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原创】翻译：狗尾续貂之《缉凶分部》 -- 梦秋

勤勉如斯，真叫我辈惭愧不已。特申请转载。

又及：梦兄能否发一份全本去我信箱？

篇篇送花，自得二宝

缉凶分部第十三章 审判 （一）

在审判安德烈·奇卡季洛的时候，法庭里最显眼的东西是罩住他的铁笼子。

1992年4月14日，对奇卡季洛的审判在罗斯托夫州法院启动。法院是一栋赭黄色的新古典主义建筑，座落在一处泥泞的街道旁。一个街区外就是罗斯托夫的中央大道。那个时候整条大街的名字已经由恩格斯大街改为大花园大街。法院和俄国的所有东西一样，都已经破旧不堪。从法院前院进入工作人员办公区的大门上，皮革护垫已经裂开，露出了里面的填塞物。法院大厅悬挂的大钟上时间停留在10点25分。大厅里面，听众席和律师席上的木质或者金属椅子就好像是从大萧条时期的学校里买来的廉价品。在高高的法官席上，高靠背椅上还刻着苏联的镰刀和铁锤标记。在法官的两端各有一把稍小的椅子，这是两位被选为陪审员的公民的座椅。虽然陪审员有投票表决权，但是在最后的判决当中法官的态度还是决定性的。

4月14日早上，所有的目光都集中在这个铁笼子上。1991年12月，科斯托耶夫和费季索夫向新闻界通报了逮捕奇卡季洛的消息以及他的主要罪行。罗斯托夫和莫斯科那些刚刚获得解放的报纸嗅到了有价值的新闻气息，对即将到来的审判作出连篇累牍的报道。法院审判厅里的两百个座位全部坐满，人们都在等待着看上一眼这个被报纸称为“杀人狂”的家伙。

离10点还差几分钟，在几个穿着制服的内务部士兵的押送下，奇卡季洛从临时拘禁他的一间地下室里走出来。走上一段石台阶之后，穿过台阶末端的门直接进到铁笼子里。笼子是为审判谋杀案凶手们准备的。士兵们将奇卡季洛推进笼子里。他在板凳上坐下来。接着他身后的铁门被关了起来。

18个月的监禁生活给奇卡季洛带来了改变。他显得很憔悴，不再系着那条细细的领带，也没有带着那副表明他的知识分子身份的眼镜。他穿着发给他的那套松松垮垮的灰色外套，外套里面是一件很可笑的运动衬衣。这件衬衣布满红白蓝相间的方格图案——这样的图案是用来纪念1980年莫斯科奥运会的——就好像是国际象棋的棋盘。在以后的审判当中，他每天都要穿着这样的衣服出庭。他被捕的时候那稀疏的褐色头发已经消失。监狱的理发师给他剃了个光头。在灯光照耀之下，光秃秃的脑袋反着光，给他的外表带来一种恶魔般的印象。

一看见他，听众席上的一位妇女跳了起来，尖叫道：“变态！凶手！你看看你都干了些什么！”她拼命向笼子冲过来。两位民警小心地把她拦住了，于是她开始使劲地敲打着椅子。在其余的听众当中，有许多是遇害者家属。他们随之大声哭泣起来，高声叫道：“变态！杀人犯！”

奇卡季洛目光呆滞地看着审判厅。他的眼睛睁得大大的，嘴巴也张开了，好像被下了迷幻药。过了一会儿，他把目光转向那个妇女，安静地看了她一下，勉强装出一个微笑。接着，从他随身携带的文件当中，他拿出了一本俄国色情杂志，打开其中的大幅插页，里面呈现出一个半裸的女人。他把插页举到胸前，仿佛它是一面盾牌。看见这个妇女拼命想要挣脱民警的阻拦，他竟然打了一个哈欠，好像表明这个女人的愤怒和哀伤对他而言毫无意义。

奇卡季洛的律师马拉特·哈比布林坐在铁笼前的椅子上，面前还有一张桌子。哈比布林现年37岁，圆脸，显得很和蔼。他有十四年的法律从业生涯。对于自己究竟为多少个被指控谋杀的被告人作辩护，他已经记不清了。但是他还记得通过自己辩护而逃脱谋杀罪指控的被告人数：两人。同时，在他的努力下，法官对某些被告人的犯罪程度进行了考虑，最终认定他们犯下的罪行——用俄国的定义来说——相当于二级谋杀罪。这些被告没有被判处死刑，他们获得了15年的刑期。

从现实的角度考虑，哈比布林能够帮助奇卡季洛争取到15年徒刑已经是一个最好的结果。他很清楚，除非有奇迹发生，否则奇卡季洛一定会被判有罪。他仅仅希望，他也许可以说服法庭，奇卡季洛患有精神病。这样奇卡季洛可能会免一死。

但是在哈比布林面前横亘着西方的辩护律师们难以容忍的障碍：除非法庭特许，否则他无权聘请精神病专家。没有自己的精神病专家，他就不能够驳倒以安德烈·特卡岑科博士为首的精神病专家的证词。在奇卡季洛的血型和AB型精液之间不匹配问题上，哈比布林也无权请独立的法医专家出庭，因此他无法对控方作出的解释进行反驳。除非法庭有其余的选择，否则对于血型和精液样本的分析结果全部来自斯韦特兰娜·戈尔托瓦娅博士。

最重要的是，他必须面对已经搜集的证据——这些证据有厚厚的两大本，全部是奇卡季洛在审讯时的讯问笔录。1991年7月，在伊萨·科斯托耶夫完成了审讯工作和奇卡季洛到犯罪现场指认之后不久，罗斯托夫律师协会指派哈比布林作为奇卡季洛的辩护律师。在此之前，奇卡季洛只获得了一次法律援助，就是在刚刚被捕的时候与留利切夫会见过一次。在和奇卡季洛匆匆交谈了一次之后，维克托·留利切夫便将自己从这个差事里解脱出来了——因为他曾经在“窄林”案调查过程中为检察院工作过。在整个审讯过程中，奇卡季洛在许多协议书和声明上签了名，其中包括放弃自己咨询律师的权利。

就算哈比布林在奇卡季洛受审期间给予了他法律援助，他也无法防止奇卡季洛把一切责任揽在自己身上。在庭审告一段落之后，哈比布林接受采访时说，他认为建议被告人在受审的时候对检察官的提问不予回答是一种不道德的行为——这是哈比布林在接受法律教育的时候所学到的知识。虽然苏联已经解体，俄国已经有可能建立起一套能够相互制衡的法律体系，但是在奇卡季洛接受审判的时候这样的体系还不存在。他的供词被认为是具有法律意义的。哈比布林根本就没想过对证词作为呈堂证供的合法性提出质疑。

作为被告的辩护人，他对被告的影响微乎其微。在法庭上被告律师席安排在笼子前，他要和奇卡季洛交流的话，就要背过身去。这样在回答问题的时候辩护律师和被告之间无法低声交流，两人之间连打手势都不可能。与美国法庭上的被告相比，奇卡季洛在很大程度上是独自一人对付庭审。

哈比布林在法庭外接受采访的时候说，奇卡季洛似乎对此并不在意。

“我们首次见面是在在克格勃的监号里。我做了自我介绍之后，他的回应很有礼貌，但是我感觉他对辩护并没有很大的兴趣，”哈比布林回忆说。“有时候被告会对自己最后有机会和辩护律师交谈感到极其高兴，会问很多问题。但是奇卡季洛显得很漠然。当然，我问他为什么作出了如此详细的供述。他并没有真正回答这个问题，只是说到：‘这个……嗯……’这差不多是在避免具体的回答。我有一种印象：如果他周围的人越少，他的感觉就会越好。”

奇卡季洛在法庭上初次露面引来的刺耳尖叫与哭泣声持续了大约五分钟，然后在法官列奥尼德·阿库布赞诺夫进入法庭后安静了下来。法庭工作人员和民警在法官和两位陪审员就座的时候多多少少让秩序得到了恢复。

阿库布赞诺夫个头不高，身材瘦小，但是显得精力充沛。他进入法庭的时候常常松开领带，卷起袖子，露出左上臂上的纹身。他的作风独断专行。在法庭里，如果有他不认识的人在做笔记，他会中止庭审，把这个不认识的人叫到法官席前检查此人的介绍信。

他在法庭上的作用不止是法官，他还常常起到控方的作用。他常常大段地诵读起诉书和供词。如果控方律师提出的问题对证人不够尖锐，他会亲自提问。西方的审判当中，法庭辩论主要在控辩双方的律师之间展开。而在这场审判当中，阿库布赞诺夫显然把法庭辩论看成是自己与杀人狂之间的事情。

法官要求奇卡季洛起立，然后确认他的身份。奇卡季洛照办。这是法官与被告之间在法律以外的最后的交流之一。

在接下来的几个星期里，阿库布赞诺夫不断地威吓奇卡季洛。而后者当然无权拒绝回答那些导致他被认罪的问题。阿库布赞诺夫的问讯似乎完全可以推断出奇卡季洛有罪。这一切都在暗示着法庭的主要任务是弄明白罪行是怎样发生的。

一天， 法官问道，为什么奇卡季洛要将这么多的遇害者的性器官切下来？

奇卡季洛沉默了一阵，最后喃喃地说道：“我认为我已经（在讯问笔录上）签了字。”

那些体面的家庭里出身的孩子本来该知道不能跟着你走，你是用什么办法把他们骗走的？法官在另外一次庭审中问道。

奇卡季洛没有回答。

五月，哈比布林已经无法忍受这一切，他起来向法院提出了正式抗议。他认为阿库布赞诺夫有明显的偏见，要求更换法官。阿库布赞诺夫向控方律师格拉西缅科征询意见。出乎意料的是，格拉西缅科与哈比布林站在了一起。

阿库布赞诺夫驳回了哈比布林的抗议。几天之后，他找到了一个理由赶走了格拉西缅科。在一次庭审当中，一位遇害者家属起来大声抗议格拉西缅科在控诉工作中不够严厉。阿库布赞诺夫向来对这种来自听众席上的声音不置可否。这一次他决定要严肃对待此事。他暂时中止了庭审。等到庭审再次开始的时候，他立刻宣布解除格拉西缅科的控方律师身份。

在赶走格拉西缅科之后，阿库布赞诺夫亲自参与了控方的工作，直到新的控方律师阿纳托利·扎多罗兹尼接手。

6月，在审判开始三个月后，每天来到听众席上的人只剩下了几个。每天的工作就是不断地诵读几百页的证词。又过了几个星期，审判带来的娱乐效应已经降低到只剩下好奇。

奇卡季洛的家庭成员无一在法庭上露面。奇卡季洛的名字在俄国报纸上被曝光之后，费奥多西娅担心家人受到遇害者家属的骚扰，于是全家都改名换姓，搬到了一个不为人所知的城市。

奇卡季洛与阿库布赞诺夫之间的对决此时已经沦为相互之间的咆哮。在这样的环境当中，奇卡季洛似乎已经和现实完全失去了联系。

6月19日，被告说，法官也许想和他发生一次同性恋性关系。阿库布赞诺夫要奇卡季洛安静下来，可是他拒绝了。

“我才是这儿的头儿，”奇卡季洛用让人感到好奇的含糊的声音大声宣布道。他的语言单调而凌乱，常常从一个意思突然跳到另外一个意思，中间没有表达出来任何连贯的有逻辑的思想。“这是我的葬礼！不要嘲笑我。我的一生当中人们都在嘲笑我。”他一口气不停地说下去，连气也不透一口。他先说到了1930年代在乌克兰饥荒当中死去的弟弟，接着突然指责阿库布赞诺夫是“亚述黑手党”的一员，参与了1991年8月的共产党未遂政变。

愤怒的阿库布赞诺夫大叫着要奇卡季洛坐下并保持安静。奇卡季洛没有听他的。

奇卡季洛接着说，他的谋杀罪都是其他人干的，发生在另外一个星球上。他对法官大嚷道：“这不是法庭，这是闹剧！”

阿库布赞诺夫命令警卫将奇卡季洛带出法庭。审判在被告缺席的情况下进行。第二天，当警卫把被告拖上法庭，关进笼子之后，又一轮对峙开始了。

6月24日，奇卡季洛站在笼子里，开始解开衬衣的纽扣。“现在轮到我生孩子了！”他说道。突然间，他从一个话题转到了另外一个话题。他说，既然他生来就是个乌克兰人，所以他需要一个乌克兰籍的律师。

第二天，奇卡季洛又站了起来，解开了衬衣，再次提出需要一个乌克兰籍的律师。接着他松开裤子，让它掉到地上，现出自己的生殖器。他对着阿库布赞诺夫用干巴巴的声音大声吼道：“你们总是嘲笑我手淫。你们这么做有四十年了！”接着他用乌克兰语继续说下去，说他不是个小妞儿。看起来，奇卡季洛仿佛在重演他年少的时候被别人折磨的场景。警卫打开了笼门，拉起他的裤子，把他从台阶上拖了下去。

缉凶分部第十三章 审判 （二）

对于奇卡季洛在法庭上的表现，有很多不同的看法。马拉特·哈比布林说他在庭外与奇卡季洛交谈的时候警告过他，与法官作对对他的案件审判没有任何帮助。奇卡季洛回答道，他明白这个道理，但是他无法控制自己的行为。负责监视奇卡季洛的内务部队士兵说，犯人在监号里的行为很平静。他们相信他在法庭上的愤怒仅仅是一种尝试，想要让阿库布赞诺夫认为自己有精神疾病，这样自己对犯下的罪行不用负责。亚历山大·布哈诺夫斯基博士在旁听了许多次庭审之后，认为奇卡季洛的行为是对阿库布赞诺夫那些粗鲁的问题的一种回应。他觉得奇卡季洛有着多重人格。他既是一个顺从而无能的丈夫，也是一个狂怒却又工于心计的凶手。布哈诺夫斯基认为，在阿库布赞诺夫的讯问压力之下，奇卡季洛表现出了另外一重人格：一个语言不连贯的独白者，敢在法庭上公然暴露自己私处。

布哈诺夫斯基准备出庭作证，证明奇卡季洛在法律意义上患有精神疾病，因此不能对所犯罪行负责。但是阿库布赞诺夫拒绝让布哈诺夫斯基为奇卡季洛的精神状态作证。他也拒绝了哈比布林提出的让中立的精神病专家组对奇卡季洛的状态作出评估。布哈诺夫斯基觉得，通过法庭审判，本来可以将奇卡季洛的犯罪动机做出完整的解释，这样俄国人民可以认识到他们当中的某些精神病理学现象。但是阿库布赞诺夫的做法显然使庭审错失了这样的机会。

不但如此，阿库布赞诺夫还全盘采纳了谢尔比斯基研究所和性病理学研究中心的观点。在俄国法律里，犯罪分子可以在下列两种情况下被认定对罪行负责：犯罪分子明白他的所作所为；他能够控制自己的所作所为。根据特卡岑科博士的证词，奇卡季洛符合以上两种情况。他在法律意义上没有精神问题，应该对自己的行为负责。6月，奇卡季洛在法庭上做出了那些疯狂举动之后，特卡岑科专门从莫斯科来到罗斯托夫对奇卡季洛进行了两个小时的检查。接着，他重申他的观点：奇卡季洛在法律意义上并无精神问题。

特卡岑科和其他的精神病学家作出的这些判断并不是基于他们对奇卡季洛本人的精神检查，而是基于他们对奇卡季洛犯罪方式的考虑。因为奇卡季洛本人的狡诈，他才能够逍遥法外如此之久：他在选择遇害者的时候表现出了谨慎小心；他在1984年被捕后的快一整年里没有杀人，证明了他的克制能力；他在随后有一年没有在罗斯托夫杀害过一个人，也同样表现出了他的克制能力。“他总是能够慎重行事，控制住自己的行为，并随着环境的改变而改变自己，”特卡岑科博士在作证之后接受采访时说。“我认为，如果他愿意，或者在他面临被捕的危险时，他能够克制住自己不去杀人。1984年被捕之后，有一段时间离他停止杀人，原因就在此。”

特卡岑科坦率地承认，由于奇卡季洛犯下的罪行是如此恐怖，判断他是否精神错乱的标准也因此发生了变化。“犯罪行为所具有的社会意义越重要，与犯罪行为紧密相连的犯罪人格就显得越加病态，”他解释道。“如果认定某个人格无法抑制杀戮的欲望，那么这个人格就一定是被彻底毁灭掉了。”

用另外的表述来解释特卡岑科的说法，那就是——如果奇卡季洛的罪行没有那么严重，例如，他的人格错乱如果仅仅会导致他出现露阴癖，也许他能够被证明他已经精神错乱。然而他的罪行很严重。如果需要证明他无法控制自己犯下杀人罪行，他就必须表现出精神错乱的样子。而在过去12年当中，谋杀53人的罪行所需要的谨慎和谋划当然又是不可能是一个精神错乱的人可以做得了的。这个逻辑用在连环凶手身上有点“第二十二条军规”的意义（即相互矛盾，悖论的意思，参看美国小说《第二十二条军规》——译者）。在连续犯下罪行的同时能够逃避法律的处罚，这样的人一定不会有精神问题。这至少是特卡岑科博士和阿库布赞诺夫所持有的观点。

这种对于被告是否精神错乱的判定标准在美国的法庭上一定会受到质疑。在前特工罗伯特·莱斯勒的指导下，联邦调查局对连环凶手的资料进行归档和分析。许多美国的刑事犯罪学家都已经在两个宽泛的范畴里达成了同样的认识。某些连环凶手的行为随意性很强，在犯罪的时候行为非常草率，并不在乎犯罪现场以及犯罪仪式。另外一种连环凶手行动非常有条理，犯罪的时候精确地遵循犯罪仪式，在时间上也有重复之处。奇卡季洛的行为在大部分情况下属于“有条理”的范畴。但是在美国的法庭上，这一切并不意味着他就是一个精神正常的人。例如，密尔沃基的杰弗里·达赫莫尔就是一个有条理的连环杀人犯。但是法庭认定此人已经精神错乱。

亚历山大·布哈诺夫斯基博士与奇卡季洛交流的时间要少于谢尔比斯基研究所的精神病专家们。在审讯期间，科斯托耶夫曾给他多次机会与奇卡季洛交谈，总共为时约四十小时。布哈诺夫斯基同意特卡岑科关于奇卡季洛大脑组织缺陷的说法，也同意他关于奇卡季洛受到童年时期苦难经历困扰的观点。但是布哈诺夫斯基认为谢尔比斯基研究所的观点受到科斯托耶夫方面不合理的影响。后者有目的地选择审讯资料交给精神病学家们进行评估。在奇卡季洛是否能够控制自己的杀人欲望这个问题上，布哈诺夫斯基于特卡岑科持有不同的看法。“（这个问题上）你不能避开遗传的因素，”他在审判期间接受采访时说。

审判最终将本来要澄清的许多关于“窄林”谋杀案的问题变得更加模糊。5月13日，奇卡季洛推翻了自己关于若干起谋杀案的供词。

阿库布赞诺夫问他：“53起谋杀案当中，有几起你承认是你所为？”

“格罗舍夫斯基桥案件不是我干的；（他曾经供认，1978年他在格罗舍夫斯基桥把叶莲娜·扎科特诺娃的尸体抛进了河里）第六集体农庄斯托马奇诺克案件不是我干的，（奥尔加·斯托马奇诺克于1982年12月被杀害）；来自里加的萨娜，我不记得有这个人；（萨尔密特·萨娜是来自拉脱维亚的无家可归者，于1984年6月在罗斯托夫飞行员公园被杀害）我不知道你们该不该将她列入名单之中。我对我是否杀了她有疑问。他们曾经开列了一份名单给我，这样我才想得起来。”奇卡季洛说。

在审判后期，奇卡季洛否认的凶杀案名单上又多了几个人：拉丽萨·特卡岑科，1981年在罗斯托夫遇害；纳塔利亚·萨洛平尼娜，1984年在罗斯托夫遇害；伊万·比洛维耶茨基，1987年在乌克兰的扎波罗热遇害。

在另外一次庭审当中，他说他还犯下了另外四起谋杀案，都是没有列在起诉书的案件。其中发生在沙赫提的三起他已经向科斯托耶夫供认，但是并未得到确认，因为民警们没有在现场发现尸骨。第四起案件的遇害者是伊琳娜·波戈里亚洛娃，巴塔斯克的法庭文书，1986年遇害。在此前的审讯当中，奇卡季洛否认自己与此案有关。至于他为什么要在法庭上承认自己是本案的凶手，他并没有给出原因。

奇卡季洛对6起谋杀案的否认完全没有和律师商量，这让律师感到非常吃惊。从法律的角度来看，这样的否认毫无意义。杀害47人与杀害53人受到的法律惩罚都是一样的。

对于从民警局大楼来到法庭旁听的维克托·鲍洛科夫来说，奇卡季洛否认六起谋杀案，又承认了四起谋杀案，这并不让他感到惊奇。此前他已经见到过有些被判处死刑的犯人为了争取延缓死刑执行不断地翻供，这样民警只好对他们的新供词进行调查。鲍洛科夫据此推测，奇卡季洛脑袋里也是这么打算的。

在奇卡季洛所否认的谋杀案当中，只有一起鲍洛科夫觉得可能真的不是奇卡季洛干的——叶莲娜·扎科特诺娃谋杀案。自从科斯托耶夫从奇卡季洛处获得了此案的口供之后，鲍洛科夫仔细地调阅了整个案件的档案。他难以相信，有如此多的侦查员以及助理检察官对此案进行调查，而他们会犯下这样的错误，会导致亚历山大·克拉夫琴科因此案被判处死刑。他对奇卡季洛在扎科特诺娃案中的犯罪行为并不信服。当然，他依旧坚信，奇卡季洛对起诉书当中的52项谋杀罪负有完全责任。

法庭审判对奇卡季洛的A型血与14位遇害者身上发现的AB型精液并不匹配的问题也无法作出满意的解释。法官阿库布赞诺夫援引莫斯科戈尔托瓦娅博士的实验室的证词，对此事作出正式解释：奇卡季洛的精液类型为AB型。他属于最近才发现的“分泌物相异”现象当中所说到的极少数案例之一。“分泌物相异”现象认为有可能有人会出现血型与分泌物类型相异的情况。

如果被告被允许聘请己方的专业证人进行辩护的话，戈尔托瓦娅博士的证词将很难或者不可能在法庭辩论当中获胜。联邦调查局特工，华盛顿联邦调查局遗传分析实验室主任戴维·毕格比接受本书作者采访的时候明确表示，“分泌物相异”现象不存在。

法国国家卫生医药研究所的拉法耶尔·奥利奥尔博士，作为血液与分泌物分析专业方面的著名专家，对“分泌物相异”现象也持否定的看法。奥利奥尔博士在了解了戈尔托瓦娅博士的理论之后，认为苏联实验室在对凶手的分泌物分析方面出现了系统分析错误。他说到了1990年他负责在瑞典朗德组织的一次关于血型研究的国际会议。在这个会议上，苏联代表团宣布他们最近研制成功了一种用于血型检测的试剂，称为单细胞B型抗体（monoclonal anti-B antibody）。使用这个抗体进行测试，在显微镜下可以看到细胞聚集在一起。但是用于检测A型精液的时候，这种抗体可能会将非B型分泌物误判为B型。但这样的误判只部分出现在检测当中，并不是所有检测都会遇上类似问题。换句话说，就是某些A型精液可能会被误判为AB型。奥利奥尔博士说，在这个国际会议召开之前，苏联科学家并没有意识到他们的试剂有这样的问题。

“窄林”案的大部分精液检测于1983年-1984年间在罗斯托夫和莫斯科完成。当时单细胞B型抗体刚刚问世，还来不及在检测当中使用。奥利奥尔博士推测，在对奇卡季洛的精液检测当中也出现了类似的系统分析错误。他的推测与T.V.斯特涅奥瓦1989年在苏联的《法医专业》杂志上发表的文章观点相同。后者在文章当中指出，在苏联法医实验室当中，大约有40%被判定为AB型的精液样本分析有误。但是，既然阿库布赞诺夫法官愿意接受戈尔托瓦娅博士的“分泌物相异”理论，对于“窄林”谋杀案的这个关键问题将永远也没有完整的解释。

缉凶分部第十三章 审判 （三）

8月9日，一个温暖而潮湿的上午，双方的律师开始进入庭审总结。

安德烈·奇卡季洛穿着他那件印有奥林匹克纪念图案的衬衫和松松垮垮的灰色囚服，坐在椅子上轻微摇晃着，眼睛茫然地盯着阿库布赞诺夫身后的墙壁。自从审判开始，他的外貌又一次出现和很大的变化。他的头上又长出了头发，但是它们全部变得灰白；脑门上已经秃顶。他还蓄了一撇灰白的小胡子，重新戴上了眼镜。看上去，他既不像在1990年11月20日被逮捕的那个人，也不像是1992年4月14日开始审判的时候被剃成光头的恶魔。他看上去像是个老头子，游手好闲，一无是处。

在阿库布赞诺夫法官和两个陪审员入席的时候，听众席上只有寥寥几个旁听者和记者。奇卡季洛站了起来，前后摇晃着，开始用他那单调的声音大声说他被置于辐射之下。接着他突然脱下裤子把私处暴露了出来。这一次警卫反应很快。他们立刻冲进笼子里，扯上他的裤子，把他拖下台阶。法庭下方的监号里传来一声撞击声，紧跟着大叫一声，一切又复归平静。

阿库布赞诺夫说道：“如果他要说些什么的话，我们会让他回来。”

马拉特·哈比布林从桌后站了起来。他今天穿着白色开领衬衫，蓝色长裤。穿着带条纹的袜子的脚上套着一双灰色便鞋。他开始了他的辩论：“在公众普遍认为应该处决奇卡季洛的情况下，我对我的辩护是否能够得到关注毫无信心。”

他对俄国法医的精神病检测能力表示怀疑。“一个健康的人不可能犯下如此之多的罪行，”他坚持这么认为。他对阿库布赞诺夫是否保持客观公正以及不允许被告延请中立的精神病学家出庭作证的决定再次提出置疑。

哈比布林并没有尝试推翻控方对奇卡季洛提出的每一项指控。他举出奇卡季洛否认的四项指控，指出控方提出的证据有问题。1982年奥尔加·斯托马奇诺克遇害后，民警在新沙赫提斯克费尽心机找到的目击者声称见过奇卡季洛和斯托马奇诺克在一起。但是在1990年奇卡季洛被捕后这个目击者并没有出来指认。伊万·比洛维耶茨基在乌克兰遇害的时候，没有出差记录显示当时奇卡季洛在乌克兰。拉丽萨·特卡岑科的尸体上发现的精液类型为B型，但是现在的说法是“未定”。“奇卡季洛在审讯期间已经被打垮，对一切已经漠不关心，”他说道。“他的供认非常可疑，甚至没有意义。他怎么可能因为自卫而放弃自己的欲望？这样的欲望只能是在受到强烈压制的时候才会产生。这是一个病态的人的狂乱行为，是在受到刺激的时候作出的反应。”

当然，他无法推翻两处指控奇卡季洛最有力的事实。第一个事实是奇卡季洛在被捕后向调查人员指认了多处案发现场，特别是他指认了此前从未被发现的阿列克赛·科波托夫的埋尸处。第二个事实是奇卡季洛1990年被捕后，“窄林”谋杀案不再有新案件出现。哈比布林没有提到这两个事实。在一个小时四十分钟的陈述之后，他要求法官和陪审员判处奇卡季洛无罪。接着，他抹了抹额头，坐了下来。阿库布赞诺夫宣布暂停庭审，次日再开庭。

第二天奇卡季洛再次出现在铁笼子里，脸上带着一丝傻笑。警卫在他的腰上缠了一截绳子，打了个绳结。如果他还想把裤子脱下来，就得先解开这个绳结。可是这一回奇卡季洛想要做的事情是唱歌。他等阿库布赞诺夫坐下来之后，就开始唱《国际歌》。这是一首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圣歌。等他唱完歌之后，他又开始用干瘪的声音大声发表演讲，从亚述黑手党说到乌克兰的切尔诺贝利核事故和乌克兰的独立运动。

阿库布赞诺夫给了奇卡季洛五分钟让他继续表现。接着就命令将他带走。警卫将奇卡季洛拖出去之后，阿库布赞诺夫转身向着记者席说道：“我今天让他表现得稍微久一点，这样对记者们为此事作最后辩论的时候有好处。”

控方律师阿纳托利·扎多罗兹尼开始发言。他首先指出，奇卡季洛被捕的这一年（1990年）是“德·萨德侯爵诞辰250周年”。

译者注：德·萨德侯爵（Marquis de Sade，1740-1814），法国小说家、剧作家和政论家，以色情写作而知名。曾经在法军中服役，参加过七年战争。1772年因系列性犯罪行为受到审判并被判处死刑。他越狱逃往意大利，在1777年返回巴黎时被捕并被监禁。1783年被移往巴士底狱监禁，1789年被移往疯人院，于一年后被释放。1801年此人被再次逮捕，在各个监狱之间辗转若干次，于1803年再次被送进疯人院直至老死其中。他的名字成为英文“性虐待”（Sadism）一词的来由。

“性虐待并不是新的现象，”扎多罗兹尼说。“性虐待者不等于有精神问题或者精神错乱。专家们已经说过，性虐待者并不缺乏理解自己行为的能力，也不缺乏控制自己行为的能力。”

扎多罗兹尼接下来用单调的、毫无感情的声音历数了起诉书里各项案件的详细内容，并请求法庭判处奇卡季洛死刑。他说完，坐了下来。

阿库布赞诺夫法官命令将奇卡季洛带回法庭。等他在笼子里坐定，法官便告诉他，还有最后一次机会为自己辩护。

奇卡季洛拒绝发言，甚至没有站起来。他沉默地坐在笼子里，低着头一言不发。

阿库布赞诺夫盯着被告看了几分钟，接着宣布庭审中止两个月，让他和陪审员重新审核证据和准备判决书。然后穿过法庭正中的走道走了出去。

奇卡季洛坐在笼子里，等待着警卫将他带走。旁听的人们开始慢慢离开法庭，有些人则四处走动，谈论着审判。一个叫做弗拉基米尔·库列瓦茨基的年轻人走出人群中，向笼子走过来。他从口袋里掏出一块不大但是很沉重的金属片用力向奇卡季洛扔过去。金属片穿过笼子的铁栅栏打在奇卡季洛的胸口上，然后弹开，掉落在地上。奇卡季洛眨了眨眼睛，什么也没说。库列瓦茨基是一个工厂里的失业工人，是1984年遇害的柳德米拉·阿列克塞耶娃的同母异父的弟弟。他旁听了大部分审判。一个同情他的民警走上去，要他离开法庭，否则就会有麻烦。

要在罗斯托夫找出那些不同情弗拉基米尔·库列瓦茨基的人是件困难的事情。对公众舆论的一次随机调查表明没有人认为法庭应该让奇卡季洛免于一死——不管他是否精神错乱，也不管人们是否普遍反对死刑。无论是在沙皇还是在政治委员的统治之下，俄国政府已经非常不公平地处决了数百万人。这一切却显然没有降低公众对死刑的支持。即使是那些相信奇卡季洛已经完全精神错乱无法控制自己行为的人也会认为，死刑是处理他的正确方式。“如果判处他终身监禁，他依旧有可能越狱再去杀人。最好还是判他死刑。”一个叫沃洛佳的人说。他的观点似乎代表了许多人的看法。

10月14日，法庭里坐满了听众，前来听取阿库布赞诺夫宣读判决。他用了三个小时将所有的案件情况和奇卡季洛与之对应的供词重复了一道。在读到案件的时候，相关的遇害者家属发出了轻轻的啜泣声。在法庭里有几个护士四处分发镇定药，是一种可以在药店里买到的中度镇定药。

阿库布赞诺夫宣布，奇卡季洛的五项猥亵罪名和52项谋杀罪名成立。唯一不成立的罪名是杀害劳拉·萨尔基斯扬案。这个亚美尼亚姑娘于1983年失踪。阿库布赞诺夫裁定，用于起诉奇卡季洛此案的证据不够充分。奇卡季洛供认，他在同一年杀害了一个亚美尼亚姑娘。犯罪时间与萨尔基斯扬失踪的时间大致相同。但是民警们在寻找尸体时只找到了少量残骸，无法准确判定尸体的身份。

不管真实遇害者的数字是52人，53人或者更多，奇卡季洛都是现代社会当中最血腥的连环杀手。在《吉尼斯世界大全》的记载里，佩德罗·阿隆索·洛佩兹供认说1973-1980年间他在哥伦比亚、厄瓜多尔和秘鲁杀害过300个女孩。她们的年纪都没有超过10岁。但是在他招供之后只找到了53具尸体。他也不像奇卡季洛那样，在杀人后把尸体内脏掏了出来。

尽管遇害者人数众多，手段凶残，阿库布赞诺夫还是宣布奇卡季洛在法律意义上没有精神错乱。“在犯罪的整个过程中，奇卡季洛自始至终完全能够控制自己的行为，”这位法官宣布。

“怎么可能是我？我要求发言！我要见律师！”听到判决书的内容之后，奇卡季洛爆发出一阵叫喊。“我根本就没有交代过什么！我要看见尸体！”他将脑袋顶在笼子的栅栏上，直到警卫把他从台阶上拖出去。

在听众席上传来一片要求复仇的声音。“他们会像狗一样把他撕裂！”阿列克赛·科波托夫的母亲莉迪娅·科波托娃说。“我希望他死于最恐怖的刑罚当中，就像我的儿子所承受的那样！”

“我要用我的双手亲自把他撕开！”一位妇女叫道。

次日，阿库布赞诺夫对听众们宣布了在法律允许下最接近他们要求的判决。他判处奇卡季洛死刑。

马拉特·哈比布林准备提出上诉。在西方的法律体制当中，类似奇卡季洛之类的行为很可能不会被定罪，至少，对总共包括52次谋杀行为的案子不会定罪。毫无疑问的是，中立的精神病学家将认为被告不能为他的罪行担负法律责任。中立的法医专家将驳倒控方对于奇卡季洛精液类型和血型不一致问题的解释——而这却是本案最基本的自然证据。

更重要的是，对奇卡季洛的起诉很大程度上依靠的是他的供认。在审讯人员没有与被告人之间达成某种法律交易（plea bargain）的情况下——例如在精神病院里接受终生囚禁，西方的辩护律师绝对不会允许被告与调查人员随意交谈。（译者认为这种法律交易是在控方没有掌握充分证据的情况下，通过某种在法律上的让步换取被告部分有效的供述。）

哈比布林很清楚这些因素在西方法律体系当中的份量。但是俄国最高法院在审理此案的时候会在多大程度上考虑这些因素，他无法预测。在过去的苏联法律体系里，上诉是没有机会成功的。但是现在是一个新的时代。在奇卡季洛的审判结束的时候，最高法院正在对是否宣布俄国共产党非法进行听证。也许最高法院会考虑到阿库布赞诺夫和科斯托耶夫的所作所为已经侵犯了奇卡季洛的权利并引发了争议。哈比布林不愿意猜测上诉究竟会有怎样的结果。

安德烈·奇卡季洛被带回到克格勃大楼的监号里，等待着自己命运。

缉凶分部第十三章 审判 （四）全文完

审判还没有结束，调查者之间就开始相互指责。

检察官伊萨·科斯托耶夫在莫斯科接受了一系列记者采访。他说将奇卡季洛捉拿归案为时如此之久，这并不是他的错误。他指责罗斯托夫民警方面没有按照他的思路破案。他认为本案凶手曾经是某个嫌疑人（奇卡季洛1984年被列入嫌疑人名单）。在好几次接受采访的时候，他暗示说民警有意对他隐瞒奇卡季洛的资料。

这种说法不可能让人相信。1987年，鲍洛科夫曾经就“窄林”案的情况作了资料汇编并在全苏联范围内散发。在这本资料汇编当中，奇卡季洛排列在所有嫌疑人的第九位。资料汇编是对案件的简要介绍，只要有人参与本案的调查工作，他就可以拿到这样一本资料汇编。如果科斯托耶夫直到1990年凶手在顿列斯霍兹车站附近出现的时候才读到这本汇编并意识到奇卡季洛就是凶手，这只能说明他本人没有完成本职工作。

科斯托耶夫还对亚历山大·布哈诺夫斯基博士为本案做出的贡献进行肆意诋毁。他告诉记者们，布哈诺夫斯基对凶手的描述报告出现了错误，并暗示布哈诺夫斯基进入案件调查是为了获得经济上的利益。这样的说法让布哈诺夫斯基非常生气，因为他对凶手进行描述以及协助案件调查都是义务工作。对于科斯托耶夫的做法，他在接受记者采访的时候反击说，如果能够按照他对凶手的描述进行排查，把嫌疑人界定为异性恋者，有过教育工作者和工厂工作背景，那么科斯托耶夫可以在1987年破案。这样还可以挽救至少十几条人命。

“科斯托耶夫一直想从同性恋者当中找到凶手，因为这是一个他可以使用恐怖手段的领域。”布哈诺夫斯基说。

事实不仅仅是恐怖的问题。至少有五个人因为谋杀或者案件侦破的原因自杀身亡。第一个自杀者是弗拉基米尔·佩切利查。他曾经被法庭判处过强奸罪。1982年因为吕波芙·比尤克遇害被民警列入嫌疑人名单；接下来的自杀者是维克托·切尔尼亚耶夫、叶夫根尼·沃卢耶夫和阿纳托利·奥特立兹诺夫。三人都是罗斯托夫同性恋嫌疑人。1990年，遇害者之一的亚历山大·捷柯诺夫的父亲弗拉基米尔·捷柯诺夫在儿子遇害一年后割腕自杀，很显然是对自己在儿子遇上奇卡季洛的前一天痛打他一顿的行为感到非常懊悔。至于亚历山大·克拉夫琴科又是另外一回事。他因为杀害叶莲娜·扎科特诺娃于1979年被处决。1992年，法庭认定奇卡季洛才是真正的凶手。

鲍洛科夫和费季索夫可以断定，如果不是因为实验室的分析出现问题，他们本来可以早一些抓获奇卡季洛。但是他们两人很快就认识到，调查者们也犯下了很多错误，特别是在案件的早期调查阶段错误更多。1985年，当纳塔利亚·波赫立斯托娃在莫斯科遇害之后，他们没有从NEVZ工厂的相关记录中确认奇卡季洛在案发时在莫斯科出差的事实。1984年，有人发现在新沙赫提斯克市中心德米特里·帕塔什尼科夫和一个陌生人走在一起。但是民警们没有让这个目击者出来辨认奇卡季洛。塔季扬娜·佩特罗斯扬和伊琳娜·杜南科娃是两个认识奇卡季洛的遇害者。调查者们也没有将她们两人与奇卡季洛联系起来。但是这些错误与1984年通过血型调查排除奇卡季洛的谋杀嫌疑相比，后者显然更加严重。

内务部就民警在此案中的表现进行了两次内部调查。一次针对1979年判处克拉夫琴科有罪的决定；另外一次针对尤里·卡列尼克和其他与古科沃智障儿童之家有关的年轻人受到民警追查的事情。正因为受到民警的追查，导致卡列尼克在牢里呆了五年。

后面的这项调查显然进行得非常不彻底。1992年夏天，卡列尼克在接受采访的时候说，没有人找到他，向他了解他从前怎样供认自己是好几起“窄林”案的凶手。如果有人真的这么做了，他也许会听到非常骇人的说法。

卡列尼克回忆说，在刚刚开始审讯他的时候，“有个叫做瓦列里·别科列米什科夫的侦查员“会给我暗示”。他会说：‘我们一直在跟踪你。我们什么都知道。我们知道你杀了人。’他告诉我会用什么样的罪名起诉我。他还误导我。他不给我详细的情况，但是会给我暗示。他们把我当作傻瓜，因为我是从儿童之家里出来的。可我不傻。我知道有些事情和强奸、杀人有关——还把眼睛给挖了出来。

“刚开始的时候我说我什么都没干。但是他说：‘我们都知道是你干的。’他们恐吓我。他说现在我已经到了除了招供就别无选择的局面。接着他们说，我是个有智力障碍的孩子，就算我招供了，法庭也不会给我定罪。他们拿出一本法律书，让我看看有关的条文。别科列米什科夫拍着我的头——不算很用力，说道：‘好好考虑考虑。’然后就把我送回牢里。第二天，这一切又重新来过。”

“他们打我。”卡列尼克说。不是别科列米什科夫打的，而是他的手下。“在我回到监号的时候打我。还把我扔进囚车里打我，是一个警员干的。”

问到卡列尼克是否被打伤的时候，他对此非常不屑。“让我告诉你，民警打人的方法非常科学，”他回答道。“他们不会留下痕迹。他们知道该打哪个地方，例如，腰肾等地方。他们用毛巾裹着手，这样就不会打出血。这样的事情他们干得太多了，而你和他们相比太单纯，太弱小了。他们会对你说：‘你没有任何证据。我们总是正确的。’”

在有了几天这样的经历之后，卡列尼克只好屈服。他多少指望民警们对他的保证有效——作为有智障的人，法庭不会判他有罪。

“我招供了，”九年后他说道。“我还得为健康着想。要编造整个谋杀过程并不难，因为他们已经提到了很多犯罪详情。招供之后，他们没有再打我，还给我带来香烟。”

既然作出了不实供认，卡列尼克发现通过下一步检测是件容易的事情。调查者们给他看了三张照片，其中一张是遇害者。“刚一开始我会把另外的人指认为遇害者。接着他们会说：‘仔细想想。’你明白吗？他们在帮助我。于是我就指认另外一个人。”

他说，在指认犯罪现场的时候他们使用的方法大致相同。“他们给我提示，”他回忆道。“例如在新沙赫提斯克音乐学校。他们会暗示这一点。我知道要说我在音乐学校遇到了遇害者。他们用非常聪明的语言指导我。他们不会说，‘往那儿走。’不，他们有比这聪明得多的说法。他们会用暗示来办到这一点。时间过去很久了，我记不清到底他们是怎样说的，明白吗？如果我走错了地方，他们会说，‘好好想想！’”

俄国的嫌疑人在受到审讯的时候怎样获得有效的法律援助？任何人在听了卡列尼克的故事后，他都能够对此提出令人信服的建议。

与其他受到“窄林”谋杀案困扰的人们一样，尤里·卡列尼克没有在审判的时候浪费自己的精力前来旁听。在俄国崩溃的经济环境当中，他忙于维持自己的生存。1988年获释之后，他没有重操过去学到的工作：铺地板。他在古科沃的儿童之家当上了一名锅炉工，每个月可以挣到相当于几个美元的工资。这样他多少感到安全一点。他说，不论什么时候遇上民警，他都尽量避开他们。

瓦列里·伊万年科是维克托·鲍洛科夫在罗斯托夫同性恋社区当中的线人，在奇卡季洛被捕后不久突然中风。他全身瘫痪，丧失了语言能力，在六天后死去。他的母亲在几年前已经去世。他是个单身汉，没有朋友。他的葬礼是维克托·鲍洛科夫安排的。

鲍里斯·潘菲洛夫是几百个受到“窄林”案牵连的同性恋者之一。在出狱后，他一直在设法重新开始他的生活。他回到了学校里并选学了经济学课程，希望在俄国新兴的市场经济当中成为一个商人。

亚历山大·布哈诺夫斯基博士充分利用了经济机制转型的机会。他成为了一个从事医疗行业的生意人。他虽然依旧在罗斯托夫医学研究所里任职，但是自己已经拥有了一个名为“凤凰”的私人精神病诊所。他说，有些来到诊所里看病的人的情况与安德烈·奇卡季洛早年时期非常类似。他担心俄罗斯很可能爆发瘟疫一样出现许多连环杀手。

布哈诺夫斯基继续与民警局保持着联系。他常常为民警局撰写可以用于凶案调查的材料。他现在正在着手组织一次研讨会。这个会议将是个国际性的，预计在1993年召开，将专门对罗斯托夫的系列谋杀案进行讨论。奇卡季洛的案子自然是研讨会的主要内容。

几个参与过案件调查的民警人员获得了提升。弗拉基米尔·克列伊什尼科夫在奇卡季洛被捕后不久被提升为将军并调到了莫斯科。他现在是内务部刑事侦搜局局长，负责在全俄罗斯范围内追捕刑事犯罪分子的工作。

米哈伊尔·费季索夫更愿意继续留在罗斯托夫。在1991年8月的流产政变之后，共产党被停止活动。他退出了共产党。不久之后，在他的办公桌后面的墙壁上挂起了鲍里斯·叶利钦的肖像。费季索夫继续在民警局推行他的现代化措施。民警局有了电脑和新的带有无线电通话设施的警车。1992年夏天，他的办公室里有了第一台个人电脑。

鲍洛科夫被提升为中校，继续带领一支特别分队负责罗斯托夫的性犯罪调查工作。在“窄林”案调查期间，他办公室的文件柜上曾经放着克格勃创始人费利克斯·捷尔任斯基的肖像。现在他已经把这幅肖像取了下来。虽然他将奇卡季洛绳之以法，但是他却没有获得任何嘉奖。想一想在案件调查当中他与那么多的重要人物持有不同的看法，这样的结果不会让人吃惊。他担心的事情是，1996年他就要满50岁，到时候他可能拿不到上校警衔。如果事情果真如此，他将被迫退休。他不想放弃他的民警工作。

在他回忆起“窄林”案件的时候，他好像感觉到做了一场恶梦。他还记得，在那些日子里，他时常感到头疼；每一次乘坐火车，他都下意识地从每个乘客的脸上寻找凶手那双邪恶的眼睛。他并不相信宗教。但是有时候他觉得他应该感谢上帝，或者感谢某些自然的力量。是他们寄予了他意志，让他在8年的时光当中一直不懈地追踪下去。

在对奇卡季洛的审讯工作结束之后，他想将更多的时间用在他的小儿子马克西姆身上。他知道，因为民警工作和对“窄林”案的调查，他把抚养大儿子安德烈的工作大部分交给了他的妻子。民警局在罗斯托夫郊外一处曾经是集体农庄的地面上分配了一些地皮给警官们。现在鲍洛科夫可以在自己的地面上消磨更多的时间。他用篱笆把自己的地面围起来，在里面种上了葡萄、卷心菜、西红柿、辣椒，一棵梨树和一棵苹果树，给自己的菜单增添一点花色。

周末或者假日的时候，斯韦特兰娜可以照顾菜园。鲍洛科夫则开始修建自己的房子。房子用砖头搭建，有两间，还带一间阁楼。整个修建工作进行得非常缓慢，因为砖头和泥灰不好找，而且价格越来越贵。但是在奇卡季洛的审判结束的时候，他已经建好了墙壁并盖上了锡皮屋顶。他想，在完成内部装修之后，他就和斯韦特兰娜搬进新屋，把罗斯托夫的公寓留给他们的孩子。

他对一件事情坚信不疑：奇卡季洛一定会被处决。“只要有文明社会，就一定会有死刑，”他说，并对采访者提出这个问题感到微微疑惑。“我的看法应该是这样的：因为有这些恐怖的凶杀犯罪，所以死刑必须保留。”

他说，他觉得处理奇卡季洛的最好方式就是让刽子手用典型的俄国方式完成工作：在某个早上，在没有任何事先通知的情况下，刽子手来到监号里，将奇卡季洛带出号子，穿过黑暗的走廊来到行刑室，接着掏出手枪，对着他的耳部用一粒子弹打穿他那畸形的脑袋。

全文完

译后记：

奇卡季洛完全按照鲍洛科夫所预想的方式被执行死刑。他于1994年2月15日被处决。本书完成于1993年1月，当时奇卡季洛的死刑判决尚在俄罗斯最高法院审核当中，所以没有提及最后的处理。

根据手头有限的已出版资料，似乎科斯托耶夫在表功方面占据上风。在某些关于连环杀手的报道当中，“窄林”谋杀案能够破获，主要是本案检察官科斯托耶夫努力的结果（例如BBC的报道）。在此前民警们犯下了许多错误而且效率低下。费季索夫和鲍洛科夫在我手上的其他资料当中很少提及。

究竟是谁在调查过程中做出了最大的贡献，这并不重要。重要的是谁在案件侦破当中犯下的错误最大。作者除了贬低科斯托耶夫之外，已经很明确地告诉读者，案件的侦破之所以糜费时日，完全是因为这个国家的制度。这个制度才是导致侦破工作屡屡失败最直接的责任人。

……

在西方社会科学体系当中，有两个很熟悉的词语：语篇（discourse）和语境（context）。用福柯的观点来解释两者之间的关系，语境是网络，语篇是节点。无数个节点通过相互之间的影响，形成了彼此之间的权力制衡（power relationship）。在这片权力的大网当中，谁也无法逃脱一个时代特有的语境。

通过对以费季索夫、鲍洛科夫为首的罗斯托夫民警破案工作的全程描写，作者向我们描绘了一个效率低下、作风散漫、飞横跋扈的警察机构。他们殴打嫌疑人；在证据不明显的情况下，对嫌疑人进行长时间非法拘押；调查工作马马虎虎，有时候甚至到了草菅人命的地步——不信，看看那五个因为“窄林”案调查而枉死的人们！

通过对法庭审判过程的描写，突出了法庭不尊重法律程序，不尊重被告权益，甚至不尊重生命的特点。作者已经很明显地表示：如果在西方国家，奇卡季洛很可能因为被证明精神错乱而免于获罪（虽然他的余生会在精神病院里度过）。而法官阿库布赞诺夫干脆越俎代庖，亲自扮演控方角色，而且在审判过程中独断专行，引发了控辩双方的强烈抗议。这样的法律体系，值得信任否？

通过对血型鉴定的反复强调，对苏联生物医学水平表现出了强烈的质疑。连人的精液类型和血型检测都会发生误判的国家，能够有什么指望呢？对特卡岑科的谢尔比斯基研究所和布哈诺夫斯基的精神病研究，作者相对突出了这样的事实：他们采用了西方的研究方法，或者通过自己的研究，得出了类似西方科学家的研究成果。在这里面，西方和东方是截然不同的两个概念。从作者的角度来看，西方属于“我方”的范畴，东方则从属于“他者”，游离在我方体系之外，最终会被我方所吸收。

在被我方吸收消化之前，他者扮演着敌对的角色。所以谢尔比斯基研究所一定是一所罪恶的研究机构。就算研究所没有为克格勃这个臭大街的秘密警察机构服务，难道还找不出其他为克格勃服务的研究所？007的故事早就为类似部门上好了眼药。

再看看科斯托耶夫、亚述黑手党。我们又可以通过这个角度来批判苏联的民族问题；看看第八章对同性恋的调查，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国家对同性恋的歧视态度；看看全文当中无所不在的酗酒问题——连民警上班的时候都可以喝得烂醉——作者没有提一下戈尔巴乔夫上台的时候执行的禁酒令，这实在是太可惜了。

类似的场面还有。奇卡季洛的采购员工作反映出了苏联经济的弊端；他在梅泽沃伊大街的住宅反映了苏联糟糕的住房条件。总之一路数下来，还可以看到苏联境内民航服务水平低下、出差条件辛苦、儿童教育很失败等等等等，当然还要算一算历史的旧账，例如乌克兰的大饥荒。

作者的眼睛是个广角镜。在他的眼里，苏联的经济、教育、法律、科研、民族甚至交通体系无不千疮百孔。他拉起来的这张语境大网，反映出来的破洞就如同网眼一样多。

这个国家如果不是地狱，那离地狱也不远了。

那为什么这个国家还有理由继续存在着？

作者对这个国家的认识，并非建筑在对整个国家民族文化的认同与理解之上，而建筑在对特定的人群的认同之上。这些特定的人群秉承了普世的人文特征——在很大程度上也是西方的人文特征 —— 敬业与执著的鲍洛科夫和费季索夫、作为精神病研究先行者的布哈诺夫斯基、细致与缜密的特卡岑科，还有不太被人关注的同性恋线人伊万年科——作者多少给了他一点理想主义色彩和同情笔调。

作者在这些角色身上寄予的希望，与苏联解体国家转型后的社会背景契合，在全书结束的时候略略减弱了本书阴暗陈闷的色彩，多少给人带来一点振奋的感觉。但是，贯穿全书的还是那样的色彩——与电影《1984》和《大敌当前》并没有什么不同：阴暗、冷漠、灰色。街道永远肮脏、尘土飞扬、垃圾遍地；人们永远行色匆匆，不苟言笑；公共设施陈旧不堪——庄严的法庭里破破烂烂的设备。

俄罗斯意象当中的森林成了血案发生之地；顿河污浊的河水在流淌，一边就是杀人现场；白雪掩盖之下的尸体要到春天才能被发现……

森林、白雪、静静的顿河、林间的小屋，莫非这一切都与罪恶有关？

那些喜爱诗歌的人们，在书中又有何踪迹可寻？翻遍全文，只有酒鬼和无家可归者出没于火车站附近，用身体来换取一夜的温暖。

在全书完成十三年后，我依旧有理由相信，这个社会当中邪恶的一面仍然继续存在着。

这是广角镜视野当中的恶之花。我们带着恶意，甚至一种狂欢的心情来欣赏这恶魔的杰作。奇卡季洛所表现出来的人性之恶和这个语境之恶相比已经无足轻重。所有阴郁沉闷单调的故事，冷峻的笔调以及对死亡冰冷的描写，都是对这个社会、这个语境淋漓尽致的谴责。这个语境现在已经被粉碎、被打倒、被唾骂、被扔进历史的垃圾堆里遗臭万年。所以，让我们尽情地享受着批判的幸福，享受着言语的快乐。在痛快地批判之后，我们不要吝惜那仅存的同情与希望。把同情用来怜悯那些无辜的、可怜的弱者，因为我们在他们眼里就是上帝；然后把希望交给那些执著认真的人们，我们要把他们当作上帝的选民！

居高临下的批判者总是以上帝自居。

不要把我打扮成上帝，也不要把我描绘成邪恶的异教徒。每一次阳光照耀在我周围的时候，我知道你的身边一定是无边的黑夜。

看看BBC网页上的奇卡季洛形象如何：

我们再看看《时代周刊》这一期臭名昭著的封面：

当别人也带着上帝的目光审视我们的时候，我们心中会接受这样的同情和怜悯吗？

本书的翻译持续了两个月左右。在最后的几天里，狂热的工作和周围变幻不定的天气一直让我低烧不退。现在我可以松口气了。但愿大家看到这里的时候，能够和我一样，长出一口气之后，继续投入自己忙碌的生活之中。

这个虚幻的空间里，一切都只是凝固的永恒瞬间。

“这一刻我们的思绪飘忽万千”