐怕太大了，历史上也没有先例啊。
家园 老杨没谈税务和银行改革是缺点 这是大事。
那个时代搞经济挺痛苦的，谁都不知道路在何方，全都要去摸石头。
自由化不是空话，大家真的向往！直接全盘西化就好了，不用受这个摸石头过河罪了。
啥都不顺，一堆知青要回城，一堆三线厂在山沟里半死不活。搞工业连电都供不上。我在96年做饮料厂时还要准备发电机！
外国公司都把办公室放在香港。香港人赚钱那个容易啊。进口设备拿五个点的佣金啥事都不用干。说起来都是泪。
通宝推：文化体制,家园 老杨不可能面面俱到，前人也不可能把一切都给后人准备好 毛主席那一代人可以抱怨他们的前人的事儿就更多了
对吧？
请看我上面回老狐狸的：是，毛主席把很多事都办了，比如中学外语教英语就是文革办的
家园 否定之否定是历史的正常前进路线 我们小时候，父母、老师的淳淳教导，都当耳边风过去了。
我记得上学的时候，也不好好做课间操，学校组织的晨跑，也会偷懒，减少跑步的距离。熬夜，等等各种不良生活习惯。
终于，慢性病找上来了，这时候才想到当时的课间操，晨跑，运动，其实都是对你自己负责任。
就如同你年轻身体健康的时候，有人在你耳边，喋喋不休，让你早起运动，不要熬夜，生活规律。简直就是烦死人了。等到你身体垮了，这时候，才会念到这些人，其实都是为了你的好。
中国人也一样，不吃二茬苦，受二茬罪，怎么会理解老毛的远见和洞察力？
通宝推：方天化几,家园 是的，跟你分享一点感想 工业化，工业化需要付代价，不仅有人的代价，还有自然和环境代价，工业化初期大家都需要降低人的代价，也就是尽量给工人付低工资，同时完全不管自然和环境的代价，而且所有工业化国家都需要掠夺，其中包括掠夺中国，因此，欧洲的工业化的代价中有一部分是中国人和中国土地付的，而且是所有工业化国家都掠夺过中国，包括德国、俄国和日本这些工业化的后起之秀
等到中国工业化的时候，殖民地早就瓜分完毕了，因此，中国工业化的代价都需要中国人和中国的自然和环境来付，所以，中国的工业化难免看上去是“工人在九天之上，农民在九地之下”，因为，中国的工业化只能就是农民投资养活工人发展工业嘛
关键是即便是农民投资养活工人发展工业，无论投资多少，中国的工业化也不能保证成功
所以，大家想想毛主席手里的工作是什么吧，就算一切批判毛主席的言辞都是百分之百的事实，五亿或十亿人的工业化，人类的四分之一或五分之一的工业化，而且都是用中国的资源，都别说跟西方抢殖民地的资源了，连自己的国土都不敢说一定能保持和平，二十几年就打下了工业基础或基本上完成工业基础，满打满算才饿死了三千万啊，加上文革破坏的文物，大家可以跟欧洲工业化的代价比一比，看看欧洲工业化的代价是什么，欧洲人也破坏了很多自己的文物，比如两次世界大战等等等等
根本是中国的工业化成功了，想想历史，不用多想，比如不用想鸦片战争，只想想日本侵华就足够了，中国的工业化是只能成功不能失败，否则只能是亡国灭种，因为，中国太落后了，那时已经过了机械化时代进入原子时代了，如果那时不成功，就是信息时代了，所以，什么代价都是值得的
所以，毛主席当年说（大意）牺牲几亿人剩下的几亿人再重建家园的话还真不是开玩笑，因为，只有他知道中国工业化失败的后果，大家都忘了上一次工业化失败的后果了，这次工业化如果失败，后果只会更严重
通宝推：老老狐狸,
家园 昨天刚好在水木图版有人贴出了旧书图片 昨天刚好在水木图版有人贴出了旧书图片，老工人痛斥张春桥王洪文这两个国民党特务和新生资产阶级分子跑到崇明大放厥词，要把崇明建成香港。老工人表示紧跟华主席，坚决批判四人帮，绝不允许这些坏东西把社会主义的上海变回半殖民地的十里洋场。贴出来没多久就被删了。
通宝推：老老狐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