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原创】保持自信，防止自满 -- 学步桥

最近出现一些防疫相关的问题，网络上再起争论，但相当多观点已经脱离问题本身，上升到立场问题，反而失去意义。

医疗花费是没有上限的，我们不能把每一个没有倾家荡产，给父母以政治局常委级别治病的子女定义为不孝。在不同国家应对新冠疫情上，也不是只有0和1的区别，不同国家必然根据自己的“条件”来选择最优解决方案。当然存在某些国家比另一些国家更“孝顺”的情况，但是，更多体现的是“条件”的差别。在国家间，中国算是常委级别的医疗待遇，这里面自然有中国政府“孝顺”的一面，也有中国“条件好”的一面，算是社会主义优越性吧。如果都按中国的搞法，很多国家要“倾家荡产”，就是全面崩溃，政府倒台这种级别的代价。所以没有必要嘲笑他国，用一句电影台词就是“你不是不行，你是没有！”（《剑雨》？），和对急诊室拿不出住院费的子女一样，我们应该报以同情。

和其他国家比较，我们的优势很多。一是社会组织度高，人民配合度好，这方面除了朝鲜几乎没有国家可以匹敌。二是社会的信息化水平高，基础设施完备，这点也只有欧美极少数发达国家可以媲美。三是我们国家的文化和经济分配模式，导致老人的社会地位较高，而且家庭覆盖率高，相对团结，很少产生欧美发达国家的年龄分裂。这个可能日本等同在东亚的少数国家满足。四是，我国科技水平较高，工业生产能力世界第一。我们的劣势也不少。一是经济模式中处于产业链较低位置，绝大多数就业人口，需要现场工作。比如码农在家办公，一台好电脑，扯根光纤就行了，但是开挖机的，送快递的，装配iPhone的，割麦子的，开饭馆的，在家等于失业。二是我们的医疗覆盖不均衡，除个别大城市比较发达外，主体水平不高，多数人口的医疗资源匮乏。三是内外人口流动频繁，人口主体居住密集。我们的优势和劣势，决定了我们采取的防疫模式，我们已经采取的措施，和当初各国的选择比较，是符合我们国情的相对最优解。

但是这不意味着我们就做到最好了。如何利用我们的条件，在不明显降低防疫效果的前提下，尽量降低成本，是现在重大的课题。随着疫情的发展，我们不仅了解到更多的关于疾病本身的特性，也看到了其他国家防疫的经验和教训。从疾病本身看，死亡率低，传染性高，对劳动力人口损害较轻微，对老人威胁较大。针对前面提到的我国国情，我们必须严守最初防线，一旦造成区域性流行，我们应对就会极端困难。但是考虑到事实上我们绝大多数地区并没有流行，我们也应该尽量少的对正常生产生活造成干扰。就目前的情况，我觉得可以有以下的改进。

1. 在上海等医疗、信息化水平高的地区选取试点，取消常规核酸检测，用抗原自测代替。核酸检测需要大量人力，即测试者和被测试者的大量时间。如被测试者参与测试本身的时间，路上时间，时间表安排的损失等等。在劳动力价值高的地区，这是相当昂贵的成本。抗原测试虽然准确率略低，但是可以通过增加检测次数（如早晚各一次间隔12小时）来解决。在中国强大的生产力面前，一旦大规模开工，物料成本本身可以降到很低。特别是，我们国家的信息化水平高，可以通过检测盒上二维码，手机app拍照上传，服务器AI验证等技术手段防止造假。而且这种数据中心控制数据，比核酸检测控制人要更有效，第三方以盈利目的的检测造假或者玩忽职守的概率大大降低。对于自检阳性的，因为有app上传，可以根据上传前后的地理轨迹信息，本人身份信息，迅速精准锁定密接者，进行控制。而核酸检测仅用于自检阳性者，危险地区输入人员，和极少数无条件进行自检者（如无信息化能力的老人）。这样可以大大解放生产力，首先在劳动力高价值，医疗应对高水平地区降低防疫成本。另外这些地区人口对疫情恐惧心理小，推行难度低。

2. 以上试点如果效果好，可以依照劳动力价格和医疗水平的梯度，逐步扩大试点，在效果不好的时候停止。同时要建立全国统一的检测结果网络化管理，检测结果和密接等级、隔离等级之间的算法函数做到全国统一，自动化处理。即地方人员只输入检测结果，不做判定，当然不同地区算法的参数可以不同，但是由全国统一确定算法，给参数赋值。比如国家可能对上海市区密接定义是48小时内最短接触在3米以内，对新疆塔城村镇密接定义是72小时内最短接触在30米以内（以上数字仅是举例，不做参考），但是这些数字是国家定而不是上海、新疆定。制定过程显然应该参考当地人员的意见。同时，国家要负担起财政支出，可以从各地财政以类似征税模式收一笔钱作为补偿。这样比各地各自分别负责，总成本会更少，相当于各地财政买了保险。

3. 制定全国性规则后，地方官员只要按照规则执行，出事了国家兜底，地方官员无责任。权力和能力、义务是匹配的。国家层面可以从全国甚至世界范围的经验教训总结，给出最佳的规则，有能力就该承担更多的义务，享有更大权力。这样地方官员就不会因为保乌纱帽而做出各种奇葩的过度防疫措施，从而发生类似最近翻车的悲剧。而不按照国家规定执行，不管是防疫措施不足造成疫情扩散，还是防疫过度造成群众不满，地方官员都将被惩罚。

4. 针对老人，应该加强保护措施，比如强制疫苗，强制既意味着国家权力，也意味着国家义务，即疫苗风险由国家承担。还比如在密接、隔离判定算法中考虑年龄因素等等。

5. 对跨区域人员，在算法上要更严格。上海过去教训之一，就是很多上海流出人员，给医疗条件落后的外地造成相当大的压力，而这个压力不是国家承担，也不是上海承担，而是当地承担，必然怨声载道。

6. 相关的算法、参数制定，必然需要一批高科技人才（医学，人工智能，社会管理），而且需要根据病毒的进化，各地执行情况，即时调整。相对于现行的大量核酸采样检测，主要依靠低端劳动力，算是产业升级。同时，这对于提高执政能力是有益的，类似的全国信息化动态管理体系，可以为其他社会甚至军事用途提供经验，对于加强国家统一起到基础作用。如果说古代的黄河治理是中国统一政权存在的基础，现在的防疫代表的全国性社会治理就是新时代的统一基础。而现行的各地分别负责制度却有走向割裂的危险。

总之，我们需要在保卫现有成果的前提下，逐步降低成本，恢复生产生活。步骤要稳，在部分地区先试点，特别注意试点地区的隔离。成功以后，总结经验渐次推广；失败了即刻停止，总结教训。在疫情面前，不仅全国，全体人类都是同一战壕的同伴。虽存在竞争，但不是敌我矛盾。把抗疫措施泛政治化，立场化，是害怕事实检验的怯懦畏战心态，是懒政，不符合实事求是的共产主义精神。用篡改儿时运动会的广播来给本文结尾：秋风吹，阳光照，抗疫场上真热闹，你争我抢夺第一，得了第一不骄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