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长沙岳麓山洪范《禹碑》蝌蚪文符解读思路 -- 张新泉

那些根据禹碑的翻刻翻版不算。

一、伏生献今文《尚书》与鲁王坏孔宅出土蝌蚪文字

秦始皇统一六国后，儒家还是沿袭过去战国竞争背景下各国捏着鼻子为招揽人才而礼贤下士时的做派，用老一套售卖手段，玩各种前倨后恭、阳奉阴违、制造舆论施压等等骚操作，结果踢到铁板，惨遭降维毁灭性打击"焚书坑儒"。

秦末大乱，汉初也不太平。吕后死后，朝局动荡。汉文帝是宗室、群臣会商共议所立，在秦始皇以来的几位皇帝及吕后里头，真实地位恐怕连惠帝也不如，与秦二世胡亥的情形相似。外有匈奴，内有诸候王、老臣宿将。

焚书之后残存的儒家主力一直没有参与秦末战乱，叔孙通、郦食其等外围非主流儒生在汉初虽混进了队伍拿到了饭票，但也没有什么地位。秦代法家那一套虽然在汉代不再通吃独赢，但势力仍然不小。黄老道家则方兴未艾，要到武帝正式亲政之后，才渐渐失势。

所以，汉朝廷向天下征求书籍时，儒家反应很谨慎。尤其是在这次汉室皇家再次直接钦点到《尚书》这套儒家最重要经典上时，他们反应更是如惊弓之鸟、十年怕井绳。

儒家派出了一个九十岁的老头子伏生，让他献上据说是当年冒死私藏在家宅墙壁里的隶书版本抄录的《尚书》残篇28、9篇，打前站试探、观望风色。

九十高龄的伏生，自然已经记忆不好口齿不清方言太重。他给汉文帝派来的晁错讲《尚书》残篇时，别人根本听不懂，必须要他那能听懂的女儿转述。

这一番操作，可谓极尽小心谨慎，努力把所有可能风险都降到最低。精心挑选出来的残篇，大约都是绝对经过反复挑检审核，甚至多有被再次"述而不作"过，表面上已经没有太大问题了。诸如曾引起所谓儒法斗争据说直接引发焚坑惨剧的尊君集权与复礼分权、封建与行郡县之争、世卿世禄与军功爵禄及选拨官吏、周官周礼与秦官秦法、井田农商并举与废井田重农抑商等等之类的，必定经过多次讨论很是"笔笔削削"了一番。

九十岁老人，记忆缺失、口齿不清，又是经过女子再转述，万一还有问题，也有足够推脱卸责的理由、纠正挽回的余地。就算真地又有问题，就是秦始皇再世，大概也不会给九十岁记忆不好口齿不清老人、中间转述的女子定罪，更不至于牵连到还来得及澄清细节、再次划清界线的儒家主力残余吧？

总之，从伏生献书的各种细节来看，可轻易透视到焚书坑儒后儒家劫后残余惊弓鸟们的万般谨小慎微，已远不是后世历代儒家那些对于精心保护保存文化典籍老学究的各种美化褒扬所能掩盖。

毕竟朝堂局势复杂多变，虽然已逐渐打造出"喜爱读书、仁善温和、体贴臣民"人设形象的新君，颇符合儒家所谓"大有明君之相"，值得下大赌注投资靠拢。"望之颇似人君″圣主下诏征书求贤的机会，不能不抓住。但是，惊弓之鸟们还是不敢直接拿出压舱家底，更不敢献上全部家当孤注一掷。

伏生献书后，汉廷赏赐很丰厚，伏生弟子都到长安授予学官，得到近侍帝王、大批招收王公大臣弟子授徒传学机会。所谓今文《尚书》学派，由此奠定根基，直接大口喝到权力的鲜美头汤。

当然，随着汉文帝杀妻儿、亲舅证道；在细柳营阅兵惨遭当面打脸失尊损威还捏着鼻子认下；在朝堂形势复杂、诸候王蠢动背景下，召见写下两汉第一雄文的贾谊入宫，却不得不传出虽然夜半虚前席却"不问苍生问鬼神"的不知谁更"可怜″，岁中数迁最终却是"屈于长沙非无圣主″……，而后又是景帝即位、七国之乱、当年派来征传《尚书》的晁错背锅被借头一用，内战一场平定七国乱后，又是废太子、诸姬争后诸子争位、太后景帝梁王"母慈子孝兄友弟恭"来回讨论昔年之诺……，种种眼花缭乱，儒家惊弓鸟们羡慕嫉妒恨伏生门下今文《尚书》派获得完美开局之余，也不无心惊地为自己当年的谨慎频频点赞。

当然，到了景帝晚年，如果不看朝堂，则天下总体上已经安定休养生息数十年，国力早已恢复成长，盛世已然可期。七国之乱平定后，汉室威权日盛，朝堂格局也渐稳固。又是诸姬争后诸子争立的关键时刻，再不出场，不要说喝剩汤抢骨头了，恐怕将来连屎都吃不上一口热乎地。

于是，儒家劫后残余终究决定孤注一掷，弄出一场鲁王修宫拆迁工程坏孔子宅壁大戏，新瓶旧酒套路，再次墙里开花出土了一大批儒家蝌蚪文字古文经典籍。直接向汉室皇家展示:库存底货全在于此！

夹杂在众多典籍中的蝌蚪文《尚书》一经抖落灰尘，便直扑前线，引发争议。以古文古本高贵姿态，把今文《尚书》往食堂餐桌外面推挤。它们不但量大管饱多出十几篇经文，而且全用蝌蚪文字书写，绝不是今文《尚书》派土包子们能看得懂的高级货。

选择鲁王入局，既有孔子圣人居宅之地利方便，也经过反复权衡。景帝诸子中，鲁王既稍长，又与长沙王关系更亲密(长沙王母唐姬曾为鲁王母程姬宫中侍婢，程姬还生有江都王、胶西王，似乎很受宠)。虽有口吃小毛病好声色犬马等正常帝王通病，但似乎有更多一点争位优势。

一旦鲁王成为太子，他与古文《尚书》发现之功这段故事，就可变成圣人垂青、渊源深厚的佳话。万一他落选，治宫室而坏圣人居宅，又可变成跋扈违制肆意不法的切实罪名，向新太子告发站队投机、政治碰瓷踩一脚抬高古文《尚书》声价的退路。

然而，万没想到包养主人翁的长公主在后宫争位诸子争立斗争中，为了一句"金屋藏娇"而上下蹦跶。年幼的刘小猪(比鲁恭王小，比长沙王大几个月)与已为人妇生有女儿的人妻入宫后极谦卑的王绿茶，最后双双胜出，成功传奇上位。

当真是"唯女子与小人难养也"，圣人诚不我欺！

千谨慎万小心，诸多权衡反复考量，终究还是竹篮打水痴心错付。

二、秦皇汉帝，究竟求的是什么？

在儒家版本的秦皇汉帝们围绕《尚书》与儒家各种互动中，有一个根本问题被儒家消解、掩藏了。

什么问题呢？

两三千年、几千年来，历来被视为历代传国传位宝器的夏鼎、金册玉牒，究竟被这帮殷商余孽弄到哪里去了？

站在帝王角度，无论是秦皇还是汉帝，他们都是不用管中间曲折复杂过程、各种阴谋算计虚假掩护地。天下归一后，夏鼎、金册玉牒的最终下落，当事人知情者，追根溯源，不在周王宗室姬姓、六国诸候贵族手中，那就只会在殷商余孽手里！

一个简单的事实:秦皇禁书焚书，为何到了汉初求书，其它书籍都不征求，唯有《尚书》似乎"已被禁绝"，单单专门下诏征求？

因为《尚书》里才有线索！什么线索？

禹碑蝌蚪文字、尚书洪范文本、金册玉牒夏鼎之关联及背后秘密被彻底揭晓之前，后世人尤其是近现代人已完全不知晓。

但是，距离夏商周最近的当时人，秦皇汉帝们，他们可绝不会完全不知晓！也绝不会不过问。

历来围绕《尚书》儒家各种诡异表现，争斗激烈，真地只是文字、学派及权位之争？皇权总在背后挑动，所为何来？

甚至唐代韩愈、宋代王安石、朱熹到处找蝌蚪文禹碑，也不是文字考古猎奇。身为朝堂与儒家最顶层成员，他们大概率也意识到了其中真正奥妙所在！

秦皇焚书坑儒，除了各种儒法斗争等等之类，背后显然还有以最严厉措置手段，逼出殷商余孽们手里的底牌，为天下一统锦上添花或消除隐患。如果实在逼不出来，那就干脆彻底埋葬好了。不交出来它们来，尔等就全给它们陪葬吧！千古一帝不在乎这些个所谓天命象征的古董，没有它们，重新制作受命于天的传国玉玺与各种传国新典章制度好了，照样传之万世！

汉帝在天下安定朝堂安稳后，有空闲可腾出手来，想要锦上添花或消除这个潜在隐患，也要有针对性地专门特诏点名征求《尚书》！

伏生献书为何设计得如此传奇？

因为汉室与儒家残余心中都尔知我晓，《尚书》背后，究竟是什么在引得帝王不能不特别下诏。

汉初是黄老道家当权，这是比法家更让儒家头疼需要更小心谨慎应付的对手。法家是帮只知《尚书》里头有鬼有线索却不知其所以然的埋头实干糙货，道家却是连儒家底裤什么颜色都门儿清的神仙。

孔子入洛问道于老聃，回来后与殷商后裔们议论老聃，孔子明话是:"其犹龙乎？……吾不知也"。翻译过来就是:"那个老泥鳅太滑不溜手了，他们家到底知不知道当年的隐情、知道多少？我探不出真实情况。"

孔子学问没有老聃大？这真是最大笑话。

孔子宅壁蝌蚪文经，为何只有孔安国能读懂？天下其余儒、法、道，有一个算一个，我不是针对谁，你们大家全是垃圾，你们全都不认识！老聃认识吗？与埋在殷墟的甲骨文类似的文字文章，老聃见过吗？

只有一部《道德经》传世，修身养性问神仙，可养生可投其所好侍帝王权贵，这样的老聃，比孔子学问大？所以折服了孔仲尼？

当年老聃与孔子经过一番你来我往讨论学问、试探与反试探、侦察与反侦查之后，孔子交待出"其犹龙乎"的定语。这黑话若细究，其实狠辣得很，可说成是让殷商后裔听众们去仔细权衡得失，要不要施屠龙技宰了老泥鳅。

老聃见完孔子后呢？果断出关西行，果然滑不溜手不知所踪了。

周室日渐衰微，诸候争霸已然登场。殷商余裔蠢蠢欲动势力不可小觑，姬姓诸候环控之下宋襄公居然竟然意图争霸。殷商余孽祭祀教主孔仲尼，居然在创造周礼的周公领地鲁国混到了司寇大位，上台就诛杀对殷商余孽构成威胁的少正卯。来者不善，世袭王室史官微薄禄位已不值得冒险。孔老二人高马大，虎父无犬子，都是祭祀武士团成员。做了教主假装斯文后，身边保镖头子子路也是猛男。

怕了闪了，告辞不约，后会无期！

老聃西行退入周族祖居地，王室再衰微，殷商后裔势力再大，祭祀武士当年威名再大，也伸手不到这里来。

等到老聃家族以道家创始人身份再出场时，甚至祖籍身份也改成殷商故地了，大家都是殷商后裔了，就不要内部消耗。打打嘴仗就好了，动刀动剑伤到花花草草，有违道法大自然哦！至于你们儒家那点秘密吧？究竟有没有那个什么东西？老祖宗究竟有没有传下来什么话？你们继续猜？

汉初黄老道家，有留候张良这样祖上五世相韩、流氓头子汉高祖钦定汉初三杰的功勋重臣、显贵世家作后盾担保。劫后之余的儒家，惹是惹不起他们地了。

若再考虑以造箭技术闻名于世方才跻身战国七雄的韩国，五世相韩的张良家族，其始祖张挥公为当年辅助颛顼帝的世袭重臣，正是弓箭、夏历创始人。那么，张氏家族可谓夏国所遗巨族，与道家这些周室所遗贵族勾连在一起，对于殷商余孽的儒家而言，可谓是沆瀣一气的累世之仇了。

在汉初黄老当道之时，儒家是不可能确定究竟道家、汉室知晓多少实情的。汉帝既然放弃秦皇威压手段改用利诱，再一味对抗就没必要了，那就响应征诏多少送呈一些应付一下再试探试探。

道家反应平淡，汉室亦很安静:我们不急，请继续你们的表演。

看来他们确实也只是怀疑而无法确定，那就上一点干货抢几口热乎的。

附:

后羿姓什么？

黄帝之后的先秦时代，世官世禄，职业、专门技术技能都是家族部落世代沿继的。从张姓始祖挥公制作弓箭，成为颛顼重臣赐姓张氏开始，一直到五世相韩以制箭工艺闻名战国的张良家族。先秦时代，但凡涉及到弓箭的历史大事件、名人，必然与张氏家族有关联。

后羿以善射闻名，又有以重臣夺夏国而致少康失国之记载。显然，他也有一些概率姓张，虽然善射与善制弓箭是两回事。

从黄帝至满清，五千年里，张姓从始祖挥公辅颛顼帝开始，如张良家族世代相韩，到满清时以"万言万当不如一默"知名的张廷玉父子齐相。历朝历代，名相辈出，数量之多，远超所谓的南陈北裴。名将也不乏其人。但却极少称王称尊者。

五千年里，也只有疑似张姓的后羿(及寒浞，亦善射，但据说是车正世家。儒家六术射、御者也)、五胡十六国时尊奉东晋为正统的前凉张氏称王(其家族故事，颇有类似后羿寒浞之事处)、金灭北宋后立张邦昌为楚帝(逃出见赵构后立即奉还)，再就是明末大西皇帝张献忠了。

最有意思的是五代后周北宋初年的张永德，他是后周郭威的女婿，与柴荣有争位资格而不争。甚至据说早就知晓赵匡胤有帝王之相，反而屡次示好照顾提拨帮忙。北宋建国后封公，安享富贵直到赵匡胤赵光义都死了，到宋真宗时活了七十二三岁与孔子同寿才善终。

那些各种骚操作、努力奋斗后好不容易才见得到他一面的穿越者，大约都会羞愧死。

"你不知道柴荣、赵匡胤将来会当皇帝吧？我知道！你有没有什么想法？"

"可是我早就知道啊！我没有什么想法！"

据说是因为玉皇大帝姓张，人间张姓就不可为君王。张家人到了一定级别，就都知道这款《地球文明》三维真实游戏里的这个游戏规则设定。

结语:

此文以禹碑蝌蚪文字与《洪范》《尚书》文本关联紧密，及镌刻蝌蚪文字金册玉牒、夏鼎为历代传国宝物这一推论为前提，对秦汉时期围绕《尚书》各件大事重新推演，尝试给一些历史谜题以合理化解读。

聊备一说以供参考。

所以七十七个字不重复，不值得深究~

一、夏无文

夏代承颛顼"绝地天通"政教分离→鲧筑城廓卫君安民→禹治水划定九州，铸鼎定王权不易之制→启称王建国征伐不服。承几代先人奋斗之果实，开启家天下世袭王政。

依孔子之说，夏代文字文化系统不发达，所谓夏无文是也。商代则制度典章不健全，所谓商少典是也。

什么原因呢？

先谈夏无文。

夏代无文之原因，大体有四。

首先，王政文明初创，基础终究浅薄，天下粗定，尚有少康失国中兴之类反复。积累有限，发育缓慢，却万事皆须从头做起。有闲阶级有限，底子薄、任务重、人才少、不得闲。

到夏桀时，似乎稍有些闲了，却是压迫太过换得的。结果众叛亲离，反为外敌所乘，被取而代之。

其次，夏代之先祖，世代沿袭司空职守，专责土木工程、城建、冶炼、平定水土。为天下文明发展初步打下框架，也积攒了更雄厚实力基础、更广阔势力范围。

夏族能在早期万族万邦林立时代率先称王建国，开启文明时代，有赖于他们长期从事这项繁难疲重事务。

功能设施更周全完善的城廓建立后，便足以傲立万邦威慑周边，立于不败之地。以己之不可败而坐待敌之可胜，不断扩展统治区域与势力范围。

原始时代有坚城者，可谓无敌。

稍强大的竞争对手，面对坚城只会来而无功徒耗己力。而自己却可在积攒了实力后，"有田一城，有众一旅"，便可等待时机乘敌之机，一举击败没有城池防卫的对手。

但夏族夏国这方面的独特优势，既严重消耗国力，也难以持久保持专有。

夏国从治水平定天下水土过程中积累了威望、扩张了势力范围，又依靠独有的擅于城建的特长形成了战略性优势。

但成于斯，亦敝于斯。

一直倾向偏重实务而轻虚文，力量有限而重心长期着力于时限长成本高收效慢基础建设，对于上层建筑、文化、教化既已无力，也一直没有给予应有的重视。硬实力一旦丧失代差优势时，软实力又没有注意培育，也就逐渐难以抵御新的挑战者。

夏桀更是大兴土木一味扩充硬实力，以为自己凭坚城可立于不败(后世胡夏赫连勃勃之统万城亦然，西夏之都城再亦然)。以日自誉，殊不知民力已尽、众叛亲离，内部已成"时日曷丧，与汝偕亡"。商汤伊尹用利益收买，内应外合，一举而克。

第三，夏代建国之前，先后有三位杰出的首领功业显赫，为大夏王朝建立奠定强大基础。颛顼、大禹更都是位列华夏共祖的圣帝。鲧建城廓，也直接成为夏国傲视天下威慑万邦的战略优势。

三位先代首领最杰出的成就，往往被后世机械沿袭发挥发展到有大害于国地步。鲧之治城廓，到桀变成大兴土木不蓄民力。

颛顼绝地天通政教分离，扩大世俗权力摆脱神权桎梏，到了后嗣夏国夏代，也有类似走入歧途倾向。

夏国对祭祀宗教是打压倾向，与商周大不相同。祭司阶层地位低人数少，保有传承已有文化、文字都极艰难，遑论创造发展。发展文字文化是要人的，搞祭祀掌握文字文化的有闲阶级位低人太少，被打压受限制，文字文化自然发展就停滞不前。

颛顼"绝地天通"政教分离改革，当然面临挑战付出了很大代价，甚至几个子女都在激烈斗争中或早死或惨败，成为掌控舆论祭祀阶层口中各种"恶""凶"。但夏国夏族率先坚持政教分离打压祭祀阶层，又为夏国夏族扩张势力奠定坚实基础。

《易.坤》有云"西南得朋、东北丧朋"。

上古时代华夏文明与夏、商两族的世俗统治重心中心都在黄河中下游陕晋冀豫，围绕盐池散布。夏、商两族在宗教祭祀问题上有截然区别。

颛顼"绝地天通"政教分离，强化父权后，把祭祀阶层宗教职能分置迁移到母妻族的巴蜀(颛顼→鲧→禹，母妻族皆在此地)，即今天三星堆一带。这样黄河中下游地区的夏族夏国主力就摆脱了神权政治的影响，在早期万族万邦各有自家原始宗教祭祀受神权影响、宗教冲突斗争频繁普遍激烈环境下，独具一格。夏族中原主力少受或不受神权影响，就能较公正更开放地执行最早的宗教祭祀信仰自由，大大减少与其它势力因宗教祭祀信仰而持续血斗的频率，也大大增强了夏族夏国协调各方事务的公信力。同时，母妻族势力获取更多掌握宗教祭祀职权而陷入神权政治泥沼，世俗上更依赖中原夏族主力，限于原始交通条件，往往天然形成"距离产生美"，相互辅助而不害。

两方面综合，也就是所谓"西南得朋"了。

夏族夏国从颛顼政教分离改革中获取了他方所没有的快速发展崛起机会，受益匪浅。称王建国后，自然会继续强化执行这一圣帝祖制。长期以往，就极大削弱限制了夏族夏国文字文化发展的条件。

到了夏末，夏桀试图改变旧制，积极运作引入母妻族妹喜祭祀阶层重用之。但各种具体政治操作上却低级失误频频，反而又引起内部矛盾加剧，众叛亲离。

与之相对，中原商族、后来的商国商王朝与东北母妻族祖地(红山牛河梁？)宗教祭祀势力结合更紧密。它们走了一条与夏国夏族完全不同的更强势崛起，以商业开路武力跟进征伐为主要特征，以宗教祭祀冲突、文明冲突之名积极对外侵攻的快速发展道路。

母妻族祭祀阶层在商代一直与商族商王世俗权力共掌国家，信仰坚定制度血腥残酷(人牲？)的母妻族祭祀武士宗教雇佣兵团，甚至是商王扩张势力最可靠最强大支柱力量。

名气最大、威望最著的两代商王，开国之成汤与高宗武丁，都是在母妻族名臣伊尹、悍将妇好支持下，获取了赫赫霸业。两位名臣悍将的名声功业历史地位，在商王家族祭祀中享受的待遇，丝毫不亚于商王。

末帝辛纣，也是因为更依赖、强化来自东北母妻族故地的妲己祭祀集团(从妲己在历代政治语境里长期被妖魔化，可以判断她也是当时"圣女″"神女"之类祭祀宗教首领)势力，强势掀起新一轮征伐四方攻略，在内部激化了矛盾，引发外部普遍的恐慌抱团反扑，最终走上了穷兵黩武帝国共同的末路。

搞神权政治宗教战争，必然频频引发对外冲突，古今中外无不如是。

商族商国商王朝以商兴族兴国，注定高度依赖宗教祭祀信仰神权以强化力量凝聚人心，否则早就星分云散，根本不可能聚族建国称王征伐四方。

但宗教战争注定是孤立、排它的。过分依赖母妻族祭祀集团，虽然在原始时代，有信仰利益紧密结合的宗教武士往往所向无敌，为一代代商王打下赫赫声威，但注定是"东北丧朋″、敌人越来越多、天下皆敌地。一旦纣王在″国际"形势、"商外"力量对比已经发生根本改变局面下，盲目效仿祖宗征伐模式照搬宗教战争旧套路，走向失败也是注定地。

第四，与颛顼圣帝政教分离，被夏代后嗣盲目照搬，从而大大限制了夏国夏族文字文化发展类似，禹帝的主要功业，在夏王朝亦被错误发挥到最终限制了文字文化创新进步。

在原始民主公天下时代，面对洪水威胁，鲧把主要精力用于筑城廓(陕北神木石峁遗址？)，以保护发展夏族力量。对于公共事务则敷衍塞责，头疼医头急时拜天神的消极地以筑坝挡水方式应付差事。最终尧都(陶寺遗址)被洪水淹没，尧帝震怒。

鯀的所作所为，有利于夏族夏国的实力增强势力扩张，是私有制发展家天下必然取代原始民主公天下历史大趋势下的普遍反应。在新旧时代交替时刻，他表现过于显眼。夏族力量发展太快太突出，最终引发普遍担忧恐慌。他对于公共事务过于敷衍，造成恶果太大引发众怒。最终被舜帝以集体公议名义，流放远方，殛死于羽山。

禹帝汲取教训，身体力行，十几年几十年专注天下公务，以愚公移山精神坚持治水。三过家门不入，为平定洪水立下不世之功。他也理所当然被公推为原始民主公天下时代最后一代圣帝。

治水土这类公共事务，时间长投入多收益少收效慢，甚至往往不是前人种树后人乘凉，而是我家种树他族乘凉。

夏族夏国夏王朝承受禹帝功业天下拥戴之荫庇，成为天下共主。开启家天下之后，当然也仍会延续概括承包一些天下公共事务。这些公共工程大多是无法增加实力，反而大多只是为保住共主虚名而不得不消耗己力。

鲧、禹虽然都是土木工程大师，都给夏国夏族打下坚实根基。

但鲧与孙子启，是朝着私有制家天下方向努力地，颛顼与禹则是更偏向融入维护公天下旧时代旧体系地。前者更适应时代大潮更符合人类文明发展历史大趋势，后者则是以治水定九州奏响了旧时代最宏伟壮丽的挽歌。

人类文明、华夏文明注定要挣脱"民主"公天下的原始时代，大步跨入能更飞速进步的私有制时代，直至彻底挣脱物质资料的桎梏，跨入自由人联合体。

新旧时代交替，既有禹、启两父子，闪烁旧时代最后的光辉，开启新时代无上的荣耀。同样也有人为之付出牺牲，鲧为进入新时代付出了惨烈代价，伯益则也为旧时代奉献了最后祭礼。

禹帝公天下时代的最后辉煌功业余荫，其实既是夏代夏国合法正统天命天下共主地位之来源，也是其不断失血流血消耗的根源。位高责重，国族力量持续消耗，自然发展文字文化受到限制。

鲧遗传的城建类工程，同样也带来巨大族力民力国力力量消耗，但更多成就了夏国夏王朝战略优势。禹帝所遗传的公天下时代残余性质的公共事务工程，则更多地只是徒耗国力族力民力。

禹帝遗留功业中的公共事务工程，还只是给夏代文字文化发展无力带来间接影响。

他的另一项遗传功业，才真正决定了夏代文字文化走入死胡同。

禹范铸蝌蚪文字于夏鼎，将公天下时代帝位转授时，方便帝王随身持有携带的玉玺王印性质信物金册玉牒，变为不易移迁的青铜重鼎。直接表达显示了从公天下公举公推帝位禅让，向家天下世袭不易转变的强烈意志。夏禹鼎也成为夏商周历代帝王传国之根本，三代更迭天命所寄最重要之凭信。

但镌刻于金册玉牒上的蝌蚪文字，虽是字典字符集合，却是为了适应金册玉牒帝位传让特殊信物之要求，天然与上古时代有限的日常文字符号有根本区别。它是对当时日常文字作了"艺术"加工、"宗教″加持地，具有保密、神秘特征，不易辩认不易仿制不易学习不易传承。

事实上，金册玉牒与夏鼎上原本只有四十五个、五十四个字符(后者多出禹定九州之名符)。到了夏商周至宋，历三千年，仍然只有七十七个字符。创制之难，堪谓古今中外字体之唯一。

蝌蚪文字从镌刻于帝王一人独持、帝王间转让的金册玉牒，转为范铸于天下可共见能长期昭于天下的青铜宝鼎，其实就是将蝌蚪文字向天下公开半公开，由神秘走向公开。禹帝的地位权威、禹鼎的神圣，都让蝌蚪文字"神圣"起来。

于是，夏代夏国夏族的文字文化发展进入一条死胡同。

辩认学习掌握传承蝌蚪文字，成为地位受持续打压、本就数量稀少的祭司阶层唯一出路。日常文字得不到发展，日益被抛弃。

范铸蝌蚪文字于禹鼎，变相将蝌蚪文字推向普及推广之路。而蝌蚪文字之创造，根本只是为了彰显神秘、权威，保障传承，根本不利于文字之创造发展普及推广。就象中古欧洲贵族们以掌握最难学的希腊拉丁字母为荣耀，或是在现代要在大陆普及推广繁体乃至大篆甲骨文，完全有违文字发展正常趋势，也最大限度地限制了文字文化发展。

总之，颛顼、鲧、禹前后相继，为夏族夏国打下坚实基础。夏启称王建国开创家天下王政时代，是几代先王共同努力水到渠成的结果。但颛顼鲧禹之主要功业固然是夏族壮大夏国强盛之原由，然而也都为夏代留下各种隐患，是国力耗费、文字文化长期难以发展的重要根源。原始时代，得祖宗制度之利而重祖制不敢擅改，忽视其弊端而坐视成大害，在文明初创时代，自然到必然，实难幸免。

夏代依坚城立国傲视万邦，在有限区域内能稳固有效统治，少有挑战，没有发展文字文化的迫切需要。颛顼、鲧、禹之遗传，又从不同层面削弱了夏代文字文化发展所需的人力、物力支持。禹鼎范铸蝌蚪文字，更是把夏代文字发展导入死胡同。

夏之无文，由来有自矣。

二，商少典

再来谈谈商之少典。

仲尼用字，极节约又极准确。

夏代并非完全无文。

比如《甘誓》等等内容，显然有文字相传。甲骨文字作为系统成熟文字，也是逐渐发展起来的。夏代也自然有更早期甲骨文字之类，成汤伐桀后，概括承受了而己。

《洪范》文本是内容信息量这么多的谈话记录，其真实场景显然是针对某件特殊载体上的文字符号给予地详细讲解。在夏商千年岁月代代传承历史中，除了特殊载体(金册玉牒、夏鼎)上的蝌蚪文字，也很可能还有常用文字专门记录这类讲解。

但夏代因各种原因，文字发展极其缓慢几乎停滞。留给今天的文字，只有金册玉牒夏鼎上转录的特殊蝌蚪文字符号，也几乎没有给后世留下任何文字篇章类"文物"。甚至传承至今不多的蝌蚪文字、内容丰富的《洪范》文本，显然也都不是夏代的，而是上古至夏一千多年数千年文化总结集成结晶。

所以，孔夫子论定夏代无文，虽有绝对化偏差之嫌，但其实是可以成立地。文字文化，在夏代真地就是停滞地。

商代少典，仲尼用了"少"字，同样简约而又精确。

商代历史长达六百多年，武丁之后势力范围极广阔，盘庚之后统治亦相当稳固。这种情况下，商代的典章制度，在数量上当然不可能少，也少不了。相比古今中外任何一个相似规模长期存在的强盛庞大帝国，它的典章制度都不会更少，也没法少。

商王朝是青铜业、商业文明高度发达的奴隶制军事王国帝国，也是宗教祭祀阶层势力庞大、历史悠久文化深厚的帝国。祭司们常用的甲骨文，光匆匆临时掩埋留存至今的就有十几万片，百多万字。

这样的背景下，典章制度怎么会"少"呢？

但是，商王朝的典章制度能传之于后世的，显然极少，大多与王朝及身而亡。商王朝灭亡后三千多年里，都没有什么典章制度被后世继续沿用到、改用过。

商亡之后，几百年里，少数殷商典章制度在宋国及箕子朝鲜等殷商遗民范围还有一些遗存，但也不断被周鲁制度同化。商亡两千年后，起于殷商旧土的赵宋王朝，确实还有不少殷商典章制度的遗存"复现"，但也都只是一些随附点缀。赵宋典章制度的主体，仍然是周秦汉晋隋唐以来典章制度的继承发展。赵宋典章制度似乎确实有一些殷商旧制的影子，但细究则几乎完全不然。

比如，赵宋王朝公然"本朝祖制不抑兼并"、重商兴国，与秦至清两千年里其它王朝重本抑末重农抑商全然不同，独具别格。但赵宋王朝取此国策，根本不是商人商族复兴，要仿效商王朝。只是宋太祖"杯酒释兵权"后，厚赐武臣勋贵田宅金银，允诺安享富贵以求君臣相安的附带举措。

再比如，宋太祖太宗，宋哲宗宋徽宗，宋钦宗宋高宗，北宋、南宋开国、亡国，似乎都有"兄`终′弟及″。这也是殷商独有，而其它王朝也都极其罕见的继承制度。那么，赵宋是在复活殷商旧制吗？不是。

商王朝兄终弟及之制是常态、定制，赵宋则全是各有特殊背景因由乃至巧合。

商王朝多见兄终弟及，根本原因是王朝日常国家事务，无论是商业决策、还是例行重大祭祀、或是对外征伐，不但极为重要，而且极为频繁。与近现代日不落带英帝国、美丽奸帝国无年无月无时无日不战争相似，而与华夏历代王朝总体和平安定完全不同。所以，国需长君成为商王朝必然要求、定制，权托幼儿之事绝不允许。而母妻族掌控家族祭祀王国宗教事务，权威极重，又能确保体制稳定运行，不至于内斗内争到不可收拾。这完全是商王朝各种独特性所决定的独有制度，别的王朝完全不能模仿。

周王朝封建制度、宗法制度、礼乐制度、《周官》《周礼》《礼仪》《周易》等等典章制度，大量地在三千年里被各王朝沿袭抄用、仿改。与之相比，商王朝的典章制度，确实可以用、也只能用"少"字来概括。

周王朝的典章制度在孔子看来，大多甚至已具有放之四海可推行、传之万世能不易的终极、完美制度特征。只要统治者能严格遵守"克己复礼""君君臣臣""父父子子""三纲五常"，这套颇为完备的典章制度，尽可以推广到"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尽皆王臣"，能维持天下长期秩序稳定，让天下人从温饱至小康直至大同。

事实上，若非近代外来文明给予了华夏文明三千年未有巨变之冲击，孔子心目中周代制度某种程度上确实已经做到了"终极制度"模版。

与周朝典章制度大多延传三千年相比，商朝的典章制度可传承者，几乎少到可以忽略不计。

即便与秦汉以来数十个或短命或两三百年王朝相比，如隋之科举、三省六部等，元之行省等，明之内阁等，商朝典章制度可沿袭被传承者，相对而言也是极"少"。

为什么商代典章制度数量并不少，甚至极多，但能传承后世被沿袭者极少呢？

商人商族商部落商国商王朝，是依托上古时代东北区域华夏文明自母系母权时代就有的祭祀宗教中心，逐渐发展起来地(如同时期考古无更大规模同类遗址再发现，红山牛河梁遗址必然就是商族商王朝的起源地)。

它既具有上古中古世界上各重商部落、种族、文明体普遍一般共性，又具有华夏文明区域独特性。

古今中外的祭祀宗教中心，向来都是商人、商团商帮乃至商部落商种族直至商国商王朝的聚集地、根据地、发源地。小到原始时代各部落交易、集市、城镇之兴起，大到近现代各种殖民地、新兴资本主义国家之形成。古今中外的区域内祭祀宗教中心，莫不是长期汇聚广大区域的人流、物流、财富乃至货币流，成为商人商族商国之起源地，丝毫不足为奇。

比如，伊斯兰教创始人就起于商家兴于商家，从学徒而富豪而教首而政教合一帝国领袖。他一生的传奇经历，可作为商人商团与宗教关系最集中突出的例证。

犹太教、基督教与犹太商，罗马教会与西方从中古到近现代的商业直至资本主义，佛教寺庙与古代商业、集镇、借贷钱铺银号，……古今中外，无不如此。由祭祀祭司而士而儒而商，祀、士、儒、商，本源同一而千丝万缕。

区域祭祀宗教中心长期吸引大量人流、物流、为频繁交易提供各种便利，必然带来商业兴盛，支撑起商人商族部落邦国壮大繁荣。

同时，四处冒险奔走求利的商人，也大多都是最虔诚的宗教信徒。他们比定聚部落中有稳定生产生活方式的其它职业分工部族，更容易自创出各种神灵以求庇护、安慰更高风险人生历程中动荡不安的心灵。他们的经商人生历程中，当然会遭逢各地各种族。而各地各族千奇百怪各种神灵，也都是他们拜祭的对象，经常甚至虔诚程度超过原住民。

古今中外，商人商族与宗教天然就是相生相伴相辅相成的孪生子、亲密爱人、利益同盟。

夏、商及更早的上古时代，华夏文明自黄帝始，既有万族万邦各自原始宗教祭祀，又先后形成了两大原始公天下时代共同的祭祀宗教中心。一个就是东北红山牛河梁女神庙(女娲？)，另一个则是西南巴蜀的三星堆(嫘祖？)。

两者以颛顼″绝地天通"政教分离为界，又分别成为了夏、商两族、国、王朝之母妻族、祖居地。

前者与世俗商部族之关联更紧密，颛顼大变革后，甚至与商人商族商部落商国合二而一。后者则是颛顼"绝地天通"政教分离后，分割拆迁前者并扶持夏人母妻族的产物。

夏、商之争斗更迭，文明体系上是原始、奴隶时代城市邦国文明与商业及宗教武装文明之争，宗教上则是政教分离与政教合一之争，当然也还是夏人夏族夏国与商人商族商国的国族之争。

商王朝以商王室、贵族们领导的成熟商业集团运转体系、关系紧密长期联姻的祭祀宗教文化集团、信仰坚定利益捆绑的宗教武士集团为三大支柱，又以高度发达成熟的青铜冶炼铸造使用为基石，构建成拥有庞大财力、武力能长期威慑控制四方的强大奴隶制军事神权帝国。世俗权力与商业集团以青铜冶炼交易为中心从四方获取巨利；祭司宗教集团围绕巨大的历代商王的司母鼎展开大型祭祀活动，与商王家族世代捆绑威慑民众凝聚人心维护信仰；武士集团则以工艺先进装备供应充足的青铜武装征伐四方。

商王朝商文明的上述基本特征，决定了商代典章制度的特性。商代一切典章制度必然体现三大支柱意志维护其利益，围绕商业活动为中心制定典章制度，一切典章制度都是从利益出发、为了利益而运作运转、随利益格局变化而变化。

于是，商代典章制度大多更具时效性、易变性、实用性、灵活性、不确定性，而缺乏持久性、权威性、规范性、稳定性。早中期的商文明，甚至连商王都城也因商业利益变化而屡迁无定，更遑论其他典章制度了。又由于宗教因素长期影响巨大，商代典章制度往往还有宗教信仰影响必然带来的垄断排他性、封闭性特征。

这些特征也就决定了商代典章制度多而易变，难以长久坚持，难以推广四方，难以被其他文明模仿。被它征服后的部落，只能成为其奴役对象、附庸。周边任何模仿者，往往就都直接成长为商文明的竞争对手。

商代同时期的文明，与商王朝关系越远，越能友好互利合作共赢，关系越近，就越只能征伐、奴役、附庸。

一如现今美帝，离美帝太近，就只能被征伐、奴役、附庸、不断被反复收割。与美帝有远距离产生美的，反而商业合作互利共赢机会较多，甚至能产生美国一向平等友好的错觉。

华夏先秦时代商文明这些特征，近代以来西方资本主义兴起后，演绎得更全面通透彻底。

孔子考察夏商千年历史，总结出夏无文商少典。他若能观察地理大发现以来五六百年全球化历史，大约也会喊出"葡西无文，英美少典″。

英美资本主义文明动辄推销所谓普世价值、西方近现代文明体制，好象它那一套对于别国而言，可学可仿可搬用套用似的。然而，世界上学、仿、搬者，无不被其奴役收割、沦为附庸。学"成功″了的，又无一不是竞争对手，直至搞出两次世界大战。

三千年前的商文明，与现代英美文明一样，在维护最主要利益集团层级(权贵巨商+宗教+军事集团)核心利益的典章制度方面，都是极端封闭、排它垄断的。

它们卖力向他国推广的那些浮于表象的诸如现代普世价值+宪政体系之类，其实与三千年前商代"敬神如神在"的宗教普世价值观一样，甚至如"人牲″祭祀制度一样，都是依靠强大商业资本侵蚀与武力威慑侵攻去强行推广维护地。所谓的普世价值，都是有时效性、地域性、适用性地，且都极有限。既不自古而然、可放之四海，也不能延之长久、无更优替代。

人牲祭祀制度，延续了六百年或数千年乃至更久远(牛河梁神庙、神木石峁遗址、西水坡颛顼墓，都有人牲)。以至于殷商后裔孔仲尼虽然对周代众多典章制度不无溢美，但他却仍然认为周代祭祀用人俑这东西很不符合"普世价值"。他直接嘲讽周人是在试图欺骗祖先神灵，喊出"始作俑者其无后乎？"。

"人牲″虽然似乎有点残酷，但它才符合"祭神如神在"这一已历数千年，已被广大公众认同的普世宗教价值观。

捣鼓"人俑"，那不是骗鬼吗？

"人牲″制度，长久推行后，也能在孔圣人那里变成"普世价值"。

普世价值之价值，能有多高大？

商文明的典章制度虽多，但大多却不能普及推广。盘庚定都殷都后，即便奴隶制庄园经济不断发展，商王朝也从早中期随商业利益格局变化而游走不定，逐渐转化为定居文明。但它仍然难以走出旧制旧习，不能带领华夏文明迈入文明发展新阶段。比如，一旦周文明以更先进井田农奴制快速积累壮大，更具普适推广，更符合文明演进新阶段发展趋势。商文明相对日渐衰败，封闭排它东北丧朋的弊端就日益显化。统治者如纣王也根本无意革新求变以适应新形势，相反，他退回到试图模仿武丁征伐收割四方旧套路以挽危亡，从而迅速激化内外矛盾，最终覆亡。

类似的，人类即将彻底摆脱物质资料生产力的桎梏，迈入自由人联合体人类命运共同体星空时代人工智能时代。英美那一套本质上封闭独占垄断排它典章制度，同样难以普及推广，更不是什么历史终结。它们同样难以乃至根本不会尝试更多的自我革命、创新制度走出旧体系。

特朗普、拜登之流在国力衰败之际，只是倒退回老套路，嚷嚷着从实力地位出发，再次大肆收割四方以图压制新起竞争对手、挽救溃崩瓦解，最终也是盟邦惊骇乃至众叛亲离，终究难挽天倾。

三千年前，夏无文商少典，周虽旧邦其命维新，监于二代而创新礼乐文明引领华夏进入新阶段。

五六百年来，西、葡无文，英美少典，华夏虽历五千年，坚持改革开放永不停滞封闭僵化，也终将闯出新路。引领人类命运共同体自由人联合体彻底摆脱物质生产力桎梏，迈入星空智能时代。

后记:

这一篇文字，以两千五百多年前孔子考察夏商两代千年历史所作结论为目标箭耙，找寻各种历史残缺信息、考古成果做证据照耙射箭。虽有些牵强，证据亦多有假设、争议，但观其大略，也能大体形成逻辑合理框架。

至于类比现实，也只是从宏观角度给予粗糙比较。细细考究，是经不起推敲地。人类历史从无简单循环重复，但却有各种形式的循环往复。毕竟，太阳底下无新事。每个人都是在这星球上，以重重复复的吃喝拉撒睡为主要内容打发几十年人生。白宫睡乔刮约肌失控，也一样会霸气侧漏。上帝视角中，几十亿裸猿大约都是一般有趣或无聊。古今个人是如此，古今国度、文明，观其大略，也无天差地别。

三四千年前的历史，真相已很难发覆。所谓的证据，大多残缺、有争议、需假设推断补全。从近代乃至当今某些类似情形作一些对比反推，也就有其必要。捋一捋相关历史残缺信息，从各种组合尝试里，选出可连成串形成一种合理性比较强的链条，得出一些合理的"结论″，对于进一步的历史研究以及相关考古研究，也有一点参考价值。

物理学上很多宏观微观领域课题，常常陷入根本无法实验验证，有时只能纯粹用数学去步步逻辑运算推导。据说如果公式比较具有"美感"，往往最后被另外各种想办法设计的试验验证概率更高。(似乎连相对论，也都是如此)。

毕竟，凡是现实存在的，必有其"合理"。反之，凡是分析起来更具"合理″性的，现实中存在、发生过，概率往往也比较高。

北大张新泉

2011.11.7

浙江杭州钱塘龙湖

一、绝地天通

与颛顼帝联系在一起，最有名也最让后人名词解释起来头疼的事件，叫做"绝地天通"。

从字面来看，绝地天通显然是涉及原始民主公天下时代公共宗教祭祀事务的一项大改革。那么，什么类型、内容的改革才能够得上"绝地天通"这样高的规格、调门呢？它是因何而发生？改革主要针对谁？后果是什么？

涉及宗教祭祀的改革，又被称作是"绝地天通″，够这个级别的只有几个类型:原始多神信仰改为一神信仰，政教分离及宗教信仰自由，破除宗教迷信及无神论等。

那么，颛顼帝的"绝地天通"是哪一个呢？

华夏上古时代自炎黄部落联盟开启原始民主公天下之后，宗教祭祀就既有各族各部落自古相传的各自崇信的自然神灵多神信仰长期并存，又开始有了公共祭祀、宗教信仰。红山玉龙，濮阳颛顼墓蚌壳龙虎，都说明龙这种集合图腾已经为各族部落接受。华夏区域内，各族各部落如果能树旗立帜，大都就会至少有两个旗帜，族旗与龙旗。

但从考古发现和五千年来华夏文明区域内的宗教信仰历史事实来看，多神信仰似乎从未被禁止过，除少数边远地区，华夏中心区域一神信仰则也几乎从未被推行。宗教信仰自由几乎从古至今，无须西方那样费力标榜努力达成。华夏文明，自古至今一直就自然而然地实际奉行宗教信仰自由。

与宗教信仰自由从古至今传承四五千年相伴的，就是政教分离也几乎自古而然。

所以，"绝地通天″不是禁止多神信仰推行一神宗教，也不是四五千年就搞起了无神论。它的主要内容就是政教分离与宗教信仰自由。即早在四五千年前，颛顼帝就让华夏文明实现了所谓"天帝归天帝，王权归王权"，并从此再无较大反复。

华夏区域内上古时代大型宗教祭祀场所遗址遗存的考古发现，至今极为罕有。

从考古年代而论，颛顼帝"绝地天通″之前，有红山牛河梁女神庙。之后，似乎就没有了。直至尧舜禹夏商周以来，都以帝王祖宗祭祀及帝王祭祀天地为主要内容，成为历代家国例行公共事务，而非宗教信仰了。

夏商时的西南地区三星堆遗址，疑似又一个祭祀宗教中心。相同规模者，同时期再无别家。其礼器之青铜制作或在商代中晚，但早先也或有对应陶制礼器。

要点在于，这是又一个牛河梁规模等级的宗教祭祀中心。于颛顼"绝地天通″后继续存在，且延续千年。牛河梁为陶制礼器且无类似改铸青铜礼器沿袭继承，三星堆则为突然出现的青铜礼器，周边文化遗址则有陶器时期类似陶制礼器。

这些考古发现，也大体实证了颛顼帝"绝地天通"就是政教分离及宗教信仰自由。

颛顼帝"绝地天通"政教分离具体内容上，是削夺主持祭祀宗教中心部落邦国联盟时代公共宗教祭祀事务的祭司阶层参与世俗事务权力，将祭司阶层手里掌握的武士武装收归世俗军事机构统一掌握。将已迁到帝丘的祭司阶层主力，分置到西南地区，改单独祭祀女娲宗教信仰为增加嫘祖祭祀及三皇五帝信仰并立，并逐渐由母系神灵信仰祭祀向男权父系信仰祭祀转变。在世俗权力对于宗教祭祀事务态度上，由向各族各部落推广女娲祭祀信仰、压缩各族部落原始自然神灵多神信仰，转为祭祀宗教信仰自由。

颛顼帝"绝地天通″宗教祭祀改革的原因有二:祭司阶层权力势力扩张迅速，神权政治倾向日益凸显，严重影响干扰世俗权力运作、其它公共事务。向各族部落强推扩大一神信仰，导致宗教冲突矛盾增多。

与祭司阶层关联紧密的商人商族部落，其发展也异军突起过于迅猛。已严重影响制约、侵夺其它各族各部落发展、利益，与各族部落冲突矛盾急剧增加。

商人商族部落依附于早期牛河梁祭祀宗教中心，与祭司阶层相辅相成互利共赢不断发育。但由于远离华夏文明黄河中下游中心区域，谋获有限，发展一直比较正常乃至迟缓。给各族各部落带来商贸之利益很多，造成的彼此利益侵夺损害冲突矛盾则尚且有限。

商族部落与祭祀宗教中心祭司主力迁到帝丘后，由于交通地理条件更加便捷，两方势力得天时地利人和之利，都发展极为迅猛。同时，它们与各族各部落宗教冲突、发展利益冲突也迅速剧增。为防控矛盾冲突，商人商团及祭祀武士武装还不断扩充，已逐渐成为部落联盟与各族各部落正常发展整体系统内，一颗急剧膨胀扩散的心腹之患、大癌瘤。

颛顼帝在张挥公等重臣辅助下，采取断然措施执行"绝地天通"。多管齐下，一举割除了这一癌瘤，解决了迫在眉睫的危机。使得华夏文明的发展进程，既避免了陷入神权政治主导进程的泥沼，也纠正了过早进入商业异常发展，长期动荡变迁、冲突内耗过于激烈的情况进一步发展。从两方面导正了华夏文明走上更健康、持续稳定、更和平发展的轨道。

商族部落文明过早异常发育与神权政治过于发展是相辅相成的，也都有本质上的封闭排它垄断特性。虽然趋势上看似可以率先加速进入奴隶制加速文明进程，但脱离了当时华夏文明特殊地理人口环境、生产力发展现实水准。既不利于华夏文明早期阶段万族万邦文明多样性发育竞争择优，也极大持续增加激烈内耗，会过度消耗文明发展元气。极大增加了华夏文明进程迟缓、中断、停滞倒退反复乃至覆亡的机率。

华夏文明发展进程的现实历史表明，颛顼帝"绝地通天"果断举措，为华夏文明循着一条环环相扣层层递进的轨道前进奠定了又一块极重要极关键基石，也是华夏文明持续五千年未曾断绝的一条根本性原因。

与四大古文明，其它文明发展历程相比较，颛顼帝这一重大改革意义更为明显。

其它文明发展进程中，大都因其内部商族部落文明与神权政治过早过于异常发育，纷纷在开出各种文明绚烂花朵后便因过度过早消耗元气而中断、停滞、衰亡。华夏文明却延续五千年，发展生机与文明道路多样性选择机会从未彻底丧失、断绝。

古今中外文明发展史，都一再表明一个简单的文明发展模式上的事实:

商文明、神权政治相伴相生相辅相成是极普遍地，它们的异常发育也大都是能开出异常繁荣绚烂的花朵地。但同时，它们具有封闭、垄断、排它特性，过早过度发育也是要断绝其它文明发展道路探索可能性、生机地。越早异常发育于生产力早期阶段的文明，在同期文明中文明之花越是绚烂，也越是昙花一现越早凋谢。

从早期的奴隶制时代，到当今的资本主义，无不如此。

洪范八政"食、货、祀、司空"(农、商、士、工)总结标示的系统内各部分协调平衡的文明发展进程，有且只有华夏文明遵循践行且最完整展现了。

颛顼"绝地天通″大改革，功在千秋利延万代。他成为黄帝之后三皇五帝中最有功于华夏而得享盛名者，岂偶然哉！

当然，颛顼大改革，客观上也为夏族部落发展扫清障碍铺平道路，为夏族率先建国称王奠定了基石。还限制削夺了商族部落的进一步发展，使华夏的商文明走上了一条神权政治长期受到有效抑制的另类发展道路。自然，它也就成为此后千多年里夏族部落夏国与商族部落国世代冲突矛盾之滥觞、原起根由。

二、东北丧朋西南得朋

《易.坤》系辞"东北丧朋，西南得朋"解读

从颛顼"绝地天通"角度而言。宗教祭祀大改革之前，东北(牛河梁女娲庙)是公共祭祀宗教中心，也是商人族部落祖居地、母妻族所在地(坤)。宗教祭祀大改革后，西南(三星堆)夏族部落母妻(坤)族世代居地，成为了新的公共祭祀宗教中心(一直延续到夏商，从陶制礼器到青铜时代)。

在这中间，有一个颛顼即位都于帝丘(濮阳)前后，商人族部落与祭祀宗教中心祭司主力，也迁到帝丘(也许是颛顼强制，也许是大祭司作主，也许是商族部落首领为站队表态而推动)的过程。但这次迁移，后果却是三方始料未及地。即神权政治势力、商族部落短期内迅速膨胀，与颛顼帝及各族部落宗教、利益矛盾冲突剧增。

颛顼帝果断采取决然措施。将祭司主力再次迁移到自己及夏族母妻族所在的西南地区，与商人族部落分开。同时削夺祭司参与世俗权力解除武装，变女娲一神母系信仰为增加嫘祖及三皇五帝父系多神信仰，改强推一神信仰限制各族部落原始信仰为宗教信仰自由。

改革前，东北的祭祀宗教势力与商人族部落，与各族部落宗教、利益冲突矛盾不断增多加剧，处于所谓"东北丧朋"状态。改革后，西南的祭祀宗教势力(夏族母妻族逐渐主导，亦"坤")与中原的夏族及其它各族部落处于矛盾缓和及利益共生互利状态，即"西南得朋"状态。

从夏人族部落角度而言。"朋"在上古就是两片展开的贝壳，颛顼墓中龙虎图形就是由这东西堆积塑形地。在上古直至夏商，长期作为货币使用过。颛顼墓大量贝壳，与后世堆积金银铜钱，现在烧冥币纸钱，意义相同。所以，"朋"字在周代以前，所指也就是"利益"。得朋丧朋就是得利失利。

祭祀宗教中心在东北时，夏族利益受损(长途输送物资、被商人族部落赚去利益)。祭祀宗教中心迁到西南时，夏族利益受惠(商人族部落利益转移)。

但从商人族部落来看，情况相反。

从两方面看，坤卦的这句"东北丧朋西南得朋"，都显然是基于站在颛顼帝及夏族立场上考量的结果。

所以，这句卦辞很大概率是从《连山易》里继承来的。

如果是商代周代收录颛顼帝"绝地天通"事件入《归藏》易、《周易》卦爻辞以为附证，他们对于这一大事件的概括总结，不会是"东北丧朋西南得朋"。立场不同，结论甚至完全相反。彼之蜜糖，吾之砒霜。

三、发现夏代《连山》易、商代《归藏》易

由此，《连山易》《归藏易》并非完全消失了。《周易》卦爻辞中，有大量卦爻辞就是从《连山易》《归藏易》传录而来。它是将上古至夏商诸多自然社会历史现象、规律，按易卦特定发展规律顺序对应排列的归纳总结集合。

或许夏代《连山易》是在伏羲八卦基础上推演十六卦(每卦四爻？)，在各卦象诸爻象后，补充了夏代以前三皇五帝尧舜禹时若干自然社会历史现象、规律以附证明。商代《归藏易》则推演到三十二卦(每卦五爻？)，又补充了夏代若干自然社会历史现象、规律以附证明。至《文王易》则推演成六十四卦，进一步补充了商代尤其是商周交替时自然社会历史现象、规律以附证明。

现代如果再把文王以来三千多年，尤其是近现当代发现的自然社会历史现象\规律，用简单二进制数学代码规律作对应解构，恐怕要推演到一百二十八卦了。

比如，在《周易》《泰卦》九三爻之变卦《损卦》六三爻"三人行，则损一人"基础上推演的《现代易》，在"一人行，或得其友"这句之后，就可加上现代人对古今中外历史上开国建国君主领袖传位继承规则的总结:中国夏商以来四千多年历史里，几十个大小王朝开国君主，以其长子太子继承者极少。总比例低于百分之二十，以更严格"承其位且有其政"标准而论，则不到百分之十、五，凤毛麟角。

总之，《周易》是伏羲八卦、《连山易》、《归藏易》的继承发展，而不是另起炉灶。后三者既是确实已经消失，又是融入到《周易》之中了。

附:

《连山》者，禹帝母族修己之谓也。图腾为长蛇、源于"龙马"耶？颛顼"绝地天通"后，掌祭祀宗教事务者。

《归藏》者《龟藏》耶？禹帝父鲧之藏耶？鲧殛死于羽山，商族部落文明文化区域，而非夏族区域。

禹帝之图腾为龟蛇合一，玄武，真武大帝。

禹碑之蝌蚪文符，是上古(颛顼帝、仓颉)至夏代之文字与八卦符号组合(覆盖、叠合)再"艺术″加工耶？

禹碑夏鼎金册玉牒上蝌蚪文字，最早大概率是辅助颛顼帝制定颛顼历的张姓始祖挥公所撰制，由小子解读，于此物此文字，亦善始善终之义耶？以这款《地球3.0》三维真实游戏之德性，这个推断大概率是成立地。

今年夏至于濮阳拜颛顼遗址、挥公墓，已有所思。至今日，方成此文。且略记之，聊供参考。

北大张新泉

2021.11.1

浙江杭州钱塘金沙龙湖

是否与《洪范》说不相容？

蝌蚪文符洪范九畴金册玉牒考证

一、源起

研究洪范禹碑蝌蚪文符，常会牵连到一个至今并无任何考古实物的物品，即一些文献资料中提到过的金册玉牒。

今南岳衡山禹碑，是明代文史资料中明确记载为宋代官方"临大夏玉册符文变大"摹刻而成。另外几则汉代、魏晋、南朝、隋唐宋代的文史、古代方志、古人笔记、诗词等等资料中，提到"金册玉牒"时，虽然没有直接说明上面有蝌蚪文符，但全都在上下文中提到大禹、禹碑、治水等等人物、事件、特定物件。

金册玉牒虽然至今未见有考古实物，但在长达千多年历史里，不同朝代的所有文献资料中，它都是与禹帝、治水、禹碑密切相连，直至明确记载它上面有蝌蚪文符，甚至就是禹碑蝌蚪文符的直接来源。

就蝌蚪文符实际载体而论，在镌刻到禹碑、崖壁之类石质材料上之前，必然有其它载体以便保存收藏传承。这样的载体，除了临摹放大缩小时必然会有用以暂时中间过渡的纸张、布料、绢帛之类，显然镌刻在金册玉牒上，更适合长久保存，也更隆重其事，尊显《洪范》文符地位。刻有蝌蚪文符的金册玉牒，也更适合祭天、封禅、典礼昭告等等特殊场合场面公开展出、使用。

金册玉牒是否真实存在过？它自上古至消失，是一直为历代相传，还是自开始制作或从某个时间始就长期有母本、副本、复制件同时共存、分别存在？它与至今仍存实物的禹碑、疑似也铭有《洪范》蝌蚪文符但已经消失的夏周九鼎，孰先孰后？这两者、三者彼此转录临摹复刻具体情形如何？金册玉牒最后去了哪里？……等等等等。

二、析疑

金册玉牒进入洪范禹碑研究视野后，这些疑问也自然随之而来。上述疑问有些已比较确定，有些则需要根据现有残缺信息进行合理化大胆推断。

从颇多不同年代不同种类文献资料均有明确记载，以及蝌蚪文符、洪范九畴特殊地位而论，金册玉牒作为最适合的载体材料，虽然至今已不见考古实物，但它必定真实存在过。比起石碑、纸布帛绢、鼎盘盝簋圭璋璧琮，它都是更合适、最优选项。

按《洪范》文本中所见有"不畀鯀洪范九畴"、"锡禹洪范九畴"等文字而论，过去将"洪范九畴"解为"治国理政九条规范"之类的译读似有不妥。应当解读为"(大洪水时代制作的刻录有蝌蚪文符)记载了九条治国理政纲要的金册玉牒"。无论是"不畀"字、还是"锡"字，"洪范九畴"都应该不仅是其内容的概括总称，而且也是其载体实物金册玉牒的名称。即这件在尧鲧舜禹之间曾牵连到帝位传承的金册玉牒实物，其名称就也是洪范九畴。换言之，依《洪范》文本所记，洪范九畴金册玉牒在尧舜禹时代已真实存在，且已成为帝位传承的关键物证，是玉玺王印、传位诏书之类物件的先祖、集合。大禹后来将方便持有携带展示作传位标志使用的金册玉牒，转录为铭符之难移青铜重器夏鼎，也是将帝位推举禅让制度转化为家天下世袭不易制度的最直接意志表达。

而蝌蚪文符如果诞生于禹铸夏九鼎之前，尧舜禹时期或更早上古时代，镌刻保存于金册玉牒代代传承，甚至也是唯一合适选项。

如果金册玉牒上蝌蚪文符在大禹帝在位时，转录铭铸于夏鼎，那么从那时起就有副本、复制本共存，这种情形发生的概率也极大。

禹碑蝌蚪文符显然是秦汉以后，才从金册玉牒上临摹放大转刻而成。这一情形既在宋代有明确记载，两汉新莽魏晋时的禹碑，也必定是类似情形。

大致上作合理化推断，金册玉牒蝌蚪文符及夏鼎、禹碑在历史中的具体情形如下:

上古某时期，蝌蚪文符诞生后，镌刻保存于金册玉牒并历代相传。在禹帝铸夏九鼎之前，金册玉牒或仅有一件，或已有副本供祭天、封禅、传位等仪典使用，甚至可能有副本埋入三皇五帝陵寝、五岳四镇名山。

禹帝铸夏九鼎，如鼎上转录铭刻了金册玉牒的蝌蚪文符，金册玉牒之副本乃至母本可能后来被葬入大禹陵，也可能被禹帝祭天、封禅、会盟时封藏于潜山天柱山、会稽某山。禹帝在天柱山祭天时，或许据金册玉牒母本镌刻蝌蚪文符于天柱山元阳石或其它巨石或刻石碑于天柱山某处。上述夏鼎、禹碑从金册玉牒转录蝌蚪文符情形发生后，都仍应有母本或副本继续为夏商周历代帝王传承。

秦汉时，夏周九鼎消失，金册玉牒或与禹碑同时存在，或单独保存蝌蚪文符历代相传，直至宋代或明代彻底消失。两汉新莽魏晋南北朝隋唐时期，今南岳衡阳衡山地区，至少有一次从金册玉牒转录蝌蚪文符镌刻石碑立于衡山情形发生，最可能是新莽时由刘歆等人所主持。北宋末期，"临大夏玉册符文放大"摹刻而成现今存世各种禹碑之母碑，已有明确记载。

金册玉牒无论是母本还是副本，应该一直都是由历代帝王皇家独有世代保管传承，享有最高安全保障等级。但由于朝代更迭、战乱、火灾意外等等，遭损毁乃至消失也有可能。夏鼎铸造后，在它消失前的两千多年(公元前2100年一一公元前100年左右)里，金册玉牒即便损毁乃至灭失或被埋入王陵，也可以从夏鼎铭符再转录复制。

秦汉之后，金册玉牒往往是随着绍介禹碑时才顺便提到。宋代之前的禹碑，最可能为新莽时从金册玉牒转录蝌蚪文符镌刻而来。由此，至迟到新莽时，金册玉牒大概率仍真实存在于皇家手中。至北宋末年再刻禹碑时，又明确记载有实物现世，为官方持有。此后，凡涉及到蝌蚪文符的，只有禹碑，再无金册玉牒踪迹。

秦汉以来尤其是自新莽时至宋代的千年内，金册玉牒是否仍然存在？大概率曾经灭失。这一时期，由于焚书坑儒等等，连《尚书》文本都几度几乎灭失。而五胡乱华，尤其是洛阳武库(及历代珍宝馆)大火，更极大概率已彻底毁灭了金册玉牒。这千年内，甚至还大概率有金册玉牒与禹碑都曾长期共同损毁乃至灭失无存的历史情形。(明代乃至清代各地复制之禹碑，传到今天，其实三五六百年时间就已无一块石碑仍然完好。)

这一时期，蝌蚪文符有可能是在从禹碑转录摹拓的纸布帛绢质材料上，长期辗转保存甚至已流失于民间。宋代初年，赵宋皇家以淳化阁秘贴收集民间藏品，才再次获取了蝌蚪文符。赵宋重制了金册玉牒，但形制已变，称之为"大夏玉册″了。宋代官方给出的这个名称，本身就昭示至迟到宋代，已经彻底无人知晓蝌蚪文符与《洪范》文本之关联，已无人能解读蝌蚪文符了。

宋代以后，金册玉牒(或所谓大夏玉册符文)去了哪里？

其一，大夏玉册副本或复制件及纸布绢帛质本，或有赵宋封禅时封藏于名山，或有赐给西夏葬入某西夏王陵，或有流入士大夫之手散入民间。(某西夏王陵、宋代顶级文臣或金石名家墓葬中，出土此类文字文物，仍有可能)。

其二，靖康之耻时，金册玉牒或大夏玉册母本副本落入女真权贵之手。(完颜希尹等女真族中汉化程度较高金代早期宗室贵族墓葬中，出土此类文物，仍有概率)。

其三，金册玉牒母本或某副本，也有较小概率传承到明代，被葬入明宪宗或明世宗等皇陵。

三、结语

总之，金册玉牒作为蝌蚪文符最佳保存传承载体，是真实存在过的。先秦时代的金册玉牒，有可能副本或葬入三皇五帝夏商周三代某帝陵某王陵，或封藏于某五岳四镇之类名山。秦汉以来的金册玉牒，大概率只有宋代以后的"大夏玉册″母本副本，它们还可能埋存于名山、西夏及金国王陵贵族墓葬、明代皇陵。其它材质摹本，埋存于宋代顶级文臣、金石学者名家墓葬亦有可能。

金册玉牒具体规格形制，因为无实物，只能从各种禹碑形制来作最粗略推定:由九片狭长玉质牒片镶裹于薄金片上，连织成可展开可卷起之册页形状。每片玉牒上对应刻录《洪范九畴》各筹关键字眼。

目前存世的各地蝌蚪文符禹碑，只有福建漳浦赵家堡赵宋皇家后裔族居地的残缺禹碑，形制上独呈册页形状，与其它各地版本禹碑差异明显。此外，韩国江原道的《大韩平水土赞碑》，只选取了明代新泉书院禹碑拓片上部分蝌蚪文符，与国内禹碑版本也大不相同。《大韩平水土赞碑》，近世亦有制成块状屏风呈册页形态作商用售卖或收藏者。

这两种更具册页形制的禹碑，都明显以选取部分蝌蚪文符残缺形式呈现，或四十二

字符、或四十八字符。似乎提示金册玉牒上蝌蚪文符数量，也随历史时长而在某些年代有过增改删减之可能。

如果再考虑到殷商箕子家族与朝鲜之渊源，赵宋王朝与殷商王朝诸多特殊交集(赵宋开国太祖太宗兄弟俩父亲名字就是赵弘殷、继承制度多见秦汉至明清两千多年间少有的兄终弟及而罕依周礼与商王朝神似、经济制度亦为其它王朝所没有的″本朝祖制不抑兼并"重商兴国)，这两个形制独特的禹碑就更值得关注了。

这种增改删减是至迟到宋代以后，蝌蚪文符已与《洪范》文本失联，已无人能清楚识读时，才偶尔因个别特别因素引发？

还是蝌蚪文符数目，至迟到周秦战国之前，因为所有原本金册玉牒当时之人都有能识读者，所以，从四十五字符逐渐增加到七十七个字符，这情形也只是正常历史发展趋向，一如八卦渐渐发展成六十四卦？或者殷商乃至西周之前，金册玉牒上的蝌蚪文符就是四十五字？《大韩平水土赞碑》与赵家堡禹碑，这两块与殷商王朝关联渊源更复杂的禹碑，都独特地采用四十余字符册页形制，并非偶然？

上述两种选项究竟哪个更真实准确？解决这个疑问，有赖于对禹碑蝌蚪文符进行更细致深入地研究，以寻找出七十七个字符之间可能存在的细微但明显的时代差异。如果现存七十七字符因为经过多次转录，都已然形成统一风格再也难以区分，那也尚待可能存在的其它版本禹碑、金册玉牒、夏鼎，不同年代不同材料蝌蚪文符载体的考古新发现。

如此，方能真正最终论定。

如此，也方能打破七十七字符似乎浑然一体的现有认知，也打破蝌蚪文符增减模仿重造似乎完全不可能，进而打破蝌蚪文符疑似并非华夏先圣先贤先祖乃至并非人类所为，来源更玄幻奇异的胡测乱想。如此，方能找寻出蝌蚪文符的成字造字规律，甚至能使之如甲骨、金文、大小篆早期汉字形体一样，成为可供书法家们练笔猎奇、考验智商、构思揣摩的书法新玩具、更高难度新工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