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谈谈文化大革命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基础（转发） -- Ryansh
家园 谈谈文化大革命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基础（转发） 第一部分 为什么社会主义社会会产生复辟资本主义的土壤
列宁说建设没有资本家的资产阶级国家，为了保障资产阶级法权。我们自己就是建设了这样一个国家，跟旧社会差不多，分等级，有八级工资，按劳分配，等价交换，要拿钱买米、买煤、买油、买菜。八级工资，不管你人多人少。——
毛泽东毛的这段话非常简单和口语化，但是要从理论上来准确理解，则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这段话从当时到现在，最令人感到困惑的核心点其实在于“跟旧社会差不多”几个字。我们下面从各个方面来对这段话进行解读。
1、商品生产和价值规律的继续存在
我们知道，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是从商品这个资本主义社会最基本的元素出发，通过各个环节的逐次上升，推导出了整个资本主义世界体系大厦的面貌和规律。原因就在于商品这一最基本的元素中已经包含的各种内在关系，将必然发
展为整个社会的生产关系和交往关系。因此，了解一个社会的生产方式，对了解一个社会的全部至关重要。
20 世纪意义上的社会主义社会，其与资本主义社会相比，最大的区别在于所有制形式变更了，从资本主义私有制变更为了社会主义公有制。但是，社会生产的形式仍然是商品生产，而不是产品生产。这也是其被称为“共产主义第一阶段”的原因。既然是商品生产，那么商品、货币、交换和价值规律就仍然存在并起作用，只不过在社会主义统一计划下受到一定的限制。然而，正如我们刚才谈到的，只是在商品这个最基本的元素中，在它所体现的劳动二重性和使用价值与
交换价值的矛盾中，其实就已经内在地包含了发展出整个资本主义体系的可能性。
只要商品生产按照自己的逻辑正常发展下去，它就必然会为自己复制出整个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和上层建筑。因此，社会主义社会将始终包含两种可能的前途：
一是逐步消灭生产中商品经济因素，即资本主义因素，前进到共产主义，二是让生产方式中的资本主义因素按照自己的逻辑发展起来，从而倒退到资本主义社会。
在社会主义社会中，公有制体现为两种，全民所有制和劳动群众集体所有制。全民所有制主要地集中在工业领域，当然也包含一部分国有农场，劳动群众集体所有制形式主要集中在农业领域，当然也包括一部分城乡居民的集体企业。因此，社会经济循环主要地就表现为工业和农业的循环。由于仍然是商品生产，所以产品仍然需要出卖以积累利润，工业品需要销售到农村，获得扩大再生产的资金，农产品则由国家向公社统一收购，实行统购统销的政策，以稳定市场，保障城市商品粮供给，同时有计划地获取各种工业原料。而劳动者仍然需要通过以向社会提供劳动的方式获得报酬，然后到市场上换取自己生活所需要的物品。这些都是在继续贯彻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中的等价交换、价值规律和流通原则。
农村中的集体所有制，并不是国有制，它在经济上是作为一个与国家进行交易的集体经济单位，它的产品，国家除了公粮外，不能无代价取得，必须要花钱买。它的成员的生活也不依赖于国家的供给，而是必须做到自我供给。我们知道，
农民与工人不一样，它是一个集合概念，里面包含了富农、中农、贫农、雇农，各种农民的思想和利益诉求是极其不同的，因此不能把农民作为一个笼统的概念来看待。农村中无地或有极少土地，同时也几乎没有生产资料的贫雇农，大致相当于农村中的无产阶级，但是农村中的自耕农，主要是中农，则属于小资产阶级的地位。所谓小资产阶级，就是既不剥削他人，也不受他人剥削的个体劳动者的统称。而富农则相当于农村中的资产阶级了。在建国以前，虽然农村中的土地兼并有愈演愈烈的趋势，但是各地的情况极不相同，在中国的很多地区，仍然是以自耕农占优势，全国总的来说，是一片小生产者的汪洋大海。经过土地改革，更是在实际上使全体农民都成为了拥有土地和生产资料的“小资产阶级”。
建国后，我国的工业化才刚刚起步，而农村中虽然进行了集体化改造，但合作社实际上从法律上来说，就是各家将自己的土地和生产资料拿出来合作经营，每户甚至仍有退社的自由。人民公社在经过调整后，仍然实行“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的核算模式，所谓三级即是公社、生产大队、生产队。基本核算单位仍然是放在生产队一级，也就是说，在公社和生产大队通过大大发展自己的社属、队属产业，从而吸引农民自愿将核算单位提高到大队、公社一级，然后又从公社走
向全民所有制以前，中国广大农民的小生产者的自发倾向，或者说小资产阶级的倾向将长期存在着。小资产阶级的必然愿望，就是通过将自己的产品商品化，通过各种手段从市场赚取足够的利润，从而上升到资产阶级的地位。因此，这就是列宁为什么说“小生产无时无刻不在产生着资本主义”，以及毛泽东为什么说“严重的问题是教育农民”的主要原因所在。
基于以上原因，毛泽东坚决地反对在农村实行商品化、市场化，以及搞包产到户，鼓励农民的小生产自发倾向。1965 年毛泽东在重上井冈山时，就对湖南省委书记张平化谈到，“我为什么把包产到户看得那么严重，中国是个农业大国，农村所有制的基础如果一变，我国以集体经济为服务对象的工业基础就会动摇，工业品卖给谁嘛！工业公有制有一天也会变。两极分化快得很，帝国主义从存在的第一天起，就对中国这个大市场弱肉强食，今天他们在各个领域更是有优势，内外一夹攻，到时候我们共产党怎么保护老百姓的利益，保护工人、农民的利益？”
实际上，毛泽东反对包产到户，至少包括以下几个方面的原因：
首先，农民作为小生产者，虽然都想上升到资产阶级的地位，但事实上是做不到的。一旦实行单干，只能迅速产生两极分化的后果，一开始是家中劳力和生产资料较多的占优势并迅速富裕起来，很快就会经营其他产业，农村中的集体产
业，将被一小撮在农村基层政权中的领导干部及其亲属所吞并。在商品化大潮的席卷之下，将增加许多中间盘剥势力，由于缺乏规模和技术，单纯经营农业的利润也会越来越低，大量剩余劳动力涌入城市打工，最终传统农业生产将一步步被资本主义农业所完全取代，农民会分化为农业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即毛泽东所说的：“单干势必引起两极分化。两年都不要，一年多就会出现阶级分化。其中有的还是共产党的支部书记，贪污多占，讨小老婆，放高利贷买地；另一方面是贪困农民破产，其中有四属户（指军、烈、工、干四属———笔者注）、五保户，这恰恰是我们的社会基础，是我们的依靠。”“现在农村中存在的是富农的资本主义所有制和像汪洋大海一样的个体农民所有制。大家已经看见，在最近几年中间，农村中的资本主义自发势力一天一天地在发展，新富农已经到处出现，许多富裕中农力求把自己变为富农。许多贫农，则因为生产资料不足，仍然处于贫困地位，有些人欠了债，有些人出卖土地，或者出租土地。这种情况如果让它发展下去，农村中向两极分化的现象必然一天一天地严重起来。”
其次，不利于农业生产的规模化、机械化大方向。单干后个体农民买不起较大型的农业机械，原来社队已经有的农机，大部分也因无人维护管理而弃置。因为农业机械化并不单单是一个机器的问题，它涉及到整个配套的农机修造维护体系。因此，在文革期间，我国农村大量地区，根据公社的三级体制，形成了三级农机修造网，以保证农业机械化能够稳步推进。一九七五年和一九六五年相比，主要农机产品产量分别增长六至十一倍，为保证我国农业连年丰收起了重要作用。一九七五年和一九六五年相比，各地工业部门为农业提供的拖拉机、手扶拖拉机、排灌机械、拖拉机和内燃机配件等主要农机产品的产量，分别增长了六倍至十一倍。一九七五年的化肥产量，超过了文化大革命前十七年化肥产量的总和；农药、农业用电量、水泥、塑料薄膜、机引农具等，也大幅度地增长。各种专业农机制造厂就有一千六百多个，可以生产包括大型拖拉机、联合收割机、大型农用水泵等一千三百多种产品。全国二十九个省、市、自治区中，已有二十七个建立了大中型的化肥厂。小钢铁厂、小机械厂、小煤矿、小化肥厂、小水泥厂、小水电站等，遍及全国各地，正在逐步成为一个强大的工业支援农业网。1975 年全国农业
学大寨会议根据广西壮族自治区,上海市郊区、河南新乡地区、山东烟台地区、河北遵化县、江苏常州市、湖北新洲县、黑龙江双城县农机修造厂等地大办农业机械化的经验，再次重申了 1980 年即实现农业机械化的目标。而公社的解体则造成了我国农业机械化水平的大倒退。以西部地区的甘肃省为例，文革期间在国家的扶持下，大中型耕作机械大量增殖，同时，小型多样化的农机数量快速增长，农副产品加工机械作业范围扩大，农副产品加工机械和农用灌溉机械进一步发展。1978 年底，甘肃省拥有农业机械总动力 31.61 亿瓦、机耕面积 93.51 万 hmZ，机播面积 15.99 万 hm，机收面积 3.22 万 hm。1979 年后随着甘肃省农村实行联产
承包责任制，包产到户，生产队合作化解体，农户分散经营，生产规模变小，因农机作业成本较高，加之国家取消了扶持农业机械化发展的一系列优惠政策。这使得原有的农机具失去了使用价值，农田作业又变为主要依靠人力和畜力。（见《中国农业全书总编辑委员会.中国农业全书·甘肃卷[M]》）
第三，毛泽东有多年农村生活的经验，他深知个体农民在当时的条件下很难抵御各种自然灾害的威胁和破坏，无论是水灾、旱灾、蝗灾、风灾，以及各种传染病很多时候发生一次就足以让农村一个中等之家破产，只有走集体化的道路，依靠集体的力量，才能够战胜中国频繁发生的各种自然灾害，以及动员广大群众开展防治消灭各种传染性、流行性疾病的运动。在农闲时，社队又可以将农民组织起来大力兴修水利设施，中国至今绝大多数起作用的农村水利设施，都是在大跃进至文革期间修建的，依靠的就是农民集体的力量，如果全部由国家来投资修建，耗资是不可想象的。兴修农田水利，可以扩大灌溉面积，可以控制水患，最终做到结束看天吃饭，旱涝保收，好处无穷。在公社解体，分田单干以后，在很长一段时间，我国农村的大量农田水利设施荒废，一些流行疾病重新抬头，水灾等各种自然灾害又开始造成巨大破坏。
第四，建国后我国在工业领域发展了大量的装备制造业，如果因为单干，失去了农村这个广阔的市场，也将导致我国的工业化和重工业技术积累的进程受到严重影响。本身由于商品经济的作用，国有企业仍然需要通过出售产品获取利润，
就已经导致很大一部分工厂的经营方针出现与国家计划的不协调，忘记社会主义的协作关系，倾向于以利润为导向的生产，更愿意什么来钱去生产什么。同时在工厂内也搞金钱挂帅，实行物质刺激，如果我国工农业之间有计划的经济循环被打破，那么工业领域内的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也必然会迅速发展起来。整个国家的社会主义经济基础就会严重动摇。
但是当时中央的主要领导，对上述问题都不以为然，他们认为，包产到户就能调动农民的积极性，让农民吃饱饭，先解决眼前的吃饭问题就行，至于其他问题，以后还可以再调整，就像邓小平说的，“以后还可以再改回来嘛”。由于 60-
62 年我国出现严重困难，在整个中央的巨大压力下，毛泽东也不得不同意和默许在安徽搞了一场包产到户的实验。这一实验的结果是，全面实行“责任田”的安徽省，在实验的两年内，粮食产量增长率都不如全国其他地区的平均水平，从
而证明在当时的条件下“责任田”不如人民公社有利于农业增产。安徽省实行“责任田”实验的 1961 年(责任田制度覆盖其秋收和秋种，影响当年秋粮产量)，安徽省农业产量下降 6.8%，而全国下降 5.1%。实行“责任田”实验的 1962 年(这年的夏粮、秋粮全部生产周期都覆盖在责任田实验期间)，安徽省粮食产量增加 6.6%，而全国粮食产量增长 13.1%，增长率是安徽省的两倍。1963 年(责任田影响这年夏粮的播种和一大半生长周期)，安徽省粮食产量增加 4.0%，而全国粮食产量增长 10.1%，全国的增长率是安徽的 2.5 倍。这三年的数据足以表明，“责任田”对农业增产的作用比不上其他地区实行的以“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的人民公社制度。
在安徽省停止了“责任田”实验之后，安徽省的粮食产量增长率反而迅速提高，甚至高于全国的增长率。1964 年和 1965 年，安徽省已经完全停止了“责任田”的实验，这两年安徽省粮食产量增长率分别为 16.4%和 19.0%，远远高于全国的 10.3%和 3.7%，1970 年和 1965 年相比，安徽粮食产量增加 30.7%，也高于全国 23.4%的水平。（见江宇：《一场失败的实验--安徽 1962 年包产到户的前因后果》）
这样的结果，包括全国范围内从 1963 年开始，农业生产的全面好转和持续十余年的丰收，一方面导致毛泽东更加坚信农村集体化道路的正确性，另一方面也造成他对中央支持包产到户的领导人的严重怀疑和不信任，认为他们在困难面
前，顶不住压力，对社会主义丧失信心，继而与各个方面两条道路的斗争联系起来，认为他们是党内复辟资本主义的严重力量。即他所说的，“现在有一部分农民闹单干，究竟有多少？从全国来说，你们估计一下，是百分之几，还是百分之
十几，还是百分之二十？不是从个别地方来说。个别地方，比如安徽，那就多了。
现在这个时期，这个问题比较突出。是搞社会主义，还是搞资本主义？是搞分田到户、包产到户，还是集体化？农业合作化还要不要？主要就是这样一个问题。”
最后，从国际上来讲，虽然在二战以后产生了一个社会主义阵营，并有了社会主义阵营内部的经济流通，但从整个世界范围来说，社会主义仍然是被资本主义包围的孤岛。只要在国家层面与外国做生意并产生经贸往来，其实质上就是把
国家作为一个公司参与到资本主义的世界市场中，遵循着商品经济的逻辑。而这些与外部的经济往来所产生的种种关系和需求，又必然会影响到社会主义国家内部的生产方针和经济政策方向，使得商品生产和价值规律的逻辑从各个层面渗入到社会主义的生产肌体中，并从而渗入到社会主义国家决策者的大脑中。而这同样是无法避免的。
通宝推：钢铁飓风,diorited,流浪行者,家园 第三部分 文革的理论误区 无论文革在理论上为我们提供了多少卓越的洞见，也无论在实践上积累了多少丰富而宝贵的经验财富，归根结底从它最终所要达到的目标，即防止修正主义、资本主义复辟这一点上来看，文革是完全彻底地失败了。因此，文革在其理论上的误区是不能不加以考察和研究的一个重大课题。对此笔者仅仅只有一些很初步的想法，甚至只提出一些疑问，目的是希望能够引起读者进一步的讨论和思考。
首先我们需要谈一下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时期问题。马克思在《哥达纲领批判》中说，“在资本主义社会和共产主义社会之间，有一个从前者变为后者的革命转变时期。同这个时期相适应的也有一个政治上的过渡时期，这个时期的国家只能是无产阶级的革命专政。”从这里引出了共运史上的一大理论争议，即马克思这里所说的“共产主义社会”，究竟是共产主义的第一阶段即后来所说的社会主义阶段，还是共产主义的高级阶段？如果我们再看马克思在同一文本中的另一段话：“我们这里所说的是这样的共产主义社会，它不是在它自身的基础上已经发展了的，恰好相反，是刚刚从资本主义社会中产生出来的，因此它在各方面，在经济、道德和精神方面都还带着脱胎出来的那个旧社会的痕迹。”从这段来看，这里的共产主义社会似乎应该指的是共产主义的第一阶段，而且所谓“革命转变时期”、“过渡时期”从通常字面含义来理解，也应该不太可能指的是一个长期的历史阶段，那么“无产阶级的革命专政”所对应的历史时期，就理当是指推翻资本主义制度到社会主义制度全面建立并巩固，对生产资料所有制的改造完成的时期。
可是列宁在《国家与革命》中却似乎提出了另一种解读，并且成为之后社会主义实践中“无产阶级专政理论”的主流。列宁说，“一个阶级专政，不仅一般阶级社会需要，不仅推翻资产阶级的无产阶级需要，而且，从资本主义过渡到“无阶级社会”、过渡到共产主义的整个历史都需要，……从资本主义过渡到共产主义，当然不能不产生多种多样的政治形式，但本质必然是一个，就是无产阶级专 政。”这里的“无阶级社会”，当然指的是共产主义的高级阶段，或者说国家彻底消亡的阶段。列宁显然认为，只要国家存在，国家就仍然是阶级专政的国家，那么显然社会主义的国家必然是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后来中国所认同和坚持的，也正是这样一种观点。
笔者认为，这样的看似两种不同的解释，其实都是正确的，其中产生的差异，实际上在于列宁主义理论的特殊背景——为落后国家的无产阶级革命提供方案。
毛泽东曾反复强调在三大改造完成以后，中国的社会主义只是初步建立，但尚未建成。然而在马克思所设想的西方发达国家的无产阶级革命中，后来列宁主义语境下的“社会主义阶段”甚至都并没有作为一个真正独立的阶段而存在，因为那个时期的国家，在马克思看来，已经不再是原来意义上的真正国家了。
这里的原因在于，马克思所设想的英法美等国家的商品经济和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在无产阶级革命到来时已经高度发达，体现在农村中，就是小农经济、小生产者已经被资本主义消灭的差不多了，农业生产领域的生产关系，基本体现为农业资本家和农业工人的关系。例如现在作为头号资本主义强国的美国正是如此。
其次随着城市化的完成，农业人口所占的比例也极少，这些因素造成无产阶级在取得政权后不用花很长的时间去改变农村小生产者汪洋大海的局面，无产阶级只要在剥夺资产阶级后就能够迅速将全社会的生产资料集中在自己手中。而这些国家原本在资本主义世界市场上也占据着统治地位，不用屈从于外在经济关系的压迫，无产阶级的阶级意识也相对更为成熟。因此，在共产主义的第一阶段，虽然还带有很多旧社会的痕迹，还有资产阶级法权的存在，但是在这些国家内部阶级斗争的严重性是远不如落后国家的。“革命转变时期”所建立的无产阶级专政，固然还会随着国家的存在而继续在某种程度上存在，但肯定是逐渐消亡的，正如列宁所说的，“在这个革命以后，自行消亡的是无产阶级的国家或半国家”；“无产阶级所需要的只是逐渐消亡的国家”。因此，在国家的各项职能逐渐消亡后，
可能由于世界革命的任务继续存在，国家制度中最后消亡的就只是对外职能。而在像中俄这样的落后国家中呢？由于小资产阶级、小生产的广泛存在，由于无产阶级的弱小和不成熟，由于社会生产力的极端落后，社会主义只是刚刚建立，距离建成都还有很长的距离，国家在世界市场上又处于极端弱势地位，因此社会上两个阶级、两条道路的斗争极为尖锐。国家随时随地面临着是向资本主义方向还是社会主义方向走的问题。因此，这些落后国家中无产阶级专政的任务就格外艰巨，在生产资料所有制改造完成以后的相当长的历史阶段内，无产阶级专政不但不会逐渐消亡，而且还会加强。只有如此，才能够确保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才能确保国家的社会主义方向。因此，列宁主义作为为落后国家无产阶级革命指明道路的理论，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理论的诠释也并没有错，它恰恰是
对马克思主义的一种有益补充。
但问题在于，无产阶级专政固然应当继续适用于社会主义历史时期，但列宁所提出的先锋队理论，是否应该继续适用于社会主义时期呢？这恐怕就得打上一个很大的问号了。历史实践的确已经证明，以革命政党即共产党的形式，将无产阶级的先进分子组成集中统一的先锋队，在进行武装斗争的时期是十分必要和卓有成效的。但是并不能据此认为，先锋队或共产党掌握一切大权的形式就一定是
无产阶级专政的唯一形式。这可以从如下几个层面来加以说明：
首先，文革最重要的目的，就是要打倒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所谓当权派，当然是因为他们掌握了国家政治经济大权。但是这样一个当权派是如何产生和发展起来的呢？这当然又和建国初期引进的全套苏联式的自上而下的党国官僚体制有着密切的关系。由于这些走资派都是共产党员，社会主义国家复辟的最大危险并不来自于社会上，而是来自于共产党内，这本身就造成了一个极大的理论难题，即如何区分敌我的问题。毛泽东的煌煌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大厦，正是从告诉人们如何区分敌我的《中国社会各阶级分析》开始的，整个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共产党也极端重视研究如何界定和划分社会阶级，来分别区分出敌我友，并以此为基础来建立整个革命的政策。
但是到了社会主义革命时期，这一问题开始变得模糊起来。党员首先在形式上就必须认可他是同志，其次他手上的权力，又是党所赋予他的，通过经典意义上的占有生产资料多少的方式来区分阶级，显然已经变得不可能，党内资产阶级究竟指的是谁呢？这只好用某个人过去所秉持的观点和所赞同的道路来加以判断，这必然是极不可靠的。毛泽东从文革一开始，就将走资派定义为“反革命修正主义”，也就完全表明这是一种敌我矛盾，但是随着文革的进行，随着发现完全抛开过去的官僚集团是不可能的，还必须尽量争取他们走社会主义道路，于是毛泽东又开始说“犯了走资派错误的同志”，这样一来，敌我矛盾又变成了一种
内部矛盾，因为走资派仅仅变成了一种错误。只要这些人能够检讨自己，转变观点，他们就可以回到人民的队伍里来，乃至继续参与国家的领导工作。但是，人的观点既然可以变成这样，也就可以变成那样，可以是真心的改变，也可以是违心的，欺骗性的改变。邓 XX 不就通过写了几次检讨重新回到了国家领导岗位么？新的走资派在不利形势下只要暂时隐瞒自己的观点，乃至装出革命的姿态，不是仍然可以不断发展壮大，乃至像华 XX 一样成为接班人么？
因此，文革后期，虽然文革派力图尝试从政治经济学理论上来解释走资派产生的社会经济根源，但却始终没有真正解决，如何在一个共产党内，准确的区分敌我的问题。事实上，即使是在民主革命时期，要肃清党内的敌人，也只能是通过肃反、抢救这样的形式来进行，除了宁可冤枉一百，也不放过一个以外，也并没有什么好的办法。在建国以后，这样的方式更加不可行了，所以毋宁说，在列宁的先锋队治国模式下，这一理论问题是无解的。
其次，文革虽然创造了大量群众直接民主的形式，但归根结底，国家的一切资源和权力仍然牢牢的掌握在共产党手中，掌握在党中央的手中。所以毛泽东自己清楚的知道，真正的危险不在地方，而在中央。一旦中央出了修正主义，可以说全国一下子就会变色了。而文革在史实意义上是如何失败的呢？正是因为元老派和中间派联合在中央发动了一场政变，整整十年的大革命就戛然而止了嘛。毛
泽东虽然生前号召，一旦中央出了修正主义，地方就要起来造反，可哪个地方又能够拥有这样的判断力、资源实力和号召力呢？更何况，自上而下的集中统一体制并不只是存在于中央，而是层层掌控，地方上的走资派同样可以通过类似的办法来掌握政权。在文革失败以前，绝大多数地方政权就早已不在革命左派手中了。
由此可见，“下级服从上级、全党服从中央”的列宁式先锋队体制，给走资派复辟创造了极大的便利条件，其从根本上不但不利于，反而有害于无产阶级专政。
列宁晚年对这样一套党国官僚体制是产生了怀疑的，对于“先锋队”的蜕化变质是充满了忧虑。但是他没有机会再从理论上澄清这一问题。而毛泽东虽然在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中的“继续革命”这个层面上极大的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但对于“无产阶级专政”形式的理解，却始终固守旧有的权威理论。文革初期，他号召按照巴黎公社的原则重建政权组织，可是当一月革命胜利，上海公社建立以后，他很快就从固有的列宁主义先锋队理论的角度产生了疑虑，他在接见张春桥姚文元等人时说，“如果都叫公社，那么党怎么办呢？党放入在那里呢？因为公社里有党员、非党员、公社的委员里有党员和非党员，那么党委放在那里呢？总得有个党嘛！有个核心嘛！不管叫什么，叫共产党也好，叫社会民主党也好，叫社会民主工党也好，叫国民党也好，叫一贯道也好，它总得有个党，一贯道也是个党。公社总要有个党，公社能不能代替党呢？我看还是不要改名字吧！不要叫公社吧！”
“总得有个党吧！”这句话集中的体现了毛泽东在这一问题上的理论局限性。
夏尔·贝特兰曾经评论说，关于毛泽东逝世前所出现的低潮，我想回顾几个事实。
我已经提到关于放弃 1967 年后成立的上海公社这一政治形式而代之以革命委员会的事。而这些委员会本身也在逐渐衰亡。这种衰亡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群众有权撤换委员会成员的原则以及委员会成员的定期改选越来越不受尊重，革命委员会的权力逐渐被相应的党委会所侵占……这一倒退并不是“自行”发生的，它是阶级斗争的产物，是资产阶级复辟势力影响的结果，他们正在企图强化他们的
权力和摆脱人民群众的权力，从而使他们能够处置形式上属于国家的生产资料。
实际上，毛所提出来（上海公社）的原则问题是党的问题。……他问道：“我们是否还需要党了”然后他回答说：“我想我们还是需要的，因为我们需要一个坚强的领导核心……共产党或社会主义党，你愿意怎么叫就怎么叫吧，反正我们必须要有一个党。这一点是绝不能忘记的”。党和群众的矛盾关系同样地提出这样一个问题，即权力是掌握在人民群众、他们的组织和先进分子手里，还是掌握在党的手里？换句话说就是：劳动人民是行使权力的主人，还是由别人替他们行使权力（假定执政党在不受劳动人民有效控制的情况下能继续为他们服务）？在《法兰西内战》一文中，马克思认为公社是无产阶级专政的权力机构和政治形式。
同样，列宁在《国家与革命》中也说过苏维埃是劳动人民的权力机构。这两本著作甚至根本没有提到革命政党的领导作用。（夏尔·贝特兰：《大跃退》）
在苏联，尽管党的各级代表会议还能够选举自己的委员会，但这些委员会实际上是受某些关键部门的领导人所控制的，而这些人的任命是由中央行政机关内定的。……组织结构因而逐渐变成这样：基层组织通过的决议是次要的，重要的决议得由上级机关作出，所以省委书记越来越经常地由中央任命，而这些政治领导人的权力也迅速增长。省委书记不再隶属于党的代表会议和委员会；相反，正是这些组织的成员逐渐隶属于省委书记，并通过他隶属于中央的行政机关了。党的行政机关的结构本身也是照搬国家行政机关的结构；特别是在级别和薪金方面，如同国家机关工作人员那样，分成了五个等级。……监察委员会成了中央行政机关的一个新的部门，不但不去监督它，反而成了它手中的一个辅助工具。
自 1921 年起，列宁和其他的布尔什维克在批评“官僚主义”的出现时，是用这个词来指使国家和党的工作人员的领导集团处于相对自治地位的那一套实践和关系的。当时，只是处于这些实践发展的初期，随着这些实践逐渐巩固，就使无产阶级丧失政权并使政权落到领导集团手中；随着领导集团掌握了所有的或主要的生产资料，而这些生产资料是在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特别是资产阶级的分工）的基础上起作用的，这个领导集团就成了官僚资产阶级。（夏尔·贝特兰：《苏联国内的阶级斗争》）
而如果我们真的要遵照巴黎公社的原则，我们就应当发现，巴黎公社甚至并没有一个所谓的党。巴黎公社按照普遍选举的原则组成自己的各个机构，各级国家工作人员可以随时撤换，且只领取与工人相当的薪资。这便是巴黎公社的原则。
贝特兰对此也指出，列宁特别记住了恩格斯于 1875 年 3 月致倍倍尔的一封信，在这封信中，恩格斯写道：“……应当抛弃这一切关于国家的废话，特别是在巴黎公社以后，巴黎公社已经不是原来意义上的国家了……。因此、我们建议把'国家'一词全部改成 Gemeinwesen【公团】这是一个很好的德文古字，相当于法文中的'公社'。”（贝特兰：《苏联国内的阶级斗争》）
第三，马克思主义所主张的生产资料社会所有，并不等于国家所有，虽然在无产阶级革命及其之后的一段时间，会掌握在无产阶级国家手中。但首先，这里的国家已经不是原来意义上的国家，其次，国家应当逐渐将自己的权力让渡给社会——即逐渐发展起来的自由人的联合体。贝特兰指出，尽管《国家与革命》反对国家主义—并且尽管列宁提醒说，他之所以用“无产阶级专政下的国家资本主义”这个术语正是为了避免把由国家来组织生产和流通与建设社会主义两者混淆起来。恩格斯多年致力于使群众和党员了解马克思在《哥达纲领批判》中阐明的反对国家主义的论点。对于这篇文章的发表，他很晚才得到德国党的领导人的同意。稍后，他又设法删掉了爱尔福特纲领（德国社会民主党的纲领）草案中重新提出的国家主义观点。被通过的草案声明社会民主党同所谓“国家社会主义”没有丝毫共同之处，“国家社会主义”是把国家放在私人企业主地位，“从而把经济剥削和政治压迫的权力集中于一手之中。” （贝特兰：《苏联国内的阶级斗争》）
因此，在整个无产阶级专政时期，要靠高度集中的以党治国的官僚体制来领导国家，本身与这个方向就是完全背道而驰的。列宁也多次强调过，生产资料收归国有或国有化，并不是生产资料的社会化；他指出，向社会化过渡，要求对所有的生产资料进行系统的统计和监督，并由社会控制对生产资料的使用。他还指出，这种统计、监督和对社会的使用都只有当劳动人民自己来做时才能真正地存在。（贝特兰：《苏联国内的阶级斗争》）
第四，从巴黎公社的原则和马恩所设想的无产阶级革命成功以后的政权组织形式来看，他们所主张的完全不是一种共产党掌握一切社会资源和权力的高度集中的党国体制，相反是赞成一种，高度地方自治的，以公社联合体为形态的新国家政权形式，这从以下一些文献便可见一斑：
法国的法律从来没有满足过巴黎，也没有满足过外省各城市及乡村对自己的独立和自由管理的要求，而独立和自由管理乃是使共和国过正常生活的必要条件，也是使共和国得到巩固和进步的条件。从头一天起就可以看出，参加 3 月 18 日革命的人是为了争取并保障将来法国一切公社的这种独立……公社对中央政权可以有权这样行动，因为中央政权在削减职权以后只能是共同利益的捍卫者和保护者。（《公报》关于 1871 年 3 月 18 日革命性质和巴黎公社任务的论文）
巴黎要争取的是什么呢？……保证每一公社拥有全部权利，保证每一个法国人作为一个人、一个公民和一个劳动者在法国全境实行公社的充分自治，这种自治将能发挥他的全部能力和志趣。巴黎公社的自治应只限于以条约和它联合的其他一切公社的同等的自治；各公社的联合应可保证法国的统一。（公社《告法国人民书》）
恩格斯绝对不像……从官僚主义的意义上去了解民主集中制。在恩格斯看来，集中制丝毫不排斥广泛的地方自治，只要“公社”和省自愿坚持国家的统一，这种地方自治就一定可以消除任何官僚主义和任何命令主义。
“各省”（省或区域）“各县和各公社通过普选选出的官吏实行完全的自治；取消由国家任命的一切地方和省的政权机关。”（《国家与革命》）
由此可见，先锋队式的高度集中的党国体制是一个根本性的理论误区，文革在理论和实践上都没有对这一体制进行触动，是造成其不能实现自己使命的一个重大原因。那么，如果在无产阶级专政时期，取消了共产党对国家的集中领导，又应该采取怎样的政权组织形式呢？既然这里首先涉及到政党和国家的问题，那么自然产生了两种选择，也就是无党制和多党制。这两种形式究竟何种更符合落后国家无产阶级专政时期的需要，笔者在此并没有定论无党制事实上就是巴黎公社的体制，但巴黎公社内部事实上也存在各种不同工人派别，马克思主义在其中甚至都不占主流。而且它的实行范围，也只在于一个城市公社内部，当若干个公社联合成一个社会主义共和国以后，是否从地方、到省、到中央一级仍然坚决地实行无党制，这是需要实践来加以回答的。因为在地方公社中，可以实行普遍的直接选举，但到中央一级的政权组织中，必然要实行间接的选举，在选民对候选人缺乏具体了解的情况下，似乎由政党来提出自己的政纲并以此来角逐选举更加现实。这也就形成了无产阶级的多党制政体的可能性。过去有反驳的观点说，无产阶级内部没有根本的利害冲突，根本利益是一致的，因此不应当实行多党制。但我们稍加注意就能发现，资产阶级本身在根本利益上也是一致的，然而既然实业资本和金融资本，工业资本和农业资本之间可以互有内部冲突，怎么能设想工人阶级的各个部分之间就是完全一致的呢？事实上，从我们前文分析过的文革时期的群众政治实践就已经看到，即使无产阶级内部，也存在广泛的利益冲突和不同的诉求。他们对于国家发展政策的见解也不尽一致。
文革期间各种群众组织之间的妥协和折冲，事实上已经自发形成了多党制的雏形和现实性。只要各工人阶级政党承认共和国的社会主义宪法，承认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那么，实行某种形式的多党制就是完全可能的。
其次，在取消了党国体制那样的自上而下任命、内定干部的形式以后，文革当中所创造的各种群众直接民主的形式才能够给自己开辟现实的道路。除了实行巴黎公社式的普遍选举外，还应当实行选举和轮换相结合的制度。马克思主义早就指出过选举制度的局限性，要实现真正意义上的民主，和人人对社会管理的广泛参与，必须要实行各种级别中的轮换制，使之与普遍选举相结合起来，以保障无产阶级的大民主。同时毛泽东时期那种要求个人必须服从集体，牺牲个人自由的文化和组织制度，同样是应当加以批判的理论误区。无产阶级的自由民主是人类历史上真正的自由民主，是对资产阶级自由民主的扬弃。要创造全面而自由发展的个体，要创造自由人联合体的社会，就应当对个人的各种自由进行充分的保障。哪怕某个人有反革命的言论，只要他不采取反革命的破坏行动，那么社会也不会对他采取实质性的强制行动，对他反革命的言论，应当组织批判和反击，应当由大鸣大放大辩论的形式，交由群众自己来辨别和认识，以言论对付言论，以行动对付行动。
最后，毛泽东之所以不太赞成社会主义的地方自治，而要坚持中央集权，除了对先锋队理论的坚持以外，还在于他熟读中国历史，深知中国凡是中央无权的历史时期，必然是地方上贵族士绅豪强土皇帝鱼肉百姓最厉害的时期。但是，一方面，对这一问题的最终解决，根本上还要靠无产阶级自己的政治训练，阶级意识，和直接民主经验的逐渐累积，另一方面，党国体制下的政治经济系统，被人俗称为条条和块块。比如一个生产企业，它在技术上属于上一级的专业管理局所指导，即由条条指导，但是在组织上、人事上、财政上是由块块，也就是其所属的上级党委所领导。事实上，条条除了专业指导外，并没有多大的实际权力，真正的政治经济大权，仍然是掌握在各级党委手中。
走资派要想复辟，必须同时掌握政治和经济大权，两者缺一不可。因此，为了防止各级的政治和经济大权被新产生的走资派全部掌握，应当完全打破块块，实行政治管理权力和经济管理权力的分立模式。政治管理组织的组成方式前面已有谈及，经济管理组织，其基层单位首先是各个生产单位。各个生产单位首先也要实行巴黎公社式的民主制度。我们可以看一下，巴黎公社时期报请公社批准的卢浮兵工厂章程的摘录，便可对其中的基本原则有所了解：
《卢浮兵工厂章程》
第一条 本厂由公社代表领导。领导本厂的代表由工人大会选出，在代表明显不称职时，可随时予以撤换。
第二条 厂长与工长均由工人大会选出；他们亦同公社代表一样，应对自己的行为负责。如果证明他们不称职，可予以撤换。
第六条 委员会应按规定于每日下午五时举行会议，以讨论次日工作，并听取领导工厂的代表、厂长、工长和工人代表所做的工作报告与建议。
第七条 委员会由领导工厂的代表、厂长、工长和每个工段各自选出一名工人代表组成。
第八条 工人代表每两周更换一次；每星期轮流更换半数代表。
第九条 工人代表在会后应把委员会会议情况向工人们汇报；他们是工人在工厂管理委员会中的代表，因此应把委托人的意见和要求带到委员会。
第十条 在平时，由一位工人代表提议，经大多数同意，工人代表可以召开委员会会议；如果工长、厂长或经理拒绝开会，工人代表有权向全厂工人提议召开会议。
第十一条 为了维护公社的利益，组成监督委员会的工人代表有权了解工厂的一切内外业务，在工人代表认为必要时，则应根据他们的要求，提出账册文据以备审核。
第十四条 解雇工人，必须根据厂长报告，经委员会作出决定，方能进行…… 签字：卢浮兵工厂一百零四名工人（《第一国际和巴黎公社文件资料》）
在生产单位的上一级，会有领导经济计划的产业管理局和计划委员会。这些单位同样应当由其下属企业的工人阶级普遍选举产生，并实行工人、专家、技术人员的三结合。一直上溯至中央国家机关，也同样实行政治管理权和经济管理权的分立。如果大体以目前中国国务院的职能部门来说，外交部、民族事务委员会、安全部、司法部、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生态环境部、文化和旅游部、国防部、
教育部、公安部、民政部、住房和城乡建设部等大体属于政治管理部门，而农业部、人民银行、财政部、工业和信息化部、水利部、商务部、审计署等则属于经济管理部门。两大权力系统之间应当建立协调和互相制约的机制，但条条之间互不隶属。同时，还应当按照巴黎公社的原则在基层中广泛地建立和发展工人武装，逐步地、有条件地废除常备军制度。
以上这些，都是文革从理论上所根本不能解决或者错误解决的问题，也是我们应当思考和记取的教训。但笔者的上述设想同样也是非常初步和不完善的，例如与世界革命有关的部分就还未能过多阐述和考察，这些都不但有待于更多人的思考和探索，而且也有待于从未来无产阶级的革命实践中去进一步检验和总结。
家园 第二部分 文革究竟要革在何处？ 这里讲到苏联劳动者享受的各种权利时，没有讲劳动者管理国家、管理军队、管理各种企业、管理文化教育的权利。实际上，这是社会主义制度下劳动者最大的权利，最根本的权利。没有这种权利，劳动者的工作权、休息权、受教育权等等权利，就没有保证。……总之，人民自己必须管理上层建筑，不管理上层建筑是不行的。我们不能够把人民的权利问题，理解为国家只由一部分人管理，人民
在这些人的管理下享受劳动、教育、社会保险等等权利。——毛泽东《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下册谈话》
1、打倒走资派、群众政治与直接民主的实践
文革的历史过程是极端复杂的，由于本文不是历史文章，也就不再去详述文革发动与开展的具体历史过程，以及走资派在这个过程中是如何移花接木，大搞真假美猴王，将他们反文革的事迹转嫁到文革头上的，这里只需要直接从结果出发。从结果上看，可以不客气地说，如果把造反派当作在文革中兴起的对抗并试图推翻走资派统治的群众性政治力量，仅从掌握政权的角度来讲，其实是完全失败了。造反派一开始拥有巨大的能量，洗刷和冲击了一批党内走资派，但是，赞同并维护前 17 年体制的保守性群众组织依然在全国各地占据绝对优势，只是在中央文革的直接干预下，才让不少地区的造反派免予被保守派彻底扼杀，并逐渐成长壮大起来，不少地区还形成了一定的政治优势。但是，造反组织内部的意见分歧和分裂，使得群众组织的整合和稳定掌权成为不可能，最后不得不引入军队
势力，并向旧有的已经全面罢工的官僚力量妥协，只要他们能够表态支持文革，且被一派群众组织所接受，原则上就允许作为革命领导干部重新出来工作，这样就形成了所谓三结合的权力体制。
毛泽东曾表示过，他何尝不想让群众组织全部取代旧有的官僚体系，但是行不通啊，这些人不成熟，不但掌不了权，而且自己就首先斗的你死我活，各地到九大召开前后，能够在形式上形成三结合已经实属不易了，所以很多人说三结合其实是三凑合。很快，军队力量和旧的官僚就开始联手排挤造反派，通过各种手段把他们打压下去，或使他们逐渐边缘化。所以，全国除了上海、辽宁等少数几
个地方，其他地区造反派最终均不占什么优势。甚至可以说，九大是文革派的顶点，九大以后，军政官僚们就一直在向文革派反攻倒算中，支持文革的力量就已经开始处于守势了。但是，我们同样应该看到，由于中央总的路线和毛泽东的坚持，即便在三结合政权中群众组织处于弱势地位，但他们的代表性和发言权相比于文革前也有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即使他们逐渐地失去了在很多单位的实权，但
是作为一股强大的监督力量，仍然活跃在政治舞台上，使得文革期间无产阶级的民主权力得到了空前未有的彰显。也从而在中国历史上形成了有史以来第一次全国范围的群众政治的大规模实践，这是这一变革最为宝贵的历史财富。无产阶级只有掌握了直接管理国家——从管理整个经济基础到管理整个上层建筑领域的能力，不再将命运交到“代理人”阶层手里，继续孙中山所说的“主权”与“治权”的分离，一句话，无产阶级只有直接参与“治权”，并建立起这种成熟的政治能力，不再被任何眼前的一时的利益所蒙蔽，才能够真正掌握自己的命运，铲除资产阶级复辟的土壤。
知名的激进造反派杨曦光在《中国向何处去》里，有这样的描绘：“一月革命后，……没有官僚和官僚机构，生产力得到很大的解放，煤炭部垮了，煤照样出；铁道部垮了，运输照样运行；省委各部都垮了，各种工作照常进行。而且工人阶级的生产热情、主动性大大得到解放，工人们在一月份后已管理工厂的情景，真是令人感动。工人第一次感觉到‘不是国家管理我们，而是我们管理国家’；第一次感觉到是为自己而生产，干劲从来没有这么大，主人翁的责任感从来没有这么强。长沙纺织厂等地还创造了造反班等无数新鲜东西。城市在一个短时期内，处在一种‘武装的群众专政’的情况，大部分工业、商业、交通、城市管理的大权又从走资派的手中转到了武装的革命人民手中。革命人民从来没有像八月那样以创造世界历史主人翁的姿态出现在历史舞台上。小学生自动充当交通警卫工作，指挥车辆的英姿，湘江风雷、红中会等群众组织直接控制部分财经大权的自豪，给人留下难忘的印象。”
毛泽东对此予以充分肯定：“群众选举新的干部，就让他们选嘛！厂长、书记让他们去选。被接管的地方可以选。上海工人已经起来了。1949 年上海解放，工人是欢迎解放军去接管。现在他们自己起来接管，他们接管了工厂、机关、学校。1962 年七千人大会我说，如果我们现在不注意，不进行斗争，少则几年十几年，多则几十年，中国会要变成法西斯专政的。在那个时候已经看出问题来了。五年的时间，就没有找出一种形式，一种方式，公开地、全面地、由下而上地来揭发我们的黑暗面。只有发动群众才有办法。没有群众我们毫无办法，他不听。”
在各地第一次出现了不是由上面内定委派，而是由参加斗争的群众自己推举出来的人组成的革命政权。虽然并没有能够实现巴黎公社式的普遍选举，而是以群众组织推举代表的形式参与政权，但这已经是划时代的历史性进步了。各地革委会在成立之初，不但重视革命干部、解放军和群众组织的三结合，同时也重视老中青干部的三结合，重视在政权发挥青年人的革命朝气。以当时公布的四川省革委会常委名单为例：
四川省革委会常委名单
主 任： 张国华，54 岁，江西永新人，成都军区政委，省革筹组长，下中农出身
副主任：（按四川省革筹小组上报中央批准的名次排序）——
李大章，68 岁，四川合江人，原中共中央西南局书记处书记、四川省委书记处书记、省长，地主出身
梁兴初，56 岁，江西吉安人，成都军区司令员，省革筹副组长，工人出身
刘结挺，48 岁，山东平邑人，成都军区副政委，省革筹副组长，中农出身天宝，51 岁，藏族，四川马尔康人，原中共四川省委常委、副省长，贫农出身
张西挺，女，41 岁，河南淮滨人，省革筹成员，下中农出身
徐驰，54 岁，山东人，原冶金部副部长、中共渡口市委第一书记，地主出身
邓兴国，35 岁，四川绵竹人，成都公共汽车公司驾驶员，贫农出身，成都工人革命造反兵团负责人
江海云，女，22 岁，江苏无锡人，四川大学学生，工人出身，中共党员，川大东方红八二六战斗团负责人
王恒霖，29 岁，辽宁东沟人，719 厂技术员，贫农出身，中共党员，红卫东成都部队新总部负责人，“八二六”派
彭家治，35 岁，成都人，四川石油管理局 32111 钻井队副队长，贫农出身，中共党员，四川石油革命造反司令部负责人，“八二六”派
张泗洲，47 岁，四川简阳人，原简阳县棉丰公社党委副书记，劳动模范，贫农出身，“八二六”派
冯玉德，34 岁，山西岚县人，南光机械厂工人，贫农出身，中共党员，成都工人革命造反兵团负责人
蔡文彬，26 岁，河南许昌人，成都电讯工程学院学生，贫农出身，红卫兵成都部队负责人
杨至诚，29 岁，陕西西安人，970 厂工人，城市贫民出身，共青团员，红卫东成都部队负责人，“红成”派
但坤蓉，女，26 岁，重庆长寿人，青川县乔庄公社城郊大队社员，下乡知青代表，贫农出身，共青团员，“八二六”派
常委——
谢家祥，54 岁，江西瑞金人，成都军区副政委，中农出身
郑志士，49 岁，山东莱芜人，成都军区副参谋长，中农出身
蓝亦农，49 岁，湖南茶陵人，五十四军政委，中农出身
孙洪道，48 岁，四川南江人，五十军副军长，贫农出身
王际康，49 岁，山西忻县人，原四川省经委副主任，地主出身，“八二六”派
李均，50 岁，山东昌邑人，原成都市副市长，中农出身
明朗，51 岁，陕西南郑人，原中共四川省委委员、省委宣传部副部长，自由职业者出身
蒋崇璟，52 岁，河北高阳人，原西南国防工办主任、中共四川省委第二工业部部长，富农出身
鲁大东，51 岁，山东馆陶人，原中共四川省委书记处书记、重庆市委书记处书记，富农出身
王茂聚，52 岁，山东莒县人，宜宾军分区第一政委，宜宾地区革委会主任，贫农出身
李林枝，58 岁，四川苍溪人，原中共四川省委常委、副省长，贫农出身
侯振东，35 岁，辽宁宽甸人，132 厂工人，贫农出身，成都工人革命造反兵团负责人
张锦福，26 岁，四川彭县人，906 厂工人，贫农出身，共青团员，“八二六”派
邓长春，23 岁，四川宜宾人，重庆望江机器厂车工，工人出身，共青团员，反到底派重庆军工井冈山及工总司负责人
陈万明，27 岁，重庆长寿人，重庆钢铁公司机修厂起重工，工人出身，共青团员，八一五派重庆九八战斗团及八一五革联会负责人
孙尔惠，33 岁，浙江宁波人，永川天然气研究所仪表工人，贫农出身，中共党员，永川红旗派负责人
吴纪昌，27 岁，四川人，自贡汽车修理厂电焊工，工人出身，自贡市工代会负责人，“八二六”派
熊道生，25 岁，四川万县人，万县市东方红旅社服务员，贫农出身，中共党员，毛泽东思想主力军万县地区革命造反司令部负责人
龙呈祥，32 岁，四川新都人，雅安运输公司十四队驾驶员，贫农出身，中共党员
李健修，43 岁，四川犍为人，永荣矿务局一矿井采煤工人，工人出身，“八二六”派
徐开华，女，32 岁，四川广安人，川棉一厂工人，工人出身，川棉红旗战斗团负责人，“红成”派
周桂林，42 岁，四川郫县人，郫县红光公社副社长、大队党支部书记，贫农出身
张成女，女，22 岁，藏族，四川雅江人，雅江县团结乡社员，贫农出身，共青团员
俄什木呷，26 岁，彝族，四川冕宁人，冕宁县森云乡包子二社社员，白彝贫苦劳动者出身，共青团员
修玉兰，女，36 岁，山东人，仁寿县明兴大队妇女大队长，贫农出身，中共党员
王阴均（又改名王英军），女，27 岁，四川泸县人，成都军区总医院司药，下中农出身，中共党员，成都军区总医院红色造反总团负责人，“八二六”派
游寿星，28 岁，重庆人，四川大学学生，工人出身，中共党员，川大“八二六”负责人
石福全，26 岁，四川夹江人，成都工学院学生，贫农出身，共青团员，“红成”负责人
袁正蓉，女，24 岁，四川江津人，四川医学院学生，工人出身，“红成”新总部负责人
王兴国，23 岁，四川人，重庆交通学院学生，贫农出身，共青团员，反到底派交院“九一五”及重庆大专院校红卫兵反到底司令部负责人
周家瑜，23 岁，湖南长沙人，重庆大学学生，工人出身，共青团员，重大“八一五”及红卫兵重庆警备区负责人
以上 47 人中，来自于群众组织的共 25 人，均为普通的工人和学生，从年龄上看，30 岁以下的青年干部竟然就有 18 人。试想一下如此多 30 岁以下的，过去毫无背景的草根群众领袖在当时能当上省级领导干部，这恐怕是任何一个“民主国家”都无法想象的。
再以 1968 年成立的辽宁省革委会为例：
主任——
陈锡联，54 岁，湖北黄安（今红安）人，贫农出身，本人成份雇农，沈阳军区司令员
副主任——
李伯秋，51 岁，辽宁辽阳人，旧职员出身，本人成份学生，沈阳军区政治部主任
杨春甫，55 岁，河北任丘人，中农出身，本人成份学生，原省委书记处书记
王良，52 岁，山东郓城人，富农出身，本人成份学生，原省委书记处书记
杨迪，45 岁，湖南湘潭人，地主出身，本人成份学生，沈阳军区司令部副参谋长
杨弃，50 岁，陕西汉阴人，小地主出身，本人成份学生，辽宁省军区第二政委
毛远新，27 岁，湖南湘潭人，革干出身，本人成份学生
尉凤英，女，34 岁，辽宁抚顺人，工人出身，本人成份工人，沈阳 724 厂工人工程师，“辽革站”派，中共党员
任宝成，30 岁，山东宁津人，贫农出身，本人成份工人，沈阳汽压机厂工人，“八三一”派，中共党员
王凤恩，45 岁，辽宁本溪人，城市贫民出身，本人成份工人，沈阳变压器厂副总工程师，“辽革站”派，中共党员
刘忠礼，34 岁，辽宁宽甸人，贫农出身，本人成份工人，沈阳 410 厂工人，“辽联”派，共青团员
于桂兰，女，33 岁，山东人，贫农出身，本人成份工人，沈阳毛织厂工人，“八三一”派，中共党员
张治国，23 岁，辽宁寿光人，贫农出身，本人成份学生，辽宁大学学生，“八三一”派，共青团员
魏礼玲，22 岁，安徽和县人，贫农出身，本人成份学生，沈阳农学院学生，“辽革站”派，共青团员
郝义田，26 岁，辽宁昌图人，贫农出身，本人成份学生，东北工学院学生，“辽联”派，共青团员
刘盛田，41 岁，辽宁营口人，贫农出身，本人成份农民，营口市水源公社革委会主任，中共党员
常委——
王从周，50 岁，河北唐县人，中农出身，本人成份学生，沈阳军区工程兵政委
张海棠，56 岁，江西清江人，贫农出身，本人成份徒工，辽宁省军区司令员
常仲连，54 岁，河南孟县人，贫农出身，本人成份学生，沈阳军区空军高射炮司令员
麻继斌，49 岁，河南郾城人，地主出身，本人成份学生，沈阳军区后勤部营房部部长
刘采芹，57 岁，山东莱莱芜人，贫农出身，本人成份学生，辽宁省军区副政委
白潜，50 岁，河南南乐人，破落地主出身，本人成份教员，原省委书记处书记
药子明，50 岁，山西榆次人，中农出身，本人成份工人，原省人委副秘书长
毕文廷，43 岁，山东文登人，贫农出身，本人成份学生，原共青团辽宁省委书记
杜湛，50 岁，山西河津人，中农出身，本人成份店员，原辽宁省银行行长
阎存林，49 岁，河北平泉人，贫农出身，本人成份贫民，原辽宁省气象局副局长
李锦章，34 岁，山东诸城人，工人出身，本人成份工人，沈阳 112 厂工人，“八三一”派，共青团员
徐广林，31 岁，辽宁沈阳人，雇农出身，本人成份学生，沈阳市电话局机务员，“辽革站”派，共青团员
李培元，26 岁，辽宁抚顺人，中农出身，本人成份学生，沈阳 410 厂工人，“辽革站”派，共青团员
林柏松，29 岁，山东栖霞人，贫农出身，本人成份学生，东北电力技改局工人，“辽联”派，共青团员
吴国清，沈阳有色金属加工厂工人
王秋风，女，31 岁，辽宁沈阳人，小商贩出身，本人成份学生，沈阳市红星区银行储蓄员，中共党员
于文忠，33 岁，辽宁丹东人，贫农出身，本人成份学生，沈阳市建筑第三公司保卫干事，“八三一”派，中共党员
贺铁民，37 岁，河北扬宁人，职员出身，本人成份学生，沈阳医学院图书馆员，“八三一”派，中共党员
郑希久，38 岁，吉林辉南人，贫农出身，本人成份学生，辽宁省人委民政厅副科长，“辽革站”派，中共党员
于海涛，34 岁，内蒙喀佐后旗人，贫农出身，本人成份学生，辽宁省林业厅
技术员，“辽联”派，中共党员
刘玉儒，50 岁，辽宁锦县人，贫农出身，本人成份农民，锦县晓光大队党支部书记
张祥，31 岁，辽宁昌图人，贫农出身，本人成份农民，昌图宝力公社公社红樱大队民兵连长，中共党员
以上 38 人中，群众组织的代表也占了近半数，30 岁以下的常委虽不及四川，但也有 7 人之多。
当然，文革期间主要的群众政治还表现为大规模的街头政治。四大（即大鸣、大放、大辩论、大字报）就是群众自己创造出来的大民主形式。虽然各种五花八门的自发性群众组织看起来都是使用着差不多的理论话语，但其实是在这些话语的背后，表达着社会主义国家中各种阶层和群体的极端不同的利益诉求。这不是任何人在代替他们表达和发声，而是他们自己在发声，自己在表达，他们要自己
去学习组织、动员、宣传，还要学会在敌中有我，我中有敌的错综复杂的政治形势中尽量争取舆论，争取最广泛的支持，扩大自己的影响，以便为自己所代表的群体争取更多的利益。而他们在这个过程中又同时参与到本组织、本单位和各级政权的管理中，学会行政，学会参政议政，学会博弈，学会谈判，学会妥协，这其实就是在中国大地上从来没有发生过的，最广泛的废除精英包办代替的群众性
政治实践。固然在这种空前的学习和实践过程中，免不了太多的缺陷和错误，乃至荒唐，但是，不成熟不能成为反对群众迈出第一步的理由，如果不让群众拥有这种实践的机会，无产阶级的阶级意识，以及直接管理自己政权的能力就永远也不会成熟和建立起来。不管现在很多人如何地给他们扣上民粹的帽子，都不能改变这个事实。
举个例子，文革初期有一个很普遍的现象是，大企业的体制内工人，虽然也被走资派压迫，但相对而言，政治经济福利待遇均较高，因此大部分在观点上偏向保守，但是临时工、下级机关干部则基本上都是造反派。以刚才提到的辽宁和四川两地为例，在辽宁，群众组织分成三派，其中被认为是温和造反派的辽联的基础是机关干部，保守派辽革站基本上是产业工人特别是军工企业工人的联合，激进造反派八三一派的成员以服务业居多。大中学校师生则分属各派。四川的兵团八二六，以成都工人革命造反兵团为主体，因为八二六主要集中于四川大学一个学校。这个兵团成份庞杂，从他们的著名分团的名称“小教”、“交通”、“市交”、“财贸”、“街道工业”来看就可知他们属于什么群体。还有一些分团以地域命名如“市北”、“市东”、“市西”，似乎由一些手工业工人（如拉板车的工人和建筑
工人）组成。红成在攻击他们时说，只有卖汤元粉子醪糟蹬三轮车的人支持他们，这算什么群众。他们所说大致不错。兵团自己也承认这一点，用以反击红成，说红成要把卖汤元的老大娘打成反革命。
后来成为著名学者的徐有渔回忆成都八二六和红成两派街头辩论的情况：
“当时，成都第一号煽动家可能要数四川师范学院一个学生，他属于‘八·二六’派，在本校当然立不住脚。他单枪匹马作战，在成都最繁华热闹的春熙路的一个小楼上设置了一个广播站，每天晚饭之后广播。他不照稿念，对着话筒信口道来，滔滔不绝。照我看来，他的讲演内容全是陈词滥调、无稽之谈。但他熟悉市民的语言，洞悉他们的心理，他的广播越办越受欢迎。最后发展成为一到黄昏，那里就万人空巷、听者云集。市民们吃罢晚饭，纷纷端一个小板凳坐在广播站下边，用心倾听，第二天则兴致盎然地议论此人报道的消息和他的观点。看到他影响日益增大，流毒甚广，害人不浅，‘红成’的人又气又急，但拿他无可奈何。我倒曾与他作对。他的广播站下面常贴有他写的大字报，我抓住他几个毫无事实根据，又无道理的论点痛加驳斥，想叫他难堪。但人们没有反应……”
一位河南的造反派则回忆说：“想起每天周围多少不知姓名的老太太送来又吊上去的那一罐罐饭菜，那时阶级阵线是那样鲜明，像这些城市贫民区都是造反派的‘解放区’，而省市委周围则是保守派基地，全国各城市也大致相同于这个规律。”在贵州，最激进的造反组织是由运输业和手工业工人组成的红卫军和由建筑工人组成的赤卫队。而迁到三线的军工厂的工人，大多加入比较保守的支红派。（杜钧福:《文革造反派的背景》）
文革初期，工人阶级很快取代了学生成为革命造反运动的主体，到 1968 年，毛泽东又提出了“工人阶级必须领导一切”的口号，发动工人阶级进入各种单位领导上层建筑领域的斗、批、改，工人阶级的政治地位更是得到进一步提高。大量的一线普通工人进入到各级领导岗位。以上海市为例，1967 年上海夺权风暴之后，最初的“上海人民公社”19 名委员中，工人代表就占了 4 名。1970 年，
上海市革命委员会 105 名委员，工人代表达到 43 名。1971 年成立第四届上海市委，7 名市委书记工人占两名；16 名市委常委工人占 4 名。工人造反派分别担任
了市委、市革委会书记、主任或各委、办的负责人；王洪文还当上了十届中共中央副主席。上海市总工会从 1970 年起，派出 100 多人担任上海各局、区、县以上机关（包括市委、市革委会各组、办）领导职务。据 1974 年统计，上海市工宣队总人数即达 10713 人，被结合为党的书记、委员或革委会的主任、委员的人就有 4142 人，其中进党委者 189 人。
为了从法律层面上承认无产阶级在文化大革命中获得的民主权利，1975 年修订宪法时，专门将群众自己创造出来的“大鸣、大放、大辩论、大字报”的大民主形式作为合法的民主权利写入宪法。在文革期间，各种类别的单位中普遍都设置了大字报专栏，专门用来给群众抒发自己的意见。张贴、围观大字报的人络绎不绝，如果写的好的大字报，还会被传抄转载到其他单位，一定意义上超前地起到了网络时代贴吧、微博的作用，官僚主义的领导最怕的就是这种大字报。除此之外，群众之间就某一问题产生争议时，可以在公开场合组织公开的大辩论，支持不同观点的群众都可以广泛地参与其中；更为重要的是，75 宪法还首次写入了工人的罢工自由，承认社会主义国家的工人有罢工的权利。正如毛泽东所说的，“要允许工人罢工，允许群众示威。游行示威在宪法上是有根据的。以后修
改宪法，我主张加一个罢工自由，要允许工人罢工。这样，有利于解决国家、厂长同群众的矛盾。……谁犯了官僚主义，不去解决群众的问题，骂群众，压群众，总是不改，群众就有理由把他革掉。我说革掉很好，应当革掉。”
这里要提及的是，文革在以下层劳动者及其群众组织取代原来走资派旧体制的权力时，注意到了如何防止新的领导干部又再次沦为特权阶级，陷入历史周期论怪圈的问题。它采取的办法就是，除了原先不是一线劳动者的干部需要下放和参加劳动以外，一线劳动者中的优秀代表在担任各级领导干部后，并不脱离原来的岗位和生产，其人事关系仍在原单位，并且仍然需要回到原岗位参加劳动。比如官至国家级领导人的农民副总理陈永贵，纺织工人副总理吴桂贤，担任卫生部副部级领导的赤脚医生第一人王桂珍，均是如此。陈永贵仍然不拿国家工资，而是只拿农民工分，并遵循三三制的办法，即三分之一的时间留在中央，三分之一的时间在全国跑一跑搞调查研究，三分之一的时间回大寨劳动。毛泽东曾对此批示：“钓鱼台无鱼可钓，三三制的办法好。”王桂珍也是这样的三三制干部，她仍
然是大沟大队计工分的“赤脚医生”。大队每年给她计 2000 个工分，按每个工分分值 7 分计算，王桂珍一年的收入 140 元。在北京工作时，卫生部每天给王桂珍的补贴为 5 角。在卫生部食堂，王桂珍总是拣豆腐、菠菜等最便宜的菜吃，中午常以两个窝头对付。由于经常要接待外宾和外出视察，总不能显得过于寒酸、寒碜，致各种开销见涨，使王桂珍常常陷入入不敷出的窘境，时不时要让远在甘肃
支内、其实收入也不高的丈夫接济、支援。在当时全国上下，这样的一线劳动者干部还有很多很多。可以看出，如果劳动者完全脱产担任领导干部，那他也就不再是劳动者了，这样的劳动者身份就仅仅是过去时而不是现在时，而在旧的体制下，这也就意味着个人完成了自己阶级地位的跃升。而如果无论担任多大的领导干部，仍然是不脱产的劳动者的身份，仍然是原生产单位的一员，接受原单位、原属群众组织广大群众的监督，他们的阶级身份就不会发生变化。因此这一举措，对于实践无产阶级的直接民主有着重大的探索意义。
直接民主的实践还更广泛地体现在各种生产单位中。文革期间，工人起来造企业领导的反，在很大程度上掌握了企业的大权。而直到九大以前，很多地方，尤其是生产单位中，党组织并未恢复，这就为实现工人对企业的直接管理创造了条件。再加上中央随后也大力提倡工人阶级要参加企业的管理，要彻底砸碎修正主义的企业管理路线。什么是修正主义的企业管理路线呢，文革对这方面的变革又进行了哪些探索呢。这一部分的详细内容我们将以工业组织为主题在下一节进行介绍。
家园 6、医疗卫生革命 文革前，毛泽东批判当时的卫生部是“城市老爷卫生部”，原因就在于当时农村人口还占绝大多数的情况下，全国 140 多万名卫生技术人员，其中 70%在大城市，20%在县城，只有 10%在农村；高级医务人员 80%在城市；医疗经费的使用农村只占 25%，城市则占去了 75%。毛泽东对我国上层建筑整体状况忧心忡忡，对医疗卫生不为工农兵服务，只为少数人服务的干部保健制度多次批评，对农村缺医少药的现状非常担心。毛泽东说，“最初红军医院设在茅坪，一直坚持免费为老百姓看病。那时候，药比较少，一点阿司匹林都是宝贝。有药，只要老百姓需要，首先为他们治病；其次才是战士，最后是党的干部。战士们死不同意，要把药留给干部，相互谦让，那种场面让人流泪。现在，共产党掌权了，怎么能把老百姓忘了，把工人、农民忘了？”
对此毛泽东于 1965 年发出了著名的六二六指示：“卫生部只给全国人口的 15%工作，而且这 15%中主要是老爷，广大农民得不到医疗，一无医，二无药。卫生部不是人民的卫生部，改成城市卫生部或老爷卫生部，或城市老爷卫生部好了！”“应该把医疗卫生工作的重点放到农村去！”
“培养一大批‘农村也养得起’的医生，由他们来为农民看病服务。”由此掀开了以农村为重点的医疗卫生革命的序幕。
文革期间，医疗卫生革命的重点是围绕着全面建立农村合作医疗体系来进行的。合作医疗的模式其实在文革前就已经产生，但是医疗领域从来也是既得利益关系盘根错节的地方，要想让农村获得医疗资源的转移一直阻力重重，合作医疗也并没有得到很大发展，只是在文革期间，在从根本上冲击了修正主义的路线及其在卫生领域的反应以后，农村合作医疗才得到极大的发展。
当时的合作医疗模式一般是，农村中的人民公社社员，每人每年交一块钱的合作医疗费，社员每次看病只交五分钱的挂号费，其他医药费一概全免。当然，合作医疗要具有现实性，必须要有与其互相配合的多种机制的建立。这些机制就包括，将大量医疗资源和人才下放到农村，在文革期间绝大多数地区做到了社有公社医院，大队有卫生室，使农民真正能在家门口看病。同时从社队中选拔有志于从事医疗卫生工作的社员，经过集中培训后，作为赤脚医生回到所在农村，在公社专业医务人员的指导下从事基层医疗保健工作。赤脚医生并不脱产，他们仍然在所在的生产队拿工分，并参加劳动，在为乡亲看病时可以随叫随到，完全是贫下中农自己的医生，因而医患双方的关系极为融洽。从政治上说，赤脚医生正是体现了毛所说的人民必须自己管理上层建筑，不能由别人代劳的问题。正如教育和文化领域本身就代表了一种权力一样，医疗卫生的大权是否掌握在人民自己手里，同样是事关社会主义方向的一个至关重要的问题。赤脚医生本身并不脱产，他们仍然是贫下中农，但同时他们又掌握了过去完全被垄断的医疗资源，“拿锄头的手也能拿针头”，让广大农民看病不再被人卡脖子，被钱卡脖子，改变了农村长期看病难的状况，因而受到贫下中农的热烈欢迎。
在解放前的中国的大多数农村中几乎没有任何卫生人员，农民要想看病，要么要筹集路费长途跋涉到县城乃至省城，要么只能找乡村中流行的巫医来看病，喝符跳大神，几与等死无异。而由于缺乏卫生常识和预防措施，各种传染病的肆虐在极大破坏农村生产力的同时，更是让农民的预期寿命极低，婴幼儿的死亡率极高。在解放以后至文革前，我国大力开展了群众性的爱国卫生运动，农村缺医
少药的状况也有所缓解。但农村医疗问题从根本上得到解决，还是在文革时期，包括血吸虫病在内的一些传染病的彻底根治也正是在合作医疗和赤脚医生全面普及以后才得以实现的。赤脚医生虽然谈不上医疗技术有多么高超，但是经过针对性的培训，他们可以长期在第一线向农民普及基本的医疗卫生常识，并以预防为主的方针，针对各种传染病的流行进行防范，如接种疫苗，清理感染源等等。
比如当时报道的一个大队的赤脚医生采取的措施包括：（一）每月全大队搞一次
环境卫生，改变不讲卫生的习惯；
（二）注意饮食卫生，坚持喝开水，不喝冷水；
（三）家家户户有厕所，做好粪便处理；
（四）在发病季节到来之前，给干部、社员吃预防药，打预防针；
（五）发动群众上山采药，做到家家户户有储备药；
（六）成立检查组，深入生产队检查督促，定期评比。正如毛泽东所说的，一是高小毕业生，二是学 3 年医学，主要在实践中学习提高，这样的医生放到农村去，就算本事不大，总比骗人的医生与巫医要好，而且农村也养得起。
在实践经验逐渐丰富以后，赤脚医生也完全可以自行处理农村中的一些常见病、高发病，即使是不能处理的较大的伤病，也可以在送往上一级医疗机构治疗之前，做一些第一时间的紧急处理，从而极大的争取治疗的时间。按照当时赤脚医生的培养方式，在有几年实践经验后，又再次送到院校或医院中去深造，之后再次回到实践中，如此往复，逐步提高，使不少赤脚医生的专业技能也达到了相当高的水平。文革末期，我国已经形成了数以百万计的农村医疗队伍，1975 年我国合作医疗在全国覆盖率达到84.6%，到 1970 年代末，甚至达到了 90%以上。
1972 年，美国斯坦福大学几位学者在中国拍摄了一部专门向国外介绍“赤脚医生”的 52 分钟的纪录片《中国农村的“赤脚医生”》。这部纪录片真实地记录了当时中国“赤脚医生”就地取材、土法上马炮制针对农村常见病的药物和使
用小小银针治大病的情形。该片在许多国家放映后，引起了强烈反响。正是这部片子，把中国的“赤脚医生”推向了世界，推动了全球的“中国‘赤脚医生’热”。
1974 年，世界卫生会议在日内瓦召开，王桂珍作为中国“赤脚医生”的代表参加了会议，并在大会上做了 15 分钟的发言。她在参加会议的过程中，亲身感受到了人们对中国“赤脚医生”的关注和喜爱。
1976 年 9 月初，“世界卫生组织西太平洋区委员会第 27 届会议”“世界卫生组织太平洋区基层卫生保健工作会议”在菲律宾首都马尼拉召开，参加会议的有 33 个国家和地区的代表。中国赤脚医生和合作医疗的代表人物黄钰祥和覃祥官参加的中国代表团出席了会议。会上，覃祥官作了题为《中国农村基层卫生工作》的报告，之后回答了参会各国卫生部部长和各大媒体记者的提问。覃祥官的报告与解答，令全体出席会议者们赞叹，他们称赞中国创造了人间奇迹。世卫组织对此评价说，中国农村实行的合作医疗制度，是发展中国家群众解决卫生经费的唯一范例。尽管每个合作医疗的具体情况在全国有很大差异，但是总的来讲，它是由群众集资、采取预付医疗保险金的形式，解决群众基本医疗保健问题的一种医疗保健制度。初级卫生工作人员的提出主要来自中国的启发。中国在占 80%人口的农村地区，发展了一个成功的基层卫生保健系统，向人民提供低费用和适宜的医疗保健技术服务，满足大多数人的基本卫生需求，这种模型很适合发展中国家的需要。在当代世界的发展中，中国做出了一项重大的贡献，即展示了一个国家即使在相对比较贫穷的时候也能在推进民众的健康与长寿方面取得重大的进步，也展示了卫生成就无需严格受制于经济手段，即使经济手段非常有限。……
虽然当时中国的人均收入水平很低，但是中国的卫生成就己经开始同那些远比中国富裕的国家比肩了。
在城市中也对原有的医疗体制进行了一定的改革。比如进一步普及卫生防疫站和妇幼保健站，实施将医院与原来附属的药房分离等等措施，尽量避免医疗成为从病人身上榨取利益的工具。文革期间还多次在全国范围内实行了全面的大幅度的药品降价。比如 1969 年 8 月的大降价，降价以后的药品价格水平，比以前下降了百分之三十七，比一九五○年下降约百分之八十。医疗器械、化学制剂和生物制品的价格也有不同程度的下降。这次降价幅度最大的是劳动人民特别是农村广大劳动人民常用的普通药品。如一支二十万单位青霉素的价格，比降价前下降了百分之四十六，比一九五二年下降了百分之九十；一支一百万单位的双氢链霉素的价格，比降价前下降了百分之六十三，比一九五二年下降了百分之九十四；消炎片的价格，比降价前降低了百分之十三点三，比一九五二年下降了百分之六
十七；磺胺嘧啶片的价格比降价前下降了百分之五十，比一九五二年下降了百分之六十六点五。最常用的、原来价格就很低的解热止痛药去痛片的价格，这一次又下降了百分之二十。在药品全面降价的同时，还实行了全国统一药价的革命措施，取消了地区差价，改变了过去由于实行地区差价造成的越是边远地区药价越高的现象，减轻了山区、农村和边疆各族广大劳动人民的药费负担。
这些举措，与修正主义路线所主张的将医疗领域商品化、市场化、产业化的资本主义方向完全格格不入。早在 1965 年 7 月毛泽东与医务人员谈话时就说：
“不要怕得罪人。这样做得罪了一批人，可是老百姓高兴。这批人不高兴让他们不高兴好了。做什么事总要得罪人，看得罪的是些什么人，高兴的是什么人，老百姓高兴就行......县卫生院认为赚钱的医疗队就好，不赚的、少赚的就不好，这难道是人民的医院？……有些医院，医生就是赚钱，病人病不大或没有什么病也要他一次次看，无非是赚钱。甚至用假药骗人。搞一些赚钱的医院赚钱的医生、假药，花了钱治不了病，我看还不如拜菩萨，花几个铜板，买点香灰吃，还不是一样？”
1975 年，反映医疗卫生革命过程及其成果的影片《春苗》上映，受到国内外观众的喜爱。可以不夸张的说，文革在各个领域所进行的改革中，医疗卫生领域的改革是最受到群众欢迎的一个领域，也是效果最明显的一个领域。然而刚刚复出领导工作的邓 XX 在观看电影《春苗》时，不等看完，就说这是 “极左”，然后拂袖而去。后来梁效在批邓的文章中写道：人们不禁要问：为什么这部深受广大群众欢迎的影片竟惹得他如此暴跳如雷呢？那是因为这部影片热情地歌颂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成功地塑造了田春苗这个文化大革命造就的一代新人的典型，尖锐地批判了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这就触到了他的痛处。但是，攻击《春苗》“极左”，恰恰暴露了他自己极右的立场。在他看来，岂止一部《春苗》，整个文艺革命乃至整个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都是“极左”。
在文革十年期间，由于医疗卫生革命的巨大成就，使我国婴幼儿死亡率迅速下降，人均预期寿命极大提高。从数量上看，文革期间人口增加近两亿；从预期寿命来看，1960 年中印两国人民的预期寿命相近，仅仅只有 50 岁左右，都低于南韩 10 岁左右，但在文革时代，中国的预期寿命突然大幅度增长，很快大幅度超过印度，而且追上并超出南韩，1975 年达到 68 岁，最多时超过南韩 4 岁。但到 80 年代，中国的预期寿命陷入停滞，有些年份还略有下降，从而被南韩逐渐赶上并超出。到现在，南韩人均寿命已经比中国多 6 岁多了。预期人均寿命的增长也与人口死亡率密切相关。刚解放时，我国人口死亡率高达 3.6-3.8%，到 1964年，已经下降到 1.16%，文革时代开始后，我国人口死亡率又开始逐渐下降，到最低时只有 0.63%，但文革后，我国人口死亡率又开始逐渐增长，到现在，已经增长到 0.72%。与之相对应的是，刚解放时，我国卫生人员很少，每万人只有卫生人员 10 人，此后增长缓慢，文革前最多的时候，也只增长到 28 人，但在文革期间，我国卫生工作人员猛增，1970 年共有卫生人员 657.2 万人，每万人则有卫生人员 79 人，到改开前 1978 年，我国卫生人员总数达到 788.3 万人，每万人卫生人员增加到 81.9 人，达到了顶峰。此后，我国卫生人员总数逐渐下降，到 2003年只有 621.7 万人，每万人只有卫生人员 48.1 人，远低于文革时代。此后，我国卫生人员才重新恢复增长，但直到现在，我国每万人卫生人员数仍然低于文革时代的 1970 年。（黄卫东：《文革时期的我国人口素质阶跃》）
通宝推：假设,家园 5、教育革命 实行教育革命，同样是文革的一个重要方面。文化教育领域本身属于上层建筑的一部分，其变化较经济基础具有滞后性。新中国成立以后，绝大多数掌握话语权的知识分子仍然是从旧社会培养和成长起来的，他们即使主观上拥护新政权，但是其世界观、方法论也不可避免地带有旧的剥削阶级教育的痕迹。事实上，文革前各级学校的培养方法、教育模式、管理制度，都依旧带有大量旧社会的印记，比如现在依然流行的尖子班、实验班制度，其实就是国民党时期的产物。学校依然依照惯性，按“万般皆下品惟有读书高”和“分数第一”的路子，培养脱离劳动人民的社会上层精英，这样的教育是不可能为新中国培养出真正属于无产阶级的知识分子的，思想文化领域资产阶级统治无产阶级的现象也仍然不能得到根本改变。其实无论在哪个社会，教育都是阶级再生产的一个工具，是为了巩固统治
阶级的优势而存在的。如果不建立起无产阶级的教育制度，那么走资派和社会上的新生资产阶级就会利用教育这种工具，通过自己手中掌握的资源，把自己的下一代不断再生产出来，并最终把无产阶级的国家变成资产阶级的国家。
学校复课闹革命以后，按照毛泽东关于教育革命的指示，开始进行各种改革。
首先是教育要与生产劳动，与实践相结合。反对填鸭灌输式的教育，注重启发和实践，同时缩短学制，将学到的书本知识更多的运用到实践中去检验和总结。因此，从小学阶段开始，基本上每学期会安排学工、学农的时间，很多书本上提到的比较抽象的东西，一旦看到生产实践中的实物，就会形成丰富的具象认识，并且使学习充满了主动，不再枯燥乏味。正如许纪霖教授回忆的，70 年代初，小孩读书一点儿不累，可以凭兴趣去选择。一会到工厂去学工，一会到农村去学农，一会又学军，反正觉得学习蛮好玩的，哪里有今天的应试这么苦。读书反倒成为一件很有趣的事，这和今天的应试教育完全不一样。没有多少作业。作业在学校就能做完，自己还要去找些趣味数学、趣味物理之类的去看。
除了通过学工学农增进学生对生产实践和劳动者的感情和了解，文革中在城市中还派遣工宣队进驻学校，参加学校的管理，最开始是领导学校的斗、批、改，在这之后就在学校长期驻扎下去，负责检查教育革命的具体落实情况，在学校中拥有极大的权威。当时在驳斥各种反对工宣队参加学校管理的观点时说，“工人只要管工厂就够了。”这是反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工人阶级懂得：只有解放全人类，才能最后解放自己。不把学校中的无产阶级教育革命搞彻底，不挖掉修正主义根子，工人阶级就不能最后得到解放，就有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就有重新被剥削被压迫的危险。积极参加各个领域的文化大革命，用毛泽东思想占领一切文化教育阵地，是有觉悟的工人阶级应当肩负的责任。凡是知识分子成堆的地方，不论是学校，还是别的单位，都应有工人、解放军开进去，打破知识分子独霸的
一统天下，占领那些大大小小的“独立王国”，占领那些“多中心即无中心”论者盘踞的地方。这样，成堆的知识分子中间的不健康的空气、作风和想法就可以改变，他们也就有可能得到改造和解放。“工人不懂教育。”某些所谓“高级知识分子”这样说。还是收起你那一套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臭架子吧！有两种教育：资产阶级教育和无产阶级教育。你们“懂”的是资产阶级那一套假“学问”，教理工科的不会开机器和修机器，教文学的不会写文章，教农业化学的不懂得施肥料，这样的笑话不是到处都有吗？理论与实践一致的无产阶级的教育制度，只能在无产阶级的直接参加下才能逐步创造出来，你们于此是一窍不通的。
与此同时，在农村也派遣贫下中农参加农村学校的管理，“以学为主，兼学别样”，实行开门办学，选派社队干部、贫农、会计、技术员作为兼职教师到学校上课。一方面传授农业生产知识和技术，组织学生学习生产实践，一方面教育学生热爱农村，热爱劳动，不做骑在人民头上的精神贵族。
在学校的教学环节中，主张反对注入式教学法，不是教师叫学生学啥就学啥，而是要“老师围着学生转”，培养学生的主动、创新精神。如将讲稿印发学生，让学生自己去研究。考试中也反对以偏题、怪题整学生，而是尽量让学生以解决问题的态度，通过开卷、讨论等方式去解决问题，对有创见的回答给予高分。即“不做分数的奴隶，要做学习的主人”。同时，注重学生的身心健康和全面发展，砍掉繁琐的课程，保障学生充足的睡眠休息时间和课余活动时间。
在师生关系上，主张平等的，“教学相长”的师生关系，大力破除中国传统的“师道尊严”的观念。由于在古代读书是为了了翻身做官，可是教育又不是义务的，知识是稀缺货，一个县识字的也没有几个。知识完全是少数人私有和垄断的。讲究师道尊严看起来道德高尚，背后掩盖的不过是知识私有的逻辑——为了能得到别人所有的知识，你当然要甘于这种尊卑关系。可是在现代，国家实行普及性、强制性的义务教育，教师不过是执行国家意志，履行自己职责的工作人员，知识不再属于其私有，师生之间是平等关系，是人与人之间的相互尊重关系。走资派在中国继续鼓吹封建的师道尊严，其目的是为了从小在国民教育中即种下服从和规训的种子。例如在黄帅事件发生后，一位教师在自己的感想中写道，我这个班的学生绝大部分是工人、贫下中农的子女，解放前，他们家里祖祖辈辈很少
有人能进学校门，现在是党和毛主席使他们上了学。是将他们教育成驯服的“小绵羊”，还是培养成革命的小闯将？这是执行什么路线的大问题。过去地主、资产阶级总是把师生关系，看成是统治与被统治的关系。地主阶级宣扬什么“天地君亲师”，资产阶级的教育学家也胡说什么“教师的每一句话都具有法律性质”，其目的都是为巩固反动统治培养驯服工具。把这一套封、资、修的黑货，搬到社会主义的学校里来，怎么能为无产阶级培养革命接班人！学习了黄帅的信和日记摘抄，认识到教育领域必须进一步肃清修正主义路线的流毒。我发动学生对我的错误的教育思想和教学方法提出批评。不少学生当场说：“同学迟到了，你叫他站到后面的做法，不仅不能解决问题，相反会造成师生对立，影响教育革命。”
“同学有错误，应该通过谈心，帮助同学改正。请老师相信，我们也能在斗争中自己教育自己。”有一些来不及当面提意见的学生，课后给我送来了小字报。连在工厂劳动的六位同学也联名写了一张小字报。现在，我把学生给我提的意见，写的小字报，都保留在身边，不时翻出来看看，鞭策自己。实践使我认识到，革命小将敢于反潮流的革命精神，并不会使教师成了“谨小慎微的君子”，而只能帮助教师洗涤身上“师道尊严”的灰尘，清除修正主义教育路线的影响，同学生一起去夺取无产阶级教育革命的新胜利！
另一位教师说，我当教师时间不长，头脑里的框框却很多，总觉得当教师的要有个架子才能“管”住学生。对待学生，听自己话的就是好；爱向自己提意见的，就以为是“捣蛋鬼”，“训”他们。这是几千年封建主义“师道尊严”在我头脑里的反映。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以来，我的这种“威严”扫了一下，真正地感到过去那种对待学生的态度不对头，也有强烈改正的愿望。但在实际的教学活动中，总感到现在的学生比过去难办，在一些场合里，还很习惯地拉起嗓子，虎起面孔，甚至拍起桌子。我越是这样，有的学生就越不听话，往往弄得“顶牛”。
有的学生对我的态度不满意，就在背后嘀咕：“今天触霉头，又挨了训。”有个学生干部，见到这种情况，就热情地帮助我，他语重心长地说：“你要我们学好，我们很感激。但对同学要多表扬，少批评；有些问题，最好个别谈心。”这是多么诚心的帮助啊！我开始感到学生确实可以当自己的老师。过去，教师靠“师道尊严”这块王牌“管”学生，现在失灵了。我开始认识到“师道尊严”不彻底批判，教育革命就不能生气勃勃地开展起来。
在破除师道尊严的运动开展以后，师生之间过去那种尊卑上下的关系，统治与被统治和猫鼠关系发生了根本性的改变。教师不再是一言堂，学生有提出自己不同意见的权利。在就各种问题发生争论时，由师生之间通过班级讨论的方式解决。把双方的思想都打通，共同促进，共同提高，成为革命的同志式关系。例如当时一所高中在总结对学生写评语的流程时写道：过去，对学生的评语都是由班
主任来写。由班主任一人负责的旧的评语制度，存在以下几个问题：第一，往往带有主观片面性。一个班几十名同学，活动的天地广阔得很，班主任是不可能全部了解的。班主任评班干部和后进同学的表现还比较具体，对其他多数同学的评语，则差不多人人都长着一样的面孔，张三的评语放到李四身上也很合适。因为这样的评语，是根据零碎不全的印象写的。因此，对同学的指导和教育作用也不
大。第二，起了维护师道尊严的作用。有的学生说：“我们为什么怕班主任呢？就是怕他把我们的评语写坏了。”学生有一张大字报说得好：“评语是维护师道尊严的一张王牌。”事实上，有些教师写的评语，不是鼓励学生不断前进，而是用教师头脑里面旧的条条框框来束缚学生，把一些朝气蓬勃的学生驯成谨小慎微的“小绵羊”。第三，不适应教育革命发展的形势。现在是面向农村、开门办学，
在学生学工、学农、学专业知识的活动中，很多工人、贫下中农都是老师，因此评语也应该有工人、贫下中农的意见。有的班主任也说：“过去写评语是关起门来绞脑汁，一写就写半个月，结果写出来的评语，对学生并没有起到应有的指导和鼓励作用。”所以班主任也支持小将们改革评语制度的革命要求。
上个学期结束的时候，在学校党支部和工宣队的积极支持下，高二（一）班的师生改革了旧的评语制度，由学生自己写评语。在通过学习，提高认识，端正态度的基础上，学生各人抽课余时间，写好自己的评语。然后拿到学习小组讨论，征求全班同学的补充和修改意见。由全班学生选出一个评语审定小组，负责综合各组意见，并根据工人、贫下中农对学生在学工、学农活动中的评语，对每个人
写的评语进行修改、审定，经有关教师阅后，交给本人。如本人有不同意见，审定小组又不采纳，可由教师做思想工作，或者把本人意见附在后面。这个班写学
生评语只用了四个半天。学生们一致认为，这样写出来的评语比较实事求是，能够反映出同学们在德、智、体各方面的表现。学生们说，写评语的过程，也是互相学习的过程，批评和自我批评的过程，别人的优点值得自己学习，别人的缺点值得自己注意；自己意识不到的缺点，别人提出来了，对自己思想上的进步帮助很大。有的学生说：“这样写评语，我们就卸掉了思想包袱，今后在教育革命实践中，如果与班主任有不同的看法，也敢争论了。”
教育革命还从根本上废除了应试教育的选拔制度。应试教育看似公平，但其实人与人之间，阶层与阶层之间聪明和努力上的差距，远远不如掌握的教育资源上的差距来的大。比如贫下中农的子女往往被劳动占据大量时间，就没有办法通过大量做题的方式来从应试教育中脱颖而出，而财力的缺乏，又使他们不能通过请名师补习补课乃至押题的方式去竞争。那么用考试来评判一个人的优秀与否，
就是极不公平的。贫下中农在当时中国人口占绝大多数，但在文革前，据统计，高校中的贫下中农子弟只占不到 20%。，干部和高级知识分子的子女则占有绝对的优势。他们正是通过这种方式，将自己阶级的优势通过再生产巩固下来。美国霍普金斯大学安舟教授的近著《红色工程师的崛起——清华大学与中国技术官僚阶级的起源》一书就以清华大学为个案，对这个课题进行了系统的考察。
著名的白卷英雄张铁生事件是怎么回事呢，其背景就是毛远新在盘锦地区调查发现，大量的干部子弟已经在恢复高考后回城了，有的是请了家庭教师辅导，而留下来的知青任务则更加繁重，每天要劳动十几个小时，休息都不好。而张铁生就是留下来的那部分知青。当时调查组调查张铁生后，说张铁生很负责任的，在生产队当副队长，积极劳动，是个好知青。那是个穷队，唯一的财产是一匹马，
马生病了，张铁生牵着马走遍全县却找不到治好马病的办法，最后马死掉了，他大哭一场。由此张铁生想学医，他想学好了回来给牲畜治病，所以他报的是铁岭农学院的兽医专业。听了这个情况汇报后，毛远新就很同情张铁生。就怎么考试的问题，省委开会提了多种多样的方案，他倾向于 334 方案，就是中学毕业统计成绩占比 30%，劳动表现、群众评议占比 30%，高考成绩占比 40%。这么个方案他也没把握，就建议把张铁生的考卷在报纸上公布出来，征求广大知青的意见，看怎么高考才比较合理，对一直参加劳动没有时间复习的知青比较公平。省委常委会同意了，就在辽宁日报把张铁生的考卷和信公布了。可是没想到人民日报等各大报纸都转载了：
毛主席关于“要从有实践经验的工人农民中间选拔学生，到学校学几年以后，又回到生产实践中去”的指示，发表已经五年了。教育战线的斗、批、改，正在继续深入。我们要认真学习和坚决执行毛主席的指示，调查研究，总结经验，搞好无产阶级教育革命。
《辽宁日报》编者按：这里刊载的是张铁生同志在今年大学招生考核试卷背面写的一封信。张铁生同志是一九六八年的下乡知识青年，共青团员，现任兴城县白塔公社枣山大队第四生产队队长。他对物理化学这门课的考试，似乎交了“白卷”，然而对整个大学招生的路线问题，却交了一份颇有见解，发人深省的答卷。
按照毛主席的无产阶级教育路线，把有实践经验的优秀工人、农民、上山下乡知识青年选送大学，这是我国教育制度上的重大改革，它受到了广大群众的热烈欢迎。同时，也必然会遇到各种旧的思想、旧的习惯势力的阻力。大学招生，在群众评议、群众推荐的基础上进行适当的文化考核是需要的。但是，文化考核的目的，主要是了解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还是检查记住多少中学课程？
录取的主要标准，是根据他在三大革命运动实践中的一贯表现，还是根据文化考试的分数？是鼓励知识青年积极接受贫下中农和工人阶级再教育，努力钻研和完成本职工作，还是鼓励他们脱离三大革命运动实践而闭门读书？今天，我们发表张铁生同志的信，目的就在于请大家讨论、研究这些问题，欢迎关心教育革命的同志发表自己的看法。
尊敬的领导：
书面考试就这么过去了，对此，我有点感受，愿意向领导上谈一谈。
本人自一九六八年下乡以来，始终热衷于农业生产，全力于自己的本职工作。每天近十八个小时的繁重劳动和工作，不允许我搞业务复习。我的时间只在二十七号接到通知后，在考试期间忙碌地翻读了一遍数学教材，对于几何题和今天此卷上的理化题眼瞪着，真是心有余而力不足。我不愿没有书本根据的胡答一气，免得领导判卷费时间。所以自己愿意遵守纪律，坚持始终，老老实实地退场。说
实话，对于那些多年来不务正业、逍遥浪荡的书呆子们，我是不服气的，而有着极大的反感，考试被他们这群大学迷给垄断了。在这夏锄生产的当务之急，我不忍心放弃生产而不顾，为着自己钻到小屋子里面去，那是过于利己了吧。如果那样，将受到自己与贫下中农的革命事业心和自我革命的良心所谴责。有一点我可以自我安慰，我没有为此而耽误集体的工作，我在队里是负全面、完全责任的。
喜降春雨，人们实在忙，在这个人与集体利益直接矛盾的情况下，这是一场斗争（可以说）。我所苦闷的是，几小时的书面考试，可能将把我的入学资格取消。
我也不再谈些什么，总觉得实在有说不出的感觉，我自幼的理想将全然被自己的工作所排斥了，代替了，这是我唯一强调的理由。
我是按新的招生制度和条件来参加学习班的。至于我的基础知识，考场就是我的母校，这里的老师们会知道的，记得还总算可以。今天的物理化学考题，虽然很浅，但我印象也很浅，有两天的复习时间，我是能有保证把它答满分的。
自己的政治面貌和家庭、社会关系等都清白。对于我这个城市长大的孩子，几年来真是锻炼极大，尤其是思想感情上和世界观的改造方面，可以说是一个飞跃。在这里，我没有按要求和制度答卷（算不得什么基础知识和能力），我感觉并非可耻，可以勉强地应付一下嘛，翻书也能得它几十分嘛！（没有意思）但那样做，我的心是不太愉快的。我所感到荣幸的，只是能在新的教育制度之下，在
贫下中农和领导干部们的满意地推荐之下，参加了这次学习班。
白塔公社考生 张铁生
当时中国实行教育革命，改革教育制度，也时时刻刻以苏联作为批判对象和参照物。当时所批判的苏联教育领域的一些情况，同样值得引起注意：
学校商业化，知识商品化，这完全是苏修全面复辟资本主义给教育带来的必然结果。苏修统治者通过校内教育和校外宣传，公然要青年人树立“合理的利己主义” 世界观，并且毫不隐讳地对他们说，“学习、掌握知识”是一本万利的买卖，“这是一个将能产生高额利钱的贮钱匣”。既然“知识”、“文凭”、“学衔”都可以用金钱买来，那么，这些东西一旦到手，当然就要立即投入“周转”，以谋取更大的利润。亏本的生意谁会去做？这种腐朽透顶的“教育”，是一个黑色染缸，别说特权阶级的子女，就是少数劳动人民的子女进校后，也必然要受到腐蚀和毒害。它只能培养那种以赚钱赢利为人生哲学的新资产阶级分子，即培养特权
阶级的接班人。
近年来，在苏修社会里，出现了一种新的行业。这种新行业，虽然没有被苏修叛徒集团列入他们“巨大成就”的栏目内，但倒真的搞得不坏，正在以很快的速度“发达”起来。这里，且举这种行业的几个小例子，使读者开开眼界。
先看“私人授课”业。此业现在盛行苏联全国，据说是专门为中学生进入大学而设立的。私人授课每小时可得五至十个卢布，相当于普通工人一天半以上的工资。在莫斯科街头，“圆柱上”、“墙壁上”，“大门道里”，到处是这种花花绿绿的广告，简直让人眼花缭乱。
再看“代人考试”业。据《莫斯科晚报》载，有一种“代人考试组织”，专门代人投考大专学校。这种组织业务繁忙，应接不暇。有一个成员上午到食品工业专门学校代人考试，下午又到纺织工业大学代考，第二天又到莫斯科大学代人投考经济系。考取后，每位收取代考费五百卢布。
其次看“论文出售”业。《共青团真理报》载，罗斯托夫铁路运输工程学院里有一种“联合组织”，专门“帮人做毕业设计、学习论文、测验作业、实验室作业”。一份设计，售价九十卢布，有的一百五十卢布。
再其次看“毕业证书制造”业。《消息报》介绍的一个“毕业证书制造所”，一张毕业证书售价一千卢布，两年中他们就销售了五十六张这样的毕业证书。
若问这种行业为什么如此兴隆，那就要看看苏修的教育制度了。随着资本主义的全面复辟，苏修的教育，特别是高等教育，早已成为进入特权阶级的阶梯。苏修总头目勃列日涅夫说：“国家主要是从经过高等学校培养的专家中吸收从事经济工作、党的工作、国家工作、外交工作、军事工作和从事一切社会活动的干部。”
许多材料证明，大学文凭是选拔干部的决定性标准。有此文凭，即使是个白痴，也能捞个一官半职；无此文凭，即使你是“共产主义劳动突击手”，“从战争年代起”就做某项工作，并且“有这方面的专业知识”，但最后是“被裁掉”！勃
列日涅夫的话以及无数事实告诉人们：只要一进了高等学校，或者干脆只要设法捞到一张大学文凭，那就能够得到高官厚禄，就有飞黄腾达的时机。
要是进不去呢，那就对不起，只能“永远”当一个被人看不起的“执行者”。许多人为了达到“高升”的目的，当然就只有八仙过海，各显神通。于是各种稀奇古怪的行业都应运而生了。可不能小看这种新行业。特权阶级要把自己的爵位和俸禄传给他们的子女，一个重要的办法就是通过教育一途。而这样做，没有上述行业的帮助，就有点儿难处。你说考试吧，“中学课程”并不完全包括大学“考试中应考的所有材料”，一般中学毕业生怎么去考？有了上述行业，苏联的资产阶级新贵们就不怕。他们有的是钱，可以雇请“家庭教师”，或使子女进各种学费昂贵的私人 “补习班”之类。
这样把子女塞进高等学府以后，总算放心了吧？可是还不行，有些公子小姐们一向吃喝玩乐，谁愿去死啃书本？不能毕业怎么办？还得依靠上述行业。在“教育市场”上，只要不惜重金，什么毕业论文、毕业文凭，甚至“副博士”之类的头衔都可以买到。有了这些玩艺儿，就可以骑在劳动人民头上作威作福了。不难看出，苏修教育领域的新行业，完全是适应特权阶级对劳动人民实行资产阶级文化专制的需要而产生的。
“有钱，就可以进入高等学校”，这是苏修一家不大不小的官方报纸吐出来的一句很难得的真话。当然，苏修统治者“标准的提法”可不是这样。因为这么说，他们那个冒牌的“社会主义”不就露了底？
你听，苏修《国民教育立法原则》说得多么堂皇：苏联全体公民不分财产和社会地位，“在受教育方面一律平等”。但事实呢？在苏修叛徒集团的统治下，劳动人民既没有那么多的钱去雇请“私人教师”，又没有那么高的地位来得到同僚们的“照顾”。他们的子女，无论在分数面前，还是在其他什么面前，怎么能同那些公子小姐们“一律平等”呢？
且以他们自己对新西伯利亚所作的调查为例，那里有近百分之九十的农民子女被排斥在大学门外，而城市知识分子（不要忘记，其中也包括官僚）的子女却有近百分之九十都钻进了高等学校。按照苏修的“立法原则”，或者可以这样说吧，百分之九十和百分之九十还不是“一律平等”么？
其实，什么抽象的“自由”、“平等”，从来就是资产阶级的谎言。列宁曾说过：“只要阶级还没有消灭，任何关于一般自由和平等的谈论都是欺骗自己，或者是欺骗工人，欺骗全体劳动和受资本剥削的人，无论如何，也是维护资产阶级的利益。”列宁的话，这样无情地揭露了一切关于一般自由、平等言论的虚伪性。
可是，以 “列宁主义者”自命的勃列日涅夫们，在明明不平等的事实面前，还在那儿高谈着“一律平等”之类的神话，这难道不正是为了欺骗苏联劳动人民吗！
恩格斯在谈到英国工人阶级的教育状况时曾一针见血地指出：自由竞争“照例也是有钱人在这上面占便宜，而穷人吃亏，因为对穷人来说竞争恰好不是自由的”。在苏联，资产阶级的子女有父母的资本和权力作为后盾，不仅可以上收费昂贵的“补习班”，还可以聘请家庭教师。据苏修《文学报》透露，在列宁格勒的调查表明，高等学校的入学新生中有三分之二上过这种补习班；许多高年级学生还在物理和数学等方面找私人教师补课。这种私人授课，一小时要索取五个到十个卢布。对这种靠金钱上大学的办法，每月工资只有几十个卢布的工农群众自然只能望洋兴叹了。苏联劳动人民对这种知识商品化的丑恶现象极其愤慨，他们尖锐地指出，这里“存在着钱袋的比赛”。事实早已戳穿了苏修所谓“教育平等”的谎言。什么“不分财产和社会地位”，什么“知识是最高仲裁”，都不过是象列宁指出的那样：“在一般个人平等的名义下，宣布有产者和无产者间、剥削者和被剥削者间的形式上的或法律上的平等，以此来大大欺骗被压迫阶级”。因此，苏修教育方面的阶级对立只是苏修整个社会阶级分化和阶级对立的缩影。今天，
按照资本和权力的大小分配受教育的权利，这才是苏修教育的真相。
为了适应修正主义培养精神贵族的需要，苏修还费尽心机大搞“天才教育”。
苏修宣称：“一定要选拔真正有天赋的人入学，以造就高材生。”他们通过所谓“寻求和选拔天才制度”，把一批资产阶级的子女选拔为“尖子”，或者在中学里从优施教，或者送进各种专门设立的“天才学校”。在高等学校里更是把“筛出”来的“天才生”，作为“精华中的精华”单独培养。所谓西伯利亚“科学城”，就是进行“天才教育”的一个典型。他们挑选了一批“天才生”，封之为“国家未来的领导人”，由“天才教师”按照不同于其他学校的教学计划和教学大纲进行特
殊教育。他们还为资产阶级的子女开设专门的政治、数学、美术和音乐等特殊学校。有的军事学校公开规定只收军官的孩子，有的学校不公开招生，只在上层人物的子女中选拔。这种特权阶层的特殊学校，同当年老沙皇开办的贵族学校在本质上并没有什么两样，它们都是为了培养反动统治阶级的接班人。（《红旗》杂志一九七五年十一期）
因此，当时通过群众评议，劳动表现和成绩相结合的方式，推荐了大量工农兵学员进入高等院校学习，很多人都被培养为直到今天的中国的骨干人才。但是，由于转变过急，操作过于粗糙，设想和实践也很不完备，并没有完全探索出一条完全合理的高等教育人才培养道路。例如由于很多学员并不具备高中教育水平，仅仅经过初中教育就推荐进入大学，造成完成学业的极端困难，和教学质量的相
对下降。而推荐制度也同样存在可操纵和不公平的空间，这些都给了走资派以攻击新教育制度的口实。不过，毛泽东所说的“要从有实践经验的工人农民中间选拔学生，到学校学几年以后，又回到生产实践中去”的指示，具体到农村，就是“社来社去”的方式。所谓“社来社去”,是指从哪个公社上大学的,毕业后就分回到哪个公社。再加上已经下乡的知识青年的作用，这样就使农村和农民的知识化程度在短时间内得到极大提高，对于缩小三大差别是有利的。这样社来社去的学生在工农兵学员中占了很大一部分，且这种模式并不能使人通过高等教育来为个人攀升服务，因而总体上就从机制上起到了教育为社会主义和劳动人民服务的效果。
在城市中，也为工人阶级广泛普及了“七二一大学”。所谓七二一大学，实际上就是企业为广大工人提供的继续教育和职业教育。毛泽东指示，走上海机床厂从工人中培养技术人员的道路。要从有实践经验的工人农民中间选拔学生，到学校学几年以后，又回到生产实践中去。1968 年 9 月，上海机床厂为贯彻“七二一指示”，创办了“七二一大学”。经车间推荐，厂革委会批准，招收本厂 52 名工人入学，学制 2 年，学生毕业后仍回厂工作。此后，“七二一工人大学”的这种学制和教学模式逐步向全国的工矿企业推广。1975 年 6 月，教育部在上海召开全国“七二一”工人大学教育革命经验交流会。这次会后，“七二一大学”在全国获得了突飞猛进的发展。据新华社 1976 年 7 月 21 日报道，全国“七二一大学”从 1975 年上半年的 1200所、9 万多人，猛增到 1.5 万多所、78 万多人。另据《中国教育年鉴》记载，截至 1976 年底，全国共有七二一大学33374 所，学生 148.5 万人，是同期普通高校学生数的 3 倍之多，工人技术队伍迅速扩大。同时，有条件的企业也为在厂工人提供免费的夜校教育。其课程包括了哲学、外语、理工、绘画、乐器等多种，业余时间又对参加民兵的工人进行军事教育。这些举措使我国工人阶级的综合素质得到极大提高，当时多才多艺，掌握多种乐器和艺术技能，乃至能够阅读德国古典哲学的普通工人不在少数。脑体差距被进一步缩小。
正是由于文革教育革命打破了教育资源长期分配不公的状况，传统的通过读书考试选拔权贵阶级后备人才的路子走不通了，于是社会上开始流行“读书无用论”。当时官方舆论对于这种“读书无用论”进行了大力批判，指出“读书无用
论”不过是“读书做官论”的另一种体现。当“读书做官论”行不通了，于是才会开始鼓吹“读书无用”，这种所谓的有用无用，并不是指的对社会，对人民，而完全指的是对个人的名利而言的。改开后，某稻打着“尊重知识，尊重人才”
的旗号，把被文革所批判的“读书无用论”说成是文革所主张的，以至于今天普通百姓一提起文革就说“读书无用”，“知识越多越反动”，不得不说是指鹿为马、倒打一耙的一个典型宣传学案例了。正如文革批凳时所说的，“其实，我们跟邓XX 在教育问题上的根本分歧，不在于要不要读书，要不要学文化，而在于要把学校办成哪个阶级专政的工具。邓 XX 高喊不读书是最大的危险，而他自己就不读书。从这里我们就不难看出，邓 XX 的这种叫喊完全是别有用心的，是为了替修正主义教育路线翻案，为其复辟资本主义的政治阴谋服务的。我们的青少年一代肯定是要读书的，但是离开阶级斗争这个纲去谈读书，只能是重复修正主义教育路线的一套。”
文革期间教育革命的一大成就还体现在基础教育的大规模普及。在文革以前，我国义务教育或基础教育在广大农村和落后地区的普及率其实是不高的，并且发展也很缓慢。但是在文革期间，却有了大规模的提升，在短短十年时间内基本上完全普及了包括老少边穷地区的中小学教育，以及适龄青少年的高中教育。在文革期间，我国儿童升学率和中小学入学率均有大幅度增长，到文革结束的时候，我国儿童入学率达到 97.1%，小学升学率超过 90%，初中升学率也超过 60%，最高时达到 75%。文革时代，97%适龄儿童入学，90%进入初中学习，而高中入学率仍然达到 60-75%情况下，等于我国超过一半以上少年进入高中学习，说明文革时代我国普及了高中教育。但文革后，我国儿童入学率逐渐下降，最低时只有90%，到 1987 年才超过文革时代，而小学升学率大幅度下降，到 1982 年下降到只有 66.2%，到 1995 年才超过文革时代。在大量少年没有进入初中学习的情况下，我国初中升学率在文革后仍然大幅度下降，最低时只有 30%，不到文革时代一半，直到 2005 年才超过文革末期，说明文革后很长时间内，大部分适龄青少年没有受高中教育，尤其在八十年代，使我国高中教育也变成了少数人的教育。
（黄卫东：《文革时期的我国人口素质阶跃》）
家园 3、文艺和意识形态革命 在文革前，毛泽东对中国的文艺发展现状极为不满，最突出的表现，就是之前提到的送给文化部三个牌子：“帝王将相部”、“才子佳人部”、“古人洋人死人部”，从这里可以看出，毛泽东通过文革要达到的文艺革命方向，那就是要厚今薄古，把帝王将相赶下去，把颠倒的历史颠倒过来，让工农兵的光辉形象全面占领文艺的舞台。这其实也是他从《延安文艺座谈会》以来的一贯思路的延续，但是文艺舞台其实是最难占领的一个舞台。因为它歌颂谁，赞美谁，贬抑谁，如何塑造不同阶级的形象，向观众输送怎样的价值观，并不取决于人的喜好，而是取决于谁是社会的统治阶级。而统治阶级又会用文艺作为武器，向整个社会灌输它这个阶级的意识形态，确保整个社会的主流意识是统治阶级的意识。因此如果不推翻走资派的统治，要想在文艺领域有彻底的改变是不可能的。
比如去年广受“好评”，据说反映社会精英良心的影片《无问东西》就是如此。影片从头至尾塑造精英阶层对下层民众的拯救施恩，里面的底层民众，要么可怜，要么无知，要么干脆是不领情的暴民。20 世纪上半页在清华占据主导的左翼革命精神，变成了美式自由主义的精神。这就充分表现了谁在台上，谁就说自己好话这个朴素的真理。
因此，文革时期与文艺革命互相呼应的，是对各种旧社会的剥削阶级意识形态的清算。向全社会传达，只有人民，才是推动历史发展的真正动力，运用马克思主义的批判武器，全面揭露两千年以来各种根深蒂固的反动价值观和意识形态是如何美化反动统治阶级和贬低人民群众的。
那么经过文革，文艺和意识形态领域进行了怎样的破旧立新呢？
首先，移风易俗，旧社会的迷信和陋习遭到了根本性的破坏。巫婆神汉之类显性的存在自然不必说了，随着批孔运动的开展，女性地位进一步提高，传统等级制和宗法制传统进一步被破坏，经过十年文革，五四以来的文化激进主义完全成为中国社会的主流意识，使中国即使是在全面复辟以后的情况下，封建糟粕含量也大大低于周边儒家文化圈的港台日韩。当然近年来，随着政府支持下的文化保守主义日复一日的猖獗，大量的僵尸文化正在中国大地上日益复活，我国的性别平等指数，也从十年前的 60 多位跌出了百名开外，并且在继续下跌中，各种陋习和物化女性的现象也正在被重新正当化。而在当时，就连在婚俗领域中根深蒂固的，带有浓厚买卖婚遗迹的彩礼传统，也在有意识的引导下得到了有力破除。
下面摘录的是当时的一些报道：
报道（一）：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前，我们白村大队有很大一部分人，受旧风俗、旧习惯的影响较深。比如，订婚要彩礼，结婚要大吃大喝，动亲请友。有些家庭由于结婚花费钱粮过多，婚后家庭经济困难，夫妻、婆媳不和，妨害了他们参加政治活动和生产劳动。为了破除剥削阶级的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大立社会主义的新思想、新文化、新风俗、新习惯，我们在大队党支部领导下，积极提
倡和推广新式结婚。团支部书记高玉林带头，结婚时不收彩礼，不设宴请客，由团支部主持举行结婚仪式，大讲移风易俗办婚事的政治意义；在举行结婚仪式时，家长对子女进行了忆苦思甜教育。当时正当种麦时节，队里缺人掏粪，新媳妇打破旧习惯，婚后不久就参加掏粪，带动了全队的妇女。前几年，我们大队办一件喜事真不容易。自从推行新式结婚以来，情况起了很大变化。去年以来，我们大队先后有十二个青年移风易俗办了婚事，这对青年的思想进步和学习、工作都有很大促进。今后我们还要继续抓好这项工作，破“四旧”，立“四新”，让毛泽东思想占领一切阵地。
报道（二）：
破旧俗，立新风，是意识形态领域里一场深刻的革命，它直接关系到无产阶级专政的巩固和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发展，我们妇女在这场斗争中应该冲锋陷阵。
在会上，再云检查了原来准备要男方给自己做衣服送聘礼，家里准备办嫁妆、请宾客的错误思想。她表示，自己是贫下中农的后代、共青团员，坚决做移风易俗的带头人。不仅自己家里要勤俭办婚事，还要到男方家里去做工作，说服他们也要这样作。湖南省醴陵县板杉公社竹花山大队女青年帅美芝，与本公社横燕大队陈显明的婚事定下来了。当时，小帅的母亲想给女儿陪送些嫁妆，提出要男方过些礼金。不久，小陈家果然通过介绍人送来了一百元钱。小帅的父亲帅富迪见到礼金，心里觉着不对劲。一天，他在生产队图书室里看了一本《劳模嫁女》的革命书籍，触动了思想。他想：嫁女收礼金是旧的风俗习惯，不是社会主义的新风尚。决定要打通家里人的思想，象“劳模嫁女”一样，移风易俗办喜事。他向全家人讲了“劳模嫁女”的故事后，说：“劳模嫁女不做酒，不请客，不要男方过礼金，我们嫁女为啥要收人家的礼金呢？”老伴忙说：“嫁女收礼金是老规矩啦，人家不会说闲话。再说，若是别人嫁女热热闹闹，我们却冷冷冰冰，也不象话嘛！”
帅富迪见老伴思想不通，便与她们一起学习毛主席关于移风易俗，改造国家的教导，反复说明：嫁女讲礼金是旧思想。我们人民公社社员就是要发扬社会主义的新思想、新风尚。老伴听他这么一讲，思想通了八、九分，表示同意把礼金退回去。嫁女不要彩礼，不请客办酒……
这些千百年来历史习惯的改变，是意识形态领域里一场深刻的革命。旧中国遗留下来的重男轻女、男尊女卑等剥削阶级思想，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滚滚洪流冲击之下，一天天土崩瓦解了。但头脑里残存着这些历史垃圾的，还大有人在。他们总认为“妇女低贱”，“婚姻可以买卖”……
一小撮阶级敌人，就利用这些旧思想、旧风俗，推波助澜，腐蚀人们的灵魂，以达到他们复辟资本主义的罪恶目的。在这个问题上，劝君莫做糊涂人。“我们要保持贫下中农的本色，永远也不能学地主、资产阶级的样子。”这句话说得何等好呵！请客送礼办婚事，这是“老规矩”。可是，在有阶级的社会里，所谓“规矩”，无不打上阶级的烙印。贫下中农对解放前办红白喜事的回忆对比，深刻地
说明了这个问题。讲排场、摆阔气，这是地主、资产阶级的规矩；艰苦朴素、勤俭持家、勤俭办一切事业，才是无产阶级的规矩。如果我们舍本阶级的规矩而去学地主资产阶级的规矩，这不是忘本了吗？破旧立新、移风易俗，同地主资产阶级思想意识展开斗争，是妇女解放的一个重要方面，它直接关系到无产阶级专政的巩固和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切不可等闲视之。一切革命者都要关心意识形态
领域里的这场阶级斗争。特别是广大劳动妇女，更应坚决地用无产阶级的新思想、新道德、新风尚，去战胜剥削阶级的传统观念和习惯势力，在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中更好地发挥“半边天”的作用。
报道（三）：
以前，许家务大队“重男轻女”的思想很普遍，认为女孩子总是人家的人，一家不管有几个女孩，只要没有男孩，夫妇之间都为此而忧愁。为了打破这种旧观念，大队党支部决定，许家务的姑娘可以娶女婿来村安家落户。这一破旧立新的决定，在群众中引起很大反响。二队社员陈志中，有五个女儿，一直为没有儿子而苦恼。现在他高兴地说：“社会主义就是好。”现在他干起活来特别有劲，一
心扑在集体上。这个大队已有三个姑娘娶了女婿，有的女婿还担任了队干部。过去许家务的社员有早婚的习惯，青年人如果二十几岁不结婚，就感到有点不“光彩”。现在提倡晚婚，二十五岁以上没结婚的青年不再感到不光彩，反而认为这是新社会青年人的进步表现。结婚新事新办，订婚不要彩礼，蔚然成风。有的已经收了彩礼，又主动退回。女青年陈凤订婚时婆家送了彩礼。陈凤在批判会上说，要彩礼是旧社会买卖婚姻的反映，新中国的妇女是国家的主人，不能再要彩礼。她主动退回彩礼，并说明退礼不退婚。节约办婚事在许家务更为普遍。最近，他们又提倡一件新事：新媳妇一到许家务，不是先去婆家，而是由队干部陪同新夫妇先去阶级教育展览室，对他们进行村史、家史和许家务远景规划的教育，鼓励新婚夫妇把结婚成家看作继续革命的新起点。
报道（四）：
（文革前社会上）出现了明的是自由婚姻，实际上是父母包办，明为送婚礼，实际上搞钱财买卖的坏现象。有人因找对象闹的欠债累累，有的甚至投机倒把胡折腾。这样，就严重违犯了婚姻政策，破坏了社会秩序，毒害了青年的灵魂。伟大导师马克思、恩格斯教导我们：“要同传统的观念实行最彻底的决裂。”伟大领袖毛主席教导说：“不破不立。破，就是批判，就是革命。”为了同旧的传统观念
和旧的习惯势力实行彻底决裂，做移风易俗的带头人，结婚前，我就把自己的想法告诉了家里。可是，我父亲和我的想法不一致，他说：“你辛辛苦苦劳动了好几年，结婚是人生最大的一件喜事，要多置些东西，讲讲排场，闹闹阔气。这也不光是咱一家。”在这种情况下，自己如何办呢？是听毛主席的话破旧立新，还是听父亲的话闹场“阔气”呢？我想，自己是个革命青年，又是共产党员，在这
个问题上，如果屈服于旧的习惯势力，还搞什么革命！于是，我下定决心，一定要按照毛主席的教导办事，冲破旧习惯势力的压力，给妇女姐妹们长脸。于是，我组织全家办了学习班。经过学习和讨论，全家人认识到，如何办理婚事，这里有两种不同婚姻观的斗争。应该破封建的资产阶级的旧风俗，立无产阶级的新风尚。这也是一场革命。我妈是个共产党员，在讨论中，她坚决支持我的意见，批
评了我爹的旧思想，表示要带头给我办一个革命化的婚事。
用革命思想代替迷信、宿命论思想，用阶级思想代替“乡贤”宗法思想：
报道（五）：死生不由命 幸福靠革命
湖南省醴陵县东富大队民兵 孙丽君
两千多年来，一切反动的统治阶级的代表人物，都照着孔孟的腔调，鼓吹“死生有命，富贵在天”，要劳动人民“听天由命”，“贫而无怨”。提起这杀人不见血的“天命论”，我们东富大队的贫下中农就气得眼睛里冒火，恨得攥紧了拳头！
解放前，我们东富大队是个“土瘠田薄灾情多，秃山种树树不活”的穷山沟。全村四百多人，有一百五十多人给地主扛长工、打短工；遇上灾年，就得卖儿卖女，外出逃荒。几户地主、富农霸占了百分之八十以上的土地，靠着对贫下中农的残酷剥削，过着花天酒地的生活。对这种极不合理的社会现象，地主老财们搬出了孔老二的反动“天命论”来骗人，胡说什么：“万般皆由命，半点不由人”，“坟山不贯气，穷了莫怨气”，以此来掩饰他们敲骨吸髓的剥削，麻痹劳动人民的斗志。我们东富村的贫下中农就是不信这个邪，不信这个“命”。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在毛主席和共产党的领导下，东富村一带的贫苦农民，组织起农
会。我爷爷孙小山领着大伙起来造土豪劣绅的反，造孔老二的反，将孔老二宣扬的那一套礼教打翻在地。斗争了几个月，土豪劣绅、贪官污吏一齐倒了台，革命人民个个扬眉吐气。一九二七年，毛主席考察了湖南的农民运动，写了《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赞扬农民协会的革命举动“好得很”，赞扬农民起来推翻封建宗法的思想和制度——政权、族权、神权、夫权，指出：“醴陵禁迷信、打菩萨
之风颇盛行。”“这事，因为是农会委员长孙小山倡首，当地的道士们颇恨孙小山。”
有毛主席和共产党撑腰，贫下中农就有了主心骨。据老一辈人说，自那以后，我爷爷和农会会员干得更坚决了。
可是，由于陈独秀推行右倾机会主义路线，这次轰轰烈烈的大革命失败了。
逃到城里的地主恶霸，纷纷窜了回来，对革命人民实行阶级报复。一九二八年，我爷爷和农会其他一些领导人一起，被国民党反动派杀害了。土豪劣绅一面变本加厉地对贫下中农进行盘剥，一面重修庙宇，重塑泥像。有一个恶霸地主恶狠狠地说：“命里有的终须有，命里无的莫强求。你们不是打菩萨想造反吗？怎么样？”
他妄图继续用孔孟那套“天命论”来束缚群众的手脚，瓦解劳动人民的斗志，要贫下中农放弃革命，听任他们的宰割。这是痴心妄想！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我们东富村的贫下中农既没有被国民党的反动气焰所吓倒，也没有被孔孟的“天命论”所欺骗。大家又秘密组织农会，坚持斗争；部分同志还跟随毛主席上了井冈山，参加建立红色政权的斗争。“为有牺牲多壮志，敢教日月换新天。”在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指引下，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经过几十年的英勇战斗，终于迎来了新中国的诞生。从此，我们贫下中农当家做了主人。这难道是我们的“八字”变好了，“坟山”“贯气”了么？不！这是因为我们坚持了革命。解放后，我们遵照毛主席的教导，发扬继续革命的精神，
实行土地改革，走合作化和人民公社化的道路，狠抓阶级斗争。我们民兵和贫下中农一起，与天斗，与地斗，与阶级敌人斗，与错误路线斗，推动了革命和生产的不断发展。解放初期，我们这里粮食亩产不过一百多斤，到了一九七三年，平均亩产超过了一千五百斤。以往的穷山冲，如今变成“渠成网，地成方，田头机器响，户户喇叭唱”的新东富。活生生的事实说明，死生不由命，幸福靠革命。
（孙丽君：《死生不由命，幸福靠革命》）
报道（六）：
阿 Q 那回因赵太爷的儿子中了秀才，手舞足蹈，说这于他也很光采，因为他和赵太爷原是本家，细细的排起来，他还比秀才长三辈呢。但第二天他被赵太爷叫去，“阿 Q，你这浑小子！你说我是你的本家么？”“你怎么会姓赵！——你那里配姓赵！”他当场给了阿 Q 一个嘴巴！
在我们看来，不管阿 Q 是否真姓赵，赵太爷凭什么管来着！然而另一方面，阿 Q 那种想和赵太爷攀本家、排辈份的思想，却着实要不得。
同姓同宗同族，甚至长上几辈又会怎么的？赵太爷依旧是骑在阿 Q 头上的“太爷”，阿 Q 依旧是被骑挨打的“浑小子”，“穷光蛋”，他想和地主老爷论辈排位，那是活该倒霉的。
赵太爷是不许阿 Q 有姓赵的自由，怕这“小子”玷污了赵家的“光采”。但不准“沾光”，仅仅是问题的一面，还有另一面：过去封建统治者，又往往以同宗同族的名义来拉拢关系，建什么祠堂，修什么族谱，立什么家规，借用死了的
祖宗名义，来束缚同族中的贫雇农。这些封建劳什子，像孙悟空头上的金箍儿，套在劳动人民的头上，一旦他们之中的谁有甚“不安份”时，封建统治者便口中念念有词，金箍儿便害煞人了的。封建统治阶级不让你姓什么，是歧视你，和你大谈同宗情谊，是为了更好地吃你肉喝你血。万变不离其宗，而笑里藏刀的手法，更其毒辣！
记得前年看了个话剧《星火燎原》，这个话剧很真实地反映了同宗同族中不同阶级的人们的关系。话剧里的恶霸地主陈世贤，利用封建家规和族长地位，企图陷害同族中的革命者、贫农陈金泉。陈氏宗祠里钉有一块刻写着家规的木牌，其中有一条：“万恶淫为首，倘干犯者，革除香火，永不得入祠。”可是那个族长陈世贤，正是奸污同族妇女的家伙，而那家规几曾降到他的头上？同宗同族是亲
人吗？那么这个陈世贤，就眼看同宗同族中的贫雇农们受饥挨饿，也不把囤积着的大批粮食拿出来，还加紧催租逼债哩！
祠堂、族谱、家规之类，都是吃人的封建宗法制度的产物，是封建统治者的一种统治工具，它利用一部分人头脑中的落后的宗族观念，使人模糊了阶级界限，失去阶级斗争意识，好任凭他们对劳动人民宰割。
古礼云：“礼有三本，天地者生之本，先祖者类之本，君师者治之本。”那时候，祖宗的地位真也捧得够高了。其实对待祖宗，也得用阶级观点去分析他们，看待他们；何况封建统治者，也不过是假借祖宗的名义，来压服同宗同族中的贫雇农！你看，那些当族长的，总是地主、恶霸，他们和不同姓的地主、官僚一鼻孔出气，狼狈为奸，曾什么时候和穷苦的同族叔伯真正地讲过情谊？！这些人抬着祖宗的牌位，满嘴“仁义道德、礼义廉耻”，一面孔的岸然道貌，实则是男盗女娼，欺贫压弱，吃人连骨头也不吐一根！世界上没有什么超阶级的宗族，宗族里面只有血迹斑斑的吃人者和被吃者的关系。“物以类聚，人以群分”，我们劳动人民，只有同一阶级的兄弟，才是真正休戚相关、祸福与共、命运相连的“一家子”，这里没有什么赵钱孙李的姓氏之分。
如今，中国先前的被压迫、受剥削者早已改变了阿 Q 那样的命运了，早已摆脱了阿 Q 那样的精神面貌了。在工人阶级政党的领导和教育下，有着社会主义觉悟的新型农民正在大批涌现。但是，赵太爷、陈世贤虽已呜呼哀哉，而赵太爷、陈世贤之流却并未死绝的；即使死绝了，他们的阴魂还会久久不散，借尸还魂，企图把祠堂、族谱、家规之类已经发霉了的封建老古董重新搬出来。为此，我们
应该站稳阶级立场，用雪亮的阶级眼睛去看待一切人和事，包括同宗同族的“本家”。在《西游记》结尾，孙悟空指着金箍儿说：“脱下来，打得粉碎，切莫叫那什么菩萨再去捉弄他人。”我们先前吃足了祠堂、族谱、家规之类的冤枉苦头，现在怎么会让它们再来害人！把这些封建老古董，打个粉碎！反对封建孝道、奴隶哲学毒害儿童，普及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和阶级分析法：
鲁迅通过童年时代阅读《二十四孝图》的回忆，无情地撕开了儒家“以孝治天下”的假面具。《二十四孝图》是一本向儿童宣扬“孝道”的启蒙教材。其中的“郭巨埋儿”和“老莱娱亲”两则故事最能说明所谓“孝”的残酷性和虚伪性。
鲁迅针对那些拚命劝“孝”的反动阶级辛辣地讽刺道：“整饬伦纪的文电是常有的，却很少见绅士赤条条地躺在冰上面，将军跳下汽车去负米”。既然自己做不到，为什么拚命劝别人去做呢？因为“孝慈，则忠”，如果儿童从小在家尽“孝”，长大之后，就不会“犯上”“作乱”，而为统治阶级尽“忠”，就会象郭巨的儿子那样毫无反抗。“孩子是要别人教的”。鲁迅的观点非常明确：儿童的思想、性格的形成和发展，完全决定于后天的教育。但是，千百年来，封建统治者给初上学的孩子灌输的却是“人之初，性本善”之类唯心论的先验论和超阶级的人性论。
鲁迅回忆起那时的情景，写道：“小同学因为专读‘人之初，性本善’，读得要枯燥而死了。”宣扬这种反动谬论的《三字经》、《神童诗》等等，后来又被国民党反动派奉若至宝，“看现在新印出来的儿童书，依然是司马温公敲水缸”，依然是《龙文鞭影》、《幼学琼林》里的“模范故事”。反动派之所以继续抛出这些破烂货，就是向儿童们鼓吹孔孟之徒司马光之流是天生的“善”，天生的“聪明”，所
谓“惟上智与下愚不移”。你要想做“上智”吗？《神童诗》就告诉你：“天子重英豪，文章教尔曹。万般皆下品，惟有读书高。”广大儿童如果中了这种思想的毒，就会沿着“学而优则仕”的道路爬上去，服服帖帖地成为反动统治阶级的工具。鲁迅以唯物论驳斥了那种认为“融四岁，能让梨”，或为了一点食物而打起来都是出于儿童“天性”的胡说。鲁迅认为，“打起来的，是家庭的影响，便是成人，不也有争家私，夺遗产的吗？孩子学了样了。”所以孔孟之徒鼓吹“生而知之”，完全歪曲了人的认识事物的普遍规律，颠倒了主观和客观的关系。“唯上智与下愚不移”，是对创造历史的劳动人民的无耻污蔑。孔孟之徒妄图通过这种污蔑，使劳动人民永远处于受压迫受剥削的地位。鲁迅满腔热情地赞扬贫苦的工农子女：“你们穷的是金钱，而不是聪明和智慧。你们贫民子弟，一样是聪明，一样有智慧。你们能下决心，能奋斗，一定会成功，有光明的前途。”鲁迅的热情鼓励，是对反动统治阶级在儿童启蒙教育中散布的唯心论的先验论最有力的批判。“师如荒谬，不妨叛之。”鲁迅的这种革命造反精神是对孔孟之道的“师道尊严”和奴化教育的一记响亮的耳光。自从孔老二被带上“至圣先师”的头衔以来，孔老二和他的徒子徒孙，以至私塾的冬烘先生，都在儿童面前成了神圣不可侵犯的偶像。当我们读着《五猖会》、《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这些散文时，就会看到一幅幅揭露封建教育怎样窒息儿童身心健康的生动图画。儿童的成长既然受客观环境的影响，那么象这种“不许孩子愤怒，悲哀，也不许高兴”，只管用孔孟之
道“象填鸭似的来硬塞学生”的封建教育，究竟将把儿童培养成什么样的一种人呢？鲁迅认为，这只能把孩子培养成“低眉顺眼，唯唯诺诺”的奴才和傀儡。这样的人，长大之后，怎么能够担负起推翻旧世界，建设新世界的重任呢？鲁迅从无产阶级革命的长远利益出发，坚决主张从儿童时代起就应培养革命造反精神。
儿童首先要有同父母或老师的错误进行斗争的勇气。“爸爸和前辈的话，固然也要听的，但也须说得有道理”，如果不符合客观真理，甚至是孔孟之道的反动谬论，那么孩子们就要起来造反。只有从小就培养起独立思考、敢于造反的勇气，长大之后才能接过革命重担，勇猛地向旧世界宣战。
国民党官定的小学《经训读本》第一课就是《孝经·开宗明义章》，胡诌什么“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敢毁伤，孝之始也”。鲁迅问得好：“那么‘为国捐躯’是‘孝之终’么？”这一问，问出了国民党反动派借劝“孝”来诱骗儿童跟他们一道投降卖国的真面目。因为尽“孝”是连“发肤”都不准“毁伤”的，那怎么能去抗日，“为国捐躯”呢？要尽“孝”，岂不只有投降卖国一条路了吗？更有甚者，在当时一份“儿童专刊”上，竟然有人主张中国人杀日本侵略者应“罪加一等”。鲁迅立即抱病写文章，直斥此文作者根本不是站在中国人的立场，讲的简直不是“人话”，“真畜类也”。指出这是明目张胆地用孔老二“泛爱众”的谎言蛊惑儿童去“爱”敌人，用“主杀奴无罪，奴杀主重办”的奴才哲学欺骗儿童充当帝国主义奴才。这当然特别引起鲁迅的重视和愤怒。
反动统治阶级为什么“拚命的劝孝”？为什么宣扬唯心论的先验论？为什么鼓吹“师道尊严”，贩卖奴才哲学？为什么实施卖国主义教育？鲁迅用一句话戳穿了反动派用孔孟之道毒害儿童的全部秘密：“任儿孙作马牛——既作本国地主
资产阶级的马牛，又作帝国主义的马牛。” 恩格斯在批判宗教对英国国民教育所起的毒害作用时说：“孩子们的脑子里塞满了不能理解的教条和各种神学上的奥妙东西，从童年时期起就培养起教派的仇恨和狂热的偏执，而一切智力的、精神的和道德的发展却被可耻地忽视了。”所不同的是中国的统治阶级用的不是西方宗教，而是中国特有的“孔教”。鲁迅认为应该“将中国历来教育儿童的方法，用书，作一个明确的记录，给人明白我们的古人以至我们，是怎样的被熏陶下来的。”这个总结很重要，它可以帮助人们认清在儿童教育领域里，一直存在着激烈的阶级斗争。无产阶级必须高度重视这场斗争，坚决把新的一代从孔孟之道的熏陶下争夺过来。鲁迅对孔孟之道毒害儿童的罪恶的揭露和批判，表明作为马克思主义者，他明确地把这当作进行革命斗争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针对着弥漫在儿童教育领域里的孔孟之道的乌烟瘴气，鲁迅向革命的人们提出了战斗的任务：
“打掉毒害小儿的药饵，打掉陷没将来的阴谋”。
由于工人阶级全面进军上层建筑，工人写作组、理论组遍地开花，培养了一批工人作家、工人理论家，甚至直到现在还有不少作家、教授当年也是从工人写作组培养出来的，工人掌握了笔杆子以后，也通过写作各种文艺作品和理论文章，迅速向旧的意识形态开火，下面一批批判弟子规的文章，就是出自 1974 年北京第一机床厂的青年工人理论小组之手：
《弟子规》大力宣扬什么“首孝悌”，把“孝悌”作为对青年首要的和根本的要求。所谓孝，就是孔老二说的“无违”，即儿子不能违背父母的意志，要绝对服从。所谓“悌”，就是孟轲说的“从兄”，即做弟弟的要绝对服从兄长。《弟
子规》对孝做了许多规定，胡说什么“父母命，行勿懒”，“父母责，须顺承”，要青年以父母的是非为是非，对父母的意志要绝对服从。《弟子规》对悌也做了许多规定。它还就年长的人与年幼的人的关系，胡说什么“长者先，幼者后”，要青年在长者面前，只能打拱作揖，甚至走路也不能走在长者的前面，还要等长者在前面走一百步以后再走。
反动派为什么这样看重“孝悌”呢？《论语·学而篇》说：讲孝悌而好犯上的人是很少的，不好犯上而好造反作乱的人是没有的。并说：“孝悌也者，其为仁之本欤！”由此可见，孔老二把“孝悌”作为“仁”的根本，即“克己复礼”的根本。他鼓吹“孝悌”的目的，就是不让青年犯上作乱，以便维护“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奴隶制度。因此，鼓吹“孝悌”完全是为其反革命的政治目的服务的。
历代的反动封建统治者对儒家这一套奉若神明，都把“孝悌”当做镇压人民革命、奴役人民群众的思想武器。他们宣称：“人之大伦，内则父子，外则君臣，事父以孝，事君以忠。”在他们看来，孝子出忠臣，孝就是忠。因此，他们大肆鼓吹“孝悌”，想出许多如鲁迅先生说的“一味收拾幼者弱者的办法”，要青年做到“孝悌”。其目的就是要人民忠于他们的反动统治，安于被剥削、被奴役的地位，而不去“犯上作乱”。《弟子规》把“孝悌”看作是第一位的东西，正说明了“孝悌”的反动性。
在我国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阶级敌人搞复辟倒退，也必然要利用“孝悌”来毒害青年。叛徒、内奸、工贼刘少奇就说什么“要做一个好党员，首先要做一个好儿子”，妄图用“孝悌”观念把青年培养成为他复辟资本主义的驯服工具。
党的基本路线告诉我们：社会主义社会是一个相当长的历史阶段，在这个历史阶段中，始终存在着阶级、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存在着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斗争，存在着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性。由于反动阶级的大力宣扬，“孝悌”观念在群众中也还有影响。党对我们青年寄予无限的期望。我们一定要遵照毛主席的教导，坚持党的基本路线，把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放在第一位，用阶级和阶级斗争的观点分析问题，处理问题，砸碎孔孟之道这个束缚青年的精神枷锁，坚持革命，反对复辟，坚持前进，反对倒退，坚持革新，反对守旧，把社会主义革命进行到底。（北京第一机床厂的青年工人理论小组）
通宝推：假设,家园 文艺领域 在文艺领域，以革命样板戏为标志的文艺革命，对旧有的文艺形式，如戏剧、文学、电影、音乐、舞蹈、曲艺、美术等，进行了深刻的改造，文艺在方向路线、创作思想、艺术形式、队伍建设等方面，都发生了深刻的变化。试看今日文艺舞台，帝王将相、才子佳人被赶了下去，光彩照人的工农兵英雄形象成了主人公。
几千年被颠倒了的历史，又重新颠倒过来。我们的文艺，是在反映中国革命的战斗历程，描绘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壮丽图景，表现工农兵火热的斗争生活，赞美革命新生事物的茁壮成长，歌颂毛主席的革命路线的伟大胜利。许多优秀的文艺作品象锋利的钢刀，杀向批判资产阶级的广阔战场；象战斗的号角，鼓舞亿万人民在继续革命的道路上奋勇前进。十多年的文艺革命，披荆斩棘，历尽艰辛，
现在已是春色满园，硕果累累。各个艺术品种都有了很大发展，艺术质量和数量都不断提高，在革命样板戏带动下出现的一大批优秀作品的思想、艺术水平是以前不可比拟的。电影故事片出现了不少思想性、艺术性都比较强的影片。工农兵业余文艺创作蓬勃发展，文艺演出的重点放到基层。文艺正在沿着为工农兵服务，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方向胜利前进，成为巩固社会主义经济基础、巩固无产阶级专政的有力工具。这同文化大革命前十七年那种毒草丛生，群魔乱舞，文艺为少数人服务，资产阶级专了无产阶级政的状况，能够同日而语吗？
文艺要不要大力塑造无产阶级英雄典型？这是关系到文艺舞台究竟由哪个阶级来占领，无产阶级要不要在上层建筑领域对资产阶级实行全面专政的重大问题。革命样板戏精心塑造了一批无产阶级英雄典型，热情歌颂了共产主义革命精神，深刻批判了资产阶级思想和孔孟之道等反动腐朽的意识形态。把“歌颂倔强的、叱咤风云的和革命的无产者”作为社会主义文艺的根本任务，这是革命样板戏的又一基本经验。可是，这也遭到了修正主义奇谈怪论的非议和责难，他们说什么，要是文艺都来塑造高大完美的无产阶级英雄形象，就会造成“雷同”，“题材狭窄”，“人物一样”。这完全是对革命文艺的诬蔑。不错，无产阶级英雄形象
确实也有“同”，那就是无产阶级英雄形象都具有的共性。如果没有这个“同”，那还成什么无产阶级英雄形象！但是，革命样板戏寓英雄形象的共性于个性之中，“每个人都是典型，但同时又是一定的单个人”，都有自己鲜明的性格特点，哪有什么“雷同”？革命样板戏诞生还只短短十几年，就已描写了那么广泛而重大的题材，塑造了如此众多的栩栩如生的英雄形象，为什么就有人大喊大叫“题材狭窄”、“人物一样”了呢？说穿了，他们就是妄图在文艺舞台上挤掉无产阶级英雄人物，以便抬出中间人物、落后人物乃至反动人物占据舞台中心。这种论调不过是“写中间人物”论、“反题材决定”论等等反动谬论的变种而已。
党内那个不肯改悔的走资派攻击革命样板戏是“一花独放”，妨碍了“百花齐放”，跟着就有一种论调诬蔑写阶级斗争、写英雄人物是“一个形式”，“一种调门”，阻碍了文艺的发展，这完全是混淆视听、颠倒黑白。革命样板戏的思想内容、人物形象和艺术风格，是那样丰富多彩，绚丽多姿，有力地促进了革命文艺的繁荣和发展。明明是革命样板戏带动了革命文艺的百花齐放，为什么在党内那个不肯改悔的走资派的眼里，却成了“一花独放”？他们真的要无产阶级的文艺百花齐放吗？不是，历史和现实都证明，他们代表地主资产阶级，他们一贯对社会主义文艺的香花十分反感，极端仇视。他们一贯对封、资、修的文艺崇拜得五体投地，津津乐道，十分留恋。党内那个不肯改悔的走资派不是在文化大革命前就竭力提倡文艺要搞什么“轻松”、“无害”，要“表现帝王将相的智慧”吗？
他们要放的，就是那些腐蚀群众、毒害人民、歌颂叛徒、美化敌人的封、资、修大杂烩。他甚至指令文艺界要大编旧戏，从三皇五帝编起，一直编到近代，编他三百六十本，一天演一本，可演一年。这是明目张胆地要让帝王将相、才子佳人永远霸占文艺舞台，为他们“一年三百六十天”镇压革命人民、奴化广大群众服务。
经过文化大革命的锻炼和文艺革命的实践，一支坚持毛主席的革命文艺路线的队伍正在逐步形成，一批由工农兵中涌现出来的文艺新兵正在茁壮成长。广大文艺工作者认真学习马列著作和毛主席著作，深入三大革命运动第一线，走与工农相结合的道路，精神面貌发生了可喜的变化。他们学工农兵、写工农兵、演工农兵，受到了广大群众的欢迎和支持。但是，文艺界的右倾翻案风却攻击这支队伍“水平低”，“演不了戏”。所谓“水平”高低，不同阶级有着完全不同的标准。
在无产阶级看来，能够正确表现工农兵，全心全意地为工农兵服务就是高水平。资产阶级从他们的阶级偏见和艺术趣味出发，对无产阶级的东西总是极力排斥。他们攻击革命文艺工作者“水平低”，决不是关心这支队伍的成长，而是妄图把革命的新生力量“整”下去，纳入他们的修正主义轨道。（清华北大大批判组：《否定文艺革命是为了复辟资本主义》）
样板戏的艺术成就高度和经历了长期抹黑贬低后，在近年又逐步得到了很多观众的重新肯定和承认，这充分证明真正的经典是不会被时间所抹杀的。正如迄今为止中国能在国际舞台上拿得出手的芭蕾舞剧也仍然就是《红色娘子军》一样，每次赴国外演出都受到当地观众的热烈欢迎。有美国华人回忆中芭在林肯中心演出的盛况，称演出完以后全场连呼“bravo”，以至于热情难释还有想要帮做义工
的，然而国内却很少有报道，网上基本找不到现场的视频。
事实上，在当时，我国就以文艺作为武器向全世界广为输出我们的革命文化，其旗帜鲜明的左翼激进主义受到全世界对社会现状深感不满的青年学生和劳动者的广泛欢迎，有力地推动了当时世界革命的进展。我国的革命文艺作品在香港场场爆满，一票难求，在日本成为社会流行文化（那一代的日本人有很多会唱中国的革命歌曲），在法国、美国、拉美、非洲、东南亚，也都成为直接推动青年人投入社会革命运动的文化动力。与今天的状况恰恰相反，当时全世界帝国主义和资产阶级反动政府防我国的“文化入侵”如防洪水猛兽，比如在新加坡，在 60年代到 70 年代，李光耀非常担心中共的“文革”在新加坡青年中产生影响，1971年中国对新加坡开展了“乒乓外交”，邀请新加坡乒乓球队访问，接着新加坡邀请中国球队回访。令李光耀感到震惊的是，在中国和新加坡球队比赛时，球场上
竟然有一大群新加坡观众嘲笑自己国家的球队，并高呼赞美毛泽东的口号。即使到了 70 年代中期，中共的“文革”在新加坡青年中仍然还有很大吸引力，很多人不惜冒险到停泊在公海的中国远洋货轮上观看《决裂》、《春苗》等宣传“文革”成果的电影。在李光耀的建议下，新加坡政府在 60 年代到 70 年代颁布了一道法令，禁止 30 岁以下的新加坡公民到中国去访问，以防这些头脑简单的左翼青年被召募为“颠覆分子”，这条禁令直到 1976 年才取消。法国电影《解放军占领巴黎》《中国姑娘》也都或直接或间接地反映了当时中国红色文化在法国年轻一代
中的强大影响力。
通宝推：假设,- 复 文艺领域
家园 继续回复： 说到文艺，文革不要说外国的文艺作品，比如雨果的悲惨世界等这样的东西，以及苏联的青年近卫军这样的反德国法西斯的好作品，就是1949年建国以后的绝大部分作品，都打成了毒草，好笑不？
比如：野火春风斗古城的作者、1942年入党的地下党员李英儒同志，1970年被抓坐牢8年，1978年才释放；
“红岩”的作者被逼自杀；
“敌后武工队”的作者冯志1969年左右被保定的造反派活活打死。
这些作品是反党作品吗？
最搞笑的是，1964年出品的，经周总理亲自审定，毛主席亲自看过、表演的大型音乐舞蹈史诗：东方红，文革中都被禁演，好笑不？ 这个作品中明明大量歌颂毛主席共产党的内容，居然也被打倒，好笑不？ 比如：歌曲黄洋界上炮声隆、红军不怕远征难、抬头望见北斗星，心中想念毛泽东，等等。这样的作品都要禁，这个世界（指文革时期）难道还不是疯了？
- 复 继续回复：
家园 你才更搞笑：你把证据拿出来，证明： 李英儒是因为《野火春风斗古城》而坐牢的；
红岩作者是因为写红岩自杀的；
冯志是因为写敌后武工队被打死的；……
如果不能拿出证据证明，就说明你要么是认识上的傻蛋，要么就是阶级斗争的对立面。
- 复 继续回复：
家园 是不是毒草取决于立场。 不排除wg时期有在文艺批判方面有极“左”行为。但仅就这个领域，蓝萍的无产阶级立场和文艺指导水平都是很过硬的（hk出版过几本比较详细介绍样板戏的书，wg期间也有地方组织 出版她的讲话）。
一些作者的遭遇未必跟作品有很强的关联性，你说的这三人的遭遇、《东方红》被禁也非常模糊，我不了解具体情况暂时也没别的好说，以后有空会去查查资料。
家园 我上面随便举的几个例子，还是指的“红作家” 他们写的都是歌颂共产党的作品！这些“红作家”都是还是“自己人”--老共产党员。“敌后武工队”的作者冯志同志，本人就是武工队长出身的老八路。文革中被保定的造反派打死。李英儒同志1938年参加革命，1942年入党。
那些不是“红作家”的作家，比如自杀的老舍（老舍的茶馆是揭露旧社会的啊，龙须沟是歌颂新社会的啊，他是坏人吗？），在文革死于非命的，比如这个那个的，就更多了。数不胜数。
家园 你对“红”的理解，连马主义的门槛都没摸到。 这篇文章里已经谈到党内资产阶级的理论问题了，稍微展开点说，这还涉及到列宁关于无产阶级可以争取领导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理论这个前提。
以前很“红”又不代表理解和认同马克思主义，更具体的说未必支持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冯志、李英儒怎么了，就算是伍豪，他思想上跟不上李德胜也是明显的，他是自发或自觉的走修或走资，可能很久以后档案都公开了才会有准确的结论。
你提老舍就更说明你在这方面缺乏了解了，wg里有名的没有破案的命案，大概率都是党政军里的走资派干的或走资派指使保守派干的。戚本禹回忆录也有提到老舍的死。 这背后不过是很简单的逻辑，改开后掌权的走资派把能甩的锅都栽赃到101、f4以及造派身上，西纠、联动都能平反。
家园 还要去查？ 呵呵。。就你这样的水平，没办法驾驭 文革这样的重大题材。
我还没有动大功夫，你就招架不住。如果其他人再来，你更加会被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