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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成为学习毛著的积极分子（二）

文图/何学嘉

学校生物老师金良才发挥自己的专业特长，硬是引种棉花成功。他把块大操场开成田种出了棉花，改写了崇庆县无棉花种植的历史，让我们第一次见到了棉花生长的全过程，也学到了种植棉花的知识，这事当时也轰动一时。

棉花丰收了，学校还买回一台轧花机，去掉棉籽后，一部分换成布，做成了许多棉衣棉裤和蚊帐，一部分制成了棉被，并全都无偿照顾分配给贫困的贫下中农子弟。

我有幸领到了一条棉裤，很大很厚。自习课上，班主任何玉书亲自为我穿上。看着我不再发抖，她眼里充满了慈母般的微笑，少不得又来番“天大地大不如毛主席的恩情大，爹亲娘亲不如共产党亲，千好万好不如社会主义好”之类的革命教育，现身说法，使我深受感动，更加感到要认真读毛主席的书，听毛主席的话，当个好学生了。果真的，不久我便被校长张万干在干人大会上作为先进典型表扬了。

事情原来是这样的：

20世纪50年代到70年代，中国共产党沿袭革命战争年代重视思想政治的传统，采取了一项重大措施——在全国范围内倡导学习毛泽东著作。其时间跨度之长，影响之大，参加者之多，在中国近现代史上是少见的。而60年代前期结合“四清”所开展的“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运动，便是其中重要的一节。这也可谓是当代中国史上的一件重大事情，是在军队高层的推动下迅速铺向全国的：

1959年9月，在全军高级干部会上议，林彪提出：“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怎样学呢？我向同志们提议，主要是学习毛泽东同志的著作。这是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捷径。”“我们学毛泽东同志的著作容易学，学了马上可以用，好好学习，是一本万利的事情。”1961年1月，林彪在关于加强部队政治思想工作的指示中，提出实用主义的学毛著的方法。他说，学习毛泽东著作“要带着问题学，活学活用，学用结合，急用先学，立竿见影”。

1964年1月，解放军总政治部编印了《毛主席语录》的第一个供内部学习用的版本。这个语录本随后几经增删，到1965年8月出版再版本。至文革中，“语录”本除在国内流通外，还以50余种文字印出了多种外文版本，发行总数达到了50余亿册。当时世界人口还不到40亿，平均全球每人都可拥有一册以上，成为20世纪世界上发行量最大的书。

当时虽然连印教科书的纸张都很紧张，但印毛主席著作的纸张却必须保证。到1977年恢复高考，连印考试卷的纸张都没有了，是邓小平下令动用印毛选的纸张，才解了燃眉之急。

1965年10月，突出政治，大学毛泽东著作，更成为正在开展的城乡“四清”运动的一项主要内容。不但部队官兵、干部、知识分子、工人、农民积极学毛著，而且一些家庭妇女、几岁的儿童、文盲也都背毛泽东语录，甚至连聋子、哑巴、瞎子、精神病患者也在学。全国到处都是人人学毛著、个个背语录的“热烈场面”，家家挂毛主席像、户户有语录牌，全国到处都是“毛主席语录”的“红色海洋”，到处都是诵读毛主席著作的响亮声音。

有“全国学毛著第一人”之称的廖初江，摸索出了“早起点，晚睡点，多看点，少玩点，多写点，勤想点，遇见师傅就问点，总结收获及时点，加紧工作挤出时间多学点，夜战星期六，不放星期天”的一套“忙里读书法”。廖因而被评为全国学习标兵，?毛泽东在审定九大代表时，力排众议，硬是将女儿李讷（改名肖力）去掉改为廖初江。后廖逐步由战士到《解放军报》副社长，正团级。

顾阿桃是一位文盲农妇，在作学毛选报告前，工作人员为她画了一本图册作为提示。如讲到干部要作表率，就画一个火车头，提示她讲“火车跑得快，全靠车头带”。一次，一个演讲内容上要讲到“西班牙”，画册上就画了一个大牙齿。

红色的巨型标语格外醒目，每个大字足有1.5米高，分别写在东西两面墙壁上（如图），西面的标语内容为：“抓革命，促生产，为实现第三个五年计划而奋斗”。东面为：“学习十六条，熟悉十六条，掌握十六条，运用十六条”。据了解：1966年到1970年是我国发展国民经济的第三个五年计划时期。而“文革十六条”是1966年8月8日通过的。

　　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刚结束，河南省委立即召开全省三级干部会议，研究部署开展“文化大革命”“四清”运动等问题，标志着“文化大革命”在河南开始发动。6月初，随着北京大学聂元梓等人攻击北大党委、北京市委的大字报的公开，以及《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等《人民日报》社论的转载，全省高等院校学生思想开始发生混乱，各种乱揪乱斗校长、教师的现象不断发生，许多学校的党组织陷于被动，以致瘫痪。

8月1日至12日，为排除运动的“阻力”，进一步发动“文化大革命”，毛泽东主持召开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通过了《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简称“十六条”），刘少奇、邓小平等一些中央领导人相继受到批判。

两次中央会议的召开，标志着“文化大革命”的全面发动。之后，“文化大革命”运动在河南各地异常迅猛地开展起来。

　　8月19日，省委第一书记刘建勋署名的《我的一张大字报》在郑州大学公布，对河南的“文化大革命”运动产生了重大影响。之后，省委和各地、市委接连召开各种形式的动员大会，迅速掀起大揭发、大批判的高潮，一些大专院校的群众组织开始冲击省委机关。

8月下旬，在“造反有理”的口号下，河南红卫兵运动迅速席卷全省，运动从破“四旧”①开始，后又发展到停课“闹革命”，进行“大串连”，许多珍贵文物古迹遭到严重破坏，许多专家学者和党员干部被当作“反动学术权威”“黑帮分子”等遭到揪斗、迫害，社会管理秩序和交通秩序也因红卫兵南下北上的大串连受到严重影响。10月中旬，“踢开党委闹革命”狂潮又起，斗争火力集中指向党政机关，各级党委普遍陷于瘫痪半瘫痪。随后，动乱范围逐渐波及县级机关、工厂农村，并且同大、中学校的学生造反浪潮联系起来，严重干扰了国民经济的正常进行。

1967年1月，在上海“一月夺权”的影响下，河南的造反派闻风而动，迅速掀起夺取党和政府领导权的狂暴行动，短时间内各级党政机关几乎全部陷于瘫痪，全省陷于空前动乱之中。尽管此后通过实行“三支两军”②，一定程度上缓和了紧张局面，但动乱局势持续发展，许多地方武斗不断升级，郑州国棉六厂、开封化肥厂、叶县等处先后发生大规模武斗，甚至酿成严重流血事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