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儒家和中国思想 -- 燕人

道是留着自己用的。香港的三权分立搞得行政管理团队做不了事，美国的多党制、三权分立是这样的吗，形似而神不是。

中国登顶成为灯塔的时候，是会呼吁大家不断革命造反有理呢还是希望大家守秩序尊重现实维稳呢？

我觉得届时中等收入陷阱这个词还可以用，支持甲国发展20年再支持乙国发展20年，大家都有机会嘛，失去支持就掉下去了不就叫做中等收入陷阱么。

周公才是源头：摒弃了商对天的恐惧和血腥祭祀，以德配天，礼乐教化，注重血缘关系，以民为本，塑造了中国数千年民族主流文化的底色。

文革后期的批林批孔运动，是我们曾经经历过的。回过头看，当时就是“狠批孔老二”，把2400年的儒家都当作一体进行批判。改开后中国社会对孔子、儒家评价的反弹，也与此种简单粗暴、不加分析的批法，有很大关系。今天，不论是全盘肯定“儒家”，还是全盘”否定“儒家，很可能还是行不通。

乱兄认为儒学经典中有很多道家的内容，是不错的。说儒学儒者以求官为目的，很多情况下也对。但是评论儒家，首先要评论中国农业文明的大一统结构：无论黄老还是儒家，大一统社会结构需要一个具有“天下”“仁”“道”观念的官吏阶层。儒家在汉代脱颖而出，原因是儒家在教育、行为举荐、承上启下的灵活度等方面，逐渐从道家、墨家、法家、农家、阴阳家、名家、兵家等诸子百家中脱颖而出。而非“儒家坏、儒家谄、儒家媚”。

而大一统结构，使中华农业文明，在物质财富的创造、文化财富的创造方面，远远超出同期其它形式的农业文明。比如中华周围的朝鲜、日本、越南等，之所以长期成为中华的属国，不仅是中华中央集权武力、财力强大而低头，也是因为仰慕中华的文化/文明而“遣唐使”两千年不断。

而西方农业文明的巅峰古罗马（或算上古希腊），靠武力靠奴隶制，也曾短暂辉煌，然后就湮灭于农奴制+诸侯国+神权的黑暗时代。欧洲文艺复兴的”复兴“（以至今天西方的历史教育），对古希腊古罗马都大大夸张，真实的古罗马古希腊并没有西方历史教材中传说的那么”文明、先进、富裕、繁荣“。

比较中华大一统农业文明与古罗马农业文明，差别最明显的，就是有没有一个具有”天下“观、道德价值观的官吏阶层。古罗马发展到帝制，也有皇帝，中国也有皇帝；古罗马有法律，中华从秦汉到唐宋，也有统一、成文、广泛普及的法律（拜造纸术的福）。所以有无皇帝不是差别，有无法律也不是差别。差别在于治理天下的官吏阶层，能否不断通过教育，传承一种”天下“的观念、共识。如果没有这种观念、共识，或者在历史过程中逐步断代、绝种了，相应就会有分裂出现。中华在东汉时代，由于过于强调对恩主的人身效忠，三国/400年小分裂期于此有很大相关性。

如果说，春秋战国时代至秦汉大一统，儒、道、墨、法等诸子百家在百家争鸣的过程，都对统一的天下、仁、道等观念做出贡献，各家都放弃了对小诸侯国国君的效忠、信仰。那么从400年小分裂期到隋唐第二次大一统，则儒家在教育、传承、融合其它家学说（包括佛教）方面，对于重新树立天下观、仁、道等，贡献是比较突出的。不过这个时期，儒家比起军功勋贵，并没有什么优势，对其它学派，也没有搞后来那样的压制。科举考试还考六艺，而不是宋明理学时代的三艺。

‘儒家’真正在中华农业文明中，占据了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等绝对垄断地位，是从北宋至1840，也即程朱理学时代，西方称为Neo Confucianism。这个时代的‘儒家’，基本符合乱兄所描述的火力目标。只不过，物极必反，程朱理学的绝对统治之下，儒家内部也出现了心学。如果和西方历史相比较，马丁路德对天主教会的宗教改革运动，有一定的相似性。

大陆、台、港、澳、新等地的儒学/传统文化爱好者，虽然也会自称”新儒家“”新新儒家“，但也多把2400年以来的”儒“（向社会大众宣传）说为一家。台港很多学者，很多是有明确的程朱理学传承的，比如新亚书院的钱穆，比如得诺奖的丁肇中，比如燕兄正在介绍的曹聚仁。

而米国西方的”东亚中心“，尽管他们有Neo Confucianism的解构，但是从黄仁宇、唐德刚、何炳棣等个人遭遇看，费正清们也很用心地树立程朱理学、打压“非程朱理学“对中华历史做解读/尝试，将程朱理学覆盖了”儒家“（没有心学什么事儿）。同时西方的出版业，也是将中华文化”约等于“儒家；儒家则用程朱理学覆盖。

这种现象：程朱理学派和西方”东亚派“的“共振”的现象，是谈论中华文化、儒学时（比如燕兄、王城兄等楼），首先应该注意到的现象。

一直等待燕人兄的续，想看看燕兄的观点。再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