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评杨外长公开说，我们把美国精英想得太好了 -- hwd99

历史上，精英们对美国的迷信，远不止这些，而且迷信的程度也远超过这些例子。例如，朱沙皇曾经十分相信西方的宣传，非常担心自己的官员和百姓造假，要公开制定制度，让美国的四大会计事务所负责中国的审计。而事实上，此后不久，世界五大会计师事务所之一安达信，由于长期担任安然公司的外部审计、内部审计和咨询业务，在2001年安然公司造假暴露破产后受到美国社会的广泛质疑。2002年3月14日，美国司法部对安达信公司提出“妨碍司法”的犯罪指控，原因是安达信公司故意销毁大量有关安然公司的文件； 10月16日，休斯敦联邦地区法院对安达信妨碍司法调查作出判决，罚款并禁止它在5年内从事业务，成为美国历史上第一家被判“有罪”的大型会计师事务所。至此，有着90年历史的这个昔日世界五大会计师事务所之一的安达信解体并倒闭。

虽然朱沙皇主张让美国的四大会计事务所负责中国经济审查，太过骇人听闻而没有成为官方制度，但实际上，虽然安达信因造假丑闻倒闭，但美国和西方会计事务所仍然成为我国财务审计的主要会计事务所。金融界精英们甚至发布政策，要求中国人在中国开办银行，必须引入外国战略投资者，实际就是美国投资者，也就是说，要美国人同意，中国人才能在中国开办银行。如今这项要求仍然堂而皇之地放在政府官方网站上，这表明，它们根本就不认为，这是一项错误的政策。

其实美国精英只是骗术高明而已，当然也和精英们对美国精英太迷信，也就是想象得太好有关。例如，2008年美国引发金融危机是让美国几家大银行倒闭，从而赖掉了大量其他国家债务，使各国损失巨大。有金融界专家估计，美国赖掉的债务高达十万亿，但美国精英却宣传美国遭遇史无前例的金融危机，甚至求助于中国。中国的主流媒体则不怀疑美国精英，而是复制美国的宣传，从不介绍，所谓的美国金融危机，实际上是美国从世界各国掠夺了十万亿美元，让欧猪四国濒临倒闭。

如今杨外长公开承认，我们把你们想得太好了，公开承认这一点，也算有所反思了。对美国的认识，看起来是有所进步了。但这句话本身就暗含，我们认为，你们挺好，只是没有我们想象的那么好而已。在笔者看来，指望他们能从根本上改变思想，恐怕是不可能的。

对比毛泽东时代，毛主席曾经指出，美帝国主义者很傲慢，凡是可以不讲理的地方就一定不讲理，要是讲一点理的话，那是被逼得不得已了。毛主席采取的对策，就是针锋相对。在朝鲜战场，按照美国首都华盛顿树立的纪念碑，志愿军消灭了美军为主的联合国军225万之多，迫使美国不得不同意停战。但美国并不甘心失败，又发动越南战争，试图在越南建立进攻中国的桥头堡。当时美国天天派高空侦察机侦查中国军事部署，不断制定进攻中国的军事计划。

1970年5月20日毛主席发布声明，号召全世界人民团结起来打败美国侵略者及其一切走狗。当时中国提供军事和经济援助，积极支持越南人民反抗美国军事侵略的斗争。2年后，美国总统尼克松访华，到达首都机场，首先看到的是一幅巨幅红色标语，就是这句话。当时中美还没有建交，尼克松跑到中国访问，就是因为在越南战场投入太大，无法继续，开始了十年严重通货膨胀时期，物价上涨十分严重，按照黄金或石油价格计算，十年都上涨25倍，平均每年上涨38%，快赶上国民党发行的法币了。当时美国精英害怕中国出兵，推倒美国在越南和东南亚的军事基地和盟友，到中国来寻求体面的退兵。于是美国承诺在越南和中国台湾退兵，承认台湾是中国一部分，换取毛泽东承诺不出兵国外。中国又不是美帝国主义，奉行不断扩张政策，当时中国本来就没有这个打算，等于不需要付出任何代价，就逼迫美国放弃公开敌对中国政策。

后来美国精英试图要价更多，遭到拒绝，也就没有与中国建交。但西方其他国家纷纷与中国建交，打破了美国精英对中国一直实施20多年的封锁。中国重新加入联合国，成为联合国常任理事国，领导世界各国反对美国的对外侵略政策，使美国物价飞涨，经济濒临崩溃。邓大人上台的时候，正是越南在苏联支持下，开始进攻柬埔寨和泰国，试图占领美军在东南亚基地，清除美军对越南的军事威胁。但邓大人一上台，不是打击美军，让美国感受到中国的力量，不得不降低要价，而是要打击越南，按照刘亚洲上将介绍，给美国提供投名状，其结果，是美国精英提出更高要价，让邓大人承认美国在我国台湾的特殊地位，有权出卖武器给台湾的分裂势力，支持台湾的分裂活动。

这是美国从中美建交一开始就干涉中国内政，分裂中国领土的根源。如今美国已经从十几年前对我国领土钓鱼岛不报看法，到如今公开声明，给日本提供军事防卫，支持日本对钓鱼岛的领土主张了。多年来，美国豢养了大批中国的分裂分子，频繁指使他们在中美进行分裂活动，香港、新疆和西藏都成了美国干涉中国内政的对象。精英们却仍然将美国精英想象得太好，若无其事地与之频频地进行战略对话。

特朗普时代也充分证明了毛主席总结的美国精英的傲慢和不讲理，如今拜登上台，同样推行特朗普时代的不讲理政策，而且还更进一步。例如拜登早在去年大选结束，确定获胜后，就在11月12日在与日本首相菅义伟的电话会谈中明确表示，钓鱼岛是《美日安保条约》第五条的适用对象。此次战略对话前不久，美日国防部长16日在东京达成协议，日本自卫队和美军将举行联合演习，针对有关“尖阁诸岛”（即我钓鱼岛及其附属岛屿）的“突发事件”做准备，公开推进帮助日本占有我钓鱼岛了。但精英们除了口头抗议，却不敢采取实质性措施，反对美日对我领土的侵占，而是跑到美国的阿拉斯加，和美国精英重新对话了。

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则在对话中首先发言，就声称，“我本人刚刚与国防部长奥斯汀以及我们在日本和韩国的同行举行了会谈，这两个国家是我国最亲密的盟友。他们对我们今天和明天在这里举行的讨论非常感兴趣，因为我们将提出的问题不仅与中国和美国有关，而且与该地区和全世界其他国家有关。本届政府致力于通过外交手段促进美国的利益，加强以规则为基础的国际秩序。”这是在赤裸裸地威胁中国，逼迫中国要认可美日对中国钓鱼岛的侵占。紧接着布林肯又公开声明：“我们还将讨论我们对中国行动的深切关注，包括在新疆、香港和台湾的行动，对美国的网络攻击，以及对我们的盟友的经济胁迫。这些行动都威胁到维持全球稳定的基于规则的秩序。正因为如此，这些问题不只是内政问题，也正因为如此，我们感到有义务今天在这里提出这些问题“。这是在赤裸裸地干涉中国内政，不仅从过去的台湾、香港，还要干涉中国的内地。

虽然杨前外长对此有所批评和反驳，但很难说，对美国精英的认识有多大的改变，更不是国内主流媒体宣传的，对美国精英的霸气回应。对比文革时期，毛主席与美国总统尼克松的会谈，就可以看成两者的巨大差别。更不用说，杨外长发言结束后，王毅外长当着众多记者面接着说：“好吧，和杨洁篪主任相比，我就长话短说。两位先生，你们跟中国也打过多年交道了，所以你们也是中国人民真正的朋友”。在王部长看来，如此挑衅中国的美国国务卿布林肯仍然是中国人民真正的朋友，我们还能指望什么？指望他们发现，以前把美国精英想象得太好了，从而幡然悔悟？

参考：

中美对话现场视频来了！杨洁篪霸气表态：我们把你们想得太好了！|布林肯_网易订阅

https://www.163.com/dy/article/G5MDVCAE0550HKNY.html

中美对话现场_杨洁篪严正表态_凤凰网视频_凤凰网

http://v.ifeng.com/c/84jl6PbkXw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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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中国与联合国人口基金的合作卓有成效；对外经贸部副部长沈觉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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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我国宪法规定，马克思主义是我国的指导思想，但我国意识形态领域早已被西方文化思想所占领。精英们公开的口号是与国际接轨[20]，所谓与国际接轨，名义上是遵从国际协定，但它们主要是西方精英主持制定的，由西方控制推行。实际就是遵守西方制定的规则和制度等，不仅要按照西方的解释，执行它们，还要接受西方的评判，判决是否确实执行了西方定下的规矩。在鼓吹者看来，西方似乎是公平公正的化身，是无私的天使了。但实际上，西方公开的基本公理，也是西方向我们推销的主流经济学的基本公理，就是人都是自私的，都是追求自己的私利的。在西方推销的意识形态经济学看来，追求私利是人的本性，不追求私利就不是人类了。西方的意识形态，虽然号称是普世的，实际都是为西方利益服务的。

然而，我国知识界甚至在八十年代开始，就按照美方要求，修订辞典字典辞海[21]和百科全书等主流意识形态工具书[22]。美国的新自由主义经济学教科书，实质上与美国培养经济金融人才的教科书在很多方面是相反的[23]，是美国的意识形态教科书[24, 25]，却成为中国大学的主流教科书[26]，主导了中国的经济学教育[27]，从而向中国的大学生灌输美国的意识形态，培养了大批信奉西方意识形态的知识分子，他们在崇美精英支持下，占据了我国主流媒体。

在意识形态宣传方面，精英们同样与西方接轨。例如，2019年5月中美贸易战破裂，《人民日报》发表了以“钟声”为笔名，所写的一系列针对美国发起贸易战的文章[28]，虽然他在文章中认为中美贸易战的责任属于美方，但是“钟声”所推崇的完全是“自由贸易”、“公平竞争”等亚当·斯密理论。也许“钟声”会说：“我这是在以美国之矛、陷美国之盾，揭露美国的自相矛盾”。但是，“钟声”如果真正是这样的话，就应该进一步阐明，美国那一套新自由主义的理论说辞，从来是骗人的。不过，“钟声”没有这样做，而是在反复埋怨和规劝美国，希望它遵守本该遵守之规。从其文章可明显看出，“钟声”自己是绝对信奉这些规则和理论的，也希望他的读者信奉这些规则和理论。实际上，都是在传播美国的意识形态。

去年纪念抗美援朝七十周年，中宣部对外宣传主推的电影《金刚川》，实际是宣传美国的意识形态，例如，在电影结尾，美军轰炸机面对志愿军用人墙搭起的浮桥，竟然故意将炸弹投到了他处。整部电影从不同角度展示了美军可以肆无忌惮屠杀志愿军的能力，但在最后却放过了志愿军，没有屠杀志愿军，让志愿军用人墙建起的浮桥能够正常通行，完成他们的任务，好似在告诉观众，志愿军在朝鲜的胜利或者平局，是美国大兵善良忍让的结果，还通过对话，表明他们故意放过志愿军，都是善良的人类，彻头彻尾地宣传美国的普世意识形态神话。这都表明，主流精英们宣传推销美国和西方意识形态，肆无忌惮。

另一方面，则是限制宣传奠定共和国基础的红色文化。例如，去年上映的电影《古田军号》介绍毛泽东建立人民军队政治基础和强大根源的历史电影，本应大力宣传和重点放映，但《古田军号》上映之初便被管理部门冷藏，院线排片稀少，只有百分之零点二的排片,而且大多排在观众稀少的时段，最终《古田军号》的票房刚刚五千万，与官方力推的《金刚川》超过11亿票房形成鲜明对比，更不能与去年上映的歌颂国民党电影《八佰》30亿票房相比。

近年来，环球时报主编每年都要亲自撰文[29]，名义上是批判主张西方殖民中国三百年的刘晓波[30]，实则是提醒国人，刘名利双收，从而推动人们向刘看齐，是在传播和推销西方的殖民主义理论和主张。本来批评美国推行的殖民化，应该宣传被美国殖民化地区原居民的悲惨经历，诸如美国印第安人，夏威夷原住民濒临灭绝的历史，而不是宣传主张殖民地化的人如何被美国人表彰和名利双收。胡主编的意图也就不言自明了。

如今从根本上批判美国和西方意识形态的声音，在中国的主流媒体都已经很难见到，就是在网络，都被限制到一角，很少有人听到，一旦声音大了，就被网络管理者掐死。相反，胡主编们天天推销美国的意识形态，不但不遭遇反对，反而在当权的管理者中支持者众多，而且民间支持者也很多，仅胡主编就拥有2000多万粉丝，甚至方方这种公认的崇美公知都有高达500万粉丝。这都充分显示，美国和西方的殖民主义文化早已深入中国主流，占领中国整个社会了。

最近胡主编在微薄上说：“（中西）双方存在的是意识形态摩擦和冲突，是利益博弈”；“我要重申，中西价值观的共同性要远大于分歧，美国和西方一些人就是要把中美冲突说成是价值观对立，我们决不能掉入他们的话语陷阱，真把中美和中西推向价值观对抗。”

胡主编的意思十分明白，就是反对在价值观上与西方对抗。在美国主张双方价值观对立，推进对抗的宣示面前，胡主编反对对抗，实际就是主张不抵抗，就是投降，从而就不会与西方对抗了。郭松民先生指出，“不抵抗，就不会有冲突！这就是胡锡进的逻辑”，对胡主编的诸多宣传西方观点，有很多分析。这实际上是胡主编公开主张，在意识形态领域投降西方了。

美国和西方对外推销人类排放二氧化碳导致气候变暖灾难，推动各国通过协议，削减二氧化碳排放，精英们连向西方的建议都不敢提平等的人均排放要求，只敢要求人均排放二氧化碳等温室气体等于西方80%，在西方拒绝后，默认西方给出的中国人均不到西方四分之一的排放许可。甚至央视制作的电视宣传片，主持人柴静面对学者的质问，中国人还是不是人，为什么要答应不平等的排放要求，不是理直气壮地反对西方要求，而是认同西方的要求。特朗普上台后，马上宣布还没有被美国国会批准的气候框架协议作废，精英们却马上表示，中国要一如既往地地执行。寒冬来临，中国很多北方地区农民连烧煤做饭取暖的权利都被取消了，就是在执行向西方承诺的减排温室气体。这些都显示精英们早已被西方殖民主义思想所统治，即使面对西方不平等的要求，都视为理所当然。新冠病毒爆发后，国内猜想病毒起源于美国的一位内蒙老百姓，甚至都被警察抓起来。

几年前教育部曾经为高校准备一份社会科学领域A类学术期刊名单，作为考核学术工作的主要发表杂志，约一半是西方杂志，这表明官方在学术上就认可西方的意识形态。笔者曾参加过一次马克思学派的经济学学术会议，非常诧异地看到，大部分发言者都拿西方主流经济学说来讨论现实问题，而众多参会者也都习以为常。

复旦大学中国研究院研究员郑若麟原是文汇报常驻法国巴黎记者，在法国生活了20年，回国后，面对国内殖民地化现象，出版著作《自由的幻觉:开放中抵御精神殖民》[31]，总结说，西方对我们的精神征服还在继续，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我们目前甚至已经到了被“精神殖民”的悬崖边缘。书中总结了种种我国老百姓已经习以为常的精神殖民地化现象。

历史上美国的建国者为了维护奴隶制度，叛出母国，建立奴隶制国家，美国精英们将其美化为美国革命，实际上是不折不扣的反革命[23]。崇美精英们却按照美国精英所用的“美国革命”一词，美化美国精英，其目的是提升美国精英形象，为他们对美妥协退让服务，也是同时宣传美国的意识形态，为复辟美国所推销的殖民主义服务。近年来美国在各国推动的颜色叛乱，也是这类政治活动，是一场改变国家颜色，复辟殖民主义的政治叛乱，根本不是什么革命，绝不能用革命一词来称呼，但国内主流媒体却跟随美国鹦鹉学舌地称之为颜色革命。

美国精英实行奴隶制；整整持续88年，后来虽然取消了奴隶制，却又建立了种族隔离制度，实则是种族歧视制，持续整整100年。在美国240余年的短暂历史中，在制度上明确为不平等的奴隶制和种族歧视制，就高达188年，如今美国政府内部仍在继续执行种族歧视制度，如美国警察经常无辜打死黑人。美国黑人人口仅占美国人口总数的12%，但关在监狱的黑人却占60%，就是这种种族歧视政策的体现。

美国首任总统华盛顿本是美国屈指可数的大奴隶主，直到其死时，都没有释放过一个奴隶，美国林肯之前的十五任总统大都是奴隶主，这都是众所周知的常识。然而，美国精英通过意识形态宣传，却让中国少数精英笃信华盛顿是一个维护民主的明星，美国一建国就是一个民主、自由的资本主义国家。甚至在我国中小学教科书中，有多篇文章宣传华盛顿。人民教育出版社小学五年级语文下册课本收录虚构的华盛顿砍樱桃树的故事，表扬华盛顿诚实的品质；高中历史教科书则宣传华盛顿拒当国王，体现华盛顿的民主精神，将美国的意识形态宣传复制到中国的中小学教科书上，在中国推行美国的意识形态教育。

曾经担任燕京大学新闻系主任的蒋荫恩教授，曾于20世纪50年代初在《光明日报》上发表《一个燕京人的自白》一文，认为在司徒雷登治下的燕京大学：“不止于宣扬美国物质文明，贩卖美国生活方式，还有更甚于此的，那就是造成青年学生的自卑心理，看不起自己的国家，觉得自己的国家什么都不行，因此也就渐渐地失去热爱自己祖国的心情”。崇拜美国，鄙视中国——这就是燕京大学的“殖民教育”所达到的主要效果，也是司徒雷登在华近50年“教育活动”的主要效果，更不用说后来担任美国驻中国大使，执行美国政府分裂中国的使命，被中国人民赶出了中国。然而，在后毛泽东时代，又被崇美精英们重新迎回了中国。如今的香港就是这种殖民文化侵略的结果，大部分香港人选择当英国没有居住权的低等公民，领英国护照，而不愿做香港的中国人，根本原因，就是香港的意识形态教育，根本就是鄙视中华文化，推崇英美文化的殖民主义文化教育。最近一些香港废青们甚至为了反对大陆，居然上街游行支持美国“极右翼白人种族主义者”[32]。

我国中小学教材则普遍将优良品质与西方人关联起来，而中国人则与恶劣品质关联起来[33]，成为鄙视祖国文化，宣扬美国意识形态的主要工具之一，已经洗脑了数十届毕业生，使大陆与香港的差别不过是五十步笑百步，同样处于非常危险的境地。

近年来，中美双方矛盾的主要方面之一，是关于中国开放市场和投资问题。例如，中美贸易战的核心问题之一，是美方指责中国没有按照加入世界贸易组织时的承诺开放，在很多方面开放程度不足，或者说政府限制过多。2017年11月30日，特朗普政府正式宣布不承认中国的市场经济地位！2018年7月6日则以此为理由，向中国征收高达25%的关税。如果我国被贴上“非市场经济”的标签，将意味着WTO的其他贸易伙伴都可能学美国做法，对我国的外贸企业征收高额关税!这无疑会对我国的出口贸易造成重大影响!使我国外贸市场和经济收到严重打击。

我国在2001年加入WTO的时候，WTO成员国给予了我国15年逐渐达到自由市场标准的宽限期，但到15年后，欧盟和美国等却认为中国尚未达到自由市场的标准，——比如关税和贸易壁垒(比如退税补贴)、市场准入方面的各种限制和门槛、汇率没有完全市场化、货币不能自由兑换、国企垄断(如电信、移动和银行等)、缺少公平竞争环境(即他们认为的“通过侵犯知识产权和‘低人权优势’取得‘成本优势’”)、信息市场垄断(包括出版市场、通讯市场和互联网市场等等)……总之，在他们看来就是我国还没有达到他们要求的自由市场标准!

虽然我国媒体经常报道，我国官方持反对意见，也正式在世界贸易组织申诉。但是，我国主流经济界却基本认可美国和西方的指责，他们很少公开分析我国的开放问题，比较我国与西方的开放差距，避免与政府公开的观点冲突。2019年初，恒大研究院院长任泽平等发布了一项题为《中美对外开放程度对比》的研究报告，从八个方面比较了中美开放程度，其主要观点是中国虽有很大进步，但与美国差距仍然很大，报告建议，通过进一步改革开放，迈向高质量发展。就主流经济界实际行动来看，最近两年多来，我国发布了多项改革措施和政策，都是在不断扩大开放。

虽然任的报告是有部分事实基础的，但是，他和我国主流经济界对中美开放问题的认识，仍然存在误区，其根本问题在于片面地接受了美国和西方的双重标准，对中美两国来说，重要的是双方相互之间的开放，任却拿美国对西方的开放，而不是对中国的开放，与中国对美国的开放进行比较，从而得出了错误的结论。

回顾历史，新中国成立后，取消了美国等西方国家在中国的各种特权，美国则不甘心失去这些特权，试图用武力夺回在中国的特权。1950年美国就制定了入侵中国的计划，在进攻北朝鲜后，就开始实施，轰炸了中国东北，后来被中国志愿军击退，按照美国政府在首都华盛顿建立的纪念碑上的统计数字，美国领导的联合国军被消灭了225万，这使美国企图从朝鲜进攻中国的企图失败。但是美国一直在为侵略中国做准备，其中限制向中国销售战略物资，阻碍中国增强国防，就是其中最重要的手段之一。当时美国制定的禁售中国的物资清单，甚至长期多于其主要对手苏联。但是，中美之间的民间贸易一直存在，中国每年在广州举行对外贸易交易会，都会吸引美国商人到中国市场进行交易。也就是说，在毛泽东时代，中国就向美国开放了部分市场。相反，当时中国的企业基本都是国营和集体企业，在美国人看来，都是有官方背景，而美国并不承认中国大陆政府，因此，那时中国的企业很难进入美国市场，与美国企业进行交易。实际是美国没有向中国开放任何市场。

尼克松访华，缓和了中美关系，但美国国内反对者仍然很多，仍然没有实现关系正常化，美国仅仅减少了禁止向中国销售的物资种类。直到1979年中美建交，中国大陆的产品才能进入美国市场，但商人从未能进入美国零售市场，与美国消费者进行交易。相反，中国则向美国和西方开放了零售市场，从1992年开始试点，就逐渐让国际上的零售业巨头以各种形式登陆中国。截至2006年，距全面开放一年左右的时间里商务部批准设立的外资商业零售企业就有1027家。中国很多大中城市的零售业都被美国和西方的零售业巨头控制，如美国的沃尔玛，法国的家乐福，德国的麦德龙等。我国零售业100强企业中，外资零售额就占一半，基本上垄断了面向我国中高收入阶层的零售，获取了大部分零售利润。由于外资在中国有面向消费者的权利，即使借助中国企业进行营销，仍然拿走了大部分利润。苹果公司就是如此。

就苹果和华为公司在中美两国待遇来看，美国政府不仅不同意华为公司进入美国市场，直接面对美国消费者;而且不准华为产品进入美国市场，包括禁止美国公司购买使用华为通信设备，也不准美国公司向美国消费者销售华为公司手机等民用产品。更令人愤慨的是，美国政府甚至公然要求其盟国采取同样行动，禁止使用华为产品。在美国的压力下，美国、日本、韩国、英国、澳大利亚、新西兰、印度以及加拿大纷纷禁止使用华为5G产品。2018年底，美国又指使加拿大逮捕华为首席财务官，要引渡到美国审讯，以便找到打击华为公司的借口。华为作为中国和世界市场名列前茅的高科技企业，成为美国不遗余力的打击对象。

相反，中国却默许苹果公司进入中国市场，还可以直接面向消费者。如表1所示是华为和苹果公司在2014-2016年销售额、利润和缴税额对比，从对比数据可以看出，每年苹果公司在华的销售额和利润都是华为公司的2-3倍，但苹果公司缴税额仅相当于华为公司4.7%—18.3%。最近几年，苹果公司每年在中国市场就拿走1200亿元以上利润，而且很少按中国法律交税纳税，一半以上利润来自少缴的税款，甚至还包括占净利润30%左右的增值税，本是苹果公司代政府从消费者收取的，却被苹果公司拿走，等于让苹果公司在中国收税。

美国不对华为公司开放市场，这并非特例。事实上，美国从未对中国企业开放零售市场，仅仅是让美国公司到中国市场采购产品，到美国市场销售，而不是向中国公司开放零售市场。也许美国向其盟国开放了零售市场，但美国从来就没有向中国开放零售市场。美国指责中国不开放市场，宣传美国开放了市场，问题是美国也许向其西方盟国，英国、日本、德国、加拿大等国开放了市场，并没有对中国开放市场。就中美双方向对方开放市场来看，应该收到指责的应该是美国，而不是中国。

但是，我国主流经济界却十分认同美国的指责，不断按照美国要求推动改革。例如，2018年版外商投资准入负面清单，在一、二、三产业全面放宽市场准入，涉及金融、交通运输、商贸流通、专业服务、制造、基础设施、能源、资源、农业等各领域，共推出22项重大开放措施，包括开放投资和市场。今年3月1日商务部印发《关于围绕构建新发展格局做好稳外资工作的通知》，从五个方面提出二十二条具体举措，部署今年稳外资工作。其实就是迷信美国精英，让美国精英印钞，购买中国工厂。对比美国，从不让中国印人民币购买美国工厂，即使出口产品换取美元，也只能投资美国的夕阳产业，否决了中国企业很多重要投资计划，从不让中国企业对美国经济产生很大影响。所谓对中国开放投资，实质性效果仅是要求中国开放投资的借口。

“华盛顿共识”政策是美国精英向其他国家推销的十项宏观经济政策，其理论基础是新自由主义。 1989年，美国华盛顿皮特森国际经济研究所约翰?威廉姆森发表题目为《华盛顿心目中的“政策改革”》文章，将美国在20世纪七八十年代在其后院拉丁美洲国家推销实施的宏观经济政策，总结为十项“华盛顿共识”政策，其基本原则是市场化、快速私有化和自由化。

美国政府官员主要通过胡萝卜和大棒政策，要求各国采用“华盛顿共识”政策来治理国家。例如，对实行这些政策的国家，美国就会“开放市场”实则是让美国商人到该国市场购买产品，以资鼓励；而对不执行的国家，则以限制该国产品进入美国市场，实则是不购买该国产品来进行“惩罚”。每当其他国家遭遇经济危机，向美国控制的国际金融组织告贷时，美国精英就以实施华盛顿推销的十项宏观经济政策为提供贷款的条件，威逼和欺骗该国实施这些政策主张，甚至通过支持军事政变，推动美国支持者和代理人上台来实施。在美国精英的推动下，在上个世纪70-90年代，很多国家实施了“华盛顿共识”政策。华盛顿共识”首先在拉美国家蔓延，主要原因是美国控制了其后院拉美国家，又为拉美国家培训了一批经济学家，然后再把他们派回的国内，进行意识形态渗透，以影响该国的舆论导向，特别是影响经济学界的舆论导向，从而能够顺利实施。

很多拉美新一代领导人，如墨西哥的萨利纳斯、巴西的科洛尔、阿根廷的梅内姆、智利的艾尔文等，大多有接受美国高等教育的背景，深受芝加哥学派等新自由主义经济理论的影响。因此，他们上台后无一例外地都在本国加快了新自由主义改革的步伐和力度。但各国历史资料显示，实施“华盛顿共识”政策的国家，基本上都会遭遇通货膨胀、外债大增、产出下降等严重经济问题，各国停止实施这些政策，才逐渐摆脱经济困境。

研究表明，美国政府从没有实行过华盛顿共识政策。新自由主义的华盛顿共识，实际是美国坑害其他国家的工具。例如，“华盛顿共识”政策第1条要求中央政府压缩财政赤字，其中运营性预算赤字不超过国民总产值的1－2%。但是，最近80年来，美国中央政府赤字很少低于美国国民总产值2%，2009年更是超出当年美国国民总产值10%，都是用于运营，从未用于投资。美国和西方各国中央政府均大量负债，平均负债为国民产值110%，其中美国国债在2017年9月13日已超过20万亿美元，超过一年国民产值，仅过了3年多，就增加到28万亿美元。而发展中国家平均负债仅占国内产值35%，中国不到20%。

虽然美国“精英”号称美国政府执行的经济政策是所谓的“华盛顿共识”，但真正实行的政策是相反的：美国的财产属于国家，私人拥有的不是所有权，而是使用权，美国的投资大都来自以政府控制的养老金等为主的各类公共基金；战后美国从未真正增加私有化，美国政府和国有企业控制了美国大部分经济资源；美国的市场化是美国政府严密管制的市场化，从未推进和实行取消管制的市场自由化。

华盛顿精英推销的市场化改革在实践中暴露了很大问题，就连推动华盛顿精英市场化政策的主要组织领导人，世界银行副行长，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斯蒂格利茨[8]在1998年1月，在芬兰赫尔辛基世界发展经济研究所年度会议上发表演讲[9]，批评“华盛顿共识”，称其“往坏里说是误导”，还说“无论新的共识是什么，都不能基于华盛顿共识”。

由于拉美国家实施“华盛顿共识”改革效果不佳，1998 年 4 月在智利首都圣地亚哥举行的美洲国家首脑会议，明确提出了以“圣地亚哥共识”替代“华盛顿共识”的主张[10]。告别“华盛顿共识”，早已成为拉丁美洲国家的共识[11]。

但是，我国很多主流经济学家同样经美国培训[12],也非常推崇华盛顿精英推销的十项宏观经济政策，一直在大力推销自由市场理论和政策[13]，进而影响了一大批政府官员和更多学者[14]，一直在推动逐步增加实施更彻底的华盛顿共识政策。

2006年财政部副部长楼继伟发表文章说[15]，“客观地分析，‘华盛顿共识’要求的三点其实在中国都实现了。中国的宏观经济一直比较稳定，财政政策也很谨慎，经济的繁荣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决策的自由，即个人决策的自由，价格基本上决定于市场。国有经济成分占国民经济的比重也不高，只有30%左右。……中国经济也是非常开放的”。很显然，楼副部长认为，我国的经济繁荣归功于中国实行了 “华盛顿共识”政策。

对很多中国主流经济学家来说，“华盛顿共识”政策仍然是值得采纳的政策，尤其是在国内经济学界，仍然很有市场，例如，2013年，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的经济学家们与世界银行合作发表《2030年的中国》，其政策主张仍然是私有化、市场化与贸易自由化等[16]，与“华盛顿共识”政策是一脉相承的[17]。

2004年5月11日， 英国外交政策研究中心发表美国高盛公司高级顾问乔舒亚·库珀·雷默题为《北京共识》的研究报告[18]，认为 “北京共识” 是更适合中国、印度等新兴经济体的经济发展模式，并逐步成为其他发展中国家学习的榜样。“北京共识” 一词由此不胫而走，引起各方关注。雷默先生总结的北京共识的内容，就是三个方面，第一是重新评价创新的价值，具体来说，就是利用创新减少改革中的摩擦损失；第二是需要一套新工具，因为无法从上控制混乱，雷默先生解释说，需要优先考虑可持续性和平等的发展模式，而不是优先考虑奢侈；第三是如何与试图侵犯你的霸权势力相处的安全模式，雷默先生总结说，中国强调使用杠杆推动霸权势力，也就是认为，对中国来说，真正全球化的多边世界能提供更加强有力的安全保障。

从雷默先生总结的北京共识三定理来看，所谓的北京模式，强调根据实际情况，进行经济改革，逐步迈向华盛顿模式的改革方案，不同于华盛顿精英推行的激进改革，但其目标是完全一致的，都是走向市场自由化[19]。不同点在于，中国的渐进式改革，在若干方面，还未达到美国精英推销的市场自由化程度，还需要继续改革。由于国内产出还在持续增长，从而被视为某种成功[19]。

2019年5月中美贸易谈判曾因美国侮辱性的文字而破裂，但主流经济界却很认同美国精英的要求，一位主流经济学家甚至公开声称，美国对中国的要求，90%都是中国本就要实行的改革。在此后的半年多时间，虽然谈判破裂，中方却实实在在地按照美方要求，落实了多项政策措施，尤其是为了纸面上不被美方羞辱，提前实施，从而不需要体现到文本上，如9月6日和8日先后发布关于加强和规范事中事后监管的指导意见》和《关于调整工业产品生产许可证管理目录加强事中事后监管的决定》，都是在落实美方提出的市场自由化要求，政府放弃事前审批权力，改为事后审查是否违法了。11月24日印发了《关于强化知识产权保护的意见》，并发出通知，要求各地区各部门结合实际认真贯彻落实。这实际上是在落实5月份美方要求的知识产权保护问题。

“华盛顿共识”政策所推销的私有化和自由化原则都是美国用来误导其他国家的谎言和宣传。是让各国开放经济主权，让美国精英印钞就可以购买各国财产，控制各国经济资源的主要思想武器和实施措施。美国一直将中国看成主要战略对手，中国是美国维护永久霸权和控制世界资源的最大潜在障碍。推动中国实行这些政策，其意图和作用，是不言而喻的。但我们的经济界精英们却十分迷信美国，大力推动实施。

1995年人大通过央行法，虽然第二十八和二十九条，禁止央行直接购买国债和地方政府债券，防止央行被动接受政府要求，让政府赤字货币化，影响货币稳定；但第25条第5款明确规定，央行应在公开市场上购买国债和地方政府债券，也就是印钞国债化，交给政府，是央行的主要业务之一。

然而，我国央行精英们却迷信美国精英推销的办法，不仅不再直接贷款给政府，而且从不按照央行法要求，购买国债等政府债券，交给本国政府。相反，央行擅自规定，依据外汇储备被动发钞[1]，增印的人民币主要购买西方货币，交给西方，换来的西方货币成为人民币的发行依据，只能用于回收市场上人民币，不能作其他用途。放在央行仓库里，由于西方货币都是自动贬值的，其实际购买力只会自动减少。购买西方国债成为主要选择，由于国债利率常常低于西方的物价上涨率，仍然是不断自动贬值的，等于免费甚至是贴钱借给西方使用；而换给西方的人民币，也就等于完全免费交给西方使用了。

自1995年以来，央行从未给自己的政府提供人民币，不仅将增发的人民币基础货币20多万亿都免费交给美国和西方，而且将全国人民生产物资出口，以及为西方资本家建设工厂等资产，换来的西方货币，也都免费借给美国和西方使用，加上美国和西方使用获得的部分基础货币购买资产，以资产等做抵押，从我国金融体系中贷款常常几倍于投资，获得了更多的衍生货币。持续20余年的执行，美国和西方从我国金融系统获得的资金，已经高达上百万亿元，等于将国内经济资源大都交给西方资本家组织，西方使用它们获得的利润和财富更是天文数字。

2013年01月08日中国科学院国家健康研究组对外发布《国家健康报告》第1号中披露[2]，仅在2011年，美国从全球攫取的红利达73960.9亿美元，占全球总量的96.8%，是攫取红利最多的国家；中国损失的财富高达36634亿美元，占全球财富损失的47.9%，是全球财富损失最多的国家。报告指出，中国人均损失财富达2739.7美元，相当于中国年人均可支配收入的1.2倍;2011年中国损失的霸权红利，相当于中国军费开支的33倍、科技投入的44倍、教育投入的16倍和医疗卫生投入的37倍。若按劳动时间计算，中国劳动者有60%左右的工作时间是在无偿为国际垄断资本服务，创造“剩余价值”。中国演化经济学会主席，中国人民大学贾根良教授去年底在网上公开发表文章[3]，批评央行开放金融主权，让西方印钞购买中国，金融界不是反思错误，而是完全删除该文章。

如今美国和西方基本不搞工业消费品生产，中国生产了世界上大部分工业产品，人均生产量也超过世界人均4倍以上，但中国人均消费却不到世界一半，是美国人均十五分之一。其主要原因之一是给国内劳动者分配太少，去年初李总理公开说，我国有六亿人月收入仅有1000元。早在十多年前，中央民族大学张宏良教授就悲愤地指出，同样高速发展20年，日本人均收入就赶上了美国和西方，但我国人均收入仅相当美国3%。中国的大部分产出都被美国和西方免费拿走。大量国内资源都被用于生产各种工业消费品，用于供应西方，导致我国环境遭到严重破坏，资源在快速走向枯竭。早在2013年国务院就公布，我国有66个城市成为资源枯竭型城市。大量资源的流失，带来资源价格的剧烈上涨，已经多次带来物价上涨，严重损害我国的货币稳定。我们在宣传上号称30年大发展，日本是30年停滞，但高速发展30年的中国老百姓收入，还不到躺倒不发展的日本人收入十分之一，对比日本人30年大发展，则超过了美国。

自1995年以来，央行一直不执行我国央行法第25条印钞购买国债的要求，而是印钞购买西方货币，由此造成现代人类社会最荒谬的现象，一个国家的央行，增发货币从不购买本国国债，借给本国政府；反而购买战略对手的国债，借给战略敌人，甚至将发行的20多万亿元人民币基础货币都免费交给战略敌人。难怪张庭宾先生称我国央行是美国央行的分部[4]。

相反，美国央行法第14条2.2款明确指出，美联储公开市场操作是买卖美国各级政府的公债。美联储在其一百多年历史中，主要购买美国联邦政府国债。美国著名金融专家切凯蒂教授在所著的美国主流金融教科书《货币、银行与金融市场》2006年版中称[5] p411，美联储只持有美国国债。表明美国央行发行美元的依据是美国国债。2020年新冠疫情爆发后，美联储在短短2个月就购买国债2万亿，给政府提供资金。在美联储成立后的一百多年历史中，美国国债一直是美联储发行美元的主要依据。美国央行法没有一条允许央行印钞购买外国货币或债券，第十条1.2款还明确禁止商业银行使用外国债券作抵押，到央行贷款。

1694年英国设立英格兰银行，对英国的主要贡献之一，就是英格兰银行签发的银行券，也就是银行欠条，当流通的货币，主要用于购买国债，从而为政府提供了一笔巨大的资金[6]。当时英国国王主要通过封建贵族统治国家，无法直接对所有民众征税，对封建贵族征税能力也十分有限，难以满足对外侵略扩张的要求。有了英格兰银行提供的这笔资金，英国对外侵略扩张能力得以明显提高，这是英国依据金融制度发展霸权的最重要因素。推动市场化，增加国内货币需求，也是让政府获得更多资金。

我国主流经济金融界一直主张与国际接轨，其实就是推行西方的制度。但在至关重要的货币发行制度方面，却不使用西方的制度，而是使用西方给殖民地制定的制度，将发行的人民币都免费交给西方，等于当西方经济殖民地。自1995年以来，都一直是拱手将大部分货币主权交给了美国和西方，是不战而降。最近仍有央行负责货币发行官员发表文章，反对购买国债[7]，都是在延续过去的错误。

英国官方宣传，成立英格兰银行，发挥金融资本的伟大作用，就是印钞都给政府，替政府融资，建海军保护发展贸易，增加税收，从而反过来支持海军发展，扩大控制区域和贸易范围，开启日不落帝国时代，包括在英国海军保护下，推动与中国的鸦片贸易，夺占中国财富，分裂中国领土。我国央行则印钞换西方货币，给西方政府，换来的西方货币也借给西方，从不给自己政府，等于专门给战略敌人融资，支持美军在全世界建立军事基地，甚至侵犯中国的领土领海如钓鱼岛和南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