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原创】青春作证，向风车开战（一） -- 俞天任

“6.1事件”以后，对日共不满和失望的大学生们，尤其是东京大学的原日共“细胞”成员们于1958年12月10日自己成立了一个组织，这是个要和日共分庭抗礼的组织，而不是一般的分裂组织。一般的分裂组织都是叫某共（某某），像原来在元旦五一国庆市场能从报纸上看到的什么“印共（马列）”什么的，毫无疑问那是分裂组织。

但这次不一样了，这次这帮学生们要干的是自建一个共产主义政党，一个不同于联共中共日共以及任何共的共产主义政党。

“必也正名乎”，首先是名字。学生们认为当时的国际共运被斯大林们弄得变了质，首先是这个政党的名字就有问题，“COMMUNIST PARTY”是个什么东东？老祖师爷没说过那个，要干就干个原教旨的，这个名字就叫“共产主义者同盟”，什么共产党工人党人民革命党一律不用。就用德语“KOMMUSTISCH BUND”，简称“BUND”。

日本人不会发单个辅音音节，这个“BUND”要是让日本人来发音的话，就是“甭躲”。嘿嘿，别被那些学生们知道，知道了会给你上一课：“没文化，那是德语，不是英语。要念‘甭脱’，像英语里的‘BUNT’那样念，记住了。”

行，从现在开始，咱们也用“甭脱”。在1960年前后的《人民日报》上可找不到这个“甭脱”，也找不到“共产主义同盟”“革共同”什么的。但是还是能看到蛛丝马迹的，只要你看到又在骂“托洛茨基分子破坏革命事业”了，那就是说的这帮人。

日本喜欢用外来语，一开始是咱们中华的，连汉字都一起拿了。后来是荷兰语，二战前就开始是英语了，特别二战结束，太平洋成了美国湖，他不用英语用什么？但日本学运时所使用的外来语中德语相当多。除了日本人佩服德国人，特别是高校里喜欢用德语的原因外，就是这拨“甭脱”们要强调自己的原教旨主义性。

领头的书记长是医学部三年级学生岛成郎，他原是日共东京都委员，原来日共搞武装斗争时是负责军事工作的。事务局长是经济学部四年级的生田浩二，这是位牛人。后来退出学生运动以后去美国宾州大学读博士，只花了一年半就读完了，但是后来因事故客死美国。不死的话不知道现在会怎样。甭脱的理论支柱是笔名为“姬冈玲治”的青木昌彦。

“甭脱”的领导人中，现在中国人最知道的可能就是这位青木昌彦。他退出学生运动以后，在明尼苏达大学拿了经济学博士，然后在哈佛大学当助教。后来在斯坦福大学任副教授，教授。再回到日本，任京都大学教授。1993年开始是中国人民大学名誉教授，2003年开始任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名誉教授。并且同时身为中国政府有关世界银行问题的高级顾问。

“甭脱”刚开始的时候就只有20几个人。俗话说“星星之火可以燎原”，“甭脱”的成员全是全学联的领导人物，因此全学联一转眼就是“甭脱”的了。再从全学联开始，一不注意，全国都“甭脱”了。大多数学校的日共“细胞”都是全细胞转移，最邪门的是日共东京都港区委员会居然全区委集体改变门庭。

其实，投奔“甭脱”来的人里面最奇怪的一批应该是“革共同”。

革共同的西京司和黑田宽一已经不和，但是在一点上是意见一致的：需要一个组织，也就是黑田宽一一直在鼓吹的“要建立真正的无产阶级先锋队”。怎么组织法呢？全学联和日共中央的对立让革共同看到了一线希望，所以革共同就赶紧去做那些学生党员的工作。但是学生党员们根本就没有把革共同往眼皮夹。

首先，学生党员们和日共中央确实是意见不合，但也不是说学生党员们就是托派或支持托派。再者说了，学生党员们控制了全学联，那是多大的一个组织啊，一人一口吐沫也能把你革共同给淹了，没有人会放着皇上不做去当小太监的。

当时除了日共以外，大家都在很认真地讨论“谁是真命天子”。怎么看怎么好像这“真命天子”是“甭脱”了。所以革共同又祭出了托洛茨基派的传家法宝——“加入战术”。令人难以相信的是革共同当时居然还是日共的一个小派别！日共其实也知道这个派别有点古怪，但也不去点破：就算他是托派，但是并没有像全学联的那帮愣头青们公开打反旗。只要他们还在党内，选举投票时就肯定会投日共的票而不会去投自民党的。合法政党的唯一任务就是选举，自民党是这样，日共也不能脱俗。选票万岁，干嘛赶他们出去。

但这次是革共同自己出去了，去加入“甭脱”去了。

革共同内部也是越斗越厉害，到最后终于发生了第二次分裂。黑田宽一和他的副手本多延嘉带着黑田宽一周围的“辩证法研究会”的人于1959年8月组成了“革共同全国委员会”。剩下来的西京司带的人被人称为“革共同关西派”。原来关西派也在“甭脱”里面活动，但在革共同诞生前两个月的6月份不知怎么得罪了“甭脱”，被“甭脱”赶了出去。

无家可归的“革共同关西派”这时候和第一次分裂出去的太田龙们联合了起来，成为了“第四国际日本委员会”的一部分。但是合合分分，分分合合，反正没多大名声了。

那位和黑田宽一一起扯起“革共同全国委员会”大旗的本多延嘉也是个老革命，1951年在上高中时就加入了日共。进入早稻田大学文学部以后是日共早大细胞（共有400多人）的中心任务，他担任主编的《早稻田大学新闻》在50年代的学生运动中有很大影响。1957年本多延嘉参加了黑田宽一的“辩证法研究会”，一直就是黑田宽一的得力助手。“革共同全国委”的机关报《前进》杂志到他死为止一直是他执笔主编。

什么时候死的？1975年3月。怎么死的？被黑田宽一一派打死的。嗯？不是说本多是黑田的得力助手吗？没错，但那是现在。以后的事以后再说。

但这时候“甭脱”可了不得，看看他们书记长岛成郎对记者们说的就行了：“我们成立时就是几个被日共开除党籍的人，不到一年的功夫连我们自己都吓了一跳。”为什么？都点不清楚有多少人了，据说可能是1800多人吧。其中两成工人，八成学生。“甭脱”的三成左右是日共的脱党党员。

牛气冲天的“甭脱”这就要面对“同生共死”的反对日美安保条约的斗争了。

学生，老乡，工会成员不是被抓了23个人吗？这次警察要报仇了，不但不肯放人，还把这23个人送上了法庭。

谁知道东京地方裁判所（相当于中国的中级法院）判决下来，把政府给判傻了。1959年3月30 日法庭庭长伊达秋雄下达了一个被逮捕的人员“全体无罪”的判决，不仅如此，伊达厅长干脆还捎带着判决了“美军在日本驻留本身就违反日本的和平宪法”。

日本的地方法院法官中很有些自由主义者知识分子的。时不时会判个出人意外的判决出来，像福冈地裁就判决过小泉纯一郎前首相的靖国神社参拜“违反宪法的政教分离的原则”，这次还是东京地裁又判决石原慎太郎处分升太阳旗时不起立的东京都公立学校的教职员也是“违反宪法”。

虽然“伊达判决”后来被最高裁判所（相当中国的最高法院）推翻，但是这个判决对鼓舞砂川老乡的斗志觉有不可估量的作用：你看，连法官中有人支持我们。所以砂川斗争斗过了50年代，斗入了60年代，最后到了1968年，美军是实在给砂川人斗烦了，服了你还不行吗？美国空军正式发表了停止立川基地的跑道延长计划的声明。一个无法延长跑道的机场是什么用没有的，所以1969年美军干脆把立川基地还给了日本。砂川斗争取得了完全胜利。

那边砂川捷报频传，这边1958年5月的全学联第11回全国大会上，森田派也开始了全面反击。日共中央学对部派了代表来出席会议，原以为和以往的大会一样，肯定是一个“团结的大会，胜利的大会”，散会之前再对森田的“行动第一”思想作一下批判就完了。

但是当时日共的思想落后于了形势。日共已经不是当年的秘密结社，它现在是一个公开的反对党。原来搞地下活动时的很多做法已经不能用了，比如“肃反”，“锄奸”什么的。要知道连当年在搞地下活动时的“肃反锄奸”到现在还是别人的话柄。像德田球一坐了十八年牢，出得狱来很受人尊敬。但就有人一直在给同为日共领导人的野坂参三和宫本显治抹黑。说他们不是政治犯，是刑事犯，因此不应该释放。到后来日共也很难解释，最后为了自己的形象，只好在1992年在野坂参三100岁的时候还以“苏联间谍”的罪名给这位日共创始人来了个“开除党籍”的处分。

处于秘密结社形态的地下政党的反谍行动为什么会遭人非议不好理解是不是？这里面有日本的特殊情况，当时特高警察和宪兵不遗余力地到处抓“左倾分子”是事实，但是另一方面被特高警察和宪兵杀掉的“左倾分子”倒不多。特高警察自有法子处理那些“左倾分子”：不是在打仗吗？把这些左倾分子送到海外战场去当炮灰去。所以反日共分子的这种宣传很有力：特高警察都不杀你们，你们为什么要杀自己人？这样做和黑手党暴力团有什么区别？

有趣的是被送上前线的那些“左倾分子”真的哗变的倒也不太听说。延安的“日本反战同盟”除了在被“征召”以前就去了延安的野坂参三们之外，基本上都是被八路俘虏的日军士兵。至于东南亚战场则是你想哗变也哗变不了：山姆大叔永远是在被你看到以前先用大炮和炸弹来和你亲近的。

所以在全学联发动批判森田实的日共中央做梦也没想到森田们会突然发动反击，一开始还只是森田派的自我辩护，辨辨来了就开始了对中央路线方针的批判，支持者也越来越多，到最后局面不可收拾，居然无视从全学联成立以来领导干部就是由日共中央指派的传统，举行了选举。选举的结果是委员长是东京大学的香山健一，副委员长为明治大学的小野弘和京都大学的佐野茂树，书记长为东京大学的小野寺正臣，全是砂川斗争的领导人。而高野一派则全部落选。

这叫“5.28政变”，把日共中央给弄懵了。三天后的6月1日，学对部把那些造反的学生党员喊到了党本部准备好好训斥一顿。谁知道那些无法无天的跟警察都敢对着干的学生们压根就没把这些“佐佐木官僚”（日共中央党本部在东京的佐佐木地区，所以那些不满中央的学生们称中央的那些人为“佐佐木官僚”）放在眼里，吵起来了不说。还把绀野与次郎，铃木市藏，津岛薰等三位中央领导给痛打了一顿，这叫“6.1事件”。

这下中央火了，立即宣布开除森田实，香山健一，野矢铁夫等三人党籍，小野寺，小野，土屋等人停止组织一年的处分。这一下更加激化了矛盾，你以为你是谁？被联共，中共开除党籍吓人，你个日共也敢用这玩艺来吓人？此处不留爷，自有留爷处，处处不留爷，爷去做八路。不是“当”八路，而是那帮自己就扯起大旗另开张了。

这边的全学联要分裂了，那边刚分裂完一次的“革共同”（日本革命的共产主义者同盟）也又要分裂了，这两个分裂互有相关，先说那边吧。

前面说过，那边“革共同”里面纯粹的托洛茨基分子由太田龙领着分裂了出去，剩下的的不那么纯粹的托洛茨基分子则由西京司和黑田宽一领着在继续。但是这剩下的人又因为纯粹程度的不同而吵了起来，题目是要不要加入托洛茨基派的第四国际。西京司原来是日共京都府委员，觉得加入个国际组织不寂寞。而黑田宽一本来就不是什么很纯粹的托洛茨基分子，觉得加入了第四国际不方便，与其加入什么国际组织，不如自己搞个真正的无产阶级先锋队，两者这就对立了起来。

西京司是日共出身，搞组织有一套。虽然他从日共京都府联带过来的人并不多，但是掌握了革共同的大权，把黑田宽一给排挤到一边去了。那时黑田宽一非但在革共同里说不上话，就连写作也被禁止了。黑田宽一只好成天带着人办读书班学习。

但是怎么说这帮人里面也是黑田宽一的信徒多，别人就是读了黑田宽一的书才来的，来了也就是想听黑天的演说才留下来的。所以西京司想架空黑田宽一几乎不可能。本来西京司和黑田宽一就想法不同，西京司是冲着托洛茨基主义来的，而黑田宽一则是在读书中觉得托洛茨基主义也有正确的地方。所以两者的分道扬镳就是必然的了。

这是“革共同”的第二次分裂。在这次分裂中，全学联事件有相当大的影响。

这种抗议，反对，示威的行动，本来是日共最拿手的。但这次因为砂川的老乡不要日共帮着掺和而是去找了社会党。光这个日共还能吞得下那口气，日共最恼火的是自己手下的全学联也自作主张去参加了，而且非常积极。简直是无组织无纪律行为。

大众传媒在报道砂川斗争时，开口就是社会党，闭口就是全学联。无意之中给人一种全学联是社会党所属的印象。砂川斗争的胜利，又使得社会党名声大振，成为大家心目中的“真正反对党”。而日共呢，付出了大量的损失，结果一点好处没有，怎不叫日共领导们愤怒。

还有一点，砂川斗争本身和当时日共采取的“和平路线”也有所不合。日共当时为了“将来的反帝斗争”，搞的是“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而不是动不动就示威反对。在日共看起来，砂川斗争从思想上就是一种“左倾盲动主义”，更不要说具体的“牺牲太大”，“领导人的个人英雄主义”，“无组织无纪律”等等了。日共怀疑这几人根本就是托洛茨基主义者。

您还真别说，虽然森田倒不是托派，可他那一伙人里面还真有托派。像明治大学的土屋源太郎（当过全学联书记次长和书记长）和东京大学的盐川喜信（当过全学联中央执行委员长）还真从“革共同”成立开始就是革共同成员。这就是以后他们和革共同合流的原因。

一扯起来了，就什么都扯出来了。砂川斗争胜利以后，大家喝酒庆祝这件事也成了罪行之一。一开始是为什么共产党员为什么和土豪劣绅一块喝酒，到后来故事就逐渐演变到了平时大家在前线玩命，森田们却在后方和地主老财们喝酒——森田们已经变质堕落了。

既然堕落了，肯定就不只是喝喝酒。有人又出来揭发说森田们还玩女人，从哪里来玩女人的钱呢？嗯，森田他们为了筹集资金在搞募捐，募捐来的钱可能就被他们去玩了女人。打这开始出现了一个新名词——“堕落干部”。这是用来专指所谓“森田派”的。

这些个罪名都是“查无实据，但有传言”的东西，不能拿来直接定罪。再者即使是真的也不能往外说，“家丑不可外扬”，这玩艺一旦说了出来，日共顿时面目扫地。所以日共中央学对部就采纳了高野秀夫的意见，把以森田实为首的几个人的职先撤了再说，党内处分想再看看情况。

这边的森田实从京都回来以后，等着他是这种情况，一下子也就傻了眼。万念俱灰，就不愿再干了，乘早抽身毕业吧。这就埋下了森田实后来退出学生运动的伏线。

当时森田实他们其实都是“职业学生”。日本人办事呆板，干什么都非得要个“名正言顺”，参加学生运动就非得是学生，不是学生就不能参加学生运动。学生要毕业，这些学生运动领袖们就想方设法留级不毕业。

像明治大学法学部的土屋源太郎大学已经读了8年了，就是毕不了业，因为学分没有修满。您要是说那学校不能轰他走？不能轰，只能劝他退学，但是退了学可以复学，只要他交学费就行，交多少年都没关系。本来这是学校广开财路的手段，谁知道现在是个套儿把学校自己圈了进去——送不走这几尊瘟神。所以这位一说要毕业，把学部长和校长乐得，赶紧就把土原找了去：“听说您要毕业了？好像您还有几个学分没修满（其实哪是只有几个，差老鼻子了），这几个学分就算了，你现在就可以毕业了。毕业证书都帮您做好了，你拿去就行了。就想求您一件事——这件事可别对别人说”。怎么？那玩意坏规矩，不能到外面去说。一说大家都这么办了，那学校也就干脆改名为文凭出版社得了。

于是土屋源太郎就这么莫名其妙地毕了业。手中有文凭，还是真文凭，决不是像中国现在那满马路电线杆子上做广告的那些主儿鼓捣出来的假文凭。可是明治大学的毕业生名单里没他的名字。土屋太太和他同年从明治毕业，人家每年都有同学会发来的邀请出席的明信片，可土屋先生从来没有收到过那玩意——没人知道他毕了业。

但那是1959年的事，现在是1956年底。怎么打算毕业了又拖了下来呢？又有事了。

那边砂川又开始闹所谓“第三次砂川斗争”了。所以不管怎么和日共中央不对劲，森川们也不能中途当逃兵，得对得起砂川的老乡们，坚持到底才行。

这“第三次砂川斗争”是怎么回事呢？第二次斗争政府失败以后，也没想找回这个面子，已经打消了扩张基地的念头。到了1957年6月份就只想把基地里面剩下来的土地全买下来，所以得量量清楚。老乡们一听不干了，那不就是想永久地保存基地了？又闹了起来。

这次全学联是动用不上了，那已经是高野秀夫的地盘了。但是东京都学联还在森田他们手里，因为日共不愿家丑外扬，处理森田们时只在全学联的组织上做了处理，都学联没动。所以森田们就钻了这个空子。动用都学联的力量去了砂川。

7月8日那次是在基地里面测量，按说那是美军的地盘，应该由美军主管安全保卫。但是可能是因为怕惹麻烦是人类天性，东洋西洋全一样，那几天美军把岗哨全撤了，叫日本警察来管。日本警察就只好在跑道上排成几排，测量队就在他们后面测量。

学生们进不去怎么办？要说森田实也是个天才，想出了一个“臭巴巴手榴弹”的招来和警察干。找了一大堆人粪尿，和上草木灰，捏成团，再找那些棒球打得好的哥们，往警察堆里扔。那“臭巴巴手榴弹”碰上东西就碎，弄得不好正好命中警察的钢盔，“唰”的就是一身。警察受不了了，跑到基地外面来打学生，学生呢不像上次那样光是被动挨打，这次就和警察对打了起来。

警察没想到学生们会和他们对打，一下子慌了手脚，就退回了基地。学生们打红了眼，早把开始的时候定下来的“不进基地”的规矩忘到了九霄云外，脑子一热，就冲了进去，学生们往里面一冲，工会的青年工人们就也冲了进去。一下子形成了“冲击美军基地”的严重事件。

这也可能是警察的圈套，反正冲进去的人全让警察拍了下来，完了按图索骥，一个一个地抓，抓了为首的23人。

那“第三次砂川斗争”不就失败了？也不能那么说。政府的测量是完成了，但倒也不能说学生们就失败了。

为什么？

哪儿都一样，人们在困难的时候，能够相濡以沫，互相帮助。但一旦混出来了，日子好过了，那就肯定大家谁看谁也不舒服了，要开始吵架了，甚至散伙。这种事太多了，这全学联现在就成了这样。

当时在砂川前线现场指挥的是“和平共斗部长”森田实。出头露面是他们几个人，拿句现在的话来说叫“上镜率相当高”，全国上下是个人就知道那个“森田实”。你别笑，“搞政治运动还有上镜率什么事？”，上镜率是个很大的问题，因为传媒对这类事件特别关心，后来东大斗争的时候分配防守阵地的时候争得不可开交的原因就是大家都在考虑分到的那块阵地方便不方便传媒的实况转播。传媒转播得到的阵地大家抢，传媒转播不到的阵地谁都不要。在传媒一上镜，那可是免费广告，就不用去招兵买马了，人呼噜呼噜地就全来了，搞群众运动，最重要的就是人。

可是后方支援的人呢，就上不了镜头了。当时担任后方支援的是全学联书记长高野秀夫，这位高野同学就有点心理不平衡了。不仅仅是为了比风头谁更健这一点，高野和森田实在不少方面都尿不到一个壶里去。

当时全学联的主要干部人事安排全是由日共决定的，这叫“个人服从组织”。森田等人士东大的，而高野是早稻田大学的，本来就对森田等“东大派”有点敏感。森田和高野的斗争有一个背景就是旧“帝国大学”和战后才成长起来的私立大学之间的争斗。凭良心说，森田们也确实有点看不起高野，以“后方支援很重要”为理由，就是有意无意不让高野去现场，就不让你上镜头。

但是森田当时没有看出来高野对他们有看法，或者是以为高野对他们没看法。这就出来了一个“电话事件”。这个“电话事件”确实是一个小得不能再小的事件，但是当事双方在几十年以后回忆当时的时候还是都要提，就说明这件事其实不小，或者说是后来矛盾表面化的导火索。

所谓“电话事件”是怎么回事呢？砂川斗争是全学联在组织进行，所以动员了大量全国各地的学生前来支援，其中以京都来的最多。京都学生向来左倾，就是不信仰共产主义起码也是自由主义分子。砂川斗争胜利以后，前来支援的京都学生请森田去京都传经送宝，把京都的火也烧起来。森田很爽快地就答应了，准备坐晚上的火车去京都。

斗争不是胜利了吗？得喝上一杯庆祝一下，这一喝就喝出了事。

几个人喝酒喝的晕晕乎乎地就在电车上睡着了，直到终点站才被人叫醒，这就误了晚上的火车，到第二天再去吧，没钱了。没钱不要紧，找有钱的高野借。森田这样想着就打了电话让高野送钱来。

高野接到电话火冒三丈。在砂川出尽了风头，现在又要去京都显派了？没有钱，没钱去什么京都？凭什么问老子来要钱，虽然都是共产党员，可现在还不是共产主义啊。再者说了，你他妈是个什么玩意，一个部长就敢来要我堂堂书记长给你送钱？当老子是使唤丫头？东大又有什么了不起的？接到电话的高野就在办公室里当着大家的面骂开了。

骂归骂，钱还是送了过去，不知底细的森田还是心满意足地去了京都。可是天不佑人，在去京都的火车上森田突然发起了高烧，直接就从车站去了医院，所以那英雄报告会也就没开成，萎头萎脑地回了东京。

回到东京才发现他那“共斗部长”的官衔没了。高野秀夫乘他不在东京的时候，搞了个政变，把森田的职给撤了。

高野就那么牛，想撤谁的职就能撤？肯定有人会这样问。要说明这个问题，得把“全学联”的组织方式说一下。全学联只是一个总的常设机构，并不直接指导某个具体大学。全学联下面有六个分学联：以东京大学为中心的东京都学联，简称“都学联”；以北海道大学和东北大学为中心的北海道学联，简称“道学联”；以京都大学为中心的京都府学联，以大阪大学为中心的大阪府学联和以九州大学为中心的九州学联。

仔细看看这几个分学联的中心学校就会发现这几乎就是原帝国大学的分布，各分学联的中心学校：东京大学，北海道大学，东北大学，京都大学，大阪大学和九州大学全是原来的帝国大学，而最后的全学联又以东京大学为领袖，这其实就是森田和高野互相看不上眼的由来。

日共有点奇怪之处就是特别看重学历，不是原帝国大学出身就别想在日共里混出头，而想当日共总扛靶子的话则必须是东大毕业，自从“国际派”成了主流派以后从宫本显治到后来的不破哲三一直到现在的日共书记长志位和夫全是东京帝国大学或者东京大学毕业。这点和日本其他政党截然不同。

任何大学的学生自治会首先得加入这六个分学联里面的一个，然后是分学联再参加“全学联”，全学联的人事安排全由日共中央“学运对策部”，简称“学对部”任命。全学联的领导全是日共党员。而分学联的领导也几乎全是日共党员，就算不是也得把你发展了，分学联的人事安排由日共的地方组织进行，像“都学联”就归日共东京都委员会学对部进行。

所以全学联书记长要撤换谁很容易，只要有中央学对部的同意就行了。这就叫“个人服从组织，全党服从中央”的民主集中制。

但是中央凭什么就会同意高野秀夫的意见而撤换森田们呢？

因为中央早就看森田们不顺眼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