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独学而无友则孤陋而寡闻 -- 林风清逸
家园 小皇帝和昏君都是外干中强，外表是小孩和昏，中是皇权 小皇帝和昏君都是外强中干的反面，是外干中强
没法说小孩外强吧？
也没法说昏君外强吧？
小孩和昏君都外干，对吧？
可是，别人为什么不取而代之呢？
给你举个例子吧，汉献帝，按你的看法绝对是外强中干了，对吧？
那么，曹操是外强中强，对吧？
这是绝大多数人的看法，因此，很多人建议曹操取而代之，曹操说他们要把他放在火上烤
放在火上烤怎么啦？
曹操不是外强中强吗？
曹操外强中强还怕火烤吗？
不是说真金不怕火炼吗？
怕在火上烤，说明不是真金，说明曹操有自知之明，知道自己不是真金，也就是曹操的“中”不够强，虽然在外人看来曹操比汉献帝强太多了，就跟施瓦兹辛格比小孩一样，可是，这个小孩有施瓦兹辛格没有的东西
汉献帝是小孩和昏君，按你的看法绝对是外干中干，对吧？
所以嘛，外强中干不外强中干都是比较而言的
曹操跟汉献帝上拳台比肌肉，或上战场打仗，或上朝廷，等等等等，都是曹操外强中强跟汉献帝外干中干，对吧？
但是，到了皇权位阶，就是曹操外强中干了，曹操的中没有皇权水平的底气，所以才要挟天子以令诸侯
为什么挟天子能令诸侯呢？
是因为曹操外强中强吗？
不是吧？
其实是因为到了皇权位阶，汉献帝就是外干中强，曹操用的不是汉献帝的“外”而是他的“中”，那就是皇权，对吧？
曹操之所以可以挟天子能令诸侯，诸侯之所以听曹操的，不是因为汉献帝的“外”，以为如果不是皇权，随便就可以杀汉献帝的人太多了，恰恰是因为皇权，挟天子能令诸侯才能实行
好好想想“挟天子以令诸侯”其实是什么意思，不要停留在字面上，好不好？
说穿了吧，“挟天子以令诸侯”其实是“挟皇权以令诸侯”，你说呢？
“瘦死的骆驼比马大”和“百足之虫，死而不僵”说的就是这个意思
见仁见智吧，光是复杂的，不是非此即彼，而是有两面性，不是非粒子即波动，皇权也是复杂的，不是非强即弱，也有两面性，皇权有弱的一面，也有强的一面，你能同意这个吗？
最后，你的这句话
人的感觉实际上是比较模糊的统计学现象的反映，有了感觉然后再具体找几个小例子做下验证分析，大体上谬误是不多的。你的这句话应该写成
我的感觉实际上是比较模糊的统计学现象的反映，有了感觉然后再具体找几个小例子做下验证分析，大体上谬误是不多的。你能看出两个写法的区别吗？
家园 外面有强大的外壳，内里却是虚弱的本质，这就是外强中干啊 人的感觉是统计学现象的反映，其模糊的地方在于，没有明确的记录数据，不想社会中的统计工作一样，会有大量的报表存在。
感觉这种东西，有的人认为是一种玄而又玄的东西，有的人为了否定这种玄而又玄的观点，认为是毫无价值的东西，或者轻一点，认为是低价值的东西。这都是对客观存在的现实现象的扭曲认识。前者神秘其事，后者轻贱其事，这都是不对的。
我强调这是我个人的感觉，是说我怎么想到这样的事情的。我也可以换个方法，直接说历史上怎么怎么样，并没有影响。提这件事情，只是因为我想介绍一下我的思考方法，交流一下个人的体会。既然效果不好，反而影响到了问题的讨论本身，我以后会注意避免采取这种方式的。
至于说皇权拥有者在统治集团内部如何如何强大，至于说即便是弱君，相权也不敢取而代之，这两个观点的分别存在这样两个问题：
一，皇权强弱是与相权对比的，所以皇权在其集团内部的强弱没有意义。因为二者不是一个对比范畴。这就好像狮王是否打得过虎王，与狮王是否是狮群最强者无关。这是两个不同范畴的概念，不能对比。
二，皇权即便较弱，相权也不能随时取代，是否说明皇权足够强大、因此不是外强中干呢？
这个问题本身是有极大限制的。
首先，这个问题排除了相权取代皇权的相当一部分历史。比如六卿取代晋公，比如田氏代齐，比如子之代为燕王，比如王莽取代汉室，比如魏文帝取代汉献帝，比如司马氏一族取代曹魏，比如刘裕取代晋恭帝，比如杨坚取代周静帝，比如……所以，即便只看中国历史，我们也可以看出，相权经常能够取代皇权。至于为什么相权不是一旦皇权衰弱就立即取代皇权，那是因为相权要整合整个国家的力量，才能最终取代皇权。这个交替需要一定的过程。
其次，这个问题忽视了一个基本的前置命题。一般来说，人们都是认为皇权是至高无上、极其强大的，对“封建集权”的认识存在过分夸大的现象，特别是对“封建集权的顶峰”之类概念有错误的印象。皇权至高无上、强大无比，这是社会对皇权的基本认识，因此也是讨论的前置命题。这个问题下面再展开说。
第三，皇权与相权是社会分工的产物。我们必须认识到，人是一个群体社会，人类社会拥有的社会生产力水平决定了个人无论如何都不能独立完成、延续和发展社会生产活动，所以必须进行社会合作。而社会合作就意味着必须进行社会分工。这从历史上可以得到验证。比如说，即便是较早的邦国政治时代、贵族政治时代、周代封建政治时代，居于君主地位的人，也不得不将自己的权力让渡给居于从属地位官僚地位的人。皇权与相权是必然分化的，是两种社会岗位，是两种职业。所以，皇权即便衰落，相权也不一定就要立即取代皇权。满足于相权本身，采取架空皇权的办法延续自身权力的事情历史上也不是没有。北朝尔朱荣采取的霸府制度就是一个例子。国外的日本干脆长期采取幕府制度，最终幕府发展成为实际上的君主。西欧封建制时代，曾经在较长一段历史时期实行宫相制度。都是在保留皇权的背景下强化相权。而所有这些虚君实相的制度，在现代的集大成者，其实就是君主立宪制、议会共和制。
中国自秦以后的“后封建政治时代”，生产力水平较之此前更加提高，社会分工越来越鲜明，皇权与相权就更加要保持既分开又合作的态势。
皇帝这种“外强”是一直存在的。
你提到，即便是皇权衰弱的时代，相权也不敢轻易越位夺取皇权，这的确说明皇权具备了一些强大因素。表面上，一般人看来皇权至高无上、强大无比。比如一直到二战结束，日本战败投降，日本人对身为君主的天皇还抱有极大的敬意，依照传统的规矩，不能直面其人，听一听讲话都激动万分。这是一个很典型的例子。我们废除封建君主制、扫除封建残余，时间比日本要早、力度比日本要大，对皇权的强大理解不深，很容易觉得皇帝不过尔尔。这是社会革命的结果。革命一旦成功，人们就会忘记革命的对象，因为他们已经没有了。
所以，皇权的确是具备强大因素的。
同时，皇权又是很虚弱的。封建时代，君主的小范围选拔制度注定了君主在能力上与丞相的差距（这就是为什么我特别强调是封建皇权外强中干，因为近现代的皇权实际上已经集体化了）。政治组织中，决策与执行机关的紧密联系，又导致重心不断向外朝的移动。
一个事物，可以同时既强又弱吗？可以的。这是一个概念理解问题。
单纯地说强和弱，很容易理解。既强又弱，两者同时存在，这就很难理解。举个例子吧。一个三四岁的小朋友，拿着一挺上膛的轻机枪，从武力上说不可谓不强，成年人也会很恐惧，害怕被他随时打死。但是成年人可以找到办法，比较容易地击败小朋友，夺走轻机枪。因为即便是轻机枪，对小朋友来说也太重了。虽然能够操纵，但却不能如臂使指地操纵，甚至不能长时间握持，就像宋仁宗不能长时期批阅公文一样。用抽象的话讲就是，虽然权力很大，但是能力不足以操纵权力。而能力之所以不足以操纵权力，就是因为封建时代的君主选拔制度注定了五里挑一的君主，从统计学的长期、大量的样本来看，总体质量是远远不如百里挑一、千里挑一、万里挑一的丞相的。
君主不过也是一种职位。
当世官制崩溃、转入到任期制雇佣官僚制度的时候，君主制就也应该做相应进化，进入任期制、广泛竞争上岗的体制，才能实现君权与相权的平衡。我认为，中国“自古以来”所存在的最大的政治问题，就是相权已经极大进化，从量变到质变，越过了世官制的门槛（魏晋南北朝的士族算是一次回流，在南北朝结束以后世官制就基本没有重现了），官僚制度接近甚至偶尔达到了近代化现代化国家的水平，但是君主制度却还停留在先秦时代的水平上，仅仅能够进行量变，始终没有出现质变。从这个角度来说，蒙元、满清的入主，在客观上的确有其必然条件。因为他们在统治集团高层存在着较大的民主化空间，导致他们的君主必须在较大范围的竞争中获胜才能脱颖而出。只不过蒙元的君主制度较为混乱，政变太多，不如清朝相对稳定一些。但是清朝的君主制度也迅速脱离了上层民主会议的范畴，进入到较为传统的家天下制度，就也不能脱离以家庭为单位的小范围，最终也就不得不面对君主不得力的问题。
外面有强大的外壳，内里却是虚弱的本质，这不就是外强中干的定义吗？
家园 小孩外面有强大的外壳 
家园 你看，革命粉碎了革命对象以后人们就会完全忘记被革命的东西 这句话真是真理。
家园 这句话真是瞎话，你看不见，因为你睁眼说瞎话 家园 稍安勿躁。小孩做皇帝，至少也有皇权这个外壳。 在封建时代，皇权的神圣性赋予了皇帝本身很强大的外在荣耀。这的的确确是强的部分。但是小孩自己是弱小的，能力不足的，因此不能使用这种荣耀。之前我比喻过，小孩手里有枪，枪是很厉害的，但是小孩不能有效地使用，而会在斗争中被大人夺去。以小孩比喻皇帝，以大人比喻丞相，那么这就是皇权外强中干的典型表现了。
这种强大是外在的，却不是内在的，外表强大，内里弱小，所以这就是外强中干的本意啊。
当然，我知道你的意思是说，小孩做皇帝，不是内部弱小的问题，而是外表上也不强。我想你也知道，之前也有一个观点说，小孩做皇帝，大臣也不敢篡位，这说明皇权还是强大的。
你难道没有发现，这两个观点是矛盾和冲突的吗？
那么如何解释这两个观点的冲突呢？要知道这两个观点均是依据事实的。
你说，这两个观点是不是必须要有一个对的？
但是我觉得，这两个观点，都只是具有一定的正确成分，也都具有谬误的成分。
先说正确的部分。
小孩弱小，小皇帝在执行皇权时必然要带有弱的性质。
小孩虽然弱小，但是小皇帝在皇位上，大臣也不敢贸然废黜，说明皇权确实有强的性质。
这两个观点都有事实支撑，所以都对。
但是现在的问题就在于，强和弱同时具备，不可分割，怎么理解。
我在之前说了，我的理解是：
外面有强大的外壳，内里却是虚弱的本质。
皇权本身的神圣性赋予了他一定的力量，皇权即是内部意义上的主人，这些力量保证了相权不能轻易剥夺皇权，因为相权在国家内部意义上只是被雇佣的仆人。这就是皇权真正强大的地方。只要皇权不失去神圣性，或者说合法性，那么皇权就具备了强大的力量。
但是皇权执行者，这个皇权的内部因素，却将这个强大的堡垒从内部攻破了。
皇帝这个内部因素，不能总是具备对丞相的先进地位。这是封建时代因为选拔范围限制而导致的、皇权在制度上存在的一个先天弱点。
其实说到这里已经很明白了，你我之间的主要分歧，在于我们对内外的定义不同。
于你而言，具体的小皇帝这个个人，他所表现出来的个人能力的强弱，就是你所理解的“外”。那么，按照这样的定义，什么是“内”呢？那就是小皇帝个人的内心世界了。
我讨论的不是个人，而是职务。作为职务，表面上皇权十分风光，是天下至高的一个职务。但是由于任职选拔程序的问题，任职者经常不能适应这个职务。
从本质上说，你我真正的分歧，在于你并不将皇帝这个社会分工看做是一个职务。
这种误解是我语焉不详造成的。现在我具体说一说是怎么回事。
家天下、世袭制，这是皇帝职务的最大特点。如果直接用官制来定义，那么皇帝职务实际上实行的是“世官制”。我们读先秦史的时候经常会遇到“世官制”。贵族凭借出身，世世代代担任固定的官职，出现家族传承。这就是世官制。一般而言，都说这是先秦官制的特点（世官制这个概念，好像我很早以前就在河里提到过）。
在先秦时代，从君主到官僚，大家都是世袭的，这种情况很多见。当然，随着社会的发展，贵族们雇佣的、后代所理解的官僚开始出现。这种新的官僚都是选任的，严格来说，其实是雇佣的。
早期历史上，这种选任的官僚还不算很多。到了春秋战国时代，数量就大大增加。到了秦汉时代，虽然还保留了各种封爵制度，但是官制就逐渐开始转变。这期间唯一的特例大约就是汉初曾经短暂出现的因为世代担任某个官职而以官职命名的情况了。终身制、世袭制干部，可以说汉初还是实行了一段时间的世官制的。但是随着任期制的推行，最终选任官员还是开始采用流官制度了。
但是在整个国家体系中，只有一个职务还是世袭的，从来没有改变过。那就是皇帝。
也就是说，当整个官僚体系都转变成为选拔形式以后，作为整个官僚体系的顶尖管理者，皇帝是唯一的例外。
这就好像在拳击擂台赛上，所有的选手都是逐级打上来的，唯独擂主是世袭的。
想想吧，除了第一个亲自打上来的擂主，后来凭借血统而“世袭”上来的擂主，无论穿得多么光鲜，训练多么刻苦，上去和“第二名”打，被打死的可能是要远远高于他打死别人的可能的。
除非整个擂台赛是他举办的，第二名一定要主动去输，甚至帮助他打倒其他参赛者。
然后第二名宣布自己输给了无比高贵的擂主，擂主的威名传遍世界，人人都知道擂主很强。
可是这样一个擂主，断然是外强中干的。
皇帝和丞相的关系自然不是这么简单的擂主的问题。我不过是在说明世官制在选任制时代是多么脆弱。
在制度上，皇权有强大的外表；同样也是在制度上，皇权有虚弱的内核。
这就是外强中干。
但是，在中国，皇权早已被革命粉碎，甚至连封建残余也遭到了无情的扫荡，连贵族都没有了。现在中国仅仅是出现了由于竞争难度越来越高、底层上升越来越困难的局面，就令人产生了高度警觉，质问是不是阶级固化了。我们如果不是专门去想这件事，就很难理解皇权所拥有的包括神圣性在内的诸多强大因素了（神圣性只是其中一个因素）。很容易忘记，小皇帝虽然小弱，皇权的一些强大因素还是会作用在他的身上的。所以我会说，革命粉碎了革命对象以后，人们就会完全忘记被革命的东西。
我没有说瞎话啊，所以我觉得你说的不妥当。
家园 从《萧相国世家》来看，集思广益这种事情，一定要多做 《史记·卷五十三·萧相国世家第二十三》里面记载了几个门客建议纠正大事的例子，我想这不是无心之举：
第一次：
汉三年，鲍生谏萧何。
汉三年，汉王与项羽相距京索之间，上数使使劳苦丞相。鲍生谓丞相曰：“王暴衣露盖，数使使劳苦君者，有疑君心也。为君计，莫若遣君子孙昆弟能胜兵者悉诣军所，上必益信君。”於是何从其计，汉王大说。第二次：
汉十一年，召平谏萧何。
汉十一年，陈豨反，高祖自将，至邯郸。未罢，淮阴侯谋反关中，吕后用萧何计，诛淮阴侯，语在淮阴事中。上已闻淮阴侯诛，使使拜丞相何为相国，益封五千户，令卒五百人一都尉为相国卫。诸君皆贺，召平独吊。召平者，故秦东陵侯。秦破，为布衣，贫，种瓜於长安城东，瓜美，故世俗谓之“东陵瓜”，从召平以为名也。召平谓相国曰：“祸自此始矣。上暴露於外而君守於中，非被矢石之事而益君封置卫者，以今者淮阴侯新反於中，疑君心矣。夫置卫卫君，非以宠君也。原君让封勿受，悉以家私财佐军，则上心说。”相国从其计，高帝乃大喜。第三次：
汉十二年，客谏萧何。
汉十二年秋，黥布反，上自将击之，数使使问相国何为。相国为上在军，乃拊循勉力百姓，悉以所有佐军，如陈豨时。客有说相国曰：“君灭族不久矣。夫君位为相国，功第一，可复加哉？然君初入关中，得百姓心，十馀年矣，皆附君，常复孳孳得民和。上所为数问君者，畏君倾动关中。今君胡不多买田地，贱贳贷以自汙？上心乃安。”於是相国从其计，上乃大说。上罢布军归，民道遮行上书，言相国贱彊买民田宅数千万。上至，相国谒。上笑曰：“夫相国乃利民！”民所上书皆以与相国，曰：“君自谢民。”第四次：
王卫尉谏刘邦。
相国因为民请曰：“长安地狭，上林中多空地，弃，原令民得入田，毋收?为禽兽食。”上大怒曰：“相国多受贾人财物，乃为请吾苑！”乃下相国廷尉，械系之。数日，王卫尉侍，前问曰：“相国何大罪，陛下系之暴也？”上曰：“吾闻李斯相秦皇帝，有善归主，有恶自与。今相国多受贾竖金而为民请吾苑，以自媚於民，故系治之。”王卫尉曰：“夫职事苟有便於民而请之，真宰相事，陛下柰何乃疑相国受贾人钱乎！且陛下距楚数岁，陈豨、黥布反，陛下自将而往，当是时，相国守关中，摇足则关以西非陛下有也。相国不以此时为利，今乃利贾人之金乎？且秦以不闻其过亡天下，李斯之分过，又何足法哉。陛下何疑宰相之浅也。”高帝不怿。是日，使使持节赦出相国。相国年老，素恭谨，入，徒跣谢。高帝曰：“相国休矣！相国为民请苑，吾不许，我不过为桀纣主，而相国为贤相。吾故系相国，欲令百姓闻吾过也。”这四次，三次是别人向萧何进谏，一次是别人向刘邦进谏。一个萧相国世家，总共没多长，没写多少事，进谏的事就写了四次。
这四次事件，也同时展现了什么是“沛公素宽大长者”。
我们都说萧何如何忠诚，但是即便是对于这样一个人，刘邦也会怀疑，也会疑心，也会采取措施去探查，而不是说就撤掉一切手段。比如说“上数使使劳苦丞相”。这其实就是侦查手段，但是不明说。怀疑归怀疑，刘邦依然采取了很委婉的手法。这是刘邦手法老到的地方。刘邦这个宽厚长者，宽厚与长者，两点就同时体现在这一点上。不会幼稚到采取一概全信、放纵不管的态度，这是长者；怀疑归怀疑，试探的时候依然讲究技巧，这是宽厚的地方。
能够起疑心，这很正常。不会起疑心、盲目信任，这才不对。盲目信任也不利于督促工作。
分寸把握是件很困难的事情。后来刘邦将萧何丢进监狱，也是很不妥当的事情。幸亏有人进谏。
所以看起来，刘邦的宽厚长者，本身也有一点虚。
倒也是，一个人太宽厚了，根本带不了队伍。
集思广益，由此可见。
通宝推：三笑,ton,家园 我觉得史记列传第一，对君臣关系的理解准确而透彻。 2000年里无人超越。是站在山顶上看的。
史记列传的主人公，极少有善终的，悲剧的根源无不是君臣关系。
例外的，如林兄所列之萧何，还有一个卫青，也是如履薄冰而善终，心情之压抑有太史公传神之笔刻画。
有时专看列传，不易梳理太史公的悲之所在，但回头看列传第一，才略有所悟。
列传第一确实为列传之提纲挈领。
我对太史公的理解，就是家天下制度。在此制度下，所有臣子都只是维护此制度的棋子，不论其初心是良臣还是忠吏。只要与家天下制度有一丝的背离，下场只能是悲剧。而做为帝王无论有德无德，有情无情，所做的决策也只能以家天下为根本。
为臣者不是看不到此点，但很多人不信命，以为可以以自己的能力跳出宿命，比如晁错，他老父亲都看的清清楚楚”刘氏安，晁氏危“，他怎能不明白？可还是要走不归路，我觉得还是文人的脾性”不认命“。
回头看景帝，
晁错已死，谒者仆射邓公为校尉，击吴楚军为将。还，上书言军事，谒见上。上问曰：“道军所来，闻晁错死，吴楚罢不？”邓公曰：“吴王为反数十年矣，发怒削地，以诛错为名，其意非在错也。且臣恐天下之士噤口，不敢复言也！”上曰：“何哉？”邓公曰：“夫晁错患诸侯强大不可制，故请削地以尊京师，万世之利也。计划始行，卒受大戮，内杜忠臣之口，外为诸侯报仇，臣窃为陛下不取也。”于是景帝默然良久，曰：“公言善，吾亦恨之。“吾亦恨之”，不是重点，我感叹的是”于是景帝默然良久“。传神之笔。对于老师，景帝不是无情之人，然而又能如何呢？
通宝推：明心灵竹,林风清逸,ton,秦波仁者,家园 景帝刻薄寡恩，但晁错也有取死之道 景帝的确刻薄寡恩，当袁盎建议杀晁错议和时，居然说“顾诚何如，吾不爱一人谢天下。”
不过，晁错也有取死之道。当七国兵马逼近，他居然建议景帝亲征而自己在后方留守。更要命的是他甚至建议向吴国割地求和。（“兵数百万，独属群臣，不可信，陛下不如自出临兵，使错居守。徐、僮之旁吴所未下者可以予吴。”）哪有让皇帝出征而自己缩在后面的。刘邦亲征，萧何留守也不是萧何自己建议的。而后面让皇帝和吴国割地求和更是莫明其妙。盖力主强力削藩是他，真打起来了立马变软蛋的也是他。如此出尔反尔，皇帝怎么会放心让他在后面留守？
君臣能否始终主要是个互信的问题。皇帝人人想做。对于臣子，皇帝永远是不放心的。所以在制度上皇帝必须保证自己独大。实在必须把大量权力交托给某个大臣时就不得不对其提防。秦始皇将全国的主力交给王翦去灭楚。汉武帝将全国的主力交给卫青去打匈奴。对于人主来说都是属于太阿倒持，怎能不战战兢兢，神经过敏。而作为臣子如果不想取而代之，又不想被干掉的话，就必须取得皇帝的信任。
所谓贪腐，所谓自污并不是真的说这些措施能够防止夺权。而是执掌国柄的臣子在向皇帝表明一个不想夺权忠于皇帝的政治态度。而皇帝其实也就是想看到这个态度罢了。举个简单的例子，如果你原来的部下突然升职了，你是不是会看他对你是否还和往常一样对你尊敬？如果那人得意洋洋，对你不太恭敬了，你是不是会“看穿”他的人品，并据此预测其动向？
君臣之道无非如此而已。
家园 关于劾奏晁错的罪名个人认为有值得商榷之处 “兵数百万，独属群臣，不可信，陛下不如自出临兵，使错居守。徐、僮之旁吴所未下者可以予吴。”这段话出自劾奏晁错的奏章，所谓欲加之罪何患无辞，未必没有指鹿为马断章取义之处。
一、关于建议景帝亲征。这个在西汉是有先例的，汉高祖多次征伐诸侯，都是亲征：
五年十月，燕王臧荼反，攻下代地。高祖自将击之
其秋，利几反，高祖自将兵击之
六年十二月，人有上变事告楚王信谋反，上问左右，左右争欲击之。用陈平计，乃伪游云梦，会诸侯于陈，楚王信迎，即因执之。
七年，匈奴攻韩王信马邑，信因与谋反太原。白土曼丘臣、王黄立故赵将赵利为王以反，高祖自往击之
八年，高祖东击韩王信余反寇于东垣。
十年八月，赵相国陈豨反代地。。。。九月，上自东往击之。
十一年秋七月，淮南王黥布反，东并荆王刘贾地，北渡淮，楚王交走入薛。高祖自往击之。
晁错的建议无非依祖宗成例，并不是什么大逆不道。帝王不放心将帅统重兵于外也是实实在在的问题，前后例证不绝，并非晁错挑拨君臣关系。也就是建议自己留守，有点不把自己当外人的意思。但从个人角度看，所谓内举不避亲，有古贤士之风；从大局角度看，晁错是削藩最为坚定的支持者，和诸侯王的矛盾最为尖锐不可调合，如果景帝真要亲征，晁错留守无疑是最合适的，留其他人说不定见势不对转手就和诸侯王做生意把景帝卖了。
二、所谓“徐、僮之旁吴所未下者可以予吴。”这段话莫名其妙，前因后果皆无，很明显是断章取义的话。如果说是晁错建议割地求和，那么同时既建议景帝亲征，又建议割地求和，难道是神经分裂？而且如果是晁错建议割地求和，那么劾奏里完全可以在前或后加上一句说清楚，不用搞得这么无头无脑的。
另外从晁错的态度来看，看不到有投降主义的态度。晁错袁盎之事，要参看吴王濞列传：
吴楚反书闻，兵未发，窦婴未行，言故吴相袁盎。盎时家居，诏召入见。上方与晁错调兵笇军食，上问袁盎曰：“君尝为吴相，知吴臣田禄伯为人乎？今吴楚反，於公何如？”对曰：“不足忧也，今破矣。”上曰：“吴王即山铸钱，煮海水为盐，诱天下豪桀，白头举事。若此，其计不百全，岂发乎？何以言其无能为也？”袁盎对曰：“吴有铜盐利则有之，安得豪桀而诱之！诚令吴得豪桀，亦且辅王为义，不反矣。吴所诱皆无赖子弟，亡命铸钱奸人，故相率以反。”晁错曰：“袁盎策之善。”上问曰：“计安出？”盎对曰：“原屏左右。”上屏人，独错在。盎曰：“臣所言，人臣不得知也。”乃屏错。错趋避东厢，恨甚。上卒问盎，盎对曰：“吴楚相遗书，曰‘高帝王子弟各有分地，今贼臣晁错擅适过诸侯，削夺之地’ 。故以反为名，西共诛晁错，复故地而罢。方今计独斩晁错，发使赦吴楚七国，复其故削地，则兵可无血刃而俱罢。”於是上嘿然良久，曰：“顾诚何如，吾不爱一人以谢天下。”盎曰：“臣愚计无出此，原上孰计之。”乃拜盎为太常，吴王弟子德侯为宗正。盎装治行。後十馀日，上使中尉召错，绐载行东市。错衣朝衣斩东市。则遣袁盎奉宗庙，宗正辅亲戚，使告吴如盎策。
从上面这段可以看出两点，第一，景帝问策于袁盎，当时晁错也在，袁盎的意见是：“不足忧也，今破矣。”并说了原因，晁错赞同：“袁盎策之善。”晁错完全是主战和积极乐观的态度，看不出有割地求和的样子。第二，袁盎让景帝屏退左右包括晁错后，才说出自己的真实想法，这才是地地道道的割地求和：”方今计独斩晁错，发使赦吴楚七国，复其故削地，则兵可无血刃而俱罢。“
那么“徐、僮之旁吴所未下者可以予吴。”这段话如果不是造谣，也不是建议割地求和，晁错这么说的用意何在呢？再看一段：
条侯将乘六乘传，会兵荥阳。至雒阳，见剧孟，喜曰：“七国反，吾乘传至此，不自意全。又以为诸侯已得剧孟，剧孟今无动。吾据荥阳，以东无足忧者。”至淮阳，问父绛侯故客邓都尉曰：“策安出？”客曰：“吴兵锐甚，难与争锋。楚兵轻，不能久。方今为将军计，莫若引兵东北壁昌邑，以梁委吴，吴必尽锐攻之。将军深沟高垒，使轻兵绝淮泗口，塞吴饟道。彼吴梁相敝而粮食竭，乃以全彊制其罢极，破吴必矣。”条侯曰：“善。”从其策，遂坚壁昌邑南，轻兵绝吴饟道。
周亚夫出击七国（吴国为主），使用的策略是避其锋锐，先让出一些地盘让吴梁相持（以梁委吴），延长并打击其补给线，消耗削弱之，最后一举击破。所谓”英雄所见略同“，晁错如果向景帝提出了类似的谋略，是有这个可能性的。而在问罪晁错时这个谋略中的一部分被截头截尾拿出来当罪名，所以看起来完全莫名其妙。
（PS：如果击败七国之前景帝发了神经要拿周亚夫问罪，那这个”以梁委吴“也是完全可以当成罪名的。）
家园 晁错之死是形势发展的必然结果。 当时形势，7国之乱，以吴最坚决，其他几国多多少少，由于各种原因，并不坚决，起兵之前如此，起兵之后，也有犹豫不定，徘徊观望的，
而7国之外，首鼠两端，看风转向的，又不知会有多少。
做为起因的削番，并非只针对吴，而是针对所有诸侯国，有先有后，有缓有急，重点不同而已。
在这种情势下，如果决策鲁莽，仅凭感情冲动，还要强调坚决削番，恐怕就不是7国之乱，而是N国之乱了。
上兵伐谋，其次伐交，把敌人搞的少少的，才是当务之急。
议和的做法，决不仅是对吴退让，更多的是动摇其他各国的决心。
以此为出发点，晁错之死已是必然。
家园 伐谋伐交就是把自己最坚定的支持者杀掉？ 主席说过一句话：以斗争求团结则团结存，以退让求团结则团结亡。
即使景帝真有以退让求团结的意思，那也是等而下之。更何况从史书来看，景帝杀晁错不是出于什么谋略，纯粹就是无底线的妥协。
看看景帝采纳袁盎的方案：”方今计独斩晁错，发使赦吴楚七国，复其故削地，则兵可无血刃而俱罢。“在七国的威逼下完全无条件向七国退让，杀掉晁错，放弃削地，所求的不过是七国罢兵而已，对叛乱者没有要求任何处罚，甚至连个声讨都没有。朝廷、天子的威信何在？如果七国真的罢兵了，那以后怎么办？还要不要削藩？以后诸侯王对中央有什么不满，是不是一起兵就可以得到满足？
你所谓的担心坚持削藩逼反更多诸侯王完全是枳人忧天。诸侯王又不是铁板一块，有和中央亲近的，有和中央疏远的，诸侯王之间也有亲疏甚至仇隙，诸侯王各个性格也不同，一个削藩就把所有诸侯王逼到一起合作无间，那是架空小说才会出现的场景。比如梁王刘武，你觉得他会去投吴王？甚至他去投吴王，吴王敢不敢收？
另外，你说景帝放弃削藩可能会动摇一些诸侯王造反的决心，那么你有没有想过景帝无底线的软弱妥协可能会招致一些诸侯王更大的野心呢？
还是那句话，景帝杀晁错就是胆子小加上看不清形势而已，无论从出发点还是结果来看，这都是一个错误的决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